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春节，族中收到千里之外的信息，我的一位远房长辈去世了，盼望族中亲眷去送他最后一程。族中的长辈们商量了一夜，最终决定不去了。辈分最高的长辈说，既然过继出去了，就是别人家的儿子，我们再去于理不合。

　　那一夜，我的眼前老是浮现这个许多年前被扫地出门的孩子，这个和我的家族形同陌路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着我们家族的血液，曾经拥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姓氏，如果没有多年前的一场过继，他可能还会以长辈的身份活在我的记忆里很多年。而现在，我却对他一无所知，即便是浮现在我眼前的影子，也是抽象的，一会儿聚成我父亲的模样，一会儿聚成我叔叔的模样，甚至聚成了我的模样，直到最后烟消云散，我的眼前一片空白。

　　很长一段时间，这位我从未谋面的远房长辈，这位背负着另一个家族的嗣子之身的长辈，让我陷入莫名的自责之中。我开始试图从远去的文字之中，探求他身份尴尬的一生。

　　嗣，继也。这是《尔雅》的解释。看似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却颠覆着无数人的命运。在这个字的驱赶下，无数人离开父母，告别兄弟，甚至更名换姓，甚至远走他乡。他们短暂的前半生被这个字一概抹杀，他们漫长的后半生又要为这个字而活。在这个字堂而皇之的挟持之下，他们以自己的命运，书写了一部隐形的苦难史。他们的苦难，在宗族和宗族彼此的皆大欢喜中，显得渺小、轻微，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可以担当他们的代言人。但是，他们从不也无法给自己代言，命运只安排他们为家族代言，为繁衍代言，为除了自己之外的活着或死去的人代言。

　　我曾在一位堪为忘年之交的许老先生那里看见过一份过继文书，破损的麻黄纸张上竖排着几行小楷，上面写着：立信约人许某，今将次子嗣于长房大兄膝下，奉养双亲、承嗣宗业，此单为据，立信双方各不反悔。文书之后，是当年持笔写下这个文书的私塾先生，他是这件事的保人。保人的后面，是族人们的名字，他们是这件事的见证人。在我将文书小心翼翼摊在手上一个字一个字研读的时候，文书上的人物——过家的长辈、继家的长辈、担当保人的私塾先生、见证文书的族人以及那个被过继的孩子，都已经入土为安多年。只有文书还在，只有留在纸上的名字还在，只有后人口中的故事还在。透过阳光，那些挨挨挤挤的灰尘，从旧时的纸卷上缓慢地升起来又落下去，没有一丁点儿声响，除了我的心跳，和文书的持有者、我的忘年之交的心跳。

　　文书里那个被过继的孩子，那个没有名字只有命运的孩子，就是许老的父亲。多年以前，他跟随着这一纸文书，从自己家过嗣到大伯家，以大伯为父，以大伯母为母，继续完成自己儿子的使命，娶妻生子，延续子嗣，直至走完一生。老人家临去之前，将文书郑重地交到儿子手中，嘱咐他好好保管。许老说，他父亲一生活得太累了，不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苦了，而是命运把他拴得太紧了。

　　至少，在许老父亲那里，还有一张可以和自己相依为命的文书。在我们乡，那些过继的孩子，他们甚至连一张文书都没有。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就被父母扫地出门。他们牵着别人的手，一步一回头地走入别人家，成为别人的孩子，给别人喊爹喊娘，童年时光在刹那间灰飞烟灭。他们在命运的驱赶下，瞬间长大成人。

　　我的二爷爷，我祖父的亲兄弟、曾祖父的亲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曾祖父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长兄和二兄皆有一子，唯有四弟有女无子，而我的曾祖父恰好有两个儿子。长子不可轻易过嗣，于是，在我第四房曾祖父的央求下，曾祖父咬咬牙，含着眼泪将二爷爷过嗣了出去。那一年，二爷爷九岁。从此后，自己家的次子成了别人家的长子，成为一房的希望和未来，也成为另一房的隐痛。

　　养老是道德，送终是脸面。在我们乡，送终之事往往大过养老。曾祖父和曾祖母逝去的时候，二爷爷身为第四房的儿子，排在我的祖父之后，排在长房兄弟之后，排在二房兄弟之后，远远地跟在家族队伍里，目送着亲生父母的灵柩离开老屋，穿过院门，沿着羊肠小道，越过河，翻过岭，最后入土为安。面对亲生父母的离世，作为第四房的儿子，我的二爷爷，他不能像我的祖父一样，正大光明地、名正言顺地比他的堂兄堂弟们哭得大声，哭得放肆，哭得伤心。他只是亲生父母的子侄，他克制的膝盖下、他压抑的哭声里，装点着一个家族的脸面。他从亲生父母的安寝之地一步步走回来，倒在床上大病了一场。病去之后，他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只是，他比往常笑得更少了。

　　每年春节和临近年关的时候，我们都要跟着祖父去给曾祖父和曾祖母上坟。到了地方，我们总会发现已经有人提前在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坟前完成了祭奠仪式。墓前，那些还未燃尽的黄纸，在风的追逐中，飞了起来。我们心照不宣地看着它们飞啊飞，直到飞到高处，飞到远方，直到飞得我们看不见了，我们也没有将目光收回。

　　父母在，家就在，故乡就在——这是我们普通人的认识，简单而幸福。而那些拥有嗣子之身的人，他们的父母在何处，他们的家在何处，他们的故乡在何处呢？那些嗣子，对于自己的身份，可能一辈子都闭口不提，可他们仍然愿意穷其一生跋涉在回家的路上——在梦里，沿着出走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