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去探访老邻居。

　　十五年前我们大院作为棚户区改造被夷为平地，之后便竖起一栋栋方盒式的大楼，大多居民选择就地安置，所以回到原驻地，会看到许多熟悉面孔。

　　这是李爷当初栽下的那棵槐树吗？密集的楼群中央迎风屹立着一棵大槐树，虽是入秋，却依然枝繁叶茂。尽管在水泥建筑的包围中显得有些孤单，却如同一尊鹤立鸡群的雕塑，在灰暗的色调中，散发着一股绿色的清新。

　　是啊，就这一棵。四十多年了，依然旺盛。每年5月槐花盛开时，邻居们还都来摘槐花。

　　摸着这棵足有一米粗的大槐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略弓着身子，戴一副老花镜，眯着一双小眼，咂着薄薄的嘴皮，背着一双粗糙的手，笑眯眯走来。哦，那不是李爷吗？

　　久违了，李爷！您还好吗？

　　李爷没回答，但笑意不减，踏着碎步从树下慢慢绕过。

　　哦，李爷已经离开我们快三十多年，可他的身影还是那么的清晰。

　　李爷是大院的老住户，新中国成立前就住在这里。他原在四方机厂工作，进厂时不到十三岁，算是童工。后来又到了一家机械厂，从那里退了休。

　　在机械厂，李爷是供销员，跑外，负责购买器件。打我记事起，就知道大院里见过世面最多的人就是李爷。每年他在家的时候很少，大都在外地，跑的最多的是南方。

　　每次出差，李爷都要背一张小凉席。一米见宽，不到两米长。卷起来也就拳头粗细。开始谁都不知道李爷背这么个凉席做什么？后来知道了，这是李爷的“卧具”。李爷出差基本都是坐火车，按规定可以乘坐硬卧。但李爷从来不坐，一来乘硬卧就不能报销夜间补贴了，二来卧铺票很难买，要托关系，送点好处。李爷当时五十岁刚冒头，身子骨还硬着呢，所以觉得受点苦也无所谓。但长途乘车还是很遭罪，特别是夜间。李爷经常出差回来，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李奶心痛啊！后来李爷终于找到了“好办法”。他个头矮小，身子骨又不大，在火车两个硬座底下的空间里躺下，身子一缩谁也不影响，别人不注意也很难看得到。于是，他买来一张小凉席，白天坐在硬座上，晚上把凉席铺在座位底下，然后钻进去，枕着手提包闭眼养神，一觉睡到站。

　　李爷从来不当着邻居的面“吹嘘”自己见过什么大世面，尽管他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大小城市。邻居们从他嘴里更多知道的是：江西的竹凉席便宜，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有时碰巧能买到，南京的板鸭很诱人，广州有种水果甜得能“齁死人”，叫荔枝……于是，买凉席、捎大白兔奶糖……也成了李爷的任务。有时他一次要背回来三四张大凉席。坚硬的竹条再卷也足有一只小水桶那么粗。几张卷在一起就如同一只大水桶，又粗又沉。背在身上别说一个五旬男人，就是身强力壮的小青年也吃不消。但李爷每次都这样背着回来。从市场到公交车站，再到火车站，再乘公交车，然后下了车再步行。等到了家，李爷每次都是气喘吁吁，那矮瘦的身子在粗硬的凉席面前越发显得纤弱。可李爷从不肯拿邻居们的“好处”，发票上的价格标得清清楚楚，一分一厘也不多收。

　　在大院里，李爷是长辈。一来住得时间久，二来年纪也算是大的，许多三十来岁的人都喊他“叔”，小一辈的自然就称其“爷”了。在单位，他就是个普通供销员，但厂里的领导似乎都很尊重他，过年必来拜年。每次书记厂长都是坐着北京吉普车来拜年，还拎着水果点心，这让大院的人羡慕得不得了。李爷跟领导们似乎很随便，说说笑笑，一点不拘谨。倒是领导们对李爷很客气，离开时一再不让李爷送出大院门。

　　长大后才知道，李爷原来也是非同一般的人物。当年在四方机厂做工时，正是中共地下党在青岛开展工作的活跃期。四方机车是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大厂，也是中共地下组织重点工作区域。李爷的师傅就是地下党员，他常带着李爷去参加一些革命活动。李爷年纪小，但还是帮着师傅做了不少事。地下组织被破坏后，师傅牺牲，李爷被反动政府抓去，逼问地下党的秘密。李爷佯装“无辜”，始终没说出一字实情。对方见李爷还是个“孩子”，没别的办法，训了一顿，便释放了。这段光荣历史，据说李爷没对外人披露过，倒是新中国成立后搞外查外调，当年的地下党员提供了这段历史，组织上才有所了解。

　　但李爷还是一直跑供销。有次他跟邻居喝酒，喝高兴了说，领导要提拔他当科长，他坚决不干。怎么不干？干多好！别人想干都捞不着干呢！邻居为他惋惜。他摇摇头说，我不是那块料。出了差错，会给领导丢脸，我自己脸上也无光。那种逼上架的事我不干。我现在跑跑供销，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干好，就对得起良心了。

　　那时候，李爷跟李奶住在一间光线很差的房间里，前窗后窗都被院墙和楼梯遮住了光亮。“文革”期间，街道造反派抄了大院一户“资本家”的家，勒令其搬出住的两间朝向好的房子，让李爷搬进去，来个调换。李爷知道后，背着手找到造反派头头，说这不是革命，是害人。当年地下党可不这么干，总想着怎样帮着别人解决困难。你们倒好……原来，那个“资本家”家里不但有个瘫痪的老母亲，老老少少还有八口人，真的调换了住房，根本住不下。再说了，“资本家”早就去世了，儿女全是工人。“资本家”徒有其名。造反派头头可能听说过李爷的“革命经历”，不敢跟李爷耍态度，只好说不搬就不搬吧，可别说没给你考虑解决困难。事后“资本家”的大儿子给李爷“扑通”一下跪下了。李爷说，起来，谁的心不是肉长的？

　　当年，大院居住条件确实都挺困难，但大院外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不算太宽的人行道上，栽种了很多槐树，一棵接一棵，老远望去，成排成行，很是壮观。槐树每年开花，白色的花瓣，既好看又好吃。大院里的人家几乎都会做槐花包子、槐花饼。到了开花时节，大院门口热闹非凡，挎着篮子、拿着兜子、端着盆子的邻居们吵吵嚷嚷地摘槐花，然后各显身手，将做好的美食互相送来送去，彼此分享。后来不知为什么，槐树被伐掉了。说要栽种更好看的树木，但从此无下文。邻居们的失望和沮丧可想而知。但谁也没有回天之力。

　　那年春天，李爷突然坐着一辆解放牌汽车回家，车上立着一棵很高的槐树。

　　就这儿吧！李爷指着大院一块空地说。

　　四五个穿着工装的小伙子喊着号子把树抬了下来，然后挖坑，把树栽了进去。

　　明年，顶晚后年，大家又会看到槐花了。李爷拍拍手上的泥土说。

　　这棵大槐树是他跟厂长要的。

　　从此，每天看槐树成了李爷，也成了邻居们的必做“功课”。

　　树有灵气。第二年，槐花如期开放。李爷背着手，眯着眼，笑眯眯地围着槐树走了一圈又一圈，那样子像是在看心爱的宝贝。

　　李爷六十岁那年退休了。

　　本来他要呆在家里休息休息，享享福了，但大院旁边一家研究所请他去做门卫。所长过去跟着李爷跑过供销。一听李爷退休了，马上过来邀请。

　　其实所长也是碰上了“难题”。原来研究所虽不大，但有自己的澡堂。那年月，洗澡是大问题。尤其是冬天，家里普遍没有暖气，洗个澡很麻烦。研究所职工的家属找个空子就往澡堂里钻，“蹭澡”。所里说了多少回了，但不奏效。门卫也不好意思管，也管不了。管急了，家属们吹胡子瞪眼，门卫都是些退休工人，哪敢得罪？

　　所长把苦恼如实相告，说师傅您是“老革命”，别人绝对得让您三分。李爷知道所长让他扮“黑脸”，没推辞。干了一些日子，找所长说，我看所里的人平时都很努力工作，不容易。关心家属更能提高职工的积极性。洗个澡担心什么？所长说，两点，一是工作时间来，影响不好，二是用热水多了，必然增加开支。李爷说，前者好办，规定个时间。周末晚上，周日全天。我来值班，不要加班费。后者，就个煤钱，少收点就够了。这样既不增加所里的开支，又能让大家得便利。行不？所长听罢也觉得有理，应了。皆大欢喜。

　　后来李爷把“福利”带到了大院。赶上过年大院的澡堂排不上队，他请示所长同意，大院的人交点钱也可以沾沾光。那阵子，大院的邻居们过年没少去研究所洗澡。

　　李爷没赶上大院拆迁，七十三岁那年离开了人世。去医院的前一天他围着大槐树转了好几圈，对旁边的邻居说，好好呵护，大树底下好乘凉啊！

　　大院改造时，开发商本来要砍掉大槐树，但听居民们讲述了树的来历，又查看了规划，发现槐树这块地方恰好是一个小广场，于是就保留了下来。

　　告别老邻居，回头再看大槐树，心里有种别样滋味。傲然挺立的树干，顽强伸展的枝叶，充满活力和激情，像是永远蕴含着蓬勃的生命气息。

　　那不就是李爷吗？他一直在这里，在邻居们的心里。（王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