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里，《五色炫曜》展尚在开放中。这个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或许是近年来继故宫石渠宝笈特展展出《清明上河图》之后，最受大伙儿关注的文物展览了。

　　专家们看门道，兴奋于新的考古发现对历史的补充澄清，尤其是新发现的竹简木牍的研究价值。而像我这样的外行，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则不免会集中在出土文物的数量丰富、形式多样上，更容易被金灿灿的金饼、马蹄金夺去视线。据说，这回出土的金器数量，是目前汉代考古之最。尽管就价值而论，未必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但它展示出的炫目场景，却还是超过大部分人的想象了。

　　让人不得不感叹的是，这位先封王、后称帝，再是平民，接着为侯的刘先生，短短三十三年的人生经历超乎寻常地丰富不说，千年之后，还向大家展示了那时统治阶级上层的豪奢图景。

　　不过，展览解说里其实也提到了，这和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有关。

　　这句话简单，但简单的观念展示到极致，大概就是海昏侯国考古出来的这个样子了，其繁复隆重令人咋舌。那时候，人们还相信，人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就像生前一样生活。用现在的话来打个比方，死亡，不过就是搬家到了另一个地方。所以，得尽量按照生前那样，布置生活空间、用具。这种观念，影响深远，哪怕是佛教传入中国，轮回观念逐渐被许多人接受之后，也没彻底改变。即使到现在，也未必就失去作用了。这种“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史记》关于秦始皇陵的记载也可见一斑：“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秦汉相承，汉代比秦代生产力更发达，风气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帝王之族来说，厚营陪葬、高树坟茔的负面效果，一时或许还不那么明显。但对一般人家，后遗症就登时立现了。东汉明帝时，还专门批评了这种风气，特地“申明科禁”：“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后汉书》）财力全耗到了丧葬上，累世之业一朝用尽，自己连糟糠都吃不上了，祭奠的仪式上却还得强撑着上牲牢为祭品。这封诏书描述的语气强烈，几乎可以想象出一个痛心疾首发声劝诫的形象了。

　　不过，这种风气的形成，原因并不在普通百姓那里。早八十多年，载于《汉书》的另一个汉朝皇帝的诏书，已经可以说明其中的社会背景与发展过程：“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四方“吏民慕效，浸以成俗”。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俗世生活日渐奢侈无度，从豪强权贵到四方吏民，慢慢都浸淫了这种风气。从生者的豪宅享受，到亡者的葬埋，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封诏书认为，不从上到下改变风俗，“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

　　奢侈无度，总是不能持久的，尤其是到了汉末战乱频仍、社会生产遭到大破坏的情形下。所以，窥视这一风气的转变，这一时代的风云人物，从政治、军事到思想文化都不失为领头人的曹操，是个重要的观察对象。

　　曹操临终前曾留有《遗令》，也就是今天所称的遗嘱：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

　　“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

　　“吾婢妾与使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穗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这封遗嘱，颇显这位换代之际的风云人物“不羁”的一面，对自己死后诸事的安排，简直有抓小放大之嫌疑，絮絮叨叨讲身后殓葬时不要忘了给自己戴上头巾，妻妾们如何分香卖履维持生活，如何处理衣物，倒更能见出真性情。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曹操所说的“古”是什么呢？很明显，是他觉得不合时宜也不必再遵循的厚葬之风。有职司者葬毕除服、不离岗位、不废公事，墓中不葬金玉珠宝，显然已经有了转变风气的考虑。甚至连铜雀台上使人作伎乐，虽然看起来有前汉风气的余绪，也未尝不是为安置那些“婢妾使人”考虑。

　　秦关汉月，到这时，终于迈过了生死间一道关于俭与奢的坎。（吴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