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原平三郎：枪毙于提篮桥监狱的第三个日本战犯

抗战胜利后，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设立于虹口北四川路江湾路口1幢坚固的大楼内。1946年4月至1949年1月26日，共计审判日本战犯百余人，结案者116人，其中判处死刑14人、判处无期徒刑22人、判处有期徒刑75人、无罪释放5人。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4名日本战犯中，大多在提篮桥监狱内执行枪决。1947年11月22日中午2时，随着二声枪响，罪恶累累的日本战犯、日特机关情报主任芝原平三郎被中国法警枪决于提篮桥监狱，他是枪毙于该刑场上的第三个日本战犯。《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等媒体纷纷予以披露，让人留下了不该忘却的记忆。
　 
　　一个“中国通”的罪恶人生
　　芝原平三郎日本广岛人，生于1903年，其幼年、少年时代就居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后又长期混迹在北京、天津一带。江湖上，黑道上平民区都厮混过。交际广泛，狐朋狗友众多。芝原语言功夫很好，除了精于母语日语外，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京片京腔，还会说上海话、杭州话。加上他比较熟悉中国各地的风土民情，嫁丧喜庆，因此平时常常吹嘘自己是一个“中国通”。芝原原是日本浪人。搞情报活动是老手，阴谋诡计，二面三刀，20世纪30年代，芝原曾在杭州西子湖畔活动，充任杭州日本特务机关情报主任。1941年春，芝原受侵华日军杭州特务机关长渡边一郎的派遣，他来到浙东重镇宁波，他通过天宁寺一个和尚的关系，落脚在宁波市区。芝原摇身一变，伪装成湖南省米行的商人，化名徐志统，到浙东采购粮食，平日芝原假充斯文，身穿青布长衫，下着布鞋；有时也改穿毛哔叽影条西装，足蹬黑色皮鞋，上架墨镜，头戴呢帽，举止阔绰，涉足官场、交游商界，出入酒肆、妓院、舞厅，行踪不定。实质上他出入各种场合，利用充裕的情报经费，广泛收罗一批社会渣滓、商人、职员为其搜集各种军事、政治、文化情况，发向日特机关的大本营。
　　1941年4月，在日军攻占宁波的前夕，芝原用黄金美钞收买了宁波镇海炮台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员。当日本舰队进攻镇海时，要塞守军放弃优越的地形条件，在内奸的策动下，放下武器，不战而逃，使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登陆入侵；为此，芝原获得日本上司的嘉奖。芝原为了利于侵华日军迅速入侵宁波城区，针对当时宁波旧城区街巷众多迂回曲折，断头路比较多的特点，芝原联想起《水浒传》宋江三打祝家庄时，为了对付“盘陀路”，“梁山好汉石秀等人在路口作暗记，从而使宋江免陷迷魂阵率领兵马长驱直入，大获全胜的故事。”一肚皮坏水的芝原平三郎就使用了他精心制造的“杰作”，用“仁丹”广告，暗示信息，为日军指路。他布置几个亲信，深夜出动，第二天清晨宁波街头巷尾出现了奇特广告，长方形纸张，四周印有粗线，中书“仁丹”两个仿宋字，广告分直式和横式两种。开始宁波市民不解其意，还认为是哪个日本商人心血来潮一种商战策略。原来这是芝原平三郎的险恶手段。横式广告示意街巷不通，直式广告暗示可以通行，为日军入侵指路。这一着果然阴险毒辣，使侵占宁波的日军大大提高了行军速度。当日军入侵宁波后，芝原卖力拼凑傀儡班底，以华治华、以华控华。先后建立了“鄞县维持会”、“宁波商会筹备委员会”、“妇女会”等组织，把一些汉奸推上第一线，委任他们充任会长、理事长，自己则躲在幕后遥控指挥，并把特务网络遍布各个角落，如果哪个不听话，就向那个开刀。
　　为日军行军作向导，也是芝原的情报活动的内容。如1942年初夏，日军准备从宁波取道宁海、新昌，进发金华，当时，浙东地区，山峦重叠，交通不便，急需向导。芝原派出亲信，第二天就带来一名原是“跑单帮”的小贩，原先他为了逃避层层的检查，他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山路。这个丧失国格的小贩经芝原重金收买后，无耻地为日军带路，让日军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
　 芝原除在杭州刺探情报，敲诈勒索外，还在西子湖畔的六公园一侧设立秘窟淫窝，被其强暴、糟蹋的青年女子竟多达百名之多。不少女子被走上绝路，不少家庭遭受劫难。据当时杭州市民揭发，芝原平三郎不设手段玩弄女性：道貌岸然，以公子哥儿的身份，谈恋爱之名对涉世不深的女学生进行诱奸；以介绍职业、推荐工作为诱饵进行骗奸；采取暴力行为发泄兽欲、实施强奸；通过“荐头店”（保姆中介所），把报姆招到家中，对她们调戏侮辱；有时还采取盯梢、跟踪的办法追踪女青年。有一次，芝原在西湖边看到一位美貌的女学生，正与一名男学生亲热地在湖边散步，芝原心生一条毒计，他唤来一名走狗，故意冲撞这名男学生，与之发生磨擦，然后找个借口，把这对男女青年带到六公园一侧的寓所，把男青年毒打一顿，推到大阴沟内窒息而亡；把女青年进行百般凌侮，最后导致她严重伤害、精神错乱。总之，芝原平三郎在杭州市民中，臭不可闻，称他是一条糟蹋女性的色狼；一个残害群众的“花花太岁”。
　 1943年春，芝原平三郎灰溜溜地离开杭州，住在上海虹口荻斯威路邢家宅路18号。后来他又化名李秀山，到苏州观前街的玄庙观内开设了一家咖啡馆，以此为职业掩护，并在苏州买下一幢带有庭院的房子，继续从事间谍情报工作。汪伪时期，苏州系江苏省的省会，各种政治势力纠合在一起，芝原平三郎又乘机作额，犯下了滔天罪行。
　　　　　　　　　 
　 毙命提篮桥监狱刑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国人员清算了部分日本战犯的罪行。从同年12月16日起，到1946年5月1日止，中国国民政府先后在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从1946年4月起，审判工作正式进行。日本战犯（包括嫌人）的确定和审判，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高层决策者，担任较高职务、由国民政府圈定的；一是发动老百姓检举的、作恶多端直接残害群众的日军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如芝原平三郎等。位于北四川路底的
　　早先在芝原平三郎手下干活的汉奸蔡某在苏州被捕，在庭审时蔡某供出芝原匿居在上海的地址。国民政府上海军事法庭以此为线索，在上海把芝原捉拿归案。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1946年9月26日，次对芝原平三郎进行开庭审理。开始，不久又再次审理。庭审中，宁波的李子瑜、曾良秉、吴小毛妻等三位被害者在庭上用他们切身的遭遇及受到的迫害，出庭作证，杭州方面的有关人士也以确凿事实，揭露其罪行。。
　 1947年1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在上海江湾殷高路设立上海战犯拘留所（后来改称上海战犯监狱，原址现系上海劳动教养所，但内部设施已改动）。1月16日，提篮桥监狱在押的，包括芝原平三郎在内的186名日本战犯全部移押江湾殷高路。同年7月19日，上海军事法庭经过多次庭审和确凿证据，对芝原平三郎宣判死刑。次时，国民政府的权威性报纸《中央日报》，还在第二版上，以“花花太岁判处死刑”为标题，刊登了一则简讯，全文如下：“据称‘花花太岁’之日本战犯芝原平三郎为前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情报主任，在战时作恶多端，19日被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由于殷高路的设施比不上提篮桥监狱，不久前，一名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曾在那里逃跑，典狱长邹政之少将被国防部撤职，押送南京关押审查。因此，后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又全部关押在提篮桥监狱。
　 同年11月22日，上海军事法庭的检察官接到上级密令，召集部分法警，驱车来到提篮桥监狱。法警入监后，首先报告典狱长徐崇文。徐典狱长是个老狱官，湖北汉阳人，毕业于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最早在北京陆军监狱、京师一监干过，一度转到检察厅，后来在江苏几个监狱当看守长、科长，30年代起在湖北、陕西、察哈尔等几个监狱当过典狱长。1946年6月，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典狱长的任上，调到提篮桥监狱。在他任上已经办了多名汪伪汉奸犯和日本战犯的处决。这次徐崇文验过法庭开出的“犯人提押票”，把关押狱中的日本战犯芝原平三郎提押出监，走出监狱二大门，沿着监狱外围墙，穿过上海警察医院（今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部），来到监狱刑场（刑场位于今新岸礼堂和孝和广场处，当时刑场与监狱有围墙隔开，而且没有边相通）。这个刑场除了梁鸿志等汪伪汉奸犯在此毙命外，日本战犯黑泽茨男、富田德已分别于1947年8月13日、14日被枪决于此。因此芝原平三郎是提篮桥监狱刑场上毙命的第三个日本战犯，此时的芝原平三郎已有47岁，头发斑白，蓄着八字胡，神情木然，脸色偏黄，略带浮肿，身穿一套黄色的旧军服，脚蹬一双军用旧胶鞋，在二名中国法警的押解之下，慢慢来到设在刑场中间的法庭处。上海军事法庭的执行检察官简明扼要地问清芝原的姓名、年龄、国籍、籍贯、捕前职务、居住地址等基本情况后，正言厉色地宣布，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的核准，今天对你芝原平三郎执行死刑，你还有何遗言要说，有何遗言要书。
　 芝原平三郎眼看自己末日来临，还要作临死前的表白，他颤颤微微地用中文说道：我生为日本人，死为日本人。但是，我长期生活在中国，熟悉中国，中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为中日亲善而战，为日本天皇而圣战，日本战败，这是天意，而不是天皇之错。今天我被执行，死有应得，死不足惜。检察官先生，请允许我修书二封，以告慰后人。经监刑的检查官同意后，芝原就在法庭旁预先准备的方桌上铺好信笺，提起毛笔，落笔书写。一封他写给日本的长官小仓和白川，另一封写给中国国民政府。这二封中芝原还在侈谈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之谬论，真是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遗书写毕，芝原还向军事法庭的执法官提出，“贵国是文明古国，长期以来对婚丧之事十分隆重，我听说上海地区死人丧葬入土时，他们要有五个领子、 三个裤腰，我马上就要去见上帝，请允许我更换一套清洁的军服，一双干净的胶鞋，让我干干净净地走向另一世界。”军事法庭的检察官在提篮桥监狱刑场已执行过多名日本战犯，对于这个特殊的、又合乎常理的要求，今天还是第一次碰到。也许芝原想拖延一点时间，也许他一种精神寄托，反正他已死到临头，无非相差几分钟的时间。所以，检察官爽快地答应了芝原的这一特殊要求，让芝原更平三郎原地等候，马上命令法警取来一套衣服，让芝原当场换好衣服，被二名法警押上行刑椅（有铐背的椅子）。芝原坐在刑刑椅上，左右两边各被一名法警按住，另一名法警举起手枪，对准芝原的后脑，“啪――啪――”连发两枪，子弹从其左脑进去，右脑穿出，污血汩汩地从弹孔中涌出，脸上一片血污，芝原啪地一声连人带着行刑椅一起倒在地上。这个至死不悟的恶贯满盈的日本战犯终于结束了他可耻的生命。监刑的上海高等法院的检察官按照惯例，上前把尸体作了验证，并拍照存档。在场的新闻记者也拍下了这一历史的记录。

　　（作者徐家俊，原载《档案春秋》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