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全文转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作者谢韬。《炎黄春秋》此文题目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原文最初为一篇书序：《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

   　20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2003年4月16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全属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 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2003年9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  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21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6%。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 “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比重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 “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年到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加到11690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2003年，创造了高于1978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11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更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2005年10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我以为这是27年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一部书稿。这书稿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部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1866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便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凭借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曾经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 “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 “度”。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2页）

　　我们党在1956年12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0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308页）

　　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当时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一卷，1966年人民出版社第962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这部书稿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书稿《导言》里指出：

　　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即这一套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这一套，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2004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这些说法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这一部书稿，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谢韬，教授。四川自贡人。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主持工作。1989年退休。撰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等论文

 

民主新论--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原]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可能保有它所取得的成果（列宁）”。

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及东欧的失败，其根源是什么？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正处在转变的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它将走向何方？怎样构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系？本书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某种对未来的构想。

上       篇

二十世纪末，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解体了。她的国家分裂、军队瓦解、经济崩溃，人民处于贫困和流离失所之中。赖以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轰然坍塌，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拉下了历史的帷幕，整整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暂时终结。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抛洒热血的先辈们的英灵在哭泣，列宁所创建的伟大事业被可耻地出卖和背叛！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于震惊之余，均在深深思索和反省，——应该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二十世纪初，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推翻了旧俄的剥削制度，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树立了一个光芒四射的灯塔。联邦成立后，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封锁和武装颠覆，建立了以集体农庄和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及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集权式政治体制。苏联共产党迅速组织人民恢复经济并动员全国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发展国防力量。短短时间，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及军事强国之一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战胜了不可 一世的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东欧战领区推行社会主义制度。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鼓舞，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组织了自己的政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摆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是：私有制消灭以后，如何建立与公有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却是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实践的足迹从未曾涉及的领域。首先，人类社会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就必然会发生商品交换。也即是说，商品经济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经济形式。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经济，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它通过分工协作。把人类社会联结成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依然是以交换为目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超越商品经济，因此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而不可以人为地消灭规律。市场经济是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最有效的模式。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而计划和宏观调控只能是次要的、辅助的手段。而社会主义者恰恰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和最根本的哲学原则，走上了一条通往绝壁的、注定要失败的道路。

 其次，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矛盾和对立是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同样，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经济内部的矛盾运动，——经济主体之间的矛盾和竞争是商品社会经济进步的根本推力。一个消灭了竞争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和进步的，其结果只能是停滞和衰退。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生产力解放的历史，也是劳动者寻求自身解放的历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身上的枷锁每减轻和去掉一点，社会生产就会得到巨大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得到了完全选择雇主的自由，他们焕发了巨大的生产热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然而一切的剥削社会中，劳动者都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工具的所有者与使用者相分离，从而限制了劳动者对工具的有效使用和技术创新热情，制约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生产力进步的客观要求。劳动者在谋求自身解放的同时，向私有制提出挑战，他们强烈要求拥有生产工具，以实现生产力的最佳组合方式。只有当劳动者完全有机地与生产工具相结合，二者融合为一，才能彻底解放生产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水平。目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实行作业班组负责制，给一线员工更多的自行组织生产和自我管理的权力，使工人与机器有效地结合起来，调动了生产者的热情，使得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而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名义上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结合，但实质上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工人对企业的资产并无占有、收益的权利。——“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一般工人都无可避免地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塔尔科特、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过程》）。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并未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故而寻求劳动者与工具的有效组合方式，乃是社会主义实践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要保有它所取得的成果仅依靠国家专政还远远不够，它必须始终如一的、紧紧地结成一个坚强的、有战力的组织，把涣散的、零乱的个体攒成一条线，团结、约束线上的无数个点，奔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历来的剥削制社会，总是少数贵族剥削、压迫占多数的劳动者，而且成功地统治了数千年。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者自身缺乏有效的组织，没有能把所有受压迫者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共同利益、共同敌人的战斗群体。虽有局部地反抗，但每次反抗者相对于整个统治阶级总是少数，并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反抗总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当共产党诞生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组织和团结工人、农民及其它一切被压迫者，结成一个具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庞大群体，寻求群体的自身解放时，被压迫者才最终获得胜利。被压迫者取得国家政权后，如何能保证国家权力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为多数人服务，而不至于论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利益工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资料为公有制，个人不能控制生产资料。但管理者手中的特权总能在财富分配中占有优势，最终成为社会的贵族阶级。而贵族与平民的对抗必然导致公有制的解体，而重新走向私有制和阶级对抗。如原始氏族公社向奴隶制的过渡就是明显的例证。所以，当被压迫者获得国家政权后，绝不可丢弃了自己的组织，更不可使自己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合。一旦群众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就必然会脱离群众，沦为权力贵族的工具，从而走向群众的反面。失去组织的劳动者只能坐视权力的“修正”，却无力抗争。所以，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抓住自己的组织，同国家权力进行始终不懈的斗争。——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才能防止权力的反动和国家的修正。

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并未建立起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和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有效途径，权力脱离了民众，逐渐走向了人民的对立。党的机构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成为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统治者，失去了自己深厚的群众基础，失去了对民众的动员力、组织力和凝聚力。虽然共产党的组织不断庞大，党员越来越多，它的权威反而越来越弱。人们入党只是为了获得进入政治权力机构的“门票”，并不是基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为人民谋利益的动机。党控制了权力，却失去了民众。一旦党组织离开了权力机构的支持，就会土崩瓦解。

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长期的不懈的“和平演变”。资本势力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武力颠覆的同时，一直在谋求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专制共产主义”。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资本势力意识到凭借武力是很难消灭社会主义的，遂更加积极地在社会主义国家培养亲西方势力掌握国家权力，以期实现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过渡。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有利于和平演变的诸多有利条件。

首先，西方的富裕和自由民主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民众有很强的吸引力。七十年代后，苏联六十岁以下的人均在红旗下成长、生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残酷缺乏深切的感性的认识，被剥削、被奴役的惨痛并未从祖辈的基因中给他们留下什么痕迹。——躯体的鞭伤早已愈合，谁还记得被奴役的皮鞭的尖锐的刺激？又由于冷战的对峙，一般人对资本社会很难有亲身的、较深入的了解。他们只看到资本的表皮——那就是所谓的富裕、自由、民主，却不了解资本自由、民主旗帜下阴暗的内核。而政府的宣传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陈词滥调，是空洞、抽象、言之无物、敷衍了事的令人反感的政治说教。政治宣传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发展及存在的根本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报道、介绍和评析，而是令人厌恶地苍白无力的攻击。久而久之，在民众的心里激起强烈的逆反，——“资本主义未必象你们说的那样不堪吧？”，和巨大的好奇心。加上长期以来，基层民主得不到拓展，民众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人民不能参与国家政治权力和享有经济支配权，他们感到自己只是官僚专制的对象，没有多少民主自由权利。——“我们早已丧失了主人的地位，只不过是官僚的奴仆而已”。所以他们对这样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了信心。——“社会主义与我有什么关系？它只能给人们带来专制和贫穷”。而对资本世界却有一种神秘的渴望：“人家多富、多自由、多民主啊！”——“我要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上一天，也不枉活过一回”。这样的心态绝非个别，而是普遍地存在着，建国初期那种翻身解放的自豪和兴奋早已荡然无存。所以，当社会主义制度一旦解体，民众只是冷冷地旁观，并未支持已失尽人心被宣布为非法的共产党机构的无力的抗争。民众的冷漠，官僚的盛行，实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悲凉的一页。

其次，官僚阶层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经济特权，为自己谋取私利，屯积了巨额的私人财富。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的史实极其相似，社会主义的战车在不可挽回地向私有制和特权等级制滑落。这些攫取了财富和权力的官僚贵族阶级，希望自己所取得的优势能千秋万代、永存不灭。那么最佳的办法就是建立私有制，废除公有制，以保护自己的特权和私产，更可以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伸手大捞一把。于是，这些贪婪的蛀虫就出卖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无耻地向西方资本势力举起了双手。国家一夜之间解体，四分五裂；国有财产被廉价地瓜分和侵吞。——没有经过艰难的资本积累，就产生了经济界的亿万寡头。新生的资本政权成了这些寡头们掠夺财富的有效工具和最佳的保护伞。

共产党在这场“和平”的过渡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悲剧角色。它不是站在民众一边，支持民众获得政治自治权和经济自主权，不是支持民众对官僚特权进行有效地制约；而是站在国家统治的立场，与官僚特权合而为一。利用特权攫取私利，最终抛开了自己的政治信念，成为官僚统治人民的工具，成为人民的反动。所以当官僚们要瓜分国有资产，实行私有制时，它孤伶伶地茫然四顾、无可奈何——到处是冷漠的，鄙弃的眼光。它早已丧失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它的号召只是空谷回响，却无法得到人民的有力支持。所以，当党的机构与权力相结合，脱离民众，走向人民的反动时，就已经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

在公有制社会中，权力一旦脱离民众的制约，就必然走向私有制，这是条不可逆转的规律。权力化为财富，私人财富的膨胀导致私有制的建立，已成为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我们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的过渡，社会主义苏联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条黑线。所以追求自身解放的民众，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要警惕权力的“修正”。组织起来，对权力实行有效地制衡，使权力服务于民众的利益，而不是堕落为获取私利的工具。

列宁虽然最早指出社会主义成功的关键是：能否“实行充分的民主”，但他的继承者却对此谶言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反而在专制的路上愈走愈远，终于走到了绝壁的尽头，却不思回头，一闭眼跳进了资本的深渊。

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一党执政的专制集权式政治结构，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

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然而，中国人的聪明睿智却从一开始就发现了其中的弊端，并力图改变之。

早在建国以前的延安时期，围绕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展开了争论。建国以后，这种争论并未结束，反而日趋激烈。六、七十年代的历次政治斗争，莫不以此为根源。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经济实力派力图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改良方针，给僵硬的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刘少奇的改良思维，虽有一定道理，体现了其敏锐的预见力，但提出的却不是时候。在建国初的经济恢复和工业初创阶段，计划经济能够集中和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投向国家急需的产业，使之得到迅速发展，其创造的高速度是松散的市场经济所无法比拟的。只有当工业体系建成以后，庞大的国民经济如何运行，计划方显出它的无力，这时，市场才能发挥它的巨大功用。而刘少奇的自由经济方案是在计划经济风头仍健，其弊端还未充分暴露出来的情况下提出的，很难在高层达成共识，也不易得到群众的支持，所以其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家对内专制的功用下降，民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自主权。然而国家却未能拓展民众参与政治的有效途径，而权力的日益官僚化倾向，也使民众看到了失去制约的权力的危险倾向。民众心中的不满和对立情绪在日益积聚，一场更大的群众风暴已在酝酿之中。苏联国内的修正主义也使伟人毛泽东深自警惕，暗暗寻思：“如何防止中国修正主义倾向的出现和泛滥？”——“毛坚信党正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新阶级，一个掌权的官僚上层，一个脱离劳动和人民的官吏层”（埃德加、斯诺的《漫长的道路》）。所以毛泽东得出结论，唯有彻底铲除这些官僚，社会主义才能成功。于是他通过巨大的个人号召力，动员人们打倒政治权力机构中的特权阶级，——“踢开党委闹革命”。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下，党的组织和国家权力机关被摧毁，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然而毛泽东的悲剧在于：权力官僚化、私有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着权力腐化的政治土壤和气候，不改变权力运行的环境，反而铲除了禾苗，实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权力的本质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恶的倾向，必须对权力实现有效的制约，把其“恶”的一面的危害性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否则只要存在权力腐化的温湿的肥沃的土壤，它私欲的恶苗就会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永远无法根除。所以“文革”虽然摧毁了旧政权，而新掌权的革命造反派反而更贪婪、更具有腐化的倾向。最后，无可奈何、心灰意冷的毛泽东不得不依靠被打倒的官僚们重建国家的政治秩序。

“文革”的社会动员是巨大的，动员了全社会的政治参与热情，建立了无数的基层群众组织。然而，这种动员缺乏长期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合法的政治参与途径，其结果是牺牲了现存的政治秩序，使全国陷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最后不得不借助军队的力量来结束这种混乱。这种剧烈的社会动员，由于没有纳入合理的法律制度范畴，使之成为民主进程的有益推力，而是以激烈的武斗和内乱，冲垮了一切秩序，造成了惊人的破坏，使正在创建的国民经济体系处于停滞瘫痪的境况。迅速扩张的政治参与，冲垮了旧的体制，却未能建立起新的民主政体。这种极端的大民主，实际上导致了政治的大倒退。——“人类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只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逐步展开，绝不可能靠群众的自发的革命来完成。

“文革”极左派既然未能将民众的政治热情化为有效的民主制度，那么它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 

中国将向何处去？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深深知道，过去的路走不通，必须进行改革。然而几十年形成的政治教条已经在民众的心目中扎下了根，如何破除人们思想的禁区，把群众从盲目的政治热情中解脱出来面对现实，就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的标准是我们过去建立的错误的政治教条，还是现实的实践？如果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早已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确认的铁律，那我们就要面对经济发展陷于困境的现实，而没法去改变它，而不是把过去的一切都神化而不敢触动。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把人们的思路引向现实的、正确的轨道上来。

改革的首要对象就是僵化的经济模式，必须发展自由经济成份，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人思想中固有的“原则”与“灵活”，为改革提供了某种变通的可能性。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绝不可能像苏联那样放弃社会主义平等的理想的。中国发展自由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充满活力的西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的契合点。找到了这个点，改革就会获得巨大的成功；找不到这个点，改革就会惨败。把改革视为“走钢丝绳”、“如履薄冰”，最能反映改革者当时的心态。

改革的第一步是解放农业生产力，取得农民对改革的支持。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领导人深深知道，如果党不能赢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农民是最务实的，如果他们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就会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力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农村生产力还处在极低的水平，生产工具落后，农民生活极其贫困。而农村的集体经济，由于缺乏合理的组织和有效的动力机制，使得生产停滞不前，全国缺粮的现象非常严重。所以，给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乃是关键之所在。

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所有权仍属集体，经营权交给农民。农民在分得的土地上自主经营，不受干涉；而土地的所有权仍属集体，有效地防止了土地兼并和私有化倾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迅速提高，缓解了全国缺粮的压力。在粮食生产的基础上，鼓励农民从事多种经营，增加了收益，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农业技术得到广泛推广，生产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改进。然而，这种以户为单位的分散的小生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农业必须走大规模机械化耕作的路子，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分散的小生产只能是“临时抱佛脚”救急而已，却不能作为长久的国策。如果我们放弃农村，让农村在分散的小生产格局里自生自灭，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永远是一个遥不可期的梦而已。请问，中国众多的亿元村，哪一个是靠这种分散的小生产发展起来的？农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前几年常见诸报端的有一种较流行的提法，就是农村的土地完全私有化，走土地兼并规模经营的路子。——把全国的土地集中到农业资本家（美其名曰：“种田能手”）之手，土地大量兼并，从而使农业经济走向机械化、规模化经营。且不论广大的农民能否驯服地把自己视为命根子的土地交给所谓的“种田能手”，即使能顺利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成功地集中，但是，如何安置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呢？须知这一批人绝不会是少数，全国至少有四个亿。就城市的工业发展水平来看，不可能吸取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如果这些“流氓无产者”饥贫交加、造开反来，那可绝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绝不能这样快就忘了。土地兼并的途径在中国是不大能走通的。

农村的出路何在？

农村经济成功发展的典型很多，这些发展模式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渐进式农工商一体化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

有人担心，发展集体经济，会不会又回到建国初期人民公社化时期“老牛拉破车”的生产方式？

人民公社化时期集体经济形式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

    （一）   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极低，文盲、半文盲占了农业人口的多数，农民接受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极慢，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盲”遗产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新的耕作方法很难在农村得到推广；农业生产主要是钁、锨、犁、耧和耕牛等原始工具；手推车、架子车、马车和牲畜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这些现在普遍使用的农业机械在当时非常稀少，基本上是公社农机站才拥有少量几台，生产队一般没有。受当时经济环境的制约，生产的对象和范围仅限于粮食产业，经济作物很少种植，也根本未发展工商业。粮食作为初级产品，它的价格不可能太高，而农民又缺乏其它收益，所以生活极苦。教育的滞后，工具的落后和生产范围的狭隘，都严重地限制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二）集体经济管理混乱，不能组织有效地生产。没有实行必要的利益刺激机制，农民缺乏生产的热情和动力。干活的时候大家都去，男的出勤一天记一工，女的记8分。年终按工分并综合人口因素分粮。农民辛劳一年所得聊聊无几，往往连养家糊口也不够。

（三）   行政管理代替企业管理。从本质上来讲，农村的自然村是个生产单位，应该遵循企业的经济管理规程，不应以行政程序来管理，——因为它不具有行政管理的性质和职权。地域疆界和行政管辖的分割和隔离限制了农业集体经济的规模化、集团化发展。

以上三点是制约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今，当农村经过二十年的“自然发展”阶段以后，是否具备了发展集体经济的条件呢？

实行自然经济形式还是集体经济形式，是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设定的，并非人力强加上去的妆饰品。政府的能动性就是通过宣传、引导、鼓励及政策优惠等手段，促使农业生产与最相适应的经济方式相结合。也即是说，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当合作成为农业生产的迫切需要时，集体经济才能应运而生。

改革以来，农村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科学技术在农村受到欢迎和推广，机械化农具已广泛地普及，农民的生产范围除粮食外已扩及到工商业的许多领域。农民已自发地组织起来，加入到市场经济的行列中来。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已具备了发展集体经济的必要条件。只要政府能够予以引导、鼓励并实行积极的财税信贷政策，农村的集体合作经济就会迅速发展起来。

当然，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绝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个慢长的艰难的历程。要区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生产领域，发展形式多样的不同层次的集体经济合作模式，逐步打破地域疆界和行政管辖的限制，使农业走上集团化、规模化经营的农工商一体化发展道路。

首先在生产水平较高、人均耕地较少的平原地区，指导、鼓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给予技术支持和低息贷款，鼓励其发展农业规模化耕化，并发展工商业经营。

要建立农业合作组织的民主管理制度，防止因公共权力的腐化使合作组织解体。目前农村残留的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混乱，负债累累，已濒临破产的边缘。其根本原因是未建立有效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干部常常是地卖光，钱花净，连帐也不交，就拍拍屁股走人。导致农村集体经济日益衰退。因此，要发展集体经济，首先必须建立完善的民主管理模式。由农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权力机构，决定合作组织的发展计划、投资方向及利润分配方式。农民代表委员会公开从社会上招聘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管理经验的人员担任农业经理、工业经理和商业经理，分别负责农业生产及工、商业经营。农业合作组织要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积极地吸收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来，以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信息知识，促使农村经济的腾飞。政府要鼓励城市人才到农村合作组织去竞聘业务经理及其它管理职位，用他们掌握的现代知识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农业科研机构要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把科研的最新成果向农村推广。

农村党的组织动员、组织农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力机构，并组织农民对其活动进行广泛的监督，党组织是权力制衡的核心力量，但不干涉权力机构的经营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监督——决策——执行”三位一体的权力运作模式，从而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化倾向，促使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地发展。

发展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受地域疆界和行政管辖的限制，可以自发地兼并其它集体经济组织，使其规模不断壮大，逐渐走上集团化农工商一体发展的道路。

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鼓励农村与城市的联合。农村为城市提供农业初级产品和制造业零部件；而城市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及智力支持，形化一系列城乡经济联合体。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当城市和农村携起手来，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时，才展开了真正腾飞的翅膀。

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思路虽然不错，但知识分子到农村以后，并未发挥其中坚力量，而是消极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造成了人才和知识的巨大浪费。今天，我们重新号召城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是要他们肩负起农村集体经济起飞的重担，以他们拥有的现代科学知识及其带动的资金、技术成为启动农村腾飞的巨大推力，从而极大地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避免城市人才与资金闲置的浪费，缓解城市就业的压力。

在农村改革的同时，城市工商业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首先开放商品市场，让部分工业产品自由流通。放松国家对价格的控制，部分商品实行市场调节价。自由市场的形成，商品价格的市场调节，使得商品的生产者再也不能无视产品质量和市场动向。企业必须行动起来，面对市场，自觉地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从而赋予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把企业从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中解放出来。

允许私人经商，私人办企业，私人资本充当了城市改革的急先锋。他们自发而迅速地冲破了价格的限制，促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对市场的形成功不可莫。——正是私人资本的壮大、发展，冲破计划经济的藩篱，使中国迅速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怪圈，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合而为一，从此，中国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开端。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经济，而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如果国有企业不能走出困境，社会主义的大厦将岌岌可危。市场经济只有一个法则——优胜劣汰。在当今中国多种所有制共存并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国有企业如果不能迅速完成自我的更新改造，建立现代民主企业制度，将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国家投资兴建的，资产属国家所有。国家充当了企业“监护人”的角色，企业并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面对市场，企业象个茫然无助的孩子，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归宿。所以，建立国有企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民主企业制度，使国企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乃是当前之急务。

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属谁？——国家吗？国家既然代表企业的产权，为了保证资产增值，势必要参与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否则将无法有效地对其资产进行监管。而政府参与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又为现代经济理论及市场规则所不容，——政府成了超级垄断寡头。这样岂不陷入进退两难的悖论境地？

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劳动者寻求自身解放的历史。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从重重镣铐中逐步解放出来，最后得到了完全的人身自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水平。然而，在剥削制度下，劳动者始终无法摆脱受奴役的地位，根源就在于劳动者自己不能掌握生产资料，——工具成了劳动者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结束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对立的情势，使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生产力诸要素的的最佳组合。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名义上的结合，但这是抽象的，没有化为直接的、具体的形式。只有当工人能自行决定与企业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时，——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直接相结合，才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

真正与国有企业资产有利益关系、血肉相连的是谁？是企业的工人。只有工人最关心企业的效益，他们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才是企业资产的真正所有人。——正是工人、农民及其它劳动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主人。把资产所有权还给劳动者，让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的财产。

工人如何行使企业的资产所有权？

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企业的权力决策机构——职工代表会议，代表工人行使资产的所有权。其常设机构在职代会授权的范围内活动。职工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企业章程，决定企业的重大投资方向及企业的分立、合并、变更等重大事项，——决定聘任或解聘企业的厂长（经理），——代表工人行使重大事项决策权及人事任免权。厂长（经理）自行聘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组建自己的管理网络；执行职代会决议，组织企业的生产经营，在职代会授权的范围内活动。

企业党的组织不干预企业的人事任免及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它是工人的组织者、领导者，将涣散的工人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党组织工人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职工代表会议，并对之实行监督；组织工人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广泛的监督。党组织下设调查科，对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及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全方位的跟踪调查。调查科配备必要的侦查设备及侦查手段，有调查、传讯、拘留权，无处分权。调查科成员以身份公开和秘密的相结合，各企业党组调查科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建立情报网络，编织一张无所不在的网络，使国企的腐化分子无所遁形。调查科的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其侦查的对象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渎职及腐化行为。
     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民主管理体制，实现国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良性循环，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成熟的市场主体。政府则不再主管企业，不再充当“监护人”的角色，而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以卫星、电脑（声脑、光脑）、光纤为基础的第三次通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信息技术日益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工业转向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大批量生产、在批量淘汰的“福特流水线”，已被更能适应市场变化的“灵活制造系统”所代替。“恰值其时”计算机一体化管理，将设计、加工和管理联成一个综合的、可塑的系统。智能流水线能生产许多不同品牌的产品，对多变的市场更具适应性。消灭停工待料和有料待工，实现零仓储，减少生产流程中不必要的过程，进一步降低成本，避免了生产与需求脱节造成的巨大浪费。在生产的组织管理上，由传统的“命令金字塔”结构，转向信息网络型结构，使纵向、横向的环节联成一个快速反应的整体。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中间管理人员，给一线员工更多的自由和权力，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管理成本。质量管理由质量检验阶段、质量控制阶段，转向全面质量管理（TOM），在产品的设计、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把关，降低了次品率，提高了产品质量和服务意识。而二十世纪末的全球企业兼并狂潮，使资本进一步趋向垄断，企业纵向系列和横向联盟的建立，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和排它性。

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市场，制造业应更新观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生产流程，加快对智能生产线的研究和推广。提高对市场信息的反应能力，减少库存，避免生产与需求脱节造成的浪费。增加对科研开发的投资，提高产品成本的智力含量；减少中间管理环节，降低产品成本的劳务支出。组建纵向系列和横向企业联盟，提高企业对世界资本的竞争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界有一种不良的倾向，即盲目地追赶和模仿，而忘记、抹煞了自己的创造能力。——不是去设法创新，而是去设法引进。只一味地盯着外国人的东西，却忘记了自己还有双手，可以创造更好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引进，但引进并非目的，而消化吸收后的创新才是最终的目标。追求短期利润的结果，使我们的创造力反而降低。因此，企业应充分挖掘自己的技术潜力，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加强企业彼此之间的合作，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迅速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政府应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支持。加大对信息产业及科技教育的投资；增加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加快智能生产线的研制和推广工作，迅速改变制造业的落后局面。国家银行的信贷政策，应该向制造业倾斜，增加对制造业的贷款，减少商业、服务业的贷款，使民族工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减小，以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依托信息高速公路及其它有效手段，建立国家信息中心，充分收集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信息，并对之分类检索、储存、研究，为政府决策、企业经营和科学研究提供准确的信息情报。

发行“科技债劵”，集中社会资金，兴办科学园区。吸引世界一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向新科园区集中，使新科园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基地。

制订《科研工作者及工程技术人员特殊待遇法》，为科研工作者及工程技术人员配备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提供免费医疗保健服务及购买住房的低息信用贷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改革高等、职业教育制度，推行一种“易进难出”淘汰式考核制度，用严格的考试和高比率的淘汰制度，改变校园里无所事事、不学无术的气氛。改变高等、职业教育思想，压缩基础学科，而增加科技发展史、高科技动态、信息工程学及工艺流程学等学科，培养大量工程技术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要充分收集、掌握信息，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教委给学校放权，学校给学科放权，最终教授什么样的课程，由学科决定。要组织科研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及企业界高层管理人员来学校作报告，使学生能及时了解科技动态及商界的需求，从而选择自己的学业方向。学科教学内容的制作，要广泛听取商界、科技界的意见，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工程技术吸收进教学内容中，使教育与社会紧密地结合。

建立商学院，直接从大学毕业生中召收学员，教授现代企业管理的最新模式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等知识，为商界培养高层管理人才。可以适当缩短学制，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培养尽可能多的管理人才。对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实行培训，使他们能接受系统的管理知识的学习。商学院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和淘汰制度，以提高毕业学员的质量。

鼓励私人银行业的发展，吸收国际资本来华兴办银行，使企业发展的主要借贷资金来源于私人银行。而国家银行应改变经营观念，其信贷政策服从于国家政治的需要，而主要投向农业集体经济、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基础设施建设、高新科技产业及科学教育事业，并为国家福利事业提供资金支持。

严格质量管理，成立产品质量管理中心，吸收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并配备先进的检测手段，建立全国质量检测权威机构。管理中心下设稽查大队，配备必要的武装及侦查、检测手段，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跟踪监督。对不合格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有权进行处罚；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其打击的重点是各地的制假窝点和劣质产品的生产厂家。要重罚，罚得这些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倒闭为止。质量管理中心自成体系，受国务院直接领导；经费由中央财政支付。管理中心确认某种产品为不合格，如相对人提出异议，可以要求其它权威机构重新检验或提起行政诉讼。

制订《企业与产品强制淘汰法》，对技术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不高，或资源浪费极大，或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依法强行取缔；对行业评比落后的产品，或低于国家质量标准的产品，禁止其生产、销售。该法的有效执行，将起到过滤器的作用，将落后的企业和产品扫进市场的垃圾堆，促使经济健康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私有企业发展很快，但私有企业劳工保护还是个空白，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据报载：某高档餐馆的老板要求员工吞掉餐盘中出现的苍蝇，报酬是二百元并一周假期；许多私人小厂雇佣工人封闭做工，强制劳动，随意殴打虐待工人，甚到将完不成任务的工人打死。又如某些外资企业对员工进行搜身、罚跪等，这些严重侵犯劳工权益的现象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惩罚。工人不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甚至连人格尊严、生命权、健康权和性自由权也一并出卖给资本家。而社会对这种现象也听之任之，麻木不仁。因此应尽快制订《私有企业劳工保护法》对侵犯劳工权益的行为进行严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不要忘记自己的宗旨及赖以存在的基础，要积极发挥自己的领导、组织功用，在私有企业及社会的最底层秘密发展党员，组建新的，有责任心、有战斗力的劳工工会，团结起来，同各种侵犯劳工权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改革开放二十年，社会财富的集中是惊人的，全国居民存款的80%掌握在20%的人手中。贫富的两极分化，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改革决不能导致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

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广大的民众却争扎在贫困线上，社会的购买力相对降低。，大量的产品积压，人们却无钱购买，形成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尽管国家一再降低利率，商品价格也一降再降，但并未根本改变产品大量积压的局面。如果社会财富进一步集中，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危机的灾难亦将在中国重演。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干预收入的再分配，防止普通民众的贫困化，则必然会爆发经济危机，给刚起步的经济以灾难性的打击。规律是任何人也逃避不了的，既然要发展资本主义，那么经济危机的噩梦始终将伴随着你。“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的，财富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可行的对策是开征累进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遏制私人财富的恶性膨胀；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同时加大对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支持，使公有制经济能迅速发展壮大，逐步减小私人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率。

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就不要计划了？综观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工业体系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创造了任何市场也不能比拟的高速度。计划经济的优势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激光效应”，能动员巨大的社会财富和人力支持，朝一个共同的明确的目标前进，从而推动经济跳跃式发展。如近几年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信息业的飞速发展，就是国家计划推动的结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也是计划经济和现代管理相结合的产物。——“管理局在十年左右建成了十六座大坝，其工程量相当于美国在一个世纪中铁路建筑的总工程量；消除了水患，使650英里的河道通航；建造了一系列的内陆湖及数以百计面积达数千英亩的公园和游乐区，植树约两亿株；扫除了疟疾，恢复了一度被判为贫瘠得无法耕种的土地的肥力。大大加快了工业的发展，使整个区域的进步速度加快了半个世纪”（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美国精神》）。

所以，计划经济在投资和建设阶段确有着市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一旦某个企业、某个产业或某个体系建成以后，如何运作，“计划”则显得力不从心，它必须给市场让位，让市场规律去发挥功用。“市场——计划——市场”交替发挥功用，既能有力地拉动经济的进步，推动经济跳跃式发展；又能保持经济的活力，不至于被计划所窒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即保持了经济的蓬勃活力，又避免了资本主义财富过度不均的

弊端，为发展中的民族国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政治上觉醒的人类在朦胧地渴望其未来有某种明确性，渴望有某种为人类普遍接受的正义标准”（赫比格涅夫• 布热津斯基《全球不平等现象》）。

人类正义的曙光在东方升起，社会主义中国，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上篇主要论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及中国改革的历程，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农村现代化的途径进行了设计：

（一）、让工人拥有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权，享有资产处分及收益权。在此基础上，建立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

（二）、使农村走上农商结合的集体化发展道路。

限于讨论的问题太多，又不想写的太长。许多地方只是提出了观点，并未做深入的分析。有点蜓蜻点水的味道，以后有机会，再与朋友们探讨。

下篇将着重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主要围绕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开讨论。党又如何定位自己在国家政体中的位置？

 

下                    篇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问毛泽东主席，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命运。主席道：“找到了，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政息人亡”。

然而，一代伟人的悲哀在于，他始终未能找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途径。当有人称赞他改变了整个世界时，他道：“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近效的几个地方”。其心境的悲凉可见一斑。

中国的政治体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金字塔式”中央集权结构。其缺点是：党的职能与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不分离，党行使着最重要的国家权力（决策权、人事任免权），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权力机构及其执行机构缺乏有效地外部制约机制，而权力内部的横向分权和纵向环节制约又太多，——对外缺乏制约，对内缺乏效率。基层民众的政治动员、组织程度太低，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不畅。其根本缺陷就在于对共产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存在着基本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于黑暗、混乱的二十世纪初叶，它的建立象一盏明灯明亮了革命者前进的道路。共产党的纲领代表着中国人民建立平等、自由社会的理想，是无数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精神支柱。党建立了自己严密的组织体系，执行着铁的纪律；组建了人民军队和边区人民政府，最终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美国强大武力支持下的国民党独裁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创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后，党动员、组织人民并依靠国家权力机构的支持，消灭了剥削制度，打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政治颠覆，独立自主地建成了国有工业体系和农村集体经济体系，消除了百年匪患，消灭了黑社会组织及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国家政治稳定，人民政治自由和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出现了良好的开端。

前面我们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的过渡和苏联的解体过程中已经分析过，在公有制社会中，部分人利用手中掌握的特权或其它优势在财富分配中占居优势，成为社会的贵族阶层。而贵族阶层总是试图永远保有其私有财产的优势，因此他们力图将国家权力异化为其私有财产的保护工具，从而最终导致公有制的解体，私有制国家的出现。所以当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选出自己的代表执掌国家权力后，客观上就为自己树立了潜在的最危险的敌手，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牢固地控制国家权力，使之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而不至于异变为私产的工具。无产阶级除了选拔自己的优秀代表掌握国家权力并对之实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外，还必须拥有一个团结的、有战力的党派组织。民众同权力做斗争的唯一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组织，只有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结的、有坚强战斗力的群体，才能最终战胜权力贵族，使国家权力始终服务于劳动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共产党当仁不让地成为民众的组织者和联结的纽带，成为群体的核心和灵魂。而一旦党的组织与权力贵族相结合，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和官僚，而无产阶级又缺乏高度的自我组织，整个国家就无可避免地沦为私有制的过度，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个最明显的例证。

党的力量源于民众的动员和组织，一旦她脱离了民众的支持，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党的官僚主义倾向日益严重，而民众的失望与不满也在逐渐积聚。所以，当伟人毛泽东振臂一挥，应者云集，“文革”的狂潮很快就冲垮了党的机构和国家权力机关。——党在民众中是那样的孤独和无力。

“我们所有机关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1921年）。

导师的神秘谶言，铭刻在无产阶级欢庆胜利的界碑上。在胜利者眼中，这是一个不调和的音节，没有什么人愿意相信它——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象征，却很少有人理解这个深刻的悲剧预言的真正内核。

在社会主义的诸多领袖中，对民主认识最深刻的莫过于列宁。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劳动者对社会经济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但为何他的继任者却无一例外地走上专制集权的不归之路，而偏离民主越来越远呢？导致这种政治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严峻的国际局势，迫使国家必须建立集权制来充分调动一切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反侵略战争中。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存亡，而不是普通民众的民主政治权利。可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备战、战争和医治战争创伤的过程中进行的。战争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要求集中使用国家人力、财力和物力，迅速发展强大的经济基础，尤其是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只有不断加强国家权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

（二）、落后的经济文化现状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是制约苏联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俄国是个后起地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封建农奴制残余大量存在。一战前，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占76%，从事工业的只有10%。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为42%，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

由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经济文化落后，所以历史传统的影响十分强大。世代绵延的专制统治，使俄国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传统中缺少自由民主的思想，更多的却是专制集权的观念。

经济文化的落后，民主意识的淡漠，为建立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国家权力的极度膨胀，列宁所创建的民主制度不断被削弱。国家权力成为资源配置和产品分配的基础手段，权力被无限放大，而民主的制衡作用则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权力的失控，民主的萎缩，正是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源之一。

（四）、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失效的最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虽然名义上相结合，但并没有真正融合。企业资产属国家所有，工人对企业的人事任免及资产的管理、收益、监督权利被剥夺，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太大的提高。而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收益和监督权利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一旦劳动者丧失这种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五）、党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错误定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失败的又一重要因素。权力和制衡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缺少权威的政权难以生存，而失去制约的权力会将一切美丽的设计都变成贪欲之果。二者的有效平衡，才是政治稳定的基础。

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国家政权还极不巩固，党对国家权力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果放弃对国家权力的掌控，社会主义政权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当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国家权力极度膨胀之后，党如果继续掌控权力，将会使权力与制衡的天平失衡。民众一旦失去对权力的制约，社会主义民主就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党应该归根返本，脱离国家权力组织而领导民众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使国家权力始终服务于劳动者的利益，而不是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然而，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却始终站在权力的颠峰，在专制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成为无产阶级的反动力量。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这样被葬送了。

虽然党内许多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性，毛泽东甚至发动了一场大革命以摧毁官僚主义的权力大厦。然而，一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均收效甚微，官僚主义反而益发盛行起来，原因何在？

官僚主义是专制特权的产物，而对付专制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民主。所以一个社会它的民众的组织程度和民主意识愈差，它的民主制度愈不健全，官僚主义就愈发盛行。失去制约的权力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四处肆虐。

对权力的制约，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社会的、民众的广泛的监督，权力内部的监督作用往往十分有限且易导致效率的丧失。而民众的监督不是空泛的政治口号和抽象的概念，而必须化为实实在在的权力，化为具体的法律和制度。

无组织的群众是涣散的、没有战斗力的，不可能对权力实行有效的外部制约。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结成一个有共同目标、共同利益的有战斗力的群体时，它才能释放出无坚不摧、可畏可怖的能量，令任何反动派颤栗不已。

在民众与国家权力这一双即相对立、斗争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矛盾共同体中，民众处于被统治、被管理的地位，时时面对国家暴力机器的威胁，属相对的弱者。然而它的优势却是多数，只要把这个分散的多数组织起来，就能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它将始终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它必须站在民众的一边，回到民众中来，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泥土之中，与大地的力量合而为一。这样，党才能具有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威。相反，如果党的机构脱离民众，与权力相结合，就会丧失自己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就会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社会主义制度失败，就是明显的例子。

长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存在着一种认识的误区。认为共产党只有牢固地控制着国家权力，就能保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其效果却刚好相反，一旦党控制了权力，就已经站在了民众的反面，成为官僚特权阶层统治人民的工具。——民众与权力的天平剧烈失衡，权力泛滥，民主制度遭破坏。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的基础，本身脱离民众，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因此党控制国家权力的结果是：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相反，党如果始终坚定地站在民众的一边，代表民众的利益，坚持不懈地同国家权力作斗争，成为国家权力外部制约的核心力量，从而保证权力始终代表民众的利益，成为预防权力腐化的最重要的工具时，党将赢得广泛的支持，从而获得真正的权威。

所以共产党的组织对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错误定位，是导致社会主义实践陷于困境的根本政治原因。社会主义要想走出困境，打破僵局，党就必须改变那种传统的错误的自我定位，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来，成为民众的组织者及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党组织民众参与基层民主政治活动，领导民众对权力机关进行监督，成为社会监督和权力外部制约的核心力量。这样既可以防止权力的腐化，保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巩固了党的政治基础。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党组织民众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代表人民行使重大事务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批准颁布法律权，保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动员、组织民众对其代表机关及立法、司法、行政、军事机关的活动进行广泛的监督制约。

党组织下设调查局，对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的活动进行跟踪调查。调查局配设必要的侦查手段（调查、传讯、拘留权）和技术装备；下设情报科，建立政务官员的个人履历、财产状况及人际关系档案。调查局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有调查、侦查权，但无处分权。调查局的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其工作人员应该及时流动。在某一地方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五年。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的核心，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其常务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在人大授权的范围内活动。常委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对立法、司法、行政和军事机关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设立预算委员会、编制委员会，分别审查立法、司法、行政和军事机关的年度预算、编制计划，提出修正方案，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由一个或数个选区组成社区，社区内人大代表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交流信息，交换观点和看法，提出议案或建议，交人大常委会参考。社区是人大了解社会的窗口和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

立法机关从人大分离出来，收集研究政治、经济、文化信息，起草和制订法律；审查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合法性。经审查认为司法解释、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命令有违法之处，属同一级制订颁布的，报同级人大或上级人大予以废止或修改；属下级制订颁布的，直接予以修改或废止。

行政法院从国家审判机构中分离出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不受地方政府制约。行政法院受理辖区内行政争议案件，其受理范围可以扩大到对地方性抽象行政行为和部分内部行政行为的诉讼。行政法院的法官应有严格的限制，必须取得法官资格，有法律本科以上学历和行政工作经验。使得行政法院的法官即有渊博的法律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行政工作经验，从而准确合理地处理行政争议案件。

地方行政首脑，由共产党的同级委员会、同级行政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及地方民主党派各推举一名候选人，参加竞选，由同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产生。

行政首脑自行任命下设机构的负责人，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行政首脑有权决定下设机构的设置及人员编制报同级人大批准后实施。

减少行政机关内部的分权制约，精简机构，减少决策环节，提高行政效率。横向各部门应明确界定职权，消除权力的交叉和空白。

行政机关要依托信息高速公路，建立自己的信息管理网络，加快信息的横向交流和纵向联络，准确把握信息，及时作出决策，提高机构的整体反应能力。尽可能地减少中间环节，把具体事务的决定权交给一线公务员，放权加责，让他们独立作出决策。成立3——5人政务小组，由小组协商处理日常事务。各政务小组通过信息网络与机构负责人或行政首脑联络，去掉中间管理环节。行政首脑下设顾问团（组），为行政首脑提供咨询意见，协助其作出决策。顾问团（组）成员由行政首脑从社会聘任，不属公务员序列，不受公务员资格的限制，其经费列入行政预算。行政结构图：                                                                                            
    A政务小组
    B政务小组     （信息网络）——行政首脑——（信息网络）——顾问组
    …　…  
    特别政务组
    后勤小组                                


      
         （县、区行政结构图）

形成一种人员很少，机构精简，效率很高的行政运作构架。
    普遍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以强制执行权。把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给司法机关的做法并不可取，——以牺牲效率而实现权力制衡的状况应该改变。行政首脑下设法警大队，配合各行政执法机关的强制执行工作，以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

政府既是社会的管理者，又是民众的服务者。要强化服务意识，树立文明形象，去掉“官老爷”的恶习。如公民（法人）申办有关证（照），能办的立即办；需要调查审核的，制作申报卡。申报卡应注明申报人姓名、住址及通信办法，提供的证明材料，申报时间及领取证（照）时间等事项，签章后交给申报人。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或承诺的时间内作出处理结果，或准发证（照），或不准。不予颁发证（照）时，应制作决定书，说明理由，通知申报人领取或送达给本人。

行政机关面向社会的一切收费项目，均应报人大批准。未经批准的收费一律为非法，禁止无合法源泉的收费项目。

消灭政治八股文。在部分公务人员的讲话及行政公文中，充斥着官僚化、格式化的语言和抽象的说教，让人看（听）了晕头转向，不知所云。这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务实精神的体现。所以，要提倡一种形式活泼、言之有物、简洁明快的文风。不文过饰非，有什么说什么，实实在在。这样民众才有兴趣看我们的公文，听我们的演说，也才能了解政府的政策，更好地配合和支持政府的工作。

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实现人才的自由流通。凡具有国家教委承认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受户籍管辖的羁束。任何地方均应按照本人的请求给予其当地居民待遇，户籍管理机关不得拒绝接收或迁转其户口。实现公务员的自由流通，只要获得国家公务员资格，即可自由迁转户口。

军队是保卫国家的长城，而军事机构的腐化尤其令人担忧。它使得军心涣散，——“兵无志、将无勇、帅无谋”，失去了应有的战斗力。所以应建立军队的民主制约机制，以遏制军队的腐化。

建立军人代表大会制度，由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军人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军代会对军事指挥以外的重大事项有决定权；对现役军官行使罢免权，但无任命权；任命军事法院的院长和军事检察院的检察长；设立审计委员会，对军费开支及军用物资的使用进行审计监督。班、排、连设立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自我管理机构，可以化解矛盾，调处纠纷，并对军官有建议权。

军队党的组织负责组建士兵委员会，并指导其工作。组织士兵及中下级军官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军人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并对其进行监督。党组织下设调查处，统辖宪兵队；对军代会常设机构、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军事指挥机构及其它军事机构的活动进行广泛的监督调查，有调查、传讯、拘留权，但无处分权。

通过建立军队民主监督制度，有效地改变军队的官僚腐化倾向，创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人民军队。

公务人员的渎职行为，严重腐蚀着国家的权力基础，其隐形的破坏力超过了任何普遍的刑事犯罪。我们有的地方行政官员，为了多征几个税，默认和放纵私人资本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使得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泛滥成灾，民族工业产品的信誉一落千丈；在局部利益的驱动下，掠夺性地开采国家矿产资源，使南疆的千里牧野化为沙尘，大量牧民流离失所；因为收受巨额工程回扣，放松对工程质量的监督，使得耗资亿万的建设工程成了“豆腐渣”工程。而这一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的渎职行为，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官越做越大，钱越捞越多，悠哉游哉。而刑法对渎职犯罪的处罚太轻，没有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消极的不作为是渎职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应该行使管理权的事项，因为无利可图而不予理睬；或者因为有利可图而放弃职权，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违法犯罪采取放任或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任其肆虐。第二是作为的渎职，表现为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无利避之；有利趋之。“权力成了致富的捷径。政治的主要目的不是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促使私利的实现”（塞缪尔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渎职行为应该严惩。对普通违法行为，永远开除出权力体系，并对其渎职造成的损失追究其相应的民事责任。对渎职犯罪，应参照渎职所导致的损失，以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刑法，进行处罚。

党所领导的国家调查局，要充分发挥公开和秘密的功用，紧紧依靠群众，毫不留情地打击渎职违法和渎职犯罪行为。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使社会失业人员增加。而大量失业者的存在，也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稳定性。“饥贫生盗心”，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无业人员的生活及再就业问题，必然会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给失业者发放救济金，对其再教育给予低息信用贷款。同时在某些公共工程的建设中吸收无业人员参加，以工代赈，以缓解失业的压力。

人口的增长，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必然导致失业人数的增加。所谓“机器吃人”，是现代工业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政府除了完善失业保障制度，拓展再就业途径外，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缩短工作时间，增加从业人数。社会的进步，自动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原来2至数人一个工作日的工作量，现在一个人一个工作日即可完成，使得大量的劳动力因技术进步而闲置。因此，有必要减少在业人员的工作时间，从而相对增加从业人数，降低失业率。而工作时间的减少，也使劳动者有更多时间从事学习、科研、艺术活动，从事旅游及休闲活动，使得劳动者从工具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从事自身的修养。虽然缩短工作时间，增加从业人数，会增加产品成本、加大财政负担。但从业人数的增加，可以增加劳动者的整体收益水平，扩大产品销量，增加整个社会购买力，预防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从而促使经济的发展走向良性循环。

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幼不失怙，老有所养”。使民众的生活、医疗及住房等能得到切实的保障，创造一个温馨、和睦的社会环境。

“改革者必须格外谨慎，明察细择，重视变化的方式、技巧和时机”。采取把问题分而治之的“费边式”策略，一个时期只干一件事。尽量减少、分化改革的反对势力。中国的改革更要注意方式，要正确把握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从基层到高层，逐步推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改革。

应该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党组织绝不可轻率放弃对国家权力的领导和控制。必须在社会的最底层巩固和建立党的组织。首先应该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有企业中重建党的组织，动员和组织广大的劳动者，建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并使之得到巩固的发展。通过积极的财税政策和国家银行信贷倾斜，促使农村集体经济和国有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增加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率， 逐步削弱私有经济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使共产党获得广大的劳动者的真正信任和支持，党组织才可以逐步与国家权力相分离，而走向对权力的制衡。重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依赖于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只有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权利，才可以获得劳动者的信任和支持，基层党的组织才可以建立、巩固和发展壮大。只有为劳动者真真正正地谋取利益，并代表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基层党的组织才能获得适宜的生存发展环境。建国五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建设绝不能停留在空泛的政治口号之中。没有基层民主政治的建立，党建只是一句空话。党的基层组织只有动员和组织民众对国有和集体资产实现有效的占有和管理，对公共权力实现有效的制衡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并发展壮大。党建立并巩固其在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以后，才能与国家行政权、司法权相分离，而建立对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绝非所谓的平均。它是消灭了权力和资本参与社会分配所造成的绝对不平等，而转向依靠人的智力和劳动能力及职业、环境机遇等差别而造成的相对不平等。由于社会个体的差异，必然导致其收益水平的差别，这是任何社会无法避免的现象。但是，这种差别是有限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缩小。而在剥削阶级社会，由于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社会收益趋向两极分化，而且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差别愈大，社会不平等现象愈严重，使得整个社会分裂为两个政治、经济直接对立的阶级。这种阶级矛盾的对抗，必将破坏社会系统的稳定，从而促使剥削制度的灭亡。消除这种绝对不平等现象的根本途径在于，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使劳动者从工具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解放劳动者，消除社会绝对不平等现象。社会主义不可能消除社会个体的差异，亦不可能避免因个体差异而导致的收益差别。相反地，这种收益的相对不平等，也正是社会存在竞争，生产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社会主义仅仅是要消灭特权和资本参与社会分配所造成的绝对不平等，而不是消灭个体差别形成的相对不平等。它反而需利用这种相对不平等，来促使个体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道德价值观也截然不同。被奴役的群体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物质生活条件；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去改进生产工具，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劳动者群体视智慧、创造、勤劳、节俭为美德，而鄙视一切不劳而获、奢靡浪费的行为，把创造和劳动视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因为必须密切无间的协作，才能战胜各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因此把团结、友爱、互助视为人生价值的第二取向。因为必须同数千年奴役其人身、掠夺其成果的贵族统治阶级进行始终不懈的斗争，以求得劳动者自身的解放。因此把为群体的共同利益而放弃私我的集体精神和勇敢、牺牲为美德，把追求平等、自由及人类自身的解放、反对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为根本的价值取向。而贵族特权统治阶级则以蔑视劳作的闲适、浪费的奢华、追求感官刺激的个人享乐、掠夺的贪梦、奴役的残忍为其道德的特色，以维护对劳动者永久的奴役和掠夺、维护私有制和特权等级制，为其人生价值的根本取向。随着奴隶的解放，民主制度的发展，奴隶阶级的道德价值观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已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道德价值观。而贵族阶级的侵略掠夺、奢靡浪费和追求享乐的价值观，正日益被摒弃。而贵族的最后一项特权道德——“不劳而获”，也终将随私有制的灭亡而被人类最后所唾弃。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特权等级制最终被消灭，权力和资本不再参与利益分配，知识和劳动成为获取社会财富的唯一手段，所以知识、创新和奉献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因为生产资料为国家和集体所拥有，个人只有依附于一定的利益集团、为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才能实现个人对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也才能实现“私我”的利益。因此集体主义是普遍的价值取向。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人与人之间是协作的伙伴，因此坚持平等、友爱、互助，反对特权、欺诈和掠夺就成为人生价值的第三个取向。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特权等级制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源泉，因此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平等自由的大同社会是人生价值的最终目标。

一切的剥削阶级都把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当做天长地久永不变更的终极真理，而共产党人就是要向这亘古以来最显赫的权威挑战，要把人类平等自由的理想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生产资料由国家和集体所有，限制并最终消灭资本和特权参与利益分配，个人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就是创造、创新、智力和劳作，——劳动是获得财富的唯一手段。不劳而“富”的社会现象将被彻底消灭。

不信神！数千年来，我们信神的结果是什么？是神与统治者相结合，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即使有神，这个神也是邪恶的，他把幸福和自由给了有钱人和贵族特权阶级；而降给劳动者的是贫困、饥饿、镣銬和被奴役，是创造者创造成果的被掠夺和创造者自身的匮乏。所谓天命论，就是要创造者安于贫困和卑贱的地位，安于被掠夺和被压迫、安于这种不平等的现状而成为顺民，成为安分守己的奴隶。我们坚信，世间的一切财富、一切的艺术，都是我们自己辛劳的结果，没有任何东西是上天赐予的，——“天上绝不会掉馅饼”。我们从被奴役的卑贱地位中获得的任何一点民主、自由都是我们奋斗流血的结果，——没有哪一点是神赐予的。我们所有的幸福和自由都是自己双手创造的，都是流血奋斗的结果。任何意志的消极的等待——等待天命，都不可能有结果，都会使人类自身的解放事业倒退和失败。人类数千年，是劳动者辉煌创造的历史，是创造者寻求自身解放的历史，是人类追求自由平等的大同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反对神和贵族统治的历史。

 

社会主义在２１世纪发展前景的展望

李慎明 
 　　２０世纪初，社会主义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赢得世人瞩目；２０世纪末，社会主义又因苏东国家的剧变而使世人困惑。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几经飞跃发展，几经曲折坎坷，在跌宕起伏中走过了整整８９年。毋庸讳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目前仍处于低潮。但是，我们环顾全球，用冷静而清醒的目光审视世界大势，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非但不会“终结”，反而会在逆境中逐步复兴，并在新世纪发展进而迎来又一个绚丽多姿的春天。
 　　一、 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照耀２１世纪人类前行的灯塔
 　　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挫折，西方不少人声称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较量中取得了“终结”性的胜利。其实，马克思主义诞生１５０多年来、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８０多年来，上述声音有时细若游丝、有时盖地铺天，但从未间断。而真正代表全人类平等、公正、进步、文明的社会主义像被资本主义巨大顽石压迫下新生的嫩芽，在重压、挫折中不断抗争并不断显现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世纪之交，在资本主义的故乡，接连爆出三则震惊世界的新闻：１９９９年，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评选“千年第一思想家”，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习惯公认第一的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其后，英国广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一个月后汇集全球投票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２００２年，英国路透社又邀请政界、商界、艺术和学术领域的名人评选“千年伟人”，结果是马克思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作为“千年伟人”的地位。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４日，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以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为题，调查了三万多名听众，结果是：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卡尔•马克思以２７．９３％的得票率荣登榜首，居于第二位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得票率仅为１２．６％，远远落在其后。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进入前２０名。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崇高的历史地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严谨科学的，是因为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目标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所蕴涵的科学与价值的力量，已为并正为一百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实践所反复证明。
社会主义事业的暂时受挫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有些是人类实践本身难以避免的曲折，有些则是偏离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恶果。我们坚信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可以预言，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依然是新世纪人们开辟正义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依然是新世纪社会主义再度振兴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正在加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
２０世纪的百年历史，资本主义经由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并正在向国际垄断发展。从本质上看，这些变化虽然赋予资本主义以种种新的特征甚至某种生命力，但这不仅无助于摆脱马克思主义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内在的基本矛盾，而且是火中添薪甚至是倾油。国际资本日益向全球扩张，赋予这一基本矛盾以日益加剧之势。
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使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空前的低潮，资本主义则处于二战之后的峰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利用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军事诸方面的优势，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极大地拓展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也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对于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世界性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在当今世界，以美国领衔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而产品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从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那几家国际知名品牌，这就使国际垄断资本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第二，因特网的广泛使用，使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国际资本可以脱离实物经济和生产环节，在金融及其大量的金融衍生品领域，仅仅通过小小的鼠标轻轻一点，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从而实现自己价值成几何级数的增长。正是主要基于以上两点，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这吮吸穷国、穷人的“双管齐下”，使得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在全球范围内，与其说必然，不如说已经出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现象：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３３０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１９９１年的７９４０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３万多亿美元，短短十多年，翻了４倍多。换句通俗的话讲，穷国、穷人，已经没有多少钱可供西方国家再来榨取。
三是，先进的生产工具历来是积累财富和产生、发展先进的革命思想的决定性物质力量。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石器时代决定原始社会形态，青铜器时代决定奴隶社会形态，铁器时代决定封建社会时代，蒸汽机和电力时代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即信息经济时代的迅猛发展，极有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大发展的最新生产工具。它的产生和迅猛发展，一方面为新的社会形态积累丰厚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基本的经济现象的产生和加剧，必然使得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铁的历史法则表现得愈加充分，必然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思想理论得以极大的创新与发展。
四是，因特网作为高新技术革命的标志之一，还会使先进的革命理论的传播变得如同国际金融资本掠夺别国和他人财富一样便捷和迅疾，使全球各地零散的“社会主义复兴的幽灵”长上在全球迅速传播和集聚的翅膀，这无疑有助于极大地推动全球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反抗与斗争由自在转为自为，并进一步更加紧密地团结和联合起来。最近，网上有篇文章说，现在，世界上个别超级大国，企图运用因特网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遇到了障碍。我觉得有道理。个别大国在对苏联的演变中，就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技术和办法。其中，他们运用广播电台以及电视、报刊发挥了独特、重要的作用，比如用许多虚假信息和错误东西对苏联人民反复灌输，使许多人深信不疑。但因特网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新式媒体，它的最大特点不是速度快，容量大，而是发布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就是说你发布了虚假信息和错误东西，知情者就有可能对此立即进行揭露和反驳。这恰恰是广播、电视和报刊等其它媒体所缺乏的。当然，对于这些揭露和反驳，文化霸权的发布者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控制，但其成效极其有限。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可以这么说：因特网是个好东西，这一生产工具的出现，有可能会促使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而言，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段时日内，可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另一方面，我们在充分估计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也将进一步趋向激化。这些矛盾与难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进一步加剧。
综上简述，也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恩格斯也指出：“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场的任何扩大都吸收不了过多的产品，因此生活资料和福利资料的丰富本身成了工商业停滞、失业乃至千百万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既然如此，这种制度就是可以被消灭的。”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造成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状况的加剧，就必然会造就一批又一批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并进而发展壮大由先进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随着资产阶级掘墓者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则是可想而知的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不是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恰恰相反，应是日趋接近。当然，谁也不否认，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其中还可能有较大甚至更大的曲折。
三、社会主义作为另一种全球化的替代的时机已经显现
经济全球化与高新科技革命，只能为加速另一种全球化的替代创设更多更充足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从而使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走出低谷并走向高潮，加速资本主义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替代的历史进程。这是目前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复兴的历史依据，是２１世纪社会主义必将再度蓬勃发展的历史依据。
我们坚信２１世纪社会主义作为另一种全球化的替代与选择，决不仅仅是简单的规律推理和单纯的主观愿望，同时更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在西方世界的诱导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走上了私有化改革道路，但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繁荣。与此相反，俄罗斯经济下降了５２％，远远高出残酷的卫国战争时下降的２２％。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所发挥的只是一种独特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亚洲、非洲特别是拉美一些国家，新自由主义不仅难医其经济痼疾，反而导致此起彼伏的经济衰退、金融动荡，社会危机频仍。由于广大第三世界愈加贫穷、财富和内需急剧减少，发达国家的跨国集团利润下降，其有关国家税收减少，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提高其在全球的竞争力，纷纷裁减本国员工，并要求政府缩减福利，从而导致国内内需大量减少。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然曾极大地得益于在全球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这项政策正如同飞去来兮器，最终受害的还是他们自己。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美妙赞歌尚在空中回响，作为资本主义领头羊的美国就风光不再，所谓的“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灭，美国潜伏的极大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到２００３年底，美国债权与债务相抵，净欠外债２．４万亿美元，占其ＧＤＰ的２２％；美国自１９７６年以来，一直没有出现过经常账户盈余，到２００４年底，美国连续２７年出现赤字，赤字累计超过５万亿美元。美国社会从政府到家庭普遍是赤字消费。１９８０年前，美国对外贸易通常呈现顺差，而２００４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６０００多亿美元。２００４年的经常项目赤字为６６００亿美元，财政赤字也已超过４２００多亿美元。这三大赤字都创下历史新高，在近期内绝不可能大幅下降。美国多年来靠别国、别人的钱“讨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元大幅度贬值与全球抛售美元是早晚的事。一旦全球抛售美元，这不仅对美国经济，乃至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将是十分巨大的。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二号强国的日本，则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就陷入经济衰退，至今不见亮色。此外，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西欧和北欧各国为摆脱经济困境，轮番调整经济政策，也始终未见大的起色。
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一是中国、古巴、越南、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剧变后顶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马克思主义的重新传播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三是在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力量正在重新集聚。四是亚洲、非洲特别是拉美一些国家在饱尝新自由主义的苦果之后，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
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在曲折中螺旋式向前发展的。当我们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绝不否认前进道路上会出现困难与曲折。社会主义制度虽然走过８０多年的历程，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同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仍处于艰辛的成长过程之中。正是从这个意义说，２０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还只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序幕。我们深知，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种全球化的最终替代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斗争——失败——再斗争，高潮——低潮——更高潮，这是社会主义全球化实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替代的必经历程。
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