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我想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方面：第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觉得这三方面现在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现在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个时期

关于变革，我主要讲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策和体制层面的变革；第二个层面是深层次的社会变革；第三个层面，是最眼前、最急迫、最现实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前面两个层面的变革还比较远，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个层面：不仅要做供给侧改革，还要疏通中间，打开两侧

需求无法解决，只能寄希望于供给侧。我个人认为，供给侧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供给侧改革即使成功了，中国经济的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为什么这么说？假如用包子来概括一切供给的话，中国经济的现状简单地说，就是大量的包子做出来却卖不出去。增加好的包子的产能，去掉不好吃的包子的产能，这就是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按照这个思路和想法，只要把供给侧改革搞好了，包子都是香喷喷的，自然就不愁卖了，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很有可能供给侧改革成功了，好的包子、好的产品做出来了，还是卖不出去。

那么，我们还得去找原因，为什么包子这么好吃，却还是卖不动？这个时候，假如我们来问问消费者，他可能给你的答案是，包子确实好吃，但是，这么小的一个包子就要十块钱一个，一百块钱还不一定能吃饱，还不如买两个馒头就咸菜呢。原来是包子太贵了，为什么商家不懂得薄利多销呢？为什么卖不出去也不降价？其实一个包子卖十块钱，扣除税费、原材料加运费、店铺租金以及劳动力成本等等，其实商家只赚了几毛钱，所以他宁愿卖不出去也不会降价。那么，这说明问题在两侧，症结在中间。我们片面研究、调整需求侧和供给侧恐怕都不行，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在中间地带。

这个中间地带是什么呢？有一个在美国做生意的中国老板，针对和他的企业相关的十几项成本与中国进行了一个比较，可以看出中间的问题在哪儿。

首先是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

第二，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

第三，银行贷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

第四，电力、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

第五，蒸汽的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

第六，配件的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

第七，税收成本。中国和美国都是高税收国家，但是美国的税收优惠力度也很大；

当然，还有三项是美国是比中国高的，一个是人工成本，美国是中国的2.57倍。但是随着智能机器人的使用，这个成本会迅速的下降。第二个是折旧成本，美国是中国的1.7倍；最后一个是厂房建设的成本，美国是中国的4倍。通过这个对比，我们会知道中间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两侧，症结在中间。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整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太高。

由于社会成本太高，造成的结果是，企业生产什么产品，什么产品就不挣钱，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什么东西都非常贵。目前在中国，企业和消费者都没有得利，所以有人说，中国企业有可能进入0利润时代。企业0利润，甚至亏损，消费者也没有得到好处，买什么都贵得不得了，这样的经济怎么能够正常的运转呢？所以，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疏通中间，打开两侧，而不仅仅是进行供给侧的改革。

第二个层面：社会保障与财富持有

1.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没有消费的勇气

美国从罗斯福新政开始，原始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向福利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他为什么会在大萧条的情况下推出社会保障呢？最简单的道理，到了耐用消费品的时代，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没有消费的勇气。所以，经济上能不能迈上一个台阶，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人们对未来是否存在后顾之忧。

2.建立健全社保体系，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

所以，中国经济要真正上一个台阶，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保障的问题。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善待在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人民群众所积累的两百万亿的财富。如果不能好好保护这笔财富，那么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所以说，罗斯福新政给我的启示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

3.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支撑社会进入下一个时代

罗斯福新政第二个启示是，它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促进了中产阶层的形成。中产阶层恰恰就是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它通过社会保障体系造就了耐用消费品的主体。可以说，通过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支撑，美国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了条件。

4.制约我们“跨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因素

在我国，目前有两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一是中产阶层尚未正式形成，另一个是中国经济的模式是支持垄断的。

  第三个层面：比改革更现实、更眼前、更紧迫的问题 ——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哪怕是那些最具体、最眼前、最现实的改革，都会让人感觉离我们很远很远，更不用说那些深远深层次的改革了。这说明最眼前、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不解决，改革是谈不上的。

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我想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方面：第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觉得这三方面现在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最关键的是国家的方向感

现在大家都在焦虑经济上的不景气，我去过很多地方，明显感觉到，哪怕在很偏远的地方，这种萧条感都明显地存在。但实际上，现在不仅仅是经济萧条的问题，在经济萧条的背后，是社会在停转，体制在停转，甚至政府在停转。当然停转是夸张的说法，准确的说是转得慢了。有的地方是明转暗停，虚转实停。像抄党章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红红火火，而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的东西，则是转得很慢。

有人说，这是反腐败造成的怠工现象，我认为，是有这个因素，但不完全是这个因素。有的干部说，现在不知道怎么干，一干就出错。

这后一个原因说明的是国家的方向感问题。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有过顺利的时候，有过不顺利的时候，但是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不顺利的时候，哪怕是受到挫折的时候，国家的方向感，即国家朝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从来没有模糊过。朝着什么方向走？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走，经济上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政治和社会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走。

但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这个方向感却有些模糊了。一段时间里，人们甚至有一种文革卷土重来的感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国家的方向感觉模糊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虚的问题，单就对经济的影响来说，都是很明显的。

这个方向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现在国家的方向感不明确，什么改革，什么转型，我觉得根本都谈不上。所以，首先要解决方向感的问题。而解决方向感问题，按照道理来说其实没什么可难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曾经开过两个很好的会，出了两个很好的文件，一个是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地方，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四中全会，法治，依法治国。问题是要真正朝着这个方向走。

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

与国家方向感相联系的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在法律的意义上，在人格的意义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这当然没错。但同时我们得承认，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社会总得让最能干的这些人脱颖而出，当然同时要规范他们，使他们的行为更有利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前比，一个重要的变化就在这里。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你可以找出种种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能干的人有了机会，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与国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随的，是相当一批精英在“跑路”，资金在外流。现在“跑路”最明显的，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有知识的人。甚至一些很温和的人，对体制很认同的人，都在开始跑路。没跑的，也是人心惶惶。这背后，就是精英的安全感问题。

我与企业家有不少接触，他们作为生意人，而且他还得负责一帮人吃饭呢，当然得努力经营企业，得寻找机会。你能明显感觉到，很多人寻找的都是短期机会，一些长远的规划，长远的投资，不愿意考虑了。为什么？因为看不清这个社会将会怎么走，甚至在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

因此，现在经济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层的安全感非常重要。而安全感最基本的保障，是法治。临时性的政策倾斜，甚至一些重视民营企业的举措，都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老百姓的希望感不能破灭

应当说，在十八大前后，老百姓应该是充满着希望的。在那之前多少年不作为，问题已经积累的越来越多，有的已经积重难返。人们期待有一届新的班子，能够有魄力，有能力来面对这个问题。十八大之后，打老虎、反腐败，更进一步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但要看到，在最近一两年中，社会的心态，老百姓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甚至对反腐败，也是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了。

这个情况又与经济周期碰到了一起。我最近走访了一些地方，包括农村。据我所见，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去年农民的收入是减少的。比如河北，前年玉米的产量是一块二，去年只有七毛多不到八毛。农民的收入怎么可能是增加的？按照有关报道，去年仅粮价这一项，农民减少的现金收入就有一千多个亿。而按照目前整个经济形势，农民打工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

城市呢?去产能，涉及到几百万人的转岗甚至失业下岗问题。客观地说，这次涉及到的人比90年代中后期那次要少，政府准备的条件比那次要好，但毕竟涉及到几百万人的生计问题。

要给人们对未来的明确稳定的预期

上面这些问题，说起来都是对未来的预期问题。要看到，在社会转型期，形成对未来明确而稳定的预期，是至关重要的。

 

预期问题只有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中才能清晰起来。我不太同意现在改革往前走不动了、停了的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过去的两个三十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潜力基本上释放完毕。我不想谈论如何评价两个三十年这样敏感的话题，我只是想说，从客观的情况来看，这两个三十年的潜力释放完毕了。现在不是简单地按照哪个三十年的道路往前走的问题。

 

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三十年。这个新的三十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三十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对过去两个三十年的继承与超越，应当体现出13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的普世价值，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公平正义的问题，就是想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

 

内容节选自6月17日孙立平《当前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及6月28日孙立平在腾讯思享会夏季论坛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