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作物中，同一个品种，因地域不同而称谓不同，“名字”最多者，大概当属“红薯”吧。红薯又名番薯、甘薯、山芋、番芋、地瓜、红苕、线苕、白薯、金薯、甜薯、朱薯、枕薯等等。当年我插队的塞北山村，单叫一个“薯”字。才想薯是什么，锅盖一掀热气扑脸，同学们都乐：“这有嘛，这不就是山芋嘛！”傻乎乎下手就抓。社员说：“这伙天津来的‘三鱼’（山芋），让薯烫得左爪倒右爪的！”

　　在村里待长了，才知道红薯功劳太大了。没有红薯，一村人的日子真不知该如何过。那地方“七山二水一分田”，入到画中美，实际产粮难。坡地贫瘠，高粱谷子打得少，就靠多种红薯。红薯一亩地少说也产两千多斤，吃到嘴里虽然没高粱米小米干饭香，但终归能填饱肚子，往下还有力气接着下地干活。

　　红薯是个宝，先说收。刨红薯是秋收收尾的活儿，男劳力刨，很累。讲究左右前三镐就刨出一垵一嘟噜红薯，薯皮不蹭破一点，不比今天爱护新车车漆差。女劳力随后拣薯攥堆，收工就分。估摸好总量人均，两人抬大秤，从村东头人家排起。队长喊：“老三，五百。”老三两口子仨小子，每人一百斤。又喊：“于老四，一千。哼，美死你！”于老四养了八个，分粮占大便宜了。我和同伴是一户，二百斤扛回去，倒出来也是一地。

　　高粱谷子到家，往板柜或仓格里一倒即可。可红薯到家，才仅是漫漫征程第一步。当夜，先拣。选些齐整的下窖，留着冬天吃鲜；小把头子，放一边蒸了晾熟薯干；绝大多数的薯，洗净，切薯片。切薯片不能用菜刀，那样手腕累断也切不完，得用薯刀。薯刀是一长木板，中间有长孔，刀固定在孔上留一缝隙（薯片厚度），按住红薯，使劲推活动木柄，唰，一大片闪着汁液光泽的红薯片就落在板下的筐里。

　　那一夜，小村家家不眠，薯刀撞击的叭叭声连成一片。我喜欢诗，学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也有习作顺口溜：“山村一片月，户户切薯声。秋风吹不尽，总盼来日晴。何时口粮足，红薯当‘营生’。”解释两点，“来日晴”是因为鲜薯片需要晒干，天晴最重要；“营生”是当地口语，意思是不当主粮，只当成个解馋的小吃食。

　　下乡头一年，我和同伴分了三千斤红薯，折合口粮六百斤。那年人均口粮三百六十斤，也就是说，其他带粒的如高粱谷子，我们两人总共才分了一百多斤……难怪转年有盲人路过，于老四求他给小儿子算算。问你儿子啥命？于老四说：“薯命。没奶，月子里就喂薯了。”想想，怪让人心疼。

　　不过，清晨将薯片担到山上，拣朝阳石崖或碎石坡一片片摊开晾晒，还是给了我很多遐想。蓝天如水，秋阳火艳，不出两天，鲜薯片就变成雪白的干薯干。远远望去，一片薯干，一朵白云。人在其间，飘飘欲仙。然而急急奔上，意境却无。便清醒，还是脚踏实地，收获我的劳动果实吧。

　　薯干要放在大席篓中，篓花不要密，须透风，薯干不怕冻，怕潮。如果家里来了相亲的，一看到那大席篓，满满的，雀白雀白——好！这家日子厚实，闺女嫁到他家享福。有天，一老婆婆突然来我这儿，进屋对我好一阵瞅，刚要点头，不料随手抓片薯干嚼，哎呀一声，转身便走。事后得知那是个媒人，回去说可不能嫁给那知青，连个薯干都晒得雀苦。我知道是咋回事：阴天下雨，我懒，没从山上往回拣。淋了雨的薯干，再晒干有黑点，味苦。不过，味苦的薯干，也成全了我日后走出山村。当时有政策，结婚的，上学、参军、选调都不要。

　　春风和畅，阳气上升，生产队育薯秧。先做薯炕。确如大土炕，两排十几铺，真炕能睡半个连。上铺苇席、细河沙，将红薯从深薯井取出，尖头朝下插在沙中，盖草帘，下面点火“烧炕”。这是个技术活，由队里几位老者执掌。温度低了不出秧，温度高了薯熟了，其间不断淋水调温。若干天后，掀起草帘，满炕都是嫩绿的薯秧。

　　栽薯秧，要挑水，连最壮的汉子一想都发怵：一根扁担俩水桶，从沟底小河起步，一步一登高，登到半山腰，还得接着挑。地里，年老者刨垵，妇女抹秧、浇水、封垵。连干十多天，肩膀子压出死肉疙瘩，换来一坡坡直挺挺的薯苗。老天若给一场雨，再看，一天一个样，用不了多久，红茎绿叶的薯秧薯叶就把山地封得溜严。天大热，再翻秧，免得乱生根，这样，就完活，只等秋天刨了。

　　话说回来，席篓里的薯干，不能整片吃。春日干爽时，要压成面才行。那时，男人把薯干扛到碾道，把驴套好，往下就是女人的活了。一声吆喝，驴转圈走，石碾压在干脆的薯片上嘎嘎作响。母亲用小笤帚边扫边续，闺女在一边用细箩筛。薯面白如霜轻如烟，转眼就将人、驴和整个碾道笼罩了，娘俩从头到脚变成了白雪仙姑，打个喷嚏，眨眨眼，云雾分开，才看清谁是谁。

　　薯干面白过富强粉，可惜一沾水就现原形，黑里发红。一般是贴饼子，趁热吃，黏黏的发甜，这就是春夏秋当家的干粮，可以放开肚皮使劲造；只是一凉了，就灰黑死硬。我去邻队山里打柴，人家放狗撵，情急之下，掏出个薯干饼子打去，狗瘸着跑了。当然，这跟我做饭手艺太差有关，火大了。社员做得好做得巧，用礤通礤成小豆豆，煮熟，用凉水一过，小蝌蚪状一碗，放上佐料，甜咸酸辣，自己调配。那味道太好，人家请我吃，我没出息，撑得下不了炕……

　　不过，红薯终归是红薯，不管怎么做，吃多了，就“烧心”，吐酸水。当地人因此得胃病的不少，我日后胃不咋好，跟那几年吃红薯太多也有关。说到底“红薯当家”，既是一段往事，也是一段历史。后来我重返山村，时值夏季，想看看红薯地，竟然很少见。老房东说：“红薯当家的日子早过去了，想吃，只能在园子里种几垄。”听罢，令我感慨不已。

　　前些时，有作者让我为他写的剧本把一下关，别闹出笑话。写的是宋朝，内中有在小店吃红薯的情节。我隐约觉得那时红薯即番薯尚未传入中国。查书，果然。番薯最早由印第安人培育，后传入菲律宾。16世纪，有两位在菲经商的福建人，设法将一些番薯藤（秧）编进竹篮和缆绳内，瞒天过海，运回了福建老家，遂种植并遍及国内各地。

　　如此说来，红薯是明朝时传进来的，宋朝人还没有吃红薯的口福，倘若有，武大郎大概就不卖炊饼而卖烤红薯了。现在，红薯已成营养食品，又确实是饭桌上的“营生”，我隔三岔五都要吃点，不吃就想。秋天，还带家人去乡下刨红薯。我外孙第一次去，刨出红薯说：“还以为是长在树上呢。”报纸上说，现在城里孩子都不知红薯、土豆长在哪儿。

　　由此我就想写点什么。联系我的独特经历：塞北本来盛产高粱玉米谷子，独我插队的那里“红薯当家”，心里又存有不少关于红薯的往事。于是，吃了一大块热腾腾的红薯后，就信笔写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