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艘古船我早已拜访过，却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探访，有如去探望一位故人。除了心向往之，当然也得益于地利：我所居之地与它所在的泉州相距不远，我常因事到泉州，常需去拜访著名的开元寺，这艘船恰好泊在寺旁的古船陈列馆里，因之便访成了熟客。

这艘沉没的残船，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泉州后渚港。据传当年当地渔民在港边滩涂下掘出木材，状似船板，却难以点燃，无法充作薪材。此传闻引起一位考古专家的注意，最终引出一场考古发掘，古船出土。当时为“文革”后期，我还年轻，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记得是在广播里听到了古船现身的消息，当时心里充满奇异感，一时颇向往。

看到它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和一些朋友参访泉州，来到了开元寺。那时古船己安详停泊于专为它建设的陈列馆里。初次见面印象深刻，它比我想象的还要宏大。经过修复后陈列的古船长三十四米，宽十一米，有十三个舱，虽船楼桅樯未曾复原，仅船体已显得规模不凡，即使在当下也称得上是一条大船，而它却已经享年七百有余。

于沉没中重现的古船充满沧桑感，格外动人心魄。专家们认定它是十三世纪南宋时期泉州造的三桅远洋海船，方艄、高尾、尖底，具有人称“福船”即当年闽浙一带所造海船的典型特征，排水量四百余吨，载重达二百余吨。有专家推测古船沉没时间应在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左右。时为宋元之交，泉州一带风云变幻。有研究者认为古船属于影响当时泉州海外贸易及历史变迁一大重要人物，阿拉伯商人后裔蒲寿庚家族，毁于当年的兵祸。不过，时至今日，古船确凿的归属和沉没原因已难于确认，只有深深的岁月痕迹刻在那一片片于海水中浸泡了七个世纪，显得粗糙发暗的老船板上，诉说着古船的前世今生，人间的沧海桑田，让我看了不能不为之震撼。

后来一次又一次去看那艘古船，每一次拜访都有更多的了解和体验。这艘船在当年的泉州刺桐港只算一艘中型海船。它载运大量香料、药物和其他物品从东南亚归来时沉没于家门口。这艘船采用水密隔舱技术，为当年世界领先。这艘船有一只灵活自如的升降舵，那是外国船舶多年以后才有的装置。这艘船使用“牵星术”，以一把刻有格子的竹质“量天尺”测定恒星出水高度，判定海舶纬度方位。他们还使用被称为“浮针”的指南针，保证船只在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驶向既定目标。

船上有一副木制象棋，出土墨书“将”“士”“车”等名目的棋子二十枚，似乎给了我一条通往当年航海者精神世界的幽深时光隧道。毕竟技术由人掌握，人是船只与航行的灵魂。我想象这艘古船上的古刺桐航海者，他们是用对弈来纾解远航的孤寂与紧张吗？他们掌握了当年世界第一流的航海技术，在将自己的航迹延伸向无尽的海域，在搏击惊涛骇浪之际，无疑也需要信念的支撑和灵魂的抚慰。古船以分别安置在不同部位的铜钱、铜镜组成“七星伴月保寿孔”，以求吉祥好运、一帆风顺。船上一定还供奉着妈祖，那是当年福建航海者的保护神。当年条件下的远洋航行充满艰险，除了祈求神灵保护，最重要的还是倚仗航海者不惧风浪不怕牺牲的强悍勇气。在这条勇者之路上，时时跳动在这些航海者心头的会是些什么？可以想见，追求更好的生活，回归家园和亲人的热望，必定始终伴随与支撑他们破浪远航，再返航归来。他们被生活与命运抛向海洋，可谁曾想过自己其实也在承担着一项使命，航行在创造历史中？

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使昔日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之一泉州得到人们更强烈的关注，我也得以从新的视角去观察和感受它。我注意到在这艘船建造、航行的那个时间段，马可·波罗已于1271年动身东行，四年后到达元大都（今北京）。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随后奉元世祖之命，护送阔阔真公主到波斯成婚，正是从泉州起航。那时古船当已沉睡海底，但是其畔千帆，泉州刺桐港正当史上最繁荣之际，让马可·波罗叹为“东方第一大港”。三年后他回到意大利，而后《马可·波罗游记》流传欧洲，记述了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切向往，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世界史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因此这艘古船值得一看再看。它既是见证，也是先驱。它和它身边的远洋船队见证了曾经有过的辉煌航海时代。在世道起落风雷激荡的当下，古船以及当年航海者的精神气概似乎也在启示、呼唤着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我们新的海洋时代。

《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30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