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住过一家名为“花山隐居”的小型酒店，在苏州城西天池花山脚下，没有电视，只供应素食，倒也对应了我这次太湖之行的目的：寻访隐逸文化遗迹。临行之前我也曾问自己：当今资本横行之盛，物欲膨胀之强，雄心壮志之大，可谓前无古人，人们都在忙于追求各自的目标，谈隐逸给谁听？我给自己的回答是：纵观五千年文化传统，盛世才多产两种特殊人群，第一贪墨之官，第二隐逸之士，因为安定与财富是这两种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必需的前提。与盛世相对的是乱世的遗民、难民和残民以逞的军阀。

　　“花山隐居”自带苏式小巧庭园，茶花、青竹掩映的白粉墙上嵌了块石雕牌匾。我没细看书家的落款，只觉楷书秀润有余，上书“庆泽绵延”，应该是移自某处旧宅。我用手机播放石慧儒演唱的单弦《风雨归舟》：“卸职入深山，隐云峰，受享清闲。闷来时抚琴饮酒，山崖以前。”将那块牌匾和这段岔曲搭配一处，让我突然有一种恶作剧的感觉，因为近年来，有些贪官相信，最应该“绵延”给后人的不是“积善之家庆有余”的“庆泽”，而应该是钱与权。于是，对于他们来讲，“卸职入深山”，造福桑梓就不必了，况且他们心中还有着深刻的忧虑，为昔日同谋者的牵扯担忧，为在职时的“政绩”追责担忧，因此，“浮槎泛海”，避居他国，便成了他们侥幸的选择。而那些心有余悸却没能“泛海”的卸职贪官，就只能感叹“览镜唯看飘乱发，临风谁为驻浮槎”(包佶《岁日作》)了。

　　说起“卸职入深山”，紧邻酒店的天池花山倒是个好去处，因为山上有一处相应的遗迹。这座小山不高，散步正好。山的本名叫“华山”，篆书“华”与“花”为两个字，隶变之后合为“华”，只好另造了一个“花”字使用，而“华”与“花”却一直通假，给我写这篇短文带来不少麻烦。吴中人文荟萃，山道边高品位的摩崖石刻颇多，山腰处有块坐榻大小的光滑圆石，镌有“且坐坐”三字，恰为歇脚之所，乃是前人的意趣。山中有寺，据说由东晋高僧支遁所开创。今天支遁的名声不算甚高，但他的朋友许多人都知道，如书圣王羲之，如因“淝水之战”取胜得保东晋数十年的“江左风流宰相”谢安。这座山寺名叫“华山翠岩寺”，青石匾额，字体颇多《西狭颂》的味道，好看得很。寺名匾额的落款为“前国务总理农商总长李根源敬书，住持果门立，民国二十年”，这个落款上应该只有“李根源”三字楷书为本人书写，其他衔名之类的，大约是住持果门制匾时请书家添补的。

　　我在这里为什么一定要纠缠匾额落款这点小事呢？因为落款的时间为“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在此八年前，曹锟贿选总统成功，李根源作为老同盟会员，再造共和的功臣，“滇军”领袖之一，自然是不肯与贿买总统的直系军阀合作，便南下苏州隐居奉亲。

　　中国的隐士主要为士隐。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只是一个统称，细分起来，最常见的乃陶渊明式“采菊东篱下”“带月荷锄归”的“农隐”。也有贾岛、李叔同一类的“僧隐”“禅隐”“道隐”，或者“竹林七贤”那般饮酒、服药、清谈机辩的“狂隐”。还有范蠡畏惧“狡兔死，走狗烹”、功成身退式的“避隐”，以及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描绘过的，“以醇酒美人自污”式的“自污隐”。甚至还有曹振镛式的“多磕头，少说话”，历任三朝宰相的“磕头隐”等等。在汉文化儒释道三大支柱之下，往往将隐逸行为归结为消极主义。其实，能称得上隐士的，不论是哪一种，都算得上是有学识、知进退的聪明人，对于他们来讲，最常见的隐居目的或为“避祸”，或为“自省”，或为“放下”，对于个体的人来讲，这些行为都有着内在的积极意义。而对于另一类隐士来讲，隐居既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也是一次将个人才能转向新目标，重新定位人生价值的机会。李根源便属于那种身体力行，积极行动，造福于他人的隐居。

　　苏州有一处“英雄冢”，与“花山隐居”同在吴中区，也就是李根源“卸职入深山”后，创办农村改革会、小学、成人夜校、医院、公共浴池，并且撰写《吴郡西山访古记》的吴县。就在他题写“华山翠岩寺”匾额后的第二年，即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举国震惊，李根源义不容辞，自然投入到抗战工作之中。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张治中的第五军苦战一月有余，伤亡甚众。日中双方停战后，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撤至苏州休整。李根源动员各方力量救治伤员，并有诗记之，《慰负伤将士》：“民族血战场，丈夫意激昂。马革犹甘愿，何畏此金创。敬如祖若宗，医治有吴侬。一旦鄂瘢复，疆场再殄凶。”不幸的是，有七十八位将士伤重不治，李根源捐献自己的土地埋葬抗日忠骨，便是“英雄冢”。今天我们来到这片爱国英灵安葬之地，可以看到两块保存完好的石碑，一块为李根源篆书阴刻，形如滴泪的“英雄冢”三字，旁有题记曰：“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陷我辽东三省。明年一月二十八日，复犯我上海。我十九路军、第五军与之浴血鏖战，至三月一日，援兵不至。日寇潜渡浏河，我军腹背受敌，二日全军退昆山。是役也，战死者万余人，舁葬于苏州善人桥马岗山者七十八人。著姓氏于碑。题曰：英雄冢。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四月朔日腾冲李根源题书。”由此我们可以说，不论是汉文化传统中的隐士还是隐逸文化，绝不是消极的自私自利，而是每当大是大非之前，其内心力量和行动力量之强大，往往会令出世之人大吃一惊。有关这一点，正是隐逸文化的精髓所在。

　　英雄冢前的另一块碑是张治中将军刀劈斧削般的楷书“气作山河”，旁有题记曰：“李印泉先生(引者注：李根源，字印泉)在苏集前十九路军、第五军上海抗日一役殉国将士骸骨，凡七十八具，葬于马岗山之麓，命名英雄冢。以治中曾忝附斯役属题。自维当时制敌无术，书此不觉愧悲交集，泪下如绠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前第五军军长张治中。”这篇题记表达的乃是汉文化精髓之一的“耻文化”，所谓“知耻近乎勇”是也。张治中将军败于外寇，埋葬将士之时，勒石自责，所以才有“愧悲交集，泪下如绠”的文字。而“知耻”其实是隐逸文化的核心之一，这其中不单有张治中将军的自责之意，还有李根源先生当年“耻与为伍”的自洁。当今流行文化中，盛行谈论“逃离”二字，这也应该算作隐逸文化的一种现代表现吧，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说明，隐逸不是自我逃避，更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自我砥砺，是对自我的再发现。所以，“逃离”之前，不妨先向前人学习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