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海滩》。（以下简称“本书’）描述了英国流放制度在澳大利亚的实践史，给人以震撼与启迪。

    一、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作为流放地

    在英国这个岛国，犯罪问题一直是令政府头疼的事情。于是，想办法消化掉这些“犯罪阶级”就成了当务之急。英国的流放制度，并非自澳大利亚始。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殖民地曾经是英国流放犯人的重要目标地。无论是英国运送流犯的商人还是美洲种植园主都从中获益。但是，“流放行为曾因几次战争中断了很长时间。1756年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使数百名男女犯人的流放行程受阻。流放行动的另一个困难是，美洲定居者们已经不愿意再让顽固的罪犯到他们的土地上来，从定居者们的劳动生活看，他们已经不是罪犯了。1723年，弗吉尼亚州的居民们最先提出要求，试图让英国停止输送犯人，但是被伦敦拒绝。又过了一段时间，种植园主们发现了比白人廉价得多的劳动力—从非洲送来的奴隶。从1775年起，再没有人用英国罪犯作劳力了。”。这使英国的流放制度一度陷人困境。而当时，英国的法官表现出足够的仁慈，他们尽量少地使用纹刑，更愿惫适用流放刑。但是，“吊颈绳用得越少，就需要越多的监狱”（第43页）。然而，英国并未将监狱建设列为国家的议事日程，以至于出现了大量犯人无处关押，最后不得不出台《废船法案》(1776年）。正是这个法案，使英国的大量犯人被塞在了泰晤士河和南方海港的破船里，而这里的居住和卫生条件自然可以想见。当囚船亦无法消化日益激增的犯人时，就必须再找到出路。经过几番曲折的争论与权衡，最终选择了澳大利亚的“植物湾”，这个“地球边缘一座毫无用处的大陆”。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这里便是“人间地狱”（第49页）。

二、新殖民地初创阶段的困境

    1787年，第一支舰队前往澳大利亚。有1030人来到这里，其中男犯548名，女犯188名。“这次航行历时252天，途中有48人死亡，其中包括40名犯人和5名儿童。”。（整个流放期间，共有超过16万的成年男女及儿童通过舰队运送到这里）此前，这片与世隔绝的大陆，所有的动物都那么温顺，这里几乎没有文明的历史，没有住房，没有耕种，甚至都没有日期。所有土著人都没有经济头脑，他们会使用火，为了逮住动物而烧光几平方英里的森林，是常有的事。

①［澳』岁伯特·休斯著，欧阳呈译：《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英】凯伦·法林顿著，陈丽红、李臻译：《刑罚的历史》，希望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③同②，第73页

---

的大陆，人们简直一无所有。好在他们在途中，买了一些家畜，“所有这些动物都被人毕恭毕敬地妥加照料，正如菲利普对流犯所说，一头种畜生命的价值等同于一个人的生命。”（第110-111页）他们有3年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直到第二舰队(1790年6月3日）的到来。

   早期悉尼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无论是军官还是犯人，只有极少的口粮定量。在日常的生活方面，军官并没有超过犯人的特权，人们普遍悲观失望。后来，菲利普建议英国政府将自由民运送到这里，但是到1800年以前，只有20名自由拓居者移民澳洲。菲利普还将刑满释放者改造成自耕农，赠他们以土地，使他们成为农场主。作为配套制度，菲利普实行了“囚犯配给制”，这种制度被后人称为“今日开放监狱的早期形式”（第703页）。当然，这也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奴隶制度。无论如何，这一措施使流放制度变得灵活些，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生产的成果更为丰富。1791年末，悉尼可以自我维持，到1792年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当年12月，菲利普离开澳大利亚。

   当时流犯拓居地不止一处，有的地方过着非人的生活。与早期悉尼相同，后来的范迪门斯地异常艰苦。包括总督本人、各军官和整个拓居地的流犯在内所有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享用过面包、蔬菜、茶、糖、葡萄酒、烈酒或啤酒，也没有用过任何代用品，除了该地提供的朝不保夕的野味之外（第143页）。他们只能靠猎杀袋鼠为生。

    三、流犯的极端行径

    极端的情境，必然产生极端的行为。当流放制度变得野蛮而不人道时，流犯自然会用行动做出及时的反应。

   在澳大利亚的流犯中，有为了能成功逃跑而吃人者。一名叫亚历山大·皮尔斯的人，1822年9月20日他第一次逃跑。经过长途奔逃，他和另7个人饥饿难忍，一个逃犯的一句玩笑话—“我太虚弱了，真想吃人”提醒了大家，第一个人在熟睡时被宰杀。刚开始有人不敢食用，“但是，第二天早上，饥饿战胜了一切。他们已经整整4天没吃东西了。于是，他们把达尔顿的肉割成肉块，大致分成7份，这支队伍便又继续前行了”。（第270页）饥饿的人们展示了“弱肉强食”的原始本能。当只剩下皮尔斯和另一个人时，皮尔斯等待时机，在将近黎明时，对手睡着了。“我跑上前去，从他头下抓过斧头，用斧头砸了他一下，把他杀死。然后带上他膀子和大腿的一部分肉，一连走了好几天”。（第273页）不幸的是，1823年1月11日，皮尔斯还是被抓回。他吃人的供述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因而他没有被纹刑。1823年11月16日，皮尔斯第二次逃跑，与他同时逃跑的还有一个人，在他将此人杀掉并吃其肉后，回来自首。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吃了人，他拿出一块重一磅的人肉。经审判，皮尔斯被绞死。

   在无法忍受极其痛苦的刑罚，逃离诺福克岛这座“海上地狱”，流犯中有人相约协助自杀。那是莫里塞特。统治该岛的时期，岛上“出现了一种令人瞳目的做法，把自杀行为变成了团结行动，而不是绝望无助，唯我独死的行为。一组流犯用草抽签的办法，选出两个人来：一个人死，另一个杀死他，别的人则旁观作证。由于诺福克岛上没有法官审判死罪，就得把杀人犯和证人送到悉尼受审—这对当局来说很不方便，但对囚犯来说却是好事。他们渴望得到稍微的解脱，离开这座‘海上地狱’，哪怕前往澳洲本土上绞刑架也在所不惜。而且到了悉尼，还有一线逃跑的机会。受害者本人是别无选择的。小组所有的人都同样做好了死的准备。他的死亡带来的益处，也要在所有幸存者中均分。就这样，抽签自杀的方式带上了一点罗马式公正无私的意味”。（第567页）

①居姆斯。托马斯·莫里塞特中校（1780-1852)，采取高压政策治岛，“流犯已从权矛呀的领域被逐出”。（第559页）

---

持人质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最后人质被放，4人互射毙命、2人补弹后再自尽。为什么他们要如此行事？6人均被判处25至46年不等的刑期，他们对狱方无所诉求，因出狱无望而赌命。。历史何其相似！但愿能引起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者的瞥惕，不要以为重刑酷法、严苛制度就可以营造安稳的监狱秩序。

   在澳大利亚的流犯中，男多女少。1788-1852年间，澳大利亚只有2.4万名女性流犯，占流犯总数的1/7。有的拓居点甚至只有男性，没有女性。这就使同性恋行为屡禁不止。许多男性流犯成双成对，互称夫妻，感情深厚。

   “食色，性也。”关注犯人的性需求，将是现代监狱管理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究竟有没有“犯罪阶级”

    英国的流犯制度，是有其犯罪理论支撑的。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英国存在一个庞大的“犯罪阶级”。英国当局认为，在英国有一个犯罪阶级，“而不仅仅是个别犯罪分子的集合体”。（第189页）“英国人1830年代所理解的犯罪阶级概念意味着，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制造’了犯罪，就像制帽工制造了帽子，矿工产出了煤炭。这个阶级三分之一是暴民，三分之一是部落，还有三分之一是行会，其在地下运行，低于英格兰其他低级社会结构，并掺杂其间。犯罪阶级有自己的一套行话，自己的等级尊卑，自己日积月累的一套技术智慧。它保留并扩大了犯罪技艺，从师傅传授给徒弟”。（第191页）“然而，这种观点本身就是社会环境严格强加的一个部分，也许当年就迫使许多人放弃了斗争—破罐子破摔，社会说他们是啥就是啥，最后接受了唯一不会拒绝他们的社会环境：犯罪环境。”“人一相信有‘犯罪阶级’存在，这种信念就会以其他方式使犯罪阶级存在—这主要是因为，由于人们相信这一点，便使改过自新变得极为困难。即使悬崖勒马，回到社会，也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1830年的档案记录要比1770年的好，雇主雇人之前，可以在上面查找。”（第193页）而流放制度本身就是要把这个犯罪阶级“连根拔起”，送往与世隔绝之地，使这个阶级彻底消灭。然而，“流放制并没有阻止住英格兰的犯罪现象，甚至都没能让犯罪的脚步慢下来。‘犯罪阶级’没有被流放制消灭，也不可能被消灭，因为流放制处理的不是犯罪原因”。（第194页）

   显然，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想消灭犯罪简直是痴人说梦。今天，我们再也没有哪个人会愚蠢地认为，犯罪者自成一个阶级，因为从高官到贫民，都可能会触犯刑律，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犯罪群体与身份无关，更不归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尽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因受相对剥夺或者其他原因影响更容易犯罪。

    五、刑罚需要冷竣还是仁慈

    刑罚需要冷竣还是仁慈？在澳大利亚的流犯管理经验中，有着不同的答案。

   颇受英国当局信任的时年48岁的海军上校亚瑟·菲利普船长，带领第一批流犯来到这里，成为第一任总督。他倡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平等（至少在食物配给上平等），坚决避免澳大利亚成为一片“蓄奴”的土地。

①李寒芳、份典：《劫持人质越狱未遂台六重犯互封觅命》，载《广州晚报》，2015年2月13日A7版。

②这座岛屿指范迪门斯地，后改为塔斯马尼亚。

---

    年轻（1845年时才28岁）气盛、手段毒辣（创造了花样翻新的手段）的塞缪尔·巴罗，对流犯极尽虐待之能事。

   取代亚瑟副总督的约翰·富兰克林爵士

(1786-1847)，满怀仁爱之心，携带妻子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他对妻子简·富兰克林言听计从。他的妻子是一位“躁动不安、永远充满好奇心、智性很高且微稍有点儿神经质的女人。她是一个纺织工人的女儿，醉心于劳神费力的项目—主要就是推动她丈夫作为英雄的生涯”。（第587-588页）她一到澳大利亚，就开始关心女犯的疾苦。她在1837年首次造访亚瑟港时，要求试戴一副流犯手铐，当地官员大惊失色，给她戴了一副轻型手铐。她在戴了一小段时间后，产生了轻度焦虑，不得不要求被释放（第589页）。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这种亲身体验的做法，无疑会影响当时英国流放制度的执行，使刑罚手段变得比以前宽和而人道。

   亚历山大·马柯诺奇上尉（1787-1860)，在英国流放史上的突出贡献应大书特书，尽管他没有一个体面而尊严的人生结局。他曾经有被短暂监禁的经历，富有同情心。他在诺福克岛上进行刑罚改革实验，拆掉绞刑架，实行“评分制”，运用“小组心理治疗”方法，唤起流犯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他甚至在维多利亚女王生日的前五天，给所有自由人和非自由人都放了一个公假。牢门大开，人们自由活动，感恩上帝的宽恕和女王的仁德。他还主张给流犯中的死者立碑，哪怕是罪大恶极者。他“坚决要把尊严还给死者，哪怕他们死于哗变”。（第614-615页）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流放制度的刑罚形态，深受流犯的拥护。但是，他的改革与探索，却显得离经叛道，时时刺激着一些人的神经。后者别有用心地将拓居地出现的困难，都一股脑地归罪于他的仁慈与放纵。刚开始，他虽受排挤但越挫意志越坚。很快，英国当局就要求处理他。好在总督吉普斯微服私访，看到了马柯诺奇治理得井然有序，调查的结论是：“批评马柯诺奇的人大多数都错了，而且，尽管新制度并不完善，但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行之有效。”岛上的困境，主要因疾病流行所致。总督还认为，这种“温和待遇”很合理，因为在这座遥远的岛上生活本来就苦难深重，脱离社会就是惩罚。（第620-622页）

   总之，在澳大利亚流放制度实践中，不同的刑罚思想相互替代与交锋，刑罚宽严程度不断左右摇摆，不过，大的趋势是日益平和而理性。在天高皇帝远的澳大利亚，每个手握权力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理论，依据自己对于犯罪与刑罚的理解，大显身手，大展宏图。这就给不同理论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实践空间。

    六、英国流放制度的终结与启示

    在流放制度实施的晚期，英国国内抗议这一制度的声音此起彼伏，掌权者中也不乏激进派。这无疑动摇了流放制度的合理性基础。1847年开始，英格兰全面经济萧条，大量人口移民澳洲，以躲避国内的危机。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掀起了一股“淘金热”，英国人趋之若鹜来这里做发财梦，于是澳大利亚人口猛增，渐渐不再需要流犯开拓这片土地。同时，英国国内新建了一些监狱，刑罚成本比流放便宜。美国的奥本制等先进的监狱管理经验也不断引人英国。所有这些新的社会变迁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流放制度的废存问题。原本流放制度要实现四个目标：升华排毒，杀鸡做猴，劳动改造，殖民开拓。（第697页）看来，前三个目标都泡汤了。此时，英国的流放制度只能知趣地退出历史舞台。

   纵览英国流放制度在澳大利亚的实践史，我们发现，有关犯罪与刑罚的理论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这种演进，并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在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才能有质的飞跃。同样，我们也不能否认，少数个体的实验探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种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接纳。

   联系到我国目前监狱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我们同样也有理由坚信，加快改革与扩大开放最终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不管在这过程中出现怎样的曲折摇摆，我们都应该不断探索，顺时而变，准备迎接一个又一个质的突破。

 

☆作者宋立军系江苏省司法誉官高子职业毕校副教授、监狱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2015第8期《犯罪与改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