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景耀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监狱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犯罪学的开拓者。他出生于清代末年，经历了从清末、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时期到新中国的社会剧烈变革和动荡。虽然历经了4个不同的政权，但是他始终从事社会学、犯罪学、监狱学的研究，成为从旧中国步入新中国后坚持研究监狱学的一名知名学者。为了解新中国监狱的现状，1957年5月6日，严景耀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视察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和位于浦东高桥镇的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他仔细观看了狱内的监舍、工场和有关设施，并同工作人员进行座谈。后来严景耀又去了浙江，视察了杭州有关监所。回到北京后，他很有感触地写下‘China's New Prison System'《新中国的监狱制度》一文，发表在当年的英文版‘ChinaReconstruction'（《中国建设》）杂志上。①

    一、严景粗简介

    1905年7月24日严景耀生于浙江余姚，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修犯罪学。为获取有关犯罪第一手材料，1927年他到京师第一监狱做一名志愿“犯人”，与刑事犯人同住、同食、同劳动，亲尝铁窗生活。他曾说过：“要医中国犯罪的病象和改良监狱的生活，先要明白目前实情，要调查实情，非‘到监狱去’不可。”②通过和犯人谈话，了解犯人的历史、家庭情况、社会背景以及走上犯罪的过程，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积累了各类犯罪典型个案200余例，绘制了大量统计图表。1928年大学毕业后，严景耀留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兼任助教，继续研究犯罪学，并且担任《监狱杂志》的编辑。他曾带领学生对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20个城市的监狱对犯人和监狱管理进行调查，收集300余种个案资料。他对犯人诚挚、热情的态度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使犯人受到极大的感动和教育，赢得了犯人的尊敬和信任。在他的感化下，许多服刑犯人自觉走上了自我改造的自新之路。例如，山西第一监狱的犯人陈某某将其亲身经历撰写成《人狱七年之回顾》一文，发表在《监狱杂志》1929年第1期上。

①徐家俊：《远东第一监狱的首位华籍典狱长—严景摧》，载《世纪》2000年第5期，总科期。

②严景推：《严景推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③雷洁琼：《（严景雄论文集》序》，载《民主》199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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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犯罪原因，这在30年代非常难能可贵。①

   1934年从美国回国途中，他曾在英国伦敦经济和社会科学院学习半年，并访问了苏联，被苏联外国语学校聘任为英文教员，同时在中国问题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35年6月回国，仍在燕京大学任教。.1935年12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他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并参加了平津进步教授马叙伦、许德琦、杨秀峰等发起组织的华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发起民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逼迫下，严景耀不得不离开了燕京大学，南下来到上海。1936年9月，经公开招聘后出任上海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分管下设感化院的少年犯管教工作．同时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犯罪学、刑罚学、监狱管理学等课程。在这期间，严景耀应赵朴初的邀请，经常到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与赵朴初等人共同研究儿童、少年犯的管教工作。当时赵朴初任孤儿教养院的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赵朴初非常钦佩严景耀的人品和学识，而严景耀对赵朴初从事社会救济和宗教慈善事业的爱国行动非常理解和支持。严景耀几乎对每个少年犯的教养、转化过程都进行细致的研究、比较，常常通宵达旦地与赵朴初探讨如何搞好对流浪儿童和少年罪犯的教养工作。.1941年7月严景耀和雷洁琼结婚。严景耀在提篮桥监狱任职5年多，1942年离开监狱。

   1947年初，严景耀再次重返燕京大学任教，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及辅导委员会副主任，讲授“犯罪学”、“社会学概论”、“社会变迁”及“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同时他还兼任学校教务委员会委员及辅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多有贡献。1949年9月严景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并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人北京大学，严景耀受命参与了筹备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的建立工作，并任该院国家法教研室主任，兼任校务委员会委员，讲授“苏联国家法”、“资产阶级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世界概论”等课程。④

   1954年后，他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参与了共和国初期国家机构制度，尤其是有关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同时还参与了各国宪法的翻译工作。严景耀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历任民进中央第一、二、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常委会常务委员。1973年，他调任到北京大学任教，作为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国际问题。1976年1月12日，严景耀先生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于北京，享年72岁。

    二、严景耀的“China's New Prison System译文

    新中国成立后，严景耀依旧关注监狱学的发展。现将他撰写的‘China's New Prison System'一文翻译如下：

   在万恶的旧社会，上海曾经是世界上邪恶、诈骗、犯罪最为猖撅的地方之一。即便是那些恶贯满盈的“犯罪头目”很少落人法网，上海监狱囚犯人口依旧居高不下。位于公共租界臭名昭著的华德路监狱是上海这个城市最大的监狱，容纳的囚犯从未少于8000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期间，囚犯人数更是攀升至1万人。这使得华德路监狱成为世界上单个监狱中囚犯人数最多的监狱，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特征。

   如今，这个监狱被重新命名为上海市监狱，上海所有服刑的罪犯都集中关押在这座监狱。但是它的人口却逐渐减少到仅4000人左右，许多牢房已被用作库房。由此反映了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犯罪人数都在减少。1956年一审审理的刑事案件数量在刚解放的头7年中是最少的，这也表明了1957年的刑事案件数量依然下降的种种迹象。

①③龚烈沸：《严景推：中国现代犯罪学的开拓者》，载《纵横》1998年第6期。

②雷洁琼：《（严景推论文集》序》，载《民主》1995年第9期。

④徐家俊：《远东第一监狱的首位华籍典狱长—严景报》，载《世纪》2000年第5期，总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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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新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公民。

   由于刑罚学（也称监狱学）①是我研究的一个领域，在今年的春季，我决定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去参观考察上海以及我所代表的浙江省的监狱工作。

   （一）罪犯的新处遇

   除了现有的监狱建筑与过去一样这个事实之外，我发现几乎所有过去的一切都已完全变样。

   如今，监禁罪犯不再是刑罚惩罚，而是将罪犯处于剥夺限制之中同时进行教育把他转变为有用的、与他人和睦相处的公民。从犯人进入监狱的那一刻起，监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要使他们尽可能地正常生活。他们不再穿有条纹相间或是其他标识的囚服，犯人之间可以自由交谈聊天，他们的人格也受到应有的尊重。不论是牢房的门还是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的门都不上锁。在每月的探视日，他们隔着一张小桌子与亲属朋友交谈，而不再如同过去一般有双重围栏隔离着。

   我们监狱主要有四项再教育方法，即提高囚犯们的文化和普通知识水平，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他们及时了解时事新闻．教导他们正确理解劳动价值观念—在必要的时候让他们参加现实的行业劳动。

   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文盲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囚犯都是文盲。全国都在开展扫盲运动。在监狱扫盲取得很大的成就。去年，上海市政府教育局组织考试，满分100分，上海监狱的大多数囚犯不论男女，都取得了90多分的好成绩。估计在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上海以及浙江省的所有囚犯将都能够甩掉文盲的帽子。

   学文化有巨大的好处，不仅仅是因为教育使罪犯们能够阅读报刊新闻、给他们的家人写信，更是因为教育是使他们达到自尊自重、亲属朋友尊重的一个台阶。随着阅读、写作和其他事项的进步，他们对政府的感激以及变成新人的意愿愈发强烈。那些已经受过学校教育的犯人可以在他们的刑期内继续学习，那些受过特殊培训的犯人比如翻译、医生或者其他专业工作人员，若是可行则会获准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上工作。       （二）全面了解社会

   在过去监狱的囚犯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如今，监狱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监狱的工作任务是改造罪犯的一个必要因素。定期的谈话交流和讨论使他们及时了解新中国伟大的和平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在工农业中所取得的巨大飞跃以及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与他们交谈的人多是监狱工作人员或外界的探视人员—工厂的劳动模范、杰出的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公司企业的经理、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不同政治、科技领域的专家。

   国民党统治时期并不允许报纸进人监狱。如今，形成鲜明对比，监狱给犯人提供各种期刊、杂志。如果犯人喜欢，也可以订阅他们自己的期刊杂志。当我参观上海监狱之时，我发现监狱提供358份日报，每12个犯人一份，另外183份发给囚犯订阅者。此外，每天的新闻或其他无线电广播节目都会转播给监牢里的所有犯人。

   囚犯们不仅仅能够听到、读到外界正在发生的事，还可以定期走出监狱，了解我们国家的进步。监狱会组织安排去工厂、农村、大学、百货商店、展览馆、风景区、大型工地等地参观。在上海市监狱他们告诉我一位年轻女犯的故事。在这样的一次外出参观后，她失声痛哭。她是从香港遣人获取军事和经济方面情报的国民党特务，因而被逮捕并判处10年有期徒刑。“我成为一名间谍，是因为轻视我们的人民群众。”她说，“只是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的伟大和美丽，我当时受到蒙蔽才成为一个罪人。”另一个犯人，一个年轻的杭州人，因谋杀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因为他表现很好，刑罚减轻至徒刑。“政府给我一次活命的机会，”他告诉我，“我一定会珍惜它，要不然在五年计划期间的中期，社会主义即将在我们眼前实现之时，我被执行死刑，那将会是多大的遗憾！”

   （三）学习劳动技能

①Penology:刑罚学、监狱管理学、典狱学，《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2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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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印刷、印染、成批量的服装制造或织布；有的监狱有自己的农田：有的监狱则是派遣他们的犯人外出工作，比如建造房屋、开垦土地以及修建铁路。工厂的劳动时间与监狱外的工厂的劳动时间是一样的，不允许超时劳动、周日也不安排劳动。

   生产劳动在几个方面都对犯人们大有裨益。首先，这使他们获得一门技术。在他们刑满释放后或许这门技术会成为有用的谋生技能，因为他们的工厂与车间都是与时俱进的。其次，犯人们可以根据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获得相应的报酬。这是用激励性的奖金来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如此他们能够获得相当丰厚的零花钱，可以积攒下来或是用在监狱的商店的花销上，购买一些小物件，如糖果、水果、文具等。再者，犯人们的身体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改善，因为他们如果不劳动就不能强身健体。

   如同普通工厂一般，监狱也会一年举行一或两次全体大会，届时在大众讨论后表彰奖励劳动表现特别突出的人。如同外界一样，这里的评价标准不仅仅关注个人表现，更看重他是否乐意为了整体的生产利益将经验传授给他人。假使一个罪犯不仅表现良好，而且对他过去行为的危害后果认识深刻并决定重新做人，那么在大会上将被宣布减刑或者假释。那些顽固不化的犯人则可能会被公开警告处分或者加刑。

   然而，更大的激励在于那些学习和工作记录良好的囚犯将有机会被选为代表参加地方组织的“积极分子大会”。在近12个月之前，浙江省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形式的会议，会上从不同的监狱中选出了358名代表。与会期间，犯人们实事求是地讲述了他们如何改过自新以及对工作或学习有所助益的收获。此外，政府领导、囚犯们的亲属以及出狱的犯人也做了鼓舞人心的演讲，那些已出狱的犯人现在是良好公民并幸福地工作生活着。会后，代表们去不同的建筑工地参观，回到监狱后他们向狱友描述那里的见闻。我听说，杭州监狱90％的囚犯在听说了代表们的汇报后，纷纷决心要努力学习、工作以成为“积极分子”。最近，监狱也决定要表彰那些对监狱的卫生、运动以及文艺活动做出贡献的犯人。这是为了鼓励囚犯们改过自新，在各个方面符合社会的规范要求，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四）回归自由社会

   在犯人将被释放的3个月之前，监狱开始为他回归自由社会做准备。监狱工作人员会前往他的家和他之前的工作单位（如果他曾有一份工作），告知他的亲属、同事、邻居以及单位他所取得的进步，并希望他们欢迎他回家并帮助他改过自新。在犯人刑满释放之后，监狱管理人员会持续跟进几个月，以确认他找到合适的工作，过上安定的生活且没有任何困难。

   我与一名女犯交谈，她曾因为帮助了一个犯罪团伙而实施了犯罪行为。在服刑3年后，又回到上海纺织厂工作。她告诉我，她曾经十分疑虑能否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然而同事、邻居们热情、友好的接纳完全消除了她的疑虑。是监狱工作人员，向大家告知了她在监狱的良好表现，为她铺平了道路。如今她已经加人了工会，不久将与一名钢铁工人结婚。当她告诉我这一切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去年从上海监狱刑满释放的747名犯人中，13人在他们获得自由的最初的几个月内就被授予杰出工作者的称号。21人成为车间主任、厂长或是公务员。在浙江省，去年释放的2000多人已经加入工会，其中300人获得“先进工作者”的称号，1500人取得了良好的工作业绩，28人被选为县、镇人民代表大会（当地政府机构）的代表。

   据估计，1949年之前至少70％的监狱犯人犯有数罪。去年上海和浙江省的监狱仅仅5％的犯人犯有数罪。这表明了我们新的监狱制度的成功。但是，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变迁才是根本。在上海市监狱，我与一个刑期将满的犯人交谈。他多次被判盗窃罪，上一次出狱是在1953年，时隔一年再犯而人狱。他告诉我他已经改过自新。“上一次我试图将赃物卖给街上的摊贩”，他皱着眉说，“他们没有买，而是向警察举报了我。人们与过去相比正直许多。此外我妻子经营着一家街头小吃店。自从她与其他的摊位联营后，生意拓展了不少。她需要有人为她记账，我在监狱中学会了读写和计算。因而出狱后我会有一份工作。”

   在与他交谈中，我领会到了监狱成功改造罪犯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正在逐步迈向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取得的多方面的进步。

☆作者王志亮、钱荣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严景耀`China' s New Prison System'，China Reconstruction, 1957 November, P21-23.

2014年7期《犯罪与改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