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可以鉴别并成功地治疗一些高风险的有犯罪倾向的个体，就可以挽救受害者和肇事者 
　　如果你读过那些恶劣的犯罪案件中的司法描述，看过其中充斥的种种可怕而淫秽的细节，你肯定会得出两条结论：第一，“正常”人根本不可能犯下那些案件中所描述的恐怖行为；第二，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预测并防止这些罪行的发生，那么对这些案件中所涉及的每个人都应该是件好事。 
　　如果能在犯罪之前就发现并治疗犯罪者的暴力倾向，他们本人可能也会过上正常的生活，更不用说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以及他们的亲人了。那么暴力倾向，可以鉴定吗？随着基因科学的发展，人们往往喜欢从基因上去寻找人类行为的一些原因。在国际基因科学界和司法界已经大名鼎鼎的MAOA基因（别称“暴力基因”）就是源于这样的探索。 
　　MAOA基因 
　　暴力基因的发现虽然是由科学家来完成的，但是它起初却是一项由一群饱受家庭暴力欺辱的女人推动的研究。 
　　探寻暴力基因的故事开始于1990年，一群饱受家庭暴力欺辱的荷兰女人组成了反家庭暴力联盟。这些女人经常聚集在一起，相互倾诉以寻求同盟者的安慰。 
　　突然有一天，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女人提出，那些男人那么暴力是不是与遗传有关，应该找出他们体内的暴力基因，让科学家切除他们的暴力基因，让他们变得安分守己一些；如果不能切除那些暴力基因，也应该标记出那些带暴力基因的男人，为已婚且忍受家庭暴力的女人提供一项有利于离婚的证据，也可为那些未婚的女人选择佳偶提供参考，让那些不够强悍的女人不要答应那些带暴力基因的男人的求婚。 
　　在不少女人看来，玛格丽特的设想似乎是异想天开。然而，玛格丽特和她的支持者当真了，她们四处联络能够帮助她们的科学家。最终，荷兰奈梅亨医科大学的遗传学家汉斯·布鲁诺愿意帮助她们。 
　　当玛格丽特等人已经遗忘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布鲁诺却一直在进行这项研究，并于3年后的1993年获得了研究结果。他认为，一种存在于X染色体上的MAOA基因可能与暴力有关，并将之命名为“暴力基因”。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基因可以遗传。也就是说，暴力父亲可能生出暴力儿子。 
　　暴力基因的发现在当时是一件爆炸性新闻，许多媒体都在讨论这个基因，“血统论”再一次在社会上出现，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反暴力家族的小规模游行。 
　　媒体的渲染和人们普遍的担忧显然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对MAOA基因的进一步研究。一些罪犯的家属受到歧视后也显得情绪激动，他们扬言要对布鲁诺采取行动，布鲁诺一度寻求警方的保护。 
　　一项正常的科学研究却引发了社会的不安，这显然不是科学家希望看到的结局。2004年，荷兰的科学记者安·吉本斯为了安抚社会上的各种不安因素，把MAOA基因的名字从“暴力基因”修改为比较温和的“斗士基因”。 
　　精神创伤激活恶劣行为 
　　实际上，在发现MAOA基因之前，就存在鉴别并治疗具有暴力行为倾向的未成年人的观点，对于这个想法长期以来一直都争论不断。 
　　莱昂·卡斯在担任布什总统的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之前，曾在1971年的《科学》杂志上写道，20世纪60年代他在联邦政府工作期间的一份提案“政府应当高度支持的项目”中，提倡对国内所有6岁的儿童进行心理测试来预测“未来的罪犯和边缘人群”。 
　　这份提案被否决了，理由是当时能用于测试未来犯罪行为的测验缺乏足够的准确度。但对未来，卡斯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可靠的测试，这样的提案会被拒绝吗？”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口，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可能很快就能够鉴别未来具有参与暴力活动风险的儿童。 
　　在遗传学领域，MAOA基因的突变与早年生活中的受虐经历，会大幅提高未来反社会和暴力行为的风险。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达拉姆市杜克大学的阿夫沙洛姆·卡斯皮和特里·莫菲特对此颇有研究。他们对新西兰的442名男人从出生起就进行跟踪抽样调查后发现，所谓的“暴力基因”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消极基因，他们令人产生消极情绪，并让儿童的内心变得更加敏感，他们在幼时就感到压力重重，并且受到精神上的创伤。 
　　这些精神创伤“激活”了内心深处被道德所压制的恶劣行为。如果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时吸烟，他们就会有品行障碍。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 
　　阿夫沙洛姆·卡斯皮和同事在研究中还发现，那些具有MAOA基因的变异形式并在儿童时期遭受严重虐待的男性中，有85%最终表现出了某种形式的反社会行为，而MAOA等位基因正常、仍在受虐待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成年后只有不到20%具有类似的行为。 
　　目前，MAOA基因的此类研究已经被多次重复，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的后续研究也都重复了原来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与MAOA基因突变相关的遗传风险已被司法系统使用，主要作为对遗传易感性的罪犯减刑的证据（目前只有很少的成功案例）。很显然，在这种案例中，犯罪是命中注定的。 
　　鉴定高危儿童？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在犯罪发生之前就去看看是否有那种遗传标记，以及其他潜在的危险信号。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德里安·雷恩博士发现，胎儿时期检测到的一种大脑异常（称为空腔透明隔）与日后的反社会行为有联系。 
　　另一项研究发现，3岁时期的较差的恐惧调控（我们大多数人在进行反社会行为时会感觉到的焦虑）表明杏仁核功能障碍，可以预测该个体在23岁的犯罪行为。 
　　还有一项研究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来鉴定与少年犯冲动性提高有关联的大脑模式。这仅仅是联系神经系统特征与儿童犯罪倾向的实验发现中的一小部分，这样的研究还在不断增加。 
　　但这类测试从来不可能是确定的或完全准确的。它们只能鉴别出暴力行为的概率增加，而不是确定出现犯罪。但在更进一步深入之前，我们得开始考虑是否需要鉴别高危儿童，以及如何鉴别。 
　　鉴别高危儿童的尝试会有许多明显的伤害和风险。 　　首先，我们的数据主要基于群体的平均数，所以当应用于个人时出现误报和遗漏。其次，使用生物特征鉴别不同的儿童在优生学和种族主义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也可以理解为何有人担心会重蹈覆辙。再次，给一个孩子打上潜在的未来罪犯这样一个标签，会对这个孩子自身及周围的孩子会产生多种不利的心理影响。第四，对个体测试结果无疑会有隐私和保密性问题的考量和违规。也许，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鉴别这些问题儿童以后，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 
　　既然通过遗传或神经科学来鉴别高危儿童可能带来严重的潜在风险和后果，那么只有能防范其在未来的暴力倾向时，这种鉴别过程才是有意义的。 
　　令人高兴的是，一些初步研究表明这可能是可行的。例如一项研究发现，给3-5岁的高风险儿童提供更好的营养、更多的体育锻炼和智力刺激，他们在23岁的刑事犯罪会减少34%。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交、行为、营养或药物干预可以减少高危青少年的反社会或暴力的行为。 
　　鉴定是为了治疗 
　　然而，确定了潜在的治疗和其他策略后，我们还将需要协调各种研究计划，以在那些鉴定为具有暴力倾向的高危儿童身上测试这些假设。这些研究需要精心设计和执行，以避免或最小化对当事人的人格侮辱和隐私侵犯。此外，此类研究不应该在学校中以大规模筛查的方式来鉴定问题儿童，而应当先观察其异常行为，然后再做遗传或神经测试来确定。 
　　对这种基于生物学的预防性研究，也有人提出了批评，他们强调在个体的最终行为中，环境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也正是这类研究的着眼点。通过改善从生物学上有暴力倾向儿童的生活环境，我们也许能够避免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 
　　这不是一个在可能的罪犯犯罪之前就预先将其发现并逮捕的“少数派报告”，而是利用新的技术来鉴别高风险儿童，并在他们对自己和别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之前给予治疗。 
　　雷恩如是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告诉你，你的孩子有75%的机会成为一个罪犯，你难道会不想知道这件事吗？难道会不想知道是否可以为他做些什么事情吗？我们现在必须讨论这个事情，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其风险和益处。谈论羞辱和公民自由，很容易让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但是你能接受自己双手将在未来沾染了受害者的血液，而这些生命本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得以挽救吗？” 
　　如今有许多人，包括很多孩子，他们的生活注定要被某些大脑异常的个别人所破坏。这些未来的受害者，甚至肇事者，都可能是你的或者我的家人。如果我们可以鉴别并成功地治疗一些高风险的有犯罪倾向的个体，就可以挽救受害者和肇事者，避免在当前的刑事法庭上屡屡见到的噩梦般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