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十几年前那个深夜，依然清晰如昨。我和她从搬家车上跳下来，嘻嘻哈哈往我的单身宿舍里搬运着她的行李。行李并不多，一张折叠床，铺的盖的一只大包袱皮就裹起来了，锅碗瓢盆儿更是少得可怜——她在厂里吃食堂，一只快餐杯一只勺子就足够了。最难搬的可能就是她那些书，大大小小的装了七八只箱子，搬完它们，累得我直喘粗气，坐在宿舍的床边上玩笑地埋怨她像个穷酸的老夫子。

　　她无暇顾及我的玩笑，埋头清点她的那些“家当”。“坏了，少了一只碗。”点着点着，她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呶，我这里有6只碗，随便你用。”我朝饭桌上呶呶嘴。她没理我，继续手忙脚乱地在各个箱子里翻：“不行，我得回去找。”她扔下手里正收拾的东西，就往屋外跑。这下，我真急了：“你疯了，几点了？外面还在下雨呢！”

　　那天我们装好东西往她厂区的宿舍外走的时候，外面的雨就已经噼哩啪啦下得颇有气势。而厂区的宿舍离我住的地方还有七八里路。

　　“不行，明天宿舍也许就被推倒了，我必须把它找回来。”

　　我满脸不悦，起身去找雨披、推自行车：“你那是只什么碗啊？银碗金碗钻石碗？”

　　“以后跟你说。”

　　我们两个骑自行车冒雨赶到她的宿舍，并在一片狼藉中找到她的宝贝碗时，已经淋成落汤鸡。看到那只碗，我差一点没被气死——一只普通到一般人家都不怎么待见的白粗瓷碗，灰头土脸地躲在一只柜子的一角。而她见着它的那一刻，眼里竟有泪光闪动。

　　淋雨回来，我们双双感冒了，眼泪鼻涕横飞了好几天，之后就是各自的忙碌。那只碗又被她当宝贝似的收起来了，我也懒得再问。

　　那阵子她才从东北回来，在县啤酒厂最累的包装车间上班。而我大学刚刚毕业，被分配在一家相对轻闲的单位。因为啤酒厂里的职工宿舍要拆，要求全部职工自理食宿，我就让她搬到我那里。

　　她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一直到夜里10点多才回来，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工资倒也可观，计件，她总是车间里拿得最多的一个。那样高强度的劳作，她却从来不喊累。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洗漱完了还要歪在床头翻几页书。那个时刻，是她一天里最快乐的时刻。我们两个的床一前一后对着安放，她的靠外，我的靠里，两人都是爱读书的人，看着看着，到精彩处，她就忍不住读给我听，完了，总是添一句：“哎，英子，我觉得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候就是现在了，下了班，把屋子和自己都收拾利落，上床打开一本书……多好啊。”

　　她说那话时，脸上的那份天真让我觉得她根本不像我表姐，倒像是个没长大的妹妹。

　　也不知道她每天哪来的那股子劲儿，她在车间干着那么累那么苦的活儿，却觉得日子里一切都是美的。她每天早上哼着歌儿推出自行车去上班，夜里人还未进屋欢快的声音先扬进来：“英子，我回来啦——”

　　在包装车间，每天要面对成千上百只啤酒瓶子，保不齐哪天就会遇上一颗“炸弹”。有次，有只瓶子炸碎了，锋利的碎片直接钻进她的胳膊，把她的胳膊刺得血流如注，足足缝了十几针。她竟然一直不跟我说，直到拆线了才给我看：“还好，医生给缝的不是很难看，要不以后怎么找对象啊。”说完自己先哈哈大笑上了。

　　她在小城扎了根，我却飞离了小城。

　　再回来，已是十几年后。她还在酒厂，不过早已是厂里一名出色的宣传干部。

　　去她家小坐，一百四五十平米的大房子，被她收拾得纤尘不染。电视柜旁，书架上，冰箱上，各种绿植润着人的眼。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她家博古架上那碗铜钱草——在架上最中间的那一格儿，最醒目的位置，一只白粗瓷碗里，五六枝铜钱草正长得亭亭玉立，小小的圆而油亮的绿叶，顶在细而坚挺的茎上，如一片片小小的荷叶。清新翠绿，配上那只粗笨的碗，水底几粒五彩的小小鹅卵石，粗朴中透出一份精致，竟也是别有风情。

　　看我目不转睛盯在那只碗上，表姐就笑了：“我还欠你一个解释是吧？”

　　“是的，欠了十几年了。”

　　“这只碗，是我当年离开家外出打工时从家里带上的，当时带这只碗的目的只为告诉自己：从此后，一切只能靠自己，用自己的汗水来挣满我吃饭的这只碗……”她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把那只碗拿下来，递给我，“你看看，碗底上还有一行字，我当年离家前用黑油漆写上去的。”

　　我接过碗，轻轻举过头顶，碗底一行小楷赫然入目：努力的生命最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