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乡村与南方的乡村是迥异的，几无共性。有山，却是土山；也有树，却稀稀拉拉；极少有地表水，干涸龟裂的大地贪婪地汲取着空气中所有湿润的成分。人的面目也有明显不同，北方人脸泛红，尤其是颧骨处，因为突出而被阳光中的紫外线格外关照，似乎非要给你来点印记，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来自北方。那颧骨上的红刚开始可能也是鲜红的，像刚刚被红墨水湮湿的白纸，但阳光在脸上一圈圈地逡巡，日日月月，层层叠叠，那里终于布满絮状或丝状的网，细细看时，又如蔓延的枝或分岔的河，且有血液流淌，经由这里，不急不缓地流向近处或者远方。

　　我与外婆坐得很近，我握着她的手，一只皲裂的粗糙的缺乏保养的牛皮一样的手，有些变形，骨头却坚硬有力，我手上的力道传到她手上，都硬生生地返回来。外婆就笑了。这时我便更加看清了她的颧骨，突兀的骨头撑着几乎赤土一般的肤色，却是有光泽的，是来自阳光的光，来自生命的光。

　　外婆生命的顽强如同北方乡村的树，老天再是干旱，阳光再是暴烈，沙尘再是迅疾，都不妨碍她年轮的生长。她一生从未离开北方，那个叫榆中的小城，叫双店子的村。村子挨着国道，出门二十米便有威猛的“大货”轰隆隆地不停驰过，在城里是噪音污染，在乡村却是十分难得的机遇，你看，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靠了市道省道国道的村子都很活泛。

　　外婆住的院子是典型的北方院子，更早时连院墙都是干打垒的，厚厚的城墙一般。院里的房子也是干打垒的，方方正正的院子，四周都是房子，有大有小，院角儿堆着秸秆，房檐下吊着金黄的玉米棒子，挂着鲜红的辣椒串，院里平坦的地上铺着厚厚的玉米粒儿或者麦粒儿，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香味儿。门是木头的，两扇门，向里开，吱吱扭扭，怪好听的。里面有几样不起眼的摆设，年代久远勉强支撑继续发挥余热的面柜、炕柜、桌子、长木条做的椅子。没有床，是炕。炕仍然是土搭的。夏天时似乎不用烧炕，但北方的天气往往白日里阳光怒气冲天，热得汉子们要穿着汗褡子干活，晚些时却凉气袭人，要赶紧罩了外套，上了年岁的人晚上老腰若没有炕气烘托，怕是要受煎熬。黄昏时，外婆把点着的麦草往炕洞里一搡，炕的缝缝隙隙里便拐出了烟气，一时乡村的气息便格外浓郁。外婆却不进门，她还在院子里忙活，她趴在玉米粒儿麦粒儿中，弓着腰，一双大手耙子似的不停地拨弄，让它们趁着太阳还未完全下山把浑身的湿气尽快散尽。她不时也翻过脑袋看天，绚丽的晚霞映红了她健康的脸，可她没有心思端详自然的瑰丽，她怕老天突然变脸，刮风或者下雨，那一天的劳作就要化为泡影，也糟蹋了怪好的粮食。间或，她用手撑着身体，颤颤巍巍地用力站起来——可不是虚构，她一个小脚女人，心强，命硬，脚却是全身最柔弱之处，她整日里的忙碌，操劳，乃至走的每一步都靠柔弱的脚力支撑，那是她无法改变的命运。

　　那时外公还在，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心地特别善良。他和外婆生育了多个儿女。一些娃娃们读上了书，有的小学没念完，有的也读了初中、高中。他们靠外公和外婆在地里觅食养活。那是干涸龟裂的土地，哪里像南方的地，草木茁壮，池塘里鱼儿一圈一圈吐着涟漪，空气湿润得在窗台上随便搁一头蒜都能长苗儿。

　　北方人的坚毅与顽强像干打垒一般牢固，便是这自然磨就。

　　我一只手抓着外婆的手，想用另一只城里人的手触摸一下外婆的颧骨，可我不敢，也怕。那里应该很硬实，也很绵软，积攒的充裕的阳光若突然受到外力的摁压会是什么情形，像小溪中的蝌蚪一样四散而逃，像驻于花丛中的蝴蝶一样翩跹飞舞，像散落的雪花一样消逝于大地，像悠长的柳笛戛然而止？

　　记忆中的院子已悄然遁去。外婆此时踩的不是泥土，而是水泥。四周的房子由红砖垒砌，白墙钢窗红瓦。一圈房子连缀成一体，像城墙一般结实。老墙还有一截，老路，老门，门里却是一砖到顶的漂亮的房子。外婆住在老门里，从老门到新门，三十米。老院子里的那一棵梨树很久很久了，秋天时满树的梨，远远就能闻到果香。外婆是够不到树上的梨的，但她会等坠落的梨。梨子结实，落到地上也不会四分五裂，外婆一脚一脚挪到树下，慢慢地蹲下，拣起一个，吹两下浮尘，咬一口，果汁四溅，那真是一种朴素的原汁原味的北方乡村生活，透着清新的情调。

　　外婆与小儿子生活在一起。小儿子沾了国道的光。新盖的房子里外都有门，里面的是正常进出的门，外面的很宽阔，落地铝合金玻璃门，能轻松推拉——那是一间很大的铺面，铺子里摆了几排货架，摆满了人们常用的各种商品，俨然一个微型超市，伫立于国道一侧。超市刚开张时外婆一定是惊愕的，精于农活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儿子会在自己家里开一个超市，以商品流通的方式改变一家人的生活乃至命运。她一双小脚在货架间流连、查看、触摸，像进了城的老太太，也从商品之间的缝隙中端详当了老板的儿子，一个踏实健壮的中年汉子。偶尔有顾客进来买东西，就有如机器人发出的自动“提醒”——您好，欢迎！那怪怪的声音吓了外婆一跳。两斤瓜子，一斤冰糖，几包方便面，或者一箱牛奶，乡下人也喝牛奶，这应该是外婆从未想到的。她看着来人掏钱，然后拿了商品而去，钱在儿子手里窸窸窣窣响一阵便进了抽屉，外婆就复杂地笑了，一个月得挣多少！

　　国道虽好，却如一条分水岭，外婆在这头，小儿子在这头，有个孩子却在那头，是老三，三儿子。三儿子沾不上国道的光，他家在村子中间，左右都是房子，院子，随意堆砌的柴火棍、秸秆，多少年用不上却舍不得扔的盆盆罐罐。院子外的路还是土路，狭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三个人，物流与商品被堵在村外头，让老三的家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外婆偶尔得了闲，从这头出门，一脚一脚挪到国道边儿，她想穿过国道到那头去看老三干啥呢，只是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国道上的车很快，可她走不快，有时还没走到路中间，一辆“大货”呼啸而来，她不敢前进，只有后退。若有车相向而来，搁在半截子路上的外婆就慌了神，小脚忙不迭地挪腾，蜻蜓点水一般，刚离开国道，大车已疾驰而过，掠起的风和裹挟的尘几乎打得她一个趔趄。那时她大概最恨的就是那双小脚，不争气的脚。不过，她总会过去的。晌午时分，南来北往的司机要歇息休整，路上便几乎没有车，偶尔有庄稼人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地过来过去，外婆不怕，她气定神闲地一脚一脚坚定地踩过去，甚至都不看左右有没有车，是否存在突如其来的危险，她在乎的是与三儿子的距离。

　　老三长得人高马大，好一口酒，是有手艺的人：泥瓦匠、木匠；盖房子、搞装修。年轻时在工地上干活是一把好手，钱自然挣了一些，但刚够一家人吃饭。边挣边吃，剩不下多少。及至两个娃娃越长越大，上学，成家，也是不小的负担，总之，日子过得去，但过得不好，远不如小儿子和其他几个儿女，让外婆牵心。但外婆改变不了谁的命运，她就是想看一看，看见儿子母亲才会踏实。老三日子虽然过得窘迫，但心态好，老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见老母亲来就埋怨，路上那么多车，我过去不就行了！说话间手机就响了，又是哪个工地上有活，一天一百块，包吃包住，干不干？老三与那人讨价还价，有时讨不上，有时可以讨到一百五，甚至两百。更高的报酬在小城很难讨上，要去省城。母亲一听儿子又有活干，抬起小脚就走，嘴里丢下一串话，干去，干去！蹲在家里不成！

　　老三没去省城干过活，这里离县城近，坐上“招手停”十来分钟就到了。在县城干活方便，如果工地上不管住他晚上回家也不费事。

　　外婆偶尔也去县城，可不是去看老三，她一个小脚老太太去工地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县城还有她其他孩子。当年，六七十岁的外婆上县城独来独往，国道上的“招手停”随时都有，“招手停”车开得野，但见小脚老太太搭车可不敢马虎，一定待外婆上车，坐稳，才敢开动。到了县城，先去谁家，随她自己的便，一路东瞅瞅西看看，县城到底比乡下热闹，商店一个挨着一个，像地里的土豆一样密集。她兜里有钱，但她不花，也不会花。她认得娃娃们家的路，一路挪着小步子就到了。娃娃们住的都是楼房，没有电梯的楼房，楼梯可不像乡下小院里的地那样平整，一级又一级，小脚老太太颇费周折，她的小脚踩不稳当，就手扶走廊里的栏杆逐级而上，到了娃娃们的家门口，三楼或四楼，大气不喘，磕一下门，儿子或女子开门一看，妈呀，你怎么来了。外婆在儿子或女子家有时住个一半天，有时不住，当日去当日回。若天气好，偶尔住个三五天也有，一旦发觉老天要变脸无论如何便要回，没车走着也要回，倔牛一样让人无可奈何。她操心家里的粮仓没盖好，晒的东西还在院子里，让水泡了可不得了。其实小儿子儿媳妇都在家里看着呢。操心的命。

　　外婆像北方的松，那年轮一晃儿就转了九十圈，没病没灾，腿脚灵便，耳朵是背了，人在近前喊，也只是看你的嘴型。问外孙子一个月挣多少钱，你说什么数儿她都听不见，她端端地看着你，问，一千？两千？三千？要是到了五六千你还不点头，她就不再往下问了，头一偏，我的乖乖，你娃一个月挣那么多，你三舅辛辛苦苦才——伸出两个或三个指头，表示两千或三千。心里挂念，却从不会主动向别的儿子、女子、孙子、外孙子要钱贴补老三，也从不主动向任何人要钱留着自己用，这是一个乡村老太太的做人处事原则。

　　儿孙满堂，想给老太太钱就给，没人拦挡，或逢年过节买点东西孝敬孝敬老人家，老太太一脸喜庆，因老而狭长的眼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然而，老太太长命，儿女们有的多病多灾，竟有的先她而去了。老太太竟叹气，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却走了。

　　所以说，命是诡谲的，亦是公正的。

　　外婆王氏，生于斯，活于斯，最远到过省城，知家事，明事理——儿女们都好，大家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