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兴城，是个旅游疗养小城，张作霖修过别墅，日本人建过洋楼。新中国成立后，又增了几幢朴素的二层红砖小楼，大家称之为红军楼。顾名思义，红军楼里住的是伤残或疗养的老红军。

　　说老，其实也不算老，1980年我念高中时，我同桌的父亲就是红军，还不到六十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不了几岁。我同学是孤儿，老红军捡来的养子。从小，我对红军的故事充满了好奇，一本《红旗飘飘》被我翻烂了，与老红军的儿子同桌，正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可以偏得好多故事。可是，我的同桌偏偏不给我讲，他回答我，一问过去的事儿，他父亲就掉眼泪，不讲。

　　我同桌知道我爱写小说，觉得欠下我些什么，直到高中毕业前，他才讲了一小段他父亲的故事。核心情节是，老红军和哥哥一块儿当小红军，过草地时，哥哥陷进了沼泽，最后一句话是，见毛主席，替我问一句，天下的劳苦大众解放了没有？

　　老红军在战争中落下高度伤残，丧失了最起码的行动能力，没有完成哥哥的遗愿。不过，这粒小说的种子，却深深地种在了我的心田。

　　2016年9月下旬，我获得一次机会，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我有幸成为采访团成员之一，重走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这群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的娃娃兵，历时一年，长征途中又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到达陕北时，是唯一比出发时还要壮大的队伍。

　　于是，中共党史中读到的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韩先楚等红二十五军核心人物的事迹，从一本本历史资料中、从一座座展览馆里、从每一个个红军后代的讲述者口中，跳到现实生活中来，在我头脑中渐渐丰满、成熟。

　　我身穿红军服，走上红军小道，仿佛置身到八十年前，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重温那种为了一种信仰、为了一个目标，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历程。渐渐地，年少时同桌播在我头脑中的种子开始膨胀，在红二十五军开创的根据地里开始生根、发芽，这粒小说的种子寻找到了一片丰腴肥厚的沃壤。

　　在小说中，我虚构了一家亲兄弟，两个红军娃，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七岁。实际上，这虚构人物中的弟弟古伢子，原型就是我同桌的父亲。我无意改变我同桌给我讲的故事核，也算是给我同桌一个交待。如果三十年前，我把这篇小说写了，只不过是篇不痛不痒的小小说，一个单纯的故事而已，这种轻描淡写，很对不起沉甸甸的长征。

　　这次重走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赋予我更沉重的思索，更宏观的历史背景，更有质感的原生态。我把自己当成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努力地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复活。在七里坪浓烈的苏维埃氛围中，我给小红军找到了精神家园；在红二十五军创始人吴焕先的家——四角曹门村，我给小红军找到了革命的引路人；在国民党反动派“草过火、石过刀”疯狂屠杀群众的檀树岗子，我给小红军找到了坚定革命信心的理由。

　　随着采访的深入，又一个故事，冲撞着我的心灵。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出发地罗家冲，解说员绘声绘色地讲起徐海东缴获五千块大洋，分散到每一名战士手中，经历整个枪林弹雨的长征，陕北会师后，一块不少地接济给了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

　　认真地想一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军队，忍着饥寒交迫，漫漫长路中，居然没有一名战士花掉怀里揣着的两块大洋，这纯粹是信仰的力量。于是，这个情节不由自主地跳进我的小说里，成为我小说中故事发展的主线。

　　当然，红二十五军几场重要战役，陕南庾家河之战、甘肃泾水之战，还有翻越六盘山、与陕北红军永宁会师等，都深深留在了我的脑海中，成为不可多得的创作素材。

　　采访活动结束后，回到沈阳，我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自己的长征，让小说的种子长成大树，开花结果。我仅用两天时间，完成了近万字的短篇小说，题目为《沼泽》。对于我这个慢如蜗牛的写作者来说，这个创作速度已经是天文数字。

　　故事并不复杂，许多细节和情节都收获于这次采访，小说围绕古伢子自从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之后，最迫切要做的两件事情入手，一是要见毛主席，二是替牺牲的哥哥把革命成果——两块银圆送给毛主席，让毛主席转交给天下的劳苦大众。两个愿望虽说不复杂，但战争环境和残疾的身体阻止了古伢子的愿望，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实现。

　　小说写完后，我的一颗心总算安宁下来，一粒小说的种子，实际上就是作家的一个胎儿，不生下来，对于作家来说，无法得到安宁。尤其是像长征这类题材，全人类能有几次？那么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鲜活的人物，那么多不可复制的故事，那么多可歌可泣、无与伦比的细节，我们这一代作家不去发现，不去挖掘，任其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那是多大的遗憾。

　　由此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不忘初心，长征题材丰富的文学矿藏还有待于充分的挖掘，优秀作品的产生依然在路上。

《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26日   24 版）

周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