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女，生于上海，少年从军，二十岁从文。1986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出国留学，就学于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获文学创作艺术硕士学位。从1990年开始，陆续在海外发表了近百篇文学作品，曾获得台湾和香港的十项文学奖，在内地也获得多项文学奖。2007年出版了第一部以英文创作的长篇小说《赴宴者》，受到英、美评论界的好评，并由BBC广播电台连播。根据严歌苓的小说改编，并由她参加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天浴》分别获得亚太电影节六项大奖和金马奖七项大奖。代表作有：《陆犯焉识》《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穗子物语》《扶桑》《人寰》《白蛇》等，并被译为英、法、荷、意、德、日、西班牙、葡萄牙、希伯来等十多种语言出版。

　　

　　引子

　　 据说那片大草地上的马群曾经是自由的。黄羊也是自由的。狼们妄想了千万年，都没有剥夺它们的自由。无垠的绿色起伏连绵，形成了绿色大漠，千古一贯地荒着，荒得丰美仙灵，蓄意以它的寒冷多霜疾风呵护经它苛刻挑剔过的花草树木，群马群羊群狼，以及一切相克相生、还报更迭的生命。

　　 直到那一天，大草漠上的所有活物都把一切当做天条，也就是理所当然，因此它们漫不经意地开销、挥霍它们与生俱来的自由。一边是祁连山的千年冰峰，另一边是昆仑山的亘古雪冠，隔着大草漠，两山遥遥相拜，白头偕老。

　　 不过，那一天还是来了。紫灰晨光里，绿色大漠的尽头，毛茸茸一道虚线的弧度，就从那弧度后面，来了一具具庞然大物。那时候这里的马、羊、狼还不知道大物们叫做汽车。接着，大群的着衣冠的直立兽来了。

　　 于是，在这大荒草漠上，在马群羊群狼群之间，添出了人群。人肩膀上那根东西是不好惹的，叫做枪。

　　 枪响了。马群羊群狼群懵懂僵立，看着倒下的同类，还没有认识到寒冷疾风冰霜都不再能呵护它们，因为一群无法和它们相克相生的生命驻扎下来了。

　　 那以后，汽车没完没了地载来背枪的人群。更是没完没了地载来手脚戴镣、穿黑色衣服的人群。大草漠上的生灵还有待了解，这是一群叫做囚犯的生物。正是这些失去自由的生物的大批到达，结束了它们在大草漠上的千古自由。黑潮一般的人群漫入绿色大漠，只带着嘴来，本着“靠山吃山”信念来吃草漠，吃海子，吃溪流，自然包括吃大荒草漠上一切活物。后来它们发现，活物被吃光后，他们是不挑拣的，各种生物的尸首、枯骨他们都吃。

　　 马群羊群不久就明白了。成千上万叫做囚犯的生灵把千古未变的草漠掀翻，撒下远方异地的种子，又伐倒千岁百岁的红柳，用去烹煮他们可怜的收成；挖起草根下的泥土，垒建起他们整齐划一，令兔鼠、旱獭瞠目的窝穴。同时，枪声响个没完。枪弹的射程结束在狼群羊群马群里，也偶尔结束在他们自己的群落里。叫做逃犯的人便是靶子。

　　 直到这个时候，马群羊群鸟群才悟到不好了。于是它们拖儿带女地滚滚向西逃奔，呼啸着：人来了！

　　 黑鸦鸦的人群里，有个身高可观的中年男人，案卷里的名字是陆焉识，从浙赣109监狱出发时的囚犯番号为：2868，徒刑一栏填写着“无期”。案卷里还填写了他的罪状。那个时期被几百辆嘎斯大卡车装运到此地的犯人有不少跟陆焉识一样，罪名是“反革命”。除了以上的记录，还有一些关于陆焉识的资讯是案卷里没有的，比如：他会四国语言，会打马球、板球、弹子，会做花花公子。还会盲写（所谓盲写就是在脑子里书写，和下盲棋相仿，但比盲棋难的是，必须把成本成册的盲写成果长久存放在记忆里）。

　　 叫陆焉识的中年男人就是我的祖父。他囚服背上的2868番号不久就会更改，刚到大荒草漠上犯人会大批死亡，死于高原反应，死于饥饿，死于每人每天开三分荒地的劳累，死于寒冷，死于“待查”（后来“待查”成了犯人们最普遍的死因）。每死一批犯人，就会重新编一次番号。五个月后，陆焉识从2868变成了1564号。就在他番号改编不久后的一个寒冷夜晚，陆焉识看见了极其壮观的一幕：几百条狼的大迁徙。当时陆焉识跟管教干部邓玉辉正抬着一个冻死的犯人钻出帐篷，突然听见远处刷啦刷啦的响声：清亮的月光照在雪原上，几百只狼的灰褐色脊背滚滚地从低洼处涌动，滚成一股浊流。

　　 源源到来的大道奇卡车让狼也呆不住了，惹不起躲得起地开始了迁徙。

　　 三年过去，我祖父的番号已经变成了278。也就是说，他成了严寒、饥荒、劳累最难以杀害的人之一。这时，撤离的狼群又逐渐还乡。它们发现叫做囚犯的人总是它们未来的或者说潜在的餐宴。囚犯们饲养着自己，狼们只需远远地笃守，等他们源源不断地倒下。干旱的湖滩成了规模极大的坟场。

　　 而马群和羊群还在西迁。在它们中的大部分完成迁徙，陆续到达印度的时候，我的祖父陆焉识正在夕阳里走着，趿拉着自己的脚掌。他身前身后都是收工的囚犯，有二百多个。这时他假装拔鞋，想渐渐落到所有犯人后面，再悄悄摸到劳改干部身边。好，很好，他的磨蹭成功了。他毫无必要地把鞋带系成一朵花，一面看见路面上指导员邓玉辉挎手枪的影子伸延过来。

　　 这是我祖父陆焉识和同类们被迫进犯大草漠的第四个年头，正值人吃兽的大时代，活物们被吃得所剩无几，都是“谈人色变”。

　　 陆焉识这个名字在此地是被收藏起来的，和他的英国花呢大衣、一套民国初年的《石头记》被保管在监狱库房里。这是一种特殊待遇。因此他那个由举人父亲起的正姓大名和英国呢大衣一样成了特殊待遇，一般不被启用。监里监外他一共有三个名号，一个是老陆，另一个是278，还有一个叫“老几”。第一个名号偶然有人叫，因此他认领这名号时总是诚惶诚恐，等待天打雷劈似的等待和这称呼一同到来的转折。比如，一年前的一天，他被称为“老陆”，接下去就问他肯不肯去给几个干部的孩子补课；补课是个大好转折，时而能吃上一口额外的饭食。再比如几年后，他当统计员的好事也是跟随“老陆”这称呼到来的。最典型的一次，是十八年之后，政府的特赦名单下达的时候，他是被高呼着“老陆”走出犯人的群落，走向场部的马车，再走出大荒草漠的。陆焉识在犯人里最流行的称呼是“老几”。“老几”源自“老卷”，“老卷”是老卷毛的意思。刚到大荒草漠的时候，犯人们留一种特殊发式，前面剃秃瓢，脑勺上却蓄一撮头发，陆焉识的卷毛拖在脑后，像不太健康的绵羊尾巴。1959年北京来了个公安部首长，视察七大队时发现墙报上的字写得不凡，问是谁写的，回答是老卷写的，首长听成了“老几”，笑着说，老几这绰号好，地、富、反、坏，加上美蒋特务、漏网汉奸、贪污犯，编了号排下去，叫个“老几”多方便，把“老几”往哪儿插队都行！于是人们便“老几老几”地叫，叫了下来。

　　 邓指此刻站在他面前，矮矮地充满耐心，等着老几平定高原缺氧引起的喘息，同时复原蹲下拔鞋造成的体力亏空。然后我的祖父陆焉识就开口了。

　　场部礼堂的电影

　　老几看着邓指，默数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去、去、去……”好，够了，这个“去”字通过他松动的门牙一共送出去五次。第五次陆焉识哆嗦一下，像真正的无救的口吃患者那样来了个寒噤，把最难启口的字眼从嘴里抖搂出来。“场部礼堂”是他前半句话里最致命的几个字。整个句子连接起来是这样：

　　 “我必须请假去、去、去、去、去……场部礼堂。”

　　 五个“去”字为他赢得了时间；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所需要的时间，容他根据邓指的反应及时编辑修正下文。陆焉识看见邓指的眼睛里没有坏脾气，无非有一点儿恶心，正派人物对于反派的正常生理反应——何况对一个十年前陪绑杀场给吓成语言残疾的反派。邓指的全称是邓玉辉指导员，第七劳改大队第六中队的高干。

　　 “场部礼堂”四个字不容置疑，好不商量。

　　 邓指眨着微红微肿的单眼皮，表示他允许这个年近六旬的结巴老囚往下说，说说他为什么“请假去场部礼堂”，而且还是“必须”。

　　 很好，可以继续。老几观察着邓指，同时给自己的表演做鉴定。从他陪绑沙场到现在，从来没人怀疑过陆焉识的口吃是一场长期演出。正如邓指此刻也正在上他的当一样，赏给他一份超常的耐心，等他解释他凭什么用“必须”这样没上没下、没大没小的词汇。老几在重复“去”字时，已经根据邓指的脸色把下半句话编辑好了。那些口无遮拦的人多么不幸！一句不当的话吐出口，很可能就救不起来，落地即死。

　　 接着他说场部礼堂正放映一部有关根治血吸虫的科教片。片子里的主角是他的小女儿。小女儿叫冯丹珏。从1954年1月30日开始改姓，冯是她母亲的姓。口吃只允许他十分简略地讲述小女儿的成就。他的真话于是被省下了：那个最后目送他被押向囚车的小女儿。当时是大学一年级生的丹珏正跟女同学在弄堂里打羽毛球，没有拦网，水门汀地面上画的一根粉笔线就是拦网。父亲就那样走过来，走在一左一右两个警察中间。丹珏捡起羽毛球，抬起她十七岁的脸蛋，看父亲从她画的拦网上跨过去。父亲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腕子上的铁铐向英国呢的大衣袖里缩缩，铁的刺骨冰冷在他的手腕上留下了永久灼伤。

　　 这就回到那五个被老几重重强调的“去”字上。五个“去”，个个必须。所以他请求邓指务必恩准。

　　 然而一阵沉默来了。沉默从十二月高原的无边灰白中升起，稳稳扩展，在下沉的太阳和上升的月亮之间漫开。一大一小两棵黑刺立在五步外，细密的荆枝在沉默中一动不动。老几突然发现邓指的鼻孔黑黑的，跟所有犯人一样。邓指今早洗脸没照镜子，把昨晚灯油烟子熏黑的鼻孔留到了今天的脸上。原来邓指这样的高干家里也用拖拉机漏下的废柴油点灯，跟监号里一样。

　　 老几精心编辑的话，通过唇齿舌的一个个人为磕绊，被送出口腔还是落地即死，救不起来了。他也成了骆驼刺，挺着繁密易折的神经，一动不动。

　　 突然地，邓指爆出一个多牙的笑容。饥荒使人们珍稀的笑容显得多牙多皱，原来邓指也不例外。

　　 邓指问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妻子信里提到的。妻子冯婉喻三年里的一封封信，主要内容就是小女儿。从小女儿怎样考上生物学博士开始讲，讲到她成为科教片里的主角儿。讲到电影获了科教片大奖，要在全国各地的影院、礼堂、广场巡映。因为毛主席说的“一定要根治血吸虫”。电影的名字都是毛主席起的：《借问瘟神欲何往》。他一面说话一面在心里吆喝自己：停住！舌头太流利了！十年的成功伪装要功亏一篑了！但他顾不上。

　　 万幸邓指没有留心。他看着他对面的老囚，老敌人，心平气和，却在一个冷不防的地方突袭了陆焉识，打断他的话，说操，老陆，毛主席真给那个电影起名字了？陆焉识说，有诗为证——七律《送瘟神》，1958年7月1日写的，因为毛主席看了头天的《人民日报》报道的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邓指又在半腰上打断他，说老陆，你女儿怎么这么霉气？！长得排排场场的，摊上你这么个瘟爹！

　　 陆焉识这时的心给两声“老陆”弄化了。化得眼里全是热泪，冻得又瘪又硬的两个眼珠开始热胀冷缩，钻心地痛。

　　 邓指接下去告诉他，他们早就知道科教片里的女主角是谁。组织上耳聪目明，什么不知道？不过如果他要是老陆，就不费那事兴师动众请假。不就是电影里的女儿吗？看了也是你认她她不认你，有什么看头？还要组织破例给你批假，狗日老陆，你打听打听，农场建场四年，都批过谁的假，有没有为这种事批假的。

　　 陆焉识马上不做声了。做了将近十年犯人，他没有痴长这些岁，跟干部硬上不行。不准许已经放在那儿，你非要硬上，跟他讨出“准许”，能讨到的最温柔反应是没趣，正常情况下，能讨到的是臭骂、戴纸镣铐、罚跪，或者罚饭。被罚掉一顿饭，在1961年的大荒草漠上，仅次于死刑。

　　 “耽、耽、耽误您时间了……”

　　 陆焉识知趣地笑笑，等待邓指挥挥手叫他开路，跟上队伍。

　　 邓指却又笑了一下。邓指是个没什么笑容的人，好多年不笑，这一会儿就笑了两次，笑超额了。邓指一身发白的军装，肩膀微耸，好让那件军大衣不滑落下来。邓指转业的时候恐怕把半个军需库房都背回来了，穿不完的军装，老婆孩子都穿，穿烂了打军用补丁，再烂就做军用抹布，糊军用鞋袼褙。偶然瞥见邓指家门口晒出来的鞋袼褙，军用破布色泽浓淡不一，可以做十年来解放军军装史标本。笑还没散尽，邓指说他看那科教片看了四次。别的新片子没到，就这一个“血吸虫”占着礼堂的银幕，每天晚上放映一遍。不过主要还是看老陆女儿。想看看她是怎么长的，这么像狗日老陆！老陆可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当反革命给弄到没人烟的大草漠上，还不得欠一屁股风流债。陆焉识这才认识邓指：原来不是一截矮木头，话一点儿也不干巴巴，油荤蛮大的。邓指最后说这部科教片还会在场部礼堂占一阵子银幕，因为雪大路冻，其他片子跑不上来，这部片子又跑不走，老陆不用着急，指望还是有的。

　　 老几不敢问，是不是请邓指去给他请愿，让组织上坏一次规矩，放一个犯人进入挤满家属孩子的礼堂。那就等于放一头狼进羊圈。邓指看出了老犯人巨大喉结压住的提问，跟他说，老陆你打个请假报告吧。打了报告，他邓指可以把报告提交给大队，大队再提交给场部保卫科。保卫科一个月开一次会，根据犯人在队上的表现批几张诸如此类的假条。

　　 一个月哪里还来得及呢？一个月雪化了，路解冻了，哪里还留得住这部片子？还有，让人怀着这样的希望怎么睡觉、出操、烧砖、砸冰块化水、排一个小时的队打饭？……老囚的喉结生疼，就要压不住一次次冲上来的激烈追问了。

　　 邓指大致看出他的追问。他告诉老犯人，听着，这段时间好好表现，争取不杀人放火逃跑，其他的包在他邓指身上。最后他问：“老陆你他奶奶的信得过我吧？”

　　 老几心想，你这不是问鸡信不信得过黄鼠狼吗？被捕以后，他渐渐失去了信任人的功能。怎么想信任都不行。对此他毫无办法。

　　 邓指不愧是专职的思想管理者。他说：“不信拉倒吧。写好了请愿书，明天交上来。”说完他挥挥手，让老犯人归队去。

　　 老几忙忙跌跌地鞠躬道谢，邓指又笑一下。再一细看，不是笑，是给寒冷冻出来的龇牙咧嘴。刚要转身，听邓指说，狗日的老几，你也配有那么个闺女！

　　 进了大墙，看见狱友们黑黑的一大群一大群地往伙房走，每一张去年夏天洗过的脸上都是一个大大的笑容，但仔细一看就发现也不过是被冻出来的龇牙咧嘴。猿猴就有这种无欢乐的笑容。

　　 监狱大门对着一个颇大的操场，供犯人们集合，进行每天的早点名和晚点名，也在这里进行每两周一次的贸易集市。老几越过操场，朝一排排草窑洞走去。窑洞上半部露在地面上，下半部沉入地下，屋顶的拱形是芨芨草的草把子拗成的。在犯人们搬进监狱大墙和草窑洞监号之前，他们已经习惯了虚拟的监狱：石灰粉在草上撒出的线条对于他们就是实体的监狱墙壁：一条线是“内墙”，一条线是“外墙”，最外面一条线是“大墙”。他们习惯在下工之后隔着三道石灰线的“墙”，观看“墙”外自由生活的图景：操持炊事的家属，遍地玩耍的孩子，排排坐学唱歌的警卫战士……

　　 1962年初春的一夜，冰雹加雪，又来了七八级大风。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上百顶扎在雪里的单薄帐篷活像上百条裙子。管教干部轮流值班，一小时到监号帐篷里来一次，命令犯人们报数。“……一。”“二。”“三。”……干部走到那个卡壳的“四”床前，摸摸“四”的脉搏，对旁边铺位上的犯人说：“接下去报数。”“……五！”“六。”“七……”“……八。”“九。”……

　　 又一个数字卡了壳。

　　 突然地，管教干部用鼓舞人心的高嗓音说：“大家醒醒啊！睡着容易挨冻！都醒醒！咱们大声报数！”

　　 一小时一次的报数，每小时都有卡壳的“数”，等搬到帐篷外，都已经是冻拧巴了的尸骨。冬天很长，尸骨们的队伍也越拉越长。尸骨的队伍里渐渐有了孩子、老人。严寒和缺氧的大荒草漠，自由和不自由都一样，零下三十多度对管教干部和家属们也不予赦免。

　　 画地为牢的监狱很成功，三年里没有一个犯人跑出虚拟的“大墙”，也就是第三道石灰线之外。几起逃亡都是在夏天的青稞地里发生的，一多半逃犯被当场击毙，个别的逃出去又逃回来：三道石灰线的“墙”外，饿了没人管饭，迷失了没人领路。

　　 那次春寒冻死几百犯人之后，省劳改局拨下费用，盖起了现在的草窑洞监房。老几走到自己监号门口，暮色已在他身后收拢。他拿了自己的饭盆出门，看见灰黑的傍晚晃动着无数黑影，每一张脸都因了人猿之间的那种龇牙咧嘴的笑容一模一样，也由于每人一对漆黑的大鼻孔一模一样。号子里的灯是用拖拉机的废柴油点的，烛焰又猛又高，但一半光亮一半油烟，所有鼻孔于是成了烟囱，使浓烈的黑油烟得以排放，排入人体内狭小的空间。连十六岁的梁葫芦也被这龇牙咧嘴的笑容和漆黑的鼻孔抹杀了青春。梁葫芦走过来，走到跟前，以老手的快当塞了一个东西到老几口袋里。赃物。老几是梁葫芦最理想的储赃仓库，塞进来什么都上保险似的牢靠。几乎没有人会猜到他老几的这份功用，因此老鼠洞都搜也不会搜他这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老几混进了打饭的人群。自从青稞馒头的大小导致了几次流血事件，之后每天人和馒头都开始编号，开饭之前，人们先排队从组长那里领一个纸阄，上面写着一个号数，再排一次队，按自己的号数去对馒头的号数。

　　 老几领到自己的纸阄，发现梁葫芦还跟着他，轻声叫唤：喂喂，老几！十六岁的小杀人犯其实总是向着他的，只是他天性里没多少善意，对此葫芦没办法，又不是存心的。葫芦叫他摸摸口袋。他就用冻得不剩多少知觉的手摸了摸口袋。摸摸无妨。

　　 尽管手指头上没剩下多少知觉，陆焉识还是摸出赃物是一块表。并且摸出来它是谁的。是自己去年换出去。换成五个鸡蛋、吞咽时噎得他捶胸顿足的白金欧米伽，1931年的出品。他觉得心跳得很不妙，跳得血腥气满嘴都是。换走欧米伽的犯人姓谢，是个犯人头，犯人们叫他“加工队队长”，用棒子在犯人屁股上“加工”青稞，砸糌粑面常常要达到以血和面的效果。小凶手是要填补陆焉识从未给“加工”过的空白？老几贼一样飞快四望，看看加工队谢队长是否在视野里。不在。他满嘴血腥淡化一些。

　　 此刻他正拿着那张纸阄对号领馒头。馒头被递过来，尚未被他冰凉的手冷却，就被他放在了梁葫芦碗里。少年的脸上充满粗野，眼睛里有种天生杀手的凝聚力。他在等待两年后的枪决，不论这两年里他再欠多少血债，最终他只能被枪毙一回。因此他可以放心大胆、无忧无虑地作恶。上月老几去大队长家里给两个孩子补习英文，收到一小袋五颜六色的糖豆，很快就给小凶手发现了。当时他们在砖窑出砖，老几背身搬砖时，就把深藏在棉袄暗兜里的糖豆摸出来，放一颗在舌尖上。三分钟后，那一袋糖豆不知怎么就到了梁葫芦手里，并且他不好好地一颗颗地吃，而是一把将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倒进嘴里。老几正担心他的嘴包不住那么多糖豆，万一一颗漏进喉咙管，可就替政府提前行刑了。葫芦却又把糖豆吐了出来；他把两个乌黑的手掌做成一只容器，嘴巴对准它，鱼甩籽似的把上百颗糖豆下进去。他嘴里黏液亮晶晶地把糖豆穿成五彩的珠子，先下出来的糖豆颜色好，后下的就褪色了。唾沫使糖豆转换了归属权，谁也不会再打它们什么主意了。小罪犯表示他不会白抢老278的糖豆。这块欧米伽便是他兑现的诺言。

　　 “老狗日你啥意思？！”梁葫芦问。

　　 葫芦的眼神直了。完全能够想象他在杀母亲时的眼睛。

　　 老几结巴着说了自己是啥意思。意思是他用一个馒头做代价，拜托小罪犯把欧米伽偷偷还回去。他六十岁的屁股自己坐着都嫌硌，还敢给加工队谢队长用去加工青稞？

　　 “那你是让老子给他加工？！”

　　 他只得把下面的意思结巴出来：偷都偷得出来，送还送不回去？他赶紧给小罪犯提价，假如他把欧米伽安全送回去，明天、后天的青稞馒头都上供给他，无非他喝三晚上的甜菜汤。他不在意十六岁的小罪犯张口就做他六十岁人的老子。反正许多晚辈都做过他“老子”。一场延绵三年的饥荒，他发现饿死的都是那些爱做人老子的人。都是些内火太重的人。

　　 “老子……”小罪犯眼睛更直了。

　　 老几认定，当年十四岁的葫芦朝他甜睡的母亲以及母亲的姘头举起砍刀时，肯定就是这副眼神。就是凶残得两眼一抹黑的眼睛。

　　 “老子好心好意……”

　　 “是、是、是好心。心……领了。”

　　 “那你想害老子？让老子给加工了？”

　　 老几突然发现他当做凶残来认识的表情其实是委屈。哦，原来是委屈。他对他这个没用场的老东西这么偏袒，偏袒得像个小老子了，老东西不领情。

　　 “那、那……五个馒头？”陆焉识伸出五根手指，怎么也伸不直。这是一个很莽撞的提案，省去五天的干粮，是可能要他老命的。

　　 此刻梁葫芦有点窝囊。是找到亲人而亲人不认他的那种屈辱和失败的感觉。

　　 “反正手表在你兜里。老子一喊你就完蛋了。”

　　 这是梁葫芦临走时撂下的话。是的，罪证现在是在老几兜里，人赃俱在，他没有那个本事把罪证再转移回葫芦身上。

　　 不远处，梁葫芦向他转过身，嘴上叼着老几刚才给他的青稞馒头。这孩子什么都不成熟，只有横肉早熟。脸上身上都是横肉。

　　 “我喊了啊？”

　　 梁葫芦拔下嘴上的馒头，突然张大嘴，引长颈子，嘴唇却又收拢了。然后他笑起来。他逗老东西逗得快活死了。

　　 没办法，梁葫芦的好就是坏。有的人是为了惩治人类生的，正如梁葫芦。这类人必须比坏人更坏，才能尽他的天职。

　　欧米伽

　　1937年5月那个初暑熏蕴的傍晚，我祖母冯婉喻把一块手表偷偷塞在她丈夫的枕头下。表是冯婉喻卖掉一颗祖母绿买的。婉喻在家不叫婉喻，叫阿二头。上海话一讲，是“阿妮头”。用人们背后商讨陆家的政治经济格局，松弛地伸出的两根手指头代表婉喻的番号。两根胡乱伸出的手指头，足以说明我祖母在家里的无足轻重，既无经济地位，又无政治地位。陆家的人物关系非常政治，恩怨互动，亲疏瞬变，阿妮头要冒什么样的风险才能实现自己对丈夫的一份讨好啊！她的嫁妆有一部分来自她姑母，而姑母就是她的婆婆。阿妮头是她姑母兼婆婆从娘家搬来的一把大锁，锁紧不安分不老实的继子陆焉识。从结婚到入狱，我祖父陆焉识最要紧的一桩私事就是要砸开这把锁，或者不砸，随它去，让它锈掉，锈烂，烂成乌有。阿妮头乍起天大的胆子，迈着解放脚莲步走进当铺带着淡淡霉臭的阴暗里，从八层手绢里抖落出那颗来自婆婆兼姑母的祖母绿时，那份激动赶得上偷情。白金欧米伽在丈夫枕头下闲躺枯卧，整整一个夏天。阿妮头的风险一天天上涨；她躲得了重阳躲不过冬至，一年下来，她的婆婆兼姑母总要把自己的珠宝拿出来给女亲眷们品评玩赏一回两回，兴头上会邀上阿妮头一块玩：阿妮头，我给你的祖母绿呢？让三舅妈（或者四孃伯）看看能镶个什么？……这样的话，阿妮头的末日就来了。

　　 我祖父陆焉识终于戴上了我祖母的信物——白金欧米伽表。他是给了妻子好大的面子才戴上它的。也是给了她好大的怜悯心。表从1936年被戴到他手腕上，戴到1960年年底，变成五个鸡蛋时，养出三十六度五的体温。好金子是温暖的，遭主人遗弃一年，从谢队长那里回来仍然温暖，冰冷的手指头攥上去，一会就被它捂过来了。老几一面喝浮动着五六片菜叶的甜菜汤，一面感觉着囚服兜里的表，隔着又厚又硬的再生棉布再生棉絮，它咝咝的走动也是一份细微的循环，细微的生命。同室十个狱友在油灯的光晕中晃得满空间是黑影子，却不妨碍蹲在铺头的老几凝神感受怀里那咝咝咝的微小搏动。如同五脏之外的小小脏器，记下了多年前一个起始；他突然留意到妻子那瞥眼神的起始。那是什么样的眼神啊，仿佛突然向他撒出秘密罗网。他于是明白了世上有两个阿妮头，一个寻常的、她自己也觉得把自己拿不出手做陆焉识妻子的阿妮头。另一个是这个对自己的爱慕情欲不懂得掩饰的阿妮头。这个阿妮头一心就想把你网罗到某个私密去处，供她一人享有。这个阿妮头会在刹那间一脸粉红，嘴唇红得火烧火燎，常年空洞的胸脯顿时充实起来。

　　 这一切不是当时三十岁的陆焉识能够解读的，是五十岁、六十岁的陆焉识一点点破译的。现在想到冯婉喻的眼神，他就一次次心惊肉跳。

　　 当时那一切转瞬即逝，眨巴眼阿妮头又成了梳老女人发髻的异性，马马虎虎可以算作一个大家闺秀，浑身唯一漂亮的是一手行书小楷。

　　 傍晚邓指对老几说，小女儿长得与父亲活脱脱一个样。错了。丹珏只是也长了他的卷毛，卷毛下面的五官却是她母亲的。而且小女儿跟她母亲最要紧的相像处，是魂像。她母亲的魂有种宁静的烈度，就在小女儿丹珏的神情举止里。十来岁的丹珏偶然抛出一眼，能把一颗心征服或者搅乱。儿子和大女儿都是正常人，芸芸众生一分子。

　　 老几躺下时，同号子的狱友在卖烟。隔着他铺位三个铺的239号姓张，自己都搞不清自己什么罪状，我姑且叫他张狱友。张狱友和老几是第一批来此地、活下来还有可能活下去的命大的犯人。本来再过几年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在今年春天开荒的时候打残了一个犯人干部，也变成了个和老几一样的“无期”。

　　 我从我祖父写的随笔里看到那种垦荒场面。大荒草漠上，场面铺得很开阔，缓缓起伏的草坡上每十步远都有一个徒劳挥动镐头的犯人。他们开辟的是万年的荒草地，地面下，万年的草根连着草根，拉成网，织成布，镐头吃进土面，根本无法切断根连根的千丝万缕。我祖父用了无数种形容，来表达镐头落地时他手臂的感觉，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很有意思：每一镐落下，大荒地都通过镐头和他的臂骨撞击他的内脏，而不是他的手臂和镐头撞击大荒地。因此不是人垦荒，是荒垦人。

　　 于是垦荒成了犯人们最难熬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完成一日垦三分荒的定量。但犯人组长却可以根据他个人好恶上报最差成绩。犯人组长是服七年、八年徒刑的小流氓、小毛贼，只想做管教干部眼里的积极分子，而惩罚自己的同类是做积极分子最省力的方法。犯人骨干们每天给犯人们的垦荒成绩打分，得最低分的人会被扣掉当天的晚饭。张狱友就是这样连着被扣掉了三天的晚饭，因为他和犯人组长骂过一次架。欠吃三顿晚饭的张狱友更加是“荒垦人”。第四天一早，他被指派到地里烧灰——用青稞秸烧泥土制造肥料。他在田边堆了几堆青稞秸，再盖上厚厚一层土。这时他看见举报了他而导致他少吃了三餐晚饭的犯人组长来了。犯人组长远远地呵斥张狱友：为什么还磨蹭着不点火？马上要播种了，不烧灰哪里来肥料？张狱友报告组长，因为他怎么也点不着青稞秸秆。组长“驴”“蠢蛋”地骂着，走过来，夺了张狱友的火柴，猫下腰去点泥土下的青稞秸。张狱友的阴毒计谋就在于此：趁着组长弯下腰点火时从后面给了他一下子。准确地说，是镐头给了后脑勺一下子。组长栽进刚着起的火里。假如此刻犯人们按正常时间上班，那么张狱友的计谋就将天衣无缝地实施完毕。组长就必死无疑，并且会被认为是突然眩晕栽入火堆的。饥荒中天天有人无端栽倒。那颗脑袋在火里烧一烧，后脑勺上被暗算的印记也会被忽略不计。但就是这天管教干部提前半小时带队来到田里，黄继光一样冲过去，把刚点着的组长拖出来。张狱友的暗算太不在行，那一镐头敲得十分业余，除了把组长打得失去重心，扎进火坑，并没有留下致命伤害。倒是火为他部分地复了仇：犯人组长的脸容被火熔解了又重新浇铸，但浇铸得非常马虎，基本就是一层凝固了的烂糊糊的皮肉。

　　 这时张狱友不知怎样投机倒把，弄来一根东海烟，同时卖给十个主顾，一块钱抽一口，下一个吸食者替前一个掐住纸烟，掐在半指宽的部位，吸得过猛，抽进的气过长，都不行，掐在纸烟上的手就是防火墙，让火烧不过去。老几听他们计较，斥骂，发出乌合之众必然发出的丑陋声音。他是要去看电影上的女儿的，除此之外天下不再有大事。乌糟糟的人声被老几心里微甜的苦楚隔得很远。

　　 他非去场部礼堂不可，加刑枪毙都别想拦他。请假报告在喝甜菜汤的时候就在心里写好了，明天用五分钟就可以誊抄到纸上。他心里装了大部大部没有誊抄的稿子，共计有四十七万六千字，一部散文集占去二十一万三千字，一部回忆录，还有零星的随笔。干活的时候他总是在心里取出某一篇或某一截，在心里润色修改。从小他是个过目不忘的神童，现在更长进了，连过目都不必，心里产生，心里完成，又在心里入库。

　　 从大荒草漠监房里这个夜晚往后数二十八年，就数到了1989年的十二月底，我祖父陆焉识把存放心里带出监狱的稿子全部誊写完毕，一部回忆录，一本散文，一本书信体随笔。他把稿子放进一个加大牛皮纸信封，交到他孙女我的手里，告诉我，我是他唯一的出版人、读者、评论家。

　　 九点钟吹灯，存了私货的人开始在黑暗里加餐。开了田鼠仓房的人抓出一小撮一小撮的青稞，扔在嘴里用唾液浸泡，用槽牙尖一点点地碾，嘴便是微型磨坊，脱粒去麸磨面合成一个工序，再用舌尖把碾出的面浆清扫出来，积累成一小股，送进食道。有个走运的人在工地边缘捡到了狼吃剩的兔子头，脑壳里的脑浆还半满，这就用得上那些从来不修剪的小指甲了，用它将半凝固的兔脑一点点挑出，合着甲缝里的泥垢填进嘴里，吃得精细优雅。

　　 适应了黑暗之后，能看见通铺上一排脑袋。脑袋们轻微地动着。那些貌似静止的脑袋里面恰恰在大动，翻腾的脑浆子拍击着脑壳，把念头撒入长夜。满屋子都是这些脑袋放出的念头。念头在黑暗中熟门熟路地找到了别人私藏的食物。每一份念头都是一个猎手，他人的私藏都是猎物。

　　 梁葫芦可以把某人藏在裤裆里的红薯干猎到手。

　　 一个个幽魂似的念头在空中互不相扰，渐渐落向别人的口袋或箱子，钻过扎着死扣的口端或锁头，纠缠在半块馒头或一个土豆或一根羊腿骨或一片褪了毛烤脆了的羊皮上。念头渐渐向老几的布口袋云集，估摸那口袋里的东西能换多少炒青稞粒，或者换几片羊皮脆片，或者多少口烟。十多份念头总是和那一瓶进口牙疼粉缠得难舍难分，因为牙疼是此地人们都要过的大刑。对于死缓犯来说，较之未来那一颗毙命的子弹，牙疼是不时重复的零剐。这种零剐几乎在大荒草漠上实行了平等：管教干部们以及他们的老婆们也会不时受到它的非人折磨。搬进草窑洞号子才一年多，干打垒土墙上处处浅坑，都是人们在牙疼时脑袋抵出来的。此刻十个脑袋里放出的念头都围在牙疼粉的褐色玻璃瓶周围，膜拜一般打量着瓶子上磨损的洋文。那些洋文告诉你这灵丹妙药的配方，用途，用法。其实老几只给几个人用过他的牙疼粉，但七大队两千多犯人都听说了它的灵验，传说就是沾在指尖上那一点点乳白粉末往某个犯牙疼的管教干部牙花子上一按，就止住了他的驴打滚。

　　 布袋子里还有些东西，念头们转了无数次也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一个框在微型玳瑁相框里的全家福，一对纯金袖扣，一个蓝宝石领带夹，这两样东西是陆焉识风流人生的最后遗迹。此外还有一个长红锈的四方小铁盒，里面盛着熬炼过加了点盐和干辣椒的羊油。羊油是一支派克金笔换来的。一个月前的礼拜天，大墙里的操场上照例举行两周一次的犯人集市，梁葫芦帮老几用金笔换了这一盒羊油。冬天脂肪比粮食更能镇住饥饿。老几总是把布口袋的绳子系在手指上，谁要行窃首先要越过他连心的十指。

　　 门帘动了一下，跟着冰冷的风进来一个影子。影子在门帘内的瘟臭空气里静着，静了五秒钟。陆焉识是不必去费劲辨认梁葫芦的，连他的影子都熟识。两年的相处，小凶犯和他的生物化学已经融和起来。小凶犯的凶残在陆焉识这里起了奇妙的化学变化，他能在他的凶残里辨认出懦弱、依人，甚至对父爱的隐秘渴望。梁葫芦的黑影子凑上来时，几乎带有种骨肉的亲昵。犯人是不许串门的，尤其在熄灯后，但梁葫芦例外。仗着他的葫芦头两年后注定要给一颗子弹开瓢，小凶犯便有了特权似的，什么都自行例外，想做什么做什么，谁也没法杀他两次。大墙岗楼里的解放军不看梁葫芦的分上，而是看他注定挨枪子的分上，和他拍肩打背，跟他互换亲热脏话，吃他偷来的炒青稞粒，容忍他的轻微犯规。小凶犯的犯规中包括他时不时到老几被窝里挤一夜。

 　　 梁葫芦顺着老几瘦长的四肢形成的拱形躺下去，强行进入老几瘦骨嶙峋的拥抱。被窝里顿时增添了一份体温和体臭。

　　 “老几，出事了。”梁葫芦带早期牙病气味的话进入了老几耳朵。这个地方的水土很可疑，让十六岁的少年也开始得牙病。

　　 老几的呼吸轻了，表示他在聆听。葫芦把带牙病气味的事件告诉了他。三中队的177号今天逃跑，迷路迷进了三十多公里外的核基地，被抓住马上咬出老几来，说他的逃跑路线是老几给策划的。

　　 老几听到这里一抖。梁葫芦立刻驳回老几的申辩。

　　 “别赖——你告诉他核基地附近有拉粮的卡车。……177就是想扒车。腿子压得稀巴烂。”

　　 老几心想，那是一年前在中队长家给他孩子补课的时候，中队长说的。中队长已经升官了，调进了西宁。

　　 “177腿子要是不压烂，那坯子可就跑成了。”

　　 过了三四分钟，梁葫芦把嘴唇直接搁在老几耳朵眼上，热气马上濡湿了老几这几年丰厚起来的耳毛。

　　 “你跑不跑？”

　　 老几赶紧摇头。他要跑也不会告诉梁葫芦。他只操心去场部礼堂，看银幕上的女儿，其他的都不是事情，都轮不到他操心。

　　 “不跑他们会给你加刑。”

　　 老几现在是“无期”，他觉得这是最讨厌的一种刑期，加或减都比它好。

　　 “老几，你要跑带上我。”

　　 梁葫芦这句话让老几心里热一下。葫芦还是个孩子。孩子的本性就是寻找温情，然后投身进去。没有温情就找代用品，找貌似温情的东西。老几的沉默和文弱给他当成了温情代用品，一厢情愿地投身进来。他们一老一小绝不平等地交往了两年。男孩不知道，他在老几心目中跟其他人类渣滓没任何区别。假如明天就把他梁葫芦拉出去执行枪毙，老几都不会神伤多久。小凶犯公开描述过砍刀剁进人肉的闷响，还有刀刃碰到骨头的震撼，那酥麻顺着掌心往脑子里去，往脏腑里去，越是酥麻越是止不住砍刀，一直剁到寡妇母亲和她偷的汉子都零碎了。仅仅因为寡妇母亲给了姘头一个白面馍馍，而那个白面馍馍原来可以被掰成五瓣儿，分给葫芦和三个弟弟妹妹。

　　 “听见没？你要敢单独跑，不叫上我，老子……”

　　 梁葫芦没有吐出具体的报复措施。他正要从老几被窝里钻出去，233号起来了。233号是伪军营长，此刻拖着碗口粗的肿腿，把自己肿泡泡的身体拖到门口，将草门帘掀出一道一指宽的缝，人在室内，器官在室外地开始解手。

　　 梁葫芦叫起来：“还走不走人了？叫人趟你的尿走路呢？！”

　　 “你不会等一会儿，等尿冻上冰再走？”伪营长说。

　　 梁葫芦回一句：“咋不冻掉你那驴鞭子？”

　　 睡在最里面的一贯道烦了，翻个身说：“我要不嫌费事，你葫芦的嫩鞭子今晚非让我炖了不可。”

　　 “可不咋的？就算他一身坏肉，鞭子是好东西。营养丰富。这不咱正缺着营养呢吗？”

　　 伪营长用东北腔附和着，一面又把自己庞大的身体挪回铺位上，褥单下的草一阵稀里哗啦的响。严重浮肿的人对自己的分量和动作都放弃了控制，碰什么什么响。

　　 梁葫芦在门口说：“明天跟班长借把冲锋枪，把你们全打成筛子，老子也还是偿一条命。”

　　 第三个人也参加进来：“你不打我叫你爷。”

　　 第四个人说：“你赶紧打，啊，葫芦，照着筛子打。不然两年以后你给毙了，这屋少说有三五个人要去下你那嫩鞭子！”

　　 一屋子由于饥饿或寒冷睡不着的人都气息奄奄地笑开了。马上有人想到笑也能耗人，便赶紧停下来。

　　 第二天，老几就发现那个逃跑失败、腿给压成肉泥的人对他的叛卖造成了什么后果。

　　 一早，半个中队的人被赶着去水塘里破冰化水。老几和另外半个中队留在砖窑，把昨天出的砖从场院东边搬到西边。谁都不问问，同一个院子，为什么西边比东边更合适堆放砖头。场院有三百米见方，犯人们拉开一个队伍，手递手地传砖。开始五块砖一传，一小时后减为三块，又过一小时，连搬一块砖都要让人们脸上出现一个霎时的痉挛。

　　 老几喊了一声“报告”，说自己要解小手，当班的解放军看看窑边监工的邓指。邓指下巴微妙地一动。解放军手里的刺刀也微妙地一动。等老几拐过墙角，发现自己身后跟的不是一个兵，而是一对兵。再回到场院，老几去看邓指两颊紫红的脸，想在他微肿的单眼皮下找那双昨天还把他老几当人看的眼睛，却怎么也找不到。到午饭时还是看不见邓指的眼睛，就连他站在跟前训话都不给老几看他的眼睛。他的训话主要内容就是说逃跑教唆人老几最好放老实点，想请假看电影上的闺女，死了这条心吧，眼下往保卫科递交请假报告是拿胸脯往枪口上撞。

　　 “可是我是无心聊起来的！……”老几急了，连结巴的伪装都不要了。

　　 “无心最能暴露有心。”

　　 老几手里还剩三个土豆，四个土豆的定量今天是太富裕了，难以下咽。邓指吃的和犯人们一样，只是随身带了一小包干辣椒粉和盐。他用最后一口土豆擦干净铝饭盒盖子上血红的辣椒粉，塞在嘴里，一会儿就满嘴血红。老几问邓指吃四个鸽子蛋大的土豆够不够，不够他这儿还有。邓指不理他，不给他面子来卖乖。老几把下面的意思结巴出来，要是他挺不过大饥荒的话——每天都有挺不过的人，他心里记得的还是那个十七岁、在弄堂里打羽毛球的小女儿的模样。他会觉得好不甘，从来没看见她长大成人。

　　 邓指用指甲在侧牙上刮了刮，刮下一小片红辣椒皮，脆脆地弹出去。这就是他听了老几结巴半天才结巴出来的陈情后唯一的反应。老几不是常常有凶暴闪念的人，但此刻他扑捉到了自己心里这个闪念。

　　 “回去吧。”邓指用下巴指挥老几，“归队干活去。”

　　 就在老几往传砖的队伍里走的时候，起风了。是这一带典型的午间大风。刚刚被摞起的砖被刮得呱嗒作响，眨眼间倒下来，倒成一座颓城。碎了的砖头失去了地心引力似的，很快就在空中了。

　　 老几给风刮得斜出去，跟地平线形成个极马虎的八十度夹角。这都不耽误他在心里凶暴。从死缓改成无期，现在他能造次的空间不大。

　　 邓指在他身后叫喊，让他卧倒。老几被内心的凶暴闪念弄得忘了卧倒了。凶暴是会让人醉的，正如各种高尚情绪会让人醺醺然。邓指扑上来，把老几按倒。自从去年大风刮走一个挺身警戒、绝不肯放弃自己宣传画一般的英雄姿态的解放军，所有人都乖了，风一来就卧得扁扁的。

　　 矮矮的邓指现在就在老几身边，头埋在臂弯里，脸抵着坚硬的雪地。被刮到空中的碎砖从他们头顶飞过去，偶尔相互碰撞，发出玲珑的声响。死了的骆驼刺一蓬一蓬地翱翔，成了巨型蒲公英。老几的三个土豆从他茶缸子里直接被刮到天上，由着空茶缸在后面追它们。一根断了的锹把在空中横抡，混进了碎砖和沙石。就在邓指和老几前面十多米的上空，不知从哪里刮来的一件破棉大衣在风里横着行走，一个人形气球的模样。碎砖、沙石、骆驼刺、破棉大衣从这里被释放了，朝着未知逃奔，朝那个一年前被刮跑的解放军逃奔。

　　 风把天刮黑了。西边的戈壁在往大草漠搬家。一小部分的沙漠现在在伏倒的人们头顶上飞快横移，带来遥远地方的衣服帽子鞋子，偶尔还有散架的马车，死去的牲口，呼啦啦地去找另一个去处落定。西边的沙漠就要落定在这一大片俯卧的囚犯身上了，至少不少沙石已落在一只只耳朵眼、鼻孔、眼窝里。

　　 老几的心里凶暴平息了，化成一个愿望，就是大风把矮矮的邓指带走。要不把他老几带走也行，把他带到未知里去。

　　 等风的急先锋过去，邓指侧过脸，看见老几给活埋了一多半，脸上的每条皱纹里都是戈壁的一个小小局部。邓指还看到了什么？看到老几陷在沙土里的眼睛。那是此刻天地间唯一闪亮的东西，因为两泊泪水鼓在一对老眼里。邓指马上避开了。他觉得看到一个老头娇嫩的一瞬十分尴尬。

 　　 “操，老陆，你闺女还没让你害死？还去看她呢！”邓指说。

　　 过了一会，邓指又说：“我再给你去说说情吧。”前解放军指挥员为自己的妇人之仁臊死了，马上补一句：“奶奶的！”

　　 不远处，化成了泥胎的囚犯们摇摆着站起，各个组长在残剩的风里点名，然后犯人们报数。风刷过一副副嘴唇，一半嗓音立刻上了天。好几个人的毡帽和棉帽没了。一些帽子不止是帽子，喝青稞糊糊时是容器，让糊糊腻结实了夜里又是夜壶。

　　 和邓指分开时，老几找到了邓指的眼睛。这是个好兆头。邓指不给你找到他眼睛的时候是冷血的。

　　 一天又一天，被犯人们叫做老几的我的祖父等着邓指传唤他。老几在心里又写出两篇散文，书信体，给小女儿丹珏写的，写到好处他得歇歇，他的思考太流利了，一点也不结巴。二十八年后，我就是从他给丹珏姑姑的书信体随笔中了解到他如何起了念头，要拿那块欧米伽进行贿赂。

　　 一天又一天的，葫芦把场部礼堂的消息带回来：那个有关根治血吸虫的科教片还在演，人们还是看个没够，因为里面有一段说到女人怀胎，说血吸虫怎样把胎儿给蛀了，因而就有了一个一丝不挂的假人。另外还有一个真实的女体，虽然上面下面都遮住，露的就是个肚脐眼，不过眼力超凡的人坚持说肚脐眼下三寸的地方能看见几根卷毛。因此这段身体对此地的人们来说，看看还是很值。因此老几成了劳改农场的名人，从犯人到干部都知道无期犯老几的女儿演上了科教片，就是那个也长着卷毛的女博士。渐渐的，传闻脏起来，说那个女体上的肚脐眼是老几女儿的。再过一阵，老几（老卷儿）的女儿有了名字，叫“小卷儿”。

　　 梁葫芦说着偷看一眼老几。老几不反应。他对待肮脏就是不反应。肮脏的念头、肮脏的语言不干扰他，就是因为他对它们可以聋，也可以瞎。

　　 梁葫芦从脏得又黏又厚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土豆，掰成两半，给老几一半。吃完，男孩子又掏出一个。一连好几天，梁葫芦总有超份额的土豆偷偷分给老几。

　　 老几只是贪吃。这年头少吃一口会吭声，多吃一口都安安静静。一个礼拜过去，梁葫芦再给他土豆的时候，他的手开始躲闪了：土豆不是好来头。

　　 “知道我咋弄到的？”小凶犯问。

　　 老几警惕地瞪着他。他可不想给梁葫芦牵扯到什么勾当去。不参与勾当他还得不到恩准去场部礼堂呢。

　　 “你知419号吧？刘胡子，国民党起义的警察局局长，就是睡在紧靠墙，挨着我的那个……”男孩突然把嘴凑到他耳边，“老狗日一直病着呢么，我一直给他打饭，一直偷他一口两口的……老狗日死了。”

　　 我在1989年读我祖父的书稿时，认识了这么个刘胡子。他本名叫刘国栋。查查上海解放的起义功臣名单，能查到刘国栋三个字。他是上海一个警察分局起义的副局长，跟地下党在上海解放前夕接通关系，带着分局全部卷宗起义，然后把卷宗交给了后来接管上海的军代表。1954年4月的一天，刘国栋接到几大张纸的逮捕名单。他打电话问行动负责人，这么多人一天逮完？电话里的北方话回答：这是镇压反革命，不是过去逮捕地下党员，心软啥软？！刘国栋又来一句：每个名字后面总得有个具体罪状吧？北方话说：每个人自己都明白自己是啥罪状。刘国栋是边跑边系上皮带、挎上手枪的。他也是跑步跳上轰轰待发的捕人卡车的。六辆捕人的卡车在刘国栋的指挥下，警笛长鸣，呜啊呜地上了大街入了小巷，擦过我祖父常常散步的静安寺对面的公墓，冲过赫德路和静安寺路的十字路口，朝着我小姑姑正在打羽毛球的弄堂而来。那是晚饭时分，刘国栋连这天的早饭还没有吃。太忙了。局里要争逮人竞赛的红旗。刘国栋端着手枪，坐在驾驶室里，看着我祖父被带过去，上了卡车车厢；看着跟在后面的女孩脸上那需要半世纪才能驱散的懵懂。刘国栋这样的职位只需要坐镇就行。大逮捕进行到第二天天亮，最后一卡车人开始照着名单查点人数。行动负责人出现了。就是电话上给刘国栋布置任务的北方人。这是大逮捕的第一批犯人，刘国栋喊了报告首长，按照指示人都按名单上抓获，一共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说，错了，应该一百四十六个。刘国栋再看看手上的名单，说没错，是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声音都没有抬高地说第一百四十六个是你自己。刹那间东南西北都有手和脚伸出来，下枪的，扒警服的，使绊子的，上手铐的……这种完美配合是一夜之间拿那一百四十五人操练出来的。从上海往大荒草漠出发的车上，刘国栋揣着五个罗松面包一口也吃不进去。他蹭到我祖父陆焉识身边，说他常读陆教授的文章。他还说，自己看上去是个武人，实际是个文人，跟我祖父装在一个车皮里是这一阵发生在他头上唯一公正些的事。

　　 “刘胡子弄不好是自杀的。”梁葫芦说。

　　 老几看着男孩。男孩知道老几想问什么。

　　 “死了好几天了。”小凶犯突然龇出牙笑了。

　　 老几看不出他笑什么。小凶犯用胳膊肘捣捣老犯人，笑变得邪行起来。

　　 “这还不懂？老子多机灵啊，不给他报上去呗！”

　　 是这样。梁葫芦天天冒领尸首的三顿饭来吃，有时一边吃他一边还跟尸首聊几句：今天咋样？还不舒服？想尿就尿，别憋着，这不给你拿盆来接吗？原来老几这几天吃得不错也是吃的尸首名分下的土豆。他有点吃惊自己的平静，但一分钟后便想，刘胡子不会介意的。他一边把土豆皮塞嘴里，慢慢地嚼，一边想哪天他陆焉识再也经不住冻，或饿，或思念，也不打招呼走了，悄悄变成一具尸首，对于冒领他伙食的人，他也不会在意。梁葫芦假如打着他的尸首的名义，顿顿冒领他的定量，在他的尸首变为泥土前就提前在上面收获粮食，他说不定会挺高兴。

　　 “我帮忙帮到底，给老东西打饭打到底，打到开春。一开春老东西该臭了。”男孩子又笑笑。这回笑得很好，就像个年轻庄稼汉看到一年的好收成等他去收割一样，两眼幸福。

　　 接下去的几天，梁葫芦果真天天来找老几，给老几两个土豆。他开始抱怨尸首越来越不好看，他睡在尸首旁边越来越不愿翻身，一翻身就看到一张乌紫脸。梁葫芦问老几懂不懂尸首，懂不懂它不喘气了为什么还长胡子？刘胡子是长了一副好胡子，漂亮威风的唇须。刚进上海监狱时，监狱干部勒令他剃胡子，他问为什么，说他自己是反革命胡子又不反革命。干部驳回他说：人反革命胡子也反革命。刘胡子说，马恩列斯都留胡子，都反革命吗？就那样把他的二十年有期徒刑加上去了，加成了无期。

　　 老几结巴着，说老是多吃多占尸首的粮，打不下死亡报告来，人家家属怎么收尸呢？梁葫芦说，收什么尸？饿死那么多犯人谁来收过尸？不都在河滩上弄几捧土盖一盖，比猫盖屎还马虎。再说刘胡子活着是没家的人，死了是没家的尸，多少年前家属都跟他一刀两断了。

　　 雪不再下了。老几怎么对着苍白的天观望，那憋足了一苍穹的雪就是不再下了。雪不下路就会通。路一通科教片就得接着往下一个点跑，被另一个不关老几任何事的电影替代。每天出大墙干活，老几就对自己说：跑吧？要是夏天老几就不是光对自己说空话了，一地青稞可以遮蔽爬行的身影。每年都有一两个人在万顷青稞地里留下一道灵长类的爬行轨迹，同时毁一两百斤庄稼，把刚灌浆的青稞粒撸下，塞进扎紧的裤腿袖管。

　　 这天六中队被拉出去，拉到十里以外去援助糖厂。冬天枯水，各个中队轮流替糖厂破冰化水。傍晚收工的时候，风又来了。没有一星期前的那次凶猛，但风力足够推挡你，让你寸步难行。收工的队伍用了两小时才拉到监狱门口。三天没看见邓指了，老几怀疑邓指在躲他。带队的是中队长，姓谭，最早一批来大草漠的野战军连长。谭中队长是最难惹的干部，不惹他他就在半光火状态，你以为一点儿也没惹他，他已经给你惹得拔手枪了。这是个天生的武士，只恨没有敌人天天给他杀。刚来那年老几惹过他。老几那时还不经骂，骂了还会文绉绉结巴几句辩解。一天他给指派去劈柴，一堆胡搅蛮缠的红柳根刀枪不入，斧头回回落空。他只能先用锯子把根块肢解，再去找木头纹路下斧子。谭中队长那时年轻，精神抖擞的一个军训科干事。他大老远就开骂，骂老几偷懒，懒鸡巴日的，没见过人劈红柳根动锯子。老几只解释了小半句，谭干事就枪出鞘了。老几那时还不是个狱油子，还以为糙脾气的谭干事也得遵照王法来，于是直挺挺站在那里，对着谭干事手里黑沉沉的枪口，感觉那枪口呼地就热起来。老几以为还来得及把下半句解释完成，但是砰的一声，谭干事眼都不眨就勾了扳机。老几觉得棉裤的裤腿给猛一扽，在大腿边擦出一道热风。还好，谭干事只是让棉裤挂了花。亏得棉裤肥大而老几的腿细削。焦煳气味从裤腿上前后对称的两个弹孔冒出，不干不净的再生棉絮翻开来，让你看到皮肉也可以给打得那样翻开的。神枪手提着枪，定眼看着瘦高的、微驼的靶子，他的子弹擦着靶边走也要真功夫。老几的半句解释吞回了肚子里，一直在肚里沤着，沤到现在。

　　 风刮得人人步子打飘，脸上的五官也长不稳了。谭中队长不像邓指，会命令犯人们卧下。他命令犯人们背过身，拿脚后跟当脚尖，两三百人就只长一双眼睛，就是谭中队长的那双带血丝的大眼睛。离大门五六十米了。龇牙咧嘴的猿人笑容把犯人们两百多张脸弄得像多胞胎，完全一样，他们相互告慰：到了到了，可到了。谭中队长开始跟大门上方岗楼里的哨兵盘点人数。

　　 传来哨兵的叫喊：“报数！”

　　 于是报数。被风刮得嘴歪眼斜的人们大声叫嚷出自己的数字。饿空了的腹内吞进一半音量，放出来的音量又被风撕扯，没到达岗哨的高度就失散了。因此哨兵什么也没听见。看管监狱的部队和劳改农场干部各是各，部队三天一顿罐头肉、一星期一顿冻羊肉，都没有干部们的份，吃不完拿去喂养有军籍的猪，也还是没有劳改干部们的份。谭中队长嚷着回敬他，说听不见呀？再吃罐头肉喂一点儿给耳朵，耳朵就听见了！把皮帽子的护耳给老子解开！好好听着。犯人们于是又来了一轮报数。这回不管哨兵听清听不清，谭中队长让犯人们听他的，“进！”

　　 哨兵是个入伍一年的兵，一面大叫“不准进!”一面把冲锋枪对准门楼下的人群。他说他没听清楚，最多只听到十多个嗓门。犯人们必须老老实实，好好地再报一次数。谭中队长说，风这么大，冻死人你偿命不？！反革命坏分子地主富农就不是性命了？！谭中队长十个套在手套里的手指拢在嘴边喊着，风把他刮得在原地走秧歌步。

　　 解放军说二百八十六个犯人，早上出去多少，晚上也得进来多少，不能稀里糊涂就放人进去。

　　 犯人们此刻得使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自己戳稳。三四斤重的再生棉棉袄已经一点厚度、分量都没了，单褂一样轻飘菲薄。

　　 谭中队长对他们喊一声：“进！”

　　 犯人们开始顶风往大门方向走，个个弓背埋头，如同在拉一张无形的犁。

　　 “敢进我就开枪了！”哨兵喊出最后通牒。

　　 岗楼里发出咔嗒一声。真是奇怪极了，按说打开枪保险的金属声很容易被如此大的风声吞没消化，但那声响太脆，太扣人心弦了，因此每个人都听见了。

　　 “进！看小兔崽子敢开枪！”谭中队长喊。

　　 污浊的人群又往前移动一下，人人都一模一样地曲背蹬腿，背着无形的犁耕进大风。

　　 “再动就开枪了！……”哨兵喊道。

　　 犯人们迟疑了。此刻他们已经在大门楼子下方。

　　 “进啊！……”

　　 还是没人动作。黑洞洞的冲锋枪就在他们侧上方。

　　 “报数！”当兵的喊道。

　　 “你妈偷人——七八九十！我给你报数了吧？”谭中队长用四川话叫道，一面转向犯人们，“你们龟儿子反党反革命、杀人放火有胆子，进自己营房■啥子？！我一吹哨，你们就跟着我冲锋，听见没有？”他把胸前的哨子衔起来，吹了一下。

　　 犯人们里有的是这种人，一到此类情形就聚成一群泼皮，又吼又叫，一面跺脚挥臂，把阵势弄得远比实际上大，给哨兵的错觉是他枪口罩着的不再是二百多人的队伍，而是上千人的敢死队。

　　 哒哒哒！冲锋枪响了。

　　 这三枪打进风里去了，是警告，表示枪是好使的，子弹货真价实。犯人们给那三枪镇住，“敢死队”立刻瓦解。

　　 “冲啊！”谭中队长叫喊。这回没人动。“蛋给芽糖粘住了？！动不得了？！……”

　　 老几站在第三排，旁边的狱友已经退到离他两三步远的地方了。老几并不想紧跟谭中队长，他主要是心不在焉，在犯人队伍自行洗牌的时候给洗到前面来了。现在只有五六个人紧跟在谭中队长身后，成了尖刀班。老几莫名其妙做了尖刀班的刀尖。

　　 “……冲进去！……”谭中队长拔出了腰间的五四式，险些要对犯人们喊“同志们”。“安了啥子心？！要冻死我们？!冲进去！……”

　　 谭中队长带头往大墙里冲。又是哒哒哒一梭子。这回出现了弹着点：大门的干打垒柱子被打出一片巨大的麻子，强劲得风都热了，硝烟气味从犯人队伍的首端一下子到了队伍末尾。

　　 啪的一声，谭中队长的五四式开了火。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谭中队长巴不得天天有仗给他打，一打仗他就显得比本人英俊高大。他举手枪举得多英气啊！就是这么举着枪平趟了淮海战役的战场，又趟过鸭绿江，从三八线回师，却突然间被装入火车皮，和其他车皮连成不见首尾的一串，再被倒挂到向西的火车头上，开进了大荒草漠。从车皮里出来，看见一节节平行的车皮里卸下乌泱泱的囚徒们，才知道被装到大荒草漠上干吗来了，也才知道，一个团对一个团、一个连对一个连的仗打完了，从此他们是一个对一百个、以寡敌众地和乌泱泱的反派们打下去。眼下谭队长忘了，他正是领着反派们造反，似乎长期的共存局面模糊了他的敌我概念；大荒草漠对外来者一视同仁的排异和肆虐，让谭中队长这样的人在敌我分野中一时转了向。

　　 “老几，跟着我冲！”谭中队长喊道，一面朝岗楼上开枪掩护。

　　 老几冒着冲锋枪子弹紧跟在谭中队长身后。大墙里早下工的犯人们挤在号子里观战，一张张草门帘给掀出缝来，缝里挤满头脸，比衣服缝里的虱子挤得还密。大胆的趁着前线打得热闹，低下身顺着墙根溜，溜到伙房后面的仓库抓上几个生冻疮的土豆，或者几把干甜菜叶子。

　　 梁葫芦撒野地尖叫，穿越操场，跑到老几身边。他上下察看老几，发现老犯人四肢齐全，脸上的血是别人溅上来的，野性褪下去不少。老几的脸上溅的是两三个人的血，他身边一个人头开花了，另一个人给打穿了脖子上的动脉，顿时发生了红色井喷。老几的两根手指根本按不住伤员那穿孔的粗大血管，黏稠的血浆喷在他脸上，马上冻成袖珍红色钟乳石，一粒粒挂在他鼻尖上、下巴上。这还是饿着，要不红色井喷会更壮观。

　　 一小时后哨兵和谭中队长都被拘起来了，下了枪，押上了场部保卫科的马车，并且是同一辆马车。中弹死去的犯人被停在操场上，等待一张芨芨草席子给卷走。伤了的人都躺进了监狱门诊部，两间做病房的土窑洞睡满浮肿、黄疸病人，伤员只能占用医生诊室。

　　 当晚邓指跟着场部保卫科长来到号子里，做当事人和目击者的笔录。录到老几时，老几结巴得苦极了，笔录一再停下，等他寒噤一串串地打，冷气一口口地抽，把下句话接起来。三句话没讲完，邓指就上来解围了。

　　 “操，老几耗子胆，还老被枪声吓着。第一回给吓成了结巴，这一回就差吓哑巴了。让他讲完话，你尿都能急出来。”

　　 邓指却在临出门时跟老几使了个眼色。老几最会读人眼色，知道他盼焦了心的事有眉目了。眉目好或坏，他反正盼到头了。老几跟着邓指的眼色走到门外，风冷到这程度就不再是冷了，是辣。老几问邓指他明天能不能上他家去送一样东西。邓指沉默半分钟，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写了几个字，撕下来交给老几。

　　 “把这张条子给值班的哨兵看。他就会放你出来了。”邓指说。

　　 “明天几点钟呢？”

　　 邓指看了他一眼，对他这样的思想管理者来说，不结巴的老几是个陌生人。连嗓音都是新音色。老几自己也大吃一惊，怎么会脱口而出地提问呢？就跟他初到美国，生怕人家认为中国人的英文病语连篇，因而课上课下地显摆他的流利口舌似的。

　　 “几、几……几点？”老几的口讷又复原了。

　　 “下了工就来吧。”邓指说。下面他又没头没脑地跟一句：“你说怎么整的？这时候打死了犯人，还嫌领导们不忙！”

　　 老几点点头。明天。他明白邓指的暗示了：打死了人好啊，有空子可钻了。看守部队的解放军和监狱系统的管教干部对打，犯人死两个伤一片，正是这个大事件给了邓指和老几空子钻。事件会让场部领导和看守部队领导吵几场架，开一阵会，再花几天时间和解，相互请一两次客。大事件可以用来遮掩小事件，就像老几从监狱消失几小时的小事件。

　　 老几抬起头，看着大荒漠上方的夜空。但愿天气持续恶劣，公路路况持续失修，西宁的劳改总局放映队送新片子的人持续不敢进山。这样他还有希望看到银幕上的小女儿丹珏。一旦他饿死，就可以安心些，因为他总算见证了成人后的丹珏。

　　 我祖父陆焉识仰脸站在冷得发辣的风里，监狱操场上唯一一盏煤气灯铺泻着他漫长的影子。然后，他踩着自己的影子慢慢往回走。他已经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要贿赂邓指。贿赂是一件危险的事，不好办，心用得不巧就会办拙。邓指大体明白老犯人暗藏的花样。邓指之所以沉默了半分钟，就是在犹豫，他要不要陪老犯人把花样玩出来。

　　恩娘

　　离我祖父的监号大约两千五百公里的上海，有一条绿树荫翳的康脑脱路（后来改名了），在1925年，它是上海最绿的街道之一。绿色深处，被后来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叫做叠拼或连体别墅的乳黄色三层楼。从街的一头走来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六月初沤人的闷热里，他还把黑色斜纹呢学生装穿得一本正经，直立的领子里一根汗津津的脖子。他跟迎面过来的三轮车夫打了个招呼，说：“送冰呀？”回答说：“大少爷学堂里回来了？”六月起，二十三弄四号的陆家每天要送一次冰，冰块被放进半人高的木制冰箱里，镇着刚上市的杨梅和荔枝，镇着陆家太太吃不够的鱼冻，还有给陆家小少爷开胃口的酸梅汤。

　　 陆家太太是我的太祖母。太祖母是填房，嫁给太祖父八个月就开始了她丰衣足食、清净安闲的守寡日子。太祖母冯仪芳很会哭，哭起来用人们都吃不消，都陪她擤鼻子。哪怕给她欺负得很惨，背后想喂她老鼠药的用人，也抵不住她眼泪的传染性。她哭是不出声的，眼睛鼻头也不会红得可憎；她直直地坐在那儿，眼眶里像是有两把断了线的透明珠子，掉下来不是一颗颗的，是成串地掉，又急又快，一眨眼就把面前的八仙桌面落满了。冯仪芳丈夫死的时候，婆婆还在世，婆婆要把寡妇儿媳退回娘家去。婆婆也是读书人，却信了书外的话：填房过来八个月，她好端端的男人就走了。但婆婆的话却都是理：仪芳别让我们拖累了你，回去还是寻得着好人家的。仪芳啊，家里没有进项了，用人也要辞了，不敢留下你给孩子们当娘姨。谁都知道，给退回去的寡妇嫁不到好人家的。谁都明白陆家刮刮锅底，也撑得死两三代人。

　　 那是冯仪芳第一次亮出她的哭功夫。她当时在八仙桌上画扇子，绢绸上的牡丹都给她的泪水冲得落花流水。婆婆揉揉眼睛，颤巍巍走了。用人们红着鼻头，无声息地进出。大小两个继子站在她两侧，满脸给眼泪爬得发痒。他们从来没见过谁哭得这么好，这么不带有一切女人哭泣的必然丑陋。陆焉识十四岁，侧面看年轻继母怎样眼泪落得像珠宝。

　　 年轻寡妇的悲伤像瘟疫一样蔓延，一连几天，整座房子里的人都心里酸痛。送她回吴淞娘家的车备好了，她都是静静地哭她自己的。车备好后，她走到丈夫的灵堂里，不哭了。她安静地用手掌抹了抹遗像框子上的浮灰，摆了摆供果，往花瓶里添了点水。这时继子陆焉识进来，叫了一声吴淞人惯叫的：“恩娘。”冯仪芳的哭终于奏效了。长继子焉识很少对她的名分认账，只是在她刚嫁进陆家时叫过一声，看父亲的面子叫的，以后他能不叫就不叫，甚至能不碰见她就不碰见她。灵堂里叫了这一声“恩娘”，冯仪芳知道，转机来了。十四岁的焉识说，他绝不会让人把恩娘退回娘家；他已经大了，不久就是陆家当家的男人，该他来赚钞票养活恩娘了。他又说，恩奶那里由他去说；他会说服恩奶的。十四岁的当家人没有继续婆婆妈妈，转身走开，去院子里吩咐车夫，把车子停回车房，恩娘不走了。什么时候走呢？不走了，什么时候也不走了。

　　 陆焉识在1925年六月初的下午走进自己家大门的时候，恩娘冯仪芳已经是另一个年轻妇人，嗓门响亮，面颊潮红，一口气可以吃半打梭子蟹。她在一家女子学堂代课，教手工和算学，挣那一点薪水不重要，主要是给陆家亲戚看看，她可没有啃陆家老底子；她眼下是陆家带进项的人。她的薪水还有一个去处，就是给焉识添一件嘎比丁长衫，或者一条派立丝西装裤，或者悄悄塞几文在他夜里脱下的外衣口袋里，随他去大手大脚。焉识可以把学费都大手大脚花掉。一个姓王的近视同学整天挤眉弄眼地看黑板，焉识为他痛苦，装在他口袋里的学费就装不住了，被他大手大脚花在西摩路的犹太人店铺里，给这个王姓同学配了副眼镜。世界上人人知道钱好，只有焉识不知道，这点让恩娘分外疼爱。让恩娘疼爱不够，又找来自己嫡亲的侄女一起疼爱。所以十八岁的陆焉识在1925年六月初的下午跨进客厅时，看到的不止一个恩娘，还有一个小恩娘——长着恩娘的细长鼻子，细白面皮，裙子下露出跟恩娘一模一样的解放脚，穿着跟恩娘一模一样的黑色仕女皮鞋。

　　 恩娘的年轻版叫冯婉喻，是恩娘大哥的女儿。“叫她阿妮头好了，亲，以后在家就这么叫。”听到恩娘的“以后”，焉识脑子轰的一声。恩娘下面的话他都让它们擦着耳朵过去了。焉识再也不要往小恩娘脸上看，半点兴趣也没了。冯婉喻半天说一句话，过半天再说一句话。不用看就知道她的解放脚在八仙桌下面给恩娘踩一下，踩出一句话；再给踩一下，又踩出一句话。冯婉喻说的都是功课上的事：她转到恩娘教的学校来了，还是主修体操。

　　 解放脚的体操吗？陆焉识不禁想笑。

　　 恩娘看出焉识心里的不客气，替侄女说，阿妮头的体操是被学校拣出来学的，挑拣很严的，不健康不漂亮害痨病的都挑拣不上的！幸亏她给她侄女解放了脚，解放得早，不然肯定给拣下去了。

　　 焉识一直在想他怎么脱身，至少暂时脱身。女人都这么可怕？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危机感，永远觉得她的天下坐不稳，永远欠一点安全，必须长千万个心眼子，一刻不停地往你身上缠绕羁绊。什么都是羁绊，一碗莲子羹，一杯洋参茶，一句嗔怪出来的关怀，或几块零花钱。恩娘自从被焉识留在了陆家，就像一个大蜘蛛，吐出千丝万缕，要把焉识缠裹住，这个冯婉喻不光是一个十七岁的花季少女，也是恩娘的一根丝，她打算用她在焉识身上打个如意死结。看看吧，一个姑母，一个侄女，老解放脚踩在小解放脚上，什么都没开始，双簧就演开了。

　　 陆焉识脱不开身，便胡乱搭讪起来。说天气闷热啊，酸梅汤不够凉啊，冯小姐来上海多久啦。恩娘也说她的：焉识十六岁就读完高中功课！一省省了两年的学费呢！所以他把学费送给同学配眼镜也不要紧。十六岁哦，有几个十六岁的学生给先生保送去读大学的？冯小姐便做出第一回听到这些奇闻一样，一会一个五体投地的“哦！”焉识想，自己四年前留下的是个孤苦继母，现在一看，留住的竟是个满嘴花妙的媒婆。

　　 “这个人会读书吧？”恩娘以拉皮条的眼神斜睨焉识，“脑子就是一部印刷机器，读进去就给他印下来了！”二十八岁的继母在十八岁的继子太阳穴上一点，用那根疼不是、爱不是的兰花食指。“喏，大学四年的功课，他两年就读完了！”

　　 “冯小姐……”焉识站起来。硬脱身也要脱。

　　 “叫阿妮头好了！算起来也是你的表妹，以后就更亲了！”

　　 见焉识站起来，冯婉喻也跟着欠身，欠到一半又坐回椅子上。小解放脚又被老解放脚踩一下，踩回去了。恩娘的手上来了，温湿地搁在焉识的手背上。

　　 “……哪里去啊？学校今天放假了，恩娘知道。没有书要读了。坐一息，陪陪恩娘。”

　　 硬脱身也脱不了。他又坐回去。空气的气味很糟，雨前的闷热在厨房和厕所的下水道里发酵，起泡。也在他的血管里起泡，从内里沤着他的全身。

　　 “不晓得焉识阿哥有没有书推荐给我读？”阿妮头问。

　　 焉识这时的脸冷下来，美男子也可以拿出丑脸的。他感觉五官变得僵硬笨拙，一个笑容都要把在场的三个人累死。两双解放脚在桌子下紧急切磋，恩娘开口了。一开口便是另一个恩娘，孤儿寡母的恩娘。她说焉识从小就跟恩娘我许下愿的，长大赚了钞票要待恩娘好；焉识那辰光就知道他不待恩娘好，世界上就没人待恩娘好了。为焉识这句话恩娘我哭了多少夜啊？苦了多少年啊？恩娘我知道会苦出头来的。恩娘我拿回扇面来画，拿回抽纱来抽，眼睛都做瞎了，不然哪里还用得起冰箱啊？用得起里面也不会有货色的，大概就冰得起两条黄鱼，一只西瓜。

　　 恩娘这些年在辛辛苦苦地为你暗中筑债台呢！她不经过你的同意就让你赊账花费她的温爱，悄悄把她对你的一份份好都加在你账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让你欠了她天大的情分。一百分的关怀，在她这里非得给出一百二十分，那分外的二十分她让你永远还不清。焉识现在明白，她是要讨还她的债务的，并且要你拿出你无法拿出的东西抵债。

　　 “嗯？推荐书啊？”焉识无力地坐回凳子。“哦……我最近都是读英文书。”

　　 “焉识阿哥读英文书啊？”

　　 “啊。”

　　 “哦。”

　　 “……”

　　 “国文书都不读了？”

　　 “对的。……打算考官费留学，去美国。”

　　 恩娘一下子抬起头。

　　 让你讨要债务！他端起玻璃杯，仰头喝着渐渐温热的冰镇酸梅汤。冯仪芳在玻璃杯子底的那边，畸形的一张脸，从来不用水洗、小半生都用篦子清理的浓密头发被刨花油刷成了一片黑漆。三个人没有一点声音地坐着。焉识一阵悲怜：一个男人要折磨女人，摆布女人多容易啊。父亲给自己娶了个花季女子来填房，根本上已经摆布了她。八个月后他又那么一蹬腿一撒手，这个女子就被他摆布废了。冯仪芳好好的人不做来做媒婆，是不得已的，仅仅想少受一点摆布。他年轻的继母好可怜。女人都好可怜。女人的可怜让他这样的男子没出息，为她们常年神伤，只要她们需要，他就把自己的前程、幸福、自由拱手交出，供她们去消耗、糟蹋。对他自己的祖母、母亲，焉识是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男子；对不幸的娘姨们，焉识也是这样一个男子，何况对他年轻无助的寡妇继母。

　　 当天晚上，他站在街口，看着陆家的黄包车载着冯婉喻往绿树尽处走，看着黄铜车灯晃荡着远去，他想，女人因为可怜，什么恶毒事都做得出，包括掐灭一个男人一生仅有的一次爱情机会。冯仪芳要用冯婉喻来掐灭焉识前方未知的爱情。但她们是可怜的，因此随她们去恶毒吧。

　　 焉识回到客厅时，恩娘在独自推牌九。她听见他的脚步，肩膀架在空中，两手悬起，似乎在等他过去才敢动下一张牌。似乎他是个令人闻声屏息的独裁家长。似乎自祖母去世后这个家是他当而不是她冯仪芳当的。她真是可怜啊。这么可怜还要装可怜。

　　 “恩娘，我上楼去了。”

　　 恩娘悬空的手慢慢掉下来，肩膀垮得没了骨头似的。接着还有什么呢？就是哭。恩娘的脸空着，两眼空着，任泪珠往骨牌上砸。就像四年前要退她回娘家那样，哭得那么楚楚可怜。他觉得她可怜得动人极了，他看入迷了。

　　 第二天早上，恩娘不起床，传话叫焉识和弟弟不必等她吃早饭，也不必等她吃午饭，更不必等她吃晚饭。老少两个娘姨进出无声，伸头缩脑，把焉识往恩娘的卧室推推，焉识叹出一口老人的长气。晚饭前，弟兄俩走进恩娘房里。

　　 “那么……不去了。”焉识说。

　　 冯仪芳把披着长发的脸转过来。将近一天一夜，其实娘儿俩的对话一直在心里连续，那关于留学与否的讨论一直没断，无声的争执一个回合来，一个回合去，都在心里，因此此刻焉识猛一张嘴，说出的话在弟弟听是缺乏上下文的，在恩娘这里，却正好对接。

　　 恩娘一动没动，但是活过来了。

　　 “去还是要去的。留学是好事体。婉喻也会高兴的。”

　　 看看，来了吧？焉识看着自己一句话救活的继母，想着下一句话别又杀了她。他接下去说恩娘你一个人担一个家，担四五年不是容易事，书不读了就能早一天赚钞票，那我就可以跟恩娘你一块来担当了。

　　 “留学是要去的。”

　　 “不去了。”

　　 “去吧。”

　　 两人都把自己渴望的东西拼命往外推，违着心愿地客套。十四岁的弟弟觉得这事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也没有一点意思，一会儿立正一会儿稍息，几秒钟换个姿势。

　　 “恩娘说，去。”冯仪芳板上钉钉地说。她把道理讲给焉识：焉识不是读两本书赚点小钞票的男人，假如恩娘她为了让焉识赚点小钞票，早早撑起家门，对陆家是犯罪。就是天下人都没得书读，也该有书给陆家的焉识读；恩娘就是抽纱抽瞎了眼，耽搁焉识读书的罪过她是不会犯的。

　　 “谢谢恩娘。”焉识低下头。

　　 恩娘哭了一夜一昼，是哭别她的继子呢，是在哭着割舍呢。焉识一副身心都化成谢意了，觉得留学的好景都是恩娘赐给他的。女人在这世上这么可怜，却还是对男人处处谦让，还是一再放他们去飞，去野。六月到八月，一个夏天，除了预备功课考官费留学，他总是陪在恩娘旁边。恩娘赏给他远走高飞的自由，他为此亏了理一样。九月在娘儿俩奇妙的默契中和考试成绩报告一块到来。他拿着几乎是完满的成绩报告奔上楼，放在恩娘一小碟一小碟红色绿色紫色的水彩之间。恩娘提着狼毫笔读完报告单。

　　 “好了。那就理一理四季衣裳吧。”恩娘说。一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就这样树立在焉识面前。

　　 这个时刻，焉识觉得恩娘是他最大的恩人，最近的亲人。恩娘跟人说焉识的一手好字是她栽培出来的，焉识的一口上流英文是她陪练练出来的，这些虚荣透顶的话他都毫不在意。她说，假如他不留洋，她抽纱画扇子吃的苦头值什么呢？仍然殷实的陆家在她话里是一副破架子，穷困如同烈焰上了房，不是她抽纱、画扇子来救火，陆家早就一片焦土。她编造的一切苦情焉识都随她去编，他只是心虚地站在一旁，陪她感慨、点头，看着她一笔桃红彩墨在绢绸上晕开——又一把将要给陆家赚进项的扇子完成。焉识不属于里弄天井；焉识的世界大得里弄天井里的人看不见、想都不敢想，恩娘告诉他。焉识直点头，恩娘给他圈出那么大的世界，批准了他去那世界的签证，这签证比美国公使馆的签证还重要，他由衷地领情。可怜的女人，她就这样割舍给你看。这一刻，焉识可以拿死来报答恩娘。因此恩娘提出一个仅次于要他死的请求，他也就答应了。恩娘请求他在漂洋过海之前把冯婉喻娶进门。

　　 完婚之后我祖父陆焉识看都没看我祖母冯婉喻。面孔朝着她也可以不看她。你要想看不见谁，你可以在谁面前瞪大眼做睁眼瞎。这正是我祖父惯使的伎俩。这是个很重要的伎俩，能让他对着冯婉喻不急不躁，嘴角还挂笑容；当然是我们九十年代的现代人形容的“空姐笑容”，英文里的Saccharin smile（糖精笑容）。挂了这样的笑容，对于他不入洞房，不碰新娘，不近情理，你也就闭嘴吧。从结婚到远航，整整五天，焉识就用这微笑把自己关闭起来。哀莫大过于心死，心死莫过于一笑。

　　 陆焉识在华盛顿留学的五年可是另一个人，随和凑趣，说话俏皮，恰到好处地哗众取宠。中国学生中的演讲会很多，他到处跑着听演讲，时不时自己上台，讲得张牙舞爪。没有他发不上言的话题；苏维埃是恐怖还是福音；日美因中国而发生的争端……他除了官费，自己还在一家出版公司非法挣一份校对的钱，只要自己不挨饿，他就呼风唤雨地请客，给所有熟人买醉。祖母去世后，陆家老宅被变卖，几房儿子分了分，长房儿媳冯仪芳手头便宽绰了，每季度都给焉识寄钱。所以他除了打篮球和板球，还学会了玩马，一年后就做了马球俱乐部的唯一中国会员。他已经不再记得自己是有家室的人，有暗送秋波的，他一定会推波助澜，日记本里夹着跟她采的雏菊，或跟她拾的枫叶，或者更加露骨，一缕深栗色秀发。同学认识的就是这样一个陆焉识，狂狷孟浪，一头全校著名的黑色卷发，懒得修剪，一时耷拉在额前，一时抛甩到脑后，比他的嘴和手还忙。那个姓韦的近视眼同学曾经敲过他一副眼镜的竹杠，在美国是焉识最亲近的朋友，每个礼拜天准时到焉识的居处来，先给自己煮一杯浓如墨汁的咖啡，然后等着焉识请他出去吃饭，因为他在来的路上沿途做慈善事业，把口袋里比乞丐还少的钱捐给了乞丐。韦姓同学惨白的脸上，眼镜的粗重黑框把他的圆眼睛越描越黑，使得他神色中的凝聚力被不近人情地强调了。似乎是这凝聚力使焉识有点儿惧怕他，还有一种朦胧的讨他欢心的愿望。正是这朦胧的愿望，少年的焉识为他买了一副昂贵的眼镜。到了美国后，韦姓同学叫自己大卫·韦。大卫读书很多，但跟他学业有关的书都不读。大卫顶尖的聪明，可他轻蔑把聪明花费在功利事物上的人，比如陆焉识。学校的课业、期终论文他都怠慢，说他自己不过是太懒，一旦勤快了，教授们都要小心他。大卫·韦整天说服陆焉识参加这个组织，那个会馆。焉识喜欢大卫，因为大卫·韦胸中有一种焉识无法看清的宏大志向，还有一种真正的奔放，但他还是一再谢绝大卫·韦。他知道自己无法让大卫明白，他所剩的自由不多，决不能轻易地再交一部分给某个组织。

　　 当大卫·韦得知，焉识把抠下来的自由派了什么用项，恶心得笑出声来。

　　 用项之一，是个长着深栗色头发的女孩子。女孩叫什么，我祖父从来不让人知道。根据零碎的信息，我是这样理顺他的艳遇的：女孩子是意大利人，为了方便我们故事的叙述，我姑且叫她望达，一个符合她那个开餐馆的家庭背景的名字。望达和陆焉识同岁，两人相遇在一节大课的课堂上。听诗歌、哲学的大课，什么年龄身份的人都有，像望达这样的女孩是当做消闲听的。陆焉识坐在倒数第三排，意大利姑娘望达坐在他前面，他的视野里，一顶鹅黄帽子，帽子下垂下栗色头发的藤萝，是那种近乎黑色的栗色。焉识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旁听生开始打听焉识的来历：从哪里来？……中国？……上海？……中国的皇帝在上海吗？……先生您的辫子呢？……问答进行到这里，焉识看到他前面那些栗色头发的藤萝抖动起来，一串窃笑在丝绸衬衫脊背上起着波纹。问答再继续：来美国多久了？……有中国茶喝吗？……不是存心冒犯啊，中国茶的味道比较可怕……

　　 这就到了望达忍无可忍的时候。她朝那个中年女旁听生转过脸，看了她一眼，非常俏皮、刻薄的一眼。

　　 “为什么可怕呢？”望达问道。

　　 “你喝过吗？”中年旁听生反问。

　　 望达摇摇头。焉识看清她是个短脖子女孩子，发育过剩，一张如画的脸容，大极了的黑眼睛里有一道好景色。这样的女孩在他们自己人中是不会被当做美人的，但在他这里，种族好奇心救了她，使他把她当美人看。望达把脸转过来可不是真想看那位中年旁听生，这是望达后来告诉焉识的。听见焉识的剑桥口音，她就一直在想象他的模样；他听上去成熟练达，形象不错。实际上呢？成熟吗？练达吗？形象呢？这也是多日后俩人熟起来焉识才问的。

　　 跟望达分手的时候，傍晚将临。华盛顿乔治城的夏天傍晚多情得很，能让无情的人动情，何况一对动了情的男女。他问以后怎样联系。她说不联系，再来一次邂逅他们就该认真把交往进行下去。

　　 下一次邂逅发生在十多天后。她的笑容告诉焉识，她怀疑这是真的邂逅；好好地走在马路上，一转脸，焉识就在马路对过。焉识明白，她原谅了自己的甜蜜暗算。焉识三两步跑过马路，青天白日，让路上人看他这个中国佬毫不含蓄，毫不“中国”。就在这次望达把自己的全名告诉了焉识。因为他知道没有共同的未来等在望达和自己的前面，他反而天真无畏，珍爱两人相聚的每一天。相聚一天，他就优美奢华地好好地葬送那一天。

　　 焉识没有觉得自己瞒了她什么。对自己其实是有妇之夫之一点，他对她一点歉意都没有，心从来不虚。那个跟冯婉喻结婚的是另一个陆焉识，没有自由，不配享受恋爱，正因为此他才逃亡万里。他眼下的自由可供他三生开销，可以容他跳上演讲台，替中国替美国替全世界出谋划策，可以容他一夜花掉一个月的工资，另外二十九天做瘪三，领教堂赊放的面包、起司。

　　 有一次，从国内来了个教育部副部长，姓凌，国内国外一提凌博士，人们就会想到报纸上杂志上见到的这个面貌清淡、身材病弱的中年男人。凌博士是耶鲁硕士，普林斯顿博士，多年前就回国报效家国了。他巡游欧美是为了重拟出国留学的考题。办学为业的焉识的父亲和凌博士打过交道，因此焉识代表过世的爹爹邀请凌博士晚餐。凌博士说假如能来上一大碗宽汤的温州馄饨就好了，所以焉识请望达往意大利馄饨里填塞中国馅儿，再用一只整鸡，半斤弗吉尼亚火腿煨汤，权充“温州馄饨”。凌博士吃得很美，说那碗馄饨是他巡游三个多月来吃得最好的一顿饭。这话不是恭维焉识，而是恭维望达。他向焉识做出打听的眼色：你和她这是有那么个意思吧？

　　 凌博士离开美国的时候，问了焉识毕业回国的打算。焉识告诉他，不打算回国了。

　　 焉识为自己突如其来的回答大感惊讶。这个念头埋伏得真好，连他自己都被瞒过去了，瞒了那么久。

　　 凌博士同情地笑笑。他同情热恋中的焉识。他明白焉识想叛逃家室和中国大部分男人的生活格局。在此之前焉识跟凌博士谈过几句私房话，说到自己年轻的继母和她拉来做自己儿媳妇的冯婉喻。凌博士不做发言，却说起他自己来。十多年前，他的留学时代也是浪漫的，几乎跟家里定了亲的女人退亲。后来呢？后来嘛，人成熟了，也就想开了，还是规规矩矩回去结婚。

　　 焉识不知道凌博士讲他自己的故事是为了劝导他，还是警醒他：别学十多年前的凌某，让机会作废；机会、勇气、动机合而为一的时刻不多，它们的合一只能有赖于人的不成熟。二十二岁的焉识，正处在让凌博士羡慕的不成熟期。

　　 凌博士离开后的一年，焉识发现，望达对外人介绍，只说他是她的中国同学。望达的含糊其辞是一个无形的大口袋，把身高一米八二的中国情人藏在里面，随身带，但羞于正式出示。他不再天真无畏，怕一场终将发生的伤痛随时到来。他开始对望达不忠；没有望达的时候，他也不闲着，暗暗给自己建立了红粉预备役。有一天，他和望达在路上散步，望达突然丢下他往前走去。两分钟后她告诉他，刚才一个邻居出现在马路那边，所以不得不丢下他。他意识到，他必须采取主动，来导致终极疼痛的发作。下一天他告诉望达，他必须离开她。望达要他供出分手的原因，他招供了。他说自己是娶了亲的人，虽然和中国妻子尚没有床笫关系，但他一旦回中国，就是个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望达发了一场脾气，骂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便离开了他。焉识头一次明白人的心灵原来有神经，真的会疼。不管怎样，在和望达恋爱的一年里，两人一同葬送了他们的初夜。

　　 十多天后，一个消瘦的望达回来了。望达意识到，这个拿不出手的中国情人从名分上从来没有属于过她，这一点刺激了她的意大利好胜心。他越不属于她，她越要他。按说他可以跟她私奔天涯；她叔叔的木材生意在加拿大，那里人人可以做哥伦布，发现自己的新大陆。那是个连囚徒都可以改写罪恶历史的好地方，也是个随便什么种族的人结合都能得到祝福的好地方。

　　 二十三岁的焉识在这一瞬间对自己有了一番重大发现：即便他未婚，他也不会和眼前的意大利姑娘结婚。即便把冯婉喻和销魂摄魄的望达并列，让他挑一个做妻子，他仍会毫不犹豫地挑冯婉喻。因为望达不是楚楚可怜的女人。你看望达为你为她自己谋划得多么头头是道！她从来就不知道“可怜”为何物。原来他陆焉识可以把激情，把诗意，把头晕目眩的拥抱和亲吻给望达这样的女子，而必须把他其余的一切，给婉喻、恩娘那样的女子。她们的可怜让他充满怨毒地、充满鄙夷地把自己给她们：喏，拿去吧，拿去你们的牺牲吧。原来在他这里，恋爱是一回事，和谁去熬完一生是另一回事。与之去熬完一生的女人，必定引起他的无限怜悯。

　　 两人欢好一晚，焉识告诉望达，他是不会离开自己的中国妻子的。望达狠狠地看着他，哑声说感谢他的诚实。

　　 焉识逃亡一般找了个新住处。

　　 新搬的地方是个半地下室，是大卫·韦介绍给他的。也就是这时，大卫得知焉识拒不参加组织，拿他的自由去干了什么。从此焉识在半地下室里悉心读书。红粉预备队被提拔转正，供他在读书写作之余无聊一番。搬到地下室多日，他打开了行李，却无心归置，碰到哪里都等于碰到了望达。他更没有铺床的力量，一个星期和衣入睡，哪里都是床。红粉预备役来来去去，他在一周内花光了所有积蓄，自认为荒唐起来了，可还是不忍拆开留有望达气息的床具。

　　 暮秋的一天，半地下室窗外走过一个年轻女孩，他只能看见她的深黄色戴深紫色点点的裙子，一双套着黑色矮靴的脚。搬进来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发现半埋在地下的窗口多妙，常常播放飘动的裙子。这个发现证明他对望达的苦恋痊愈了。

　　 他摩拳擦掌，打开被褥毯子，心还是怦怦地跳起来，就像查看陌生人的一段秘案。很好，望达的好味道成功地被夏天浓郁的霉味淹没。他躺在窝皱了的床单上，伸展四肢，又打了个滚。啊，自由解放！刹那间，他感到脸颊被一个微小的硬物硌了一下。手掌伸过去一摸，它在枕套和枕芯之间。抖下枕芯，一个耳坠跟着落出来。一个秀丽含蓄的白金耳坠，悬吊了一颗淡蓝色托帕石的小小泪滴。望达的。望达不许他重获自由，在他的新生活里埋了个扣儿，埋下可让故事延续的伏笔。

　　 望达终于出嫁了。再见到她便是少妇望达。原来有些女子必须做少妇才会完成容貌的最终出落。婚后的望达消瘦白皙，脸也变了，少女的毛躁被镂剔一净，落定下来的是分寸恰好的美丽。她和他相遇的地方是校园，她夹着两本书迎面走来，他低着头迎头走去，想躲也来不及了。

　　 焉识说：“你看上去真好。”

　　 望达说：“谢谢，你呢？”

　　 “我还好。”

　　 望达的目光直逼他眼睛深处：“那就好。”

　　 她是什么意思呢？是在问：我留在你新生活中的活扣儿怎么样了？

　　 几句话之后，他们在校园的石板小径上交错而过。他恨恨地想，她活得远比他好，还要在他的生活里留什么活扣儿？他原以为搬了新住处就从她那里索回了自由。回到他的半地下室，他铺开信纸，开始给她写信。他祝福她的新生活；她的新生活使她空前美丽。他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疗养心伤的艰难，还表达了对她永不止息的思念。最后，他以平常的语气写道：“你遗落在我这里的耳坠，随信一并寄回，恐怕你要找首饰匠看看，它的挂钩是否严实。”

　　 望达在一周后回信了，那个耳坠又被信笺裹带回来。信笺上只有寥寥数行，写她希望在校园能常见到他。至于那个耳坠，她同样轻描淡写，说她从来没戴过托帕石耳坠；她戴过什么，他应该记得啊。

　　 焉识尴尬得成了一段木头，竖在信箱前面足有五六分钟。直到房东太太在楼上阳台上问他：不会是家里有什么事吧？他才匆匆走回半地下室。

　　 那么是望达不记得了？或者，她不承认那一颗淡蓝色亚宝石的泪滴是她的？因为承认了，就承认了她的用心：把那一点滴的自己留给他。或许望达看穿了他荒唐成性，转脸就能与其他女子心肝儿宝贝，她说“我戴过什么，你应当记得”，其实是在揭露他：耳坠属于另一个女子。他搜索记忆，想不起他的红粉预备役中，谁个戴得起托帕石。即便戴得起，也丢不起，丢了，必然会来他住处寻找。宝石的主人无论是谁，在此它都起了个句号的作用。一个美丽的句号。

　　 从那以后，焉识彻底自由，恢复了他爱好的所有体育运动，也续上了所有的狐朋狗友情谊。

　　 下一年，二十四岁的陆焉识披上了博士袍，戴上了方帽子。

　　 一个美国教授悄悄地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与他合作。合作是两人演双簧，教授出文章选题，焉识捉刀写作，教授署名，焉识得一份研究助手工资，一句话，教授做真人，焉识做影子。除此之外，教授还需要焉识翻译其他语言的参考资料。会四国语言，教授使用起焉识来很方便。教授劝慰焉识，一个超级优秀的中国博士也不可能被学校正式聘用。学校不会聘用中国人，就像它不会录用犹太人，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因此焉识不如继续修学，修博士后，修双博士……有的是合法名目，容他呆在美国，呆在名校的校园，呆到美国最终容忍中国人、犹太人、黑人来教育他们的子孙。这一刻，焉识感到心里那个活生生的念头：留下来，彻底逃离冯仪芳和冯婉喻。

　　 正像那次望达告诉他，她的木材商叔叔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座伊甸园，他也有过一刹那逃奔的向往。

　　 但他还是登上了归国的邮轮。这时他已经缺失了那一点使机会、勇气、动机合而为一的不成熟。船离港之后，他坐在二等舱的舱房里，滚出两行泪。旅程一个多月，他没有跟任何旅伴说过一句话。太平洋上的邮轮是他监禁的开始。五年的自由结束了。放浪形骸到头了。里弄天井迎着他打开门，将在他进去后关闭。他眼睛一次次地潮湿，不是哭他的望达，是哭他的自由。他跟谁都没有说过，他多么爱自由。从小到大，像所有中国人家的长子长孙一样，像所有中国读书人家的男孩子一样，他从来就没有过足够的自由。

　　 因此我祖父在大荒漠的监狱里，也比别的犯人平心静气，因为他对自由不足的日子比较过得惯。

　　加工队

　　午饭之后，姓谢的“加工队队长”开始“加工”干活偷懒的梁葫芦。谁都知道加工的理由是借口，谢队长是在假公济私。有人叛卖了葫芦，说他狂得没了边，在谢队长身上也敢行窃，把谢队长用五个鸡蛋换来的欧米伽摸走了。五个鸡蛋等于什么，犯人们很清楚。等于五针葡萄糖。饥饿昏迷的人只需一针葡萄糖就还阳。饥饿昏迷头一次第二次都能靠葡萄糖生还，第三次打也白打，打也死定了。那么五个鸡蛋起码值一条半性命。因此欧米伽是谢队长拿一条半性命换来的。“加工”一开始梁葫芦的狼嚎就传过来。此刻老几在砖厂的院子里传砖头。西边的戈壁刮来五级风，梁葫芦一边嚎一边求饶，五级风里都是他嚎出来的“大爷伯伯”。最多不会超过五分钟，梁葫芦就会开始招。老几传出一块砖便朝半里外警戒的解放军看看，希望解放军在梁葫芦把老几咬出来之前能出面，干涉一下谢队长对小凶犯的“加工”。岗台上站着一个解放军，高瞻远瞩，大皮帽捂住百分之七十的脸，耳朵都捂聋了，小凶犯的求饶一点不打搅他。

　　 跟老几接手传砖的一贯道说，梁葫芦肯定活不完他还剩下的两年阳寿，这么胡作，在绑去枪决之前有八个葫芦也给开瓢了。一会儿，梁葫芦的狼嚎成了马嘶，渐渐的声音小了。“加工队”一定把他拖到哪个背风的地方慢慢“加工”去了。

　　 这天干部们开会，没跟到砖窑来，只跟来一个解放军。伪连长说，谢队长早就知道偷欧米伽的贼是谁，等的就是干部们开会这天，把梁葫芦好好“加工”。伪连长笑了：葫芦贼手艺那么好，咋不偷把枪来？把加工队的全毙了。另一个犯人说，是得毙，加工队员都给干部策了反，训练成了内奸，领小小一份内奸口粮呢。一贯道说，没有加工队，显不出干部们的仁慈，在把谁加工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出面：“哎哎，让你们陪着反省的，让你们打人了吗？！”

　　 十分钟之后，梁葫芦的嚎叫嘶鸣全没了。老几一再失手，几块砖跌碎在地上。老几想闺女了，一贯道狎昵地说，用的是一种揭露的口气。在此地谁有块心病，有块暗伤，一定会有人来揭它戳它，你的痛不欲生可以舒缓大家的痛不欲生，一份不幸给大家拿去，医治集体的不幸。一贯道又说，老几的闺女可是提不得，一提就让干部们流口水。伪连长说闭上你的臭嘴吧！你妈×的你没流口水？退回去二十年，老几人家洋房汽车，他家的狗都比你地位高！一贯道心悦诚服，点着头：是是是，退回去二十年，谁会想到自己能跟老几这样留过洋的高级反革命住一个号子？！老几学问那么大，反革命都是大学问吧？于是纷纷地都问起来：老几，你到底是怎么光荣被抓，送到咱这伙子里头来了？

　　 老几的结巴在此时可好用了，一边结巴一边在心里自由自在地想事情。他在想怎么回事呢？梁葫芦怎么不嚎了呢？坏就坏在加工现场一点动静也没有。孩子不会让他们弄死吧？大荒漠上饿了一年多，人人口中那口气都将断不断，稍微喘得不当心，就永远断了。

　　 老几跑到干渠边的时候，梁葫芦刚刚给捆到马缰绳上。马是从拉砖的车上卸下来的。梁葫芦不嚎不叫是因为嘴腾不出来，满嘴堵的一把干马粪，堵得小凶犯眼睛暴突，太阳穴的青筋红柳根须一样凸鼓出来。葫芦看到老几，以一半在眼眶外的眼珠白了他一眼，不满意老几来看他好戏。谢队长对老几说，给我滚回去，老子在给小畜生脱胎换骨呢。老几一刻也不耽误地滚回去了。一回到砖厂院子便大声动员，快去救救葫芦，孩子这就要给马拖死了！没人理会老几，在这里铁石心肠是正常的心肠。老几往解放军跟前跑，一面结巴大叫解放军救人。隔着半里路，五级风把老几的结巴求救刮散了，解放军听不清，但看得清老几在往他跟前手舞足蹈地跑。解放军把枪一横，刺刀和枪口都对准了老犯人。老几好不容易刹住往枪口上撞的步子，手还是指着干渠方向。渠沟地势低，加工队的私设刑场解放军看不见，看见他也没兴趣，反而有擅离岗位的责罚等着。老几再回到砖厂院子，换了个说法，说大家去看吧，好看得很，梁葫芦给马拖得脑浆涂地，眼珠子滴溜溜地滚在地上，玩弹子呢。

　　 犯人们立刻哄的一声跑去，去看看自己的惨如何转嫁到了他人身上，看看他人的惨如何稀释自己的惨。有个人在给折磨呢，因此折磨暂时不会轮到我。有个人去替我皮开肉绽了，多么幸运，皮开肉绽的不是我。大家一窝蜂跑向干渠，一眨眼站满渠道两边的堤岸。乌黑的罪犯们一个挤一个，成了一群秩序很好的观众。

　　 虽然不像老几形容的那样过瘾，梁葫芦也差不多脑浆涂地了。他的葫芦头已经开了瓢，此刻在地上写着黑红的天书。地是半透明的，雪面上结了一层冰壳。马拖着葫芦轻松地顺着沟底小跑，颠着圆滚滚的屁股。这四足畜生的伙食远比这群两足兽要好。

　　 谢队长站在渠道里，马跑到跟前他就把它吆喝回去，这样马就在规定的距离内跑来回。一场马戏加杂技。梁葫芦的腿被劈开，一只脚系一根绳，挂在马的两侧，让马把他当耙犁拉。这架人形耙犁在不平整的渠道底部颠簸，与雪地接触面最大的是后脑勺和上半个脊梁。

　　 老几落在其他马戏观众的后面。因为他前两次奔跑求救耗掉了午饭供给的热量，所以再次往干渠走，他只能预支体力。他估计自己预支了未来好几顿饭的大卡，才挤到渠岸上的头等观众席。现在他离葫芦画在地面上的黑红涂鸦只有一步远。他俯下身，看清最新鲜的一道黑红不光是液体的，还有极小的一片片的固体，上面粘着几根头发。梁葫芦的皮肉毛发。

　　 马每一次掉头，谢队长就把葫芦嘴里的马粪给掏出来，问他把欧米伽转卖给谁了。梁葫芦得了这个空便透彻地捯一口气，刚要嚎叫他的嘴又给填上。

　　 白金欧米伽现在正贴着老几的肝或胆咝咝地搏跳。老几一句话梁葫芦就得救了。老几却站在人群里，跟所有人一样一动不动。欧米伽是要派大用场的。老几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作为买路钱；买通那条通向场部礼堂的十里路。欧米伽不见得能买通，不过没了欧米伽，连缝都没的钻了。渠底布满石头，好在石头被厚厚的积雪包裹，没了棱角，那个葫芦头给拖到这块石头上，又跌到那块石头下，像空了的葫芦瓢一样没有分量。老几看得眼前一阵阵发暗，他让自己挺住，可不能腿一软倒下去。拿欧米伽救梁葫芦，谁来救他老几？梁葫芦连尸首的便宜都占，让刘胡子死了连个猫盖屎的浅坟都没有，这小凶犯难道不该加加工？小凶犯还惹得老几也跟着造孽，在尸首上收获土豆，让老几这样一个老书生都变了种，变成了啃吃尸首的豺狗，加工他冤了他吗？

　　 老几摇摇晃晃，沿渠道跟着梁葫芦往前走，看见冰雪上的血迹里头发已经是一缕缕的了，头皮也一块块变大。

　　 老几一旦求情，就会引火烧身。梁葫芦和老几接近，处成了爷儿俩，对此事实谁都不瞎。也许谢队长已经猜到了端倪，每朝梁葫芦逼供，都拿红红的眼睛瞥一下老几。

　　 当梁葫芦再一次给拖回来时，男孩的眼睛闭上了。老几发现自己已经在梁葫芦身边，并拽住绳子。马受了点惊，咴咴一声，不高兴地踢了踢前蹄。

　　 “放开！老狗日的！”一个加工队员上来，给了老几的手背一下。老几戴着手套的手背热辣辣的，肮脏的手套渐渐潮了一片。他这才明白抽他的是一根多刺的荆棘条。打人也费体力，就是吃额外一口伙食，加工队员也不愿把它都花出去打人。因此他们挑选刑具是严格的，动一次手得奏百倍的效。

　　 谢队长说：“让他拽。老反革命！”他对马吆喝一声：“驾！”

　　 谢队长犯的是强奸罪，刑期是七年。其他加工队员的刑期最长的也不过十年。因此他们在老几这样的重大政治犯人面前优越感十足。老几是敌人，而犯了罪的人民群众还是人民群众；坏的人民跟好的敌人不一个性质，坏的人民坏到哪里也不是敌人。他们在人民的范畴里可以有很大空间去坏。

　　 马现在拉的人形耙犁重了些，老几的一百斤体重加了进去。老几给拽倒，渐渐成了侧身躺卧，头脸朝着马跑的方向，比梁葫芦主动得多。假如老几给拖死，人们会在他的再生棉大棉袄自缝内袋里发现欧米伽。人们会对老几刮目相看：看不出来啊，老贼一个呢！

　　 伪营长此时喊了：“行了啊，老几六十岁的人了！”

　　 谢队长：“管你妈卖×去！”

　　 伪营长的身姿顿时一直，像是从被迫的长期弯曲中弹直的，人们都从这身姿的变化中看到“时候到了”。他苦命的老娘谁也不惹，却被这个强奸犯拿话强奸了。他弹直身体，冲到最前沿，只差一尺半就撞在谢队长身上，被谢队长的一个喽啰拉住。人们跟着戏台移动，十天半月一次的犯人斗殴马上要上演。

　　 伪营长隔着那个加工队员跟谢队长动武。马失去了指挥，冲上了干渠的堤顶。在观众席里冲撞起来。人们乌泱泱地躲闪，马减了速，一个犯人上去抓住缰绳。

　　 老几抬起上半身，看见自己一侧裤腿磨出无数洞眼，灰白的再生棉絮从里面发出一片花苞来。再把身体抬高些，看见梁葫芦还是闭着眼，仰面躺在血涂出的粗大笔画里。小凶犯脸上又黑又厚的污垢在天光里看，是一层结实的甲，苍白透出来便成了瓦灰色。两个解放军已经往这边来了，又是吹哨，又是上弹夹，大敌当前地从东南西南冲锋过来。但他们不肯太靠近，靠近子弹就没优势了。他们穿得太厚，像棉花做的熊，大喊子弹不长眼睛，再不回去干活，打着谁算谁。

　　 狱油子们都知道，解放军从喊话到开枪还得有一阵子。于是谢队长抓紧时间继续加工梁葫芦。他此刻绕过了伪营长，拿脚在梁葫芦身上跺。

　　 老几用半死的声音结巴着，谢队长别踢了，还不省省劲，这孩子差不多也咽气了。

　　 解放军给谢队长剩的时间不多。喊话跟开枪的间隔也就一分钟。所以谢队长连斥骂老几的工夫都不想浪费，一门心思地踹梁葫芦。往肚子上、腰子上、胸口上踹。好在一年多的饥荒掏空了他，脚跺在梁葫芦身上，力量是打折扣的。

　　 老几打定主意，踹死梁葫芦自己也绝不开口，招出欧米伽的去处。使劲踹吧，为梁葫芦的寡妇母亲以及她的姘头报仇。踹死葫芦今晚刘胡子尸首名分下的伙食可以分给大家塞塞牙缝，然后刘胡子也可以体面地被芨芨草席卷起，落到河滩薄薄的沙土之下，本本分分地做尸首了。有没有家属来，他应当应分该有个坟，有个砖头做碑，用墨汁写上大雨后就模糊的“刘国栋之墓”。梁葫芦给踹死了就没人来摽着他老几，让外人把他老几看成小凶犯的长辈。踢葫芦关他什么事呢？踢死了他也不会把欧米伽拿出来。老几看着强奸犯的脚提起、落下，提起、落下。

　　 “我、我、我……”

　　 老几一边结巴一边奇怪，他难道真疼小凶犯？他难道想让小凶犯活下去？就算他把欧米伽供认了，小凶犯也未必活得了。他老几的招供很可能是一件鸡飞蛋打的事。他的结巴给他拖延了足够的时间，容他中途变卦。谢队长听了老几的一串“我”，兴趣来了，提起的右脚在葫芦的脖子上方停了停，落回去跟左脚配对。

　　 谢队长就这样等着。他知道口吃病患者催不得。老几一边“我”着，一边想大概变卦来不及了。

　　 “我……知道……”他一个寒噤，把“知道”二字吐出来。

　　 梁葫芦躺在地上一蹿动，睁开了眼。老几马上明白，梁葫芦在制止他招供。他葫芦的血都淌成渠了，还没招供，你老几要我前功尽弃吗？你让我赢了一多半再输回去？

　　 所以老几改口了——

　　 “……知道葫、葫芦有疝气……”

　　 谢队长满心狐疑地瞪着老几，老几也瞪着他，尽量坦荡无畏，而真脸在污垢结成的假脸后面怎样微微痉挛，只有他自己知道。

　　 解放军现在摆好了射击阵势，枪栓子拉得哗啦哗啦响。没人再敢动了。又是一声哨子，接下去解放军喊起操令来，喊到第四轮“一二一”犯人里便有人开始踏起了操步。不久绝大部分犯人都跟着解放军的操令齐步走了。

　　 伪营长向老几伸出手，打算拉他。对于伪营长这样的犯人来说，梁葫芦是纯粹的粪土，而老几是个高级人。伪营长一辈子的亏吃在没长脑子上，别人的脑子指挥他，叫他跟谁打仗他就跟谁打仗，因此老几这样有着一脑袋脑筋、因为脑筋而获罪的人，很被他另眼看待。老几动了动头，意思让伪营长先拉梁葫芦。

　　 而梁葫芦不让人拉他。谁拉他他骂谁野话。五级风在升级，梁葫芦再躺一会真该硬了。

　　 解放军上来，叫梁葫芦停止装死。葫芦奄奄一息地求解放军去找狱医。狱医被马驮来了，先看到渠里的血槽、头发以及皮肉，就明白了梁葫芦起不来的原因。他在梁葫芦身边跪下，铺开一块三角巾，让老几帮着他一点点把三角巾往梁葫芦后脑勺下面移动。大半个后脑勺粘在雪地上，跟雪地冻成了一片，三角巾无论如何垫不进去。于是狱医用一把小铁锨在梁葫芦后脑勺下作业，铮铮的冰雪地被铲起来，连同葫芦的头颅一块被兜进三角巾。在砖窑外面的墙角避风处，狱医等着葫芦的头和冰雪冻土分离。不能离砖窑太近，否则融化过快的冰雪会把葫芦的头皮一块化掉。收工时间到了，医生终于把把梁葫芦的头颅剥离出来。老几凑到跟前，看到冰雪和冻土上长着梁葫芦的头发和头皮，也看到梁葫芦头皮上长着冻土和去年的枯草。说头皮不准确，应该说是颅骨。枯草直接扎根在梁葫芦白生生的颅骨上。后来梁葫芦的伤奇迹一般愈合了，但他正面看还是梁葫芦，后面看却已经是一枚骷髅。春天到来时，在这片大荒草漠上，是人是兽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梁葫芦，长着一个白白的、不毛的后脑勺。

　　

　　 不过冬天的事情还没有完。这是个多事的冬天，至少对于我祖父陆焉识来说。真名字被人忘得差不多的老几兴奋地想，除了昨天出的大事件，今天又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梁葫芦少了一半头皮，这成了犯人们毛骨悚然的热门话题。吃了晚饭后，老几走到大门的岗楼下面，大声叫喊报告。老几此刻顾不上伪装结巴，连叫三声报告才把哨兵从岗楼里叫出来。

　　 “干什么？！”哨兵问着，一道捉贼般的电筒光圈已经落在老几身上。

　　 其实天还没黑尽，但手电筒不光为照明，它给你一种精神镇压，让你顿时不敢妄动。满心正义的人也经不住这样兜头一束光的，何况老几这样有着曲折企图的人。他赶紧举起那张不到巴掌大的纸头，法宝在握似的。哨兵让他找他的组织，按组织把纸头送到岗楼上。犯人也是组织严密的，中队之下有组，组长们轮不上老几这样斯斯文文的好敌人当，当选的都是坏人民群众。等大组长打足官腔过足官瘾帮老几把邓指的纸条送进岗楼，就该吹熄灯哨了。

　　 老几站在雪亮的手电光里，说邓指在等他老几呢，犯人怎敢让干部等？……

　　 哨兵的回答就是一按手电，熄了光亮，让老几对着强光后必然的黑暗把句子结巴完。

　　 老几原地站了一会，向岗楼的台阶走去，一不做二不休地往台阶上稳步攀登。离最后的台阶还有两步时，他大声叫喊——

　　 “报、报告班长！”

　　 解放军个个爱听自己给叫成班长。然而这个哨兵却挺着枪冲了出来，一面叫着老东西：老东西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解放军骂犯人的话就这几句，在一茬一茬的兵里流通，相当缺乏新意。老几把手里的小纸条团成一团，往解放军跟前轻轻一抛。哨兵看不清被抛的东西，却看见了抛的动作，往岗楼里一闪。老几听见枪的保险给打开了，年轻的解放军威吓犯人、给自己壮胆也就做这几个动作，开保险，出刺刀。

　　 “把手举起来！”解放军把自己隐蔽好，同时喊话。

　　 老几一点都不难为情地高高举起双手。等到他的手举酸的时候，解放军的手电又亮了。邓指的字让解放军足足念了五分钟，一个字一个字用眼睛生吞。

　　 “不许动！”解放军吼道。

　　 其实老几听懂了，那是他叫老几耐心等待。又过两分钟，解放军过来了，当啷当啷地一步步走近老几。当啷作响的是镣铐，老几获得出去的允许了。犯人在干部的允许下出大墙，到干部家帮把手什么的，一般要戴上脚镣或手铐。解放军给老几套上脚镣，抽下钥匙，说行了，滚吧。

　　 哨兵打开大门，把老犯人老几放出去。老几迈着戴镣的脚步，咣啷当咣啷当地往大门对面的那片幽暗的灯火走去。

　　 不到一华里，老几走得筋疲力尽。到场部礼堂的十多公里路，戴镣是妄想走到的。他棉袄的左边口袋里装着欧米伽，右边装着那瓶牙疼粉。老几知道邓指两口子都害牙病，大草漠缺了不知哪一味营养元素让人们都害牙病。一旦欧米伽做礼还不够厚的话，牙疼粉凑上去绝不寒酸。说不定老几运气好，邓指今晚特别仁义慈悲，只拿欧米伽上供就够了。原则是，少供奉一样是一样。邓指家是一间大房隔成的两间小屋，挤在八排家属房舍中间。这些家属房舍和监号的草窑洞颇相似，不过是砖墙代替监号的干打垒。今年五月，老天作怪，反常地下了十天大雨，三四座监号给雨下塌了顶，家属房舍也有一幢垮塌，压死了一个腿脚慢的老太太和她抱的孙子。老几去过邓指家一次，是帮着家属们写春联。邓指老婆属于巧妇，前门圈下一块地，夏天种得红红绿绿，冬天堆着取暖的牛粪饼和红柳根。离那些房舍还差三十多米，老几就看见邓指七八岁的二丫头跟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在玩耍，背上背着邓指两岁的小儿子。寒冷饥饿，孩子们玩得照样欢实。什么也挡不住孩子们玩耍。什么也挡不住这些房舍里的人生孩子。每年夏天，孩子们跟犯人们一样洒满草地，刨挖“人参果”（也叫蕨麻，根茎有小指头粗，代食品），采沙棘果、灰灰菜、七七芽……采到什么，在衣襟上蹭一蹭就往嘴里塞。他们口袋里装着石子儿，裤腰上插着弹弓，见了犯人们就用装了石子儿的弹弓轰赶追杀，虽然是蕨麻根和沙棘果，也是先尽他们自己吃饱的。

　　 老几咣啷当咣啷当地走近，看着此地自由的男女们枯索之夜的产品在尖叫撒欢。

　　 他刚要接近邓家二丫头，小姑娘突然跑到他面前：“我爸说大队长在我家，你有话跟我讲就行了。”小姑娘很鬼，不动声色地把悄悄话说得很清楚。

　　 老几呆了。这种话小孩子怎么能传递？说不定还要来回地讨价还价。看老几为难地干笑，小姑娘又说：“没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讲，谁都听不见！每次都是这样的！”

　　 老几在冷风里站了一刻，对小姑娘说他下次再来，让她爸爸好好招待大队长吧。话讲出口他意识到，没下次了。要是再来一个晴天，山上的路怎么都能通车了，科教片也就该装箱上路，他还上哪儿见小女儿丹珏去？他都不晓得小女儿长成大女儿是什么样，也无法验证婉喻的模样是否长在了她的模样里。他又把邓家二丫头叫回来，掏出了包了手帕的欧米伽。那是梁葫芦的半块头皮换来的欧米伽。老几看着小姑娘跑回去传话了。不久她跑回来，告诉老犯人，她爸爸批准他去场部礼堂看电影。

　　 “我爸爸对着我耳朵说的！”小姑娘邀功地说。盯着老犯人浑身打量，希望能盯出一个糖果什么的。

　　 老几给孩子盯得满心愧疚。他没办法；他有好几年没见过糖果了。

　　 “我爸还说，你不能跟别人讲是他批准的。”

　　 他问小姑娘她爸还有别的话没有，她想了想又说：“他还说你在早晨五点之前要回来，不然他就报警。然后他就不管了。”

　　 老几往监狱走的时候成了个年轻人，戴镣的脚在冻得起壳的雪地上破冰前进，步伐崩脆。他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一瓶牙疼粉没有破费出去。

　　 但走了没多远老几走不动了。明天他是无法离开干活现场的。每天的干活地点都是当天出工的时候宣布。有时甚至不宣布；去哪里干活，反正用不着征求犯人的意见。邓指是什么意思？是要他老几自己接着行贿，买通了一段路，接着去买通下一段路？犯人里流传着一个暗藏财富的老几，所以干部们想象的老几比老几本身要阔许多。到头来老几的牙疼粉是省不下的。

　　 夜间下了大雪。老几觉得自己是被雪片砸门帘的声音惊醒的。那是大草漠上难遇的漂亮大雪，把黑夜下成了白昼，一道白光从草门帘下面透出来。前几场雪跟这场雪比，只算是意思意思。

　　 伪营长听见老几的铺草响，便压着声音欢叫说下雪了。他的意思也是“这才叫下雪！”

　　 让雪下醒的不止老几和伪营长，几乎人人都醒了。大雪把号子里下暖了，雪越厚室内越暖。犯人们知道，这样的大雪意味着歇工。犯人们可以趁大雪养一点元气。假如大雪一直不停，下它两个礼拜，干部们有指望养一层薄膘，当然薄得可怜。

　　 老几想，刚刚通车的山路又封死。封得好，把小女儿留住了。第二天一早，本来就半沉在土下的号子都被雪堵了门，没人能进出，一小时后，干部和解放军在雪上打洞，把几个号子的犯人扒拉出来，再让那些犯人接着打洞，扒拉其他犯人。因此早点名拖延到了午后。邓指宣布全面歇工，各个号子组织学习。犯人们懂得学习的真正意思，就是自我揭露、相互揭发。大部分犯人都怀有一个恶毒梦想：揭发别人的罪过，就是体现了自己的进步，而减刑是每一份恶毒梦想的唯一诱惑。人们在这样的大雪天都成了狗，你咬我我咬你，你我一块咬他，只有老几不言语。人们对老几的语言残疾都是谅解的。还有就是老几的态度。那是什么都认了的态度：命、境遇、一月十五斤口粮食……一切。老几不咬别人，所以咬他的人也就不多。咬他他也认。老几伪装口吃，这是最派上用途的时候。

　　 邓指中午来到老几他们的号子，来视察大家“咬”出什么成果来了。他带来一摞全国监狱系统的《自新日报》，让犯人们结合报纸“咬”。老几偶然抬头，发现邓指对自己微微一笑。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平起平坐的微笑，不乏心照不宣，笑得老几的心直哆嗦。邓指一定是对着白金欧米伽笑的。一定打听过了，它是真货，金是真金。一贯道开始念报纸。犯人们咬累了，此刻坐在被窝里，头靠在干打垒墙上，听着国际形势、领袖会见、工业农业喜讯。空间里一片拉长的呼吸声，一多半人睁着眼睛坐得笔直其实已经熟睡。这样的“学习”进行了四五天，雪才小下去。第五天中午，邓指来到老几的号子，小声说他有个事要问问老陆。邓指问老几懂不懂修表。

　　 老几看着邓指。难道是那块表不走了？嗯，是那块表，它不好好走。昨天一夜走了二十多小时，今天只走了四个多小时。

　　 老几嗓子立刻急哑了。从来没有过的，他为欧米伽护短，比七年前否认自己被指控的罪责还顽固。

　　 “你待会儿跟我回去看看。”邓指说。

　　 老几想，邓指的修养好啊，换了其他干部，被一块乱走的名贵表戏弄，绝不会给出这么好的微笑来的。冤就冤在老几半点都不想戏弄邓指，是欧米伽戏弄了他。欧米伽欺生，或者报复老几的抛弃。他跟着邓指走出监狱大门，往干部家属区走的时候，就像往肇事现场走。欧米伽在邓指媳妇手腕上戴着，邓指的媳妇伸着丰腴的粉红手腕，让老几对照缝纫机上的闹钟数欧米伽秒针的走动速度。邓指的好东西都在媳妇身上，一支铱金笔，一条男式细羊毛围巾，一条八成新的将校呢马裤，还有这块白金欧米伽。因此老几断定邓指非常宝贝自己的媳妇。要么就是这个媳妇在家比较横行。欧米伽的表现确实很糟：闹钟走了一分钟，欧米伽才走二十秒。

　　 “这表能修吗？”邓指媳妇问道。一个安徽女人，口音浓重。邓指的小儿子跟在母亲身边，把她的棉裤拽得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

　　 老几结着老垢的脸侧面盛接着邓指带刺的目光。他结巴着说，欧米伽从来没有这么捣乱过，从1937年一直规规矩矩走到现在。邓指不置可否，只是打几声哈哈说，别弄到最后就剩了点白金去镶牙啊。老几让邓指到犯人里问问，看看谁精通修表；犯人里什么能工巧匠都不缺。

　　 “操，为个手表我还到犯人里头悬赏钟表匠去？”邓指说，声音里还有几个哈哈。

　　 老几突然发现其实邓指是在生气，笑着生气。他在气老几玩花样险些玩成了，一块样子货欧米伽让他邓指帮他老几陈仓暗度，差点去成了场部礼堂。要不是这几天的大雪，老犯人可不就看成了电影？老几更加服气邓指的好修养了，一肚子窝囊气还不对老几翻脸，还让老几“坐坐坐”。

　　 安徽女人端来一茶缸白开水，也让老几“坐坐坐”。屋子里一股青稞糊糊的气味，掺乎着四个孩子的被窝、袜子气味。光是气味就很幸福温暖。屋子有二十平方米，天花板上东一片西一片水迹，是漏进来的雪水或雨水勾勒的地图。墙上贴着领袖像和年画，老几写的春联贴在毛主席像两边。糊着报纸的窗户黄晕晕的，把外面冷冷的白色雪光也暖过来了。

　　 只要有修理手表的工具和修理手册之类的书，老几可以修好手表。肯定能修好的，老犯人为自己和欧米伽担保。

　　 “修不好呢？”邓指问道。

　　 老几再一次铁嘴钢牙，说绝没有问题的，一定能修好。邓指听出了他话外的话：修不好很简单啊，收回你的仁义就是了——还去什么场部礼堂？就此死了这条心吧。

　　 《钟表修理入门》是从大队图书室借的，工具是从场部供销社借的。老几在号子里用功，一夜就把《钟表修理入门》读完，大致“入门”了。因为号子里没桌椅，也没有足够的光亮，邓指只能把他家变成临时钟表修理摊。触碰那么细微的东西，老几需要把一双手彻底洗一洗。入秋之后他就没洗过手，最多破冰化水时沾点冰。

　　 邓指的媳妇把一盆热水放到铁丝脸盆架子上，一面邀请他：“洗吧洗吧！”

　　 他的手洗黑了两盆热水，把一块肥皂也洗小了。邓指媳妇还在慷慨，还在拿热水款待他，让他把脸也顺便洗洗。他洗脸时邓指被财务叫了出去，叫得十万火急。七大队大墙里又出了事件，什么事件老几要在回到大墙内才能知道。

　　 邓指媳妇在洗了脸的老几旁边站着，说：“哎呀，这都洗出个谁来了？洗得我都不认识了！”

　　 小儿子这时在她背上睡了，把涎水流到她肩头和辫子上。

　　 安徽女人叫他老陆，让老陆看看脸盆架上的小镜子。他好多年没镜子照，因此镜子里的脸孔对于他自己更是陌生。污垢并没有完全洗掉，一小块一小块地错过了手指的搓揉，细看还是个碎裂的泥脸壳子。邓指媳妇好人做到底了，又倒了半盆热水给老犯人。她说亏得冬天有雪，要多少水化多少水，夏天要到几里外打水，孩子们洗澡也洗不起。

　　 老几拿起安徽女人给他的布片往脸上擦的时候，脸皮一层钻心刺痛。邓指媳妇眼睛定在老几脸上，想说什么，又没说，面颊上原来的两团高原红晕立刻红得发紫。老几结巴着道谢，局促得脚上的铁镣都响乱了。

　　 花了半个上午，老几把欧米伽拆卸开，接下去的半个上午，他用来发现自己无法发现差错出在哪里。他按书上说的把零件擦洗一遍，又把螺丝重新上紧。书上说，假如发现不了差错，这样做反正不会使差错恶化。他把单眼镜塞在眼眶里，周遭什么也不去看，但他能知道安徽女人是离他近了还是远了。她脸上的雪花膏涂得很厚。她让老几去专注，连午饭都不邀请老几吃，自己和中午放学回来的孩子们围着一张折叠方桌，呼啦呼啦地完成了一餐热闹的午饭。

　　 下午欧米伽被装回原样，又戴回了邓指媳妇的手腕上。老几是争气的，到头来还是维持了自己的体面和诚实，行贿也行得体面诚实。现在对邓指有交代了：他老几可不是用一块残废表来骗取额外恩宠。

　　梁葫芦

　　在我祖父写的随笔和散文里，有关那个叫梁葫芦的男孩占不少篇幅。能读出一个无法无天的少年形象，方脸盘，刺猬头，常年地烂嘴角，眼睛常年地感染因而眼圈鲜红潮湿，谁被那红艳艳的眼光盯一下会觉得被甩了一脸血，只想用水好好洗。梁葫芦岁数很小就做了家里的壮劳力，所以没有长足他该长的身高，站在那里显得沉甸甸的，总像是要攻人下三路。梁葫芦不承认自己有父母，因为他父亲是个走村串镇的木匠，每次串到他们村，就在他家盐罐子下留一沓钱，在他母亲肚子里留个孩子。按他自己的看法他更没有母亲，有的就是那个破鞋老娘们。破鞋老娘们在梁葫芦十四岁那年又大起肚子，但此前木匠没有回来过。一天葫芦到了公社大食堂，要给自己和弟弟妹妹打饭。食堂的炊事员告诉他，食堂没有白面了，剩下的白面给一家蒸了一个大白馍，他家的已经叫他妈给领走了。葫芦领着一群弟弟妹妹回到家，到处找不见那个白馍，衣服边角都让弟弟妹妹扯烂了。他是傍晚在草垛里发现母亲和她的姘头的。两人分了白馍睡得跟没事人一样。梁葫芦正好手上有把砍刀，于是正好一刀一个，替弟弟妹妹讨还那再也讨不回来的大白馍。他的砍刀剁馅一样下去上来，一直剁到刀刃崩裂同时向刀身翻卷过去，在刀柄上剩了一条奇形怪状的废铁。当天夜里，他把一对狗男女不分彼此的皮肉骨头埋进自家后院，把那个还是胎儿的弟弟或者妹妹也一块埋了，因此梁葫芦的卷宗里为他记下了三条人命的血债。

　　 梁葫芦总有办法弄到吃的。有时在解放军开饭的时候溜到他们的营房，假装跑得太急撞翻了某人端着的一大碗面条，然后在解放军的骂声中他的下巴已经着了地，连吸带舔地把混了草根泥土的面条吸进嘴里。一次他撞翻一碗饺子，他居然不顾解放军的踢打，跟解放军要了醋浇上去，才慢慢享受起来。到了1961年冬天，解放军只要一见到梁葫芦远远地过来，就把自己的碗端得紧紧的。梁葫芦扑了几次空，最终急了，朝一个连长的粥里吐了口唾沫，连长只好把粥泼出去给梁葫芦去舔。梁葫芦知道当官的一般比大头兵好惹，当官的骂得踢得都轻很多。

　　 凶残的葫芦那双害火眼的眼睛总是给我祖父另一种目光。他“老几老几”地叫着，可以把它做“姥爷、大伯”听。他让老几给他讲故事，老几就给他讲故事。讲了法国的《基督山恩仇记》和美国的《捕鲸记》。梁葫芦也把许多故事说给老几听，自己的故事，犯人的故事。他每天怎样端着刘胡子的大茶缸子，跪在刘胡子的尸首旁边“喂饭”，都是他告诉老几的。他每次要确保自己跪的地方正好挡住号子里所有人的视线，那个地方在刘胡子的枕边。梁葫芦跪在那儿说：“还嫌烫啊？那老子再给你吹吹！”一勺青稞糊糊就吹自己嘴里了。

　　 老几去邓指家修理欧米伽的那天早上，和他同号子的一个狱友发现了刘胡子的死亡。号子的气温很低，零下七八度左右，因此刘胡子尸首的气味比他活着的狱友们还好一些。梁葫芦因为被加工队蜕掉半张头皮，让监狱门诊部收容去输液、打止疼针，所以给刘胡子打饭的差事就归了另一个狱友。这就是刘胡子的死亡终于被官方承认的时候。天天有人饿死，或者先饿成病再死，狱医对死因的填写基本都是“待查”，刘胡子也没死出别的花样，因此早上把刘胡子的尸首抬到门诊部后院，让它跟另外十来个尸首躺在一起。埋葬要在雪停了以后才能进行。假如不是犯人们搜索刘胡子物品，想搜出一个烟头或一撮青稞粒，刘胡子真正的死亡时间就永远被梁葫芦瞒过去了。狱友们搜出了一小张纸，刘胡子用它写了他一生的最后一句话：“祖国万岁！”

　　 因为刘胡子跟我祖父陆焉识一样，不是小罪犯，而是政府的重大敌人，所以狱医不敢马虎，像对待一般尸首那样填上“待查”。

　　 狱医叫来了法医。法医鉴定出刘胡子的死不能归结于过低的定量；刘胡子庄严地留下那么一句话就吞了自己所有的药：几片安眠药，几片感冒药，几片抗生素，几片止疼药，还有一瓶眼药水。刘胡子攒那些药片攒了小半个冬天，其中哪一种药也不会致命，但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化学大混战。刘胡子是在化学大混战里牺牲的。这就是刘胡子要的最理想效果。剩下的很容易推断了，“祖国万岁！”旁边明明白白写着当天的日期“1961年12月17日”。于是，梁葫芦贪占尸首便宜的事实便暴露了。

　　 一个号子里的狱友都觉得亏了，如此天才的赚取食物的办法，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凶犯想出来的！

　　 干部们来到病房窗口，审讯梁葫芦。因为病房睡满了病人，门打不开，所以梁葫芦被搁在靠窗的铺位，输液打针都得通过窗口进行。

　　 梁葫芦对吃尸首定量吃了一个月的事实敢做敢当。

　　 “刘胡子别说是死了，就是活着，我吃他几个土豆他也不会咋的！”梁葫芦说。

　　 对梁葫芦的惩罚是停止他的止疼针。另一项惩罚是一般性的：罚饭。

　　 本来死人不是事件，但自杀死人就是事件了，因为自杀是对抗行为。成了事件的自杀，又被梁葫芦利用，在犯人里造成啼笑皆非的恶劣影响，事件便大起来。

　　 老几修完了欧米伽回到大墙里，人人都在谈论这个大事件。歇工的犯人们轮流来到病房窗口，隔着窗跟梁葫芦说话。这个说：“葫芦你太不地道，独贪了一个多月的双份定量呢。”那个说：“葫芦，好好养你那个瓢吧，养囫囵了老子再把它敲开。”停了止疼针，梁葫芦那没了头皮的后脑勺让他顾不上跟人斗嘴，全力地哼唧。

　　 老几来到病房窗口时，天已擦黑。晚饭吃蒸南瓜。好东西。犯人们打了饭，个个像护食的禽兽一样躲在自己的角落吞吃。老几走到病房窗下，掰一牙儿南瓜，把自己藏下的糖精片拿出来，抹一层甜味上去，再将南瓜塞进窗缝。过一会儿，他感觉一张嘴伸上来，接着，舌头舔舐的声音传了出来。他又掰一牙儿南瓜，抹一层糖精，再塞进窗口。老几把梁葫芦当个小犊子喂，喂了整整一块南瓜。南瓜是稀罕美食，甜味道更是，虽然是虚假的甜味道。最后一口南瓜给舔舐完了，老几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头给攥住了。一双手都上来了，攥着老几的手指头。那是一双杀害过三条性命的少壮的手。

　　 回到号子里，老几把剩下的小半块南瓜兑上开水，顺时针方向一下一下搅动，为了把南瓜搅得发起来。这种搅拌很神，各种食物都能被搅得发起来。什么时候兑水，兑多少，怎样兑，都不能乱来。搅动的方向和快慢也不能乱来。吃那样搅发的馒头、炒青稞面、土豆泥给老几短暂的饱胀感。老几吃这类糊糊不用勺子，用轮胎片。轮胎片在一根筷子上绑紧，可以当一个舌头用，紧贴着大号搪瓷缸子内膛走，到达舌头远远不能到达的底部和拐角旮旯。不管老几的搪瓷缸子外部有多么肮脏，内膛被这根橡皮舌头舔得铮亮，干净得发涩。每顿饭老几都是一副斯文吃相，却把每一丁点食物都舔进了嘴里。几个月后，饥荒继续恶化，我祖父这种车内胎做的大号舌头就在整个七大队普及了。

　　 第二天早上，老几得到了邓指的暗中准许，要去场部礼堂了。动身之前，他又来到病房的窗口外。这时正是上午查房时间，病人堵得太满，护士和医生进不去，只是把几根体温计传进去，量了体温再传出来，因此登记在病案上的体温也难免是别人的。便盆和夜壶也是这样，满的传出来，空的传进去。梁葫芦听见老几的声音便在窗里说话了。他说话的声音很小，老几得把耳朵紧贴在窗缝上听。

　　 “放心吧，老几。”梁葫芦说。

　　 猛一下子老几不明白什么是自己不放心的。

　　 “我不会说的。”梁葫芦又说。他现在嘴巴挤在窗缝上。头皮的伤痛被他硬挺过去，不久他就会又是一条小好汉了。“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就是打死你我也不会说。”

　　 老几凑着窗缝问他不会说什么。

　　 “啥也不会说。”小凶犯说。

　　 老几明白了。梁葫芦心目中是没有好人的。他心目中，人不会白白地好；人必然是为了一个目的去好，好一次就要完成一个任务，或堵住一个漏洞。尤其是堵漏洞。老几对他好，喂他南瓜，给他甜头吃——糖精片的甜头也是甜头，他都理解成老几在堵漏洞。漏洞就是那块欧米伽。梁葫芦认为南瓜也好，糖精片也好，都是要堵住梁葫芦的嘴，收买他的心，为使梁葫芦再蜕半张头皮也不叛变。老几想，这不怪梁葫芦，怪世界这么大就是没给过梁葫芦一份纯粹、无贪图的好。老几他自己也没有给过葫芦什么好。看着葫芦在地上给马倒着拖，看着拖出的血迹里出现越来越大的头皮越来越多的头发，再拖下去很可能是个死，老几都没拿出欧米伽来救葫芦。老几在那时抓住了自己一个隐秘的心愿：拖死这小凶犯欧米伽就真正回归了自己所有。

　　 一老一小隔着窗子，各感慨各的。就算老犯人对小犯人的好有个图头，那么小犯人对老犯人呢？小犯人说过几次，要是你是我大爷就好了。问为什么就好了，小犯人回答要是他有个学问大的大爷，就会教他好；他从小到大没人教过他好，也没有大爷。

　　场部礼堂

　　老几上了路就把梁葫芦忘了。雪小了，如同白色飞虫，往他去掉了壳子的脸上疼疼地扑打。雪原上一个个圆乎乎的起伏，那是骆驼刺和沙柳。邓指批给他的假期是半天一夜，明天早上五点之前必须归队。事情对一个掌权的人多容易啊！邓指叫上一辆拉炭的马车，就把老几带到了六大队地界。六大队没几个人认识老几，他可以在那里碰运气搭车。没有手表，时间靠老几估摸。大约下午四点多钟，老几有点急了。他后悔没有一开始就步行。下雪天路上基本没有车，现在已经把天等晚了。从六大队到场部比七大队近，不过近个五六公里而已。但是这么深的雪，脚每抬起一次，再插进去一次所耗的体力和时间等于走平路三四倍。也就是说，这五六公里等于十五公里到二十公里。老几才走两公里就感觉不妙，心脏跳在舌根，棉衣棉裤越来越重，里面都是他的汗，开了个小澡堂子似的，一股股热蒸汽直喷他下巴。

　　 天色渐渐转暗，老几看到一个村子就在一大丛黑刺的东边。他得歇口气买点吃的再走。小村一共十多户，多半是劳改释放了的人，懂得怎样挣劳改犯的钱。一个店家前门开烟草酒店，后门开饭铺。老几走进村口，看见一辆军用卡车占了大半条街。他赶紧进了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见他的黑棉袄，以及背上“劳改”二字和番号就说：“嗨，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没看村口戒严了？”

　　 老几问为什么戒严。

　　 店主愣住了，瞪着他一会说：“四大队闹开鼠疫了！捉了只旱獭来吃，吃出鼠疫了！坑都挖了，石灰也运来了，要把那几个人扔进去填石灰呢！所以今早跑了一个！”

　　 “跑到这里来了？”老几问。四大队就在村子附近，四大队进出都要通过村里这条机耕路。

　　 店主还是瞪着老几，半天又说：“噢，不是你啊？”

　　 老几说当然不是他。他也就信了老几。这村里的人虽然发劳改犯的财，有时也护着劳改犯。老几把自己去场部的目的告诉了他，只有一点谎言：他只说看女儿，没说是看银幕上的女儿。老几这十来年一共存了三十四块钱，出来之前都装到了身上。他用这三十四块钱跟店主做了笔生意。店主从一口大锅里舀出两大马勺煮羊下水，让老几一边吃一边把时间耽误到天黑。老几临走拿了他一件军用雨衣，几乎就是军用破烂，胶皮里子满是龟裂，面子失色过多，成了一种乌糟糟的白色。店主还在老几棉袄口袋里揣了一瓶五两装高粱酒和两个烧饼。酒是好东西，御寒壮胆。店主让老几披上伪装从店的后门离开。他指了一条捷径给老几，从五大队一片油菜田斜刺穿插。五大队的油菜田是场里著名的一景，到了花季场里常拿那景色招待省里和中央的客人。油菜田边上栽着防风沙的树，死的多过活的。树梢都被西北戈壁来的风刮得往东南偏斜，因此这些树便是老几的指南针。一些死树被大风拔起，在低洼地面聚集起来。老几正是在这个低洼处看到了烟头的火星子。原来他绕来绕去还没绕出戒严圈。

　　 也正是这个时候，对方也听到了老几这边的响动。手电筒照过来，老几已经蹲到了死树的树冠后面。积雪使树冠大大地膨胀，电筒光柱子被挡住了。

　　 对方叫喊：“喂，还躲呢，看见你了!”

　　 老几此刻已经趴进雪里。对方听上去比梁葫芦不大多少。

　　 对方又叫：“出来！……我叫一、二、三，不出来我就开枪！”

　　 老几想，不知对方能不能听见他的心跳。他的心越跳越响，于是他打算再赖一会儿，就把自己交出去拉倒。在两方对峙的绝对寂静中，老几觉得自己也听见了那个不比梁葫芦大多少的解放军的心跳。

　　 解放军又喊：“还往哪儿跑？我打死你！”手电刷的一下晃到了别处。

　　 老几这才明白年轻的解放军在诈他。他根本没看见什么，更不确定有他这个老犯人躲藏在近旁。解放军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老几觉得对方也藏起来了。对方不想让老几在暗处，自己在明处。老几必须找到对手的方位才能确定他自己下一步怎么走。下雪的温暖随着雪停凝固了。老几汗湿的棉袄迅速结冰，一直冒蒸汽的小澡堂子这时成了个生铁筒，箍在身上又硬又冰。老几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一声划火柴的声音。对方把火光遮再严老几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一点不知觉老几离他那么近，就在他侧后方，近得能闻到他纸烟的味道。老几还看见他趴在一个土包下，头缩在大衣毛领子里，皮帽子的护耳把脸包得很严实。这样大概过了半小时，解放军先放弃了，站起来往左边走一截，再往右边走一阵。不久就形成他的巡逻规律，往左走几分钟，再往右走几分钟。

　　 老几一脑子就是七年前丹珏和他最后的对视。要是他不久后饿死，他会好不甘、好不甘。他想知道小女儿长大什么样，是不是长成了个婉喻。邓指和那么多不相干的人都见了她，他这个生身父亲呢？老几掐算那个兵的行动规律；自己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爬过去。他的四肢已经冻硬，动作也给冻硬了，爬得极其缓慢。但他一步都没算错：年轻的解放军转身往回走时，老几已爬到了他的另一边。解放军抱着步枪朝老几的方向看着，老几也看着他。然后解放军扭头向公路方向跑去，好像让老几这个隐形人给唬跑了。

　　 这下突围胜利了。戒严圈被他落在了身后。他的两只脚在雪地上缓慢地大幅度地一起一落，一肚子羊下水都是他的燃料。他开始在淹到大腿的积雪里跑，滑稽地把脚提得很高，高到膝盖离胸口只有几寸，再把脚深深落回，很像后来人们看到的登月步伐。不时地碰到雪层下的沟坎，他便跌倒下去。跌倒也好，顺势往前爬一阵。可不能再迟了，再迟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了。他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这回热蒸汽不单单从领口往外冒；他周身都在冒白烟。再一次跌倒，爬起，就看见场部礼堂门口的煤气灯了。

　　 这一刻后来被老几写下来，作为诗，作为散文，作为他好些文章的核心段落。那就是，他看到灯火时实在走不动了。也实在太激动了。于是他不知怎么就在雪地里打起滚来，一片灯火倒着进入了他的眼帘，成了天上的盛世。

　　

　　 我五十多岁的祖父在雪地里打滚的时刻，那种近乎气绝的欢乐，那种无以复加的疲惫，我是能想象的。我想象中，他像一个活了的雪人，连滚带爬地往场部礼堂靠近。如同史前人类那样，此刻对于他，火光的诱惑便是生的诱惑。他一定想到很多。也许想到他的一生怎样跟妻子发生了天大的误会，把爱误会过去了。

　　 从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走来的陆焉识换上了纺绸长衫，身后是对于他不再有用的自由。我的太祖母冯仪芳和祖母冯婉喻站在岸上，一个重复另一个，一样的香云纱旗袍，一样的发髻，一样的折扇。连眼睛的干枯程度都相仿；那是一个陪着另一个期盼干了的眼睛。

　　 陆焉识走到她们中间，让自己的健壮高大弄得惭愧。他怎么可以在这样楚楚可怜的女子面前高大健壮？让她们看见过剩的自由和营养造成的后果，何忍？往陆家的黄包车走的那一段路，他收敛了，含起胸，收住四处放眼的目光。恩娘在朝黄包车走时渐渐恢复成原先的恩娘，委婉被动，但什么都妄想逃出她的掌控。冯婉喻落在几步之后，几乎跟提箱子拎包裹的用人们走成一伙。恩娘独霸着焉识，话太多了，全说乱了。走了半里路才想到她身边是个有妻子的人，妻子呢？恩娘这才停住了欢快的解放脚。

　　 “阿妮头！跟上来呀！……鞋子不适宜吗？”

　　 焉识只得也跟着恩娘站住，回过头。他朝着妻子摘下墨镜，大致看见了阔别在妻子身上落的痕迹，那是一种小老太太的沉静。

　　 婉喻看见恩娘和焉识都停下来，专为等她而停下步子，吃了一惊。她脸一红，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被人记起了。她的解放脚快起来，脱离了用人们的行列。焉识发现她原来是有一点内八字的。原来她有这样的步子也不怕出丑，去学体操。这就让他更觉得她可怜。阿妮头在黄包车边上停下，黄铜的车灯被擦得像黄金，车篷也是新的，雪白的帆布，镶阴丹士林蓝边。阿妮头神色有点慌：车座是两人的，她不知道这两个人该是谁，谁又该被剩下，去跟用人和行李搭乘路边的差头。

　　 恩娘瞥阿妮头一眼。要过好久焉识才品透那一眼的意味。恩娘的笑容还在，欢乐却不在了。她指着陆家的黄包车，让阿妮头和焉识坐上去，她自己和箱子包裹乘差头，用人们步行。看着夫妇俩往车上登攀时，恩娘表示自己怎么会是那种娘？一点事也不懂，当儿子媳妇的电灯泡？

　　 阿妮头看了焉识一眼，希望他没有听出什么。或者希望他跟她一样听出了什么。这样她可以有个人作证，证明恩娘多么无事生非。可惜焉识忽略了她的目光。需要好长时间，焉识才会得着妻子目光的要领。妻子的美艳，就在那类目光里。她的生动和风情，都跟着那目光转瞬即逝，但可以非常耀眼。

　　 可惜的是，冯婉喻很少发射那样的目光。从邮轮上下来的第四个晚上，婉喻把自己的身体备好，备在微带潮湿的薄被下。婉喻的初夜延迟了六年，现在绝不能再延迟，再延迟就不成话了。恩娘那里也交代不过去。恩娘每天早上都要在嚼粢饭油条时到焉识和婉喻脸上寻找，看看他们做成夫妻没有。没有，恩娘隐隐地叹口气。

　　 焉识在浴室里磨蹭，知道自己和婉喻都逃不过这一晚。他往自己身上洒了些古龙水，但马上又擦掉。这古龙水气味是他留在望达怀里的。里弄口，小贩唱着白糖莲芯粥的叫卖，唱得惨极了。唱给天井里的男女听的，焉识听着这唱声走到床边，走到了他的绝路上。好了，关上灯都好办了。伟大的男人都是绝路上的男人，孙膑、伍子胥、司马迁。多少男人的伟业源自于无爱啊。

　　 没有亲吻、抚摸，他滚在了婉喻身上。让他感到稍微刺激的是婉喻的抽搐。都说是要疼的，果真疼了。

　　 第二天小夫妻起得很晚。他们像天下所有的洞房男女一样，觍着脸贪睡。婉喻成了真正的少奶奶，懒觉总还睡得起。恩娘坐在两碗冷了的泡饭旁边，问他们睡得好不好。世界上失去了一个处男一个处女，恩娘自认为这就是她看见的。因此她对于小夫妇睡眠的关怀询问是话里有话的：原来以为你们俩要神仙到底呢！还是凡人肉胎啊。尤其看见婉喻，她就更不放过了，眼睛刀一样在她身上划：这下你也贱了，也不干净了。别再装着相敬如宾了，怎么快活的谁不知道呢？恩娘嘴上还微微笑着，说早饭早就摆出来了，等他们都等凉了。一个个菜碟却在她手里变了分量，摆到桌面都是砰的一声。砰！喏，新做的腐乳，阿妮头顶欢喜的。砰！喏，焉识好久没吃糟鲞鱼了吧？砰！喏，前几天做的鱼冻，味道倒是越来越好。

　　 焉识坐在八仙桌正中，左边恩娘，右边婉喻，说着他一句也不想说的话。

　　 无爱使他第二个礼拜就去了大学。回国前他就收到了聘用合同，现在他看到办公桌和职位一样空着，等他来填。课程由他自己设计。研究科目也由他领衔。校园空荡荡的，终考刚结束，暑假刚开始。家不是他的，是恩娘和婉喻以及用人的；他的家在校园。甚至在美国会馆，在理查饭店，还有霞飞路、舟山路的几家咖啡馆。各个图书馆都是他的卧室，他阅读、写稿和睡梦从来混成一片。美国的留学生朋友圈子似乎直接就搬回了这些地方，只是换了场景。大家的做派因为回到中国反而更加“美国”。连笑话都跟回来了，爵士调子也跟了回来，只是乐手的面孔颜色不同。对所有人来说，喜爱陆焉识是太容易的事，好模样，好性情，给他一记小亏吃他总是舒服地吃进，无论谁拿来一个瓷瓶或画轴，稍加怂恿就会在陆焉识这里成交。相中焉识的贵重钢笔或太阳镜也好办，几个人设个局诳他玩，一阵嘻嘻哈哈就让他输掉他的笔或眼镜。因此会馆或学校的这密斯那密斯都宠他，把他宠成个七尺大毛头。

　　 回到恩娘和婉喻的家，他常常坐立不是，不知什么时候，一辆五成新的轿车替掉了黄包车，还添了一个女儿。焉识想，这下彻底落在了天井里。有了孩子啼哭和奶气的房子更不是他的家了。反正他很少在家里用功，女人们对他的书房也不恭敬了，冬天放一个大火盆，外面罩一个更大的铁丝罩，书房成了尿布烘箱。他有时会一阵惊慌，一转脸怎么连婉喻的模样都不记得，而他是有照相般记忆的人！

　　 无爱成全了多少男人？也会成就他陆焉识。

　　 就是在公共租界一个奥地利咖啡馆里，焉识碰到了大卫·韦。大卫·韦已经不是他在美国的样子，西装像是昨晚做过睡衣；一张长方脸瘦成橄榄形，若搁在女人身上是不难看的，但做男人就阴气逼人。算算他人还不到三十，眉心的深纹有六十岁，并为着非个人的、伟大的愁苦而紧锁。

　　 “好吗？”焉识问大卫。

　　 他看出不好来了：大卫·韦很饿，把佐咖啡的奶油都用小勺一点点喝光了。

　　 大卫以美国余下的那点直白说：“不好。”因为他一年多没有工作了。

　　 大卫在美国学花了眼，从一门课跳到另一门课，什么都学一半，又都丢下，最后去了欧洲，要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几句话谈下来，焉识发现自己中了大卫的埋伏。大卫从学校图书馆就跟踪他，跟到了咖啡馆。大卫知道焉识仅仅像个泡咖啡馆的文人混子，实际上把够别人三辈子读的书都读了。学应用语言学的陆教授只有二十八岁，可以游戏于四门西语之间。

　　 “学校方面终止了合同。”大卫说。

　　 “为什么呢？”

　　 大卫支吾一会，说有人叛卖了他，说他是共产党。

　　 “你是不是呢？”焉识笑着问。是不是他都无所谓。

　　 大卫看着比他小一岁的陆焉识。黑色的眼镜框罩住他圆圆的眼睛，那种令焉识喜欢又有点儿惧怕的凝聚力又出现了。大卫笑着摇摇头；这种事瞒着焉识，是为焉识好。接下去他请焉识帮一个忙：焉识的研究项目刚组建，正招兵买马，焉识的推荐可让他挣到一份体面薪水。没等焉识反应，大卫说其实很简单的，焉识就告诉校方，说大卫对语言学有过钻研，还写过两篇论文。

　　 “写过吗？”焉识问。

　　 大卫还是那样看着他，摇头笑笑，陆焉识真是个大毛头。难道他不知道许多留学生的履历都欠缺诚实吗？大大地欠缺诚实。他大卫·韦的才智怎样？让那帮庸碌的这教授那讲师比下去了吗？！这教授那讲师配养活老婆孩子，他大卫不配吗？他大卫连牛奶公司的账都拖欠，正吃奶的孩子没奶吃……

　　 难怪那一小罐调和咖啡的奶油给大卫当奶喝了。焉识不动声色地招来侍应生，两个手指在玻璃板下压着的菜单上轻轻一敲。一会儿，招牌三明治来了。

　　 大卫用餐的时候，焉识说，只要他大卫有论文，推荐不成问题。大卫不做声，吃得很专注。这是另一个西洋习惯：嘴巴绝不同时干两件事，吃，就不发言。焉识问他有几个孩子。三个——他伸出食指、中指、无名指。那没有工作孩子们都怎么过的？回答是耸肩、翻眼——只有上苍知道。大卫的这些西洋手势没有生疏。

　　 “我知道你在美国做过十几篇论文。有一些是没发表过的……”大卫吃得发际都亮了。饿急了又吃急了，就会发汗。

　　 “一共十六篇。”焉识说。

　　 “写这么多干什么？”

　　 “语言学有趣。有的写。”

　　 咖啡上来了，焉识发现这回小罐里装的奶油只盖住底，给一杯咖啡调味是够了，但绝不再提供给你当做点心抵饿。咖啡馆小本经营，个个客人像大卫这样消耗奶油，老本怎么办？大卫端咖啡的手从磨破的袖口伸出。一件从美国或欧洲旧货店里买的西装穿得架子也没了。脚上该穿皮鞋的，却穿了双旧布鞋，鞋比脚还疲惫。什么也不必说了，不必说大卫的太太的产后风，以及如何落的病根，也不必说大卫如何到处兼职，写报屁股文章，家里房子还是越搬越小……那么他和别人合办的若干杂志呢？每一份出世，手笔都不小，都是跟《东方》、《现代》或者《小说月报》一同称雄上海的势头，但是杂志们一份份出世，一份份夭折，最长的一份活了八个月；老板赔了八个月，作为主编的大卫做了八个月的准义工。

　　 “你把你的论文给我。”焉识说。

　　 “论文是可以借的呀！”大卫说。

　　 借论文又不是新鲜事，留学生里就发生过。若是借论文给街上拉差头的车夫，让他去挣教授的工资，那是大大地欺世；借给像他大卫这样的人，是本着了解他大卫的学术水平的前提，借给他就叫临时通融。否则，就忍心让他大卫一家五口饥寒交迫吗？不是这个道理吧？让孩子永远拖欠牛奶公司的费用而吃不上奶，更不是这个道理了！

　　 焉识这才明白大卫要管谁借论文。这类无耻事物的确不是大卫的独创，留美学生对这类无耻确实看得开。大卫确实有足够的学术水平写出他那样的论文。也许写出比他更好的论文。

　　 焉识抬起头，大卫的脸是空白的。期待过度就会让一张脸空白成这样。

　　 焉识唯唯诺诺，说出一堆借口，说明论文不能借给他大卫。

　　 但凡焉识有一点办法来把这桩无耻事物看得开些，想得开些，他陆焉识一定会那样看，那样想。

　　 大卫马上有现成依据：焉识的一个同事把英国的十八世纪的狄更斯和二十世纪的狄更森都当成一个人，这样的人稳稳地挣一份教授工资！

　　 焉识心情变得很坏。他的老朋友这样潦倒，因为拖欠牛奶公司的费用，孩子断了奶。他真觉得对不起大卫。但他实在做不到出借论文。因此他觉得做不成一件事来使他对得住老朋友大卫，对得住他从未见过的老朋友的太太和孩子。

　　 “焉识，假如你这样求我，我一定会帮你的！”

　　 可是他陆焉识不会为这样的事求人。事实上他不会为任何事求人。

　　 “十六篇论文，借一两篇给我，对你没什么，对我就是一家子的活路！”

　　 可他陆焉识还有什么？就剩书里学问里这一点福地，你们还不放过。大卫说焉识变了，曾经多慷慨啊，拿交学费的钱给他买眼镜。

　　 焉识再次诚恳抱歉；他可以再给他买眼镜，要多少副买多少副，不过论文不借。

　　 大卫表示遗憾，但说可以理解。大卫离开咖啡馆时，两人的拥抱还是很哥儿俩的。焉识又坐了一阵，后悔自己没有给些钱给大卫。

　　 焉识在咖啡馆打了几个电话，向美国同学会的熟人打听大卫·韦的住址。住址有了，他决定当晚就去一趟大卫·韦的家，给他一些钱。他希望自己能在到达大卫家之前做一个决定：借，还是不借给他论文。街道上湿黏黏的，秋天的落叶已经成了初冬的泥。他一再劝自己看开些，想开些。人品学品真那么重要？掺不得无耻？回到国内他发现学界到处是文阀们的无耻，他们最起劲的就是笔墨官司，报纸杂志上都是他们躲在俏皮后面的谩骂。哪里没有无耻？帮着大卫无耻一回，还让无耻行了好，施了善。无耻能给大卫的孩子付牛奶账，那可是积德的无耻。

　　 他依照某人提供的地址去寻访大卫·韦。晚上九点多了，大卫家却一个人也没有。多年后他才知道这天晚上大卫开不出晚饭，全家到丈母娘家吃泡饭酱菜去了。

　　 隔了一个礼拜，焉识在学校图书馆无意中读到一篇文章，第一节读下来他就明白，文章的谩骂对象正是他陆焉识。焉识在《东方》杂志上开了个知识性专栏，谈人类语言发展的趣事。上一期专栏提到日本语言的发展。他看不出专栏怎么触犯了民族大节，让这个骂手左一个“汉奸”右一个“汉奸”地骂。杂志是三天前到达图书馆的，很可能五天前就上市了。他竟然孤陋寡闻至此，整整挨了五天的骂！这就不难解释一些学生的交头接耳了。一个礼拜的课堂都在轻微躁动。几年前的“九一八”和“一·二八”改变了学生们，想要毁哪位教授，就给他个“汉奸”骂名。

　　 文章的署名当然是假的。这类骂手一生有无数个命名日。他把那本杂志一推；他要等有了空再想对策。他正在准备一次学术演讲，对比英国文学的语言和美国文学的语言。这实在也是娱乐他自己的事。但是当晚的晚报上又出现了一个骂手。这次更不含蓄，陆焉识的名字、简历都上去了，还扯出了他在美国的一次演讲，掐头去尾地引用他的原话，为了让“汉奸陆焉识”更加立体。

　　 他这时已经明白了，两个骂手是一个人。骂手不需要焉识借论文给他，照样重新吃起教授这碗饭，有的是无耻，总是找得到无耻来与无耻合作。焉识写了篇文章作答，心平气和地解释，语言就是语言，就是打开了世界大战，人类语言还是妙趣横生，还是妙在它们记录的人类成长。法国人香坡里昂破译若赛塔石头上的古埃及文字时，并没有去想殖民者或许会用他的成果去破译非洲各种语言。

　　 这篇文章却没有被登出来。他打听为什么，回答说突然来了更重要的文章，非得先登，只有烦请陆先生等等。那么请问，等到何时？等不了几天的，一有版面就登。

　　 几天过去了，再打听，回复说一驳一辩的双方要对准时间，陆先生的答辩过了时间，登出来跟对方对不上茬口，会害得读者们做丈二和尚。

　　 焉识终于找到一家曾经为造谣吃过官司的小报，把文章登出来。骂手马上和他交锋，更有了陆焉识之所以是汉奸的证据：语言从来是人类一些人奴化另一些人的手段，看看《最后一节课》吧。焉识苦笑：重新给自己命名的大卫·韦说得没错，只不过和他陆焉识是各说各的。

　　 春天的欧美同学会上，焉识不再是个人人宠爱的大毛头。学校里也不同了，这密斯那密斯再也不来嗲溜溜地揩油，让焉识请她们吃一客冰淇淋，或喝一杯咖啡。一天焉识到美国会馆看新到达的英文杂志，一本《生活》杂志成了他面孔的屏风，听见几个人商量去闵行打猎，苦于找不到汽车，焉识从《生活》杂志后面露出头，说他倒是可以供奉汽车。大家讪讪的，说不过是心血来潮，说说而已。

　　 焉识那是第一次看到人群的强大。一个好心者告诉他，得有自己的人群。孤立的反击等于不反击，比不反击还糟。必须善于投靠对手的对立面，拉对手的对手做自己的朋友。这个好心者给他写下了一家杂志的地址电话和两三个人名。他们的杂志会支持焉识的。焉识读过那本杂志，也时常跳出些骂手，骂得漂亮些，风度翩翩些，不骂人的时候，小说、诗、论文也都看得过去，但他们不骂人的时候比较少。他没有去找对手的对手。他总是可以晚一点找他们，总是可以晚一点失去他的清高和独立。

　　电影

　　就在陆焉识向劳改农场礼堂最后迫近的同一时刻，我的祖母冯婉喻正在学校办公室里，读着一封求爱信。她这年五十四岁，容貌只有四十多岁，抽烟熬夜，似乎让她在四十五岁之前迅速苍老，老到了四十五，岁月就放过了她。那时代流行借革命浪漫说个人浪漫，情书看上去全是花哨废话，因此冯婉喻读到一半才明白这是一封情书。她顿时想，又来一个。到了五十四岁这年，婉喻成了个情书的老读者，学校有那么几个老光棍，过一阵总有一个不甘心的，偷偷投一封情书给她，试试运气。婉喻放下信纸，努力回想情书作者的眉眼身影：是那个比她年轻十岁的体育老师。

　　 我的祖母冯婉喻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有照片为证。1954年冬天陆焉识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跟冯婉喻提出离婚，婉喻不肯；陆焉识求她，为孩子们洗刷出个清白的母亲，她也还是摇头。我祖父陆焉识从来没把婉喻看成美人；婉喻的美是要去发现的，陆焉识是从来没有去发现。这种被长辈推到你面前，作为妻子要你接受的女人都会被你看得不美。首先她已经被你做帮凶看了；帮着长辈一块来了断你一生唯一的择偶机会，灭掉你无数的相爱可能。就这点，足以造成先决的恶感。因此在我祖父陆焉识的概念中，这样一个帮他继母来牺牲他的女人，就是先决的丑陋。起码在他们婚姻的前期，早在陆焉识变成那个结巴老几之前，他从来没觉得婉喻是个美人。其实他从来没把她看清楚过。她也从来没好好给他看过。冯婉喻总是穿得层层叠叠上床，层层叠叠地和焉识一次次做夫妻。

　　 我祖母冯婉喻也说过她和陆焉识的日子，但那似乎是另一对男女的故事，还好，还过得去。她的苦不在丈夫，而在于兼姑母的婆婆。比她大十一岁的恩娘给她吃的苦头和其他苦头无法比；它把冯婉喻缔造成一个最能吃苦的女人。不过婉喻仍是爱恩娘的，否则在恩娘1947年去世时她不会大病一场。

　　 你从来没见过比冯婉喻更安静的人。无论她读书、写字、结绒线以及后来抽香烟，都能静在那里给人去画她。如果抓住这些时刻，不惊动她，笔头快点的画家肯定能完成一幅幅肖像。

　　 我祖母冯婉喻和太祖母冯仪芳的故事，我多半是从我父亲和大姑母丹琼那里听来的。也是什么由头提醒了他们，比如谁说话弦外之音过多了，大姑母或我父亲便说这是恩娘的话嘛。冯仪芳是个最会说话的女人，你明知她在说难听话可还是觉得她的话说得好。冯婉喻作为她的媳妇和侄女苦死了，天天沤在那样的话里，总不能朝说得好听的难听话发泄呀。所以冯婉喻当时要对付的不是陆焉识，而是冯仪芳。陆焉识她怎么会去对付呢？他是她的神。十多岁她在老家就知道小姑家有个叫焉识的少爷，有一天没有带家里的钥匙，从学校回来全家出动看戏去了，他坐在大门口台阶上背下了小半本字典。这个焉识常给老师私下叫去，专门给些偏题让他做。这个焉识少爷小小年纪就亲政，把马上要被赶回娘家的继母救了下来。冯婉喻对陆焉识，不求亲近的原因也在于她把他当神。对于神再喜爱都不能没高没下，有点距离是对的。因此陆焉识被发配到大荒草漠，一去几千公里，对冯婉喻影响不那么太大，反正原先也是远远地欣赏膜拜的。在陆焉识被判处死刑之后，她得到噩耗瞒着三个孩子去监狱探望焉识。她问刑期定了没有，他说不知道，一般都不知道，只知道假如夜里被带出监号，带到地下室去过堂，就差不多了。那种半夜被带走的人从来没回来过，第二天他的行李会被取走。婉喻回到家就把陆家的房子抵押了，买了一份份礼物，一家家去送。也许是她送礼送出了成果，也许归功于焉识在监狱袜子厂搞的革新，焉识的死刑被缓到两年之后。婉喻的心定下来，两年时间，够她提着礼物走门串户，也够她在一家家客厅里静坐了。婉喻求情也是静静的，厚礼往茶几或方桌上一供，首长大人，您看着办吧。

　　 冯婉喻在1955年早春的一天走出家门，晚上回来，就是个学杂工了。做杂工没关系，什么都有个开始。她静静地苦，跟恩娘学的持家本领真好用，打开门，出来的陆家孩子们一个顶一个地体面。一天婉喻跟校长在楼梯上碰上。她说她读过师范二年级，国文和数学都教得好。校长从来没听过谁的自我介绍比眼前的女学杂工更简短清晰，并且被宣读得如此安静。一个星期后，这所中学里出来个叫冯婉喻的代课老师，什么课都能代，连体操都能代。

　　 婉喻从来不跟她的孩子说她怎样含辛茹苦。孩子们只看见她一夜抽出多少烟头来，为了读俄语。学校缺俄语老师，会了俄语可以从代课老师转正。她在一年零八个月后通过俄语考试资格时，陆焉识再次被减刑。减过的刑叫做“无期”，她对孩子们解释。婉喻为了这个“无期”带着孩子们庆贺一晚上。“无期”有无数好处呢！“无期”也可以理解为不定期，不定期就说不定是明天。明天可能就是焉识的释放日，为什么不可能呢？可焉识被“无期”带到几千公里外的大荒草漠上去了，那也是好的，不必缩在又潮湿又阴暗的监房里，夜里翻身必须喊“报告”；“无期”意味着动作的自由。大得没边的大荒草漠，总是够你动作的。

　　 就在焉识走到场部礼堂大门口的时候，两千五百公里外的婉喻摸了摸胸口：棉衣下面一小块梗起。恩娘去世的时候，把这个项链给了婉喻，心形的坠子里，一张小照褪色了：十九岁的焉识和十八岁的婉喻。算是两人的结婚照。焉识登船去美国前照的。婉喻心里怎么会装得下别人？跟照片上的翩翩的焉识比，天下哪里还有男人？她突然间想，不知焉识此刻在做什么。

　　 焉识在场部礼堂门口拍打浑身的雪粉。礼堂没有门，观众的入口挂着厚草帘子，一撩，才发现“门”在帘子里面，“门”就是人的脊梁：一具具躯体挤在一块，竖成了一扇“门”。这个“门”不像一般门，它无法打开。老几的身体穿墙凿洞地往里进。整个礼堂挤成了实心的，每平方尺地面都站着人。

　　 有人呵斥他，挤你妈呀？生孩子都演完了！老几想，人们把电影都看这么熟了呢，还在这里玩命受罪地挤。又有个人呵斥老几：还有五分钟就演完了，还拱什么拱？！老几觉得好幸运，这趟跑值了，还有五分钟可看呢！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黑影子。他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一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老几摸出店主卖给他的馒头，拉拉男孩，问他肯不肯出让凳子。男孩先是嫌他讨厌，用脚踢他，但一看见馒头，马上爬下来。

　　 老几站到两个凳子上面。一个老杂耍演员，靠着信念和渴望维持着平衡。老几的大个子比人高一头，从他的高度看出去，视野完整。现在银幕上是几个男的，都是首长，像所有首长一样迈方步，说起话来东指西指。终于出来了一群女人，带着江南水乡的围裙。老几从一个女人盯到另一个女人。他的丹珏该是卷头发，该是细条条身材，该是用眼睛说话的……他的目光来不及似的在几个女人脸上找，脑子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感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他裤脚，越拽越狠。这时银幕上的人都没了，稻田、公路都没了，换成了一间白亮亮的实验室，窗前站着一个白大褂飘飘的女子，只是背身站着。女子拿着个玻璃瓶，朝观众转过身来。男孩在下面扯他裤腿，捶他脚指头脚孤拐，老几随他捶打，一脸都是眼泪。老几发现自己在呜呜地哭。泪水已经弄得他什么也看不清了。

　　 他的呜呜大哭把男孩唬坏了。谁见过一个老头像这样不知害臊，嚎出那种声音来？他痴傻地看着老几站在两个凳子的顶上，哭，哭。老几不知道哭了有多久，也不知道人都散场了。从他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着他。哪个大队没看好大门，跑出个老头来，猴似的爬那么高去呜呜大哭？人都走光了老几还不知道，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那男孩要回家了，可是老几还没哭完，男孩只好抽了凳子。老几趴在地上，想把摔昏的脑袋歇清醒，但清洁工开始扫地了，灰尘、香烟头、瓜子壳几乎要把老几埋了。老几扶着墙往上爬。劳动改造了十年，给了老几一身好筋骨，居然一块骨头都没摔碎，抖搂抖搂，又大体可以上路了。

　　 回去还有十来公里的雪路要走。迈出两步，老几发现身上的确在疼，不是骨头筋络，是皮肉疼，像是皮给人活剥了，肉的毛细血管和神经网络直接蹭在棉袄里子上，一动就有一股疼过电般通过全身。老几经历的疼痛种类太多了，每一种都跟他处得很熟，这一种却完全陌生。

　　 老几嘶嘶地抽着冷气，走上了回七大队的路。随它去疼吧，随那粗硬的棉袄里子直接往神经网络上蹭吧。老几叉开两条腿，架起两条胳膊，支着脖子，使皮肉让开棉袄里子，就这样扎着架势走了几里路，跟疼痛相处惯了，双方都接受了彼此。再往前走，他步子快起来。

　　 对于老几，这是个如愿以偿之夜。他看到了会动会笑的小女儿。邓指说丹珏像老几，其实丹珏的尖下颏，鼓脑门都是婉喻的。婉喻最后一次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探视窗口，下巴尤其尖。楚楚可怜的婉喻。此刻老几用两只套着破烂手套的手捶打着自己的头、脸。偏偏被撇下的就是婉喻。他又呜呜地哭起来。现在好了，他可以张扬地号哭，他可有了狼的号哭的自由，夜晚的雪野像是崭新的地球，他是它唯一的居民。白色的荒凉无边无限，够他哭的。

　　 温度大概在零下二十六七度，老几从眼泪结冰的速度判断出来。雪完全停了，没有风，风也给冻住了。泪水在老几棉袄的前襟上结成坚冰，他可还没哭完呢。他从口袋摸出那瓶五两装高粱酒，用牙去啃盖子，嘎哒一声，碎的竟是瓶颈。玻璃都经不住这样的冻。老几把利器般的瓶口对准嘴巴，割烂哪里也无所谓，冰天雪地已经麻醉了嘴唇。高粱酒进入他的食管，擦出一道火花迸发的轨迹，落尽肚里便是一团火。火舌舔向他全身，火势呼呼的越腾越高，浓烟腾入了脑子。他的脑子一会儿就是灼热迷蒙的一片。酒可真是好东西，怪不得大禹王要禁酒。酒让老几的五脏六腑都化成泪水蒸发出来。看电影之前他憋着一泡小便，此刻憋胀感全没了，也蒸发了。他边走边喝，边喝边号哭。不远处也有一声声的号哭，那是狼。

　　 老几觉得又痛又快，哭着喝着，把半个冻成石头的羊肚也撕开吃了。他的两只脚开始相互使绊子，竟把自己绊出去老远。但是第三跤摔过，人就摔舒坦了。他在美国的时候酒量多好啊！一瓶威士忌当茶就喝了。意大利姑娘家的庭院晚餐，总有那么多葡萄酒，各色酒瓶酒罐，站得像各种族人杂凑的合唱团。老几从来不想美国时的自己，不忍想，酒是好东西啊，让人没什么不忍想的。

　　 不知道摔的是第几跤了，老几的手臂撑了几把也没撑起来。一小群狼迎面过来，在离老几十多步的地方分开，一只向左，一只向右，两只殿后。这是一个狼的家庭，两只狼崽留在后面，狼爹和狼妈小心地朝地上一大堆猎物继续前进。老几并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庞大无比，他早先出汗的热蒸汽涔进棉袄，在雪地上打滚时滚上了厚厚的雪粉，在礼堂里给众人的体温捂成热蒸汽，又一次冻结，直到高粱酒把他的大棉袄内膛再次变成个小澡堂子，热蒸汽从内到外地散发，把老几的棉袄棉裤弄得湿漉漉的。湿漉漉的老几每摔一跤都在雪里把自己滚大一圈。所以狼在跟踪老几时，看见的是它们的庞然猎物如何在雪野上飞速移动。老几更不知道，此刻的自己像人类学家们寻踪的雪域野人。

　　 老几看着狼的眼睛，突然想到干河滩上一个个猫盖屎的浅坟。狼今天捡的便宜够大的，连刨挖浅坟的力气都省了。不能这么便宜它们。在看见小女儿丹珏之前，他也许就不费劲逃命了，而现在他看见了丹珏。银幕上会说会动的丹珏让他觉得日子是值得熬的，命是值得保的，假如这时毙他，他会不要廉耻地跪地求饶。他看着狼的一家子。人家狼都有一家呢。他不动声色团了个结实的大雪团，然后从地上蹿起来。他那猛一蹿让打头的母狼怔了一刻，然后才是拉直腿的一扑。衬映着雪的绝对白色，狼的身影漆黑，轮廓清晰如剪影，老几把雪团照着那细致的头脸砍去。

　　 母狼被打中了，停下来。这里的动物和野兽盛传这些吃兽的人有多么可怕，他们残忍，诡计多端，逮到什么吃什么。因此兽们对活人一般很谨慎。母狼和公狼现在会合了，狼崽们远远跟着。雪太深，老几跑步的两只脚等于在雪地上轮流快速地打桩子、拔桩子。

　　 老几喘得要断气了。酒精和高山反应在这一刻同时发作，头脑里的烟雾开始向周身弥漫，四肢成了雾中的枝条，绵软无力。他再一次跌倒。都说雪是暖的，真的很暖和。肚子里的火终于煮开了什么，液体固体都开了锅，沸腾着顶开了喉咙口无力的盖子。一刹那间，半锅羊下水从体内到了体外，盖住了他的前襟，同样热腾腾的，分量似乎比吃进去要多很多。那个店主真是个实在人，一点假也没有往羊下水里掺，在肚里发了发，现在不再是半锅，而是一整锅。有趣的是，羊下水出来也比进去快，三两口就全都出来了，再吐，恐怕就是老几自己的下水了。老几这么想着，看着狼羞答答朝他走来。

　　 老几是被一种近乎狎昵的触摸弄醒的。热乎乎潮乎乎的触碰就在他下巴上。再清醒一点，他发现触摸不止一处，鬓角耳垂那里还有一处。那是两条舌头，乳臭未干的舌头。他伸出手，想挡开这两条舌头，却碰到了毛茸茸的活物。舌头走了，鼻子来了。鼻子怯生生地凑上来，湿漉漉冷冰冰的两个鼻尖。老几一下子想起自己在哪里了。他给自己发了个猛力，推起上半身，这一夜的遭遇此刻在他意识里总算全部衔接起来。他刚刚起身的时候，听见一声奇特的声响，哗啦哗啦的，玻璃碎裂似的。是他身上的冰层碎裂了。他每一动都引起一声碎裂。他每一动，两只幼狼都往后退一点。它们对这个随时在爆裂的庞然大物太缺乏经验了。他看看自己，什么都在，四肢，手指脚趾，都好好的，只是被寒冷麻醉了。他看着憨态十足的狼崽想，它们的父母怎么这么客气？竟然对他口下留情了。并且，狼夫妇去了哪里了？这当然不是他有兴趣的事，他像所有狼口逃生的人一样，使尽全身力气逃奔。但刚走了两步就看见头靠头卧在雪地上的公狼和母狼。

　　 老几更不懂了，狼怎么不打自倒了呢？难道他跟狼有过一场恶战，只是自己醉得全然忘却了？即便他做了打狼的武松，也不可能战胜了狼的一家子啊！他在一对俯卧的狼旁边站着。小狼们在远处看着他，有些紧张，似乎提防他进一步伤害它们的父母。现在他听见了公狼母狼的粗重呼吸。不，简直就是酒鼾。这一发现让老几开窍了：公狼母狼是醉倒了。它们扑到他身上的时候，先被那些吐出的羊杂碎吸引了。那是吃起来安全省事的东西，并且含有不少盐分。大草漠上的兽也好，畜也好，人也好，都是馋盐的。羊下水的膻气和咸味对于狼是太鲜美了，连浸泡它的高粱酒和胃液它们也不在乎。它们就趴在雪地上，趴在老几胸襟上，大吃大嚼着尚带一丝余温的呕吐物。

　　 也许小狼崽子是受不了那酒味的，它们还是刚断奶的狼娃娃，经验的滋味有限，也还有些挑食，不像它们的父母，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吃。也许它们早就得到过警告，碰到什么食物都别急，等长辈们尝过没倒下再上。

　　 公狼和母狼快要吃完老几身上和雪地上的羊下水时，浸泡着食物的高粱酒开始发酒劲了。接下去，狼经历了一次跟老几同样的脏腑着火和满脑子浓烟，也经历了醉酒带来的怀旧和伤感，以及旷达和自在。最后，也像老几一样，它们的脚相互使绊子，终于被绊倒。

　　 公狼母狼的倒地被小狼们看做沉睡。它们用头拱，用鼻子顶，撒娇地哼哼，却怎么都不能让长辈们睡醒。

　　 现在老几打量着一公一母两头狼，烂醉如泥，打着人类的鼾声。他四下寻找，找到了自己的帽子，然后背向着狼的一家，朝没了东南西北的雪原走去。

　　监狱门诊部

　　我祖父陆焉识是在第二天清早到达七大队砖窑的。他实在走不动了。发现他的是两个来砖窑偷砖的家属。家属们公私分得很马虎，砖窑的砖至少四分之一垫了她们的兔子窝，搭了她们的奶羊圈，更大胆的干脆就给自己垒一个跟圈差不多的厨房或堆破烂的库房。两个家属看见老几以为是个逃荒老头，因为老几穿着那件破军用雨衣，遮住了棉袄上的“劳改”二字和囚犯番号。砖厂有一口灶，里面还有些没烧尽的煤渣，家属们化了些雪水，又把水烧热。

　　 老几是给热水灌醒的。睁开眼睛，看见两张红得发紫的女人脸，眼睛都是柔柔的担忧。水是给一片破铁锅的残片舀出来，靠微小的一点弧度盛住，倒进老几嘴里也就是一口。老几请她们帮个忙，去七大队家属区把六中队的邓指叫来。两个家属商量一小会儿，走了一个留下一个。留下的那个抱了几抱青稞秆来，给老几做了临时被褥。

　　 邓指是骑马来的。那个报信的家属坐在他的鞍子后面。邓指一看见暖在青稞秸秆里的老几，就对家属们瞪起眼睛，说你们偷砖偷顺手了，这一批给县政府烧的砖你们也敢偷，不懂这是政治偷窃？两个家属嘟嘟囔囔地抵赖，同时说谁谁谁的家属也偷，偷的快够盖屋了。家属们答应了邓指“下不为例”，一面逃似的消失了。老几知道邓指已经堵了家属们的嘴；他先发制人，指控她们偷砖，一旦她们走漏老几的消息便暴露了她们自己的丑行。邓指转回来，恶狠狠地看看老几，然后四下寻觅，似乎想找个什么把老几干掉，就此灭了他受贿和私自给老几放假的口实。

　　 不用谁告诉他，老几也知道自己看起来不太像活人。

　　 “你好歹给老子再撑一会儿！”邓指说，“等我去带人来这儿干活的时候，你混进去干。什么也不要说。听见没有？！”

　　 老几说听见了。这原来也是他的如意算盘：只要往干活的人群里一混，老几的犯规外出就神不知鬼不觉了。然而老几现在站也站不起，坐也坐不住，混进干活的人群是太艰难了。

　　 邓指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包了个黑色透明的东西。一个红薯面饼。他把饼子狠狠往老几手上一塞。饼子实心实意，死沉死沉。老几疲惫极了，连托住饼子都觉得吃力。他的嘴巴、牙齿、食道都疲惫，对付不了这么一份实诚的干粮。能对付的就是水。昨夜的水分流失可了得！眼里流失的加胃里流失的，老几觉得现在自己已经干成了木乃伊。他不敢劳驾邓指给他到锅里舀水，自己试着站起来，刚一动，却又倒下。

　　 邓指见老几的脸走了样，倒下也倒得蹊跷，便上来查验。大棉袄胸前的纽扣只解开到第二颗，邓指动作立刻轻了。邓指吓坏了：老几不老呢，很嫩——没有表皮的老几粉粉的，露着游丝般的毛细血管。邓指一点一点地剥下老几的棉袄、棉裤，从里面剥出个血人来。犯人们都没有内衣内裤，他们的内衣内裤就是他们的皮。贴着那层皮，套上棉袄棉裤，面子的粗糙别人知道，里子粗得像油毛毡只有皮肉知道。里子里填塞的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被回收过多少回，早就失去了弹性和柔软。那样的“油毛毡”泡上汗，汗又结成盐，盐再经过零下二十多度的深冻。从七大队到场部礼堂，再从场部礼堂回七大队，加上迷途的一大段路，来回三四十公里，就算老几个大腿长，一步一米半，也有两三万步，每一步老几的皮肉都给“油毛毡”里子锉一下的话，那就是两三万锉。于是老几完全就成了一句俗话的写照：不死蜕层皮。

　　 邓指没见过如此之大的创面。他微微张开两个手掌，老几成了个他没法下手去拾掇的物体了。

　　 两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老几的选择余地不大，他撑得了也得撑，撑不了也得撑，反正是必须撑起来混进干活的人群。一混进去就好办了，老几可以在任何一个当口倒下，再由邓指发现，送进监狱门诊部。

　　 一切都按邓指和老几两人商量的实施了。邓指在八点半把六中队犯人从大墙里往砖厂赶的时候，老几就忍着剧痛慢慢移到了厕所。上厕所是犯人们唯一的休息，因此厕所总是热闹繁华。老几听见有人来上厕所了，赶紧跨出门，倒在了雪地里。天天有人像老几这样倒下去，由于饥饿或者疾病。上厕所的犯人看看老几一会儿死不了，也就不慌了，让老几先躺着等一等，他们解了手再救他。

　　 老几在一小时后给安置到了监狱门诊部的病房里。梁葫芦隔着好几张床以及床上浮肿或积满腹水的身体跟老几问候，高呼“热烈欢迎”。

　　 因为这两天死的病号多，所以老几得到了床位。病房里靠两边墙垒砌了两排炕，人躺得肩膀挤肩膀。虽然有灶眼，但病人太多，烧炕就免了。地上铺了一层青稞秸和芨芨草，也睡了一排人，因此狱医和一个男看护得踮起脚尖才能在病房里辟出路来，把老几运送到老几的床位。狱医一边给老几测这个、量那个，一边跟看护讨论老几的伤势：“伤得太奇怪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面积的擦伤啊……这么冷的天怎么长得好呢？……这么冷的天好肉还冻成烂肉呢！……”

　　 梁葫芦躺在窗下的床位上，诚心如意地对老几说：“这叫爷儿俩好吧？一个头上蜕了层皮，一个身上蜕了层皮，和一块儿才是全乎人！”

　　 一针镇痛针下去，老几睡到了傍晚。睁开眼看见梁葫芦坐在他脚头，为他守着一份午饭、一份晚饭。病号犯人每天加餐，加一碗营养汤。青海湖湟鱼熬的汤。冬天犯人的捕鱼队要用炸药炸开湖上的冰，才打得起鱼来。原先鱼是不给犯人吃的，因为一个省的几千万好人都不够吃。后来犯人饿死的太多，病了的犯人也就有了吃湟鱼的口福。到了老几端上这碗鱼汤的时候，青海湖的湟鱼已经快灭绝了。这是一种奇怪的鱼类，一岁长一两体重，十多岁的鱼不过一斤来重。每条鱼一年长的那一两肉有一个省的几千万张嘴等着，怎样长都来不及，怎样长都不如赤字长得快。

　　 葫芦的后脑勺包着纱布，像个白色的瓢。葫芦头挤到了老几和一个肠梗阻病人之间，嘴巴对准老几的耳朵。一股股滚热的带鱼腥的气流形成一个句子，进入老几的意识。梁葫芦问他，跑都跑出去那么远了，为什么不就此跑掉。老几不理会他。不下雪都那么难跑，何况冰天雪地。梁葫芦听见了老几心里的抢白似的，又用气流说，红军过草地连棉袄也没的穿，吃的就是草。老几还不理他。他又说，万一碰上游牧的藏人，他们给你吃给你住，不收钱，说不定还用牦牛驮你一截。

　　 老几看看男孩，他说得有形有色，好像他跑过一样。就是有劲头老几也懒得给小凶犯讲狼和他的遭遇战；别说他的劲头都丢在昨天夜里了。

　　 护士在门口叫起来：“梁葫芦，不准串联结伙！回你自己床上去！”

　　 这是晚间发药时间。虽然死了几个病人，病房仍然挤得难以下脚，臭味浓郁丰富，护士宁可不进去。他在门口叫喊名字，把包在小纸袋里的药片和灌在小瓶子里的药水往里传送，只要能动的病人就伸把手。一个名字叫出来，叫了三遍没人应，护士只好踮着脚尖，过雷区一样从地上横的竖的身体上迈过，来到沉默者身边。护士又叫两声，同时手指头先在鼻子下搁了搁，又挪到脖子侧边。接下去，护士唤来医生。犯人医生把一模一样的动作重复一遍，朝护士点点头，就算在死亡判断上达成了共识。

　　 地铺上的病人们再无力都得动作了，搬开自己的身体，为医生、护士以及死者开出一条道。

　　 老几看着医生护士把枕巾盖在死者脸上，然后半抬半拖地将尸首往门口运输。枕巾上盖着劳改农场医院的红印，红印正好落在那个指向苍天的鼻尖上。一般就是这样一张盖红印的枕巾隔开活的和死的。

　　 尸首从窃窃私语中挪过，一个人问是什么时候死的，午饭吃得还怪香的!另一个说：咱这些吃晚饭吃得香的，明天吃早饭有没有胃口就难说了！……

　　 病房熄灯早。老几的药物睡眠已经过去，这时越躺越醒。梁葫芦说的“跑”字很讨厌，成了只挥之不去的虫，在黑暗里嗡嗡。那个穿白大褂仙子一般的小女儿看见“跑”到她面前的父亲会怎样？会惊还是会喜？他可别再哭了，他的模样已经够丑了。小女儿跟婉喻住在一起，因为只有小女儿还是单身，儿子结婚前就搬到学校给的住房去了。1948年去美国留学的大女儿只能通过香港一个朋友给婉喻写信。这都是婉喻信里讲给他听的。婉喻的信寄到一个神秘的“信箱”，信箱前面一串数码。婉喻每一个秀丽的毛笔字都是给信箱后面一双双眼睛仔细地看过，才到达老几手中的。那一个个字多秀美，多单薄赤裸，它们无辜又无奈地给看过来看过去，他都为那些字害怕害羞。他不在乎自己的信给看过再到婉喻手里，他的字历练过了，厚颜了，他的字一次次爬上罪犯登记表格，也一次次爬上监狱墙报、黑板报，一笔一画都给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看熟了，被那些脏眼睛捕捉，再进入那些脏脑筋。而他受不了婉喻的字赤裸裸的给人看。婉喻是他生命中最软弱的一部分，就像这被磨掉了皮的嫩肉。

　　 昨夜是那个店主救了他。不，救他的是高粱酒。没有高粱酒，他已葬身狼腹，已经被狼的一家消化了。这是个奇迹，太奇迹了！似乎有一种启示在那奇迹里：他也许是可以活下去的。

　　 活下去为什么？

　　 不跑为什么要活下去？

　　 我祖父就是在这个夜晚开始设计他的逃亡计划的。

　　 要是他跑到婉喻面前，跟她说，我和你发生了一场误会……也许我跟自己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

　　 老几在铺位上艰难地翻了个身。旁边的肠梗阻病人哼了一声。这个人姓徐，江苏的一个小资本家，犯人们一直戏称他徐大亨。徐大亨给饿成了一双鹰眼，两束目光只往面前一个点上集聚。他的肠梗阻已经做了手术，狱医从他肠子里掏出一两斤没有消化的生青稞。那是他的鹰眼为他找到的。先找到一只短尾田鼠，跟着它又找到了鼠窝，完全像只鹰。他就地打了田鼠的土豪，开了田鼠的粮仓，一把把的生青稞就地塞进嘴里。他怕把青稞拿回大墙内来烘炒别人会打他的土豪。

　　 他哼了一声，老几碰了碰他的肩头，表示自己醒着，有事请吩咐。

　　 徐大亨突然说起话来。他说犯人里他最想结识的就是你老陆啊，都说你老陆的学问好啊。老陆结巴出一些客套话，意思是不敢当，哪里，很荣幸跟徐大亨并肩做病友。实际上老几希望徐大亨立刻闭嘴。犯人里有的是耳目，万一他俩的夜话被无中生有听出话外音来，不值。犯人里也有一帮一伙的，但老几不入任何伙。在美国、在上海他都不入伙，宁可吃不入伙的亏，兜着不入伙的后果，现在入这些乌合之众的伙吗？因此老几在一份亲密凑上来时，总是客套地推辞。不识抬举就不识抬举吧，老几还剩下什么？就心里最后那点自由了。

　　 徐大亨感觉到了老几的客套很严实，怎样也别想打破了钻空子，建立一点额外的体己的交情。他一厢情愿地说起自己来：差点断气的那一瞬，心里如何过了一遍他的一生。都说人在阴界阳界门槛上会把自己一辈子的事过一遍的，看来是真的。跟放电影似的。有的地方特别清楚，比如警车拉着他走的时候，母亲蹬着小脚，远远地在田埂上跟着，一阵子跟警车跑得平齐。还有半夜的那间审讯室，在地下，审讯员查对了名字、性别、罪状，告诉他马上要被执行死刑……

　　 “你知道我多走运？要不就被枪毙了，幸亏碰到个心细眼尖的审讯员。”徐大亨这个段子狱友们都熟透了，他此刻又当新故事讲。

　　 “都把我往刑场押送了，那个审讯员发现了表格上的照片跟我不太像，再看看，填的籍贯是东北，我呢，一口无锡话。你要承认，有的人就比其他人灵，联想能力比较好一点。这个审讯员就比较灵，联想到监狱里可能关了一个同名同姓的犯人，东北籍贯，那天夜里该枪毙他。果然就把东北的姓徐的找出来，站到我的位置上，毙了。我把自己一生过一遍的时候，这个审判员的样子清楚得要命！”徐大亨今夜听上去惜福知足，心情大悦。

　　 老几随他去独白。他不插嘴，耳目们总没话柄可抓。

　　 “老陆，千万别想死啊。刘胡子自杀死了，怎么样？跟折断一根树枝似的，谁都没觉得缺了他。千万别想死。”

　　 老几想跟他说，一般是这样：越不容易活越想活。不过他还是让徐大亨独白下去。谁有义务在这里普及通俗哲理呢？重病的犯人们相互吞吐各自的气息，每一声鼾打出来，就增添一份臭味在空间里。奇臭的稠厚空气给鼾声震动着，老几觉得奇怪，无论多么病入膏肓，鼾声都还那么硬朗。还是那句话：越接近死的越不想死。

　　 “老陆，我是想过几次的。”徐大亨是指“死”。“有时候真不好熬。就要熬不过去了，一气之下就想自杀了拉倒了。不过又一想，再熬熬看，反正总可以晚一点杀自己的。有自杀垫底，什么都好熬了。不信你试试看，跟你自己说，反正总可以迟一点杀自己的嘛，一下子就海阔天宽了！”

　　 徐大亨的手臂在被子里动了一下。那是一个没有空间做出来的抒情动作。接下去徐大亨继续讲他在肠梗阻病危时脑子里过的那些图景：图景里有自家堂屋，门口蹿进几个警察，拿出判决书就朗读；老婆抱着孩子走进来，说搞错了，一定搞错了，判决书应该在法庭上念，怎么念到堂屋里来了？那不是事先就把判决书写好，临时填写姓名的？那不是搞错是什么？……还有哪些图景呢？哦，对了，还有就是十几岁的他背着包袱出门学生意，阿嫂围腰里插着鞋底,手上抓把剪刀追到镇口，边追边喊：你那头发会给城里人叫做土包子的，站住给阿嫂修一修!

　　 “你说怪不怪？在脑子里过电影顺序是倒的！最后才过到你小时候。不信你有机会试试！”

　　 老几点点头，表示好的，一定试试。

　　 徐大亨的独白没有打搅任何人。一串一串的嘟嘟哝哝反而让老几眼皮重了。这时又听徐大亨说，现在他想穿了，要死，第一不做冤死鬼，第二不做饿死鬼。徐大亨的罪名是“窝藏台湾派遣特务”。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职员是派遣特务？一个好好的职员，能写会算，一流的推销员，他怎么知道特务每周利用推销到上海接头？……徐大亨告诉老几，假如一定要他在饿死鬼和冤死鬼里选一个的话，他宁当饿死鬼也不当冤死鬼。现在他誓死不当饿死鬼，为的就是不当冤死鬼。只要往下活，总有一天可以不当冤死鬼。

　　 “你明白吗？老陆？”

　　 老几困顿得没了任何反应。徐大亨蹭地一下起身，呼地一下，他的上半身已经罩在老几的上空。然后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放在老几鼻子下。过度的疲惫使老几的呼吸非常微弱，也缺乏热度，徐大亨慌乱了，把手指尖搭到老几的脖子上。学护士和狱医动作倒是对的，但位置找不准，于是冰凉的指尖从老几脖子一侧走到另一侧。老几只得动了动。他这才放心，慢慢收回手，又重重躺下去。

　　 下半夜时徐大亨哼的声音很响，引得不少人咂嘴抗议。老几觉得什么东西压在了自己胸口上，一摸，是徐大亨的脑袋。他把这脑袋推回枕头上，不久又被什么压醒了，又一摸，是屁股。徐大亨怎么在这人体夹缝里旋转自由呢？他把自己拧成一根回形针，哪来如此的柔韧度？老几没顾得多想；他实在太累了，太困了。天亮的时候，老几感觉他的脚很重，徐大亨完成了几个三百六十度的旋转，又开始了下一轮旋转，头和上半身都压在老几脚上。老几动了动脚，一点也动弹不得。他把脚一点点往外抽，身体一点点往上撑，这才看见徐大亨的上半身从被窝里出去了，两条胳膊伸在炕沿外，悬在空中。

　　 老几推了推徐大亨搁在他肋下的脚，推不动。他向那脚丫伸出手，摸到的却是坚硬冰凉的尸首末端。

　　 一连几天，老几都在想，自己还让徐大亨操了心着了急呢；夜里他唤不应老几，急得又摸鼻息又搭脉搏。他是把他作为一个亲近的人来操心着急的。老几是徐大亨不长的一生中最后一个想亲近的人。他也是徐大亨不多的看得起的狱友中的一个。徐大亨可能冥冥中预感到什么，想跟他交换一份情谊再走，哪怕浅浅的淡淡的。

　　 徐大亨的死因还是在肠子上。当时手术动得太急，手术技术又太初级，打开缝上，该取出什么取出了什么，却在几天之后开始肠粘连。原来这里的每个生命都脆弱成了那样，自己打定活下去的主意都不行，都说走就走。最后的几个小时徐大亨是疼痛的，他的疼痛麻烦了不少病友，都为此失了眠，只有老几没被他麻烦；老几那一夜的睡眠出奇地沉。老几经历过很多人的死亡，但让一个生命活活在他身上冷却，这是第一次经历。

　　 又过了几天，老几听说，两个跟他岁数差不多的老囚徒在监狱门诊部后面找到从徐大亨肠子里掏出来的那两斤青稞粒，化了雪水淘洗，又在火上烘烤熟，喷喷香地吃进去。从田鼠洞到徐大亨的肠子再到两个老囚徒的胃，这点青稞搞乱了人和畜、生和死、摄取和排泄的关系。

　　 又过一阵子，在老几的伤全好了的时候，他想起徐大亨死去的姿势，头搭在炕沿，两臂前伸，若把这身躯竖起来，那两条臂膀必定伸向天空，一个向上天讨要公道的姿势。徐大亨最后那么饶舌，口口声声不要做冤死鬼，他死的姿态，恰恰是个冤死鬼。

　　出逃

　　我祖父陆焉识是从1963年11月16日开始做逃犯的。他为这次逃亡做了两年的准备，所以应该说准备得相当充足。准备包括以下三项：第一，学了一口流利的藏语——学语言是我祖父的娱乐。第二，在监狱集市上拍卖了他储藏多年的英国呢大衣和两件毛衣，于是存下了四十六块九毛钱。第三，把两个纯金的袖扣和蓝宝石领带夹用一块一尺见方的黑布缝在棉袄里子上。最难的第三项，因为隐藏一根缝衣针和一团黑线在监狱里近乎不可能。很快我们就会发现，黑布以及针线将会派怎样致命的作用。准备就绪后，他天天伺候机会，但在实现了逃亡之后，他说不清是他发现了机会，还是机会发现了他。

　　 老几逃跑前的那个礼拜，他突然在临睡觉前发现自己的手指甲又长又脏，并且兽性十足，但他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剪指甲的东西。任何刀剪都不准带进监狱大墙。他违背了监规，走出自己的监号，一个个监号地串门。他是个从不串门的人，此刻为了指甲而串门搭讪，问谁有指甲钳或者剪刀可借。所有人都莫名其妙：谁还记得剪指甲这回事？留着指甲好处太多了，用它们刨挖地底下的蕨麻根、草坡上的兔鼠洞，现成的工具。再说整天干糙活的手，指甲不是磨下去，就是自动劈了或断了，那不就修理指甲了吗？他串到第六个监号时，岗楼上的解放军呵斥起来，叫他立刻回到自己号子去。他问解放军可有指甲钳或者剪子借他，解放军避开他的提问，更大声警告他，再不回号子他们就不客气了。那一夜他没睡着，感觉着指甲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第二天他跟大组长申请一把剪子或者指甲刀，大组长说他会把他的申请上报。在等待有关指甲钳报批的几天里，他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觉，感觉指甲嗖嗖地长，如同春竹拔节，那里面的污垢就是它们的肥沃土壤。他对自己说：但愿婉喻永远不知道他的指甲干过什么：刨过兔鼠洞，挖过蕨麻根，掐过肥大的虱子，抠过干燥的大便。

　　 因此在1963年初冬的这个下午，老几一切就绪，逃跑的激情和理性准备都成熟了。根据他自己肠胃的活动，他约摸这是下午四点半左右。他和十来个犯人从早上就被派遣到这一带来清除“钢铁垃圾”。每一批新犯人到达，都会指着大草漠上矗立的奇形怪状的庞大异物发问：“那些都是什么东西？”钢铁垃圾是1958年大炼钢铁留下的，是一个个倒塌的土高炉分娩出的怪胎。1958年的大荒草漠可不荒了，绿色让给了红色，红色的旗帜和标语，随着一车车的含铁量可怜的矿石从山外红进来。那是不计成本的革命和浪漫。到处有人在草地上挖，终于挖出了煤炭，但应该是一万年后才能叫煤炭的煤炭。不成熟的煤炭比牛粪难烧许多，比狼粪烟还大。犯人们挖出这样狼烟动地的煤炭，卸下由于运输费用而变得无比昂贵的铁矿石，填进土高炉。几个月后，高炉一座座停歇了，大草漠上出现了一个个冶炼成果，那似是而非的形状大致像多年后人们认识的抽象雕塑。渐渐的，人们诚实起来，公开叫它们钢铁垃圾。又是渐渐的，高炉们被挖了墙脚，砖头被化整为零地运走，钢铁垃圾对谁也没用，谁也运不动，似是而非地堆在那里，成了巨型纪念品。堆着堆着，便也有了生命，它们像石头一样生出红色的苔来，一层层的，记着年轮似的。

　　 那些从高炉上拆下的砖头有的被砌入了糖厂的围墙，有的被垒成了副业队的宿舍。我祖父和两个狱友这天来到副业队和糖厂之间。老几在被逃亡诱惑的两年里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到一个地方，他马上情不自禁地看地形，丈量距离，哪里有个藏身处，从A点跑到B点需要多少步，往往在他一瞥目光中完成演算。此刻他半心半意地计算着糖厂和副业队宿舍之间的距离。我在这里说的“之间”，和一般的空间概念不同，站在我祖父陆焉识此刻的位置上，是看不见糖厂和副业队宿舍的,最多看见一个灰色影子（副业队宿舍）和一个红色影子（糖厂）。草地上响着零敲碎打的金属声：犯人们先用嘎斯把钢铁垃圾割小，再用榔头敲。他们的活儿是愚公移山，把准金属碎块搬到三辆马车上。

　　 老几对跟来警戒的解放军说，他的手套让钢铁垃圾磨破了，马车上他还搁了一副备用手套，请班长们允许他去取。一共来了两辆马车、十个犯人，两个解放军选择看守九个年轻力壮的刑事犯，挥挥手让斯文柔弱的老无期自己去取手套。解放军不愿意刑事犯们歇工。一般情况下，只要看守者一走，犯人就找地方坐下来；他们不干没人看的活儿。

　　 老几就是这时决定逃跑的。人有时需要这样心血来潮的最后催动。他走到马车旁边，花了五六分钟还没有弄开三匹马当中那匹青灰马。所有拉套的马都雄健魁梧，这是没错的，可老几认得出它们中间的长跑手。老几靠读书读来七十二行手艺，识马也是读书读来的。那还是他在美国学马球的时候读下的闲书。假如还是解不开青灰马的套，他可能就把这次机会放过去了。但是就在解放军突然发现老几去时已久、久得叵测的时刻，套被解开了。其实一个好机会到这时已经不好了，变成了一个坏机会。与其抓住一个坏机会，不如从一开始就认输。现在的老几却连把马拴回去的时间都没有，一个解放军正吆喝着往这边走。老几的斜前方是糖厂的红影子。红影子朦胧在一大片黑刺丛后面。这就是他的逃生之路了。天色将暗不暗，上苍和大地那可怖的宽阔把人和物都压得扁扁的。青灰马上的老几就是这样扁扁的一人一骑，在年轻的解放军的眼前远去。

　　 解放军愣了足足五秒钟，才认出青灰马，马背上的骑手是谁。他劈开嗓门就喊：“啊！……”

　　 老几骑着光荣退伍的青灰马一路逃去。他不是从饥荒里逃生去的。这年饥荒已经过去，饿死人的事从1962年就开始减少。连着两年，青稞收成都很好，领导们也放够了亩产卫星，不再把几十亩地的土豆埋在一亩地里，让犯人们表演土豆大丰收给国家和省里的上级们看了。因为饥荒，上交的粮食被上级减低，犯人的口粮定量每月增长了四斤。从田里偷回的青稞在大墙内烘炒，青稞粒在饭盒里噼噼啪啪放小鞭的声音，再也诱惑不出那么多没出息的涎水。那些没胆量偷田里青稞的犯人也不再去搜集鸟粪，淘洗出鸟们消化不良遗漏的穗粒。荒野上暴弃的各种枯骨，犯人们也失去了兴趣，不再捡回大墙内熬骨油了。三万犯人肿得明晃晃的大脸蛋都小下去，成了打皱的皮革。老几逃跑的这天早上，关于死人的故事都被说絮了。老犯人总是把击毙的伪营长的故事传给新犯人，传到这时候，故事老了，传不动了。

　　 伪营长在196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迈着训练有素的军人步伐走出监狱大门的样子，渐渐被犯人们淡忘。那是饥荒的顶峰，体力劳动已经停止，吃进去的那点食物仅够去维持就要停歇的新陈代谢。饥荒已经淘汰了许多生命，幸免于淘汰的犯人们眼里闪烁着兽光。比冬荒还要可怕的春荒来了。那就是春荒到来的下午，犯人们正读报学习，讨论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吃。一个西安犯人开始发言，是一篇有关羊肉泡馍正宗做法、吃法的精彩发言。接下去，发言踊跃起来，江苏犯人讲到无锡排骨，徽州犯人谈论臭桂鱼。大约是在一个四川犯人发言的时候伪营长离席的。四川犯人的发言最热烈，讲的是一种叫“三合泥”的甜食，核桃泥、芝麻泥……总结是“好吃惨了！”伪营长大概就在四川人用活色生香的四川语言请大家客的时候走的。谁也没注意到他。监督学习的是大组长，一个判五年徒刑的抢劫犯，他也没有注意到伪营长的反常，就像不愿错过一道道物质美食一样，他不愿错过一道道精神美食。伪营长的离去，大概只惊动了一个人，老几。这些年在犯人里混下来，对于老几来说，尊重不叫尊重，叫无恶感。无恶感就是老几在心里给予伪营长人品的得分。伪营长出去之后，老几就在心里默默给他计时。没了手表的老几自己就是一座钟，他可以根据肠胃运动准确地判断时间：肠胃的运动从缓到急，最激烈的时候简直是五脏相互咬噬，然后又会慢慢转缓，转为放弃，这个过程使他这座钟相当准确。他在伪营长离开一小时后开始不安，一小时十五分钟之后他知道坏了。再过一会，就听见大门岗楼的哨兵吼起来：“站住！不站住开枪了！……”哨兵的吼声使每个号子的草门帘都掀开了。一时间，每个门口都挤满犯人们浮肿的大脸蛋。看得清的告诉看不清的：伪营长此刻一身新，正雄赳赳地朝大门外的开阔地走去。大门在白天是敞开的，伪营长走出门二十多米哨兵才看见。听见哨兵的吼叫，伪营长来了个“向后转——走！”然后就开始大踏步后退，脸朝着哨兵，一面吼出指挥口令，让哨兵好好瞄准，节省子弹，争取两三枪结果他，别打得他满地打滚。哨兵得了命令开始射击，第一枪是官样文章的警告，照着头顶的阴霾打；第二枪才来消灭伪营长。那哨兵枪法不错，第三枪就把伪营长放倒了。大墙上四个角落岗楼的其他哨兵顺着墙头上的小道跑来，四支自动步枪打空了四个弹夹。那场枪击等于把抗日战争延长了十好几年：伪营长是最后一个被消灭的抵抗中的日伪分子。伪营长的尸体被打得花乎乎的，几十个弹孔在棉袄上炸出灰白的棉絮，肚子里的秘密也随着流出的肠子公开了：那是一些颗粒完整的青稞粒。遍地春荒，肚子里还有青稞粒的人按说是最有办法、身怀偷窃绝技的人。按说身怀绝技的伪营长应该挺得下去。

　　 随着饥荒的告终，犯人们也淡忘了那个“张现行”。一个江西的现行反革命。死人最多的时候，监狱院子只要一停放新鲜尸首，张现行必然会夜里出动。他脱下尸首的棉裤，用一片碗茬割下腿肉，再把棉裤给尸首穿回去。他的秘密屠户干了大半年，谁也没发现尸首们体重的变化，一夜间竟轻了两三斤。他的暴露是他的好意招致；一天他把偷偷煮过的肉舍出一块，当做野马肉给了一个严重浮肿的狱友。狱友知道野马早已大批西迁，就是偶尔遇到一两匹，也不是近乎饿殍的张现行能猎到的。于是张现行在“现行”罪状之外，又多了一项不好定义的新罪状。新老罪行让张现行被精神病院的救护车拉走了。

　　 随着甜菜汤上的油珠增多，大型的围猎减少了。猎物也都猎得差不多了。我祖父的回忆录记载了这种大型围猎场面，记得生动详尽，我从字面上都能看到被饥饿鞭策得勇敢残忍的人群。每年夏秋交接，围猎把几万犯人招出监狱，跟在上千的管教人员后面，和家属孩子一阵，拉起一道八九十公里长的半圆形围猎线。无论犯人还是非犯人，每人手里都拿着脸盆、饭盒、大茶缸，一面用树棍敲打，一面齐声吼喊。围猎线在青海湖边收口，被围出来的动物绝望地跳进青海湖，不甘淹死，又跳回来。那些被大迁移留下的病弱老幼的黄羊、野马在青海湖里扑腾，一两丈高的浪白花花的。它们呛饱了咸水，明白水里也是绝境，便返身朝人群冲来。黄羊挺着头上的角，野马扬起前蹄，要和发出“噢噢”吼声的人类背水一战。就在此刻，枪声响成一片，上千个管教干部击毙了不屈的走兽。但总有一小部分撕开缜密的猎网逃出去。那都是兽类里最优秀的分子，勇猛强悍矫健，它们可以跳得比人头还高，跑得比子弹还快，总是在踏伤或踏死一两个人类成员之后自由地远去。我祖父看着它们远去，就像看着自己远去一样充满悲壮的感动。围猎结束后，犯人总是等着那顿羊肠子汤。说准确点，是羊肠子气味汤。犯人强弱不一，弱者如老几，连闻气味也没份儿的。

　　 但那都过去了。连羊肠子气味也没份儿闻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因此，老几背向钢铁垃圾骑马逃去的时候，这些人和事正在被犯人们淡忘。老几不是在逃离饥荒。让老几做逃犯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祖母冯婉喻。婉喻的信一月一封，谈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她说得详尽极了，都是细节，当时两岁的我误把一颗话梅放进嘴里，酸出一张怎样的滑稽面孔，婉喻都用她娟秀的小楷一笔一画写给了丈夫。孩子们的成长他一点都没有错过。家里成员的生活也从来没落下过他。婉喻的信里，一半写现时，还有一半，是写过去。焉识、婉喻还有恩娘的过去，婉喻那里都有完整的备份。某件事，发生在哪里，怎样发生，焉识你还记得吗？看信的时候，陆焉识发现冯婉喻总是记住事情美好的那一半，或者说，同时发生于他们的事情，可以给看得美好，也可以给看得庸常。婉喻在她信里跟他重新过一遍那些日子，把它们过成了好日子。

　　 婉喻总是在信上这样问，焉识，记得……吗？他想告诉她，他记得的，只是记得的和她记得的大相出入。但他从来没有在回信里这样告诉她。他还想告诉她，他们俩的过去，或美好或庸常，都是他们自己的，私密的，都不该给××××信箱后面的眼睛去看。老几多次被赤身露体地搜身，但××××信箱后面的眼睛让他觉得自己和婉喻更加赤身露体。

　　 老几靠记忆把婉喻的信存档，按年月日编号，一封不漏地保留起来，然后就把实质的信纸烧毁。婉喻娇羞的字展露给××××信箱后面的眼睛是无奈的，但绝不能再让其他人看到眼睛里；那都是些什么眼睛——看过凶杀和暴行，看惯了血污和粪土，满映着同伴多日不洗的污垢面孔和漆黑的鼻孔。

　　 也许他的逃亡就为了这个目的：要当面告诉婉喻，他什么都记得，正因为记得，他现在知道那么多年他自己误了自己。也误了婉喻。他要婉玉原谅，他最好的年华没有给她。他一定要婉喻原谅他对她的心不在焉，在她身边的他仅仅是一份面带微笑的在场。

　　 老几刚刚跑出黑刺林子就听见后面的喊声。年轻解放军的倒仓嗓门叫完一声“啊！……”之后，想起他该叫的来了。于是他来了战士的威严：“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

　　 老几想，犯人来了十来个，解放军不可能放了那十来个追他一个人。解放军的枪举起了，快六十的老几觉得准星锁住了自己花白的脑勺。他的脑勺在大起来，大得胀热，一个很好的靶子。现在他感觉自己的后脑勺凝成了一个点，感觉准星隔着越来越宽的距离烧灼着花白卷发下的生命要害。就在稀疏的花白卷发和薄薄的颅骨下，他那存有多部手稿和婉喻百封家信的记忆，此刻正在被准星锁定，任何千分之一秒，子弹都会使那些精彩记忆崩出，热乎乎地流淌到正在枯干发白的草地上。但老几还是决定跟子弹赌一局。

　　 啪的一枪。老几身后的黑刺中弹了，一截树梢飞出去。又是连续两枪，老几觉得现在是自己的脊梁在解放军的准星里，因为胀热移到了那里。

　　 一个解放军也骑上了马，朝老几追杀过来。老几对于马的那点学问可帮了他大忙。青灰马是正确选择。青灰马还有个好胜的性子，只要屁股后面有追的，它就觉得称心。青灰马和追来的黑马距离越扯越大。

　　 此刻暮色一下子从草原四周的雪山卷来。

　　 另一个解放军赶着十来个犯人组成了步兵追捕队。犯人们跑在前，解放军端着步枪跑在最后。饥荒毕竟刚刚过去，犯人们的身体亏空一时补不上。老几听见某个犯人发出哭腔，抱怨跑不动了。解放军也出了哭腔，说跑不动就枪毙。老几听着自己六十岁的胸腔轰轰作响，气管成了风箱的活塞，从肺里却抽不出风来。头脑一明一暗，他知道自己随时会缺氧倒毙。他有什么选择吗？要是现在投降，解放军一气之下是可以毙掉他的。毙掉了老几，婉喻怎么办？婉喻就听不到他的懊悔了。他一定要告诉婉喻，一个浪子的回头就要这么大的代价。

　　 糖厂的红砖围墙出现在一个枯草坡后面。老几就要这样气喘吁吁跑回去告诉婉喻，这个花白卷发的浪子是爱她的。顺着围墙跑了一截子，他勒住缰绳，马放慢了速度。前半生的公子哥教养又帮了他一个大忙：他的下马非常漂亮精干。他在跳下马的同时给了马屁股恶狠狠的一巴掌，失去骑手的马继续向前跑去。

　　 糖厂的红砖围墙有一米半高，老几的脚蹬在砖棱上，手扣住了墙头。墙头上的玻璃碴子怒指苍天，排得十分密集，老几没什么选择，只能任它们割进手心。破烂手套下面是多日积留的污垢以及十多年磨出的老茧，多少挡住一点玻璃的锋利。老几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墙头。

　　 老几从一扇破窗钻进了厂房旁边的棚子，一进去就掉进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池子。池子里的发黑的液体起着泡泡，面上一层浓白的蒸气。老几的反应终于跟上来：发黑的液体是糖浆。幸亏天冷，糖浆一出炉热度就散发了，不然老几一定已经熟了。也幸亏他的棉袄棉裤厚实，浓稠的糖浆一时还浸不透。

　　 听觉越过轰隆的机器噪音，能听见枪声穿过糖厂，跟着跑去的青灰马远去。老几从糖浆池子里爬上来，浑身重得他一步也走不动。泡透糖浆的老几成了个铅灌的老几，迈着铅一样的步子，挪到一个角落。角落里堆放了许多破烂口袋，等着被缝补好了再去盛装原糖，老几就藏在口袋堆里。

　　 骑马的解放军还要花一点气力追上青灰马呢。即便追上，他也不一定会马上想到诡计多端的老几在糖厂就已经金蝉脱壳。

　　 大约十分钟之后，老几听见糖厂的犯人换班了，有人朝棚子里走来。他赶紧挪着铅一般的步子，挪到院子里。院子乱七八糟，废机械，破机床，大捆的干甜菜，任何阴影都庞大宽阔，足够把老几拥入黑色的怀抱。天完全黑下来。糖厂里日班已经换成了夜班。老几是蹲着躲藏的，等他站起来的时候，发现几乎不可能：他下蹲的姿态已经随着灌满棉袄棉裤的糖浆凝固，被铸成了一个蹲着的糖人。吃透了糖浆的厚棉絮坚硬如钢铁，要里面的肉体成什么形状它就得成什么形状；箍在里面的肉体根本别想拧过它。老几蹲着走了一步，发现脚和腿麻木得很透彻。他用力运动脚趾和腿的肌肉，知觉回来了一些。他蹲着慢慢向一侧走，仅仅几步，耗费的体力不亚于那场跟子弹的赛跑。但他不敢坐下，生怕一坐自己又成了一具坐姿的糖人，再也站不起来。月光很好，老几在月光里看到了一根棍子，他开始往那里挪动。他终于移动到了棍子跟前。由于棉袄袖子把他的胳膊塑成了抱膝的姿势，他很难伸展开来，痛快地用棍子敲打棉袄关节处凝固的糖浆。他改变了策略，开始用棍子敲打棉袄前襟的纽扣。一块块糖敲下来，老几把它们塞进嘴里。他呼哧带喘地咀嚼，一股股甜水流进他的胃，成了燃料。燃料把老几发动了，他一次次发力，终于把自己从糖衣棉袄里剥离。零下好几度的气温，多亏老几运动量巨大，也多亏有糖给他加油。大概十几分钟以后，老几把棉衣和棉裤关节部位的糖敲了下来。他摸了摸棉袄里子藏的东西。东西好好的，没有粘上糖浆。那是他最后的库存：四十六块九毛钱，一对纯金袖扣，一个蓝宝石领带夹。

　　 月亮上到山顶的时候，老几僵硬地上了路。不能走大路，大路此刻正热闹，解放军一个排一个连地到达，见什么都叫“站住！”老几连小路都躲开了。他就在荒草里开路，他的照相般的记忆这时可是好使，还有他的知识，这些都避免他迷途。他不急不慌地走着，二百公里行程，急不得的。

　　 第二天他花了大半天把棉袄棉裤上的糖揭下来，装进从糖厂偷的口袋里。然后他脱下棉袄，拆下缝在里子上的那块黑布和那团插着针的黑线。他把黑布缝在了棉袄脊背上。黑布不大不小，正好遮挡住“劳改”二字和下面的囚犯番号。泡过糖浆的棉袄针尖根本扎不进去，他的手被扎成一双血手才大致完成缝缀。

　　 这以后的逃亡日子大致是这样，老几夜里行军白天睡觉。大荒草漠上建监狱，并对犯人松弛看管都是鉴于一个信念：没有吃的，放你跑你也跑不出去。老几却破了例。他的破例是个偶然，是个奇迹。棉袄棉裤上揭下的糖片补足他的给养，草地随处可睡，白天太阳把大草漠晒得阳春一般。糖够他三生吃的，吃进去的糖在他胃里酿成了醋，稍微喘息得深一些，就把满腹陈酿的醋泵上来，顺着食道直喷上膛，本来有牙病的牙都要给酸倒了。几次一来，嗓子给腌烂了，每一口糖下去，或每一口醋上来，都留下一道火辣辣的刺痛。

　　 偶尔碰上顺路的游牧藏民，回归他们冬牧大本营，他就用随意的藏语和他们玩笑搭讪，再用一些糖片做礼，坐一段路的牦牛背，歇歇他走得血泡重重的脚。有一次碰到一家东乡族老乡，他用糖跟他们换了一只雪鸡，又学着他们的样连同雪鸡精美的羽毛一块在篝火上烧烤。那是他二十多天的逃亡里程中唯一一顿不甜的餐食。

　　 吃完雪鸡后，老几告别了东乡族老乡。老浪子心情不错，有个留学生时代的歌就在嗓子眼作痒，但他还是把它硬压回去了。老几算着，老浪子还有多少天可以出现在婉喻面前。老浪子要好好地抱住婉喻，让婉喻知道这回是把她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婉喻来抱的，而不仅仅是一具女体；他的身和心是特地为婉喻而动情的，仅仅因为她是婉喻而不是任何其他女人才动的情。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那些心猿意马的抱都不算，那都是尽职而已。甚至都不怎么尽职，时常敷衍，时常躲懒。

　　 他脚板上的血泡全部爆破、所有糖片儿就要给他吃完那天，他已经快要把偌大的荒草漠走到身后去了。这天傍晚，他碰到一条浅溪，马饮水那样伏在溪里灌了一肚子，又好好洗了个脸，把属于大草漠的面孔还留给大草漠。

　　 至多还有一个礼拜，他就会见到婉喻了。他要告诉她，老浪子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回来的。他是被你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回来的。他太愚钝，那些眼神的骚情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领略。他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

　　 老得爱不动了。

　　冯婉喻

　　我祖母冯婉喻的眼睛长长的，介于双眼皮和单眼皮之间。眼睛的变换取决于她的睡眠长短，心情好坏，如果你看见她眼皮双得厉害，问都不要问就知道她头天哭了。她这双眼睛非常静，可以半天不动，你知道她的心也一样是静的，没有在想如何对付婆婆，如何整治用人，如何跟丈夫多嗲出几个零花钱。只有安享清福的女人才会静成那样。

　　 那是我祖父受到报纸上的文章攻击之后。他在学校和各种会馆、俱乐部的日子冷清了许多。对此他也认了，只要做学问还有他的份，挣钱还有他的份，他宁可不去求助对手的对手，在他们的杂志上反攻。再说他习惯泡咖啡馆、图书馆，那里有的是陌生人的间接陪伴。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口袋里放着两张梅兰芳来沪演出的戏票。梅兰芳的戏票非常难求，他是偶然买到这两张戏票的。下午泡在奥地利咖啡馆里，一个投机各种票券的俄籍犹太瘪三把戏票贩到他的桌上。当然这是比正当票价高出许多的票子。假如凑上来的瘪三贩的是一块狐皮，或一个号称路易十六的水晶盘，或者一张吉尔吉斯的手织挂毯，贩到焉识的桌上，他多半也会买下来。有时候贩东西的瘪三前脚走，后脚就有人揭露焉识上了当，买了假货，或花了冤大头的价钱，焉识也只会跟着人一块笑自己的愚蠢。他不想跟人家说，买下假货第一是因为他陆焉识摆惯了阔，第二是他受不了瘪三们的烦。瘪三们为了把蹩脚货换成钱要那样造孽地讨好你，马屁拍到天上，焉识只有买下货色才能从自己眼前抹除一副可怜可嫌的嘴脸。

　　 揣着戏票回到家，婉喻迎到门厅来接下他的公文包，又给他脱下外衣。他想到外衣口袋里的戏票，便又转身回去取。这时听见恩娘在哪里说话。恩娘有几种说话腔调：女掌门人的，慈母的，还有就是此刻这种，一个病女人的。恩娘的病不少，心口，头，腰腿，两手心也有病痛。很多女人的病是她们的武器，恩娘最善于用这武器，一旦她自认为受了欺负需要反攻就拿出来使用。

　　 “用不着吃党参了……没用的……吃了也是浪费钞票。……焉识赚那点钞票容易吗？浪费到我身上我担当得起吗？…… ”恩娘显然听见了焉识进门，提高了嗓门。

　　 焉识蛮可以不回来，咖啡馆可以是他的客厅，图书馆可以是他的书房、卧室。他换上婉喻给他摆好的拖鞋，看了看樱桃木的楼梯。此刻它是黄山或泰山或峨嵋最难登的一段。请安怎么都要请的，他拖着两脚登着樱桃木的险峰。

　　 “恩娘。”他在门口唤道。

　　 恩娘看看他，又看看自己两只手。

　　 恩娘在三十二岁上得了这种抖动的病，一专注手就会抖，越想对准什么越对不准。但她又要坚持一半的独立自主，不愿别人替她划火柴点烟，而是让人替她掌住火柴盒由她自己拿着火柴，经过一再的瞄准完成打火动作。这天下午用人都被她差出去办事了，身边唯有她四岁的长孙女丹琼。她给了丹琼一个即时培训，便将一盒火柴塞在女孩手里。两人的合作终于成功，但突然在自己手上冒起的火苗把四岁的丹琼吓得大哭起来。女孩一直哭到婉喻从街口买了点心回来。那是婉喻对婆婆开天辟地的一次不客气。她吊长脸把丹琼一把抱进怀里大声说开了话。不是孩子做的事情就不要让孩子做，四岁孩子的手不可以用来当火柴盒钳子！婉喻这两句话让恩娘便病痛得起不了床了。

　　 焉识走到恩娘床边，坐下，从大个子降低成矬子，把床头柜上的党参红枣端起。这个样子在这间卧室里是老场面。焉识拿起细瓷调羹对恩娘说，党参还是吃了吧，都有错，党参没有错啊。

　　 “错都是我的呀。”恩娘说，眼泪成了不值钱的珠子，一把把地洒。“不然你们一家人家多好？偏偏多出我来！”

　　 焉识赶紧说，这个家没有恩娘哪里还是个家？多谁也不会多出恩娘您的。这是老场面里的老对白，每个人都要说的，不过谁说也没有用，最后还要焉识来说。

　　 “怎么不多我呢？一块料本来够一个人做件旗袍了，多出一个人只好做两件马甲。”

　　 这也是老词，每次在这个老场面里都要拿出来说的。指的是焉识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从箱子里拿出几块衣料。错出在他不会给女人买衣料，每一块的尺寸都尴尬，做两件不够，做一件又宽裕。他把两块颜色亮的给了婉喻，剩下暗颜色的给了恩娘。恩娘当时便格格直笑，说焉识怕自己有个年轻恩娘难为情呢。婉喻立刻把自己的鲜艳料子让出来，两块料子裁了四件马甲。但已经太晚了，这事在恩娘心里落下了病，一怄气它就发。

　　 焉识这时笑着跟恩娘打棚。马甲多好啊？恩娘穿什么行什么（此地行念hang,流行的意思），这两年上海女人才行马甲，落后恩娘你好几年！

　　 恩娘事事跟婉喻比，事事要占婉喻的上风，三个人乘汽车出门，婉喻只能坐在司机旁边，后面的座位是焉识陪恩娘坐的。现在他油腔滑调，跟年轻的继母胡扯，不但让她占婉喻的上风，还让她占全上海女人的上风。恩娘撅起嘴，嗔他一眼。焉识知道他此刻的身份是多重的，是继子、侄女婿，最重要的，是这个孤寡女人唯一的男性伴侣。他不在乎恩娘那一眼多么媚，多么抹杀辈分甚至体统。恩娘暗中想在他身上索取什么就索取什么吧，恩娘是被牺牲到陆家的，总有人要承担这份牺牲。

　　 焉识再次把党参红枣端起，一面说他要去责问婉喻，一面就要把调羹往恩娘嘴里送。眼泪把恩娘的脸弄成了出水芙蓉。这就是恩娘要的：不平等，不公道。她就该得到偏心偏爱。一个不幸的中年寡妇，连自己亲生的儿女都没一个，你要她跟别人——比如跟婉喻讲平等公道，那才正是不平等不公道。

　　 焉识下了楼，在厨房找到婉喻，对她说，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婉喻也受惯了不平等不公道。一到这种时候，她对自己受气包的角色无条件接受，准备丈夫一叫就上楼去赔不是。

　　 “喏，这是两张票子。梅兰芳唱的戏。你收起来。”焉识把两张票塞进婉玉有点潮湿的手里。

　　 “恩娘去吗？”

　　 焉识叫她不要告诉恩娘，他已经受够了一块衣料两件马甲的累。

　　 此刻他们在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走廊，没有开灯，光亮借的是客厅和厨房的。婉喻刚要说什么——也许想说“听说票子老难买的”之类的话，焉识制止了她。楼梯上的脚步是绣花拖鞋套在解放脚上趿拉出来的，恩娘的病痊愈了一大半，此刻下楼来指导晚餐烹饪了。

　　 焉识做了个动作，同时使了个眼色。很微妙的动作和眼色，但都不是陆焉识的，是他从别人那里搬来的。从那类瞒着长辈跟女人生出情事的男人那里搬过来的。婉喻先是错愕，然后便看了丈夫一眼。

　　 那就是我祖父陆焉识后来总是品味的眼神。那就是他发现妻子其实很美很艳的时候，起码她有美得耀眼的瞬间。

　　 恩娘到达楼梯下的时候，焉识和婉喻已经分头走开了。焉识走到客厅，拿起一张两天前的报纸，人藏在一大版赌赛狗赌赛马的广告后面。婉喻很谨慎，没有进到客厅来。晚餐时婉喻隔着一桌菜又看了焉识几眼。陆焉识心都跳快了。他刚才的行为还像一种男人，那种不得已在妻和妾之间周旋的男人。但婉喻是知足的。女人似乎都更愿意做暗中的那位。

　　 看戏那天晚上，焉识直接从学校去了戏院。天下小雨，他老远看见婉喻两手抱着伞柄，伞柄给她抱成了柱子。他没有问她找了什么借口向恩娘告假的。事情进行到这个段落，他已经满腹牢骚，又无从发泄，当婉喻迈着微微内八字的解放脚，溅起雨地的水花向他跑来时，他答对的便是一张牢骚脸。似乎三个当事人都有些不三不四。坐在座位上看戏的时候，他心里的牢骚往上涨，连胳膊肘都不愿碰到婉喻。当初你姑母让你婉喻嫁过来你就嫁过来吗？她让你做一把锁住我的锁你就做吗？现在看看吧，锁得最紧的是你自己。婉喻却是满足的，静静地做一个好观众，能在梅兰芳的戏台下做观众很幸运，而且坐在自己博士丈夫身边做梅兰芳的观众，她静静地享着自己的福分。

　　 一直到两天后，焉识才知道婉喻为了跟他看那场戏扯了什么样的弥天大谎。她跟恩娘说自己的母亲病了，从吴淞老家送到上海的医院来看病，所以她要去医院看母亲。她钻的是恩娘和自己母亲姑嫂不来往的空子。司机告诉恩娘，前天晚上送少奶奶去的不是医院，是戏院。从戏院接回来的不止少奶奶一人，还有焉识少爷。婉喻和焉识撒谎的资历毕竟太浅，而且对最该听谎言的一个下人说了实话。司机总是漫不经意地告诉你你不在场时发生的事。他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把小夫妻俩雨夜看梅兰芳唱戏的事告诉了恩娘。因此焉识这天在课堂上就接到门房通知，要他尽快给家里回电话。

　　 接电话的是婉喻。焉识马上知道出事了。婉喻从来不接电话，电话在恩娘的牌九桌旁边。

　　 “恩娘走了。”婉喻说。她倒还是静静的，背景里一片哭叫，四岁的女儿和一岁半的儿子被恩娘的走吓哭了。

　　 焉识问婉喻，恩娘走到哪里去了？大概是恩娘三舅妈家，恩娘在上海就一个亲戚常走动。肯定是三舅妈家？三舅妈爱吃北京柿饼，恩娘走了，一包北京柿饼都不见了，总是去三舅妈家了吧？焉识嘴上狠，让她走，让她作，作死人了！婉喻不说话，知道他是嘴上狠，到了晚上狠劲就发光了。晚上九点多，婉喻把恩娘接回来。恩娘挺胸昂首走在前面，婉喻走在后面，童养媳的身姿，步子更加内八字。

　　 “不回来一趟不行啊。搬出去长期住，总要理几件行李带走吧。”恩娘自圆其说，一边往客厅里走。

　　 焉识和婉喻都老老实实在她身边跟着，听着。

　　 恩娘在沙发上坐下来，看着自己面前的地面说，还不晓得吗？早就多你了，你不识相，一定要赖在这里，害得人家正经夫妻不好做，半夜三更出去做野夫妻，宁可给雨淋。要不是你，人家会做这种不要面孔不要体统的事吗？这是读书人家，哪一辈做过这种不作兴的事体啊？这么大的房子，楼上楼下，你挤得人家没地方蹲，花那么多钱买票子到戏院里去亲近，还不晓得自己多余吗？

　　 焉识和婉喻都不说话。焉识从来不想赢恩娘，他输惯了。

　　 恩娘一面说一面落起泪来。不就是两张戏票吗？这么小的事她都不配听一句实话？她都不配焉识多花几块钱，一块带去看戏？

　　 焉识说票子如何难买，等再买到票就请恩娘去。下回一定买两个好座位，不像上回，跟婉喻坐到门边，两人把脖子也看歪了！

　　 于是焉识陪着他年轻的继母，把一模一样的几折戏又看了一遍。

　　 那几天焉识跟婉喻的房事多起来。他们在暗中紧紧团结，孤立恩娘，反抗恩娘。恩娘什么都要跟婉喻争，总有你争不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做衣料，你一半她一半，总有你没份的东西！枕头边上，他跟婉喻说，下次出门跟他约会不要坐家里的汽车，到路口再叫差头。黑暗里婉喻嗯了一声。过了一会他又说，这不是怕恩娘，其实倒是为恩娘好，否则一个不懂事的外婆闹给小孩们看见有多难看。婉喻又嗯一声。再过一会，他前面说的又都不算了，他说他确实怕恩娘，她的可怜身世让他怕她。婉喻向他侧转身，柔软得如同一团面，他的手他的胳膊就是模子，把她一会捏成一个形状。他们像是在偷情。偷情是恩娘逼的，然而这一逼迫婉喻可捡了大便宜，不然焉识会给她那么多肌肤亲密？

　　 “我晓得，假使恩娘不是这样厉害，你会更加待我好的。”婉喻说。

　　 原来恩娘的存在对他焉识也有利！原来在这个怪诞的人际关系中他也捡了便宜！他一直在利用恩娘的逼迫——无意中利用——让妻子对他的冷淡敷衍有了另一番解释。他花五分气力做丈夫，在婉喻那里收到的功效却是十二分。什么都可以推在恩娘身上；都是因为恩娘挡在他们中间，使他不得不对她藏起温柔体贴甜蜜。不然陆焉识好得婉喻都想象不出，消受不了。

　　 婉喻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五号，恩娘早早买好寿面，亲手做了四冷六热一桌菜，又买了一块苏格兰格子呢做礼，让婉喻做件短大衣。她对婉喻可以千般宠万般爱，既做姑母又做婆婆，好几重慈祥集于她一身，做得周到详尽，不留一点空间让别人填补。更没有留空间给焉识填补。焉识其实是把妻子的生日忘得干干净净。那天晚上他在外滩的一家酒吧，写一篇文章写入魔了。他回到家时，全家都睡了。只有恩娘还等在客厅里。恩娘笑嘻嘻地说，要是他没有吃晚饭还有寿面，可以给他现煮。他这才明白恩娘笑什么。他不拿妻子的生日当回事，她在看笑话。母子独处的时候，恩娘宁愿相信焉识也不拿做丈夫当真。

　　 他在第二天去了沙利文买了一块奶油蛋糕，又去了一家首饰行，买了一对珍珠耳环。珍珠不知真假，但样式是适合婉喻的。其实适合不适合他也无所谓，主要是对自己的失礼做一点弥补。

　　 晚餐桌上，他把蛋糕切开，又把小盒子打开，让婉喻看看是否喜欢这副耳环。

　　 “哦哟，倒是有心的！阿妮头那条淡粉红旗袍就缺一对白珠珠配呢！”恩娘说。

　　 他听出恩娘的痛苦和寂寞。那是多少温爱也填不满的寂寞。寂寞和痛苦在恩娘这里从来都会变成别的东西，变成刁钻、刻薄，变成此刻这样的酸溜溜。

　　 婉喻的眼神打了一道闪电。焉识再次发现婉喻可以如此美艳，有着如此艳情的眼神。她在感激他所给予的，同时提醒他，他们要为此吃苦了。但她是情愿吃这份苦的，这份苦她是吃不够的。

　　 果然，接下去的日子，两人开始吃苦。婉喻出门给孩子买奶糕或者买绒线，回到家恩娘便会说，小夫妻喝杯咖啡，不要匆匆忙忙的嘛，家里又没有人让你们牵记。婉喻不争辩还好，一旦叫屈说没有啊，哪里会去喝咖啡呢！恩娘会笑笑，你急她不急，说喝也没关系啊，又不是跟陌生男人喝。婉喻假如来一句：真的没有喝呀！恩娘笑得会更大度：哦哟，还难为情啊？小夫妻亲热，恩娘只有高兴喽。婉喻若还有话回嘴，恩娘就会不高兴了，说怕什么呀？怕恩娘跟了你们去轧闹猛呀？我还没有那么贱吧？婉喻到这时简直要给恩娘磕头捣蒜了，而恩娘还会乘胜追击：你们两口子何必呢？这样把我当瘟神躲避！放心，将来我就是病得不好动了，也不会麻烦你们的，爬也要爬出去，寻个清净地方去死的！

　　 焉识偶然跟婉喻在客厅里碰上，恩娘就会故作惊慌地赶紧从牌九桌前站起，一面满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马上就走，一辈子顶怕自己不识相，还是不大识相！

　　 焉识在图书馆和咖啡馆里泡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完成了一篇篇学术文章和消闲随笔，但发现刊登文章也不再是乐事。就连最纯粹的学术文章刊登之后也会引起这一派那一派的争执，他总是不知道自己怎样就进了圈套，糊里糊涂已经在一场场文字骂架中陷得很深。上海天天发生文字战争，文人们各有各的报纸杂志做阵地，你不可以在他们中间走自己的路。但焉识还是尽量走自己的路。家里他是没有自由的。因此他整天混在外面。外面他还有什么？也就剩这点自由了。

　　 一天晚上他和婉喻谈起这种失去自由的恐惧。婉喻意外地看着他。其实话一出口他就在心里对自己哈哈大笑了。假如婉喻能够跟得上他这种思路，就不是婉喻了，他也不会觉得她楚楚可怜，跟她结婚。婉喻没说出来的话是：你不自由吗？！你还不自由吗？！他想，婉喻真是可怜，还不如他，他到底有过自由。她连他曾经那点自由都从没拥有过。

　　 第二天早晨，恩娘在饭厅里吃早饭，婉喻站在旁边，给两个孩子把油条剪成小块。焉识走了进去。他向恩娘道了早安，问了睡眠，关怀了胃口，然后话锋一转，说很快他要出门去参加一个会议，三四天时间，恩娘一个人要保重身体。婉喻的剪子大张着嘴，停在手上。恩娘问，婉喻也去？对的，与会者的夫人都去。婉喻跟那些夫人说不来的！恩娘，什么样的夫人都有，总有婉喻说得来的。

　　 焉识一口一口地喝着咖啡。恩娘依旧吃她的泡饭、酱菜，银筷子轻轻敲在碗边上，碟子沿上。焉识和婉喻都听着她敲。

　　 “正好，阿拉一家门都去！”恩娘的银筷子敲了一会儿木鱼，敲出点子来了。“两个小人和我，大家一道出去玩玩，难得的！焉识是洋派人，要度蜜月的对吧？跟阿妮头结婚辰光太紧，蜜月都没有度。现在大家陪你们度！”

　　 “学校没这笔钞票邀请啊……”

　　 “这点钞票恩娘还出不起？我请客。两个小鬼头的钱我来出好了。平常你们看恩娘精打细算，钞票捏得老紧，省出钞票就是在这种辰光用的呀！”

　　 似乎是他们的车子发动了，恩娘绝望地吊在车门上。

　　 “外婆带你们出去玩，跟爹爹姆妈一道去，要去吗？”恩娘对两个孩子说。

　　 恩娘在孩子们那里很得人心，孩子们马上说要去的。

　　 焉识想突然袭击，却发现自己反而被伏击了。他马上说，这个会议邀请夫人们参加，不是邀请她们去玩；课题是教育心理学，这个课题夫人们比教授丈夫们还要有学问！他一边说一边恶心，自己把三辈子的谎言额度都用了。恩娘很清楚他在撒谎，笑笑说，是吗？……也好的，你们小夫妻陪着我这个人，闷煞了，也该闲云野鹤一下了。

　　 “恩娘，我不去好了。”婉喻说。

　　 她对焉识一笑，表示他的心她都领了，为了带她出门，补一次蜜月，他不惜当着长辈、晚辈红口白牙地撒谎，毁自己的品行。他有这份心比真度一次蜜月都好。好百倍。

　　 焉识说婉喻不可以不去。同事的太太们都去，大家会想陆焉识是什么人？难道脑筋这么老法，只把太太留在厨房里？要么就是有个小脚太太，拿不出手。

　　 婉喻说：“恩娘一个人在家领两个小人，吃不消的。”

　　 恩娘说：“阿妮头，好啦，去吧。吃不消也要吃。恩娘就这点用场，领领小人，烧烧菜，不然就更加吃白饭了，对吧？”

　　 婉喻还要说什么，焉识瞪了她一眼。焉识在家里从来不跟谁瞪眼，跟谁他都不一般见识，也就犯不上瞪谁。再说他一般是人在家心不在家，女人间、主仆间的事他至少错过一半，所以什么也烦不着他。他的坏脾气只在自己心里发，给人看的都是随和潇洒。

　　 他是硬把婉喻带走的。或者说，婉喻那两天的自由是他硬给她的；那风景恬淡、有山有水的自由。他们没走多远，乘了一夜的船漂到无锡。到了太湖边他已经心绪惨淡。早晨下船时虽然没太阳，还有一点太阳的影子，到中午倒来了雨。两人闷在旅店里，碰哪里都碰到一手阴湿。原来没有比冬雨中的陌生旅店更郁闷的地方，没有比这间旅店的卧房更能剥夺婉喻自由的地方。对于他，冬雨加上旅店再加上婉喻，他简直是自投罗网。

　　 焉识的沉默在婉喻看来是她的错，于是没话找话和焉识说。焉识发现，可以跟婉喻谈的话几乎没有。解除了来自恩娘的压力，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婉喻说还是回去吧。他问为什么，来都来了，恩娘也得罪了。婉喻笑笑，说不是已经来过了吗？她实在不放心恩娘和孩子。他知道她其实是不知怎么对付他。他们隔壁就是一对年轻男女，借着雨天烫酒下棋，楼下他们也碰到一对上海夫妇，坐在饭厅赏雨品茶，好像就因为小旅店的陌生，茶也好了雨也好了，连粗点心也比上海好了。焉识和婉喻却做不了他们，似乎就心焦焦地等着雨停，停了就要赶路去哪个好地方，或者雨停了两个人可以相互放生。

　　 焉识同意当天晚上乘船回上海。这一来怪事发生了：两人都松了口气，都自在起来。雨也好了茶也好了，他们开始觉得要抓紧时间品评，抓紧时间度他们最后的几小时。甚至他们也发现了小屋的可人之处：墙上的画是真迹，手笔不俗；做橱柜的乡间木匠是有品位的，一定喜欢明代家具；床也是好木头好雕工，床头柜上还有旅店送的一瓶加饭酒。

　　 1936年12月底的那个下午，对陆家是个重要日子，因为我祖父和我祖母在这个旅店怀上了陆家的第二个博士丹珏，我的小姑。

　　 在三个孩子里，唯有丹珏是他父母激情的产物。在旅店的雕花木床上，我祖父浑身大汗，我祖母娇喘吁吁，最后两人颓塌到一堆，好久不动，不出声。日后我祖父对这次经历想都不敢想，因为他不想对它认账。他们回到家很多天，他都不看一眼婉喻，有一点不可思议，也有一点上当的感觉。可是又不知道上了什么当，是谁给了他当上。

　　 我祖父朝着大荒草漠外走去的时候，是想到了1936年那个绵绵冬雨的下午的。但他知道那个淌着激情大汗的人不是他，是一个醉汉。也就是说，让他男性大大张扬的不必是婉喻，可以是任何女人。就像在美国那些以小时计算的肉体撒欢，快乐之一就是完全没有后果。应该说他上了酒的当，婉喻上了他的当，把那个醉汉当成焉识了。

　　 1963年11月16日这天，他觉得自己是要回去弥补婉喻上的那一记当。不然就太晚了，他会老得弥补不动的。

　　逃犯

　　就在老几快要走出大荒草漠的时候，他看见了一小群野马。它们在枯得发白的草上走，草漫过蹄子，看起来像驾云。这是我祖父第一次看见人们传说的野马。是什么把它们留下了，没有跟着它们族群迁移？

　　 老几向它们走过去。它们当然不会让他表示亲善，但它们对人不像这里的其他牲畜，惹不起躲得起。也许它们看到的这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叫花子，领头的马带领马群想朝我祖父冲过来。不是那种猛冲，就是一点点地加速。我祖父这时看到它们的正面，是驴的正面。驴不如马高贵，但驴性子里的狡诈聪明马是不能比的，驴只要能欺负一下人就绝不放过欺负的机会。我祖父躲开了，把路让给了它们。

　　 现在在我祖父视野里的就是若干驴屁股，甩动着明白无误的驴尾巴。风里还有它们体温和体臭。我祖父走到野马刚刚走过的地方，看见被它们撕吃过的那片草。貌似枯白的草竟然充满浆汁。他拔起一根，把草乳充盈的梗子在手指间碾捏。浆汁真的像乳汁一样。这就是这群野马留下的原因。野马在远处全部向他转过驴脸，看看老叫花子要对它们的粮仓做什么。它们知道这地方人都饿得变了种，跟兔子、老鼠、旱獭争食。春天夏天，人就变成了羊和马，哪里有青草就吃到哪里，那些被他们叫做灰灰菜、野芹菜、野韭菜的草被吃秃了，土被吃得大片大片地裸露，土再被晒得干死。这里的生命知道，土也会死，只有人不知道。正是人吃死了草地，吃死了泥土，把草漠吃成了沙漠。

　　 太阳这时就要升起了，对面的山顶，一牙月亮还挂在那儿。我祖父在月亮和太阳之间要宿营了，明天他将会走完在草漠上的最后一段路。这时他看到了自己的手指，碾碎草梗的那两根手指，指尖上那道浆汁干了，变成了浅棕色，有一点黏性。再看得细一些，那干了的浆汁里似乎含有一丁点固体。野马的驴脸虎视眈眈，护着的是这个秘密？他又拔起一根草，放在齿尖上轻轻地咬，又用舌尖上去帮忙，找出了草浆里的淀粉。

　　 这是一片含有淀粉的草。也许含量少得可怜，但毕竟不是一般的草。草漠像海洋，里面的生命永远在变异，也永远有新的生命物种给你发现。

　　 他身上的糖壳儿已经被剥光，这些草出现得正是时候。

　　 野马们看着这个人类成员把一把把的草放进嘴里，像它们一样缓慢地挪动下颚，用槽牙磨断草梗。人类是可以不挑不拣，什么都吃的。一张张驴脸上都是领教。

　　 其实，我祖父陆焉识一生犯下的真正罪过，是把野马和黄羊们可怜的一点秘密口粮叛卖给了人类。不久他就会告诉人们，此地有一种含淀粉的草！于是人们在榨干了这里的其他生命之后，又来榨干这里的草。那时，陆焉识博士还觉得自己干了件功德无量的事。

　　 我祖父吃饱了草之后，太阳升得离山上的雪冠有一丈高了。肚子有了食，睡眠就很踏实。这是老天在入冬以后给草地的最后几个好脸子，好得不正常，黑色的大棉袄马上吸饱太阳能，把盖在下面睡觉的人热出了汗。睡到下午三四点钟，陆焉识打点一番，上了路。走了一阵，他听见了天边轰隆轰隆的声响；青藏公路上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跑着，他但愿哪一辆能停下，搭上他这老叫花子。

　　 1963年的中国人和三十年后很不同，那时的人单纯、轻信，同情心还没泯灭。尤其是那个时代的西北人。陆焉识在一个加油站走向一辆解放牌卡车。司机没有看出老叫花子的破绽，听信了他的谎言。大荒草漠上的风去掉了陆焉识无数层脸皮，他撒谎时反正也不知用的是谁的脸皮了。他说他是地质队的工程师，出来出差被抢劫了。尽管他换过多层脸皮，最深部的那层斯文和儒雅是换不掉的。司机看了他一小会儿，向解放牌车厢里扭扭下巴。陆焉识知道，这就是他的车票。他十分利落地爬进车厢。解放牌拉的是牧区收购站收购的羊毛，拉到西宁的毛纺厂去。搭车人马上就窝在一捆捆的羊毛之间。

　　 卡车开动起来。陆焉识来了信心。这是个辽阔的国度，哪里都有藏身之处，哪里都有听信谎言给你藏身的人。他把两只手捅进袖口，缩起脖子，舒适暖和，羊毛的膻臭也是暖和的。半个钟头之后，卡车停下来，因为前面一辆车翻倒，把路堵窄了。路焉识听见司机敲打车帮，便从羊毛捆子之间钻出来，顿时觉得心脏跳到他耳鼓里似的。

　　 “下来坐吧。”

　　 他赶紧微笑推辞。

　　 “上头多冷啊！”

　　 他用文绉绉的普通话应答起来：不冷啊，冷点空气更好啊。已经够麻烦师傅您了。

　　 “麻烦啥呢，下来坐，咱聊聊，要不我该瞌睡了。”

　　 原来是缺个解瞌睡的。他忙说他坐在驾驶室会晕车。

　　 “晕车再上去呗。前头那辆车，肯定就是司机瞌睡了。”司机下巴扬起，指指道路前面，所有的司机都不说“翻车”二字。

　　 他坐不坐驾驶舱关系到司机师傅的安全，这个忙老几不能不帮。他脑子飞快地运动，计算自己将在哪个点下车溜走。前面一定有稽查逃犯陆焉识的哨卡，坐到驾驶室里多方便他们盘查捉拿？几年前他跟几个犯人被带到西宁去过一次，给西宁监狱里的犯人讲演劳动改造的心得。路上所有的村落他都记下了，每个村落肯定都设了哨卡。

　　 驾驶室里有一股食品的气味。是菜包子，而且是不新鲜的韭菜包子。但老几觉得那简直是气味的盛宴，他闻出里面的油、盐、酱油、韭菜、粉条，一道道气味在咂了二十来天糖片儿又啃了一肚子驴草的陆焉识闻起来，简直太美味了。他听见司机跟他东拉西扯，却不能张口回答，因为嘴里的口水泛滥，他的嘴唇紧闭还关不住闸，还要从两个口角向外溢。他喝着自己的口水，咕咚咕咚，大口牛饮，每次回答司机一句话之前，都以自己的口水好好润了润嗓子。终于，司机发现他的搭话文不对题，转过头来看他。他就要给这菜包子气味折磨死了。

　　 “你饿不？”

　　 他仍然文绉绉。不饿，谢谢了，已经够麻烦师傅了。这句谎言说得不好，司机没有相信，拿出一个满是油污、摔得到处凹陷的铝饭盒。

　　 “吃吧。孩子妈做的。”

　　 饭盒里还有一个半包子。他很自觉，拿起那半个来。包子刚咬到嘴里，汹涌的口水就把它冲下了食管。他的口腔滑溜得留不住一口包子，只在他的病牙缝里留下了一点儿韭菜。

　　 “再吃一个吧。到西宁我就到家了，孩子妈说不定又给做下了。”司机说，“吃吧，这不是前两年，粮食那么紧。要是那两年，我也舍不下这点粮食给你了。”

　　 陆焉识不等他多劝，又把完整的那个包子吃下去。有个会做包子的孩子妈真好。天下会做这样包子的女人就是好女人。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自己吃得慢了些。他给饿了三年，人饿成了个大空桶，此刻包子一块块落下去，在空桶里形成回声，司机都听见了，因此他有些鄙夷地转过脸，看老叫花子一眼。

　　 “咋饿成这样？”

　　 他觉得司机脑子里正在推翻他编造的履历。这一刻老几警觉多疑，完全是一个真正的逃犯。他说从行李被抢劫之后，自己一直没有吃东西。他想，和这个老好人司机的缘分就这点了，必须马上下车。车开到两个村子之间，他刚提出要下车就后悔了：一个他这样打扮的人在公路上走谁都能看出疑点。再说他在这里下车去哪里？没村没店的，什么是他下车的理由？

　　 司机就像没听见他的下车请求，卡车的速度丝毫不减。也许是要直接把他开到派出所。老几一面叫喊，就这里下！一面把身体往后靠，脊梁使劲抵住座位靠背，似乎这样可以离派出所的警察们远一点，远半米也是远。被拖上刑车的梁葫芦身体不就像他此刻这样往后赖吗？脚和腿上了刑车身子还没上，哪怕晚半秒钟上去也好。

　　 “咋在这儿下车？”司机在他第二次提出要下车时问道。

　　 回答是他们的地质队有一个分队就在这附近。再说刚刚吃进去的韭菜跟他肠胃不对付，感觉到了泻肚子的十万火急。他指望这话能把司机吓住，谁也不愿留一个将要污染环境的人在斗室般的驾驶舱里。

　　 司机把卡车停在路边。车外侧的两个轮子到了路基下面，因此车身是倾斜的。一打开车门，陆焉识就被倾倒出去。

　　 “喂，你要是怕我告发，非要下车，那可用不着。”

　　 司机见老几吓傻了，笑了笑。

　　 “你们这样的老右派我可见多了。跑长途啥样人见不着？你一说你是地质队的工程师我就知道你没说实话。你这么大岁数——七十来岁了吧？啥工程师啊？在家重孙子都抱大几个了。这一带有哪几个公社，专门监督右派劳动，我都知道。”

　　 陆焉识不敢看司机的脸，看着他工作服夹克的领口，脖子上一根发黑的口罩带子。自己还不到六十，被看成了七十来岁。幸亏他的老相，让他看上去对社会对人民少了些威胁，也才让司机对他发了同情心。老几清楚右派是什么人，报纸上曾经登过这方面的文章。只要能在司机这里混过关，叫他做什么人都可以。他对司机谢了又谢，司机却已经很响地关上门。

　　 老几在尘土蔽日的青藏公路边上走。一辆辆的卡车擦着他的身体过去，他还是没有决定去哪里。他最怕的就是把心里的方向走乱。

　　通缉令

　　就在我祖父陆焉识沿着中国地图上著名的青藏公路蹒跚前进，几乎就要把他心里的方向走失的时候，我的祖母冯婉喻正从一辆电车上下来，往自己弄堂口走去。

　　 我祖母并不知道我祖父劳改的地方在青海，××××信箱就是陆焉识这个人的地址。一周前，中学的党委副书记找到她，把一张通缉令放在她面前的时候，她一下子没搞清通缉令上的陌生人跟她有什么关系。戴上老花镜后，她又辨认了一会，才认出一点焉识的影子。她的人开始瑟缩，手抖起来，就像我太祖母冯仪芳的帕金森后期。她对党委副书记的所有要求都眨眼皮、点头。

　　 我祖父在青藏公路的一个小村镇停下来。再往前就是西宁郊区了。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把心爱的婉喻害得多苦。一周前党委副书记和冯婉喻谈话的口气很不客气，一口一个“敌属”。副书记主管组织人事，监管保卫，告诉冯婉喻组织对她多仁慈，允许她坐到人民教师的光荣位置上来。不过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妄想搞欺瞒；组织放开手让许多人去表现，去露馅，以为组织傻吗？好欺负吗？组织的仁慈是有条件的。

　　 陆焉识到达西宁城关时，冯婉喻站在自家弄堂口，左右看看，没有熟人，便走近一张通缉令，掏出老花镜戴上。通缉令是专门要贴到冯婉喻住的这个弄堂来的，因为公安人员认为逃犯陆焉识来这里的可能性很大，一旦来了，弄堂里看熟了逃犯面孔的大人孩子保姆就会认出他。

　　 婉喻暗暗巴望人们弄错了，这个人不是她的焉识。路灯下看，通缉令上是一张可怕的脸，呆滞木讷，所有理想希望早早死去了的一双眼睛。但每次看这张照片，冯婉喻的心就死一次：照片上真的是焉识，那张脸就是1931年被她从远洋轮上迎下来的卓然不群的脸。

　　 这时冯婉喻又一次死心，从通缉令旁边慢慢走开，而陆焉识正走进西宁老城的一家小铺。上海的夜色远比西宁来得早，因此，当冯婉喻在自家门前摸黑开锁的时候，西宁还剩下最后一缕阳光。这是个修理首饰和钟表的小铺，店员是个回民，抬起戴着白色小帽的头，那只检查手表微小内脏的独眼镜直直地瞪着他，一面告诉他，这里不是饭铺，到别处要去。陆焉识不窘，站到了台前，往玻璃下面看。店员呵斥的是要饭的，又不是他。

　　 “这不是饭铺，来这儿干啥？！”店员摘下了深卡在眼眶里的独眼镜，从凳子上站起来，打算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了。

　　 一对纯金袖口落在玻璃上，光听声响就很纯。他对店员说，这个你们收吧？

　　 店员看看他，拿起一个袖扣，再看看他。陆焉识把目光放平，嘴角微微翘起，是个好人的样子了。

　　 “这你是哪儿来的？”店员问。他看出柜台外的老头是抢不动的，也不像有偷的功夫。

　　 陆焉识说不是哪儿来的，是他自己三十年前买的。他又说没办法，成了个老右派，只能变卖变卖，贴补家用。

　　 店员态度松弛了。管你什么人，有个名称的人都好办；右派也算是个名称。有了名称的人就有来路。人有了来路，东西也跟着有了来路，他不用做一笔来路不明的买卖。

　　 店员约了两个金袖扣的分量，然后说他是按国家的黄金收购价开的价钱,所以扯皮没用，明白吗？明白。在外头打听了国家收购价是多少了吧？没有。那就去打听打听。好的。

　　 两颗纯金袖扣换了四十元钱。比他心里估的价不低多少。这个店员话不好听，脸不好看，倒没有乘人之危的坏心。没吃亏在于现在的陆焉识就等于占便宜。他又从身上摸出蓝宝石领带夹，还想接着占便宜。

　　 “这是啥东西？”

　　 他告诉店员是啥东西，又把它的用法示范了两遍，很遗憾，没有领带，他不打领带有十多年了。曾经的马步芳常常有打领带的朋友。送他一辆美军吉普的美国将军一定打领带。店员认真地看他示范，看完后又来看他的脸，想看看那个用这类东西的公子哥究竟藏在这个糟老头哪里。或者那个公子哥怎样消失在了这个浑身没一根好纱的糟老头身上。最后店员摇摇头。他不收自己不懂的东西。陆焉识怎么说他都摇头。上面的蓝宝石成色有多好啊，锡兰的蓝宝石，这颗大的有七八分！陆焉识越推销越像是推销正在烂掉的蔬菜，店员很不高兴了。

　　 “真的假的我都不要！”

　　 陆焉识说它绝对是真的。

　　 “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

　　 陆焉识慢慢把领带夹从棉袄前襟上拿下来。蓝宝石在暗下去的小店堂里黯然无光。别说这个小店，也许整个西宁城都会说：不管真的假的都不要！他指望用领带夹换张火车票的。

　　 他往门口走，门口挂着麻袋片拼成的门帘，为了挡风。他在层层叠叠的麻袋片里找不到出口，那个店员用独眼镜瞪着他，看他终于被魔术箱似的门变了出去。

　　 陆焉识觉得当务之急是一套好行头，帮他混入人民的群落。一家家商店都在上门板打烊，他挤进两块就要合拢的门板。这是一家公私合营的百货商店。他挑了最便宜的一件人造棉的棉袄罩衫，马褂式样，好处是不要布票。街灯很暗，灯泡上蒙着西北的风沙。在打烊了的商店外面陆焉识就套上了新衣服，再走到马路上，他便是个樟脑丸气味刺鼻的人民成员了。

　　 在我祖父陆焉识走进渐渐热闹的西宁新城区时，我祖母冯婉喻被一声门响惊动了。现在门的响动是她最怕的声音，连最熟悉的开门声都让她心脏犯帕金森。这是她听了十多年的开门声了，钥匙上吊了根什么链条，钥匙尖怎样插进锁孔，插得怎样准确，又是怎样一拧，她的意识比这一套实际声响更早地完成了这个过程。但她的心脏还是抖得乱七八糟，比我太祖母冯仪芳端茶杯的手抖得还乱。进来的当然是我小姑冯丹珏。母女俩惊魂未定地对视一眼。冯丹珏样样出色，太出色了，可是就要陪着母亲做老小姐了。在她母亲的时代，她应该已经是个标准的老小姐。就是这些母女间的刹那对视，母亲已经在女儿脸上身上看到了一个老小姐的先兆。那样的高洁素雅是不近情理的。越是接近做老小姐的目标，她的高洁素雅越是纯粹。这就给一个个男友增加了难度，越往后越无法破除她那份高洁素雅。并且，似乎因为谁都怕由自己来破坏这份高洁而走开。

　　 当然母女俩都明白他们的实惠，走开的原因是冯丹珏那位判无期徒刑的父亲。

　　 当我祖父在西宁的西大街上发愁在哪里住宿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冯丹珏正在换拖鞋。她换得比平时要慢，磨洋工，因此可以把一个背影给自己的母亲。陆焉识是个偏心的父亲，从来不为自己的偏心遮掩，公开表示他的心头肉是小女儿丹珏。他隐隐地担忧丹珏长了一副自己的心肠，把心里不高兴的都能变成脸上高兴的，至少在脸上是无所谓的。现在她又是无所谓的样子了，问母亲晚饭好了吗？可以吃了吗？肚皮饿死了！母亲为了她居然在这个时候还会“饿死了”感到鼓舞。她摸到厨房，开了灯。女儿也在母亲身上看见一个孤老太了。

　　 作为厨房的区域就是楼梯和家门之间的一小块空间。原先的厨房给改造成了一间卧室，冯丹珏的卧室。我祖父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妻子和女儿现在的生活环境，看见了就知道这个家是没地方藏他的。冯婉喻的床放在客厅里，曾经恩娘玩牌九的八仙桌像是狗洞里坐着一只大熊。与此同时，连狗洞都没有的陆焉识在火车站周围晃荡一会，看见铺天盖地都是捉拿他的通缉令。城里是呆不住的。他已经累极了，但他的优越性是从海拔三千多米的地方下到西宁，感到肺活量巨大，迈步毫不费力。他决定往城外走。往东北走，先朝着兰州方向走，再南下，往婉喻的方向走。西宁城对于走惯了大荒草漠的人来说，太小了。后来很长时间，我祖父都是那样走路，好像路不够他走的，上海不够他走的。他不仅有了草原人的松散大步，也有了草原人张望的特定方式，那种摆放眼睛的特定方式，似乎一举目就要看出去好几十里。他走到西宁城东北边一个小村镇。漆黑的房子都是土垒的，一个小学校有三间房子，门没有锁，土坯桌椅反正没人会搬走。

　　 他躺下去的时候发出很响的一声“嗯！”躺下后开始想婉喻。这一会儿他才有心思把婉喻好好想一想。这是纯粹的黑，纯粹的静，都让他满意，这就是一个人什么都敢想的时候。他想婉喻多么傻，从来没有发现她的焉识有多么浪荡，从来不追问笔记本里一缕栗色头发的主人是谁。抗战期间，韩念痕那个女人在焉识身上留下了多少可疑处？婉喻从来没有追究。也许为了婉喻的懵懂无知，他急于见她，给她一个发落他的机会。我祖父热恋我祖母比我祖母热恋我祖父迟了许多年，此刻他躺在不知名的小学校教室里，回想二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婉喻的每一瞥眼神，发出痴汉、浪荡鬼的傻笑。婉喻很艳的眼神让他小腹抽动，着急上火。他早干吗去了？搁着那么艳的婉喻，不去好好地开发；他和她之间该有多少开发的余地？

　　 陆焉识就像一失足掉进睡眠那样，所有的思绪戛然而止。这种睡眠连梦都没有，犯人要不就不睡，一睡就死。我祖父就掉进了这种等于死的睡眠。就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把自己的亲人害成了什么样。

　　 冯婉喻和冯丹珏此刻对面而坐，之间隔着八仙桌。上海的初冬在她们的毛衣里，夹袄里，骨头里，在湿一团干一团的地面上。刚才冯婉喻吃饭吃到一半，就被叫到里弄的居委会去了。居委会主任要她老老实实，把逃犯陆焉识的消息及时汇报。居委会主任还给冯婉喻介绍了一个榜样，隔壁弄堂一个女人就检举了自己的堂哥，结果帮人民政府除掉了一个美蒋派遣特务。刚回到家里的弄堂口，传呼电话又叫冯婉喻接电话。电话是我父亲冯子烨打的，怒气冲冲，问母亲有没有“那个人”的消息。那个人一听就是，“那个老东西”，“那个害人精”。我父亲还把给了他一半生命的陆焉识叫做“人”，纯粹看他母亲冯婉喻的面子。

　　 现在冯婉喻又回到八仙桌旁边，端起碗，又放下。泡饭冰冷，肚子里更冷。冯丹珏坐在她对面。母亲感谢小女儿的无话，再有一句话她就会崩溃。而我祖父对于这些全然不知。他那种死一样的睡眠非常可怕，能把白天的屈辱劳累都抹杀干净。并且不再是个斯文人，凶猛地打鼾，假如凑近看的话会看见他鼻子里长长的毛被吹得东摇西摆，松懈的腮帮把嘴唇带得咧开，露出久病的牙齿。你要是看见我祖父年轻时的牙齿就好了！他现在就是一个监狱里住长了的人特有的睡相。

　　 陆焉识是在凌晨四点钟突然醒来的。这个钟点是他上路以后根据鸡鸣估摸的。他就是要自己这时醒来上路，在一个礼拜之内到达某个县城。他在打如意算盘：先给婉喻写封信，约婉喻出来和他会面，见面地点可以在上海和西北之间的某个小城市。然而他不知道婉喻一夜都没睡，白白地躺了八小时，白白地浪费了两粒安眠药。她在党委副书记跟她谈了话以后就悄悄干了一件事，把一份入党申请书烧掉了。副书记的话让她看到自己多么痴心妄想，多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如果没有焉识的事变，她还挑着一头热的剃头挑子挑得浑身劲头呢。焉识的事变才让她明白她是谁，是“敌属”。她忙得头头是道，得了许多学生家长的表扬，家长们不惜请客送礼要把孩子转到她的班级，她便以为自己多少跟别人一样了，挤进共和国了，原来“组织”从来没把她正眼看待过。她能混到今天，是因为组织有个阔大无边的胸怀。婉喻看着申请书上的娟秀小楷被烧得疼痛扭动，变形变色，由黑的变成了白的。她把字迹的骨灰倒进一个杯子，冲上水，当偏方喝了下去。带焦煳味的偏方该根治她的妄想症。

　　 这还不完全是冯婉喻失眠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小女儿冯丹珏的婚姻。冯婉喻把做老小姐看得比做不成党员更可怕。只需要几句话就能探出丹珏男友又出了状况。

　　 “丹珏，这两天见小吴了吗？”

　　 “没有。”

　　 “没见啊？”

　　 “太忙了。”

　　 过去那些男友也是突然就“忙”起来了。婉喻从来不问他俩到底是谁忙得约不了会。一问会怎么样？想听实话还是谎话？婉喻也从来不劝丹珏，主动一点嘛，家庭条件不好，人就要低姿态一点。也不说，好了，丹珏，眼光放低一点总是找得到的。那她婉喻自己呢？多少年前，见过陆焉识她眼光还低得了吗？她听见马路上第一班电车开过来，近了，又远了。电车开过的时候，短暂地在墙壁上留下白亮的方块。恩娘的照片一闪而过。恩娘给了婉喻许多艰难时光，但她把婉喻教成了一个巧女人，经营吃穿就像一种艺术，恩娘还教她忍、熬，让外面人永远没的笑话看。总之，恩娘把守寡所必备的本领无意间都教给了婉喻。恩娘要是长寿一点，现在她可以多一份忍和熬和她做伴。又一班电车过去，一方方亮光里，路边梧桐树枝摇晃到家里墙上来了。

　　长途电话

　　陆焉识在一个镇子碰到了大集。西北农民在准备冬至的食物了。他花了两分钱，买了一碗胡辣汤，摊主跑了十多分钟的路才把他的五块钱找开。集市什么都卖，老花眼镜和小姑娘的塑料彩色发绳放在一块卖。他花了两毛钱买了副浅度数老花镜，一边镜框比另一边高，但戴上能有效地使他走样，他就图这个。现在好了，他可以搭车了。他举着一毛钱站在路边，车很好搭。两三天里面，陆焉识把中国乡村所有的交通工具都乘坐了一遍，骡车、马车、驴车、牛车、拖拉机、三轮机动小卡车，甚至独轮车，纵穿了三千年车辆发明制造史。他当逃犯不过才一个月，已经是个相当成熟的逃犯，一天难得说一句真话，也学会看自己谎话的效果，并从各种人眼神里看出自己留给他们的印象。那些让他搭车的人看见的陆焉识大致是个支边的老教师、老医生。这样他就把最难走的山路混过去了。

　　 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县城，他决定住下来。城关有个长途汽车站，有一间满是人粪的候车室。到了天黑，他才明白他不是这里唯一的投宿客，他还有四个流浪汉室友。本来他想给婉喻写封信，又想到××××信箱后面的眼睛，便取消了这个打算。县城里有个邮局，挂着个大挂钟，掌握着全县城所有没钟表的人的时间，还有一部电话，是除了县政府的三部电话之外唯一的电话。长途电话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打，到了夜晚电话就搁在一个既通室内又通室外的小窗口。陆焉识绕着灰尘扑扑的电话机转了几圈。他算着口袋里的钱大概够他说几句话，线路不好的话，就得一个劲地“喂”，那么会“喂”掉他多少钱。

　　 晚上八点钟，县城唯一的街道上所有店家人家都关门熄灯了。邮电局的电话小窗口跟任何一家的窗口一样，一点光亮也没有。凑近了，却能听见里面有一架无线电在寻找波段。他敲敲窗子。夜班接线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自己觉得被邮局的绿制服打扮得很神气：一个人民邮递员。他问陆焉识敲窗有什么公干。陆焉识笑了笑，天黑，从小伙子的眼神里一时看不出自己是个什么人，够不够得上一个不太好的人民形象。小伙子告诉他，电话按分钟计算，假如他觉得划不来也可以发电报。他递出来一张电报稿纸。陆焉识把稿纸又恭敬地推回去，问小伙子，能不能请他先接通上海电话局。

　　 “上海电话局来了。”一分钟后小伙子说。

　　 上海的声音爬过几千公里的电话线再穿过话筒上陈年积累的灰尘从这一头钻出来。陆焉识把耳机贴到耳朵上，听见了带灰尘气味的上海普通话。

　　 上海女接线员不久就按照陆焉识提供的婉喻的地址查到了婉喻里弄的传呼电话号码。

　　 他用脑子抄录下那个电话号码，人就动不了了。什么可能都会有的。婉喻可能住得离传呼电话很远，跑来接电话的时间正好跑光了他的电话费预算。传呼电话可能已经是个陷阱，他一个电话打进去，婉喻那边一接，正好，一捉一双。还有什么可能呢？婉喻已经不在家了，被警车拉走了。他发现自己蹲在电话小窗的下面，像老农民一样蹲得稳稳当当。当犯人这么多年，干活间的休息、吃饭、发呆，没有凳子坐，都是坐自己的脚后跟。

　　 那个值班接线员在窗口里问他还打电话吗？

　　 他站起身，把传呼电话号码告诉小伙子。然后他又要了一支笔一小张纸，写下婉喻的名字和门牌号，让小伙子请上海方面的传呼人叫纸上这位女士来接电话。这样多少可以绕开点陷阱。小伙子拿着纸看了一会，把每个字都念了一遍，虚心地接受纠正。小伙子在这里闲惯了，有点事情精神非常好，普通话也拿出来了。接线员对着话筒说出“冯婉喻”三个字时，眼睛明亮地看了他一眼，为自己刚刚跟大上海通了话而骄傲。然后他告诉他的顾客，传呼人已经叫人去了。陆焉识让他立刻挂电话，小伙子一脸不解，迟疑地把电话挂上了。

　　 “这样电话费可以省一点。”陆焉识给小伙子解释，口舌又恢复成当年课堂上陆教授的口舌了。他伪装这么多，幸亏只是说话结巴，思考问题一点不结巴。“上海很大的，一个人跑去叫另一个人，要跑半天的，上楼下楼。人在路上跑，这里电话费还要算，没道理的，对吧？”我挥霍了半生的祖父这时候精得可怕，趁着小伙子的懵懂已经刮了邮局不少油水。

　　 婉喻终于来了。声音非常小，这就是婉喻。她问，请问是哪一位呀。当着接线员小伙子，也顾及到激动起来会耗费电话钱，他用冷静的上海话问她，还好吗？婉喻只吸错一口气，马上调整了一下，就冷静了，说谢谢你，蛮好的，你呢？就是两个晒太阳、逛菜场天天见的老邻居，也不会比他们口气更平常了。让谁听上去他们都是那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见面也会牵记的老相识，熟得彼此从来没发现对方怎么就长出了一条条皱纹，怎么就老成这样。他把预先背好的地址告诉婉喻，请她把信寄到那里。剩下的，要麻烦婉喻自己去分析了。婉喻似乎在往手掌上写，嘴里问着别的闲话。这一阵身体好吧？胃口好吧？安眠药不能吃得太多啊。她的自说自话一定把电话传呼人稳住了。婉喻作假作得不错，这都是为了他。她宁肯品行生出污点也要保护他。他说完了地址，突然控制不住自己了。

　　 “看到小囡囡了。”他指丹珏，“在科教片上。”

　　 婉喻说真的？那边也看得到片子呢！陆焉识想，他的电话费不够他告诉婉喻，为了看科教片上的小女儿他付出的代价，更不够叙述那一夜是怎样的一夜。电话钱只够他说丹珏很像婉喻。婉喻说丹珏长得远比她年轻的时候好看。他说能见一面就好了。婉喻顿时不做声了。他在这个当口挂了电话。

　　 他按住话筒想，婉喻一定听得懂他的话。他的话该这么听：只要能见你一面我就可以去死了。或者，我逃跑出来不为别的，就是为见你；从看了丹珏的科教片就打这个主意了。他付了钱，道了谢，又在小窗口下蹲下来。他听见接线员把电话收进窗子，又把窗子关上，接着弄他的无线电去了。陆焉识让自己动作，别老蹲在窗下，走走会好过些。还是不行，他忍不住了，把头埋在膝盖里，呜呜地哭起来。他哭的波长和接线员无线电的波长和在了一起，因而接线员没有听到他的哭声。

　　 最多九点钟，这个县城黑得成了个锅底。回到长途汽车站，几个流浪汉打了条野狗，正在一个脸盆里烧煮。他们吃完狗肉，在候车室里拉屎，拉出的屎又成了捕狗的诱饵，圆满的食物环链就在这个二十平方的世界形成。一屋子香气把人粪气味罩住，他也分到一块狗肉。饥荒过去了，野狗也长了一层肉。流浪汉们什么也不愁，总有野狗家狗供他们打。他也可以什么也不缺，偷田里的庄稼，打野狗野兔野田鼠，没有野的把家狗家兔诱出来打，流浪汉的生活技巧加上囚犯的隐忍达观，可以让他过过自由日子。假如婉喻不介意，他可以带着她流浪。婉喻这一辈子最缺的也是自由。

　　 他一到这个县城就用十块钱买通了一家草药铺的铺主，让他作为婉喻寄信的接受方。婉喻没有信来，来的竟是一张汇款单。与此同时，县城里贴开了通缉逃犯陆焉识的通缉令。这一个县城的人民都是好人民，不知道实施点伎俩就可以改变天生的模样，比如一副宽边眼镜、一把胡子这种被全世界间谍用烂的俗套伎俩。陆焉识自从逃亡开始就没有刮过脸，再戴上那副老花镜，因此这个县城的人不再把他错看成七十岁的老右派，而是个八十岁的老寿星。陆焉识来取汇款时，中药铺的铺主正把一张通缉令从门板上撕下来，递给自己正在路边大便的儿子。

　　 婉喻的汇款数目不小，一百元。他买了一套内衣，一套灰色混纺毛料中山装，一双厚实的黑棉鞋，两双棉袜子。县城大街中部有个公共澡堂，里面有着全县方圆几百里唯一的大澡池。池子上架着一块木板墙壁分男界女界，但下面的池水相通，一条毛巾抓不住，就可以漂过界去。池子的水面上漂着厚厚一层灰白衣子，跟大米粥上结的粥皮差不多。他在粥皮上打了个洞，才进入热水，等他三个小时从池子里起来，粥皮又增添了可观的厚度。池子边上坐了一圈泡完澡的男人，一个个都在专心地捉自己衣服上的虱子。热气一熏，虱子在棉衣缝里呆不住，也都晕了，一捉一把。不久陆焉识也坐进了捉虱子的群体。到了他穿戴完毕，走到男池和女池之间，在门厅发现一面镜子，尺寸够把他的大个子装进去。若不是他认识自己的大个子，他是不会认识镜子里的人的。县城住下的这些天，高原日照给他的面皮正在褪去，但又不好好褪，鼻尖褪成了浅色，两个颧骨各掉了几块大小不一的皮，周边卷起，用指甲顺着卷边撕，浅色渐渐扩大。泡了三小时的深色表皮其实都泡浮动了，一撕一片。他看着镜子，看着叫老几的人的面皮渐渐给撕去，露出一个光洁些的人面来。还是一个陌生的人面，难怪没人拿它跟通缉令上的人面对照。细看撕去皮的地方花斑斑的，是蟒蛇的皮色。他要带着这样的皮色去见婉喻。然后他开始系混纺呢子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发现领子一边高一边低，系上风纪扣就把前襟扯斜了。混纺面料上一道道折痕锋利，看上去不仅衣服在箱子里长久折叠，他整个人都像给折叠了压箱底压了多年。不过已经很像样了。婉喻的汇款有三分之一花在这身行头上。婉喻隔着几千公里打扮了他。

　　 他坐进一家据说是县里的老字号馆子，给自己要了一份炒豆腐，一个馒头，一个蛋花汤。婉喻隔着几千公里请他吃了一顿这么可口的饭。就在这家饭店桌子上，他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很难写的信，连他这个前语言博士也拿不出合适的词句来写，遣句措辞使他屁股下的三腿长一腿短的板凳跌足顿脚，比他还焦灼。写得饭馆掌柜都心疼灯油了。饭馆掌柜问他还要不要什么吃的喝的，不要就打烊了。他慌乱起来，要了二两烧酒。烧酒喝完，他的信写完了。然后他在信封上恭恭敬敬写上那个信箱的代号，把特意留下的一小块馒头在嘴里嚼烂，又用舌头把它拌成糨糊，封了信封口，贴上了预先买好的邮票。

　　 他把信投入邮局门口的邮箱时，活动了一下由于紧张而抽紧的肩胛骨。他是借了酒劲才完成这封信的。信里说他非常抱歉，不辞而别，请求领导宽恕他没有善始善终地做个好犯人。他说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是他有个新发现：在离开青藏公路大约十二三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种淀粉含量颇高的草。接下去他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假如可以用野生牧草提炼淀粉，饥荒给全中国全世界的毁灭就会小很多。

　　 走在漆黑的县城里，二两烧酒呼呼地烧在他头脑里。这可是婉喻隔了几千公里请他喝的酒。

　　 第二天有一班去兰州的长途车。他将在兰州城外一个小站登上去西安的火车，再由西安到上海。他在一个车马店后面的草垛里躺了一夜，从草缝里看着天上稀疏的星星。星星打着寒噤。此刻的老几没有去想，其实他这一刻的境遇是早就注定的，早在1936年10月就注定了。

　　上海1936

　　这天的陆焉识穿一件银灰色夹长衫，戴着黑色长围巾，就是他在那时代好几张照片里穿的一身。黑色礼帽和窄头的黑皮鞋都很时髦。他的打扮乍看平实，仔细看总能发现一两个细节是上海西人圈子里正在流行的东西，比如帽子和鞋子。所以在他不得人心之后，人们就把这些时髦细节联想起来，就想到他天性里的轻狂。他走的这条路是福州路。这是妓馆开张的时分，两个趿拉着木拖板的妓女急匆匆地准备上班了。日本飞机在一·二八事变中炸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上海的这一区少了三十多万本藏书，却添出一批木屐女子。东洋妇人的木屐步态被一些嫖客认为是迷人的，于是贱到“咸肉庄”（注：低级妓院）贵到“书院”（注：高级妓院），不少妓女们都流行起木屐小步来。福州路除了妓馆多，书店更多，大大小小有三百多家。所以穷或富的读书人和写书人像历朝历代的前辈一样跟妓女们亲密杂处。福州路上的人都是晃晃悠悠地在逛，逛书店常常只读不买，对于擦肩而过的妓女同样可以只看不买，逛逛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为什么陆焉识除了去泡徐家汇的咖啡馆，也常常来泡福州路的茶馆。这天焉识没有逛他爱逛的大中华旧书店和他常买西文图书和《时代周刊》的别发书店，而是走进一家家出售本地杂志的书店。在这些书店里，他找到一本刚出来的《现代》杂志，他化名写的一篇文章被刊在上面，而且刊登的地位非常醒目。其实只需进一家书店，就能证实他的文章已经面世，但他进了十四家书店，把证实重复了十四次。

　　 一个月前，他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晚上的酒会上，争论开始了。会议的特邀贵宾是凌博士。留学归国的博士很多，但全国人始终只称呼凌博士“博士”，把凌博士的博士头衔叫得像爵位。凌博士和焉识谈起他们在华盛顿的相见，谈起纽黑文的苹果林和枫叶，还谈到新英格兰的威廉姆小镇，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似乎家家都出产演出莎士比亚剧目的角儿。凌博士说焉识发表在《东方》杂志和《中国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他都读了，很喜欢。凌博士又说，在国事动乱的时候，还能有个潜心研究的陆焉识，不易不易。焉识很想告诉他，自己也跟着学生们乱过，一二·九参加了罢课罢教，但他不愿凌博士失望，愿意给凌博士一个快乐轻松的夜晚，便不断点头，把真话和白兰地一块咽了下去。凌博士说自己的研究院平庸得很，要是也有几个陆焉识就不一样了。紧接着他用英文问了焉识一句，何不就调去他的研究院呢？焉识嘻哈着用英文反问：为什么不呢？

　　 此刻他们周围的争执正在飞快升温，对立面也鲜明了，英文法文俄文都用上了。曾经向焉识借论文的大卫·韦争得领带和眼镜都歪了。

　　 争执的焦点渐渐落在凌博士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学潮的爱国与科学的救国》。文章是好文章，苦口婆心不乏谐趣，每几行出现一个典故，出现得又那么自然。

　　 焉识站在旁边，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看人家打台球他也是这副姿态。这么多年，大卫·韦那一派人一有时机就跟凌博士搞文墨大战。凌博士静静地微笑，听大卫说完，把酒杯放下，轻声请旁边一个侍应生去门外叫车，他还有一个晚会要奔赴，只能少陪了。他的态度是谦让的，但他的姿态暗示大卫是头牛，他的琴不对牛弹。大卫借酒佯狂，缠着凌博士不放，要他至少回答他刚才的提问。凌博士微笑着指了指焉识说，问问陆教授吧，他同意我的观点。凌博士再转向陆焉识说，拜托你替我回答他，我来不及了。然后一面跟近处的人握手，一面跟远处的挥手，王者似的向场外走去。

　　 1989年，我第一次读祖父的回忆录时，这里是我替他懊恼顿足的地方。陆焉识的错就出在这里，凌博士公开把他误划到自己的阵线里，他绝不应该对凌博士微笑默认。我想象陆焉识在福州路一家家书店阅读着自己对凌博士的反驳，整个人都是那种对自己文采的陶醉。这个反驳很快就要被看成是背后插刀了。他在十四家书店买了十四本杂志。这是我祖父的另一个毛病，进任何商店从不让店主失望。

　　 他对凌博士的反驳是温和的，用的是陆焉识风格的诙谐。他首先对凌博士的文章表示了审美上的赞同，然后说只可惜凌博士是非观念稍微差了一点，在美、苏、英都在跟日本人辩是非的时刻，也主张暂放下东北沦丧、华北吃紧的民族是非。凌博士认为侵略战争是放火，被侵略一方应该救火，而不应该用抵抗战争去火上浇油。焉识用同样的比喻给凌博士一点常识教育：救火的方式也可用放火，他从那边烧过来，你主动从这边烧过去，火挡火，倒可能烧出一片安全。

　　 陆焉识把自己的文章通篇读下来，觉得自己虽然是驳斥凌博士，但并没有文字圈子里盛行的谩骂攻击意味，并留了商榷余地。即便凌博士知道笔名后面的真名是陆焉识，也不会被他得罪。凌博士法文很好，应该知道法语多么适合用来争论，法国人没有不争论而缔结真正友谊的。“一切都可以怀疑，除了怀疑本身”，是法国人笛卡儿的信条。过了两天，大卫找到学校来了。似乎几年前他对焉识的匿名谩骂从来没发生过，大卫又是那个留学时代吃喝不分的大卫了。他一头撞进焉识的怀抱，紧紧搂住他。在国内生活了几年，焉识对洋礼节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就晓得阁下会站到我们阵营里来的！”大卫说。

　　 大卫已经猜出反驳凌博士的文章出自谁的手。焉识装糊涂，问大卫在说什么。现在他不是怕得罪凌博士，而是怕“阵营”，怕大卫为他的阵营来抓他陆焉识这个壮丁。

　　 大卫把他拉到学校附近一个茶水摊子，要了一壶新龙井。

　　 不等焉识开口，大卫便讲起自己对焉识那篇文章的倾倒。刚下过雨，茶摊上的遮阳棚兜了一兜雨水，大卫比手画脚，碰到棚子的杆子，雨水朝着他兜头浇下。他把眼镜摘下来胡乱擦擦，嘴却是不停的。大卫的意思是，假如天下只有一个人可以把焉识文章的每个字读透了、欣赏了，那个人只能是他大卫·韦。

　　 焉识想，假如自己的虚荣心是痒处，大卫的夸奖句句都没有挠偏。焉识知道虚荣心可悲，但他没办法。人人都有虚荣心，人人都没有办法。

　　 大卫的嘴皮几乎要被太多的话擦燃了，但要的龙井他一口都没有碰。他顾不上。大卫留下一杯已经变色的龙井走了，是焉识答应给他再写一篇文章他才走的。他不能推拒热烈的大卫，就像那天在酒会上不能推拒温雅的凌博士。

　　 在学校图书馆里，焉识乘着兴致把答应大卫的文章完成了。比上一篇还要流畅俏皮，暗藏了更多的打趣。文章读下来，凌博士似乎成了个在国、共，学生、政府，中、日之间拉架的好心丑角。

　　 第二天他把文章寄到大卫所谓阵营内部的那家周刊。接下去的几天，焉识莫名地讨厌自己：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一个是凌博士要他做的陆焉识，一个是大卫·韦要他做的陆焉识。他身不由己。一不留心，他失去了最后的自由。

　　 焉识火急火燎地给那个杂志的编辑打了个电话，请求撤回自己的文章。编辑说太晚了，已经发排了。他说，只要没有运送到书店，就不算太晚。他让家里的司机载着他到了杂志编辑部。瘦小的编辑似乎铺的盖的都是稿纸，他告诉焉识，这期目录的广告都登出去了，撤稿子也是白撤；假如焉识一定要撤稿子，周刊就要开天窗，一时到哪里去找这么长一篇稿子填上去呢？

　　 焉识站在无立锥之地的编辑室，几分钟里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个见不得别人为难的人。不然刚刚守寡的恩娘就被陆家打发回娘家去了。不然恩娘就不可能拿侄女变魔术，把侄女变成儿媳妇。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为了不让别人为难，常常做别人为难他的事，做别人要他做的人。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得到“随和大度”、“与世无争”的评语，甚至“大咧咧”、“心不在焉”的好意嗔怪，他是满足的。这满足似乎抵消了他因为扮出“随和大度”引起的内心紧张，这满足也似乎补偿了他那“与世无争”带来的真正失去。

　　 “对不起，稿子毛病太大，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焉识说。

　　 “清样出来你改好了！清样嘛，就是让人家改的！怎么改都行！”编辑说。

　　 编辑抽烟抽得头发都冒烟了。

　　 “大概要重新写过。”焉识说。

　　 “我看看蛮好的，大家看了都觉着蛮好的！”

　　 焉识已经看到了自己文章的清样，薄薄地搁在桌子角上。

　　 “对不起。还是请你们不要登。再请你通知一声韦先生。”

　　 “假如说我们照登呢？”

　　 “那我就只好请律师跟你们说话了。”

　　 他把眼睛转开，不去看编辑为难到极点的脸。就像他面前是望达，问他是否真的相信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焉识把清样从桌角拿起来，一边转身一边说对不起，再会、再会，对不起。编辑还不死心，要他稍微等五分钟，他要跟大卫·韦打个电话商量一下。大卫是个很能纠缠的人，焉识此刻已经站在了楼梯口，趁着编辑摇电话的时候身体重心一变，几乎栽倒一样地跑下了楼去。

　　 焉识在路上回想矮小的编辑越来越苦的脸。他奇异的记忆总是这样，在他回顾时把所有的细节都完善起来。编辑的护袖是黑色的，蹭在桌子上的一面磨得铮亮。那要一天磨十几小时才能把棉布磨出皮革的光泽。他的记忆把编辑脸色的菜黄还原得特别好，就是那张菜黄的脸在焉识冲下楼梯的刹那转了过来。辛勤和理想都落空了的菜黄脸。焉识出了编辑部就找了个叫做“卡佳”的白俄咖啡馆坐下来。他向胖胖的粉红色的卡佳要了几张纸，给大卫写了封信。信上他请大卫代他安慰那个编辑，并诚恳地为自己道歉。他在信里说，凌博士的劝学只是书呆子的天真可笑，但自己的文章一旦出来，凌博士很可能给看成大节丧失，而这不是他陆焉识的本意。

　　 焉识是用英文写这封信的，为了使他和大卫之间的沟通更加贴心和私密。过了几天，那个周刊出版了，他的稿子没有刊登，但他的信却被刊登出来。登出来的不是英文原稿，是中文译稿。许多词在英文上下文里是中性的，翻译之后就是贬义的，或褒义的，而且该充分解释的地方一笔带过，平实的叙述被弄得晦涩难懂。这封信变得焉识也不敢相认，出自一个既想打击一方、又想乞求另一方谅解的小人之手。信的署名就是赤手空拳、无遮无挡的“陆焉识”三个字。

　　 他马上追上一篇文章，更正翻译的不确切之处，并且质问杂志，是否知道不经本人同意刊登私人信件属于不道德。不久凌博士在《申报》上发了一篇小文，说对待翻译就要像陆焉识教授这样一丝不苟，但陆教授借用对两个英文词汇的追究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本来读者就要看到陆教授对凌某如何背后插刀、一贯出尔反尔、背叛成性了；陆教授却教鞭一指，领着大家不厌其烦地纠缠两个英文词汇。此刻焉识悟到凌博士从头到尾都在观察战局，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个假名字后面就是他陆焉识。并且，凌博士拿焉识在美国的“叛逃”一闪念作为恐吓，揭露他“背叛成性”。焉识又写了一篇文章，是答凌博士的，有辩解也有争执。但在他寄出文章前，读到了一篇帮他腔的小文，骂凌博士已经收了日本人的钱，在为汉奸教学铺路。这种不讲道理的文字带着明显的大卫风格。焉识明白，这篇文章是大卫给他送上来的增援。大卫还在争取他。焉识对着大卫的增援摇头笑笑，把自己驳凌博士的文章揉了揉，扔进了字纸篓。文字争执不知为什么最终总要以大混战告终，也不知为什么，双方的火药味都带有一种淡淡的无耻。

　　 有好几个月，焉识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到了这个时候，我祖父一点都没有预感到他给自己埋下了一个个定时炸弹。最致命的定时炸弹爆炸之后，我祖母冯婉喻求过一个个学界名人，有人点拨她，去找已经成为民主人士首领的凌博士。只有凌博士有能耐把陆焉识从法场救下来。我祖母在凌家门厅里等了一下午，等来凌博士一句话，写在毛边纸上的：“此事真相不明，不便插手。”

　　 陆焉识的阴沉一直从1936年的深秋延续到1937年的初夏。就是那个五月，冯婉喻卖掉了恩娘给她的祖母绿，给焉识买了一块白金欧米伽。

　　 一天傍晚他回到家，前院里放着两个大筛子，铺满半成品的豆腐乳。一块块豆腐长满灰色的茸毛，婉喻手里一双银筷子，小心翼翼的筷子尖夹起灰色蚕茧般的霉豆腐，放进一个粉彩缸里。她看见他，筷子停在膝盖上，朝门里喊了一声：恩娘，焉识回来了！然后她转身快步进了门厅，在门口朝他回一下头，看看他跟上她没有。在客厅里，她再次回头，是催他快跟上她。他觉得她两个内八字解放脚这天走得行云流水，便没有先上楼跟恩娘请安，而是跟着她进了卧室。婉喻已经等在床边了，手上拿了个窄长的盒子。这是她送他的。她说话的声音极轻，自从他们从太湖回来，他们就跟恩娘做起游戏来了：动作很小，嗓音很轻，一句家常话也讲成了偷情的密语。他常常恶心这种游戏，婉喻却觉得滋味鲜美得很。

　　 婉喻是漫不经意地说起来的。那天晚上她说，孩子们都不敢到你面前去了，因为他们看到爸爸那么不开心，害怕。婉喻说话的时候跟他隔着一层帐纱，台灯的灯罩是陆家上一代人置的，丝绸老了，把灯光都变成了古董。他在咖啡馆里把该备的课备完，该批改的功课批完，坐着家里的轿车回来的时候，满怀希望全家人都睡了。焉识当然矢口否认：哪里不开心呢？他在一刹那间又找回了那个大咧咧的扮相，打着哈哈。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吧？重阳节过了以后，对吧？婉喻这时候已经坐在竹席上了，穿了西式衬衫长裤，但一看还是缠过脚又改主意的旧式女人。不过隔着一层纱看，婉喻坐相很好，假如焉识爱她，应该认为她是美的了。

　　 他把手里沉甸甸的皮包放下来。这不是公文包，是一件行李。为了躲到各个咖啡馆、图书馆去办公，他每天必须提着行李出门进门。

　　 他这种苦闷不是女人家的苦闷，多跟她解释一个字都会让他发疯。他开始往恩娘和孩子身上扯，去扯女人家的苦闷。婉喻却说：我是不懂的；去年到现在，我也不晓得怎么让你开心点。她的意思是，女人家那点苦闷是家常便饭，他一苦闷，女人家的天就要塌下来了。他突然意识到，她买了那块欧米伽是为了逗他开心。可怜的女人！难怪他的苦闷会让她塌了天。他无话可说地在床对面的罗圈椅上坐下来，可怜天下的女人。

　　 婉喻撩起蚊帐，坐在两片帐纱之间。

　　 他说他真的蛮好，真的蛮开心。他的意思婉喻没有懂。他的意思是说，婉喻的体察让他心动。她站起来，走到他旁边，不梳发髻的婉喻是另一个女人。她说你当我看不出来啊？样样东西你都没兴趣。她是指那块表。他把表盒从枕边拿出来。就是敷衍不动，他也要敷衍敷衍。婉喻把表给他戴上，表盒里有三节拆下的表带，现在的长短是合适的。婉喻说：我大约摸想你手就这点粗。蛮准的！

　　 蛮准的，他点点头。女人多好敷衍。

　　 她看了他一眼。这一眼提醒了焉识：他不止一次看到婉喻眼睛里这种神采。藏在深闺里的女子把所有的能量都浓缩凝聚在这一瞥目光里了。长年累月被压制了多少，被禁锢了多少，现在就释放出来多少。远不止那些被压制被禁锢的，是变本加厉的释放。那一瞥目光里有个好大胆子的婉喻。他发现自己拉住了她的手。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膝盖给婉喻当椅子，就像他多年前对望达那样，这时他却把望达的座位让给了婉喻。

　　 他问她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这么贵的表。家里的钱婉喻是不沾手的。从嫁到陆家到现在，婉喻就是一副手不沾钱的清爽无虑的模样。回答很简单，就是把恩娘给她的祖母绿卖了呀。

　　 “你要闯祸了，恩娘会盘查的。”

　　 “盘查起来再讲。”

　　 一看就知道，盘查起来她完全不知道怎么讲。

　　 “怎么想得起来去卖首饰呢？”

　　 “首饰横竖没用场。”

　　 焉识差点说：手表也没用场啊。但他及时把话憋回去了。婉喻闯了大祸，冒着大大得罪恩娘的危险给他买了一样毫无用场的东西，是要逗他开心。只要他开心了，她的天就不再继续往下塌。恩娘的暴怒她或许可以顶得住，而她的天塌下来她是顶不住的。

　　 恩娘终于想到了点数自己和婉喻的首饰。那时一到晚上，虹口到江湾的马路上已经亮起许多日本酒屋的灯笼。焉识的大学正在往后方迁移。恩娘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主意，在走和不走之间摇摆。陆家的一代代用人都是甘心服侍一代代的陆家主子的，因此恩娘不担心用人们会不好好侍弄陆家的房子。她担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的她和婉喻不被仗打死，而要被内地的日子过死。她想着想着就会凭空地瞪起一双睫毛渐秃的眼睛，白净的手指拿着一块骨牌抖得如同鸡啄米。这样抖一阵，恩娘她便会改变前一天的决定，说不去了，哪里也不去了，死也死在上海。

　　 焉识如果说，一打起来就难说，十年八载一家人内地、上海地分着，也不是一桩事情。婉喻这时总是做应声虫的，说对的呀，一家人不可以分开来十年八载的，东北人从九一八到现在，还留在上海，跟他们家里人分开呢！婉喻应声虫做到此时，恩娘便会笑眯眯看她一眼。这样笑眯眯的一眼一眼，看多了便有话了。恩娘的话是：“这样好吧？我就不去内地了，在上海帮你们领小囡囡，内地有没有奶糕给小囡囡吃都没一定呢。两个大小孩呢，反正已经做得上你们的帮手了，你们就领在身边，到内地去吧。要不然你们到内地要带多少物事啊？我留在上海，带不动的物事就扔给我好了。”

　　 婉喻一开始是上了恩娘当的。她一听恩娘把自己放了，放给了焉识，以为真正可以过小两口的好日子了，便接恩娘的话说：“这也好的，到内地毕竟要吃苦头，老的小的吃不消。”

　　 恩娘或者独白：“是的呀，老也老了，走啊留的都一样，哪里都是个死。”或者自语：“几千里地，弄不好倒客死他乡了。这把岁数了，死了活了都一样，死得舒服点吧。”

　　 只要恩娘一提死，婉喻就知道自己已经落进了恩娘的陷阱。恩娘是试探她和焉识的。她马上说：“那我也不去了，我陪着恩娘留在上海。”

　　 恩娘一脸嗔怪，这怎么可以？怎么担当得起？恩娘拆散你们两口子算什么？我死了陆家祖先都不饶我的。

　　 婉喻就要拼了命地弥补，说：“我陪着恩娘，哪里也不去。”

　　 恩娘这就会指着婉喻对焉识说：“咦，又怎么了？我没有要拦住她吧？我又夹在你们小夫妻中间了？我是多识相的人，现在楼都不敢下了，省得你们小夫妻在自己家里还要那么不便当，眼色来眼色去，手捏捏，肩膀掐掐。我是能避开就避开的，不然你们三十几岁了，还要做偷糖吃的小鬼头，我面孔是要的呀！”她抖动的手指戳着自己的脸颊，又去指点婉喻和焉识，就像许多戏台上陈述悲情的老旦。

　　 讲到这一步，无地自容的婉喻必定走开了，走进马桶间。她动作是轻轻的，不敢带脾气，但两个孩子一会儿就会来报告，说姆妈一边上马桶一边哭。他们从钥匙孔里看到的。

　　 焉识眼看女人的战争又要开始。他总是被家里的战争扫荡到外面，再被外面的战争扫荡到家里。这种时候恩娘是逼着他仲裁，等他说两句戏剧性的话：一家人死活都不可以分开，死活都不能让恩娘一个人留下。学校的迁徙日期迫近了，焉识的一句句令自己作呕的戏腔的劝慰仍然定不下局面。恩娘已经提前地孤苦起来，目光凄凉，一天到晚无故长叹，进入了被弃入战火的孤老太婆的角色。她拖着解放脚为全家打理行装，一双手把本来摆放整齐的东西再抖乱。

　　 最后恩娘宣布她带着半岁的丹珏留下来。谁也不敢再多话，让她去扮演被弃的孤老太婆。焉识预感到还会有变故，按照恩娘好强、占上风的脾性，假如事情就结束在这里，她会非常非常的不甘。焉识的弟弟已经从欧洲写信回来，打算在第二个博士学位读完定居比利时，焉识是恩娘生命里唯一的最后的男性。对于这个唯一男性，恩娘公开的宠爱和私底下的宠爱都有。若是厨房烧青菜，她总要用人把青菜一层层地剥到大拇指大小的菜心，另外炒出来，在一个小碟子中心堆积成小小的一垛，公然摆放在焉识面前。而焉识总是要推让的，恩娘也总是等着他推让，推让的结果往往是恩娘分到一大半菜心，而两个大孩子分到一两个，焉识往往一个菜心也吃不上，但恩娘对他的宠爱他是吃到了。他偶然回到家里早一点，就会给恩娘喊到楼上，一块肉酥饼已经准备好了，嘴巴嘘的一声，饼就塞到了焉识嘴里，患帕金森症的手把饼渣抖了焉识一身。还有就是在焉识已经坐上轿车的时候，恩娘会追出门来，把几张钞票按在他手上，伴随一句悄悄话：“晓得侬手脚大惯了！”她拿他按月交出的薪水，背着人纵容他挥霍。恩娘给他的额外体贴和婉喻暗暗地平行，这就使他莫名其妙地跟老少两个女人都亲密起来。焉识知道，在恩娘那里他是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角色，一旦他要卸掉其他角色，只单一地做婉喻的丈夫，恩娘绝不会甘心。

　　 他这样想着，一面就在马桶间里擦澡。瓷砖和浴盆相接的缝隙里霉菌从深棕色往黑色演变。接近地面的地方，黑色浓郁，隐隐发绿，丝绒一样的质地。头顶上的天花板也有一圈圈的灰黑色，夹着黄绿，是从地面顺着墙角攀爬上去的。这里原来有个霉菌的大花园。婉喻的性子给恩娘越磨越绵韧，磨得受不了的时候，马桶间就是她的避难所。对于这个霉菌大花园，婉喻的眼睛一定逛得熟透了。这时他听见恩娘用很大的声音在叫：“阿妮头！”

　　 他马上用毛巾擦拭身体。他的预感是准确的。等他穿好衣服，走到客厅，婉喻正低着头坐在八仙桌旁边，恩娘坐在沙发上。恩娘看着焉识，又去看婉喻，意思是看看吧，有人要造反了。

　　 孩子们被用人带到院子里乘凉去了。焉识问出了什么事情。恩娘说，喏，叫她把首饰留下来一点，好东西不要带到内地去了，真到了要变卖首饰换饭吃的时候，派得上用场的只有金子。好东西带到内地，会有人识货吗？阿妮头就是要带，说箱子也理好了，拿不出来了。我晓得我现在讲话是没人听得进的，譬如讲出来就让台风刮了！

　　 焉识特别有冲动在八仙桌上捶两拳头。多少人正在死，大家很快都可能变成最耻辱的亡国之人，一两件珠宝的得失对于她们，仍然是大大的得失。就在焉识为了要不要捶八仙桌而浑身发冷时，婉喻开口了，说：“恩娘你不要光火，首饰我们都不带，都留下来。”

　　 恩娘说：“你这是啥意思？”她笑眯眯地转过头，看着继子，“焉识，你懂阿妮头的意思吗？我怎么不懂啊？是不是我要贪图她那点东西啊？她那点东西我没一样看得上眼，除了那块祖母绿，还是我给她的陪嫁。这么多年，我又是你娘家人，又是你婆家人，过年过节过生日，不是我在想到给你添穿的戴的，棉的单的？……”

　　 婉喻脱口便说：“祖母绿没了。”

　　 恩娘这下傻眼了。

　　 婉喻真的是造反了，一不做二不休地告诉恩娘，祖母绿让她拿到当铺当了，当的钱给焉识买了块欧米伽。

　　 恩娘看着婉喻，似乎原先她当兔子养的东西，养着养着突然发现这东西原形毕露，是头大象。恩娘的眼泪就在看婉喻的时候集聚起来，然后慢慢转过脸，看着虚无，膝盖上放了一把芭蕉扇。泪珠子又大又圆地滚落，出来了泪打芭蕉的声音。在这个岁数，流泪的恩娘仍然动人。

　　 热糨糊般的夏天糊在人身上，恩娘感到快要中暑了。焉识半架半抱地把她弄到楼上，回头往楼下叫喊，请婉喻到冰箱里拿一点冰镇西瓜。恩娘马上说，她只要西瓜不要婉喻；从此以后她不要在自己房间里看见婉喻。一个女人怎么可以那么贱啊？讨男人一点欢心就把阿婆姑母双重的心意都卖掉了。娘家婆家的女人，几代才存出点好东西啊？物事不当物事，三文不值两文，就这么败出去了，就这样要讨男人的好啊？

　　 在恩娘的难听话里，婉喻越来越不堪。似乎她不是从自己男人这里讨欢心，而是天性轻贱，是个男人她必定去讨欢心。

　　 焉识走下楼梯，准备自己伺候恩娘吃冰西瓜，发现婉喻端着玻璃的西瓜盏站在楼梯口，魂飞魄散。除了近期在报纸照片上看到的战场伤员和流离失所的百姓，婉喻是焉识看到的灾难最深重的一个人。他在她肩膀上按了按，把下巴在她的头顶压了压。恩娘永远也不会知道，婉喻之所以得到焉识的眷顾，都是因为她的怪虐。

　　 焉识再回到恩娘房间的时候，恩娘靠在床上。女人的卧室似乎在她每个年龄都会有不同的气味。这时恩娘的卧室气味，已经先于她本人老了。他把西瓜用餐刀在玻璃盏里切碎。恩娘的嘴巴塞不进大块的东西，否则她必须取下上下的假门齿。每个人见到的都是唇红齿白的恩娘，头发梳得光整，粉黛恰如其分，衣服鞋子精心搭配。而恩娘房间那衰老的气味里有股淡淡的洗牙药水味道。焉识坐在恩娘身边，满心想的都是不幸的婉喻。他说：“恩娘，其实呢，祖母绿是我卖掉的。我想买那块表。”

　　 他做出一个滑头面孔。恩娘眼泪干了，嘟起嘴巴看着继子。这件荒唐事更像是他焉识的所为。

　　 “这就奇怪了，为啥婉喻说是她卖的呢？”

　　 “婉喻生怕我吃生活。”

　　 恩娘的假牙斯文地咬进淡黄色的西瓜瓤，嘴唇一下子充满汁水。她没有全盘买账，鼻翼两侧的八字纹路深下去，延伸到两个嘴角，那是厉害女人酸溜溜的笑容。

　　 恩娘说：“是吗？婉喻待你这么好啊？打板子也要拉到自己身上打呀？”

　　 焉识说：“所以我不要她替我挨板子。我经打。”

　　 恩娘更加酸溜溜了，说：“你们两个人这么要好啊？一个要替另外一个顶罪过啊？”

　　 焉识只有脸皮一厚，随她去风凉。

　　 第二天焉识从学校里早早回来，因为接下去的一天他们就要跟着第二批教师和学生以及家属登上去内地的江轮了。恩娘一身出门的穿戴，阳伞放在膝盖上，说她等焉识回来已经等了很久。她要焉识陪她出一趟门。婉喻抱着丹珏在监督大女儿和儿子临帖，抬头看了焉识一眼。假如焉识此刻要给充军去，婉喻眼里也不过那么多担忧了。焉识说外面大乱，外国人在烧文件，烧垃圾，准备逃离上海，中国人在搬家典当，也在逃离上海，最好不出门。恩娘惨惨地看着他说：“恩娘一生还要你陪几趟呢？”

　　 焉识马上挽上她无力的细手臂就走。

　　 在轿车里恩娘说她为了祖母绿一夜没睡，所以今天准备了钞票去赎它回来。焉识说已经好几个月了，一定已经给当铺卖掉了！恩娘说卖了就算了，去看看总是无妨。她让焉识把去当铺的路途告诉司机。焉识把司机往静安寺路上指，一面在想恩娘玩心眼真是玩得太地道，昨天晚上他替婉喻垫背的一句话居然没有混过去。恩娘跟司机说，静安寺路上的几家当铺她都很熟。焉识知道恩娘在要他好看：给婉喻替罪，好啊，看你怎么拆穿自己。

　　 大街小巷都是行色匆匆的人。静安寺路上的几栋洋房都落了窗帘，草地上飘着纸张的灰烬，铁门上大锁加小锁。街上的人肯定没有一个会相信，车里坐的美丽老女人怀着什么无聊目的在穿行这个乱世。婉喻为焉识买来欧米伽的那些日子，凌博士和大卫·韦除了相互间开战也从来不放过陆焉识，彼此打糊涂了，就会突然间一齐朝陆焉识开火。陆焉识发表的有关比较语言的学术性文章都是他们的靶子。一些人的生命力是要通过进攻和回击来引爆，越打生命力越旺盛。应该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力是这样爆发的。也许人们特别享受这种生命力的大爆发，因此必须不断地发现敌人或树立敌人去进攻和回击。恩娘的进攻布置得多么严谨，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发动冲锋。焉识说他不记得哪一家当铺了，恩娘看到好戏了，对司机说那就算了，回家吧。

　　 那天的晚饭是街头饭铺里买来的肉粽，厨房里做了绿豆百合汤，在冰箱里放了一下午。恩娘对着绿豆百合汤说：“一颗祖母绿本身没啥，落到阴沟洞里我眼睛都不眨，何必要一趟撒谎两趟撒谎呢？！都是我做人做得不好呀，吓得人家真话不敢跟我讲！”

　　 焉识硬着头皮打了几个圆场。世界大战这一刻打起来多好。恩娘一口东西不吃，空着两只眼睛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一会，上楼去了。晚饭后焉识上楼去探望，恩娘给了他一个后脑勺和一个抽搐的肩膀。她的嗓音已经非常适合用于临终嘱托：明天婉喻和焉识带两个孩子上路，她就不送了，这一病倒，再爬起来就难了。焉识站起来去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她背朝焉识把手摆一摆，或许是要他去打，或许是要他走开。医生在一小时之后到达，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帕金森的手指头指着胸口。

　　 婉喻站在恩娘的房门口，一件无袖旗袍在炎热中看上去很单薄，让她两手抱住赤条条的胳膊。焉识走了出去，希望她看得出他不想说话。她看出来了，所以没有说话。焉识为她担待了，为她替罪了，为此她宁可日后吃尽恩娘的苦头，宁可无数次到马桶间去避难。焉识的举动是牺牲，哪一个古典爱情故事里没有这样为彼此牺牲的爱情烈士？婉喻所有的误会焉识无力解释，就让它们美好地误会下去。误会省了他许多事。

　　 医生提了药包出来，告诉他们恩娘基本没病。他们毫不意外。医生留下两样解暑安神的药就走了。恩娘这样闹无非是不愿意婉喻从此毫无障碍地就跟焉识相濡以沫起来。

　　 婉喻决定不走了，她要帮着恩娘达到拆散他们夫妻的目的。焉识没有反对，战争会结束一切卑琐和无聊。战争是几个大人物玩的大把戏，暂时会替代角角落落里的小把戏。

　　 婉喻把大女儿和儿子拉过来，口把口教好台词，让他们上楼去告诉恩娘，大家都不走了，都留在上海陪恩娘，走的就只有焉识。孩子们上楼去了，一会儿一人拿了一根红白相间的糖拐棍，高高兴兴地下来了。婉喻眼圈一红。

　　上海1963

　　二十六年后，我祖父在草垛里把记忆里的1937年那个夏夜看了一遍又一遍。许多细节他当时忽略了，现在他一个也不放过地审视。首先是婉喻的脊背；那夜他看到的婉喻脊背多于面孔，因为她一直躬着腰把装好的行李一件件打开，把孩子和她自己的四季衣服拿出来，再把焉识一个人的衣服和书重新装箱。那件白底撒淡黄雏菊的无袖旗袍是细洋布的，她的腰椎很吓人地一颗颗顶出布面。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她是那么瘦。皮箱是他带到美国去，又带回来的，原先是日晒色的，旧了颜色就深起来，包拐角的铜皮也长了铜锈。第二天天不亮司机就开车送他到码头上去，送行队伍是恩娘领队，一边一个孩子，婉喻抱着小女儿跟在稍后，隔夜的旗袍和隔夜的脸，衣服和人一样筋疲力尽。

　　 我祖父陆焉识在1963年冬天的兰州城郊走着，过的却是他记忆里1937年夏天那段日子。他在同一条马路上找到一个邮局。这些天他脸上的“蟒皮”已经蜕净，现在他是个细皮嫩肉的老先生，看上去年轻时过过好日子。他请长途电话值班员为他接通冯婉喻家的传呼，四五分钟之后，一个陌生的女子在那头说话了。

　　 “喂，请问哪一位？”

　　 他认识丹珏的嗓音。科教片他只看到最后的五分钟，那五分钟里丹珏只说了一句话，这就够了，他凭了那一句话认识了她的嗓音。他张开嘴，窄小的长途话亭里的氧气似乎不够他吸。上海和兰州之间的冷场开始了。各种可能性他都想到，偏偏没有想到跟婉喻同住的丹珏有可能来接电话。他不知道冷场冷了多久，让丹珏在那边又问了多少声“喂，哪一位？”他听到自己空空的心里一圈圈的回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丹珏突然讲起英文来。他没顾上去听她在说什么，马上就想她的语法不错，但有点拘谨。丹珏用英文问他是否在听她说。他这才把她说的上两句话找回来。丹珏第一个英文句子说：“请你不要找我母亲了。”接下去她又说：“假如你对我们还有丝毫的顾念，请你尽快去自首。”电话是那边先挂上的。他把电话贴在耳朵上，又在长途电话亭里的窄凳上坐了一会儿。刚一站起，被他的体重压下的弹簧啪的一声将凳子弹回，他抽风地回过头，看见不过是凳子复位，再转过身，又看见电话不知什么时候落在了地上。

　　 陆焉识飞快地离开了邮局。假如丹珏向兰州的邮局举报他，邮局的人数是够捉拿他的。他在街上瞎走，卖面条的摊子边上已经坐了干完重活的光棍汉。他的记忆真是好得残酷，把丹珏的口气一点不差地记下。那是一种绝情的口气。不，那是哀求的口气。要他行行好，放了她母亲，放了他们所有人。他后悔一句话没有跟丹珏说。他应该问一问，难道她的母亲已经被他牵累了？他绕过贴着通缉令的兰州站，走上兰州至西安的铁路。脚上穿着粗制滥造的棉鞋，一步一块枕木地走着。这是一条忙碌的铁道线，不一会儿他必须跳下路基，让一列客车或火车通过。客车上一个个窗口里坐着的人都有个地方奔，那地方有等待和接纳他们的人。他是没有的。一阵子他不知道自己在枕木上“一二一”地走向哪里。

　　 凌晨两点多，陆焉识到了一个小站的外面。温度非常低。他又是沾了大草漠的光，使他耐寒抗冻。四点零七分有一班慢车经过小站去西安。从小站混上车比较容易，往往没有站警。站台上在四点左右出现了四五十个人，都说河南话，一个收容站的干部跟在后面口齿模糊地吆喝，就像劳改干部一样，习惯了赶两足牲口。这些人是前几年饥荒时逃出来的荒民，现在被遣送回原籍。一列火车上的乘警都调动起来看管他们，顾不上来辨认陆焉识的真面目。他的化装手艺一再改进，胡子修剪得相当精美，又在兰州郊区买了顶干部帽，作为他形象特征的花白卷毛便有了遮盖。慢车晃了两站，他得到一个靠窗口的座位。这就更理想了，他把左臂放在小桌上，整个脸都埋在胳膊弯里。

　　 他睡着之后脑子里还是丹珏的英文：假如你对我们还有一点顾念，请你尽快去自首。他突然想起来了，丹珏的英文文法之所以拘谨，因为她用的是官方语言。她不是在和他谈话，而是在对敌喊话。“顾念”作为先决条件，衡量他是否还有一丝一毫父亲的责任心，父亲的牺牲精神。否则他这一点点父亲的成分都不被承认了。

　　 他把自己的脸藏在臂弯里睡着了，被推醒的时候他整个人蹿跳起来，像任何走投无路的生物那样徒劳地一蹿。他想接下去该有手铐了，但视野角落里出现了一个很小的裸露的屁股，同时一个年轻的河南女人对他说了一句话。他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女人已经把孩子的屁股放到了车窗缝隙上。另一个人从她身后伸过两只手，把车窗向上抬了一条缝，但已经太晚了。孩子的屁股刚被暴露就开始释放自己，尿液喷在车窗玻璃上，又一道道急湍地流下来，没有从窗缝漏出去的液体漫出窗台，稀里哗啦地流在桌子上、椅子上和陆焉识对面没有及时躲开的旅客身上。旅客不是先抢救自己，而是先抢救小桌上的一包椰子饼干和两个苹果。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不会吃这些食品了，才两手湿淋淋地开始骂街。河南荒民们都瞪着那包椰子饼干和苹果，对他的臭骂心不在焉。年轻女人把那个窗口变成了茅坑，此刻正招呼另外一个抱孩子的年轻女人，叫她趁机也把孩子的尿把了。

　　 旅客拿着自己的行李包愤愤地走开，十多个荒民上来，手都伸到泛滥的尿里，捞起苹果，又剥开湿淋淋的饼干蜡纸，为饼干没有完全受损而发出尖利欢呼。在窗台上蹲茅坑的孩子有一岁多，倒是肥嘟嘟的，逃荒人的奶是不荒的。年轻女人用一个掉了大片搪瓷的茶缸接了开水，把从尿里打捞出来的椰子饼干泡进去，用手指头蘸了送到孩子嘴里。奇怪的是甜腻腻的气味毫无尿味。孩子的脸花猫一样，嘬一口就咧嘴笑一下。陆焉识发现自己的嘴巴跟着孩子动，也跟着他咧开，似乎在笑。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拿定了主意。他要去自首。

　　 他盘算着应该怎样往下进行他的计划；他的自首发生在什么时候对他的妻子、孩子们最有利。见婉喻一面是必须的。不见他可太亏了，太虚于此行，虚于一生了。自首之后，他的一生就了结了。

　　 西安至上海的车行走了一天一夜后，到了和安徽临界的一个小站，陆焉识身边冲过热烘烘的人体激流。下车的和上车的旅客对流交替，空中过往着行李卷、提包、柳条筐、孩子。他旁边的车窗被改做门用，先进来一双穿新布鞋的脚，渐次进来一个女孩子的腿和腰，然后十四五岁的女孩终于完整登场。她发现哪里也不如她屁股下的小桌，于是就在小桌上坐定下来。

　　 陆焉识需要睡眠。睡眠可以让他气色好，精神好；他可不要婉喻从他脸上看到囚犯老几的样子。他把干部帽拉下来，帽子里是黑夜了，他使劲闭上眼。一定要睡一个好觉。

　　 帽子里的黑夜中，丹珏又开始“对敌喊话”。喊话失败之后，她会不会从传呼室出来直奔公安局呢？他曾经常听狱友说儿女把父母送进牢监的事。而且这十多年政府对丹珏不薄，让她当了博士上了科教片，丹珏就是要求他做父亲的拿自己老命去交换她已经得到的和将来可能得到的东西，做父亲的也应该在所不辞。

　　 他马上又认为丹珏不会去公安局检举他。为什么不会？他不知道。丹珏是不同一般的孩子。怎么不同？他也不知道。

　　 即便丹珏已经报告了公安局，警察现在拿婉喻做诱饵，只等他上钩，那也没什么，他必须见到婉喻。五十七岁，可死可不死，也是可活可不活，见了婉喻，讲两句推迟了四十年的情话（可以用英文讲，省得把两个人窘坏），他陆焉识就死活两便。帽子里的黑夜散发着他多日没洗的头发气味。这是个纯粹个人的黑夜，跟外面的那个夜隔开了。外面是打牌的叫嚷声，吃东西的吧唧嘴声，气味也渐渐肥腻起来，人这种杂食动物挤在一块比任何动物的气味都坏，对此住了近十年监房的陆焉识一再感悟。

　　 不知过了多久，帽子外面的世界闹腾起来，有人在尖声地哭，还有人在哄劝。陆焉识把干部帽掀起一条缝，眼睛马上被灯光和香烟刺激得灼痛。他使劲眯着眼，看见哭的是那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原先她坐在小桌上，现在躺在地板上一摊扑克牌上。打牌的四个人正在劝慰她：你还哭个啥呢？你掉下来没把咱几个吓死呢！坐在那桌子上你敢睡觉吗？……

　　 人们问清楚了，女孩子是到上海的亲戚家帮佣的，一个人乘火车，连自己坐的是桌子而不是凳子都不知道。陆焉识把女孩子叫到自己跟前，让她坐在自己脚下的地板上，胳膊架在他腿上睡觉。觉是不能不睡的，一个车厢的人给窝成什么形状都在睡，逃犯都在睡，何况十四五岁的孩子。第二天车上卖饭，他的那份总省下一半给女孩吃。女孩活泼起来，跟他打听上海的这样上海的那样，他都慢条斯理讲给她听。他知道在女孩和周围乘客眼睛里，他是个七八十岁的慈祥老人家，肚子里还有不少墨水。谁也看不出来，他正想拿这个女孩做成他在上海的掩护和帮手。

　　 女孩一下火车就被亲戚接走了，但女孩的亲戚对陆焉识千恩万谢。当陆焉识提出带女孩逛逛上海时，亲戚更是千恩万谢，因为这样就免了他们给女孩介绍上海概貌的苦役和花费。陆焉识乘坐长途汽车去了南翔，在那里找了个公共浴池睡了一夜。他发现城郊有的是社会面目不清的人，也有的是社会夹缝容纳这类人。第二天一早他来到女孩亲戚家的里弄口，把女孩接了出来。

　　 他带女孩到公园划了一小时船，午饭是面包和汽水。他想从公园就去婉喻的学校，但时间还太早，遍地阳光，不是他出场的钟点。下午四点半的时候，他把小姑娘带到婉喻的中学门口。婉喻在信里总是提到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班级。婉喻告诉他，她的学生们升学率是全校最高的。

　　 这时是下午五点，天已灰黑。婉喻学校的斜对门有个小人书摊子，坐了几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社会面目也有些模糊，他们一边抽烟一边从小人书里获得教育。不久他就会发现，男孩们坐在那儿的目的是为了看对门中学里放学的女中学生。他租了一本书给女孩看，但他看出女孩已经心神不宁了。五点左右，最后一批学生拥出校门。社会面目不清的男孩们腔调下流地笑着，一面说着他们的暗语，随着女学生们的散失而散失了。又过了十几分钟，一群男女老师走出来，相互道别。他回头看了一眼女孩，发现女孩正在看他。他笑了一下，女孩却没有笑。婉喻再不出来他就白白在女孩身上投资了。这时候学校的两扇大门慢慢合拢，锁上了。他又回头去看女孩，见她正无所事事地摆弄两只脚，一会儿把左脚放在右脚前面，一会儿再反过来。她在拿两只脚撒气。他向学校转回脸，看见从大门上开的一扇小门里走出一个穿米色大衣的身影。头一秒钟他就认出这是婉喻。那件米色大衣的衣料是弟弟战后带到上海的一块海虎绒，1948年冬天被做成大衣，婉喻试穿那天，裁缝的老婆在旁边坐立不安地等着拿手工钱去米行买米，因为晚十分钟米价就不同了。现在看起来当年的上等面料和做工以及当年的时髦都有点怪异，甚至有点寒酸。梳着十多年前的发髻，拎着二十多年前的羊皮皮包从一个新式学校走出来的婉喻，一下子把时代弄混乱了。

　　 隔着马路和暮色，他看着婉喻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臂弯上挎着的皮包分量不轻。他赶紧付了小人书的租金，拉着女孩在马路对面跟着婉喻。他跟女孩说，现在就送她回家去。女孩反正对上海地理无概念，他要在真正送她回家前让她继续发挥作用。过了一个红绿灯路口，婉喻在一个无轨电车站停下来，跟一大帮等车的人向马路一头伸长脖子张望。

　　 他拉着女孩从街口穿过马路，站在电车站的后面。等电车来了的时候，他在人群后面看着婉喻，见她向后仰着上身，为了先把脚踏上电车的台阶，而脸不贴在别人后背上。她的本领很大，车门快要关的时候，她的上半身还斜在车门外。她就那样变形地让车门在她背后终于关严。整个这段时间，我祖父都是目瞪口呆地在侧后方看着我祖母。他一时还没有时间去想，什么样的日子能把曾经的婉喻变成眼前的婉喻。他在路边叫了一部三轮车差头，要车夫跟着无轨电车的路线走。

　　 三轮车在第三站停下来，无轨电车刚刚到。陆焉识付了车费，拉着女孩就往车上挤。婉喻已经做出样子来给他看了，总有些人要被另一些人挤下车去，你必须打定主意不被人挤下车。还有就是只要身体的一部分先上了车，身体其他部分迟早能上车。

　　 现在陆焉识往右侧移动一点，把女孩拉到他前面。越过女孩的头顶，他能看见婉喻极小的一点侧影，因为她大部分侧影被她抓住横杆的右臂挡住了。她的发髻基本上还是黑的，只是小得可怜。为了这个可怜的发髻，他都忍不住要流泪了。女孩突然问他，从她亲戚家来的时候也走的是这条路吗？女孩的西北话让周围人开始寻找这个无拘无束的大嗓门出自哪里。他觉得婉喻也企图回过头。他眼睛监视婉喻，一面对着女孩的耳朵说，上海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拉开嗓门的。接下去他解释说，上海太大了，他们早上玩到晚上，早已经玩到了城市的另一边，不可能原路返回。

　　 婉喻在第五站开始往前门运动。他拉着女孩往后车门口挤。这一站下车的人很多，街上的人更多，下车的人一下就沉没在街上的人海里。他跟着婉喻往前走。小姑娘在大声问他什么。他好不容易才把注意力从婉喻身上转过来。

　　 “咱到家了没？”

　　 “快了。前面就是。”

　　 他敷衍地向前方伸伸手指头。人贩子对拐骗来的孩子都会这么说。

　　 婉喻穿过马路，走进一个食品商场。他跟进去，跟她拉开五六米距离。女孩进了商场马上就来了耐心，两只眼大了许多，眼珠像给强光刚晃过，瞳孔还没有调整过来。你可以拿她那张脸去国文课堂上解释“眼花缭乱”这个成语。陆焉识告诉她，送她回家之前，他想给她买一点糖果。他要她在糖果柜台慢慢挑选糖果，千万别走，等他买完别的东西回来给她付账。

　　 婉喻行走轻盈，再挤都挡不住她，她在人海里像条直立游动的梭鱼。她的内八字解放脚挺灵巧的，甚至有点稚气好笑。对，就是他走下跨洋邮轮在码头上看到的婉喻，而这步伐的可爱，是他在大荒草漠上一遍遍回味出来的。

　　 婉喻在一个柜台前面停了下来。是个卖水产干货的柜台。她看上去好安静，好平实，怎样都能把日子往下过的一个女人。你看她还要买开洋回家烧菜呢。这个季节是该烧开洋黄芽菜吧？恩娘的生活智慧海一样深广，够贫苦的婉喻在里面打捞一辈子。她让营业员把一种开洋用金属勺子舀到她面前，她拿起一颗干虾，放在舌尖上嚼了嚼，又让营业员去舀另一种。全是恩娘式的精明，要试一试开洋是否有潮气，越干越合算。就是那么个唇齿的小动作，就是那样的一抬眼，一抿嘴，婉喻做得都那么精巧细气。这精巧细气让人对她眼角的细纹、缩水的身高、小了的发髻、干缩的皮肤都可以忽略不计。

　　 陆焉识看得入迷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自己毫无感觉。

　　 他在这里叫她一声的话，她会怎样？自从通缉令贴出来，她就应该做好跟他邂逅的准备了吧？她目不斜视地走了。这一点也还是从前的婉喻，好人家的女子是不旁顾的。他让她走了。他用袖口抹干了眼泪，走回到糖果柜台，看见那个女孩果真是满脸期待地等他买糖果。他的坏心情来了，对她挑选的糖果不理不睬，指了一种最便宜的糖让营业员过秤包好，然后沉着脸付了钱。所剩不多的钱又有一部分走了，成了这些廉价糖果，在女孩嘴里咂咂有声地融化。

　　 送了女孩回家之后，他乘上往江湾去的长途汽车。在自首前，还是要好好做个逃犯，所以同一个浴池不能连续住两夜。他在江湾找到一个民营小旅店，开在一个木板楼房里，楼上楼下一共八间屋。他是他那间屋的最后一个投宿者，同屋的人都早已睡着，他们都是第二天要进上海的乡下人。

　　 这是个吵闹的夜晚，同屋的人打着猛兽的鼾声（我祖父不知道，他的鼾声比他们更强健凶猛）。陆焉识设计了各种跟婉喻的见面场景，不断推翻旧的又不断设计新的。他认为最理想的方法是见面之后让婉喻把他扭送到公安局，这样对婉喻可能有利，对孩子们可能更有利。丹珏的英文对敌喊话说得很透彻，假如他对他们的母亲还有丝毫顾念的话，对他的孩子们还有丝毫责任心的话……对，就这么办，让婉喻亲手把他送到公安局，他挨枪子也为婉喻的政治进步赚上几分。这样他对那颗子弹就会更想得开。

　　 他越来越清醒，两个拳头搁在棉被下面越抓越紧，抓出两手心的汗来。他将跟婉喻美美地吃一顿晚饭，找一个情调好的餐馆，梅陇镇？……不，梅陇镇不行，还是西餐比较优雅，那就国际饭店。这是推迟了几十年的一顿晚餐，之间不再夹着个恩娘。他们会喝点法国红葡萄酒。他要好好地正面地看看婉喻，告诉她浪子回头金不换，就算判刑流放最终使得一个浪子回头，让老浪子终于识了好歹，看到他误了自己和婉喻什么，那就是国家替陆家办了一件正事。假如说完了这些，还有时间，他会告诉她有关一个叫韩念痕的女人的事情，他会请求她宽恕。

　　 第二天下午五点的时候，他已经在小人书摊子上坐好了。马路对过的学校大门里又是先放出学生再放出老师，最后放出了婉喻。他会走上去帮她挎那个沉重的皮包吗？……他们蛮可以这样度过晚年：他到她学校门口来，接过她的皮包，跟她散淡地谈天，挤进挤满普通人民的电车。但是没有一场囚禁和放逐，他这个老浪子会回头吗？

　　 婉喻却在第三站就下了车，这是陆焉识没有提防的。他拳打脚踢在四周人墙上凿洞开路，脚从车门迈出来，刚一落地，就摔倒在地上。许多的腿脚在他身边分岔，绕开他，又渐渐沉入马路上的人海。他站起来一面浑身拍打灰尘，一面急着朝前赶路。但婉喻已经不见了。他一跤把婉喻摔丢了。此刻他听到一声汽车喇叭，一辆公共汽车向一边偏着拐过弯来，乘客成了包得过多的肉馅，都从窗口漏出来了，并随时要胀破车子的铁皮。从窗口漏出的“馅儿”发出一声叫喊：“姆妈！”

　　 陆焉识马上认出这声音来。丹珏的声音。婉喻被车站上等车的人遮住了，此刻向前跨了一步，轻轻扬了扬手。丹珏和母亲在这个站会合，然后两人一同要到某个地方去。车迟迟疑疑地靠站，打开门，丹珏跳下来，几乎是擦着她父亲走过去。作为逃犯他太成功了，而作为父亲他比较悲哀。再一仔细看，丹珏不是一个人，手里还牵着一个小人。

　　 我祖父那时不知道，这个小姑娘正在长成他记忆里那些书稿的唯一读者。这个小姑娘也将是他的奇异记忆的第一见证人。

　　 陆焉识听见小姑娘叫婉喻恩奶，又听见婉喻对小姑娘说话时，把丹珏称为“小孃孃”，一时间陆家三代人都在他面前了。她们都将就着小姑娘在说话，都是一口孩提语言，问小姑娘托儿所里吃的、玩的、午睡，某某老师，某某小朋友，某某玩具。婉喻对托儿所的一切跟小姑娘一样熟悉。她们走进一家点心店，非常实惠的那种邻里点心店，把陆焉识这个父亲、祖父撇在了门外。

　　 从窗子看进去，婉喻和小姑娘坐了下来，跟另外一对年轻男女拼用一个小圆桌。陆焉识移动一下，为了寻找视野外面的丹珏。

　　 丹珏被他找到了，此刻正站在十七八个人的队伍里，手上拿着几张小钞。一排木头墙壁上打出一个个洞，每个洞口排一条队伍。丹珏的位置靠近门口，正给了她父亲一个侧面。她的天然卷发是她父亲的，高高的个头也是她父亲的。她短发齐耳，身上的黑呢子短大衣不男不女，唯有一根丝巾警告人们，别把她性别弄错。丹珏远不是科教片里那个半透明的白衣仙子。他见她排到了木头墙上的洞口，跟里面的人说了两句话。说话的过程，她脸上闪过了婉喻的神情。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婉喻。

　　 陆焉识看着丹珏向母亲和侄女转过头，大声征求她们的意见。就是这张年轻的婉喻的嘴，对她的父亲进行了劝降喊话。

　　 丹珏把一摞热气腾腾的笼屉端向婉喻那个桌，然后拖来一个凳子，别别扭扭地坐下来。接下去，陆家三代女子跟两个陌生年轻男女吃起团圆饭来。也许这样的场景常常发生，这样的晚餐是她们的幸福时光。丹珏没有自己的家，那一份博士工资，跟母亲赚的钱应该吃得起这种晚餐。他站在窗外的黑影里，站得成了黑影的一部分。他和自己的家庭明处、暗处地共存，他不介意永远就这样参与他们的生活，暗暗地做这个家庭的一分子。

　　 她们轻描淡写地谈着什么。主要还是跟小姑娘谈。恩奶和小孃孃不时歪下头来，尽量把脸摆得和小姑娘同一高度，跟她笑眯眯地进行孩提对话。挤在一桌上吃团圆饭的陌生男女也对小姑娘笑眯眯的，把脸扮成婴儿。她们和这个社会是合得来的，他不无醋意地想。这样和谐的三代女子，谁忍心去给她们惊吓？

　　 陆焉识站在潮湿的寒冷中，跟他的家庭隔着一桌桌陌生人，隔着热腾腾的点心气味，隔着1964年1月5日的黑夜。他原先的计划在陆家三代女子的晚餐图面前显得太怪诞太夸张了。在这幅图景中跳出个他来是对她们生活的最大损害。假如他跟婉喻见了面，吃了西餐喝了红酒（还要害婉喻破费），他把掏心窝的话也掏出来了，然后对婉喻说，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你就扭送我去公安局吧。婉喻会怎么样？那一出戏和眼前这个温情平实的图景太不沾边了。再说，他把最大难题推给了婉喻，逼婉喻残酷，而婉喻之所以成为婉喻，是她没有一丝的残酷。

　　 等陆家的三代女子走出点心店，陆焉识已经完全打消了他在木板小旅店里拟定的计划。他跟在两大一小的女人身影后面，听饥饿在自己肚里叫得如夏夜的蛤蟆争鸣。新的计划还没有产生，他希望在他暗中探亲的时间里能尽快制定出来。

　　 他跟着婉喻祖孙三人来到婉喻家的弄堂口，目送她们不徐不缓地走进去，再次被撇在黑影子里。等她们进了弄堂，他就开始往楼上看。婉喻信中告诉他，房子是临街的，所以从他站立的位置应该能看到婉喻的窗口亮灯。她们能在点心店和陌生人坐在一个桌吃团圆饭，他也能跟她们人鬼两不扰地团圆。几分钟以后，三楼的一家亮灯了。那是带个小阳台的屋子，灯光透出来，照着绳子上晾晒的衣服。他真的像进入了她们的生活，满心的温柔和酸楚。这时阳台的门开了，他看见出来的人是丹珏。等丹珏消失以后，阳台上晾晒的衣服也都消失了。

　　 我祖父陆焉识因为想穿了自己的下场而彻底洒脱起来。在下场到来前，他要好好跟自己的家人暗中团圆。第二天是礼拜天，他到达的时候，看到婉喻的阳台上已经晾晒出了洗过的被单。在白天能看出阳台是被延伸了的，几根铁杆从阳台的铁栅栏杆支出去，又横着牵上铁丝，因而晾晒的被单占据的是公共领空。一栋楼上大部分人家都这样拼命占领公共领空。这块被单中央补了一块别色的布，补得像是存心拼上去的图案。他认识那块拼图的布料，就是我祖母冯婉喻在1937年夏天穿的那件白底带淡黄雏菊的无袖旗袍。他呆呆地看着；婉喻靠着节俭在陆家不算厚实的家底里一点一滴挤榨，连渣子都不肯丢弃。

　　 下午三四点钟，弄堂口支起一个小吃摊，卖排骨年糕和小馄饨以及阳春面。人们都是买了东西带走的，小吃摊一共就两张折叠桌和四把折叠椅。他买了一碗阳春面慢慢地吃。吃完了他可以再来一碗阳春面。不要粮票的高价阳春面一角四分一碗，他口袋里的钱够他吃一阵，够他把这把椅子坐稳。一碗阳春面刚吃几口，出情况了。从对面的弄堂口走出他的孙女，牵着她手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男子的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以一种垂头丧气的步态走路。男子文弱白皙，谨小慎微的眼睛躲在玳瑁框眼镜后面。一个非常常见的南方男人。陆焉识给一口不知什么时候吞下去的阳春面噎住，眼睛暴突地看着越走越近、朝自己走来的儿子陆子烨。1951年陆焉识被捕之前，儿子还是大学生，没有那么文弱白皙。陆子烨走到了马路这边，也是用婴儿腔调跟女儿说话，一点也没来留神这个吃阳春面的老头。父亲和儿子以及孙子孙女儿只有一步之隔，老头把脸转开。

　　 他们从小吃摊旁边走过，很快在陆焉识视野里成了背影。不知听到什么声音，三个人一块抬头向马路对面的楼上看去。陆焉识也顺着他们的视线看去：婉喻站在阳台上正跟他们挥手。白天的光亮暗淡了，婉喻穿了一件浅色的毛线马甲在昏暗里浮现出来。隔着一条马路，陆焉识的眼睛贪婪地从这幅画面里汲取，为记忆汲取，向着灵魂的方向汲取。

　　 他坐在那里，面前一碗凉了的阳春面，汤面上漂的猪油珠子正在1964年1月的冷空气里凝结。他咬紧松动的、常常给他病痛的牙齿，要自己不流泪。他跟自己家庭所有的成员都见了面，分享了他们的礼拜天，他还有什么想不通？想通了就一通百通，就是他挨了最终的一枪，那个非物质的陆焉识照样可以分享他们的日子，所以他活着死了差不多。

　　 陆焉识是在西宁自首的。警察的铐子上来时，他想到这辈子也许没有机会跟婉喻谈那个叫韩念痕的女人了。

　　重庆女子

　　读我祖父的回忆录时，我把重庆女子韩念痕想象成这样：艳丽，性感，厉害。假如她上了名牌大学，就可以是个被达官贵人娶走的校花，但她没有那样的家境容她和名牌大学结缘。因此我祖父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直觉，觉得她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不甚高贵的美妇人。

　　 我祖父跟韩念痕是在1940年认识的。他和她不知是谁先看上谁的，在社交场合里很快就敏感到对方的在场了。焉识的大学第二次搬迁，终于在重庆北边的煤矿区落了脚。矿区到重庆的交通不太方便，因此他参加的第一次社交活动和第二次之间相隔了三个多月。然而他一入场就感觉到这位密斯韩的在场。第一次他从签到名册上留心到她的名字，心里猜想，它该属于男人还是女人。他看到它属于一个年轻女人时，心居然乱蹦了几下。第二次再见到韩念痕，她对他笑了一下。一个很好看的重庆女人——重庆女人在一个天生浪子的眼里都是好看的。年轻的重庆女人明明知道自己的笑是惹事的。焉识也笑了笑：想看看能和她惹出什么事来。后来他知道，搬迁到内地的政府部门一律不雇用当地人，或许是教育部需要一个跟当地人打交道的漂亮女使节，为韩念痕开了个先例。

　　 上一年日本人的两栖部队在广东的北海登陆后，重庆的所有供应都断了。因为从撤退后，运输供给是靠新铺的广西至河内的铁路，日本人把这条铁路一毁，重庆的嗓子眼就给扎上了。先穷下来的是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因此焉识学校的人轮流到重庆去跟政府申请低价粮食、教学经费。两次都是为系里追讨经费时碰上教育部的周末联欢会，在办公室很难见到的几个官员都会在联欢会上出现，因此焉识只得去联欢。

　　 联欢会总是有舞会的，焉识却不怎么会跳舞。他看见念痕给别人邀请了一次又一次。她跳得也不太好，上下身脱节，上身跟舞伴是一伙，旗袍包着屁股是一个独立体，腿和脚又是一伙儿。他终于吃不消她的舞艺，走到外面去了。他到重庆都会在教育部的客房住一夜，这时他犹豫是不是就回客房去读书，但又觉得有件事悬而未决。这时他听见高跟鞋从舞厅一路响出来。

　　 “陆先生，我以为你走了呢！”念痕对着他的背影说。

　　 “是想走了。”

　　 “我也想回家了。”

　　 “不跳了？”

　　 “不跳了。跳都把你跳跑了！”她笑着说，“你又不来邀请人家，我只有跟他们跳啊。”

　　 焉识的心蹦跶蹦跶的，有点无耻地快乐着。她说重庆北方话非常好听。声音也好。他想，世上就有让男人变成色鬼的女人，不幸的是韩念痕就是一个。更不幸的是，她被他陆焉识碰到了。他说他不会跳舞，要是大家打球可没人玩得过他。都会打什么球呢？那可就多了：板球、网球、马球、弹子，篮球也会两下。运动员啊？在美国的时候差不多是吧。

　　 焉识见念痕的头发跟第一次不同了，跟上海、南京来的女人学来的发式，倒是不如先前的直短发好看，但眉眼和嘴唇化了妆，出来了另一路子的美。她二十二岁左右，最多二十三岁。后来他发现自己的猜测很准，第二次见到的念痕只差一个月到二十二岁。念痕就是在那天晚上委身于焉识的，所以焉识过后没有太感到罪过。那天晚上念痕本来不会让焉识那么快变成色鬼，都是防空警报的过错。上一年的五月，日本飞机在重庆上空下冰雹子似的下炸弹，把山城炸得少了些陡峭崎岖，丢下四五千具炸烂的尸首。因此是防空警报把念痕留了下来。在防空工事里，焉识就拉住了她的手，肉体的厮磨趁乱就开始了。她的肉体最开始是震惊的，吓得只有顺从似的。焉识在婚姻里对男女物事的觉悟，正好拿念痕来实践。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舞场外面，所以防空警报响起时他们头一批扎进防空洞。然后就被随后进来的人群一直往洞的底部推。防空洞里的昏暗灯光到达不了他们的角落，他就在死角的昏暗中把手伸进了念痕的旗袍襟怀。不怪他，是战争把这个女人推给他的。等防空警报消除，他们走出防空洞，念痕的脑筋和肉体都还处在震惊中，似乎刚刚挨了轰炸。他带着她往客房方向走，她没了魂一样，居然一点异议也没有就跟着走。

　　 夜里念痕醒来，搂着自己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睡。他很困，但是被她那样看着，有点懊恼了。他甚至觉得接着睡下去挺无耻的。于是他也靠在床头，伸手把她揽到怀里。他想，大概女人在委身以后都需要这样理会理会。他觉得自己是喜爱这个女人的。他先说了自己是谁。刚说两句念痕就说，她早就知道他是谁了。在他的学校迁来之前，每个教授的履历档案已经到了教育部。

　　 “我不是你们这种人接触的女人。”她说。

　　 念痕的声音有一点敌意和挑衅。她的自卑变成了攻击性。那天夜里，他知道了她的背景，母亲是个唱川剧的，跟川军的一个师长生下了她。师长没有娶她母亲做妾，她母亲就像没发生那么一回事似的接着混戏班子。她是由外婆带大的。外婆一直供她念了高中，对她说什么人都能做，就是不能做她母亲那样的人。念痕说一个女儿不做自己妈那样的人恐怕很难。女儿的一部分就是她妈。今晚跟陆教授来客房的那个不是她自己，是她妈。她在政府里找事做也是本着不做她妈那样的女人的意愿：落到一个正派正职的男人手里，就是从她妈的命里逃出来了。焉识把念痕抱紧了，他对不起那个没见过面也永远不会去见面的老外婆。

　　 第三次见念痕是两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是焉识的肉体所能熬的最大限度。他找了个差事再次搭车到重庆，把念痕带到一个旅馆里。念痕这次像个老手，让他和她自己都长久沉迷。过后他问她晚上住在外面，外婆会不会放心。她说她不跟外婆住在一起，是跟一个年轻的官员同居。焉识松开了搂她的手，侧转身去。过一会，她从席梦思床上坐起来，脚尖踩着高跟鞋到窗前，想把窗子关严，但怎么也关不严。山城的楼总是有些意想不到的角度让偷窥者占便宜，必须在点灯时关严窗子。他回过头，看着她苗条有力的背和腰，然后顺着腰下来的臀和腿。怪不得这么圆熟柔韧，原来是被人捏塑出来的。不止一个男人，也许好些男人捏塑了这个不肥不瘦，柔软但不失力度的女人。

　　 和念痕分手之后，他不得安宁了。警告在他脑子里闹学潮似的一呼百应：离开她，不值得，她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仇恨自己的“照相机记忆”，它把念痕身上每份美好都放大着色，总是在他不防备的时候，突然呈现在他正读的书页上、正写的纸张上。在他之前，哪一些男人捏塑了这个年轻的女人？他给她每隔三天写一封信，文字刁钻，感怀几句又是挖苦。她的信一个礼拜来一次，看见她的字他就想笑，就释然，假如说冯婉喻只有一笔字可以拿出手，念痕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内秀的东西。还有什么不舍呢？

　　 冬天过去，接下去是春天、夏天。饥饿、缺乏纸张，都挡不住他三天给念痕一封信。日本人对重庆的封锁使临时首都满街是衣衫褴褛的人，好恩娘好婉喻给他带足了各种衣服，在布料断货的重庆卖出不错的价钱，那钱正够他两个礼拜跟念痕消磨一晚上。念痕每次都更好看一点，夏天的乳白泡泡纱旗袍裹在身上，让他的眼睛都能吃了她。他把她的纯洁外壳剥去，放在竹席子上，要他把她当个器皿，只用来盛装他的欲望。但他对她异常温柔，从见面到分手，用尽他所知道的一切肉麻甜蜜称谓。他大概是有病了，一面把她当垃圾，一面用尽手段在和她的同居人竞争。妒忌的男人原来是这么低级，一切争斗痛苦只为一份肉能独属于自己。

　　 他问她，为什么不跟她的男友结婚。不想结。她回答时白了他一眼，嫌他问这样的呆话；结了婚还有他俩玩的吗？她的岁数还够她玩一阵子。他哼哼两声说，内地人这么开通。她躺在席子上，把一条裸露的腿架在另一条上，在空中来了个二郎腿，一面说，内地人是从愚昧直接开通的，少些假斯文。他们总是在肉体欢爱之后要抬抬杠，以打情骂俏的形式或者半开玩笑的。焉识会突然想到，自己堕落得成了什么？跟一个年轻女人这样胡扯，糟蹋光阴。

　　 八月他收到念痕一封信，说她有急事想马上见他。他得意洋洋：终于有希望把这份肉夺过来，变成自己的独一份了。离上次见面一个星期还不到，他就成了她的“急事”，非马上办不可。于是他赶到重庆，在她信上指定的一个餐馆见到了她。这是热死狗的重庆暮夏，每个人都湿漉漉的。餐馆里开放冷气，挤了许多花大价钱享受昂贵冷气的人。念痕虽然先已经到了一会儿，但额前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脸蛋和脖子也被手绢擦得又湿又红，勾过的眉毛大部分已经在手绢上了。她穿了一件旧裙子，蓝白碎花，下摆宽大，在这个温度里她看起来是穿着最适宜的一个人。

　　 他刚坐下就发现她已经点了威士忌和开胃菜。重庆很多餐馆都卖冒牌苏格兰威士忌，不是冒牌就大量兑水。钱已经开始不值钱了，教授凭特殊供应票券买低价米还不够果腹。在这里吃饭吹冷气的人都不是焉识这样的教书匠，这些人是非得有战火和流血才阔得起来的。因此焉识一面喝酒一面暗暗担心，今天晚上自己会不会在这个餐馆破产。念痕却不想那么多，拿起酒杯，跟他叮当一碰，一仰脖子灌了自己半杯冒牌威士忌。一餐馆又阔又土的人，只有钱，没有辨别真假威士忌的舌头。他调情地轻声问她，是不是想他想得紧了。她不说话，老气横秋地叹一口气。

　　 两杯假威士忌奏效了，她眼睛活络起来。他又说了一句不甚高雅的情话，她大着舌头对他说：“收起你那一套吧。好听话多便宜啊？”

　　 他在桌子底下捏捏她的大腿，问她这个便宜不便宜。

　　 念痕把他的手握住，拉到桌子上面，搁在自己滚烫的嘴唇上。她的样子像个小狗，对主人不知该怎么好才是对的，并且也不分场合，不避讳周围那么多人的眼睛。他可不想在桌面上狎昵，使劲往回抽手，但假威士忌让念痕人不要做了，要做小狗，憨态十足，拿着他的手横不好竖不好地亲热。邻桌的人都回过头来看戏，看一对热恋者或偷情者的戏。

　　 这时候念痕突然凑到他耳边，她的呼吸里冒牌威士忌气味像重庆的大雾一样把他包住。

　　 “我有了。”

　　 其实焉识是听清楚了，但他的主观愿望不要他听懂，所以他嗯了一声，眼睛瞪着她。

　　 她拿着酒杯，看着色泽金黄的液体动荡。他觉得她在模仿什么电影或者戏剧里的女主人公。她说外婆叮嘱了她多少年：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她妈那样的人，现在她做的就是跟她妈一模一样的人。她做不了自己的主，是她身上附着的母亲替她做主，干下这么荒唐的事来。

　　 “这下子糟了，怀娃娃了。”念痕又用重庆话跟他耳语一遍。

　　 焉识是个书本知识很丰厚的人，所以知道女人有一段时间很安全，可以让他和她享受无后果的快乐。知识加上好记性，他每两个礼拜见她的日子算准是无后果的。现在她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他的手，亲不够爱不够，而肚子里是别人造成的后果。

　　 他把手抽回来。抽得尽量不失风度。为另一个男人在她身上惹出的后果，马上翻脸是很没教养的。但是他真想马上翻脸。换了一个抬滑竿的男人，这时已经痛快淋漓地翻脸了。为了那样的痛快，他恨不得改行抬滑竿去。他定了定神，问她，她的男友是否已经知道？嗯，还不晓得。那为什么不告诉他呢？先告诉你不好吗？她反问的时候，想做出坏女人的神色，又俏丽又厚颜。为什么不马上跟他结婚？废话！她突然变了脸。他奇怪自己怎么还坐在她身边。等着给她付假威士忌的账吗？过了一会，她又开口了。

　　 “娃娃是你的。”

　　 焉识真的恨自己不是抬滑竿的，否则有多精彩丰富的粗口可以在这个当口上运用！他被所有人当成随和、文雅的人，他有义务替他们维系这份随和文雅。所以他只是苦笑一下。假如说被念痕和她的男友玩仙人跳玩进去了，他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她一个月在他的床上呆几小时，在那个隐藏的情敌床上呆三十天，现在却要他来承担后果。

　　 “真是你的。”念痕抬起醉红的脸，两只巨大的眼睛波光粼粼，“你不信？生下来你就信了。”

　　 他把自己的分析讲给她听。他是多么有知识懂科学的一个人，难道会弄出这么不好收拾的后果？当然是她那个男友的孩子。念痕说他心好硬，还没生出来已经不认了。他还是风度十足地笑笑，把别人的孩子认来，别人是不会答应的。不是别人的！就不是！念痕酒疯发作，邻桌的人开始愤怒了。大家花大价钱来这里吃喝，吹冷气，日本人轰炸间歇里的好气氛也是花钱买的，女醉鬼不是在糟蹋他们的钱吗？焉识赶紧对所有人无声地道歉。

　　 接下去念痕沉默了。一直沉默到饭局结束。他付了账之后几乎破产。他提出要送她回家；不送进家门，只看着她走进去，否则他不放心。她恶意地笑笑说：有什么不放心的？认都不认我们，死活关你什么事！她甩开手快步朝下坡走去。那天她穿的是一双平底布凉鞋，布底布面，一看就是出于一个老太太的巧手。她一直地走去，有时微微张开一下胳膊，制止自己摇晃，但没有向他回头。

　　 焉识给念痕写了几封信，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他发现自己非常想念她，想念的程度罪过地超过了想念他的孩子和家。他不只是心在想念；那想念在身体上，在手上，在臂膀上，在胸怀里。他把记忆里所有韩念痕的形象重复放映，她在办公室里打字的侧面，那么认真地嘟着嘴唇；她在卖鸟的摊子上朝他回过头，问他要不要那只八哥，她买了送给他；她偷偷地拧他的手表，把时间往后倒拧，想多留他一小时，被他抓住时求饶的脸。奇怪的是他跟过去想念痕想的不一样了，现在他想的多半都不是光身子的念痕，想的就是说话的念痕，走路的念痕，一仰头一俯首的念痕。一个平常的、一举一动都可人的念痕。这就是他真正的病了。知道她那么不洁，只配他占有一下她的光身子，现在却在记忆中的一个个甜美情境里熬煎自己。许多日子过去，他的病还是不见轻。冬天和越来越糟的食品供应一块来了。他和其他教授们从一天两顿饭改成一天一顿半。许多次去重庆出差跟教育部讨要物资的机会都让他推出去。他要给自己一段时间，等他不再害怕看到一个大腹便便的韩念痕时，再去重庆。那个便便大腹里装着他从未见过的情敌的种，一想到念痕险些诬赖到他头上，他就牙关发紧。

　　 焉识见到韩念痕的时刻一点不像个戏剧高潮。她抱着一摞档案夹从楼梯上下来，他正好从楼梯下穿过。她消瘦了，脸色不太新鲜，眼睛从上往下看着他，似乎有点鄙夷。他想象的大腹便便连影子也没有，她还是穿着常常穿的墨绿旗袍，浑身的线条仍然高山流水。她的第一个动作好像是要掉回头往楼梯上跑，假如他不叫住她的话。他一叫，她就大大方方地走下来了。两人站在楼梯下，交换了几句不咸不淡的问候。他连那件事提都没有提，就当它是她喝冒牌威士忌喝出来的醉话。他们各自去忙自己的事了。她下班前，他把她叫到办公室门外，问她晚上有事没有，没事的话一起出去吃饭。

　　 “你还有钱请客呀？”她还是那样，总是不给你留情面，有点戗着你。

　　 他说他会在大门口等她。她同事朋友太多，他说的大门口实际上是马路对面的杂货店，他总是在那里等她。

　　 他们吃饭的地方是她选的，一个撤退到后方的低职官员的太太和丈母娘开的南京风味小馆。她又要了酒，这回是广柑酒，蜂蜜一样稠厚，在酒盅口鼓出浅浅的弧度。她又要借酒说什么疯话？她让他别担心，知道他们这些教授穷愁潦倒，不像她这个政府职员还有油水捞，因此这餐饭由她请客。他紧张地东拉西扯，说仗越是打下去，物价越是涨上去，他们这样的教书匠就越是要穷下去。她说仗要一直打下去就好了。他问好什么，没吃的还好？她看着面前一小片桌面说，宁可不吃；仗一直打下去，大学就都留下了，教授们也就不走了。他不再说什么了。她倒主动给了上回的大事件一个说法：娃娃给打胎打掉了。又是石破天惊的消息。有一家私人开的妇幼医院，能做这种手术，所以避免了母亲的命完全操控她念痕的命。

　　 “他同意了？”焉识指的是她的男友。

　　 她淡淡一笑。她的笑他后来想起来是无奈的，不想多啰嗦的意思。后来他还想起，直到那一天她从来没有提到过“爱”字。就在这天晚上她第一次提到“爱”，说女人是能把爱当饭吃的。饭后她跟他回到教育部的客房，她似乎停止了为自己的名声担忧，不再和他分头进入房间，而是大大方方地站在柜台前，让柜台先生的目光从焉识脸上扫到她脸上，再扫回来。焉识拿了钥匙，她便把自己的胳膊递上去，让他去挽。

　　 夜里焉识要送她回家，她没有推诿。她的房间在一个临街的老楼里，楼下的铺面房开的是烟草店。楼上亮着灯，灯下无疑是她那个戴绿帽子的痴心男友。店的侧面砌了一道窄而陡的楼梯，他看着她走上去。烟草店还没有关门，没有顾客的店主总是多事，这时伸出半个头来看着焉识，说婆婆管教严得很，咋才送韩小姐回来呢？焉识问，婆婆？什么婆婆？韩小姐有婆家了？店主说四川人喊妈的妈就喊婆婆。焉识脑子乱了一下，又问，韩小姐不是没有跟她外婆住吗？店主转过来请教焉识：那她跟哪个住？她从一个月大就住在这儿了！

　　 焉识站了一会儿，向坡上走去。冬天的夜雾朦胧了韩家的窗口。念痕一直以来有关跟人同居的谎言是怎么回事？是出于女人的小心眼，给他点危机感，刺激起他的妒忌心？抑或许念痕把国外和大城市的开化理解错了，以为同居是时髦事物，就像说英文、做无政府主义者、喝威士忌？

　　 从念痕家往回走的路上，他的步子非常轻快：两足兽终于夺到了独一份的肉。但渐渐他两脚迈不开了。念痕给了他一次机会表演，表演他的自私、无气度、无担待，她把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不让她分辩解释，不给她哪怕是朋友的肩膀去依靠一下。他白长了大个头和宽肩膀。

　　 也许这才应该是他停止去见念痕的时候。

　　 他让自己从此收心，教书和写作，完成他战前拟定的几部学术著作。战争把他的学问荒了，他必须从荒芜里捡起原先的志向。大学搬迁过来了，但教材没跟着来，很多教科书不知丢失在搬迁的哪个环节上。焉识的记忆就是他的教科书和教授笔记。尽管教育部对教材审查严密，学校的秘密特务们给每个教授的教课打秘密报告，焉识还是按记忆中的教程上课。在学生里陆教授是个明星，他的课堂总是像剧场一样客满，对话和笑声都允许。

　　 这天他正在上课，从窗子看到一个戴银灰围巾，穿酒红色夹旗袍的女子在跟一个学生打听什么。他想，等这个女子转过身，千万别变成韩念痕。但她转过身来偏偏就变成了韩念痕，并且还拎着一大捆被褥。剩下的半堂课他不知道在胡扯什么。撤到后方的课常常是几个班级并在一块听课，加上纯粹凭兴趣听课的人，课堂内外坐着上百学生，而他这一节课有半节是误人子弟。念痕打听到了他的教室就消失了。等下课钟打响，他走出教室，发现她就站在他教室那座房子的侧边，鼻头冻得鲜红。见了他她就吵架似的戗上来。

　　 “你信里是什么意思嘛？”

　　 她是指他最后一封信，信里说他要写书，不会进城了。焉识避开她的问题，问她怎么来的。

　　 “还能怎么来？”

　　 这就是念痕。她的活力就在戗着你的时候体现出来。她用反问来应答，用抗议来同意，温顺总含有冲撞。念痕是一杆枪，按你的瞄准向前发射，同时会给你重重的一下后坐力。

　　 念痕的主意也很大，拿主意的过程却把你全蒙在鼓里：她其实早就请求调任到焉识的学校里了。她听说部里打算派遣一个协理员，协助焉识的学校和另外一所从沦陷区撤来的大学在当地解决食品和教具，她就开始在头目那里活动，争取到了那个协理员职位。现在她拎了被褥和几件衣服，在女教师的宿舍搭了一张铺，便在校园里安顿下来。焉识看着她，觉得心里又是一阵无耻的快乐：两足兽正想立地成佛，肉自己找上门来。

　　 焉识住的是单人寝室，但房子和房子之间完全搁不住秘密，无论是气味的还是声响的秘密。一旦念痕在她带来的小煤油炉子上烧吃的，两边的人都会存心大声说：“谁发财了在打牙祭？”念痕和焉识铁起心做小气鬼。食物是念痕走许多路，挖空心思从附近村子的农民家弄到的，往往就是一口两口的油荤，他们慷慨不起。

　　 念痕来到学校的第二天，人们就验证了所有传闻：陆教授趁着战乱养外室。所以她干脆放开做个有名有分的外室。她除了在办公室上班和回到女教师宿舍睡觉，所有时间都在焉识的寝室。她在焉识门口的两棵树上系起一根绳子，上面不是晒着焉识的衣服被单就是挂面或者干年糕片或者腌菜脑壳。一旦有谁开门看见她忙出忙进，她毫无避人耳目的意思，大大方方打招呼，谈笑，给人看她如何做个巧妇在经营陆教授缺柴少米的生活。

　　 念痕同时也是学校的巧妇。人们常常看见她做个带队的，把一队推鸡公车的农民带进校园，鸡公车的车斗里装的不是红苕就是土豆，要不就是胡萝卜或者白萝卜。她很快对走私贸易在行起来，尽管从敌占区到后方的走私被政府允许，但能弄到什么货物和以什么价钱弄到货物仍然是对才能的考验。大学里许多人抽到恒大香烟时，对念痕公开做陆教授情妇的私人小节便不过问了，并且过来过往的脸上都是不无巴结的笑容。谁巴结好了密斯韩，下一桩走私贸易可以给他或她漏下点油水。念痕一面到处贸易，一面在学校修课。她现在管学校吃管学校穿，她修课的学费学校一分钱不收。她读的是商学院，主修金融和贸易，陆教授任教文学院，他的课不在她的选课范围，因为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为学生们的思想健康担忧，收回了大部分学生们选修课的自由，尤其是跨学院的选修课。

　　 焉识常常在念痕忙碌的时候看呆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碎布她都收捡起来，各种布片又会被她搭配好颜色补缀到她的或他的衣服上去。断头的毛线、棉纱她也都兴致勃勃地连接，再绕成团，仔细地保存起来，然后把它们织补到磨破的毛衣袖口或肘部，甚至织成变色龙一般的彩色袜子和手套。她一边做自己的事一边安排他的活路：把豆子拣一拣，翻一下锅里的粥……他就会在这种时候呆呆地看着她，心想这个女人进入他的生活多么自然，多么不着痕迹。他也会惊讶，自己怎么就跟这个女人经营起日子来了，并且是乐融融地经营。有时他会怕，怕自己爱恋念痕，纯粹是因为念痕不是恩娘推到他面前的女人，纯粹处于他对那种婚姻的反叛。他怕自己爱念痕其实是假，爱自己的自由是真；他是没种公开地爱自己的自由的。他从小到大，大事情自己从来没做过主，只有跟念痕的恋爱是自由自主的。假如他把爱自由投射到爱念痕上面，对这个在他身边一天天辛勤搭窝的年轻女人多么不公正。

　　 当念痕在一笔走私贸易中撞上好运气，会迫不及待地找到他，突然把一包砂糖，或者一块巧克力，或者一听日本奶粉举到他鼻尖下。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商人和中国商人一样，贸易不分敌我，商机高于一切。尤其日本的黑市贩子，冒着被自己国家处死的危险，把奇缺的货品走私给中国贩子，再曲径通幽地走到念痕这样官派的走私物品采购员手里。有一次念痕把焉识叫回寝室，让他往竹床下探头。床下搁着一个纸板箱，拖出来，里面装着二十多个松花蛋和半截宣化火腿，还有一袋干鸡枞菌。那时暑假刚开始，她建议就用那两天过大年，一天算年三十，一天算年初一，到了真过年万一又让日本人截断了什么线路，未必会有这么好的年货。

　　 念痕预言的噩兆在当年年底应验了。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之后，重庆通过滇缅公路、取道河内从香港取得的物质补给就不再可能。念痕在学校越发成了红人，她的走私贸易已经织成一张大网，几乎什么都可以买来，烟、酒、布匹、皮鞋、西药，随便你要什么，只要时间和价钱上不限制她。她还组织几个教授眷属和学生会一块在校园里开了荒，只是茄子下来全校都要吃茄子，被茄子吃倒胃口；而收获扁豆时，师生们又把一生的扁豆定额都吃超。这一年，迁到重庆的教授等于都受了降职处分，因为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千四百。半茶勺猪油和酱油拌进米饭，就等于吃红烧蹄髈。而能吃到这样的“红烧蹄髈”的，全学校没有几个人，陆教授是其中一人，因此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陆教授还因为别的原因做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除了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按照自己脑子带来的课本上课。学校的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了上去。

　　 1942年2月，阴历年之后，几个人来到学校，把焉识叫到刚返青的蔬菜农场田垄上。客气还是客气的，甚至马屁烘烘，说陆教授非凡人之才，据说把四国语言都讲得像家乡话。焉识还是他那个随和的一贯形象，“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地作答。对方接下来问，不知道陆教授有没有很清楚的概念，抗日期间，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国文学、法语和德语的。那么，教育部陈立夫部长规定的教案审查制度，陆教授有什么高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敢有高见。

　　 几个人跟焉识谈话进行得极其窝囊，跟重庆的春天一样，不干不湿，不阴不阳。最后那个领头的人警告了焉识，所有教员的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的教案是犯规教学。大学学生的思想本来就极不卫生，一有自由、民主的蛊惑马上感染成病。所以陆教授最好把教案上报审批。

　　 焉识告诉他们，他没有教案，连教科书也没有；他是根据自己记忆里的教科书来授课的。那教科书呢？丢了。1937年就丢了，跟学校许多书籍、教具一块丢在从上海内迁的途中了。1937年的大迁徙从上海开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汉临危而再次迁徙。许多内迁的工厂和学校在途中就冲突起来，兵工厂的人抄出了枪支炸弹。没有人肯让步，没有人肯牺牲、割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携带看成是绝对必须。甚至破旧的窗框门框也比教授们的教课书籍更必须。几百名纤夫拉着每个强势者的“必须”，扔下的都是文弱者的身家性命，从狭窄的江水逆流而上。相当壮观。那样的壮观情景也是充满无耻，人必须赖以无耻在船上多占一点位置，多抢一口水，多吞一口干粮。到了重庆，每一艘船上都抬出若干具尸体，那都是生前不够强壮也不够无耻的。对不起，诸位，扯远了。不过，这就是对无教科书授课的说明。

　　 几个特务走了。临走仍然客客气气：慢走，不送。陆教授请留步。焉识想，冲突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几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浓缩的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炼了浓度，神经质不可避免。他回到寝室，趁念痕在忙晚饭，就写起文章来。他的文字一向诙谐带刺，越是刺越是诙谐，被刺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他戏说了迁徙内地的大混乱大无耻，造成“最不重要”的教科书的丢失。又说他作为一个教授，怎样无书而授课，然而却被教育部的人叫到散发着熟粪味的菜田里谈话，警告为“犯规教学”。他把文章寄到一家左翼小报。

　　 是念痕拿着报纸从邮差那里一路奔回的。他在写作，叫她只管拆开信封去读。她从信封里拿出报纸，靠着门框开始阅读。读完她不说一句话，扭头看着门外渐渐到来的黄昏。他问她是不是认为文章不好。她说写得好不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样写就闯祸了。那几个人都不是好来头，跟陆教授客套地警告一场，陆教授还把他们写到文章里，当白鼻子小丑写，他们肯定不会再客气的。从政府搬迁到重庆念痕就开始在教育部里做事，衙门的事情她比焉识懂，什么样的话会惹官员们翻脸，她一看就知道。焉识的话也许已经惹翻了他们。焉识笑了，说惹翻了好，教授的境遇已经坏到了底，再坏就好了。

　　 就在当天夜里，焉识的房门被人撞开。五个带枪的男人把他的床围住，五个枪口对准哆哆嗦嗦开始穿衣服的焉识。焉识从来没有在那么多眼睛的瞪视下穿衣，慢说还被他们毫无必要地吼叫：“快点！老实点！……”因此他一会找不着袜子，一会失落了皮带。他想，勇敢不屈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他的体面尊严在十多分钟里丢得非常干净。他一面跟着五个人往门口走，一面回想傍晚时念痕的话。女人的直觉总比男人好。

　　 到了门外，他发现不止进到门里的五个特务，门口还有两个，过一会，又从房子后面跑过来两个。他一个教书匠，让他们这样认真打伏击，看来确实惹翻了大人物。他不知道该怎样通知念痕。有关这类夜里突袭式的捕人学校传闻很多，被捕走的人从来就是秘密失踪，失踪者身后所有的问询都不被理睬。那么念痕就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念痕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会怎样？

　　 他们走到一所房子的拐弯处，碰到从一扇门里出来的人。是中文系的一个教授。他出来是打算在墙角解小手，但一看到焉识一行愣了一下，马上缩了回去。焉识希望他看清了自己，并且会多嘴多舌，把夜里看到的都告诉念痕。最好一早就告诉她，不然她早上来给他做早餐时就会急死。

　　 焉识被关押的地方念痕在一个礼拜后就找到了。念痕想找的门路她怎么都会找到。她带来了换洗衣服和刮脸刀，几本跟政治无关的英文小说。他看她举重若轻地说说这谈谈那，从她又大了一圈的眼睛看出她心里有多焦虑。焉识逗她，说关在里面反而好了，吃饭不愁了，还有足够的时间睡觉。而且监狱是半地牢，有利于防空。她伸手摸摸他的脸，像个大姐感激懂事的弟弟。她临走轻声说她会想法子的。

　　 第二次念痕来的时候，焉识请她带一封信到外面去寄。信是写给上海家里的。焉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每月给家里一封信。信要走怎样漫长曲折的路途才能到婉喻和恩娘手里，或者是否能到达，他从来不去想。

　　 “她们收不到我的信，会瞎猜的。”

　　 这是他和念痕头一次共同面对他的现实：他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念痕看了看那信的纸张，一个烟盒的内壳。

　　 “她们收到你这样的信，”她拿起那张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的烟壳，“还用猜呀？一看就知道你已经出事了。”

　　 “只有这个。还是跟看守好不容易要来的。”

　　 念痕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是她用来记课堂笔记的。她撕了两张纸给他，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再写一封信。不必写那么详细，就写“一切都好，温饱无虑，请勿挂念”的意思就行了。焉识照办了。念痕接过草草写下的信文，随便地折叠一下，看着他。他懂得她的意思：这有多荒诞啊，她念痕充当起焉识和妻子之间的信使来了。

　　 所有从监狱里寄出的信都要经过审查。纸张要被横看竖看，对着光亮看，拆开字句看。所以每次让念痕带出去寄给婉喻的信也无法写什么，连飞涨的物价都不能提，这也是对当局不满的宣传。写来写去，无非说说自己的身体状况，痔疮犯了，好了，又犯了；右边肋下有点隐痛，但愿只是肋间神经问题，而不是胆囊或肝脏；重庆太潮湿，因此脚气是普遍的毛病。

　　 念痕为焉识寄这样的家书寄了两年，眼看着念痕的活泼一点点褪去，脸上的光泽一点点钝然。眼睛还是那么大，只是脏东西看多了似不再清亮。她修了三年的大学课程，拿到了商学院的结业证书，但人的朝气和志趣早已磨灭。1944年11月，日本军队的“一号作战”逼向重庆，重庆又成了失守前的南京。念痕趁机打通了关节，让焉识获释。焉识在半地牢里染上肺病，咳嗽咳了半年，胸腔咳空了，空了的胸部凹进去，又从背后凸出来，身高于是被这一凹一凸弄缩了。

　　 在接焉识的上午，并没有他想象的皆大欢喜。念痕的穿戴比他入狱前华贵多了，走私网络已经被压制，逮到黑市上的投机分子戴笠会枪毙他们。但念痕还是有法子买到各种稀罕物品。营救焉识就是靠黑市上买来的南美葡萄酒，雪茄烟，俄国鱼子酱，日本鳗鱼罐头。接他的时候，念痕找了一部雪佛兰汽车。她在车上拿出一个领带夹，告诉他上面的蓝宝石成色非常好，但她只用三袋奶粉就换来了。

　　 雪佛兰把焉识和念痕送到一个相当豪华的饭店。念痕先请焉识足吃一顿，然后带他上楼，进了一间豪华而脂粉气的房间，茶几上放了一瓶俄国伏特加。他们的夜晚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夜里两人起来，一人喝了两杯伏特加。是真货的伏特加。焉识身体给两年的半地牢生活毁了，两杯酒就撂倒了他，醉得如同大病。天快亮的时候，他让念痕给他挤一点广柑汁，用它再调一点伏特加，作为“扶头酒”喝下去。他告诉念痕，“扶头酒”是古人在卯时喝的，一夜病酒，喝了“扶头酒”反而就醒了。在以往，焉识随意流露的杂学会让念痕非常兴奋，但这次焉识发现她心不在焉。

　　 念痕从学校请了三天假，为了就是能跟焉识日夜颠倒地厮混。焉识身体非常虚弱，多半时间就是他和念痕相拥而卧，一份沉默伴着另一份沉默。

　　 第三天念痕说她要走了。走了？去哪里？去美国。可是，太平洋战争打起来去美国的航路就封锁了。先到澳门，再坐船想办法从南美绕道。去美国做什么呢？去了就知道了，无非读书，要么嫁人。

　　 焉识从枕头上撑起上半身，看着念痕。她二十七岁，做她刚才说的那两件事都有点嫌晚。念痕也看着他。他不应该为她在美国的出路发愁，还是要脸蛋有脸蛋，要身体有身体的一个女人。

　　 “我本来早就想走了。不过你不出来我是不会走的。”

　　 焉识轻轻摸了摸她的肩膀，表示非常感谢。她的激情不在了，不再是没他不可的念痕了。

　　 在他们就要离开饭店时念痕告诉他，从焉识在两年里给妻子写的信中，她所有的妄想都打消了。焉识的信说明了他对妻子、继母、孩子的责任心有多重。他在意他们，对他们守时，守信用。这样的男人是不会跟他的家庭分开的。他默默地承认她是对的。战争是一件混账事，战争让他混账了一场，战争打完，最终他还要言归正传地生活，去和妻子、孩子、继母把命定的日子过下去。战争不也让念痕出入黑市，投机走私品，打开了她在和平时期不会发掘的才能？念痕又说，本来她还寄希望于战争，希望它一直打个不停，打到她和焉识都老了终止，让沦亡的国土成全了两个天涯沦落人。但是战争把人都打坏了。人心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如禽兽，衙门里没有不贪污不腐败的人，无耻成了一种正常品行。她对战争厌恶透了；她宁可把焉识还给他的妻子也不要战争了。

　　 “我到了美国，会找一个像你一样的男人。”她曾经的劲头又出来了，那种妩媚的攻击性。这话的意思是，别以为天下就一个你，外面世界大着呢，还会找到一个你的。

　　 “你要是去读书的话，我可以给你写推荐信。就推荐你到我的学校。有我的推荐信学校会重视的。”

　　 “我要是去嫁人你也写推荐信吧？”她脱口而出，笑出一种报复来。她在给他寄那些信时，不好受了两年，现在让他也受一受。

　　 他伤心地笑笑。她马上靠过来，似乎后悔自己俏皮过头了。她把头贴着他的胸口，似乎要给他衣服下皮肉下的心舔舔伤。他想，这女人心眼真好，这几年明明是他对不住她，一直拿她做没有名分的妻子，现在反而成了她在抛弃他，让她反过来顾念他的伤痛。

　　 出了狱的焉识成了无业游民，因为教育部不准他的大学再接受他回去“灌输危险思想”。民族危难，要统一思想，最不需要的就是个人的自由，慢说自由主义这样的西方垃圾。焉识只有暂时靠念痕接济，一面化名写文章投稿，挣点碎银。他笔头很勤，也很快，各种报纸对他稿子的需求量很快就涨上去。一个高中竟然通过报纸来找他去演讲，一次演讲衍生出无数次演讲，最终导致一所国立高中聘请他出任教务长。焉识不久发现，教务长的薪水加上夜里写小品文的稿费，收入反而比原先的教授工资高很多。

　　 1945年春天，念痕要走了。焉识的一切上了轨道，她可以放心走了。现在轮到焉识不放心她，每天一有空就给她讲一堂美国生活和文化课，或者告诉她，东部的火车怎么乘，火车票怎样买，进了餐馆怎样点菜，碰到歧视华人的警察怎么对付。他突然觉得她走得太仓促了，他应该这样给她预习一年。念痕找了门路搭车走滇缅公路，到河内再转去澳门的船。她的心情很好，没有太多的不舍。他想，她比自己坚强，从一场无望的恋爱里已经活出来了。在英文中“爱上”是“Fall in love”，即“陷入爱情”，而不再爱了，用英文来说就是“Fall out of love”，“落出爱情”，或者“退出爱情”，总之是有个“出”的意思，从一种状态里解脱了，从一段情缘中开释了。没有想到，他俩之间，念痕是先解脱的那个。

　　自首之后

　　我祖父在西宁自首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他预料的那么洒脱。人再洒脱都会在最后一刻做孬种。当人民警察们朝着他上来时，手枪、手铐刹那间就绪，他差不多后悔了。

　　 就像从1942年到1944年，他在重庆被关押的时候，半地牢里腐烂的稻草和腐烂的生命的气味，长着青黑毛发的地砖，出着冷汗的墙壁，都使他后悔不迭。他蛮可以钝拙一点，藏起锋芒，少耍点俏皮，良知昧去一些，不管那些管不过来的闲事。他蛮可以跟韩念痕多过两年没有名分却十分甜腻的生活。

　　 一个礼拜以后，人民警察们把他拉出拘留室，不跟他透露任何处置决议，只把他往一辆警车上拉，他发现自己一点种都没有，身体跟梁葫芦一模一样地向后赖，脚先上了车，脊梁还想在车外多呆哪怕一秒钟。他想这次不会再有误会了，一定是直接押上刑场。梁葫芦就是那样被押上刑场的。他背对着警车的门，双膝着地，屁股坐在自己的脚跟上。他的眼睛的余光里，一边一双人民警察的脚，穿着西北的翻毛皮鞋。就在这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的警车地板上，他的记忆明确无误地把梁葫芦当时的脸孔回映给他看；非常奇怪的一张脸，从额头到鼻子都是青白色，剩余的地方还是污垢和日晒造成的乌紫，似乎青白的皮肉是先死了。眼睛也是先死亡的部分。梁葫芦的眼睛最后一定是谁也不认识的，老几跟在他后面，想来个草草的送行，但梁葫芦看不见他，他眼睛已经死了。

　　 警车向前颠簸着，把又成了老几的他往最终的下场载去。

　　 我祖父的膝盖骨磕碰在警车地板上，疼痛得跟碎了一样。他是习惯这种疼痛的，继续在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看自己的记忆播映梁葫芦的下场，因为那是他最新的参照。梁葫芦被枪毙之前，监狱的领导通知了他的弟弟。他最大的弟弟已经十六岁了，刚刚应征。因为梁葫芦即将被处死，公社反而照顾了他弟弟一个招兵名额，并替他改大两岁。弟弟来了后，被安排住在家属区的一间客房里，说好只呆两天就回东北继续新兵训练。梁葫芦这时还在做好汉，对邓指说，有啥见的？老子还不是为了给他们争一个白面馍丢老命的？邓指知道梁葫芦比较听老几的话，把正在播种土豆的老几从田里叫回来，说：“老陆啊，组织上给买一张火车票让葫芦弟弟来跟他告个别，都两天了他就是不肯见面。你说说他去吧。”

　　 老几两手的泥巴进了那个单间号子。这间号子一多半在地下，没有窗子，只有个出气孔。一般是惹了大祸的犯人给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骂人叫喊都尽管叫，反正谁也听不见。即将处决的梁葫芦一动手脚都叮当响，给他上了最沉的脚镣手铐。老几于是便对着那叮当响的方位说起话来。他没有结巴。一个将死的男孩子配见识一个口才卓越的老几。对着完全看不见的梁葫芦，他说假如他是葫芦的话，绝不会错过跟亲人见面的最后机会。葫芦一声不吭，唯一的响动来自他的镣铐，或者屁股下的芨芨草。过了一会儿，老几又说，谁都为他可惜，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老几还说，梁葫芦这三年对他的好，值得他老几在剩下不长的余生里怀念。

　　 又过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几分钟，葫芦说：“狗日的老几，你他奶奶的不结巴呀？”

　　 老几不置可否。反正梁葫芦就是顾得上揭发他，也来不及了。老几接下去还是尽自己的努力苦口婆心：葫芦弟弟在东北当兵，路上走那么多天，要他老几是梁葫芦，就冲这一点也会去见一面的。

　　 “那你个老狗日的，你是假装的结巴？装了这么多年？”梁葫芦的口气几乎是崇拜的，“你为啥要装结巴？”

　　 “……”

　　 “为啥？”

　　 “结巴好，嘴慢了，脑子就快了。”

　　 老几想，梁葫芦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他的生命所剩的钟点全加起来，已经不到三位数了。

　　 老几钻出那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号子的时候，正是晚饭时间。邓指在操场上等着，问老几谈的成效如何。老几摇摇头。邓指对老几摆摆手，让他掉头回去，问问梁葫芦，他弟弟明天一早走了，不见的话有没有什么临终遗言，或者遗物。老几只好再钻回去。临终遗言被老几说成“给你刚当兵的弟弟两句祝福吧”。至于遗物，老几尚未开口，梁葫芦就在芨芨草褥子上打点起来,铁镣响成一片。然后他和老几摸索着交接了东西，老几接过东西，抓住葫芦被冻疮疤痕弄变形的手，他把这只手用力握了握。

　　 梁葫芦给他弟弟和妹妹们留下的是三套棉衣棉裤，已经破旧，是他在监狱两礼拜一次的交易市场以物易物换来的。他的刑期逼近，他每天都少吃一口，用一个馒头或者一碗小米饭换一个帽子或一双袜子，再把手套帽子集中起来，换成一件单外衣，再把单外衣搭上一支钢笔或一双旧球鞋换成棉衣。就这样一截一截地交换，最后给所有弟妹们都换上了棉衣棉裤。他在棉衣棉裤里包了他用沙柳树枝削的弹弓，那是给他最小的弟弟的，用牛骨头磨了个烟斗，说是给大队老支书的，支书照顾了他的弟妹。他还给他妹妹换了一对紫红色的毛线手套。准备这些东西用了他半年时间，现在终于都准备齐了。他唯独没有留下东西给这个当了兵的弟弟。他狠狠地对老几说：“他会稀罕这些？人家升官发财了！”

　　 邓指拿着梁葫芦的遗物，掂量一会，还是决定让老几把事情做完。

　　 “老陆，你最后听了梁葫芦说的话，也别跟我转告了；你就去跟他弟弟转告一下，把他送走就完事。就算组织上掏钱让他来西北玩一趟，啊。”

　　 梁葫芦的弟弟比梁葫芦高出大半个头来，但不像哥哥那么有力量有血性。弟弟读了高小，十四岁就开始给大队记账。他看了看哥哥留下的遗物，眼圈红了。老几瞎编了几句梁葫芦对弟弟的祝福，弟弟听着听着，用涂了油漆一般僵硬闪光的新军装袖口抹开了眼泪。葫芦的弟弟两个口角也发白，跟葫芦一样，从小到大生口疮，不知军队伙食里的营养是否能根治他。

　　 梁葫芦是第二天一早给拉上警车的。据说还要先去西宁，在那里跟一帮被处决的人一块参加个公审大会。梁葫芦给拉出黑号子的时候，所有犯人刚跑出号子准备早点名。本来计划是在早点名之前拉葫芦走的，但他在那黑号子里争拗了十多分钟，一个人有十个人的力气。

　　 老几看着梁葫芦被拉着从犯人队伍前面过去，手和脚给拽到前面，脊梁和屁股往后，腿弓成骑马蹲裆式，脚镣和手铐响得跟铁匠铺搬家似的。所有犯人都半张开嘴，为梁葫芦行注目礼。一个犯人叫道：“葫芦一路走好！”

　　 梁葫芦就在这当口上回过头，老几看到了他已经进入死亡的那部分脸。小凶犯在最后褪尽所有凶残，常年红烂的眼睛此刻是羔羊的。犯人们解散之后，早餐开始了，梁葫芦还没有给拽进警车，一滴滴尿从他棉裤管里漏出来。警察也不硬来，似乎对死囚的垂死挣扎充满理解和同情。人们捧着大盆的青稞糊糊聚向门口，见老几过来，都给他让路。老几看着对开的车门在梁葫芦被塞进去之后关上了，一切挣扎最终归于无济于事。

 　　 现在我祖父的背后也是这两扇对开的门，门外，遮天蔽日的一大团西北尘雾。已经进入大荒草漠了，从到处漏风的警车钻进草地和沙尘的气味。在他右边的翻毛皮鞋踢了踢他，问他要不要解手。

　　 车停在一个道班房前，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等于把他从车上抬下来。只要他不再逃走，他们宁可伺候他。他们替他解开裆间纽扣，扯脱内裤。对此老几也习惯了，不像多年前在重庆被捕时脸皮那么薄，当着几个夜袭者他窘得穿不上裤子。

　　 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在美国留过学，得了博士学位。另一个警察年轻一些，问道：啥叫博士学位？可能得了就是大知识分子，不得就是小知识分子。这下老几窘了：给他们看的不再是犯人老几撒尿，而是陆焉识博士撒尿。

　　 梁葫芦被拖走之后的第三天，邓指把老几带到田边。当时老几在一块田里施化肥，看见邓指的头顶一蹦一蹦地从远处一大蓬骆驼刺后面走来。邓指这样一蹦一蹦地走路不是有急事就是在发火。结果是急事加上发火。他带着老几往田边走，走到犯人们听不见他们讲话的地方。一开口邓指就说：“老几，到底是梁葫芦瞎咬你，还是你就是个狡猾的老狐狸，一直在装蒜？”

　　 他一听见邓指不再叫他“老陆”，他就明白大事不好。

　　 老几呆呆地看着邓指，然后开了口。

　　 “什、什、什……么?”他心里数着嘴里重复的字眼，看着邓指的脸色，给自己争取时间拿出对策：假如这个政工干部相信了梁葫芦，他该怎么办。

　　 “梁葫芦被处决之前，揭发了一件事，他说你根本就不结巴。你是假装结巴装了这么多年的！”邓指五短的手指从露着棉絮的军大衣袖口里伸出来。

　　 老几问，为什么要假装呢？邓指说他正要问他呢！老几觉得自己的脸还是绷得住的，对自己扮出的懵懂面孔还是比较自信的。当囚犯这么多年，他可以对着指控的人目光笃定，不会像多年前在重庆那样，人家一拍桌子说：“没讲实话！”他就灵魂溃散。邓指逼不出进一步的结果，便说给他一天时间考虑，如果像梁葫芦说的那样，老几一直是在假装结巴，捉弄政府和领导，他主动交代了，可以从轻处理；假如梁葫芦诬陷了他，那是另一回事。是否争取宽大，看老几自己的表现。他结巴着表达了谢意，感谢邓指给的一天时间，但他还是把它退还给邓指，因为他不需要一天来考虑本来就不必考虑的事实：他真的是个结巴；从陪绑杀场那次就落下了这个孬种毛病。这也不是什么光彩毛病，落下它是没办法的事。

　　 邓指放他回去干活去了。太阳特别大，完全无风，尿素给蒸发起来，在田野上飘着一层奇臭的云烟。他就在让人睁不开眼喘不了气的尿素烟云中，思考梁葫芦最后的一刻是怎么了。

　　 梁葫芦在被绑上粗大的绳索，背上插了打着红叉的名签时，想到一个或许可以自救的办法。犯人揭发其他犯人是可以受到减刑嘉奖的。他就把死里逃生的所有希望都押在这一句揭发上了。第二天就是公审大会，还有八小时他就要登台做最后亮相了，他一边手淫一边想着自己短短的一生：吃没吃穿没穿，连女人都没有过，就只有这个“右手情侣”，所有温柔、乐子都是来自它。他叫来了看守，说自己有一件大案要揭发。看守问他什么大案，他说看守不够级别。看守害怕耽误了国家办大案，连夜叫来侦讯科长。梁葫芦问侦讯科长，假如他揭发了大案，会不会得到减刑的奖励。侦讯科长说当然。谁担保？我担保。你拿啥担保？我拿啥都能担保。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侦讯科长烦了，说：“啰嗦个啥呢？没啥揭发明天公审大会见吧！”梁葫芦这才事关重大地告诉了侦讯科长，七大队六中队的那个姓陆的大反革命是假装的结巴；看看，那老家伙隐藏得多严密啊，这么多年都没暴露。第二天一早，梁葫芦还是跟侦讯科长在公审大会上见了。梁葫芦太失望了，问科长的担保咋跟放了个屁似的，屁还臭一阵呢！

　　 老几一面施尿素一面想象着。枪口对准梁葫芦白白无毛的后脑勺时，他会不会觉得特别上当，觉得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把老几检举了而自己青白色的脑勺最终还是成了射击的靶心。老几完全能理解梁葫芦的揭发。十八岁一条命快没了，什么都拉扯来保命，这有什么不好理解？他揭发了老几，把老几的麻烦招来了，可命也没保住，这就让老几替他黯然神伤了。老几在入狱的头几年就明白什么都可能给其他犯人拿去保命或立功，所以他用自己的沉默和结巴筑起一圈隐形城堡，谁也别想让他打开城堡的大门。梁葫芦刚来的时候十六岁，把老几孝敬成了自己大爷，老几城堡的墙被他打出一个洞，现在是堵这个洞的时候了。他知道邓指接下去会紧密观察他，会布置犯人或者加工队员监视他，所以他既不多话也不少话，用尽力气地保持轻松。心理学他是懂一点的，人在内心压力大的时候往往话多或吃得多，说话和咀嚼都是减压的。因此他按照自己准确的记忆，沿顺他一贯的语言习惯。大概在三个月以后，他感到自己恢复了邓指心目中可靠的老几形象。因为他再次找老几到他家去帮着修理那只欧米伽。

　　 此刻在警车上跪着的老几听见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说：老家伙够呛吧？他的同志同意一对老膝盖这样跪一路的确够呛。所以他们共同决定让老家伙坐下来，就地坐在车子的地板上。其实对老几来说，此刻坐着和跪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疼痛早变成了麻木。他坐了半小时膝盖的疼痛才追上来，等膝盖的疼痛减缓，屁股的疼痛开始了。

　　 警车是午饭后不久到达劳改农场场部的。两个警察和保卫科长以及两个保卫干事把老几作为重大差事接过来。交接手续在保卫科办公室办理，老几给关在保卫科隔壁的一间空屋里，屋子的功用就是暂时紧闭或拘留犯人。他能听见隔壁嗡嗡嗡的说话声。老几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被嗡嗡嗡地决定。或者说部分地决定。因为根据他逃跑的恶劣性质，他的命运应该在他自首前就部分地被决定了。他还能为婉喻和孩子做点什么？也许写一张离婚协议书？

　　 老几听见隔壁嗡嗡嗡的声音静下去，保卫科长和干事们跟两个西宁警察走出了办公室。走廊上，大家一边告别一边谦虚，强调自己的不是。保卫科长说他们警惕性不强，管理干部的素质训练松懈，造成老家伙的逃亡。警察们说他们警惕性也不强，老家伙混进市里都没有及时抓获他。说着他们就走到了关押老几的屋子。警察们打开了老几的手铐，换上了场部的手铐。警察的手铐式样新多了，功能也多得多，外松内紧，越挣扎越吃苦头。场部的手铐比较粗笨，看起来恐怖，戴上去轻松。老几刚刚这样想着，保卫干事们把他的双手背到背后，手铐在背后上了锁。没有脚镣，他们用一根绳子把老几的一双脚拴起来。绳子太长，于是就顺便把小腿也缠进去，结子打在小腿肚和膝盖下的凹槽里。这是最有利于打结的地方。

　　 老几和其他犯人一样，不怕铁铐，怕纸铐。他有过一次戴纸铐的经验，它和他后来坚持结巴有很大关系。戴纸铐也是他嘴巴不够老实造成的。那时候他和其他几万囚犯刚刚被车皮装运到大草漠上，相互对别人的事还有兴趣，打听同伴的罪状或者刑期是日常话题。老几那时还不叫老几，犯人们对他还比较尊重，叫他××××号。事情是这样出的：一群犯人被派去打桩子钉帐篷，一个人叫另一个人大主教。老几说主教怎么也进来了？一个犯人说，因为是反革命主教。什么是反革命主教？就像反革命博士、反革命教授。可是宗教不一样啊，不是说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吗？当晚一个干部来到老几的帐篷，给他戴上了纸铐。同帐篷的犯人一声不吭地看着上铐的过程，等干部走了一个犯人说，犯啥大事了？咋罚这么重呢？纸铐不过是两段纸条，用糨糊粘在一起，毫无分量，但戴了一会儿就让人想念起铁铐来。铁铐给人的自由度比纸铐大多了。干部上纸铐的时候，还伴随一句话：不准弄破了它，弄破了等着瞧！这句话的恐怖在于不知等着瞧的是什么。那个未知的后果在等着你，对犯人来说，未知就是恐怖。那一夜老几一点都没敢动，纸头发出一点窸窣声他就从浅盹里惊醒。被子被睡在他旁边的狱友裹走，越来越多地裹在他的身上，他试着把它往回拽，但纸铐却出现了好几道裂纹。他想到干部说的“等着瞧”，便忍住恶心，将大半身体塞进扯他被子的狱友被窝。第二天他解手都是靠那个主教帮忙。主教从事了大半辈子神圣事业，末了让他解决如此世俗的问题，他满脸发烧地跟主教道歉。

　　 也像对纸铐的认识不足一样，这次老几发现自己低估了保卫干部的捆绑手艺。他的小腿在太阳落山时渐渐麻木。最后的阳光从窗子透进来，在老几对面的毛主席像下面投出一片金黄。他听见一个个办公室的门打开，走出人来，然后一个个门被撞上，锁上锁。钥匙声音和干部们相互打招呼的声音顺着走廊渐渐远去。老几蹭着墙壁，想把裤腿蹭起来，看看自己的小腿怎么了，就像从膝盖下截走了似的。假如现在真要给他截肢，麻醉肯定是够的。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彻底的肢体麻木。他的两手被手铐锁在背后，每次蹭裤腿的努力都让他失衡，不是侧着倒下就是向后倒去。他听见这一房子对面的那排房子还有声响：咳嗽，打电话。那是机械科的办公室，老几也就来过场部三次，对场部的办公室分布记得清清楚楚。机械科的人走了以后，他就成了被遗忘的一件差事，从警察手里交到场部。明天人们看到他，才会想起来，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好了，现在已经是双腿坏死，屎尿满身，浑身灰土的一件过时的差事。

　　 他终于把裤腿蹭上去了，看到的不是腿，而是乌紫的两截棍棒，坏死已经开始了。

　　 他一次一次蹬动没有感觉的腿，尽可能使血液回流一些。在几分钟的蹬腿运动之后，腿似乎有了点反应，温度升上去一点，感觉变成密密麻麻的细小活物，顺着血管从活着的大腿往下爬，爬得他的小腿开始发痒。复苏的无数小虫子一直爬到脚底板，奇痒难熬。他不停地蹬动他的腿，但力气在失去。从海拔低的地方回到三千多米高的大草漠上，十多分钟的蹬腿运动已经让他濒临气绝。这是几个月自由流浪的一个副作用，他的肺活量和耐力退化了。

　　 对面机械科那个打电话的声音还在继续，是在电话上给机耕队的某人指导一台拖拉机的修理。老几必须在那个人离开之前提醒他，自己是那件被西宁警察和保卫科交接了但还没办理的差事。趁着小腿部分地恢复了感觉，他转成侧身，向一张办公桌爬去。办公桌不够沉重，他想用背在身后的两手扶住它往上起身，但他的企图一再失败，只不过每次都把办公桌往一面的墙壁移动了一点。他不再徒劳，索性把力气花在推动办公桌上，只要它有两面抵住墙壁，就能承得住他的体重。

　　 老几成功了。他现在非常怪异地直立，五分之一的身体被绳子捆成了木乃伊。他扶着办公桌计算，需要多少步可以跳到窗口。四步或者五步。五步。他要像大袋鼠一样双腿蹦跳，并且不能摔倒，摔倒他还得爬回办公桌，再撑着桌腿爬起站直。他无意中看见办公桌上有个茶杯，他用下巴把它打翻。这是藏民喜欢的砖茶，茶叶比水还多。他咂干了茶，吞吃着茶叶，牙齿挤出茶叶里的苦汁。茶杯出现得正是时候，他已经一天没有喝水了。

　　 窗外光线抖动了一下，暗了，那是太阳最后往地平线下一沉。

　　 正如他的计算，他用了五步跳到窗口。但最后一步他没有站稳，晃了晃还是向后倒去。只能再侧过身，以军事动作匍匐前进，侧身爬回办公桌。气喘如牛的老几在跟机械科打电话的人竞赛，必须在有关拖拉机修理的电话指导结束前冲到窗前。老几同时还寄希望于机耕队那个接受电话指导的人，他希望他笨一些，越笨越能把机械科打电话口授修理技术的人拖住，给老几赢得时间。老几扶着办公桌站起，把桌面上所有的茶叶舔舐干净，用牙齿把苦极的水分一滴不漏地挤出来，连同提神效用吞进肚子。

　　 这一次他是分七步跳到窗前的。他总结了上一次的经验：步子太大必然跳得过猛，所以导致了落脚不稳。他此刻站在窗前，看见对面机械科的办公室确实只有一个门还开着。他怎么出去是下一步的难题。没有手，没有脚，剩下的就是一个头。窗子不高，窗台只达到他的胯骨，假如他用头撞碎窗子上的玻璃，运气好的话，那个人会被这种危险响动惊扰。但他的风险是，第一，头破血流以致破相；第二，被误会畏罪自杀。他不会自杀的。从干部们给刘胡子自杀的总结里他明白自杀是一种对抗性行为，是示威，是敌意的最后表白。一切敌意都可能给婉喻和孩子们找来进一步的麻烦。他看到她们生活得还不错，虽然离报上说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比较远，但天伦之乐还可以尽享，小笼包子还有的吃，他一对抗，她们连那一点享受都没了。

　　 机械科的人挂电话了。老几看着他站起身，打开抽屉，拿出一沓公文纸，大概是顺手拿回家给孩子当草稿本用的。老几用头磕了磕玻璃，对方没有听见。就是听见他会怎么样？老几现在必须把自己闹成一个大响动，才会保住正在废掉的腿。腿成了废物之后，他要依赖别人的帮助蹲厕所，从现在一直到处决之前。他在流浪中被做了许多人的“老先生”、“老伯伯”、“老人家”，让他把十多年监狱生活养出的厚颜丢得差不多了。他看着对面打电话的人走出办公室，开始锁门，他心一横就把头撞在玻璃上。他听见砰的一声巨响，眼前出现白亮的一片，亮光从一个大盆那么大迅速缩小，最后消失了，被红色替代了。红色把他眼前的傍晚刷上了红漆，红漆扩开，傍晚渐渐被挡住。一个声音在红色的那一边叫喊起来。

　　 “你是哪一个？！”四川籍的机械干部觉得画面比较惊悚，声音都跑调了。

　　 老几血头血脸地回答，他是哪个大队哪个中队的哪一个。不管是哪一个，也不能把他丢在空办公室里，让他的腿废掉。

　　 “那你咋跑这儿来了呢？！”

　　 四川人把手伸进玻璃上那个被老几的脑袋撞出的洞，顺着洞摸下来，提起窗子的插销，把窗子打开。然后他纵身一跃，从窗口翻进来。四川人把老几的一双乌紫的小腿看了看，这里掐一把那里戳一指头，同意老几对它们的判断：这双腿确实快要不得了。

　　 “拜托首长你了，快去叫我们队的邓指导员来。”老几声音沉稳，为四川人压惊似的。

　　 “是你妈啥子首长哟！”四川人说，“我是就业人员。五四年肃反的时候进来，五八年又释放了。解放前西华工学院毕业的。搞不赢了！等你们七大队接到电话，从那边骑马过来还要个把钟头。万一人家接了电话不来呢？”

　　 他研究着捆绑老几小腿的绳子。同时又犹豫是否该先止住老几头上的血。室内已经昏暗了，他用手电筒照着老几的头，把伤口上和头发里的玻璃碴子捏出来。然后他回到自己办公室，拿来一个脸盆，一块崭新的毛巾，又从暖壶里倒出热水，给老几清洗了伤口。他告诉老几头发里一共有两个口子，问题不会太大，他正好有红霉素眼药膏，可以防止发炎。等他把老几脸上的血擦掉，他愣住了，愣愣地说：“就是你哟？好了得！……从这里头跑出去的，你跑得最远，你晓得不？”

　　 老几说他不晓得。其实四川人孤陋寡闻，比老几跑得远的还有一个，是四大队的，用红柳根刻出一个公章，偷了场部的公文纸制造了介绍信。他一直跑到台湾，在对大陆广播的电台演说了好几个月，都是有关他作为劳改犯的经历，渲染夸张到极痛处，就会哇哇大哭。

　　 四川人告诉老几，他是从通缉令上认识老几的。他这时开始替老几上药膏，因为专注而嘴唇半启，老几看着他满嘴的坏牙，以及两只手上给烟头熏染的黄指甲。

　　 四川人找到了保安干部捆绑打结的窍门，手、脚、嘴并用，开始解那个结。一边解，他一边告诉老几，只要把绳子按原来的绑法绑回去，保卫科干部不会发现的。解下的绳子被他扔在一边，然后他把办公桌摆回原位，擦掉桌面上的零星茶叶。他扶着老几上了一趟厕所，又把自己的棉大衣留下来。他的方案是让老几盖着大衣睡一觉，他会在凌晨四五点钟来把绳子重新捆上去，只不过捆得松一些；同时他还会带一块玻璃，换下被老几的脑壳撞烂的那块。

　　 老几对着正翻窗子的四川人身影道谢时，他头也不回地说：“谢啥子谢？我晓得我自己咋个进来的，就晓得你是咋个进来的了！”

　　 保卫科的干事们是第二天八点半钟上班的。老几听见科长和那两个干事在隔壁低声谈话，其中一个干事用河北话开玩笑。老几记得他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的主人险些害死了他的两条小腿。门被打开了。在科长和两个干事看，老几动也没动过：昨天下班前给随便堆在墙角，现在还是墙角的一堆。没人发现窗子玻璃是碎了之后又换了新的，也没人发现老几头发里的伤口。就是发现他们也不会在意，流浪生活和西宁的警察都可能在老几头上留下伤痕。昨天捆绑老几的河北干事走上来，一脸讽刺的笑容问老几一夜过得如何。他先撩起老几的裤子，发现老几的腿还活着，懵懂了一瞬，意思是：怎么会还好好的呢？不应该啊！他站起来，踢了老几几下，脚头之猛，如同中锋射门。老几明白哪儿都能让他射门，只要把脏腑一带窝藏起来。于是他抱住自己，把脊背慷慨地亮给他。

　　 科长吼叫起来：“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并没有人过来阻挡河北干事向老几身上继续进球。一直到老几噢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科长和另一个干事才上来拉架。给老几松开绳子的是科长，一个安徽人。安徽科长押着老几去厕所，让老犯人又重新学步，从关押他的办公室蹒跚到走廊尽头花了十多分钟。脊背也歪了，刚挨了几脚的地方大概是左肺。昨天的捆绑和今天踢的那几脚还是见了成效，流浪途中改善伙食养出的健康，以及人民误给他的体面这时全丢尽。站到了茅坑上，安徽科长给老逃犯开了手铐，然后掏出手枪站在老几对面。老几蹲在那里，却不知浑身该往哪里使劲。办公室的干部们都来上班了，在便池上站成一排，互相打招呼，聊天。不时有人跟安徽科长打招呼，然后再好奇地伸头看看蹲在茅坑上的老几。还会夹着一两句议论：“就是这老家伙？”“够能跑的他！”“找到淀粉牧草的那个？”“还博士呢！”“在哪儿自首的？”“西宁？”

　　 有一个干部（大概是宣传科长）指着老几演讲起来。

　　 “不自首在外面也不好混；全国马上就要开始搞四清运动了！赶上运动，哼！……”他意味深长地收住话。

　　 老几肚子憋得很胀，但就是释放不了自己。他让自己再努一把力，因为过了这次上厕所的机会，下一个机会不知什么时候再出现。在大家的打量和品评中，在人眼和枪口的瞪视下，他只想把自己蹲得矮小一点，偏偏他的个头很难做到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上班的时候厕所这么热闹。大家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要找伴？这里让老几想起他过去的好日子里常去的会馆或俱乐部。他活受罪地蹲着，本来就给捆伤了的小腿和脚撑不住他的身体，要靠他一只手扳住茅坑与茅坑之间的水泥隔断，手指别无选择地扣在一道道干了的鼻涕或其他生理液体上。从人们的议论中，他渐渐听懂了一件事。也就是为了这件事自己挨了那个干事的阴毒捆绑。似乎不会处决老几了，首先因为他找到的那种草确实含有淀粉，尽管是一种漆黑、半透明、发苦的淀粉。古书上对这种草就有记载，叫它“白冷草”，药、食两用。其次，不仅不枪毙老几，场部还要宣传老几，拿老几做宽大自首者的典型事例中的典型人物。

　　 老几蹲在茅坑上分析，保卫科在他逃亡的几个月里忙坏了，吃不好睡不足，常常颠沛几百里，到一个个收容所去辨认难民。现在老逃犯自首了，还有功了，河北干事想阴着整他，把他的腿整残。

　　 老几的巡回演讲是自首后一个礼拜开始的。演讲稿子是场部宣传科一个年轻干事为他写的，说政府的宽大政策如何感动了老几这样一个罪大恶极、死不改悔、死有余辜的人。他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稿子，一面得意自己的明智；他没有和婉喻见面是多么的明智！婉喻从来没有完整地得到过他的心，那些年她得到的，不过是他的一份贴近的存在，而他给她的连累却要跟她一生形影相随。假如他跟她见面，她肯定就会进一步被他连累。那他才真的“死有余辜”。他数着自己嘴里正在重复的字眼“死、死、死……”接下去该说“有余辜”了。老几边念稿子边想，中国话狠呢，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研究了大半辈子语言，他发现在哪一种语言里都找不到同等量级的词汇。哪一种语言都没有他的母语这么狠，这么解恨。死了还有余辜，难怪要灭九族，满门抄斩。他觉得自己割舍了和婉喻的见面不是明智，而是英明。否则他老几万一死了，还剩下的余辜，就要清算到婉喻头上了。

　　 老几不仅在大草漠上巡回演讲，还巡回到西宁的监狱、看守所、少年犯的工读学校去演讲。一身囚服给他换成了崭新的，一头花白卷毛也常常修剪，梳成个西北版本的洋式偏分，在他囚服的上衣口袋里，还给他插了支自来水笔，把他打扮成秀才犯人。巡回演讲了半年，老几每顿饭有菜有汤，腰围大了一圈，在方圆七百多公里的三四个劳改农场里成了名角儿。他在第一次念完宣传干事写的稿子就把内容背了下来，因此在以后的演讲中，他的脸藏在稿子后面，脑子禁不住地开小差。这不能怪他，对他过剩的脑力，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随着演讲越来越熟练，他脑筋开小差也开得越来越自由。他开小差的那部分脑筋总是在想河北干事的眼睛；它们从他那双从绳子下幸存下来的腿移到他脸上，充满失望，对没有致残老几而失望过度。河北人由于失望而涣散的眼神渐渐凝聚，让老几看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古训。

　　 老几很快就要看到河北干事是怎样报仇的。

　　 从巡回演讲回到七大队六中队之后，老几听说邓指调到刚刚成立的劳改分场去当政治部主任了。曾经跟解放军火拼的谭队长回到六中队既管行政又管政治。老几回到队上正赶上抢收青稞、土豆。一天下午，那个河北保卫干事骑着马跑到田边来了。河北干事把老几叫到跟前，好像有什么急事要跟他说，却从他的大衣怀襟里蹿出一只肥大的兔子。兔子一落地就向南跑，河北人用一个藏人的抛兜子扔出一块石头，打在兔子前面的路上，兔子掉转方向便向另一头跑去。河北人跟老几说，愣什么呢？那是种兔，还不快追！老几跟着兔子追去，但不久就发现自己已经过了解放军定下的警戒线。这时候，河北人从另一个方向追过来，手上提着手枪，对老几说：“你磨洋工呢？跑了种兔我非毙了你不行！”

　　 老几指着站成对角的两个解放军，结巴地表示他若再往前一步，那两支枪就会毙了他。

　　 “他们敢开枪我给你顶着！我说是我要你去追兔子的！”他的枪口在五米之外对准老几。

　　 老几只得继续他刚才追逐的方向追下去。其实这时兔子早已没了影子。老几突然悟到他活到头了。河北干事不是偶然出现在这里，他的计划不是今天才设计的，是从致残老几未遂那天早上就开始设计了。他精心编好的这个大圈套可以把他老几轻易干掉，干得不露痕迹，甚至不必自己沾手。他有过那样的逃跑前科，再次逃跑就是最省事的罪名，击毙他的动机无懈可击。

　　 果然，解放军的两杆枪先后响起，伴随着两个不同乡音的叫喊：“站住！……再跑打死你！”

　　 河北人的手枪也参加到解放军的射击竞赛中来。解放军第一枪是朝天开的。河北干事平时的打靶成绩不佳，所以两枪都没射中目标。老几向前一扑，趴倒在地上。河北干事气喘吁吁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并没有鲜血淋漓，便狠狠地但是轻声地吆喝：“起来，给我追兔子去！”

　　 老几当然不能再给他接着当靶子，趴在原地哼唧着，想他再磨蹭一会儿，解放军就该追上来了，就算他给打死也会有眼证。否则作为再次逃亡，婉喻会受到天大的连累，他真是死有余辜了。

　　 河北人却用枪口朝着他的后脑勺，从牙缝里挤出话来：“你敢违抗我的命令，我现在就打死你！”

　　 枪口从他后脑勺移到他太阳穴，他眼睛的余光能看见枪口。眨眼间他必须做出选择，是被河北人就地打死还是爬起来，向前再跑几步，在三把枪的子弹射线中争取那极狭窄的幸存可能。第三种选择是他立刻跟解放军解释，他并不在逃跑，而是在替这位保卫干事追种兔。但河北人可能在他开口前就开枪。假如他被河北人一枪干掉，就会从此被灭口。这件事的始末就永远也无法弄清。当然，河北人在事后解释的主动权大多了，事实可以因为他的解释而被全盘歪曲。河北干事有可能受到降级处罚。但对于已经死了的老几来说，没有任何利益可图。已经死了的老几还是会被作为逃犯而连累他的婉喻。那就像他一口气结巴出来的一串“死、死、死……”，死若干回也无法表达他对小女儿丹珏的顾念。

　　 几秒钟后老几决定争取射击夹缝里的幸存。草已经开始枯黄，草籽都成熟了，落尽了，轻了的草穗子不再耷拉着头，都挺直穗梢，一根根草都比初秋时高了。这是对他有利的一点。他往起爬着，让河北人觉得他还会继续往前跑，实际上他想尽量拖延时间，使解放军赶上来。但他还没站起又倒下去，在草丛里借着微微下坡的地势滚动。河北人对前体育健儿的老几一无所知，所以老几突如其来的横向移动让他傻了一会儿，再开枪时，已经不那么容易。深及大腿的草海把老几的身影大致淹没。

　　 解放军已经赶到，问河北人：“咋回事儿？！”

　　 河北人指着老几滚动的方向说：“在那边呢！老小子又想跑呢！咋不开枪呢？！”

　　 这时候老几紧贴地皮伏在草丛里，把他们的话都听见了。

　　 现在不光是解放军赶上来，谭队长也赶了上来，也是手枪在前人在后，如临大敌地侧身冲锋。战斗英雄谭队长大声跟解放军叫喊，谁又吃饱了撑的在他当班的时候开枪。河北人此刻已把手枪子弹打光了，从当兵的手里夺过自动步枪，正要开枪，被谭队长把枪口猛地抬高。

　　 谭队长问解放军和河北干事，老小子为啥要跑？解放军说不知道，他们就是看见他跑才开的枪。河北人说，老小子不跑为啥到警戒线外头来了？！谭队长对着老几藏身的地方喊话，问他好好的怎么又要逃跑。

　　 老几趴在凹荡里不露头，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一点儿也不想跑，是保卫干事命令他追种兔，他不得不跑。河北干事说老王八蛋太狡猾了！谁让他追兔子的?!老几不再说话了。看来他当时的逃亡给了这位河北干事很大的苦头吃，所以现在他铁了心要报复他。一个人铁了心要害你，你是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此刻那边收庄稼的田里热闹起来。有人喊：“往那边跑了！……从这边堵住！……”

　　 两个解放军紧张了，往回张望，发现一大群犯人在田里跑动。谭队长也紧张起来，对犯人们猛起哨子。犯人们根本不理会，把刚装了麻袋的土豆又倒出，土豆四散乱滚。一个解放军往吵闹的地方跑去。

　　 只听一阵欢呼：“逮到了！逮着了！”

　　 谭队长大声斥骂：“操你妈的逮到什么了？！”

　　 跑到一半的解放军回答说是犯人们逮到了一只大肥兔子，已经在一麻袋土豆上给摔死了。老几心想，这下物证和眼证一块给灭了。谭队长向老几的方向走来，一面斥骂老几这个老不是东西的，还没把六中队害够？逃跑了几个月，六中队的队干部连探亲假都给取消了，他个老不是东西的倒是四处风光，顿顿两个菜一个汤！老几心里说，错了，三个菜一个汤。

　　 河北人拿着解放军的枪，一副准备射击的姿态。谭队长走到老几趴着的凹荡前面，用脚把老几跑掉的帽子钩起来，又用脚直接甩了老几两脚。老几说土豆田里犯人们逮到的那只兔子如果是种兔的话，就可以证明他不是逃跑，而是接受了命令去追价值不菲的种兔。

　　 谭队长朝狂欢的犯人们叫喊起来，问他们逮到的是不是一只种兔。犯人们说是的。谭队长又说，谁也不准动兔子一根毫毛。犯人们回答说，对不起，这道命令下得太晚了，兔子已经没毛了——连皮给放在火上烧了。河北干事不动声色，嘴角翘起两撇得意——物证消掉了。

　　 河北干事和老几在六中队的队部办公室开始了对质。河北人不管老几的陈述多么逻辑，就是咬定老几是借追兔子逃跑。谭队长说：“那好吧，先关两天黑屋再说吧。”

　　 河北人亲自押解老几进了那间一大半沉在地下的黑号子，枪口毫无必要地抵住老几的颈窝。

　　

　　 根据我祖父的记载，我能想象出那个黑号子。一个叫做左之辉的汉口人1961年春天就死在这黑号子里。他也是1954年肃反的那批犯人中的一个，罪行是偷听敌台并传播美蒋反攻大陆的消息。一次在青稞地里播种的时候他跟一个干部顶撞起来，当时的队干部是个刚从福建转业的残废军人，在田头组织了批斗会。他把会场交给加工队掌握，自己骑马去检查各块田地的工作。谁都知道，他这样做是放手让加工队体罚，事后他再跟加工队来一场“周瑜打黄盖”。加工队找来一根绳子，把汉口人往电线杆子上吊，一面问他看见台湾和美蒋没有。汉口人很蠢，对加工队的“刑罚杂技”挺配合，一口一个“看不见！”绳子便一直拉，左之辉给拉到电线的高度，绳子松了，加工队员们说，那就算了吧，等哪天建了瞭望台你再上去望蒋盼美吧。左之辉摔落在草地上，骨头并没有如加工队所期望的那样被摔断。当晚他被送进黑号子，第二天早晨送早饭的执勤犯人发现他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黑号子关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那是1959年，来了一大批新犯人，都是叫做右派机关干部。老犯人一般见了新犯人就像蚊子闻到血一样，一窝一团地扑上去。所有的新犯人都急于想听到当地气候和该监狱生活条件的介绍，马上跟老犯人开始了紧密接触。等到老犯人离开，百分之八十的新犯人都发现自己的东西丢失了。他们向管教干部反映情况，干部们让新犯人到老犯人里面去辨认，被辨认出来的就关禁闭。所有犯人很快发现，当了贼反而合算，不需要下地和上砖窑干重活儿，每一天都成了礼拜天，躺在帐篷里补觉。于是产生了一大批窃贼。人人都明火执仗地偷别人东西，被偷了的人也不去告状，以免让那人先占有了禁闭的名额，而是设法再去偷别人的。丢了牙膏的人不去偷牙膏，而去偷大号搪瓷缸，因为大号搪瓷缸可以烧煮吃的，利用价值比较高，所以一个大瓷缸可以换到一块旱獭皮，而一块旱獭皮能剪出一对防寒鞋垫，这样的防寒鞋垫可以换三管牙膏。盗窃风暴席卷各个号子，为了被惩罚去坐禁闭。干部们只得调整对策，把偷得最厉害的窃贼关进黑号子。被关进去的时候干部数了数有九个贼，一个礼拜放出来之后，干部就没有再数人数。此后好几天的早点名，干部们也没有在意少了一个人，以为其他干部做了主把那个人继续关黑号子。到再次把某人关进黑号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留下了那群贼当中的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死了的是个贼王，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偷窃其他贼的馒头，而那八个贼也趁着深不见底的黑暗揍他。大家都认为黑暗里出拳头出脚反正没人看见，于是就把贼王给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