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那村庄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
离家到县城读书,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半年才回家一次。每次放寒假回家,都有同一种感触——走下汽车,向生我养我的村庄遥望,总能想起鲁迅先生那凄清的话:“苍黄的天底下横着几个萧瑟的荒村,哦,这就是我二十余年来时时记起的故乡。”我的童心就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凄凉感,冬日的家乡竟然是如此的荒凉和陈旧。
那不过是陕南秦巴山地深处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
也曾迷茫,诚如鲁迅,二十年后,我又在哪里?中年的我所“记起的故乡”会不会依然是那个荒凉的模样?二十年后?多么遥远的未来啊!
一
那时,我期待着这穷乡僻壤的一个变迁,一个让我远离墙壁灰扑扑的色彩和疲惫易怒的父亲的变迁,而内心却带点绝望,因为隐约中,那传说中的“小康”还在科幻当中。少年的心里,暗藏着些许迷茫。
多年后回望,才发现很多小伙伴,也都和我一样迷茫。
在改革开放令所有人眼前一亮的时代,我的家乡还没有通电。那时,全国没通电的村庄已经为数不多了,而我所生活的地方竟是其中之一。1993年,我返回家乡,从远方瞭望,家乡还是苍黄的天底下那几个萧瑟的荒村,惊喜的是不远的山头上多了几个高大的铁塔。
一丝希望从我的心头燃起。
年末,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像孩子一样好奇地凝视着崭新的日光灯,再走出门去观望家乡被红灯笼点缀的除夕夜景,感觉已不再是从前,真是难以言表的感动。只是灯光下破旧的四壁,还缺点新的生气,我心里又暗暗的潜藏着一份期待和一份稚嫩的使命感。
记忆最深的那一次是香港回归后的那个腊月,我已是活跃在象牙塔中的 “高材生”,身心都在古都西安的文化熏陶中,忙碌着上课、读书、参加各色活动及新奇又烦扰的大学生活。那一个寒假归来,抬眼远望,冬风里吹得仍然是苍黄的天,横卧的村落依然是萧瑟的一片,三两座二层小楼零星地点缀在村子两头,显得格外扎眼。蹦蹦车驰过后公路上烟尘冲腾,和屋顶烟筒流出的黑烟遥相呼应,使这一片天空更显得无精打采。
我定睛一看,我所住的村子竟有了些变化——原本一片灰色,如今东头黑糊糊,西头白皙皙,鲜明的对比。
我不由得生出几分感慨,泪水模糊了我的眼帘,至今难以忘记当时的哽咽。
二
那一年,我二十岁,回家过年的心态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那一次,我终于看清了我那黑白分明的村庄。东头即“黑区”,是“文化先进区”,西头即“白区”,是“经济先进区”。“黑区”和“白区”的父母们都一样,像飞转的车轮一样紧张急促地呼吸着,劳作着。不同的是,“白区”的父母们把钱用在建设家园了,他们让孩子早早辍学回家种田或外出打工,家庭财富便渐渐积累起来,这房子便随之换了面目。“黑区”的父母们为了孩子读书而不惜血汗,尽管孩子们做得未必尽如人意,但父母都用尽了全力,使得这些家庭便没有了可以让房子变白的人力和财力。
可以慰藉的是,这黑房子里毕竟走出了好几个“秀才”,“黑区”毕竟是全乡油墨味最浓的一片。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骄傲。
“十年磨一剑”,我发奋读书的九十年代,终于结束了,迎接新世纪的喜悦还没有消散,淡淡的乡愁已涌上心来。那十年,从县城到西安,从教学楼夜灯下到实习工厂的车床边,记不清多少次归来,都忍不住要遥望家乡。冬日里寂寞的时候,我更愿意在门前河边走走,感受冷风吹面,欣赏潺潺的河水、飘零的雪花和袅袅升起的炊烟。
新世纪的第一个冬天,作为全国并轨招生后的首届毕业生,我在人才市场奔波了一个月后,选择了“东南飞”。以为自己是优秀毕业生,所以对离开故乡似乎义无反顾,甚至有“终于逮住机会逃离那穷山恶水”的念头。
当然也曾想过,我所走过的青春路决定了我家的黑房子没能变白,甚至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难以变白。但我毕竟在努力着。
三
其实,当时我不过只是一个初出校园、涉世未深的小生,只是因为见识了城市的繁华,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变迁,我不得不生出很多幻想。也许某一个时节以后,我再次返回家乡,遥望着“苍黄的天底下”不再生出一种凉意,而激动地发现我家黑乎乎的一片已然改头换面,亦不是白色瓦房,而是像城里人那样的雅致的小楼、美丽的院落,鲜艳的瓷砖将它装扮得光彩照人,使那曾经黑灰色的群落变成天底下最亮的景致。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家乡萧条的模糊认识逐渐转化为一种实际的信念。我与家乡的距离感越来越强烈了。或许这种感觉正是成熟的体现,是我的生活观念的必然变化,因为当年对家乡的苍凉感只有经过距离的变迁才能转化为未来的希冀。我更聚焦自己今天和明天该做的事情,而不再是那些焦虑。
时光如梭,我的青春岁月快速地前进着,有些幻想已经逐渐变成现实。
冬寒料峭、雪花飘飞的时节,我归来了。
又一次走出汽车车厢,走到河岸,放眼一望,河面横出一座崭新的大桥,家乡的路已经变宽了很多,村落里冒出了很多小二层楼。当年所看到的“黑区”和“白区”已没有了明确的界限,白色显然已经占据了主流。
那个除夕夜,热闹的不只是火炉,也不只是油炸的锅,更不只是噼啪作响的鞭炮和人们重复啰嗦的唠叨。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了电视机,有的家庭已经有了微波炉、电冰箱,人们可以边包饺子边看电视,欣赏春晚。仅此一点变化就让我激动得睡不着。记得在我买回这台我家最值钱的电器之后,父亲和母亲都露出了愉快的笑容,母亲像寻找纳鞋的针眼一样在电视机屏幕上检索,仿佛要挖掘什么秘密。但电视这玩意儿,最后还是只吸引了我和姐弟们,母亲一如既往地忙着做吃的,父亲一如既往地剁柴剁猪腿。
母亲说,电视没娃们重要。
四
世界的变迁让老一辈震惊,让70后的我这一辈感觉“带劲”。转瞬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都已成为昨日的辉煌和今天的回味。
我在宝钢南京的生产基地工作十年后,调到了在上海的集团总部,我的小家安在上海吴淞。尽管大城市生活成本不低,尽管我还没觉得自己真的改变了命运。唯一欣慰的是,我的父母在老家会因为提起“我儿子在上海宝钢总部工作”而按捺不住内心的自豪,我当年的小伙伴会因为我“走出了大山、跳出了农门”而有一丝丝的敬佩和羡慕。
父亲说,到外边去不是跑掉了,是争气了,不是窝囊,是本事。
回望家乡,因为退耕还林、房屋出新、道路硬化等等,村庄的面貌已非昔比,不再有“黑区”与“白区”的分别,即便是依然昏黄的冬日下,那天也不再显得“苍黄”,那村也不再那么“萧瑟”。我家门前新建的砖房也灼灼生辉,遮掩了尚未拆除的旧土房,而村里的多数旧土房已不知去向。
全家的艰辛努力加上我的“争气”,终于促成了命运的变迁和祖坟上多出来的数炷香。
改革开放以来,有数千万农村青年像我这样,经历故土的滋润、父母的付出和青春的磨砺,终于跳出“农门”,奔赴城市,在新的天地里拼搏,成为同村伙伴们艳羡的“跨世纪人才”。而家乡那“苍黄的天底下”的萧瑟村庄,也伴随这个时代,发生着令我们惊愕的变化。
三十多年的故事,有二十多年是逃离的过程。心底的故乡情结无法言语,即使我长年生活于他乡,即使还不能做到衣锦还乡,即使我还因没有能力反哺家乡而暗自惭愧。
再回来看家乡,我不会因为越来越远的距离而懊悔,只因为对时代,对记忆,对人生,对将来,有一种无法舍弃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