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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狱史
鲜为人知的太原战犯管理所
发布日期:2017-1-10  发布人:匿名  访问人数:1632   收藏(0)

    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间,我国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予以成功地关押改造,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由人间恶魔转变成为和平的卫士。这一举止使命神圣、工程旷世、步履艰辛、经验无价,被誉为世界监狱史上的“奇迹”。

   日本战败投降后,有132名战犯以“办企业”“修铁路”等为幌子,继续参加蒋介石、阎锡山集团,与中国人民对抗,最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关押在了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闻名遐迩,已于1986年经国务院同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而昔日的太原战犯管理所却已荡然无存,鲜为人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历史时刻,回望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日本战犯的艰难历程,展示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所取得的历史功绩,借鉴成功的方法与经验,都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罪恶战犯

    太原战犯管理所地处太原市城北原省公安厅看守所院内。这里共关押、改造136名日本战犯,多数是1948年至1952年间从中国各地陆续被捕,并于50年代初分批从解放军华北军区培训团、公安部、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中南行政委员会、天津市公安局、山西省公安厅等单位转押而来。从1952年至1956年,这批战犯在山西关押共历时4年零4个月。

    这136名日本战犯在刚投降时的军衔和职务大致是校级2名,尉级38名,下士和士兵25名,行政官吏27名,特务、宪兵、替察30名,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14名。在这136名日本战犯中,包括在日本投降以后参加蒋阎集团的132名战犯。他们所在蒋、阎军队中的军衔和职务,分别是少将7名,校级军官80名,尉级军官16名,特务、医生、技师等29名。在关押期间,7名战犯因病医治无效死亡。

   他们当中有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阎伪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曾制造炸死张作霖轰动中外的“皇姑电事件”的河本大作,有从事特务间谍活动的原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部警备课长、蒋介石国防部二厅北平电讯支台副台长富永顺太郎;有亲自审讯并建议杀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大野泰治。有曾将340名中国被俘人员作为“活人靶”训练日军的教官住冈义一有担任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和山西保安队指挥官时,犯有策划、指挥日军三次“扫荡”晋中各县、大肆掠夺粮食财物,在日本投降后,又积极组织、领导日军“残留”活动与中国人民继续对抗的城野宏等。

   他们的侵略行径,曾造成了成千上万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其所欠血债罄竹难书,无法清算。仅就这些战犯侵华期间在山西所犯罪行的初步统计,即杀死无辜民众25827人,掠夺粮食236600余吨,掠走耕畜13309头,烧毁房屋23500间,奸淫妇女997人……

立案侦讯

    对于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我国政府并没有简单地采取民族报复手段,统统予以杀戮,而是从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重建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着眼于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关押改造。

   1952年6月,山西省人民检察署、省高级法院、省军区及省公安厅共同组成“山西省日籍战犯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室,’),具体负责对这批战犯的关押、管理、立案和调查工作。

   人所初期,这些侵略成性的战犯普遍气焰嚣张,否认有罪,不服管教,挑衅捣乱。他们拿国际法作挡箭牌,叫嚣“把战俘当作战犯,是违反国际法的做法!”联名请愿要求“立即释放”。与此伺时,他们还顽固地坚持军国主义的思想,认为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多,只有向外侵略,才是解决民族生存的根本途径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战犯普遍地感到绝望紧张,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并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对抗、抵制。比如,当我们在物质生活和医疗卫生上加以改善时,他们不但不予感谢,反倒认为“这是国际战俘应当享受的权利”,是“日本国家力量强盛而不可欺侮的证明”,是“同中国政府作斗争的结果”。有人还故意多领回饭菜,然后倒人便所。甚至还有人特意把粗粮食品保留下来,叫嚣回去后到联合国去控诉。

   随着侦讯工作的开始,战犯的思想状态又趋于复杂化。因为这些战犯的主要犯罪行为发生在山西,在山西处理,使得多数战犯增加了惧怕处死的心理。尤其罪大恶极者河本大作、笠实、富永顺太郎、菊地修一等战犯都背着难逃极刑处置的沉重的思想包袱,另一部分战犯则认为:自己所犯罪恶皆为战争所致,又时过境迁,证据多已湮灭,只要蒙混过关,即可完事大吉;而多数战犯就我国对战犯所实行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表现为动摇观望,消极应付。于是乎,出尔反尔推翻原供词者有之,寻找借口推卸罪责者有之,拒不认罪顽固抵赖者有之,隐晦罪恶装聋作哑者有之,笼统认罪不谈具体者有之,编造情节蒙混过关者有之,指鹿为马转移目标者有之,谈小弃大避重就轻者有之等等。

   对此,“联办室”采取了各种有效的管理、教育措施,尤其注重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和前途教育,通过学习文件、读报纸、看电影、参观社会、回忆对比等教育方式方法促其转化思想认识;另外,在揭露其罪恶事实、批判其武士道精神流毒的同时,竭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待遇,终于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的思想认识有所触动,使绝大多数战犯逐步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违犯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侵略战争。唯有低头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调查讯问中,“联办室”工作人员始终贯彻了中央指出的“认罪从宽,抗拒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的方针。在具体讯问中,采用了争取其中的积极分子,分化瓦解顽固者的策略,分别采取了说理斗智,点证对质,层层推向,迂回佯攻,批判揭露等方法,并多次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到各个罪犯的犯罪现场勘察罪迹,查询考证。侦讯人员在全省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数十万群众的共同参与下,共取得日本战犯罪行证据材料18418件。经反复核对,认定可以作为直接证据材料的有4532件,其中包括受害人和被害人亲属的控诉书1706件、当地居民的证明和检举材料618件、战犯同僚和部下的证明材料487件、有关笔录298件、有关档案410件、书报23份、罪行照片137件、勋章和奖状6件、物证127件、其他材料720件。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材料的有10920件,其中包括控诉和检举材料6489件、证明材料439件、调查报告1892件、其他材料2100件。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讯问工作的顺利进行,迫使这些战犯不得不交待或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主要罪行。

   1954年6月,在调查取证和初讯的基础上,办案人员系统地整理了各犯的案卷,制定出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两案9名战犯的起诉书,送交特别军事法庭并送达被告人。

开庭审理

    1956年4月25日,全国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提出了“一个不杀,宽大处理》的方针和“绝大多数不判刑,一个不判死刑或无期徒刑,判刑后表现好的可以提前释放”的具体要求。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市海子边大礼堂开庭审判了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等两案9名战犯。当时的公安厅厅长黄石山负责组成39人的领导组织,并对这次审判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审判期间驻太原市的党政军民、学生等180多个单位及30多个专地县的政法人员共4000余人参加了旁听。

   审判长朱耀堂宜布开庭,首先审判犯有侵略战争罪和特务间谍罪的富永顺太郎。经过两天审判,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被告人富永顺太郎承认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犯有参与策划和推行各种警务、特务措施,组织领导特务间谍活动,建立傀儡伪政权,抓捕、刑讯和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在日本投降后,又犯有继续潜伏中国,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阴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6月12日至20日,特别军事法庭继续开庭,依照审判程序,对犯有侵华战争罪的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战犯,逐个进行了审理。审理后法庭认定:这些被告分别以日本军政官吏等各种不同的身份,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日本投降后,又犯有在中国领土内组织前日本军人“残留”山西,参加了阎锡山部队,反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并妄图寻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这些战犯多数是曾驻扎在山西各地的前日本陆军指挥官,有的是命令或指挥所属部队残杀平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有的是命令所属部队或亲自俘虏、杀害我抗日军政人员。有的参与了把我被俘人员当作日军新兵“试胆锻炼”的活人靶杀害,有的命令部队烧毁和平居民的房屋,大量抢劫、掠夺平民的粮食财物。闻讯赶来出庭作证的死难者亲属、受害者和见证人,愤怒地控诉了战犯们的残暴罪行。

   在庭审中,两案证人到庭作证共57人。其中多为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的代表、农民,也有原日、阎伪职人员,还有一些是在押战犯。他们的证词慷慨激昂,有理有据,听者无不义愤填膺,各被告人不得不低头认罪。尤其是那些罪大恶极者,当听到受害人泣不成声地控诉悲惨遭遇时,均被感染得一齐伏地痛哭,有的竟叩头作揖,虔诚地向中国人民请求恕罪。

   富永顺太郎在确凿证据面前最后陈述道:“审判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我只有低头向中国人民认罪,反省我的罪恶……”城野宏一案8名被告人在最后陈述结束时,不约而同地向审判人员、检察人员、证人与旁听人分别磕头,表示忏悔。不少战犯在认罪发言时,都泪流满面地说:“千百万善良的中国被害者,永远不能起死复生,我们这些杀人犯,应该受到中国人民的严厉审判!”甚至有的还“要求中国政府处以极刑”。又有不少战犯表示如果刚来中国时被判死,要喊“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今天被判死刑处决则要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日友好万岁!”

   经过特别军事法庭的庭审,分别判处罪行较重的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相乐圭二、菊地修一、永富博之、住冈义一、大野泰治、笠实、神野久吉9名战犯有期徒刑8至20年。其中城野宏等7名战犯因有余刑而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改造。全体受审战犯也一致认为,中国人民的审判是实事求是的,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整个审判过程,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进一步揭露了侵略者的严重罪行,深刻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

关押改造

    1952年接纳战犯时,“联办室”工作人员为38名。其中有日籍工作人员16名,中方翻译10余名。1953年5月日籍人员回国后,该室人员仅剩21名。“联办室”下设秘书、管教、预审、后勤等组,后又增设调查组。其中预审组有4个,每组由审判长(员)、书记员,翻译3人组成。

   管教所成立伊始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管教人员的思想认识问题。他们当中有的与日本战犯既有国仇,更有家恨,根本不愿做改造战犯的工作;更多的人则认为这些凶恶残暴的战犯都是罪恶累累的,进行什么教育,干脆枪毙算了。还有的认为,这些凶残的战犯无可教诲,教育能对他们起多大的作用?

   针对管教人员的这些认识,管理所组织全体管教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政策,充分认识改造日本战犯是一项艰苦而复杂的工作,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要求管教人员要小局服从大局,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排除杂念,克服私心,以严密而细致的工作,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

   为了给战犯们创造一个好的改造环境,经过慎重考虑,确定省公安厅看守所为关押场所,并认真进行了必要的整修和改造。将原监房粉刷一新,对原有的床铺进行了修整,还建立了图书室、医疗所、理发室、澡堂、运动场。并为战犯们准备了新衣服、鞋袜,发放了毛巾、肥皂等日用品。

   按照“密切配合侦讯工作,加强政策和前途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改变其反动本质,端正其认罪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交待罪行”的管教方针,在政策教育与揭露批判其罪恶的同时,尤其注重了对他们的人道主义待遇和实行感化教育。如每犯月生活费达12.46元,中灶为18.39元,小灶为24元(主要由河本大作、城野宏二名重点犯享受)。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管理所却为这批战犯生活的改善尽了最大的努力。全体战犯每日都可吃到大米、白面、肉菜等。即使在关押初期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每周也要供应肉食一餐。患病者更有挂面、鸡蛋、饼千、牛奶、水果等。另外,还供给日常生活用品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纸烟等。服装方面每人每年发给夏衣、冬衣各一套以及衬衣、衬裤和鞋袜等。在卫生方面建立了定期的检查监房卫生制度,发给战犯们杀虫剂,设立了洗澡堂、诊疗所等,让战犯每两周理发、洗澡各一次,进行室内大扫除消毒各一次。为了保证患病的战犯及时得到诊治,监狱指定医生和护士每周两至三次到战犯管理所进行诊断,除轻病号在诊疗所治疗外,重病号则送往太原市各大医院住院治疗。保持每日三四小时的文体活动,如篮球、排球、跳舞、演剧、唱歌、看电影等。其中10余名还被选为省直机关篮球联合代表队队员,为该队夺得数次冠军立下了功劳。

   整个管教过程中,为保持战犯们的眼睛和牙齿的健康,先后给永富博之、平野岭夫、织田又藏等99名战犯镶牙783颗,给杉下兼藏、高田博等39名战犯配制眼镜39副。在对上中正高、高木应悦等19名病犯的住院治疗中,仅杉山安太一的胃溃疡消化道出血病的治疗费即达到上千元。

   战犯上中正高,因患胃溃疡,吐血过多,病情危急,经送医院诊治,动手术和输血3000cc才把他挽救过来。他病愈出院后感激地流泪说:“是中国人民从死里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发誓回日本后,要把中国人民对我的人道待遇,告给父母兄弟甚至全国人民,我要为日本的独立、自由、中日友好而奋斗到底,并以此来报答中国人民。”战犯永富博之镶牙以后说:“我于1943年1月在山西省闻喜县南白石村,用刺刀插进一个平民的口里,刺破了他的咽喉,割下了他的舌头,把全部牙齿打掉,然后将他残杀了。中国人民对我这个犯有滔天罪行的战犯还给予人道待遇,怎能不使我感激呢!我万分惭愧,我对不起中国人民,我要发誓彻底的认罪,重新做人。”

   战犯被关押期间,管理所允许他们与家属通信联系。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3月到1956年8月,由日本来的信件452封,发往日本的信件260封;由日本寄来包裹362个。战犯们反映说:“对一个犯有严重罪行的罪犯,还让和家属通信,真是世界少有。”

   1956年7月25日至8月3日,经中国红十字会联系安排,城野宏等9名日本战犯家属前来太原战犯管理所探视。家属们来后集体参观了战犯居住、生活、学习、娱乐等场所。“联办室”领导组织了全体战犯与家属们在一起的联欢晚会,并特殊照顾其中属于夫妻关系者进行同居,从而使战犯和家属们深为感动……战犯在整个会见中,表示认罪服法。战犯了解到了日本国内和自己家庭的情况后,不但安心了改造,也增强了他们积极改造、争取提前释放的信心。如富永顺太郎的妻子富永贵美子说:“过去我丈夫在中国犯罪太深,不但对他作出宽大处理,还允许我来探望和多住几日,并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这和日本政府的做法相对比根本不同。日本政府只限我一人来中国,为带小孩曾向有关方面多次请求,才予批准。让在中国共住4天,只给了两万元日币,如没有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这次是不可能来的。”她们还多次向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鞠躬,表示感谢。

   对这批战犯的教育工作,根据中央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总方针,全体工作人员执行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阶段斗争与革命的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并坚信只要有耐心,方法对头,他们是完全可以被改造好的。

   4年多的整个管理教育工作都围绕着转变他们的反动立场为中心,反复讲解党的“认罪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反复学习、讨论,摆事实、讲道理,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揭发。

   结合人道主义感化教育,管理所采取组织学习、组织观看电影等形式,对战犯进行了政策教育和前途教育。管理所在太原电影公司的支持下,凡是来太原的新影片拷贝,在公映之前,首先供管教所放映,先后共放映了影片132部。其中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拥护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影片31部,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影片54部,启发阶级觉悟的影片33部,其他14部。许多战犯在看了日本电影《基地儿童》《混血儿》《死灰》以后,尤其是看到了广岛被原子弹炸毁的情况,看到了自己同胞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过着屈辱的生活后,幅然醒悟,认识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损害,而且也使日本人民蒙受空前的灾难。这些措施对提高战犯的思想觉悟、增强党的政策的感召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这一系列人道主义感化和政治思想教育,战犯发自肺腑地写出了不少悔罪、谢罪的文章、作品。据统计,战犯在壁报、黑板报上先后写出了有关学习心得、诗歌、绘画等各种稿件3562件,其中有76名战犯结合自己所犯罪行集体创作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日本战争罪犯记事集》,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叙述了各自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实事求是地描述了他们所享受的人道待遇等等。战犯平野岭夫在参观后,写下了巧万字的《参观记行》,叙述了一个战犯眼中所看到的新中国。还写出了《阴谋者))((军神》等4部作品,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多数战犯认为战犯管理所不像是监狱,而像是学校。如岩屋勇说,“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坐监,倒不如说是在留学更为恰当些。”

实地参观

    为了加速对日本战犯的思想改造,巩固管教成果,1956年3月中旬到5月上旬,管理所组织63名战犯分两批到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鞍山等9个城市和山西的一些中小城市,走工厂,下矿山,进校园,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了表达他们参观后的心情和感想,战犯纷纷向各地市人民政府与参观单位写了20余封感谢信,同时写作参观途中观感200余份。

   通过实地参观,战犯的思想认识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岩屋勇在参观晋华纺织厂时说:“我在阎伪时期破坏了这个纺织厂,霸占了工人的宿舍,但今天我又亲眼看到了重新建设起来的这个工厂,工人们在忘我地劳动着,看了现在,回忆过去,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我决心要努力改造自己,接受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竹川德寿说:“我在参观山西师范学院时,听说有70%的工农子弟在学习,相反地在过去我将许多中国青年集中到伪保安队充当炮灰,我认为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我决心低头认罪,争取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

   上田弥太郎(细菌战犯)在参观了武汉医学院后说:“我是个医生,我的使命是治病救人,但是以前我背叛了医生的职责,以活生生的中国人进行细菌试验,培养了大量的细菌散布到南京一带,犯有这种灭绝人性罪行的我受到严惩是理所当然的。”战犯系长丰说:“我这次真正认识到中国人民确实不是报复主义者,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人民只是要求我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正因为如此,才不惜用巨款让我们去参观,我一定通过这次参观进一步认识自己所犯罪行,重新做人。”远山哲夫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后说:“汽车厂规模宏大,而且完全是近代化的设备,年产3万辆汽车,等于日本全国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真是惊人。”寺本秀则说:“看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轻视中国的想法烟消云散,9分钟可以安装一辆汽车,这多么惊人呀。”有战犯在参观了鞍山钢铁公司后说:“这样大的钢铁厂在日本国内是没有的。它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完全是电气化,二个车间内只要几个人操纵就行了,看来我过去认为的中国仍然落后是丝毫没有根据的。”

   其他战犯也纷纷写口供、写文学作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再也不说中国是“劣等民族”,而是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是“伟大的民族、聪明的人民”。

   1956年3月1日,日本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人来太原战犯管理所进行了参观访问。参观后感触颇深:“参观了各地战犯收容所,山西战犯管理所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特别使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战犯们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关押,但其身体还是很健康的。我们最担心的病号,他们都住到最好的医院,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小羽根健治说:“我们犯了双重罪,中国人民对我们施以人道待遇,我们是非常感谢的。我们每天过着偷快的生活,学我们愿学的东西,我们现在生活很自由,去年家里来信,都担心我在这里的情况,其实这是多余的,今后我要决心走和平道路,反对侵略战争。”不仅如此,当日本红十字会和战犯家属前来探视时,战犯还主动向他们宣讲中国的政策,揭露日军暴行,一再表示要“真正忏悔”。

遣返回国

    1956年6月21日和7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对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上中正高等40名、小羽根健治等32名在押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决定书遣返回国。8月21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宣布释放早坂茬等48名第三批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的120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分别于同年6月28日,7月28日,9月1日分三批转道天津,乘船回国。

   至此,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籍战犯,除因病死亡外,全部生还日本。转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7名战犯也于1964年初刑满或提前释放回国。

   他们释放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即“中归联”)。在东京设立了本部,在全国各都、道、府、县成立了54个支部,并创办了会刊《向前向前》,同时集体参加了中日友好协会。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以自身经历为主出版了上千种书籍,在日本各地举行各种形式的和平演讲和集会,与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否认历史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归联”1957年出版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杀光、烧光、抢光”的滔天罪行的忏悔录《三光》一书,曾经轰动一时.1984年新编《三光》一书出版,原计划发行5000册结果出版发行了2.5万册。作者用参加侵华战争真实经历,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并且附有日本侵略军活埋中国人,以中国人作靶子练刺杀,惨遭杀害中国儿童的尸堆等多幅照片。作者在书中大声疾呼:“我们期望下一代,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侵华战争,要真反省,真谢罪,真行动。许多人还不辞劳苦,到全国各地奔波,出席会议,参加讲座,忏悔自己的过错,表达对中国感激,希望日中友好,世代相传。

   他们有的还参加了日中友好代表团,回到这个曾经犯过罪也曾受到过改造教育的再生之地进行探亲访友活动。几十年来,他们虽已风烛残年,仍在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友谊。虽然“中归联”于2002年因故被迫解散,但其一以贯之的精神主张必将永续。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当年对1000多名日本战犯实行的人道主义关押和改造的方针政策、方法举措是极其正确并富有成效的。

 

☆作者宋建伟单位:山西省监狱管理局

☆本文资抖来源于山西省检察院、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监狱局的有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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