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蔡华伟

　　坟上种什么树，曾经是有规矩的。宋代赵令畤的笔记《侯鲭录》，卷第六，引《春秋纬含文嘉》说：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三仞，一仞八尺，皇帝的坟，高度应该十米不到。一直到士，一米多点。老百姓的坟，绝不能很高，否则就“乱了规矩”；松柏，常青不落叶，常用来形容品格高洁。然而士大夫不管品行有多好，也只能种一般的栾树、槐树，落叶乔木。孔林中，哪怕是同宗，能树碑的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孔，平民孔只能是一抔黄土，加几棵柳树罢了。

　　那杨柳，田边地边，水旁河旁，随地生长，虽满树枯枝，二月春风一剪，粒粒绿绽，率先报春。柳树下，三两茅舍，炊烟袅袅，酒旗幌子，在夕阳下摇动。这家客栈，在迎候旅人的到来，这些旅人，贩夫走卒，一定都是普通百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这样的环境下约会，庶人平民，想想也是幸福的。

　　坟上为什么要种树，我猜除了树的象征意义外，也因为树是人类重要的衣食来源。风雨茅庐，那柱子，那篱笆，那树皮，树叶，哪一样都是温暖的屏障。春夏秋冬，人类可以从树上摘得各类鲜果，树也是哺育人类的母亲。

　　清代作家钱泳的笔记《履园丛话》，卷五《景贤·乡贤一》，说了一个孝子，在父母坟前种树，发家致富的有趣故事：

　　有个姓蔡的老翁，少时家里很穷，仅种田一二亩，靠帮人打工为生。父母去世后，他就在家的原址上将父母安葬，墓建好，土堆上，周边全都种上松树、楸树，并且编织好篱笆，将坟围起来，村人都不理解，笑他痴。两三年后，松树、楸树逐渐成长，树下长出不少鲜菌，当地人都叫它松花菌，价格非常不错。这菌每天都长个不停，他早上摘个一两筐到集市卖，能得数百文。如此十余年，他居然积资千金，以之买田得屋，有田数百亩，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富翁。

　　在我看来，蔡翁的发家史，其实就是一部孝顺史：父母在，不远游，安心务农，虽然日子艰难，但能尽孝，这也是实在的日子；父母去世，精筑墓，树成荫，他们也能长久地安息。上苍对孝顺之人、老实之人，回报是丰厚的。

　　这一切，是蔡翁事先都计划好的吗？很难说是计划，不如看作是好人的福报。即便是计划，那也是以孝顺为前提的，这需要孝心加时间，长久地忍耐和培养才行。

　　这个坟上树的故事，默默无闻，却充满温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写着树，我的思绪，一下子又闪回到了以前，在那参天古树丛中工作的情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浙江桐庐县委宣传部上班，所在地有一座千年古寺，叫圆通寺。彼时寺没了，路还在，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圆通路5号。圆通寺山边，古冢遗迹犹在，不知年头，不知身份，估计僧人百姓都有，长着青苔的墓碑，静静伫立。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编撰的《桐庐县志》上，有一则官司，就是因树引起的。圆通寺当家和尚很喜欢种树，寺院内外，田头路边，种了上万棵。附近老百姓担心树长高后会妨碍田地日照，影响庄稼生长，于是将老僧告了。县官接状问僧人：您看怎么办？看来县官不糊涂。老僧也不说话，埋头写了四句诗：本不栽松待茯苓，只图山色镇长青。老僧他日不将去，留与桐庐作画屏。

　　桐庐县政府后来南迁，寺庙原地重建，圆通路5号又变成了千年古寺。我曾进去过一次，昔日的部委办局又变回了殿堂经所，香火极盛，令人颇有感慨。古树森森，我不知道圆通寺的哪些树是那老僧种的，但桐庐人在老僧种的大树下乘凉是无疑的。

　　睹树常常思人。1980年我参加高考，7月下旬，通知书发放前，我情绪忐忑低落，外公却一直比我自信，不断鼓励，认为我一定考得上。30日，知晓高考通知的前一天晚上，我亲爱的外公突发脑溢血离世。父亲在外公的坟前四周种了一片杉，如今，杉木早已成林，清明扫墓，祭奠完毕后，我们常在林边小憩，缅怀外公。

 

　　1980年9月，我去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教我们宋词的，是叶柏村教授。虽是小个子，但声音的磁性十足，略带沙哑的那种磁性。叶老师是国内著名的宋词研究专家，每每兴之所至，常常会吟唱。词的咏唱，我后来听了不少，大多字面上激情有余，远没有叶老师那么有味道。叶老师说，好的宋词，在宋代就是流行音乐，会被人一遍一遍反复咏唱。1991年，叶柏村老师去世。他有遗嘱，他爱师大，请求将他的骨灰，埋在师大老图书馆附近的一棵扁柏下，不留姓名，所以知道的人极少。我们回母校，总要去追思一下，扁柏已经长大，我们站在树前思念。叶，柏，村，有叶，有柏，有村（浙师大地处金华高村），树如人，扁柏的清香，伴着叶老师磁性的声音，又清晰地回响在耳边。

　　世易时移，坟大多变成了碑。起先，树荫碑，碑掩树，不用多少时日，树就成林，成景，碑则成了符号。矮碑高树，那些逝去的灵魂，与大地同绿，与大地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