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您觉得那些老先生们依靠什么能坚持留下来呢？

（一）

每一位中国人都知道敦煌，但不一定知道樊锦诗。

这个出生在繁华大城市的江南女子，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在她25岁毕业那年，千里迢迢来到了漫天黄沙的大漠深处，从此与敦煌莫高窟“厮守”长达半个多世纪。

在敦煌研究院有一座名为《青春》的雕塑，塑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它的原型正是樊锦诗。这座雕塑见证了她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

▲樊锦诗和她的“青春”。 谢震霖 图

樊锦诗祖籍杭州，1938年生于北京，长在上海，父亲是位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父亲对艺术非常有兴趣，这也感染了樊锦诗。她小学的时候就把三国、水浒一类的书都看了；还喜欢听听音乐，看看电影，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或美术馆。

▲1955年夏 17岁的樊锦诗

深爱的女儿要去荒凉的戈壁，父亲十分心疼女儿，写了一封长信，请求校领导不要把她分配到甘肃。但樊锦诗把这封信扣了下来，毕业后还是去了敦煌。“父亲写了封信寄给我，让我一定把信转交给学校领导。我没交给校领导。因为自己既然已表态服从国家需要，服从国家分配，怎么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呢？”

父亲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既然选择了，就要好好干。”50多年过去，樊锦诗回忆起父亲的话，感慨万千“我想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和父亲的那句话有很大关系。”

2016年春节戏曲晚会上，沪剧《敦煌女儿》讲的正是樊锦诗的故事。

这部剧生动地演绎了樊锦诗从上海小女孩到敦煌学大学者的人生历程，以50余年的执著扎根坚守甘肃大漠，穷其一生致力敦煌研究的传奇人生，谱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平凡与伟大。

2015年7月，在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通过微电影的形式讲述了北大人的故事。第一位讲的便是樊锦诗：“同意去敦煌”，这一声轻轻的承诺，承载了一位北大学子半个世纪的社会责任和学术理想。

（二）

大学时，樊锦诗和同班同学彭金章北大相识，燕园相恋，毕业时却一个到了武汉大学，一个到了敦煌莫高窟。

毕业一年后，彭金章奔赴敦煌看望樊锦诗，他发现恋人变了，变土了，“住的是那个样子，吃的是那个样子，哪像上海人，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

▲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在敦煌。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婚，此后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直到1986年，爱人彭金章主动放弃武汉大学的工作，一家人才真正团圆。

彭金章深深懂得爱人的不容易。一向坚强的樊锦诗有两次落泪让他难以忘怀。

樊锦诗怀第一个孩子，说好要在彭金章身边待产，两家老人都把婴儿用品寄到了武汉。但是樊锦诗还是在敦煌生了，接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坐火车、转汽车，挑着担子赶到敦煌时，儿子还光着屁股等衣服穿。一见到丈夫，樊锦诗情不自禁，号啕大哭。

还有一次落泪也是因为孩子。

二儿子出生后，彭金章把大儿子托给河北农村的姐姐照顾。当樊锦诗到老家去接已5岁的儿子时，只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孩呆呆地站在门背后。当时她还没反应过来便直接进门了，老彭的大姐说：“你没见你儿?”樊锦诗说真的不认识了，大姐对樊锦诗的儿子说，快叫妈。那个傻乎乎的娃娃，粗声粗气地叫了一声“妈”。樊锦诗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往下淌。

（三）

庄重的佛陀、仁慈的菩萨、灵动的飞天、壮美的佛国、动人的故事、有趣的生活、富丽的纹饰……千年的莫高窟佛教艺术，举世无双，灿若星瀚，大放异彩。海内外无数游客慕名而至，但每一位游客的参观都会影响洞窟内温度、湿度、空气的变化，而这会加速壁画的老化。

沙漠中的艺术瑰宝怎样才能经得住时光的雕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樊锦诗。

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这个已经65岁的老人眼前一亮，他开始大胆构思数字敦煌——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内容之一就是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拍摄了目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

反复论证发现，这个立体球幕的《梦幻佛宫》观看效果非常好，跟洞里看一样，甚至比洞里看得还清楚，画面清晰精致，形象逼真，让人有临场感，沉浸感。

2016年5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

通过飞速变换的塑像和壁画的动态影像，全球网友可以随时随地感受莫高窟千年的惊变之美。

▲数字敦煌页面

她在《永远的敦煌》一文中写道：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提起数字敦煌，樊锦诗说：“我们用数字技术很好地实现了文物保护的精确性和完整性，将艺术珍品请出洞窟。数字敦煌，会写进历史。”

（四）

《生活》月刊曾采访过樊锦诗，提了一个好问题：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您觉得那些老先生们依靠什么能坚持留下来呢？

樊锦诗回答的两段话值得年轻人深思：

我 1962年第一次到敦煌实习，说实在的，当时我很不适应。可是当时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就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里生活和工作，长期厮守，不以为苦。

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南方人，常先生（常书鸿）是杭州人，段先生（段文杰）是四川人。他们不是留洋回来，就是大学毕业来到这里。我真是难以想象他们在这里能一待就是十年、二十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能待得下来的。我无法理解。可是，我心中由衷地钦佩他们的精神。

特别是常先生当年在法国艺术界已经赢得了荣誉，他能在这儿待得下去，真是了不起。 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管遇到任何困难，如戴“右派”帽子、“文革”批斗，劳动改造，下放农村，遣送回家，都痴心不改，平反后一如既往，还是回到莫高窟，兢兢业业地投入工作。有人说他们“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说得很对。这些前辈们的境界很高，就是凭着非要坚持做好敦煌工作的信念，默默无闻地在戈壁沙漠中为敦煌奉献了一辈子，把自己一生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敦煌艺术，献给了敦煌事业。

2008年，我们与中国美术馆在北京共同推出“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展出的展品中大多是前辈们的临摹作品。这些作品是他们一生潜心敦煌艺术心血的凝聚，是他们一生探索敦煌的智慧结晶。令人感动的是，他们临摹敦煌壁画既不为钱，也不为评职称，就是以对敦煌艺术的执着追求，全身心地徜徉在艺术的王国里，与古人交流对话，探索追寻敦煌艺术的精髓，把古代敦煌艺术之美、古代敦煌艺术之神韵，完美地再现作为己任。可以说敦煌艺术和敦煌事业是他们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