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改变事物的力量如此强大。八十年前，红军在中国大地上一路经过的高山、河流和树林间，只有风的呼啸、水的咆哮、树叶的飒飒声。红军路过的村庄，只有贫瘠、贫穷和苦难。红军过的茫茫草地到处隐藏着沼泽，爬的雪山冷硬得充满杀机，一旦停下来，立即会像雕塑一样定在那里。但是，他们不但突破了各种艰险，还突围了一路追击、堵击和截击他们的追兵，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时代前进到今天，社会变化翻天覆地。时间像极了一条河流，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一路上，把民族的团结、文化的丰富、地域的风俗和大众的生活常态融在一起，引进了自己的河床。时间对于大事，向来不会疏忽。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五周年、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时，中国作协组织“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纪念长征的伟大胜利。

　　2016年5月10日，我们从湖南张家界刘家坪出发，沿当年红二方面军的足迹，一路深入了解长征沿线地区的时代风貌。我有幸参加这次活动。我们一路所见的红军留下的遗址、曾路过的寒冷的村庄，如今有米饭、牛奶，有少数民族舞蹈和乐曲，有炉火温暖的呼呼声。这个被开启的新时代，或许，确实是时间对历史和现实的改变。当年长征决定了战争的命运，也决定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初夏5月，各种植物也正以它们自身的成长蓬勃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出发当天，温暖的阳光，水一样在绿色的植物上缓缓流淌，温润又明亮。一路走来，无论是金鞭溪、袁家界、芭茅溪，还是长山大水、雪山草地，金沙江、柯渡、普渡河、香格里拉，都有着极美的风景。

　　在这个数据时代，如果打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座山川和每一条河流，可以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座山川和多少条河流，但这不过是今天的统计方法，与八十年前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时光回到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为策应和掩护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从湖南桑植县出发时，是冬天一个漆黑的夜晚。那时，谁也不知道前面的路上，阻隔着几座高山，横亘着几条河流，隐藏了多少艰辛和危险。他们从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途经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在每地的史料上，在每个相关的故事里，红军都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年轻，充满着青春的气息。那么遥远的路途，那么艰难的跋涉，他们没有先进的设备，有的除了一个个稚嫩的肉身，就是在灵魂里激荡的意志和梦想。

　　在桑植县，我们去了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说起芭茅溪，就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据当地人讲述：“贺龙带领一帮人从荒草中冲出来时，这里只有一片发枯发黄的茅草。在漆黑的深夜里，他们像从茅草里窜出的马群，勇猛、快速，把老百姓早就恨之入骨的一个盐税关卡一锅就端掉了。”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对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有人摧毁了一个专门敲诈勒索的盐税关卡，就如同摘掉了长在自己身上的一颗毒瘤。

　　事件的缔造者贺龙，之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之路，再之后做了新中国的元帅，地方百姓，人人拥护。如今在贺龙的故乡，还流传着当时人们编的一首民谣：“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婆婆门缝看，原是贺龙军。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当年参加红军的很多人，就像一群候鸟，无声地告别了自己的生息之地，就再也没有回去。在云南寻甸，有一个叫李兴贵的人，出生在柯渡这片土地上。他的父亲李旦初，就是当年跟随贺龙从湖南长征到云南的一个吹号手，在寻甸的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无法跟随部队前行，被当地一李姓人家收留了。伤养好后，他想追上部队，却无从寻找，只得回到柯渡，从此扎根。如今，近五十岁的李兴贵，在讲起父亲时，脸上带着自豪和忧伤，自豪的是他父亲是参加长征的红军，忧伤的是他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了这片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土地，也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去看过一眼的故乡。

　　在云南高原，有的红军像李旦初这样留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有的当时就长眠于此。他们中有的累死在急行军中，有的饿死在路途上，有的深陷于草地沼泽里，有的冻死在雪山上。最惨烈的一次是在云南普渡河。一座二十多米宽的铁索桥上，一场与地方保安团的遭遇战中牺牲了七十九名红军。他们的英魂，永远留在这座如今尚在的铁索桥上。

　　在民间，有句俗语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其实在中国的版图上，当年红军的足迹何止两万五千里。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之后，红色晚霞照耀的地方，就成了永远的故乡。

《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26日   24 版）朱 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