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天，老几被河北干事塞进了黑号子。虽然在梁葫芦临刑之前老几下过黑号子，但此刻对于它的黑还是大大震惊。它可真黑。那黑触在你脸上、手上，是柔软的，冷冰冰的。一顿饭和下一顿饭的间隔，就是你唯一的时间计算坐标。第一天的第三顿饭吃过，老几就要进入一段更长的黑暗，这就是夜晚。老几觉得自己身体的形状被灌注在黑暗里，就像一个琥珀，一旦被取出，人们会看见一个丑陋的老人琥珀。再过一阵，他又觉得黑暗灌进了自己，灌进血管和肌肉，灌进了五脏六腑。

　　 第三天过去，老几习惯了一些。他对自己的伸缩性非常自信，觉得如果要在黑号子里长住，就不该无所事事，而应该接着写作他的散文或随笔了。

　　 老几在黑号子里吃了九顿饭之后就开始盲写他的随笔了。就像棋手下盲棋一样，他盲写的造句遣词以及段落同样在脑子里铺设得清清楚楚。所有润色修饰都是在脑子里进行，一稿和另一稿绝不会弄混。

　　 十多年来他给婉喻写的每一封信，都在他脑子里存了档；每一封信都有两个版本，婉喻收到的，也就是被××××信箱后面那些眼睛看过的，是公开版本，而对应每一个公开版本，都有一个私房版本。在黑号子里他写的就是跟每一个公开版本对应的私房版本。比如说1954年秋天，他糊里糊涂被投进提篮桥监狱，不久给婉喻写了封信，公开版本上他请婉喻送几件必需品到监狱：三条短内裤，一条长内裤，一盒万金油，因为常常被蚊子咬。还写到重阳节忘了去看看恩娘的坟，让孩子们替他去补上一次坟。最后他说，小女儿丹珏问他考大学该主修什么。那时他建议她主修文学。但他改变主意了，建议丹珏学生物。对应这封公开版本，他在黑号子里盲写给婉喻的私房版本比较抒情，说被捕后的几天他常常想到最后跟婉喻的告别：婉喻怎样跟着他从楼上书房出来，又怎样跟着他一步步下楼梯，最后又怎样被警察挡在楼梯口。他回头的时候，看见她手里拿着他的那双进口羊皮拖鞋，还以为舒服惯了的丈夫到任何地方都离不得这双舒适的拖鞋。婉喻那样拿着他的旧拖鞋站在楼梯口，使他相信他一定会归家。

　　 老几不紧不慢地踱步，从黑暗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思维的自由奔放让他享受。他现在的境况是笛卡儿求之不得的。把思考当成最大的事来干的笛卡儿为摆脱串门的朋友，把家搬出了祖国法兰西，搬到荷兰。他以为在陌生人的国家他会被遗忘，从而把专职的思考进行到底。但新的熟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荷兰积累起来，因此他不得不持续搬家，以躲避熟人。所以到他离开荷兰的时候，笛卡儿一共搬了二十四次家。对比笛卡儿的无奈和不自由，老几对自己在黑号子里获得的思考自由非常满足。没有一个人比此刻的老几更能体味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了。柔软微臭的黑暗中都是他的“思”，他的“在”；他跟自己的“思”和“在”简直肩擦肩，头碰头。

　　 他决定从那一天就开始，给妻子冯婉喻写一本书信体的随笔。每次写给婉喻的信里，他真正要说的话都无法说，但他都把那些话存进了记忆。

　　 黑号子的洞口每到早晨打开一次，然后便桶和早饭盆在洞口进行交换，等于一次体外的生理循环。有一天，在进行这个体外循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过眼了。不间断的黑暗把他的身体和精神功能弄混乱了，所有的能量都提供给了越来越奔放的思维。一个思路和另一个思路竞赛，不久就有十多个思绪在赛跑。这些思绪把他变成了一支多芯的蜡烛，同时燃烧，疯狂地消耗他。他盲写的句子和段子落在无限的黑暗上，黑暗可以无止境吸收他盲写的成果，无论他写出多少，立刻填进了无底的黑暗，立刻被黑暗消化。每次他筋疲力尽地倒在芨芨草铺位上，闭上眼睛，希望思维停止喷射，希望所有蜡烛芯一同熄灭，但他发现自己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大大地睁开，盲写的句子一个追逐下一个，头一个尚未落定，下一个已经插进序列。

　　 这以后，老几不再有困意，也不再有胃口，对于寒暖的感受也迟钝了。除了在黑号子里来回踱步，疯狂盲写，就是坐在草铺上歇一口气，接着再疯狂盲写。早就不是他在写文章，而是文章在写他；他不准许脑子里出现句子，可句子自己喷射出来。他从记忆里的一摞稿纸盲写到另一摞稿纸，就像一个盲棋棋手同时下五六盘盲棋。他从来没有好好地告诉婉喻，从重庆回上海的大迁徙是怎样的局面，此刻他有太阔绰的时间来写了。

　　还乡

　　我在1989年第一次阅读我祖父的回忆录时，被那样壮阔的迁徙场面震住。我祖父和其他一些教授、学生和一些回归下江的旅客乘着爆满的船沿江而下，在宜宾被吆喝下船，原因是船的机械出了故障。六个小时后，他和一些旅客去附近的小馆子买吃的回来，发现船已经跑了，岸上的搬运工告诉他们，因为船上装了一批东西装不下人，所以开跑了。旅客们这才发现上了当，船上特等舱的阔佬旅客们为了紧急运送他们的走私货物，制造了一起“机械故障”，让大部分乘客下了船，腾出地方来装载他们从陆路运来的货物。旅客们就在那个小码头等了许多天，江上满载走私品的船只把江面都遮住了，忙得没有一只船停下来载他们。他们走了一天旱路，在一个小码头挤上一条难民船，继续余下的航程。我的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祖父登陆上海时，这个从来不以美德著称的大都市在他眼前是这样呈现的：许多楼房空了，贴着各个衙门的封条，它们都是作为日产被“接收”后，再被暗转产权。抢占和接收成了同义词；接收还要看谁出手早，出手强硬。街上常常有为一个文件柜或者一张办公桌动拳脚的。还有一些空楼房挂出牌子出售，但自称房主的人可以有三四个。抢不到房产的人把日本人铺的地板在一夜间撬走。没有地板可撬的就卸下百叶窗，门和窗连框子都剜下抬走。曾被日本人占据的工厂也会同时有几个合法接收者，分不均匀就把机床拆掉卖零件、卖库房里的成品或半成品。

　　 1945年底，我祖父就回到了这样一个上海。

　　 焉识从十六铺码头步行回到家的时候，除了一身污垢，以及一身从难民那里来的虱子，他几乎一无所有。恩娘和我祖母冯婉喻看见一个大个头叫花子走进厨房，用了好几秒钟才把他认出来。其实他也用了好几秒钟才认出了婉喻和恩娘。原来就身材纤细的婆媳俩此刻形销骨立，棉袍晃荡晃荡的，领口和袖口都成了空洞。靠典当和恩娘过日子的技巧，还是难度无米之炊。恩娘抱住焉识，一口一个“短命打仗啊！……”

　　 家里也变了。陈设和家具大致都在，位置摆得很奇怪，还添了一个日本橱柜，一个和式矮桌，一面日本屏风。但陆家祖传的几个康熙年间的粉彩缸和几件宋代官窑瓷器一件也没了。恩娘告诉焉识，为了维持一家五口吃穿，1941年底她做主把陆家的房子租给了一个日本家庭，男人是银行襄理，然后用日本人付的租金在杨树浦路租了两间房，婉喻也找了个誊抄信件文件的工作，挣的钱给三个孩子添添营养和衣服。日本家庭在停战第二个礼拜退了租，他们才搬回来的。

　　 三个孩子回来时，他们的父亲已经洗了澡，刮了脸，换了干净衣服。八年的战争，全家人一个不少，这是桩了不起的事，女人们哭哭笑笑，一面吃晚饭一面试着相信这个奇迹。晚饭也是个奇迹。恩娘抖着双手指导婉喻，把一听美国牛肉罐头做成了一个什锦砂锅，从小菜场买来的雪菜和豆腐，又加了细粉。米饭是碎米煮的，能吃出是三四年前的碎米。

　　 接下去的日子，焉识很快就发现那样的晚餐就是盛宴。物价一天一个高度，一般人的收入只拿到战前工资的百分之七。但上海照样繁华，所有的繁华场所都能看到突然富有起来的人。焉识回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去了美国会馆。玩单人扑克的、抽雪茄闲聊的面孔换成陌生的了，但背景毫无变化，爵士乐照旧，酒吧的调酒师老了几岁而已。

　　 那个昏昏欲睡的调酒师对于焉识这样的老客人已经要重新认识了。焉识曾经的大学校园正在重建——日本军队把它改建成了兵营。由于焉识在重庆的被捕，校方没有和他再续签合同。各个大学都在改组和整合，焉识一个个学校地跑，找他留学时代的朋友，介绍他在任何大学找到一个挣工资的职位，哪怕挣的工资是战前的百分之七。婉喻和恩娘在整个战争期间为他撑着一个家，他现在回来了，顶梁柱该由他来做。一个朋友建议他到美国会馆看看，有两个美国校友战后升任大学教务长和副校长了，美国会馆还是他们去得起的地方。焉识忍受着调酒师的白眼，只要了一瓶啤酒，坐了四五个小时，果然在晚上九点等来他要找的人。

　　 一见这两个校友，焉识立刻知道他们当下属于什么人等。属于把他和那一船旅客丢下拉着走私货跑掉的特等舱客人。也属于借战后接收的名义把日产变成他们私产的那伙人。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细皮嫩肉，薄薄的中年脂肪使五官都圆乎乎的，这就使他们相互间有一点相像。不，是很相像。焉识对于人的形象特点记得最准确，但此刻也被他们俩那种不可言喻的形似及神似弄得直跑神。还有就是他们都是笔挺的新西装，一样的高价雪茄，成功和胜利者的自负与矜持——他们是凯旋归来接收上海和学校的。焉识渐渐明白，是那种他一回上海就感到的漫天无耻使两副不同的面孔相像了。他们告诉焉识，他们可以设法给焉识谋一份教职，但焉识必须通过教育部的一项考核。

　　 “考核我？”焉识笑笑，自尊心很不好受，“考什么？”

　　 “所有敌占区的教师和学生都要通过这个考核。”

　　 “重庆不是敌占区，”焉识微笑着提醒他们，“我从重庆来。”

　　 “考核是一视同仁的。其实也不难，考题都是……”另一个校友说，在焉识面前为教育部说情似的。

　　 “难倒好了。”焉识说，“难倒要看大家本事了。什么时候这个国家大家凭本事，什么时候这个国家就有救了。”

　　 “考核都是政治题目，就是为了甄别忠诚政府的师生和受到敌伪思想腐蚀的师生。陆兄不必顾虑，稍微做点准备一定通得过的。”头一个校友说，“因为陆兄你在重庆那一段表现，政府认为就是污点。给你个考核，就是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洗刷掉污点。无非让你证明一下你跟政府之间的误会嘛。证明了就洗刷了污点，照样会承认你的人才。对于陆兄是大人才这一点，没有人会考核啊。”

　　 焉识感到他的自尊心越来越不好受。这两个人无耻归无耻，但毕竟是为他着想。他离开了美国会所，顺着南京路往家走。路灯重叠在最后的夕照上，崭新的汽车出动了。他那双被重庆的街道磨得很薄的皮鞋底踩在上海的街道上，脚板心清楚地触摸着在日本坦克下受了创伤的路面。他的步行可以给婉喻省出一块豆腐钱来，也许还加上一把青菜。他不敢看婉喻，念痕给过他的好日子会给婉喻看出来。好日子不多，在他出狱之后，但那是丰衣足食的日子。

　　 焉识决定不参加考核。他假如有足够的无耻，何必在重庆的半地牢里耗两年？考核要是证明了他的忠诚，不就抵消了那两年他自认为值得坚持的东西？除了考核之外，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去找凌博士。这也是一个美国时期的朋友给他的建议，凌博士的威望可以让他原先的大学继续聘用他。这个朋友叫李坤，在美国得到的艺术教育博士学位，他跟凌博士私交非常亲密。找凌博士焉识的自尊心也不好受，但还能勉强保持自己人格的统一。那次焉识因学潮写的文章得罪了凌博士，现在他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弥合两人的裂缝。一场八年的战争，大家都是劫后余生的人，战前的一切应该都是隔世的恩怨了。

　　 他写了几封邀请书，邀请凌博士和他们共同的几个朋友来陆家“便餐”。其实这将是一次倾尽陆家全部财力的家宴。他和恩娘商量了这次家宴。为了焉识的前途，恩娘就是上天入地也能把一顿像样的家宴凑出来。焉识请客人们按照美国习惯，把邀请信的回执寄回，这样便于他计划采买。其他几个人都把回执寄回来了，只有凌博士一人毫无反应。因此焉识想去李坤那里打听一下。去李坤家之前，恩娘打点了几样礼物，一段日本丝绸，一罐新西兰龙虾罐头，一听美国士力架。对他和李坤的经济条件来说，这几样礼物是非常重大的贿赂。

　　 那是个礼拜天，焉识到李坤家的时候，李坤还在厨房吃早餐。用人把焉识安排在客厅坐下，怀里抱着那个装礼物的布包。他想，只要李坤一出现，他立刻把手里的布包以最随便最不经意的姿态递上去。千万不能错过最初的几秒钟，越往后拖延越会显得送礼事关重大，因此越是像贿赂。可是他还是错过了最佳时机，不知怎么就错过了。李坤已经坐在了他身边的椅子上，两人已经谈起华北的受降来了。他们谈到一些地区的受降怎样荒诞，就因为一个美国将军的指定，政府军就成了唯一的合法受降军队。为了不让共产党军队参加受降，政府军居然授命战败国的日本军维持秩序，消灭强行受降的八路军。

　　 焉识抱着那一段日本丝绸、一盒新西兰龙虾罐头、一听美国士力架，让三大洲在他膝盖上开贸易集会。他想等李坤话题转换的时候就把它们放在他面前。但话题转换了好几次，从受降转到国共和谈，又转换到蒋经国的经济改革，焉识还是没动。焉识突然想到，这一生他是头一次为了如此世俗、现实的目的送礼。不，他想，应该叫它贿赂。尽管是无偿赠送这么难得的东西，可是他觉得这种赠送既侮辱自己也侮辱朋友。现在他不得不侮辱品格端方的人，来“曲线邀请”凌博士。

　　 他们的谈话已经一个多小时了，焉识的两只手放在布包上隐隐发潮。他抬起手，这才注意到恩娘用来盛装贿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包。一个用女人穿烂的花布衣服拼缝的包，平常婉喻搁在皮包里，一旦碰到便宜货抢手货就买了用它来装。此行的目的让他紧张慌乱，否则他一定不会拎着这样不成体统的包上李坤的门，又抱着它坐得一动不动，像个带了拿不出手的土产的乡下亲戚。

　　 这时李坤的一句话被自己错过，冷场来了。冷场一延长他就会彻底丧失胆量。他霍地站起身，把那个花布包往刚才坐的椅子上一放，说那是一点从重庆带回来的东西。不等朋友反应他已经溃退出门。

　　 贿赂别人也要英勇，胆敢去无耻才行。

　　 第二天他收到李坤一封短信，说他造访了凌博士，凌博士只是重伤风卧床，大概疏忽了查看信件，也不能见客人，连他和凌博士的谈话都靠凌师母里外屋跑着转达。

　　 焉识几天来沉沉的一颗心马上轻了。肺痨给他上半身铸成的前凹后凸也平复了不少。他让恩娘把菜单报给他，再让婉喻写下来。他给每一道菜都另外起名字，“烟熏马鲛鱼”被他叫成“苍烟合”，“干贝黄芽菜”被他改为“抱柱信”，“豆瓣虾米”变成“梅花残”。有的名字自己心里暗笑，觉得雅不可耐，酸掉了牙，又被他改回了恩娘那些老老实实的名字。他让婉喻以她最拿手的章草小楷，把菜名抄录在毛边纸上，卷成小小的画轴，打开的菜单从右边往左边拉开。他要把这餐家宴做得考究而充满书香门第的贵气，每一位客人面前都摆一份展现女主人墨艺的菜单。

　　 离宴会还有五天，恩娘已经买好所有的食物。有些不是买的，是以物易物而来。黑市非常活跃，什么都有。一件狸子皮大衣能换到一磅火腿，一磅毛线能换到两斤大米。恩娘很有耐心，天天在黑市上逛，患帕金森的手挎着篮子，在平绒袍子上猛抖，指甲在右肋一带来回地刮，使那一片平绒渐渐被刮掉，刮成平纹布。开始她换回的东西让人懵懂，因为跟做家宴所需的食品毫无关系。但如果看她接下去继续换，就明白她的聪明了。食品价钱在接下去的两三天上涨得比用品和衣服快得多，一磅火腿在两三天后就可以换回两件狸子皮大衣，而家宴中她只需要半磅火腿调味。这样她既有了吃的，也保住了穿的。

　　 食物大致凑齐，恩娘开始发、泡干货，却在这天中午来了一帮人。进了门，招呼也不打，领头的一个人便叫两个随从拉开皮尺丈量房间。恩娘和婉喻挡住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丈量陆家房产。焉识在书房里听到争执，赶下楼来，头目才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政府行政院下属一个部门的，专管接收日本人占领的房产。

　　 “这里的房产权从来都是陆家的！”恩娘叫道，嗓音扎耳朵。

　　 接收大员拿出了一张盖着红色方印的文件，递给焉识。

　　 “我只管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体。上级指定哪一户是日产，我就去丈量面积、出空房子。”

　　 他出空房子的意思就是把房内的东西和人一块扔出去。主要是把文件上称为“非法占据者”的人扔出去。

　　 “房子从来就是陆家的，房契上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我们有房契为证。”焉识说。

　　 恩娘的嗓音从尖利到钝拙，对接收大员说，他们尽管来接收房子好了，连她的尸首一块接收。对于要跟他们拼命的老女人，大员们一点声色都没动。打仗死了多少人，八年的仗打下来，最吓唬不了谁的就是死人。

　　 “给你们一天时间，把私人的东西整理整理，搬出去，这几件家具，还有红木八仙桌和椅子，你们不准动，都是跟房产一道，要给政府接收的。”

　　 “八仙桌和椅子是我娘家陪嫁来的！”恩娘已经很嘶哑了，眼神非常地凶，没有一点要哭的意思。

　　 战争真是改变一切，包括人。恩娘曾经是那么个泪人儿，现在成了眼冒凶光的女战士。

　　 焉识知道跟这些人弄僵了，下一天陆家真的可能去睡大街。比睡大街还要紧的是迫在眉睫的家宴。他觉得只要把教授的职位找回来，陆家可以白手起家。邀请信都发出去了，婉喻把菜单抄录得那么精美，恩娘在黑市上受了那么多天的冻，才凑到那点食品。焉识开始给接收大员们递烟，请他们坐下，对着他们无动于衷的脸文雅地微笑，说都是中国人，都是在重庆一块离家弃舍抗战八年的弟兄，抬一下手，多缓他几天，等收拾好东西，找到下一个住处，再来接收也不迟吧？

　　 焉识微笑着，一面悲哀：战争把他变成这么个肯服软、不吃眼前亏、拿热脸去贴人冷屁股的人了。与此同时，焉识暗示了大员们，他陆焉识知恩图报，大员们帮他陆焉识的忙绝不会白帮。

　　 大员们答应多给焉识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他们让陆家收拾归拢行李，找新的住处。焉识安慰恩娘，说一个礼拜之后，他会再求他们延长一个礼拜，这就足够他去政府部门找人通融。就是通融失败，他会接到任教合同，一分钱一分钱地从头再挣。听完焉识的话，恩娘慢慢地说：“焉识，真没想到，你读书读得这么没用场。”

　　 焉识看着她，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她又说：“你假使有用场，也用不着请人家吃这顿夜饭了。他们这些流氓也不会到家门里来欺负我们了。你晓得他们是啥人？”

　　 焉识笑笑，当然晓得的，是政府腐败官员勾结的青洪帮，借接收日产的名义霸占民产。

　　 “老早呢，觉得你没用场好，心底里不龌龊，人做得清爽。太有用场的人都是有点下作的。现在看看，没用场就是没用场。”恩娘说，“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发明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

　　 战前和战后的恩娘简直是两个人。战后的恩娘居然有这样的洞察力，看穿她曾经的心头肉陆焉识是个没用场的人。

　　 在1946年2月，一餐家宴上摆出四个冷盘六个热菜得要非凡本事。恩娘的帕金森是晚期了，两只手猛烈哆嗦，头也跟着摇晃，因此在她该做的动作上又添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动作，在厨房里显得更忙。婉喻不断把她按到椅子上，叫她不要动手，就动动嘴巴，动手由她婉喻来动。但是婉喻没有一件事做得称她的心如她的意，恩娘在椅子上歇不到两分钟，她的头从不由自主的摇晃到否定、不满的摇晃，很快还是从椅子上站起，把婉喻挤到一边，宁可用自己一双哆嗦的手去接着忙碌。她假如做了两个动作取得一点成果，她的第三个动作一定会破坏这点成果。她就那样边进展边破坏，把一个个菜准备出来了。恩娘只有一个方面还是过去的恩娘，那就是占婉喻的上风，总要显得比婉喻更在乎焉识的前途。

　　 早春天色暗得早，焉识看了看四个已经摆好的冷盘，又看看表，离开宴还有二十多分钟，人还没有来。婉喻和恩娘在厨房里准备热菜，他小跑着上了楼，在恩娘的卧室里翻箱倒柜。美国飞机轰炸上海的时候，各家肯定都储备了不少蜡烛。一般恩娘是控制全家此类储备的。他在恩娘的梳妆台抽屉里找到了两根蜡烛，长短不一，一定不是万祥蜡烛店的出品；恩娘买不起曾经用惯的一些老字号出品了。这两根蜡烛的蜡质量很糟，因此浑身凝固的烛泪比蜡烛本身体积要大，像两座小型假山，并且一根白色，一根发黄。他希望点着后人们只注意烛光和烛光营造的气氛，而忽略蜡烛本身的丑陋。

　　 焉识听到楼下有人进来了，赶紧重新束了一下皮带，把翻箱倒柜带到裤子外面来的衬衫底边塞进去。他的皮带嫌太长，裤腰嫌太松，在皮带下打了一圈裙子似的褶皱。战后的陆焉识和战前相比，瘦小一圈。他对楼下喊着，就来了！稍等啊！他想起韩念痕送他的蓝宝石领带夹，又跑回自己卧室去翻箱倒柜。他的公子哥面目今晚不恢复，就没有更好的场合恢复了。

　　 但他忽然又想起，假如来的是客人，他应该先听到门铃的。这个人怎么会门铃也不按就进来了？他一面别领带夹，一面顺着楼梯扶手的空隙往下看，看见了搭在一楼楼梯扶手上的印度红和黑色夹织的毛线外套。那是小女儿丹珏的外套。刚才进来的人不是客人，是丹珏。这是学生放学回家的时间。

　　 他看看表，已经是六点整了。客人们还是一个都没有到。他拿着两根蜡烛从楼上下来，走到客厅，见八仙桌上多了一个一品大碗，里面趴着一只清蒸八宝甲鱼，活灵活现，但肚子里是填满山珍海味的。一见父亲过来，丹珏呼啦一下从餐桌前面跳开，嘴巴抿成一条线。他从内地回来，还没来得及跟三个孩子熟悉起来，所以孩子们一看见他就紧张，能躲开就躲开。他弯下腰，笑眯眯地看着丹珏，说：“小囡囡，这些菜不可以吃的噢，是爸爸请很重要的客人来吃的噢。”

　　 丹珏还是笔直僵硬地站着，脊梁抵着摆得上供一般的八仙桌。

　　 他意识到刚才讲话的语调只适用于五六岁的小孩，而小女儿已经九岁了。他改了一种口气说，丹珏你要懂事，啊？恩奶做了这么多菜老不容易的，是要请客人吃的。

　　 丹珏就在他眼前涨红了脸，眼泪涨了两眼眶。他的心一下子乱了，手也不敢拍她的头，也不敢碰她的肩膀，只好那样向两边张开。

　　 “没讲你什么呀？你哭什么呀？”

　　 “我……没吃!”

　　 “那你嘴巴为什么抿得那么紧？”

　　 “我饿死了……没吃……”

　　 婉喻戴着围裙从厨房跑来了。丹珏一见母亲便大放悲声。刚刚哭了两声，突然大声咳嗽起来。婉喻把她抱在怀里，使劲拍打她的脊梁。

　　 “这个小孩子怎么搞的？偷偷在那里吃菜，我就是叫她不要吃……”

　　 越是听见父亲这样说，丹珏便越是咳得不可开交，两只脚还在地板上咚咚咚地打鼓。婉喻跟焉识笑了一下，意思是孩子已经无地自容了，已经被慌乱中吞咽的东西呛住了，做父亲的还那么不给她台阶下。

　　 “我是不会这样教育小孩的。”焉识牢骚地说，“孩子给女人们教育，到最后都是这种腔调！”他也来了点从重庆凯旋的抗战英雄的劲头了。

　　 婉喻抱着丹珏，低下头，一只手还在给孩子捶背。焉识从她们娘儿俩身边快步走开，看到婉喻的脊背，只剩了细细的一条。他想起内迁之前的一夜，也是尽看婉喻的脊梁，那是瘦，而现在这个婉喻只是那个婉喻的影子。

　　 他来到厨房里，恩娘的手抖抖地把刚烧好的一个狮子头盛在一个个小盅里，再往狮子头上撒金红色的虾子。她的手倒很适合这个动作，一抖起来就有了胡椒瓶子的效应，虾子被很均匀地抖在了一个个小盅里。她不让焉识插手，因为他穿的是唯一一身登样的西装，万一蹭到什么油渍酱渍，就再也没有见客人的衣服了。恩娘宁愿冒着泼出汤水的危险也要自己把狮子头放到蒸笼上。蒸笼的热度正够保温，只等客人一到，就可以端到桌上。

　　 恩娘看一眼腕子上的小手表，说客人是串通好了一块迟到。已经六点二十分，两个热菜她已经从桌上拿下来，放到稻草和棉花做的暖窝里焐着了。焉识想，恩娘的话似乎有道理，五个人一块迟到，只能是一同去一个地方了。他走到客厅，意识到电话早就停了。对于战后的陆家，电话是奢侈品。他想到马路上去找个公用电话打到李坤家问问，但又怕客人来了跟他错过。婉喻天性和生人打不来交道，恩娘过去那种神气活现的女当家人的风采，也给八年的穷日子磨灭了。她们都跟焉识请假，今晚要和孩子们呆在厨房里，否则她们连见客的衣服都没有。

　　 他回到客厅，客厅已经空了，婉喻把丹珏哄到楼上去了。八仙桌上的那对奇形怪状的蜡烛上燃出的火苗不时呸呸地响，每一响就喷出几个火星和一丝烟，向空中啐唾沫似的。焉识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发现冷菜的边角有些干了，而热菜已经成了冷菜，放在蜡烛四周越发像是上供。他起身，再次看表，发现这一次看表和上一次之间只相差五十几秒钟。他吹灭了蜡烛，怕它们在客人们到来之前彻底化做一摊。儿子也回来了，一进客厅根本就看不见父亲，只看见八仙桌上的一桌美食，眉飞色舞地蹿过来。饥饿了这么多年，在一桌这样的菜肴面前，其他一切——包括父亲都退入晦暗的背景，都在他视觉的焦点之外。

　　 焉识在儿子到达桌子前从椅子上站起，婉言阻止了他，并且解释了这餐晚宴的目的。他想尽量做个慈父，尽量不损害男孩的尊严，但他对父子间的陌生和距离紧张得手足无措。他发现儿子的尊严还是受了伤。距离加上陌生，他的解释和阻止再婉转都是羞辱；中学生儿子感到的羞辱比小女儿还要深。

　　 婉喻从楼梯上下来，轻声问儿子，要不要跟妹妹一块儿吃粥，恩奶新做的腐乳鲜得不得了！她声调安安静静，虽然是诱劝的，但商量余地很大。儿子答应了，拖着脚有气无力地向厨房走去。婉喻朝楼上喊了一声：“小囡囡，阿哥回来了，大家一道吃粥好吗？”

　　 焉识隐隐叹了一口气。八年里，陆家两个女人带着孩子们生存下来，没有他也生存了下来。现在尽管他回来了，他们实际上还是在过没有他的生活。

　　 等到七点，离邀请信上的时间已经差错了一个小时。焉识越来越相信恩娘的话，他们是串通好了的。为了什么串通，他脑子里闪过几百个猜测，渐渐落定在一个上。凌博士那天根本没有重伤风，不过是怕李坤以劝说去烦他。李坤知道1936年大卫·韦把陆焉识的信公开登载，凌博士以商讨学问的名义写了回击陆焉识的文章。虽然焉识马上退出了那场文字战争，但大卫·韦却接着和凌博士对打下去。凌博士的崇拜者、弟子很多，不缺耳目，应该有人把事实真相告诉他，而且也应该有人把陆焉识的人品告诉他。八年一场民族大恨并没有削弱凌博士对陆焉识的私怨。但是凌博士不愿做人们心目中的小气量大学者，一直称病到最后，直到另外几个客人渐渐开窍。包括李坤在内的四位客人是不能来吃这顿家宴的，来了就背叛了凌博士。

　　 焉识看着越来越干的冷菜和越来越冷的热菜，心里想，恩娘是什么眼力？真正把他看得前心透后背：一个没用场的人。他比恩娘说的更没用场，倾家荡产地请人家白吃一顿美宴，连狸子皮大衣都吃进去了，却一个人都请不来。焉识给自己倒了一杯加饭酒。酒倒还有余温，比自己的内脏还热一点。他连喝了几杯酒，到底是几杯很快就不记得了。自从出狱那次喝醉，他就没有再沾过酒。从八仙桌旁边站起来，他眼前先是一片黑，再是七彩虹云。他对着厨房方向招呼道：“弟弟，小囡囡，来呀！”

　　 恩娘和婉喻一块出现在七彩虹云那一面，眼睛惊慌得有铜板那么大。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声音不是在招呼，而是响得像叫救火。恩娘告诉他，他这样叫要吓着孩子们的。

　　 “叫伊拉不要吃粥了！小菜这么好！大家一道吃！”他笑嘻嘻地说。

　　 但婉喻的肩膀一抽，吓死了似的。他心想，女人就这点讨厌，给她个好脸她倒又怕了。

　　 恩娘的手抖得一塌糊涂，用块抹布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擦着。他发现原来桌上倒了个杯子。恩娘擦两下，涂一下，把刚擦干的地方再涂湿，同时她还对婉喻抬抬下巴。他离家八年，这两个女人打开暗语了呢。恩娘的暗语是让婉喻把桌上的菜赶紧端走。还没来得及执行恩娘的暗语，焉识已经把一盘菜毁了：他的头突然朝前栽去，手为了抓住什么防止摔倒，碰翻了最靠边的烟熏马鲛鱼。与此同时，他喉咙的另一根管道口，某种浆液滚热地倒流出来，绝不是酒的味道，那热浆子力量颇大，在他向厕所冲锋的路上冲开他嘴唇的闸门，打在墙壁上。他奇怪地想，从他嘴里出来的东西怎么会红艳艳的。

　　 恩娘和婉喻一先一后跑过来，嘴里发出无意义的元音。他想，可别倒下去，她们已经吓成那样了。一边一只手架住他；他被两个瘦成影子的女人架着。奇怪的是，恩娘在此刻手指头非常牢靠，一点不哆嗦。那是两只曾经拿绢扇的手，“扇手一时似玉”。现在的玉手老虎钳子一样，钳着他的胳膊。他听见脚步声顺着白蚂蚁蛀空的地板响下来，面前出现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看见他的脸就像听了“立定”操令一样一动不动了。

　　 “快点去拿块毛巾来！”恩娘说，“水里浸一浸！”

　　 也不知道她的指令是发给谁的。两个孩子一块扭头向厨房跑。

　　 “阿哥，爸爸嘴巴上怎么都是血？”小女儿问哥哥。

　　 “大概吐血了。”儿子很有见识地说。

　　 毛巾浸了水，冰冷的一团擦在焉识的嘴巴和下巴上。然后他觉得毛巾去了他衣服的前襟。他唯一一身登样的衣服，深灰色带白色细条纹，现在胸前那部分是深灰色带红色细条纹了。就是此刻真有客人来，他也见不得人了。他被女人的两只纤纤素手扶上楼梯，努力让自己千万不要低估了台阶的高度，那样就会绊倒，他倒下这两个女人随便怎样也挡不住他的。于是他就高估了台阶的高度，把脚抬得大大超出了台阶的高度，落到木头台阶上，就成了无端地在跺脚，响得惊心动魄。恩娘不断地咂嘴唇，像制止一个出洋相的孩子。

　　 焉识知道自己在重庆监狱里染了肺病，肺上烂出了几个小窟窿，但小窟窿直到今天才给他点颜色看。两个女人在他床边轻声商量着什么。是恩娘在轻声向婉喻布置什么，然后婉喻便急匆匆地走了。

　　 他是被一个冷得不近情理的东西惊醒的。然后他看见背着灯光坐了个男人在他床沿上。男人的手在他怀里，那手一动，那块冰冷就转移到他另一块热乎乎的皮肉上。这是个医生。到底是女人，打了八年仗，血都流成了大江大河，还被他吐出的这点血惊吓了。那顿家宴挤干了陆家最后的油水，哪里还有钱付给医生呢？

　　 他被医生翻过去，衣服也被撩上去了，现在轮到他的脊梁忍受冰凉的听诊器了。恩娘坐在床边，手握着他的手。这类场合母爱可以尽情展现，妻子就没了表白方式。因此这类有外人在场的局面，亲密是没有婉喻份的。

　　 医生现在跟两个女人到门外小声商量去了。焉识被这场家宴的准备和期待弄得好累，刚被人们丢在一边就解脱了似的撒手睡去。他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睡到身体像瘫子一样不受支配。坐在窗子边的婉喻踮着脚尖过来，看看他，赶紧把手上结的绒线衣放回到椅子上。她再过来的时候，拿了个便盆。他说他什么事也没有，就是乏力一点。婉喻不接他的话；她说她的，医生要他今天去医院拍片子，假如他走不动，可以叫两个男护士来抬担架。焉识坐在床边上，小便憋得下腹梆硬，但他不愿意用那个便盆。恩娘说他没用场，他可别让她彻底说中。他曾经是她们的天，不能塌下来。他在等自己运足气，攒足劲，一下撑起来，去上厕所。

　　 婉喻说：“那我就扶牢侬去好了。”

　　 焉识皱皱眉，笑了笑。她和恩娘现在把他看成什么？塌了的天？他会让她们看看，他是不是真塌了。大学教不成，他可以教中学，他在重庆教中学的经验蛮不错。他还可以写文章。他陆焉识的本事和价值很快会被人重新认识，被这两个女人认识。

　　 婉喻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她又回到窗口的椅子上坐下，拿起绒线，但几根针动得犹犹豫豫。然后她跟手里的绒线针说：“李先生今早来了。侬在睡觉，他就走掉了。”

　　 他笑笑。

　　 “他蛮过意不去的。想跟你道歉一下。”婉喻又说。

　　 那不是要跟他陆焉识道歉，是要跟一段日本丝绸、一听士力架、一罐新西兰龙虾道歉。

　　 “伊讲伊还会再来看你。”

　　 焉识憋着一肚子小便，憋得心神不宁。去他的吧，现在谁来或者不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了。他绝对不再求任何一个人。地牢都呆过的人！他陆焉识要肯求人肺上也不会有几个小窟窿了。为了活命他都没有求过人；他只要公开登报认错，就可以从地牢里出来的。就算后来求人也是韩念痕去求的。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昨天家宴的那些菜肴。

　　 “小囡囡跟弟弟吃得开心吧？”他心里希望孩子们没有把菜吃光，还给他剩了些，尤其那个八宝甲鱼。

　　 “伊拉都没吃。”婉喻说，“恩娘跟伊拉讲，这些菜还要派大用场的。”

　　 “还派啥大用场？！让他们吃！幸亏没让那些人吃掉！”他心里想，还博士呢？狗屁！心眼比绣花针眼还要小！但他一般不在婉喻和恩娘面前狰狞或者恶毒。在美国住了五六年，懂得了美国男人不拿女人当人，当装饰、宠物，因此真面孔是不给宠物和装饰看的。

　　 “恩娘讲了，菜留下来请那几个接收日产的人来吃。”

　　 “那不是几个人，是几条恶棍。”他微笑着说。但他的意思婉玉已经懂了，他是同意把原先打算喂几位文豪的美食用去喂几个恶棍的。

　　 他运足了气力，双手撑着床沿，站立起来，自我感觉像一次非同寻常的崛起，巍然峨然的。

　　 恶棍们倒是很有时间观念，当晚六点，一个个的都到了。新长衫、新礼帽，新的双梁布鞋。一把战火把一小撮人烧富了。恩娘不知用了什么方法，使昨天的菜肴看上去一点也不陈。过后恩娘告诉他，她在冷菜上薄薄地刷了一层带水的油。焉识在他们来之前，背着恩娘喝了两杯加饭酒，所以造成了很理想的蒙眬视野，所有可憎面孔都勉强可以面对。酒还让他自己堆起他一贯厌恶的笑脸，那种怀揣明白的功利目的与人瞎聊胡扯的笑脸。

　　 恩娘和婉喻都坐上了席。恩娘跟几个恶棍碰了好几杯，前几天的拼老命态度全没了。婉喻不时地斟酒，委婉地劝酒。焉识非常惊讶，这一仗打下来，人们都在一个奇特的方面发掘了奇特的潜力。原来婉喻为了保住房子，也是吃得消这份恶心、跟恶棍们平起平坐的。

　　 席间，恩娘到楼上去了一趟，下来的时候手里拿了几个绣袋。她说各位的夫人都没有来，所以她给夫人们准备了点不成敬意的小礼物。从绣袋外面，焉识看不出“小礼物”是什么，只能看出它们虽小却沉甸甸的。几个恶棍接过绣袋就塞进长衫怀襟的内兜里，“谢”字都说得含含糊糊。收下的是什么，他们都心里有数，至少比焉识有数。

　　 所以等恶棍们一走，焉识便问，装在绣袋里的是什么“礼物”。恩娘说还能是什么？这个年头，你只有给金砖金条，人家还给你面子收你的贿赂。不过哪里来的金砖？还能哪里来呀？陆家就剩下这幢房子了。把房子抵押了？！对呀。恩娘很平实地看着他。

　　 恩娘的战略非常惊险，她抵押了陆家的房产，同时拍了电报让焉识在比利时的弟弟尽快凑出一笔钱电汇过来。万一汇的钱慢一步，房子就会被拍卖出去。焉识不敢批评恩娘的大胆冒失，战争结束，似乎发迹的都是大胆冒失的人。他虽然还是两腿灌铅，但不得不出动了。他要确保恩娘九曲十八弯弄来的黄金不被恶棍们白白吞掉。怎么看他们都像那种白吃贿赂不眨眼的。

　　 焉识找到一个在政府里做事的学生。这个学生姓陈，过去跟焉识学的是法语，后来出国进修了一年法律。按说这种选过一两门课的就不能算学生了，拿亲戚的算法是“远房亲戚”，不到绝境上焉识不会找这个“远房学生”。好在陈姓学生一直敬重陆教授的才学，见陆教授亲自求上门，马上答应尽力而为。第二天他告诉焉识，办事的人态度很好，黄金使他们欣然意识到，陆博士也可以跟他们一样下作，下作得去使贿赂。陈姓学生跟恶棍们讲了他和陆教授的关系，请他们一定给陆教授行方便。反正他们权力通天，是日产不是日产他们一句话定夺，而他们做一个决定，陆教授一家子的生计就是天上地下的区别了。

　　 焉识听了学生的转述，点头说是是是，实在不能看着陆家世世代代积攒的一点家产，全部要败在他陆焉识手里。过了五天，焉识的弟弟从比利时汇来了款项。弟弟双博士毕业后发现很难受聘，便跟一个中国女校友结婚了。焉识的弟媳是当地的华侨，从照片上看，如果不做陆家的儿媳是有可能做老小姐的。弟弟一直带点歉意跟恩娘说，其实她不上相而已，本人比照片好看多了。并且她虽丑，却是丑陋的金枝玉叶，是个有钱人家的独生女儿，父母开了五家电影院和几家餐馆，所以两人结婚后就接过了她父母的生意，渐渐积了不少钱。

　　 收到汇款，恩娘把抵押的第三层楼赎了回来，她这把大气魄的赌博总算有惊无险地告终。

　　 从这次收到恩娘的求助电报，焉识的弟弟意识到国家和陆家都贫弱到什么程度。三个月后，他们又收到一个来自比利时的海运包裹。刚刚通畅的邮路把比利时的奶酪、香肠、熏鱼，以及各种衣料送达上海。而上海此时正闹米荒，蒋经国强行压制米价，把投机贩子逼出了上海，宁可带着他们的米到上海之外去谋高利润。米商们把米全部压在库里，天天挂出“售罄”的牌子。陆家只有焉识吃奶酪，余下的奶酪被恩娘拿到黑市上去换米和面粉。

　　 1947年5月，我祖父陆焉识在徐汇区的一所教会高中找到了职位。正好中学的洋校长需要一个精通英文的教务主任。我祖父一个月的薪金可以买三十多斤米，够陆家全家吃半个月粥，剩下的半个月，要靠恩娘用陆家二儿子海运过来的奶酪、罐头、衣料到黑市上去换吃的。有一次包裹到达后，启开箱子，发现里面装着一堆旧书和几个包在烂报纸里面的空酒瓶。大概船上有人发现了从比利时到上海的这条食品供给线，启开了箱子，调换了里面的内容。

　　 焉识有了值三十多斤米的正式教职，再靠弟弟的遥远接济，日子还过得下去。焉识只要日子过得下去，笔头就开始不安分。他想到那几个恶棍的嘴脸，写了一篇讽刺文章，把恶棍们整个敲诈的过程描述一遍，化了名字投寄到一家左倾杂志。文章登出来之后，儿子读得格格笑，从此跟父亲成了莫逆。文章里的丑角们都变成了A先生、B先生，所以焉识向担忧的恩娘担保，不会有事的。

　　 大卫·韦被文章招来了。打了八年的仗，他倒不像长了八年岁数，还是那样跟谁也不客气，不请自坐，坐下就要喝的。一边喝茶，大卫一边指着自己的黑边眼镜，说他一眼就认出了陆焉识的招牌幽默。大卫仍像曾经那样热烈，说他如何着迷焉识的才华，那淡雅的幽默。他大卫还知道，陆焉识迟早会革命，迟早要跟凌博士那种人决裂。大卫说，凌博士到这种时候还在劝学，号召快要饿死的教授们回去教课，饿得半死的学生们好好读书。有焉识这样的文笔，不但要让贪官污吏现形，也要给表面清廉但实质更贪的凌博士予以揭露。

　　 焉识说：“凌博士也在饿饭，他贪什么了？”

　　 大卫把两根眉毛扬到了一对眼镜框上面：“他贪功名啊！”

　　 焉识呵呵地笑起来。他说因为1936年他大卫·韦暗中操控文墨大战，凌博士到现在还记仇呢。大卫说他完全知情，所以对凌博士的最后幻想应该破灭了；难道焉识还以为有希望跟他和解？

　　“你十几年前就断了我和解的后路了。”焉识笑道。

　　 “我那么干就是要断了你跟他和解的后路。”大卫也笑嘻嘻的。

　　 “有没有后路，我都想自己走自己的路。你别来抓壮丁。”

　　 “你不是无产阶级，必定是资产阶级。我不抓你壮丁，你必定会被别人抓走。凌博士那次在学术会议上，不就是要抓你壮丁吗？”

　　 “谁抓我去都没用。我不信的东西对我来讲，是不存在的。”

　　 “我先抓了你再说，慢慢地你一定会信的。”

　　 焉识还是笑笑，换了英文说：“I am Albelard,and you are Anselm.”

　　 大卫·韦不问这两个人是谁。他在欧洲呆了两年，就是不知道他们，他也不愿意承认。

　　 焉识说：“这两个十二世纪的哲学家，对任何一种主张或者思想，Albelard必须先懂得它才能相信它。Anselm相反，觉得只有相信了它才能懂得它。”

　　 “凌博士没把你抓去，是因为我破坏得及时。”大卫·韦坚决不跟着焉识跑题。

　　 “不在于你破坏不破坏。”焉识感到嗓子眼一阵毛茸茸的，满嘴都是铁锈气。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力气和气概把下面的话说出来。他等嗓子的刺痒压下去又说：“顺便说一下，以后请阁下别再搞这种破坏了。到头来破坏的就是我陆某的人格。”

　　 “人格也是相对的。资产阶级觉得你人格完美，无产阶级未必会买账分毫。”

　　 焉识掏出手绢，对着它咳了两声。肺上的窟窿又出现了新创面，一丝疼掺了两丝痒。他想面前这个人快走吧，他至少可以痛快地咳嗽几声。可大卫·韦演说起来没完，眼神像在合唱队里唱圣歌，鼻子和额头像出炉的面包，刚刷了一层油。

　　 焉识渐渐地沉默了。他不想和大卫再争什么。像大卫这样理解世界，倒也简单：要么无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就像焉识二十岁时理解的世界那样，一切分野无非是知与无知；知，产生文明，无知，保持野蛮。

　　 “……这就是最好的时候！”大卫结论性地说。他的长衫破旧，疲沓地垂挂在他上耸的肩膀上。围巾被虫蛀的洞眼在焉识的角度都能看得见。就是饿成了这样，火气还下不去。

　　 焉识错过了大卫前半句话，心想他别把那个茶杯碰到地板上，如今茶杯碎了就算了，茶叶却很贵。

　　 “你同意吧？”

　　 “嗯。”

　　 焉识满怀希望，只要自己嗯了，不接着唱反调了，大卫就会告辞。

　　 “那你今晚就写出来。我明天就给你拿到编辑部去。”

　　 “写什么？”

　　 “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我同意什么了？”

　　 焉识虚汗都上来了。对于大卫，他陆焉识不止是壮丁，还是枪杆子。他正在给他压子弹，不知要去放谁的黑枪呢。

　　 “侬这个人，太滑头了！”大卫哈哈大笑。

　　 原来他说的“最好的时候”，是焉识向凌博士放黑枪的最好时候。他怎么能让大卫这样的人明白，他做什么事，写什么文章，都是出于他自己的道德审美。或者说出于一种道德趣味。各人有各人的趣味，不符合他趣味的，他就会觉得不适，或者恶心。对，就是恶心。凌博士跟他观点不同，他们辩争得怎样激烈，那不妨碍他尊重凌博士的趣味。一旦要他陆焉识以大卫的形式去反对凌博士，他的道德趣味就被违反了，恶心就来了。

　　 焉识模棱两可地说他会考虑大卫的建议。他的托词是刚坐了教务主任的交椅，工作还没有摸熟，等熟悉了再说。大卫用手指头点着他，笑呵呵的。意思焉识明白，是点破他的滑头。随大卫怎么想吧，假如他必须耍滑头才能保住自己的道德趣味，那就让大卫认为他滑头好了。

　　 焉识那篇讽刺文章的影响很大，不少左倾作家渐渐跟上来，用类似的反讽笔调写政府和黑帮暗地勾结，贪占房产、仓库、厂房、机器的事。有一个剧社演出了在焉识的文章基础上改编的讽刺喜剧，以上海当地的滑稽戏语言在城市的好几个小剧场演出，越演越红火。焉识带了全家去看，一场子的人都笑得东倒西歪。焉识没有去向剧团讨要版权费用，第一他是用了化名登载文章的，版权该属于那个模拟人格；第二他不愿意做目标，招致恶棍们的注意。

　　 恶棍们还是被惊动了。他们自己做的丑事自己是认得的，所以喜剧轰动不久，陆家便又响起急促的门铃声。门口的两个男人都是生面孔，跟上次的几个人比较，上次的应该是恶棍绅士了。这两个人连站相都没有，明着告诉你他们从小就不学好，祖祖辈辈缺乏正经人。两人也掏出政府印发的公文，跟上次几个人拿的公文稍微不同，红色印章是长方形。他们说有邻居揭发，这个宅子在抗战期间一直住的是日本间谍。所以政府不仅对宅子有权接收，连陆家的人是否通敌都有权怀疑。他们限陆家在三天之内收拾东西滚蛋，否则就会有一车警察来请他们滚蛋。

　　 他们来的时候焉识在学校上班，听到电话里恩娘苍老的声音，她几乎认命了。他向他的美国校长请假，校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修女，在中国教了大半辈子书，租界被占领前夕回到美国，1946年又从美国回到上海。她马上准了他的假。他直接去了陈姓学生的办公室，告诉他自己当时跟着大学迁徙到了重庆，内人和继母带着孩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无法生存，是靠租房熬到战争结束的。把房子租给日本平民的上海人多的是，这不能成为抢占他们房产的理由。

　　 陈姓学生这回眉头皱紧了。抽了半根烟之后他说，现在他们把陆家的房客说成是日本间谍，谁都无法推翻这个说法。

　　 “陆教授，流氓要跟你捣蛋，你麻烦就大了。上次你靠贿赂赢了他们一手，他们为了受贿吃了你一记哑巴亏：现在上海人人都看了那个滑稽戏，流氓心里窝死了！这一记报复，你大概逃不脱。”

　　 焉识从陈姓学生那里离开，让自己习惯一个念头，就是五代都是住自家房屋的陆家，要开始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了。上礼拜大卫·韦还让他投诚到无产阶级一边，一礼拜后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回到家他发现家里客厅里冷清清的，残阳照进来，红木八仙桌面上一层浮灰看得很清楚。窗帘的环被拉脱一个，一个角耷拉下来。人还没走，荒凉先出现了。他听了听，似乎人都在楼上。

　　 他走到楼梯口，用夸张的正常嗓音对楼上说：“恩娘，我回来了。肚皮饿死了，晚饭烧了吗？”

　　 婉喻的脸从楼上的扶手空隙露出。夫妻俩的脸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就那样对视，焉识也看出了不妙。他三步两步跑上楼梯，婉喻已经等在恩娘的卧室门口，手指紧急而微妙地指指室内。

　　 一个脸色黄灰的恩娘躺在挑字枕头上。两手也是黄灰色，放在被子浅粉色的绉纱被头上，非常不洁的样子。恩娘很少洗被子，只用布的零头做一些被头，绗在被子上，叫它们被头。曾经画绢扇、执绢扇的手，老丑干枯得焉识不敢相认。它们在八年战争中做了什么，让孩子们一个个好歹健全地长大，焉识又恨不得膜拜这双手。婉喻对着他耳朵说，恩娘觉得不舒服，已经不舒服一下午了。

　　 焉识也对着婉喻耳朵问，有没有去请医生？恩娘这时微微睁开眼睛，说请什么医生？用不着的。就是太累，浑身没力气，休息一会就会好的。她土也埋到眉毛了，自己还不能做自己的医生吗？

　　 焉识也就不坚持了。但他很快就要发现他的不坚持是个大错误。

　　 “人活着就好。”恩娘把她老丑的手向焉识的方向伸了伸，焉识马上轻轻把它握住。“人活着需要几样东西呢？需要没几样的。”恩娘反而来劝慰焉识，手在焉识的手心里坦荡荡摊着。

　　 好像恩娘在身体不舒服的时间里脱了世俗。焉识说好的，他想得开的：人活着最要紧。恩娘的嘴巴还想说什么，但太吃力了，就那样半张着停住。她的嘴唇没有一点颜色，眼皮内侧却红红的。恩娘对焉识和婉喻打了个手势，说婉喻你带焉识去吧，还有一小块松糕，给他做点心吃。这么多年来，这是恩娘第一次把焉识交给婉喻，对他们俩人单独相处表现得那么大方。

　　 等焉识吃了恩娘两天前做的松糕，回到楼上，恩娘已经咽气了。她最终还是没有想开。陆家的房子怎么就丧失在她这样一个能干聪明的陆家儿媳手里。她因为想不开才引发了心脏病和其他一切不清不楚的大小毛病。

　　 焉识走下楼来，低着头跟婉喻说：“恩娘走了。”

　　 婉喻看着他，心想他是什么意思？恩娘过去的“走”是有名的，跟她抬杠她要走，夫妻俩亲密一点她也要走，焉识刚说的“走”和原先的“走”是不是一回事？她扔下手里正在洗的蒸笼，飞快地跑上楼梯，看看到底是焉识还是自己造成了恩娘这一回的“走”。

　　 焉识在楼下很快就听见楼上爆发的哭声。这样的大哭不太像婉喻的声音。焉识一步一步走上楼梯，脑子里的念头东零西散。这楼梯上过两天响着的就是别人的脚步了，好在恩娘听不见了。恩娘就冲这一点也想一走了之。她这一走，葬送陆家最后的房产的罪人就不是她了。

　　 焉识和婉喻把恩娘的去世写了讣告，登报的登报，寄亲戚的寄亲戚。出殡的日子定在两个礼拜之后，因为必须等到焉识的弟弟一家从比利时赶来。恩娘去世的第二天，陈姓学生来了，说他想到了一个保住房产的办法，可以试一试。焉识说算了，他已经准备搬家了。陈姓学生说，陆教授不妨先试试他的办法，放弃总是可以晚些放弃。

　　 陈姓学生的办法是请焉识的美国朋友帮忙。在三天里把房子卖给那个美国朋友，当然，买房子的钱必须要由焉识筹足。陈姓学生可以打通关节，让过户手续在一两天内办完。现在美国人是蒋介石的靠山，政府不愿意得罪他们。等事态平息了，他们再把过户手续办回来。焉识的损失将是两笔过户费用和不可免的请客送礼费用。

　　 焉识摊开双手，对学生说：“陆老师现在是一贫如洗。人一穷不说没有美国朋友，连中国朋友都快要没了。”

　　 等到陈姓学生走了后，焉识突然想到自己的校长。校长跟美国大使馆的许多官员以及美国驻军的高级将领都是朋友，并且，她是个好心肠的老太太，也许肯帮焉识这个很难帮的忙。校长的心肠马上被证实是真好。她说帮这样的忙是一句话的事情。国民党的腐败和地痞的无赖，她太领教了，因此她非常钦佩焉识的勇气，写出那样的话剧。

　　 焉识赶紧解释，话剧绝不是他写的。老太太诡笑一下，说她又不会去告发焉识的。焉识想，连这个美国老太太都知道那个滑稽戏跟焉识有关，还想瞒那些流氓恶棍？焉识没有像李公朴、闻一多那样给暗杀，没有像台湾二·一八的本土人一样，被接收大员们成片屠杀，已经是非凡的幸运了。

　　 焉识得到了老太太校长和陈姓学生的帮助，在流氓们给的三天限期之内办完了过户手续。接下去的故事发展，是老太太转告焉识的，因为焉识和全家暂时搬进了老太太的亭子间。两个流氓一按门铃，见到的是一个美国老太太，以为走错了门，愣了一会儿问老太太懂不懂中文，老太太又是耸肩又是摇头。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走了，等他们再来的时候，不止是老太太一个人了；因为老太太把陆家的房子布置成了一个小型客栈，租给了几个短期驻沪的美军军官。流氓们这次是带了翻译的。他们通过翻译问此处房产属于谁？军官说这是美国人买的房子。流氓请他们拿出地契和战后接收委员会的房产登记表。军官们说在美国房产属于个人经济秘密，不能轻易透露，只能在法庭上透露。军官们欢迎他们上国际法庭。

　　 焉识听了老太太的转述，心想恩娘是对的，他是个没用场的人。打仗把很多人的用场打出来了，包括这个老太太。

　　 在恩娘的葬礼上，他和弟弟一家团聚了。弟弟有四个孩子，老大的法文名字叫皮埃尔，十九岁，善文学，偏爱中文。他跟焉识这个大伯非常投缘，听大伯讲中国历史和诗词能三小时不动弹。全家离开上海回比利时的时候，留下了许多食品、衣料、皮鞋、药品和皮埃尔。

　　绝食

　　整个劳改农场在1964年秋天都在说我祖父陆焉识绝食的事。就是他嘛，人们说，那个跑了又自首的老几！只有被关在黑号子里的老几不知道自己在绝食。他只是不想吃饭。每次他正在号子里穷凶极恶地盲写，洞口突然打开，递进来一盆糊糊和一个插在糊糊刮子上的馒头，他都快忘了它们是什么。他开始撞墙了；不是存心的，就是在一片漆黑里走偏了方向。这在过去也没有发生过。因为他对方向的记忆是不受黑暗阻挡的，几乎是凭着生物电来记忆的。

　　 他撞了第一次墙，第二次、第三次……就接着发生了。一撞墙就把他撞乱了，生物电撞短了路。所以有了第一次撞墙，下面撞墙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刚起来，就撞上了。他倒在微微冒汗的地面上，想到重庆那个半地牢里终年冒冷汗的墙壁，以及壁缝里拱出的小生命，一只只百脚虫、一个个团起身就团成一个小球的西瓜虫……可惜这里什么小生命也没有。

　　 老几的绝食成了对抗行为，成了大事件。所以不得不处理一下了。老几被拽到黑号子外面的时候，围着他的人都一声不吭。他眼睛睁不得，试了两次都不行，一睁开就疼得要瞎。他就那么闭紧双眼，围着他的人在轻声议论他也理会不了，但脸上尽量对他们摆出随和礼貌的笑容。鼹鼠的笑容。

　　 “看这老小子，身上咋都是青的紫的呢？……”

　　 “绝食会不会让人青一块、紫一块？”

　　 “这老小子，闹饥荒那两年的时候他怎么不绝食？剩下定量大家还能分吃了……”

　　 “那时候绝食省事儿，反正离绝食就差那一口食儿！”

　　 老几心想，他们怎么一口一个“绝食”？他老几什么时候绝食了？他倒是绝眠了。因为他盲写写得太忙，一共多久没睡觉他都忘了。他开始是记得的，但后来觉得记得反而没好处，就存心不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倒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把日子全过乱，过瞎。开始他恐怖日子会过瞎，过乱，越有这样的恐怖，时间就越显得漫长难耐。后来就好了；他学会了过黑暗的日子。他想告诉这些人，他可忙了；有时候一个句子在黑暗里一遍遍被修整润色，他从文那么多年，第一次发现句子有那么大的修整润色空间。他要很有计划地花费他的时间，不然他剩下的时间不够写他要写的作品了。

　　 他被抬起来，又被撂下。谭队长从远到近，一边近前来一边大喊：“操，谁让你们出来的？！都回去学习‘四清’文件！”

　　 老几感觉自己已经躺在了担架上，晃晃悠悠地被抬着往前走。

　　 “抬哪儿？”

　　 “抬门诊部观察室！”

　　 老几听出那是犯人护士和犯人医生的声音。谭队长用耳语问了一句什么，犯人医生以正常音量回答，说他不知道，没把握，要检查以后看。老几把谭队长小声的提问推演出来：“老东西活得了不？”或者，“老东西的绝食已经造成危险了没有？”谭队长又小声问了一句。犯人医生还是按原先的音量回答他：“就看肾功能有没有衰竭。毕竟岁数在那儿呢。”于是老几推演出谭队长的提问为：“一般绝食的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

　　 这时老几感到一股蒜味凑近了他。谭队长凑在老几面前观察他。蒜味里还有韭菜味。谭队长的老婆中午给他包韭菜馅饺子。要不就是摊了韭菜糊塌子。老几想到陆家五代上海人，到老几这一代都没人吃过蒜，吃蒜是从老几这里开端的。老几此刻没有想到一直没有胃口的自己，食欲会被谭队长嘴里消化过的大蒜和韭菜刺激起来。他仍然闭着眼睛，带一点恭维的微笑对谭队长三寸之外的脸说：“谭、谭……谭队长，队、队长夫人给你包、包韭菜饺子了？”

　　 那蒜味一下子就远了。

　　 “老东西，吓我一跳！以为你死了呢！”谭队长说，声音如释重负，带着笑意，“那你为啥不睁眼？”

　　 “睁、睁、睁不开。黑、黑、黑久了，就见不得亮了。”老几还是那个文雅淡定的结巴。

　　 检查的结果是老几已经出现了肾衰，必须马上转移场部医院，大墙里的犯人门诊部没有设备，条件太差。当晚，谭队长用一台拖拉机把老几送到了场部，安排了老几床位之后，他塞给老几一个铝饭盒。老几一打开，冒出的味跟谭队长的嘴巴里一模一样。谭队长说，要是老几能停止抵抗，停止绝食，他舍了一饭盒饺子也值。

　　 “妈的，老东西！我婆娘专门给你包的！中午我啥时候吃过饺子？也就是汤面里搁了几根韭菜！”

　　 老几闭着眼睛，一个劲点头道谢，谢谢队长，谢谢队长夫人，谢谢队长孩子们，因为孩子们那点定量还让出了一顿饺子给他这个老囚犯。

　　 转移到场部医院之后，老几的肾衰竭渐渐得到了控制，夜盲也渐渐好了，见了光不再痒痒地流泪，但他治愈了很久的肺结核却又开始复发。传染科的病房全部满员，又不能把犯人病员和职工干部病员混收，只能在医院院子里的暖房里给老几搭一张床。医生护士都没好气地告诉老几：“别埋怨了，啊，太阳对你那老肺痨有好处！”

　　 秋季的胡萝卜和洋白菜丛里，从此躺了一个老犯人老几。太阳从玻璃房顶、玻璃墙壁照射进来，照在莲花一样的洋白菜上，叶瓣上都是黄色的尿珠和莹白的水珠，每一颗珠子里都有一个太阳。老几的现实变得不真实了。破了的玻璃上结了蜘蛛网，阳光把网照得五彩缤纷。蜘蛛已经冻死了，缩着所有的腿被它自己织的网网住。太阳也使肥料的气味多倍数膨胀，老几躺在病床上，肉眼都能看得见臭味的弥漫和上升。但他一点都不埋怨。他是个自首的逃犯，要知趣。过了几天，老几不但闻不出臭味，应该说，他已经开始喜欢他的新环境。医生和护士常常手脚很重地给他打针，有时抽一管血要在他胳膊上扎无数个洞，不是没扎进血管，就是扎过了头，把血管扎漏了。对于这些，他都全盘接受。他已经恢复了原先的大食量，甚至超过原先的大食量，只是仍然在绝眠。对于这一点，他在黑号子里就已经接受了。搬进了玻璃暖房，他在夜里比在白天更有写作冲动，躺在星空和玻璃房顶下，一遍一遍地修改他给婉喻的书信体随笔。一次几只狼凑近了玻璃墙壁，他披着白色的医院棉被，也凑近了玻璃墙壁，人和狼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相互打量了一会，最后是狼退却了。

　　 老几在这个玻璃病房里住到了十二月份，有一天药和饭都没有送来。第二天还是如此。医生和护士把玻璃病房里的老犯人病号给忘了。他站起来，推了推玻璃门，门是从外面锁上的。他可不上当，去砸烂玻璃什么的。玻璃一砸烂他就又成逃犯了。他的耳朵深处常常播放着小女儿丹珏的英文“对敌喊话”。现在他要做个最好的犯人，除此以外，他体现不了任何对于婉喻和孩子们的顾念了。尤其对婉喻。

　　 夜里非常冷。这没什么，给蔬菜保暖的草也能给老几保暖，于是在夜间他就在棉被上堆放一个小草垛。最后一批洋白菜和胡萝卜还没有被收割，它们就是老几的口粮，取之不尽，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开饭。上厕所也特别方便，就直接给洋白菜、胡萝卜施肥，等于是萝卜、白菜通过他的消化系统营养萝卜、白菜自己。

　　 他的肺结核神奇地好了。虽然进入了冬天，白天太阳还是把玻璃房子内烘得很暖，暖得他穿不住棉衣。洋白菜和胡萝卜给他吃了一多半，还剩下不到半垄菜和萝卜的时候，玻璃门的锁被打开了，邓指矮小威严地站在门口，双手背在背后，军装里别的手枪在腰里成了一个扎眼的凸显。他没有说话。老几还是那样文雅地点个头，笑一笑。其实要不是邓指的矮身量，老几是认不出他的，因为邓指的脸像非洲人一样黑，又剃了个秃瓢。

　　 “我差点都认不出来你了！”邓指瞪着老几，连带一点鄙夷，“怎么跟个非洲朋友一样？”

　　 老几心想，这些恰恰是他老几想说的。幸亏他没说。一般情况下他也不会对一个干部说此类话的。

　　 邓指继续瞪着他，似乎老几还有其他什么变化，他一时找不出语言来形容。

　　 “咋看咋不像你了。”

　　 老几结巴道，怎么会呢？他心里好笑；他倒是巴不得不像自己，像别人，像任何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比像他自己好。只要不像他自己，他就可以大大方方离开这里，回到婉喻身边去了。

　　 “眼睛不像了。”邓指觉得说得不够准确，又摇摇头。“也不光是眼睛。”

　　 也许从秋天到冬天的无眠是会改变人的相貌的。

　　 “我来带你到我那儿去。”邓指说，一边掏出一副精巧的手铐来给老几戴上。“你的行李我都给你拿上了，在我马车上。”

　　 老几十分配合地把两手凑到邓指面前，尽量方便邓指上铐的动作。他的每一点配合都是对婉喻和孩子们的顾念。他结巴地说，那总该办个出院手续什么的，不然算他逃跑怎么办？

　　 邓指不搭理他，一蹦一蹦地走在老几侧前方。一蹦一蹦就使邓指的头顶忽而达到老几的耳垂，忽而又落回到老几的肩膀。邓指在生着大气呢。生谁的气？不是生老几的气吧？假如生他老几的气，把他带到他的新农场慢慢地整，那可怎么办？站在任何人的立场上看，老几挨邓指的整都活该。老几是邓指中队的人，又是在邓指当班那天跑的，不算邓指渎职也算他管理不严。谁的中队跑了犯人总要让队干部受一点连累，少一个机会做先进单位或模范个人，总会有一大堆事情要擦屁股。保卫科为了老几的逃跑丢掉了多年保持的先进称号，河北干事不就是为此恨上了老几？借谁的手都想把老几给灭了。

　　 在马车上，邓指跟老几说他现在升任了新农场的副政委，而正职政委是从缺的，所以他有权要求把老几调到他的管辖范围。他的新农场有一个中队驻扎在青海湖边，专管捕捞湖里的湟鱼，供应周围几个劳改农场的干部食堂和家属，也提供一部分给犯人病号。邓指说三年的饥荒把湖里的鱼吃掉了一大半，所以现在捕鱼要投入更多人力。这个捕鱼中队需要一名统计员，老几将接任这个犯人们都眼红的职位。

　　 老几结巴得越发厉害，一个“谢”字被他重复好多次，赢得了时间琢磨，邓指跟自己什么时候建立了这样的交情？这里面会不会有陷阱？劳改局和场部领导对他老几的宽大是让一些干部不服的，他们会跟老几来阴的，已经给他布下黑号子和暖房这两个陷阱了。

　　 马车在一个地方停下来，邓指给老几使了个眼色，叫他一块过去解手。老几跟邓指一同吃饭是吃过的，却从来没有一同排泄过。一同排泄要求更进一步的亲密和平等，否则老几的生理系统不听指挥。他婉言谢绝了邓指的邀请，说自己暂时还没有这类需要。邓指的眼色变得狠狠的了，老几赶紧跳下车。

　　 他双手套在精巧的手铐里，跟在邓指身后。天晓得这个矮个子副政委要对他干什么。出院的时候他没有看见邓指给他办手续，走出医院的一路也没有碰上熟人，谁能证明老几不是又逃跑了呢？假如邓指把他弄到这里来，就地正法，驾车的职工只听到了枪声，事后只能靠邓指的一张嘴解答原委了：陆犯焉识，绰号老几，又一次企图逃跑，被就地击毙。

　　 邓指还是带着他往前走。这一带的沙柳曲曲弯弯，聚成林子就像大地长出了老几式的老卷毛，并且是出了黑号子又在玻璃暖房养出的卷毛，又长又乱，还被污垢头油弄得支棱起来。在这样的沙柳林子后面，发生任何事都会避人耳目。

　　 邓指往回看了一下。老几稍慢一步，也往回看一下，想看看邓指到底在看什么。什么也看不到，连马车的影子都被沙柳林子和暮色抹杀了。车把式是邓指的人，一定是。就是现在不是，邓指一旦填充了正政委的缺额，他也会成为邓指的人。所以车把式就是知道邓指干掉了老几，也不会向着老几说实话的。

　　 老几开口了。说他就是想老婆婉喻想得太苦才跑的。他打算见老婆婉喻一面，跟她好好吃顿晚饭，知道她一切都好，就自首去。也许还会向她坦白一件事，求得她的谅解。

　　 “你要坦白什么事？”邓指问。现在他停下来，开始脱大衣。

　　 老几笑了笑，只说这是非常私密的私人秘密。他结巴着磨蹭时间，看邓指是不是脱了大衣就掏枪，假如他掏出枪自己还有没有求饶的余地。如果他不求饶，被一枪毙命，婉喻和孩子们就成了垂死抵抗、逃跑未遂的敌人家属，永不得翻身了。

　　 “那你怎么没见媳妇儿就自首了呢？”邓指问道。

　　 老几说他突然意识到，假如见了婉喻就把她的生活彻底毁了。孩子们的前途也会跟着毁灭。

　　 “你媳妇啥样？”

　　 老几微微一笑。这笑是比赞美之词更含蓄更达意的赞美。邓指马上领会了，也笑了一下。一个爱自己老婆的男人对这种无词的赞美马上能心领神会。

　　 “你要跟她坦白，自个儿有过外遇？”邓指微笑着问道。

　　 老几看看他。邓指想套出他老几的秘密故事呢。一个即将要被他亲手毙掉的人居然敢吊他的胃口，并永远地不给这胃口以满足，这是一向自信的邓指所不能接受的挑衅。邓指又笑了。男人知道男人有多么脏的那种笑容。

　　 “我还以为大文豪不搞这些事呢。”他把皮大衣甩到一棵沙柳上面，整棵树上下颤悠。

　　 老几看到他撩起衣服，从裤兜里掏出的不是手枪，是几张剪成小方块，又揉皱的旧报纸。邓指一定要等老几坦白了整个外遇的过程才会毙他。大荒草漠上的干部们太缺乏娱乐，这也不怪他们。他大概还等着听老几的外遇中一个个有滋有味的细节，将来等老几已经变成了黄土，这些细节还会在一批批干部和犯人口中发展和走样，使死了的老几借着走样的故事达到不朽。

　　 邓指把自己手里的报纸分给老几一半，邀请老几跟他一块蹲下，并说他可以帮老几解开裤带，脱掉内裤。老几不由自主向后退一步，结巴道：“谢、谢、谢谢！自、自己来！”

　　 邓指蹲下后，发白的枯草差不多淹没了他的头顶。他还是那种男人与男人的谈话语调。

　　 “哎，那是啥时候的事儿？”

　　 “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事。”

　　 “漂亮？”

　　 “漂亮，年轻。”

　　 “操，四川女人就是漂亮！”邓指使着一股力地说，黑脸涨得紫红，太阳穴的筋暴突得跟地上的沙柳根一样。

　　 “这种事儿就别让老婆知道了。哪个老婆知道都得闹。能闹得你半辈子都安生不了！而且哪壶不开提哪壶，啥时候吵架她都有理了。还当着孩子的面提你那不开的壶！”

　　 邓指不是泛泛地发言，那发言背后似乎有亲身经验支撑。

　　 老几说自己的婉喻不会闹的。邓指挪了一下位置，枯草大幅度地摇晃几下。他继续蹲着给老几做军师，告诉老几，女人都一样，都吃不消男人的外遇，区别就是有的是明着闹，有的是心里闹，同时也到外面偷偷找外遇，暗地给男人戴一堆绿帽子，所以他自己宁愿她们明着闹。

　　 “你这么疼你媳妇儿，为啥弄外遇呢？”说完他自己的表情就表示，那是个很蠢的提问，明知故问。男人嘛。

　　 老几把脸转开，看着星星升起来，在夕照中显得幽暗。他不能面对邓指排泄的面孔说他下面要说的话。他说在重庆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疼婉喻。他甚至从来没仔细看过婉喻。不为别的，就为婉喻不是他自己挑来的，是强塞给他的。他一直以为自己怀恨婉喻，后来发现自己不恨她，恨的是把她塞给他的那种主宰，那个传统，那个方式。

　　 “你啥时候提高认识的？”邓指问道，“我是说，你啥时候明白自个儿疼媳妇儿的？”

　　 虽然大荒草漠子上存不住气味，邓指排泄的气味还是一阵阵袭击老几的鼻孔。他关闭了和嗅觉相通的呼吸道，嘴巴变得忙碌起来，又要呼吸，又要结巴着叙述事情。他告诉邓指，他是在被捕以后才发现自己如何爱婉喻的。婉喻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感情的变化，不知道她在几十年中怎样从承受丈夫怨恨的对象变成了他的至爱。他信上也无法写这类内容，所以一念之差就想跑出去，跑回上海，跑到婉喻面前，去告诉她。否则他死了之后，婉喻永远不会知道了。

　　 这时邓指提裤子提了一半，就停在那个姿势上分析老几的话。好在枯草埋没了他的大腿，老几不必看到太私密的部分。然后他和老几往回走，老几在前，他在后。这是最好开枪的地方，倒下的老几马上就被枯草掩藏起来了。邓指清了一下嗓子，很简短地告诉了老几，从此以后不要再动邪脑筋，琢磨逃跑之类的事；陆焉识是什么人，为什么给判这么重的刑，他心里都有数。邓指不断地问老几：“我的意思你懂吗？”老几不懂，但为了让他继续讲下去，好早点知道自己的性命长短，就热烈地点头。邓指到底在暗示什么呢？他的枪毙到底是现在立刻执行，还是不确定期限的缓刑？邓指的每一句话都让他眨一下眼睛，就像站在砖窑的砖垛下，看着头顶上的砖头一点点松动。

　　 “那几个人都在报复你，你懂不懂？”邓指停下了，抬头看着马车的方向说道。

　　 老几做出惊讶的脸部表情，似乎刚刚被点醒。

　　 “按说毙了你你都没什么可说的，”邓指说，“你也太辜负上级对你的信任了！”

　　 老几点点头。心里想，你看，来了吧？

　　 “劳改局和场部领导真是对你不错。不过你挡不住下面执行的人操蛋啊！”

　　 老几使劲点头。他知道一道指示给一级级贯彻下去，就贯彻成另一桩事了。因为每一级都要把自己的私怨、阴暗加进去。但他没什么可埋怨的。

　　 邓指降低了音量，嘴唇绷紧：“我把你调到我那边就是为这个。”

　　 老几明白了，这是邓指跟他谈话的中心精神。也是为了这个精神跟他使了狠狠的眼色，向他发出一同解手的邀请。可老几仍然不清楚邓指说的“这个”究竟是什么。邓指已经说他“太辜负”了。辜负在此处可以当背叛讲。背叛就是叛徒。杀个把叛徒对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副政委，多么正常！

　　 老几现在只剩下一个疑问，就是邓指什么时候杀他。他并没有被加刑，还是一个老无期，但每次邓指把他单独叫出号子，他都认为这次一定挨不过去了。但每一次邓指叫他不是问他捕鱼产量，就是问他婉喻来信没有，或者问他的睡眠回来没有。

　　颖花妈

　　他统计的捕鱼产量在缓慢但不可逆转地下滑。他的睡眠至今没有回来。他很久没收到婉喻的信。老几自首之后，给婉喻写过好几封信，甚至带点炫耀地告诉她，自己在西北各个劳改农场、劳教农场，以及各个教养犯罪青少年的工读学校巡回讲演，讲政府对自己多么宽大，他用宽大暗示婉喻，实际这是政府多么另眼看待他。有一封信里，他还夹了一张剪报，上面穿着崭新劳改囚服、胸前口袋插着自来水笔，又让理发师打扮得油头粉面的老犯人就是自己。照片和他的报道登在全国劳改系统发行的《自新日报》上，占了那份报纸整整一个版面。可是他没有收到婉喻一个字的回复。他断定自己做了几个月逃犯，让婉喻和儿子、女儿，甚至孙子、孙女的处境变得极其为难。

　　 这天邓指把正在造统计表格的老几从捕鱼中队办公室叫出来，一脸烦躁。他问老几给的那块欧米伽在搞什么鬼，又乱走起来了！他对老几摆一摆头，叫他跟他走。现在邓指的家离捕鱼中队有二十多里，邓指让老几和他合骑一匹马。邓指坐马鞍的前一半，老几发现所剩的后一半其实只是马鞍的一个小小局部。他爬上去，马鞍的边正硌在他屁股上，十分受罪。随着马的奔跑，他索性往马屁股上出溜，跟邓指拉开了距离，就靠他两只长臂拉住邓指的腰带。腰带扎在邓指破旧的军装外面，顺着腰带往前的四五寸，就在邓指左边肋骨下，别着一把手枪。假如此刻去抽那把手枪，老几会比邓指方便。

　　 邓指问他，欧米伽是什么时候买的。老几回答说是妻子婉喻送给他的，一直走得规规矩矩。邓指火了，问他啥意思，是不是怪他媳妇儿笨，表到了她手里就不规矩了？老几说没有这个意思；只不过在推测是不是邓指的媳妇儿去过海拔高的地方。因为多年前老几去过一个海拔四千多米的小煤窑拉煤，欧米伽就表现得比较差，乱走了一阵子。邓指叫他拉倒吧，他媳妇儿怎么会跑到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去拾鬼下的蛋吗？不怪别的，就怪表太老了！老几立刻替欧米伽认错，说它确实老糊涂了。

　　 到了邓指家，老几发现这回邓指的生活环境大有改善，三间平房一个小院，院里跑着一群鸡蹦着几只兔子。屋内的墙刷得雪白，石灰味还没有散尽。邓指的大闺女直接从小学三年级出嫁，当年邓指没让老几给她补课的决定是正确的。

　　 邓指的媳妇闷声不响地把手腕的表抬起，给老几看那根秒针怎么了，顺时针走几步，又逆时针走一步，就像女人们织的某种毛线针法：往前织两针，往后织退一针。老几注意到邓指媳妇变了个人似的，脸蛋白里透粉，原先颧骨上两团高原红不见了。头发也变了，烫出绵羊般的细小卷子，鬓上插了一把翠绿色孔雀开屏的塑料梳子，拢起一大撮头发，于是把一侧额头亮出来。老几观察了一会儿表针的行走规律，一面问邓指的媳妇，表是不是常犯这毛病。她说一个月犯一次，不过都是在几小时之后自己恢复，就是这次，一两天了还在胡乱走。

　　 这时邓指对媳妇说，凑合吧，要真是好东西人家舍得给咱？邓指很生气。也难怪他生气。老几打开表壳，一面想着，最终不是自己的过失，而是欧米伽的过失使邓指那股恨的激情达到饱和的。倔强任性的欧米伽这么多年来就是不从它的新主人。这个老狗一样忠实的老表恶作剧地前进几步，撤退一步，没什么可修理的，老几只能还是照原来的方式把它清洗一遍，给零件们上上油，把每个螺丝都拧紧，再把它装回原样。欧米伽得到了老主人的关照，使性子就使到了这里，恢复了正常走动。他把表交回给邓指媳妇的时候，安徽女人一笑。她的笑容让老几想1949年到处唱的一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邓指却把欧米伽拿过来，揣到了自己口袋里。

　　 回监号的路上，一匹马仍然由邓指和老几合骑，不过这回是邓指骑在后面。老几想，也许邓指对他老几在来的路上的一些危险闪念都有所意识。老几假如真从他身后夺了枪，把马夺走，他的再次逃跑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无人烟的草地上，邓指追不上马，也喊不来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囚犯逃走。老囚犯也可以把手脚做得更干净一些，干脆一枪干掉邓指，省得留下个报警的人。现在骑在后面的邓指掌握了动手的主动权。还有事后所有的话语权、解释权。

　　 邓指带着老几来到场部，拴好马，让车把式拉出马车。邓指让老几坐到前面，自己坐在后面，说是要在后面躺一会儿。老几看看车把式，还是上回从医院把他接出来的那个小伙子。老几看他，是想知道邓指让他把车子赶到哪里去，但他的脸上比空白纸张还要缺乏内容。

　　 马车跑得很快，渐渐爬上山坡。隔一阵，路边就出现一块标志海拔高度的石头。海拔已经到达四千五了。山上和山下是两个天空，山上的天空灰一块、白一块、蔚蓝一块。山坡上扎着一片片的牦牛毛的帐篷，住着一个放牧的劳改中队，放养了两百多头绵阳和一百多头牦牛。夏天只有地势高的地方草还没被牲畜吃完，并且更干燥，不生寄生虫，所以放牧中队就把帐篷扎到了山上。经过了大饥荒，劳改系统的领导重视起渔业和牧业来，因为教训告诉他们，鱼和肉对于赈救饥荒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老几听邓指在后面叫停车。车把式不声不响地把车停了下来。邓指让老几跟着他下车，到山上转转。山上的草又厚又密，草尖达到邓指的大腿。云像活的一样从天的一边往另一边飞，于是它们明一块暗一块的影子就在草地上飞跑。邓指一声不吭地往前走，总是跟老几离开半步。

　　 老几发现自己嗓子干涩，怎么也吞咽不下唾沫。他认定这座起伏不大的山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风景还不坏，只是八方来风，草被也就被吹得八方倒伏，每一倒伏，便露出茎秆很矮的野花。野花的颜色魔幻，一会黄色，一会紫色，一会金红色，取决于草往哪一边倒伏。他回过头，头后面是东南方向，婉喻的方向。

　　 就在老几辨认方向，以便中弹倒下能面朝婉喻，他瞥见邓指的手伸进旧军装下面。他的生命从现在起要以秒计算。邓指似乎犹豫了，把手又拿出来。向老几抬抬下巴，叫他继续向上坡走。老几的腿已经软了，就像梁葫芦被架起向警车去的时候那样，腿成了抽去骨头的肉棍子。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他的脖子和小臂上起了一片片的鸡皮疙瘩。走到近山顶的地方，邓指停下来。放牧中队的中队长是个姓毕的山东大汉，说话总是在努力克服山东口音，因此听上去羞答答的，并带一点女气。邓指的视察显然让他十分惊讶，从坡上跑下来迎接的时候一跤摔倒，顺坡势滑到了邓指面前。

　　 邓指跟他握手的时候介绍老几是场里的大知识分子，博士级的反革命。他跟姓毕的中队长开玩笑，说假如毕队长这辈子没见识过从美国回来的、说四种外国话的博士，趁现在赶紧见识见识。

　　 毕队长一听便向老几伸出手来。老几糊涂了，心里想毕队长不会是要跟一个老无期（也许在邓指的不成文档案里是个老死缓）握手吧？他刚刚把手伸出，但毕队长已经收回了手，意识到这一握手还成什么话？敌我都乱套了。他赶紧对邓指说，邓副政委晚饭不准走，就在中队部吃，手抓肥羊肉管够！

　　 邓指接受了邀请。毕队长去吩咐宰羊的时候，把邓指和老几单独剩在队部帐篷里。帐篷的一角放了张折叠床，一床军被一件军大衣叠得方正僵硬，像一摞草绿豆腐干，一点温暖都没有似的。中央有一个方形的铁皮炉灶，烟囱从帐篷顶伸出去，炉台上放了一把铁皮壶，壶盖过一两秒钟掀动一下，溢出一些水在炉台上发出一声：“嘘……！”

　　 邓指让老几到外面去搬点牛粪饼来，气温猛降，必须把火烧大些。

　　 老几出了帐篷，没有找到牛粪饼的储藏处。他围着帐篷打转，眼睛远近地搜索。这是邓指的陷阱吗？附近明明没有牛粪饼，可只要老几往远处走一点，邓指朝他开枪的理由马上成立。

　　 老几在帐篷外大声报告，帐篷外没有牛粪饼。邓指在帐篷里大声回敬他：难道不会往远处找找？！

　　 看看，这就是陷阱的边缘了。

　　 帐篷一共有四个小窗，两个开在后面，两侧各开一个。老几从后窗看进去，见邓指披着军大衣背对后窗站在那里，两手似乎插在腰上。也许一只手摸在手枪把上。这是一个矮小的充满恨的激情的邓指。老几试着往远处走，不断大声汇报：还是没找到牛粪饼。邓指不再回答他。邓指的枪口可以从任何一个窗口瞄准他老几。因此老几不走直线了；他开始走之字形，并且两步一个弯腰，三步一个蹲身，装着捡沙柳根或沙柳树枝。他认为这样会给邓指的瞄准造成一点麻烦。邓指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带他到山上来？并且把欧米伽一块带来？欧米伽是那根最终压垮房子的稻草。

　　 他捡了不多的几根沙柳枝和根子，开始慢慢往帐篷迂回。他瞟进帐篷侧边的窗口，看见邓指弓着腰，似乎在翻弄什么。似乎在毕队长的行军床周围翻弄，似乎还揭起了褥子、被子。邓指自己的手枪出了故障，在找毕队长的手枪。老几继续往近处走，看清了邓指确实在翻毕队长的东西，现在正翻折叠办公桌的抽屉。

　　 老几没到门口就大声报告，邓指整个身体一耸。

　　 “操，你吓死人不偿命啊！”邓指怒极的脸冲着老几。

　　 老几说自己没有看到一块牛粪饼，但他捡到一些沙柳枝和沙柳树根，也许可以将就。

　　 毕队长还没有回来。老几盼毕队长盼得心跳。除了盼婉喻的信，毕队长这个陌生人成了老几此刻最迫切的一份盼望。因为有毕队长在场，邓指干掉老几就不那么省事了。老几发现自己还是在乎性命的，越死到临头越是在乎。越是在乎性命，他就越能够体谅梁葫芦死前对他的叛卖。

　　 “我刚才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对的。它就是有高原反应。”邓指脸色很坏地说。

　　 谁有高原反应？但稍一定神老几明白了，“它”是指欧米伽。欧米伽现在在邓指的手心，老几慢吞吞凑上去，跟邓指一块观看它病态的走动。那根秒针现在不是进三步、退一步了，而是进一步、退三步。欧米伽证实了老几的诚恳，当时没把破烂当礼物送给邓指。老几心里感激忠实倔强的欧米伽，感激几十年前把欧米伽送给自己的婉喻。这样一想，老几的眼睛潮湿了，欧米伽的银白表盘在他水淋淋的视野里幻化成三个。

　　 “你咋了？”邓指问，仍然没好气。

　　 这是没法回答邓指的。老几把捡来的沙柳放在炉灶的灶眼前，撅断一个枝子，看看它够不够干。山上的阳光更直接，什么东西都被晒得像枯骨一样干。老几把柴填进灶眼，眼睛看着帐篷门外。快到晚上了，云反而散开，太阳赤裸裸的。邓指走到外面去，门如同画框，框住矮矮的树和矮矮的人。这幅画被老几的泪眼弄得烟雨朦胧。

　　 毕队长回来了，跟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干部和两大盆羊排骨。盆子被放在长方的灶台上，干部们围着灶台坐下来。邓指给了老几一条羊肋骨，骨头的一端顶着颤悠悠的肥羊肉，肋骨变成了手柄，让人握住它啃肉。老几像被重赏的老狗，知趣地拿着骨头到门口安安静静地啃。按他的自尊，他宁可到外面去啃；但他自尊不起，他不想引起邓指或其他干部的多心。

　　 过了一会儿，老几的肩膀被拍了拍，他一回头，见邓指递给他一个茶杯，一股冲脑子的烈酒味。

　　 他跟邓指微笑道谢，尽量文雅，却怎么都摆脱不了那种老狗的感觉。干部们在他身后吃得越来越吵闹，话越来越不堪入耳。老几听着邓指的嗓音，听出那嗓音里怒气未消，恨的激情越蓄越满。老几半缸子酒喝下去，干部们的脏话似乎远了些，似乎也卫生了些，再喝几口，那些脏话老几自己也说得出了。

　　 “老几！”邓指突然叫起来。

　　 老几一面答应，一面慌张地从自己坐的地面上爬起，听见自己所有筋骨噼里啪啦乱响，浑身抽小鞭子似的。

　　 “毕队长，这个老几，先让他在你们队呆一阵。你们不是缺个统计员吗？”邓指说。

　　 “那捕鱼中队怎么办呢？”毕队长问。酒精对他的作用是让他露出特别地道的山东口音。

　　 “捕鱼中队先凑合吧。等你们找到合适的统计再把他弄回捕鱼中队去。”邓指说。

　　 邓指私下可以跟毕队长继续布置陷阱，造成老几企图逃跑的假象，这样就借了毕队长的手把老几消灭在山高路远的草丛里。毕队长可以把河北干事那一手再玩一次，命令老几去追一只羊羔，再指控他逃跑。

　　 晚餐结束后，所有干部都烂醉，老几也醉得还剩一小半脑筋在运转。唯有邓指是轻度醉酒。当老几跟着邓指走到帐篷外，他发现邓指一点都没有醉。老几感到自己的手被人使劲捏住——邓指的手在捏他的手。邓指的嘴对着他耳朵眼说：“你要是在这儿看见我媳妇，就告诉我。让谁给我送个信。送信可别说实话，说一句暗语……就说你失眠更严重了。我就明白了。”

　　 邓指对老几摆摆手，叫他回去。他和车把式一前一后往马车那边走。晚上九点钟天还是亮的，邓指的背影像侦察兵一样敏捷。

　　 一个就业人员带着老几来到一个号子帐篷。犯人们跟着羊和牛跑了一天，已经睡着了。老几在帐篷外就听见了十多个人的呼噜。就业人员把一卷客用被褥扔在靠近帐篷门的地铺上。老几摊平被褥，钻进被窝。

　　 他酒意昏晕地躺在铺位上，感觉脚尖老是触碰一个硬东西。气温直线下降，老几几次想起来把被子抖搂一下，但还是作罢。酒意舒恬，身体温热，他对自己说，知足吧。

　　 天亮时分，老几酒醒了。他从记忆中把邓指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搜出来，在闭着的眼皮里一个个细看细听。什么意思呢？让老几看到他媳妇就用暗语汇报。一个个细节回放完了，老几还是不得要领。只有一个解释，就是邓指醉得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厉害得多；醉得他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他的脚又碰到那个硬东西，掀开被窝，他看到那是一个小小的头盖骨——一只羊羔的头盖骨。上一个盖这床被子的人偷了只羊羔，烧得半生不熟藏在被窝里吃，啃下的羊头不知怎么给落在被子里。也许他存心留下的，存心恶作剧或者表现他的胆大妄为。

　　 老几在放牧中队当了几天统计员，毕队长给了他一些奶渣，客气地对他说，生活上有任何困难一定要告诉干部。有一次他跟老几一块到牧业大组，两个人各骑一匹马。他问老几，是不是因为心里太屈得慌才逃跑的？老几含糊其辞；他伪装了十多年结巴就是为了这种时刻方便自己。他心想，我才不上当呢，让你套出我的真话来，击毙我的时候更不手软。

　　 毕队长把老几送达那个放牧大组，自己就回去了。老几在那里干了一天的活，又独自骑马回来。他要向邓指、毕队长、保卫科的河北干事以及所有在等机会找由头毙掉他老几的人证实，他即便有逃跑的最佳条件也没有逃跑。他更需要向自己的女儿丹珏和婉喻证实，作为父亲他是非常顾念他们的，如此好的逃跑机遇他都放过去。他坚守在这里，天天提心吊胆，随时等待一颗不知会来自何方的子弹，同样是出于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心和爱。这份责任心和爱不亚于当年的他为全家提供三餐、穿戴、水电、煤气，还有孩子们的学费。现在他没有薪水可以提供，能提供的只有这份坚守。以这份爱和责任，他希望他们能允许他作为父亲和丈夫，几千公里之遥地参与他们的生活，分享他们的亲热。

　　 第五天，老几结束了一个大组的统计，回到中队部，时间还早，刚刚过午。老远他就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坐上了拖拉机，拖拉机驾驶员位置上坐的是毕队长。牧业中队有一台拖拉机，是播种胡萝卜喂怀孕母畜的。那个女人的身材动作马上就跟邓指媳妇重叠起来。拖拉机开动时，女人一扭头，看见了老几。老几挥了挥手，对邓指心爱的女人巴结一点总没有坏处。

　　 第二天，一个捕鱼中队的就业人员来到牧业中队，说邓指让他回捕鱼中队。那个就业人员自己骑一匹马，还牵了一匹马。老几骑上那匹被牵来的矮腿藏马，跟着就业人员一块回到了捕鱼中队。

　　 第二天傍晚，老几在渔船上做统计作业，那个就业人员跑来找老几，叫他完成作业后去邓指家一趟。老几问邓指有没有说是什么事。就业人员说为了修表的事。老几想，欧米伽又高原反应了，因为昨天邓指的媳妇戴着它上了山。现在他和欧米伽都可以开脱罪责了。路上，老几心里松快许多，觉得从此邓指少了一个枪毙他老几的理由。就业人员套了车，把老几送到了邓指家。邓指刚从一个渔业加工中队回来，脸又黑一层，青海湖的风把他浓厚的头发吹成一个大背头，很固定的样子，看起来一时半时不会改变发型。

　　 邓指叫老几一块洗洗手上的鱼腥味，老几学邓指，用一个铁勺舀半勺水，轮换把手淋湿，搓上肥皂，再舀半勺水，把肥皂泡冲洗掉，这才把手伸进盆里。洗完了手的半盆水依旧清亮，还可以去派别的用场。各家都有省水的妙方。等两个男人洗完手，邓指的媳妇已经把晚饭桌在院里摆开。老几问她，是不是表又瞎胡走了？她嗯了一声。老几刚要说他的高山反应理论，邓指媳妇看他一眼，有一种意义在她的眼睛里，但老几猜不透。

　　 孩子们围到桌边来。邓指叫他们拿上馍端上粥，到外头跟他们的同学朋友一块吃去。

　　 媳妇看了一眼自己的男人，同时用一张旧报纸包了两个玉米面掺白面做的金银卷，递给老几。干部们从来不和犯人们一块吃饭，即便犯人恰好在干部家干活，恰好赶上吃饭。

　　 老几想，他刚才幸亏没有脱口说出欧米伽的高山反应。眼下他一个不小心就是大过失，过失在他的处境就是罪过，而罪过可以使等在枪管里的那颗子弹正义发射。

　　 邓指抬起头，看看自己媳妇，又转过脸看着盛粥的大碗。他拿起筷子，却没有伸进粥里。

　　 “你的表咋停了你知道不？”邓指是在问自己媳妇。

　　 “嗯？”媳妇不懂地看看男人，又看看老几。

　　 老几大口啃着金银卷，眼睛的余光观看局势发展。他坐在屋檐下的一个小凳子上，假装一直在观赏飞到小石磨上的彩毛公鸡。公鸡来回磨着它尖尖的嘴，像剃头匠在荡刀布上来回荡剃刀。

　　 “你的表有高山反应。”邓指说。

　　 “啥反应？！”

　　 “你说你没有去过海拔五千米的地方，你的表说你去过了。它只要一到海拔高的地方就闹高山反应。”邓指声调平板地说。

　　 “我又没上山！……”媳妇说。媳妇厉害起来很厉害。

　　 “谁说你上山了？”邓指笑了笑，“老几，咱谁说她上山了？她自己说上山的吧？你是不是听见她自己说的？”

　　 老几突然明白了。邓指设的陷阱不是为了陷他老几，是为了要逮住媳妇和媳妇的情人。他推测媳妇的情人是毕队长，因此他把老几安插在毕队长的中队，给他当看守媳妇儿的暗哨。这个男人是真爱他媳妇儿。

　　 “老几，你不是看见我家颖花妈去毕队长那儿了吗？”邓指说。

　　 老几这回真结巴了。女人厉害地看着他，掩盖着她可怜的处境。犯人老几的一张嘴就是一道闸，关乎她的生死。但她的眼神又那么厉害，随时会冲过来跟堵老犯人的嘴，掐老犯人的脖子，只要老犯人敢作一个字的证。

　　 “没、没、没……”老几说，“没看见！”

　　 女人眼睛柔和了一些。

　　 “我操，你不是说看见了吗？还跟我家颖花妈打了招呼！”邓指眉毛立起来，指着老几说。

　　 邓指的突然袭击太突然了，老几不知道该怎么招架。他一边结巴着叙述自己昨天的工作日程，一面以结巴拖延时间，分析局势：昨天他确实跟邓指媳妇挥了手，难道邓指除了安插他还安插了别人？这位“别人”不但发现他媳妇的不忠实也发现了他老几的不老实？但老几记得很清楚，邓指媳妇坐在拖拉机上的时候，牧业中队办公室帐篷周围没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连毕队长都受了邓指的暗中派遣，用来考验他媳妇的忠实贞洁。这怎么说也不合情理。

　　 “他说他看见你了！”邓指对媳妇说，“他现在怕事，不敢承认了！”

　　 “你看见谁了你？！”女人向老几一扑，但被邓指扽回去。她反应很快，借着邓指扽她的力，就给了邓指一巴掌。

　　 啪的一声，几乎与那个耳光同时，邓指的手枪已经比划好了，人一个箭步退后到理想的射击位置。

　　 “反正你俩有一个在撒谎！我今天非毙了撒谎的那个不可！”邓指说。

　　 老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站在了小石磨旁边，似乎绝望中他想蹲到那后面去，把自己藏起来，能藏多少是多少。

　　 “我没撒谎！”女人的嗓音像一只大鸟。外面孩子们的玩闹声一下子停了。过了一会儿，才又续上。

　　 “老几，那是你撒谎了？”邓指的手枪对准老几。

　　 老几摇摇头。他觉得自己随时会坐到石磨的边沿上，他太虚弱了。人在恐怖和两难的境地是要被消耗大量热卡的。

　　 “你转过脸去！”邓指低着头，枪口拨拉几下，“操，叫你转过脸去！”

　　 老几这才明白叫的是他。他转过脸，眼睛看着灰砖白缝的墙壁。原来他的一生会这样结束。击毙他的理由将是什么呢？老几被叫到家里来修理钟表，企图逃跑，或者企图行凶，被就地击毙。

　　 “老几，我再问你一遍，看你还敢跟我撒谎不。我的枪可听不了撒谎！”邓指说。

　　 老几的手垂在下面，悄悄地扶着墙，不然他已经倒下了。

　　 “赵翠兰，我也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不说实话，我这一枪就让这个老头儿脑瓜开花！你到底去了山上没？”

　　 邓指媳妇不说话。渐渐的，背着身的老几听到她的低声哭泣。

　　 “老几，你呢？！想好没有？说实话还是接着说谎？！”

　　 老几说，颖花他妈上了山没有他不知道，因为他没看见。老几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和嘴巴的连接中断了，话说完脑子才跟上来，并且意识到自己刚才连伪装结巴都没顾上。他为什么要冒死掩护一个荡妇？也许还是他那个老毛病：见不得女人可怜。

　　 身后没有声音了。老几一动也不敢动，抵住墙壁的十个手指尖越来越吃力，开始失去知觉。

　　 “吃饭。”

　　 老几听见邓指平平的声音。那女人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接下去老几听见一串塑料鞋底的脚步噼噼啪啪由院子进了屋。那是又平又大的脚掌发出的脚步声，在夯实的泥土地上跑起来如同拍巴掌。

　　 “老陆，吃饭。”

　　 老几慢慢转过身，眼睛不抬，走向他刚才坐的板凳。

　　 “坐这儿来吧。”邓指说，同时拍了拍桌子，“就用这双筷子。”

　　 老几还是不抬眼睛，低声道了谢，慢慢走到邓指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拿起那双被指定的筷子，十分乖觉。女人的哭声被什么捂住了，老几担心她会把自己闷死。

　　 很久以后我祖父还记得跟邓指一块吃的那顿晚饭。

　　 在邓指死了以后，老几还记得自己坐在那个小方桌边，吃着邓指媳妇做的凉拌黄瓜、干煎湟鱼。邓指福气不浅，有个厨艺不错的媳妇。那个小方桌是某个犯人木匠的手艺，精致朴素，木料是一般的杉木。那顿晚饭两个男人都没再说话，都在听着屋里的哭声。哭声渐渐停息。邓指从凳子上站起，进了屋。

　　 老几从邓指家回到号子里，想到男人对女人的爱也是一场病。各种病状都是爱。邓指有点好东西都让他媳妇挂上、戴上；她所能得到的好东西是他的爱，拔出手枪也是他的爱。

　　 老几目前对婉喻的爱是什么呢？他想了好几夜，终于想出来了。他的爱应该是一张离婚协议书。他的刑基本加到头了，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指控就可以把他的刑加到极致。他希望自己被冠有最终罪名毙掉时，他和婉喻不再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因而他对婉喻和孩子们的连累就被降低到最低程度。婉喻一定会理解，这是他在爱她，爱孩子们；这是他对他们生活唯一的福利提供。这一想，他觉得自己简直混账，这么多年来，怎么刚想到这么一种爱的表达方式？！

　　 第二天，他利用抄写报表在中队办公室里磨洋工，等着邓指来视察工作。邓指每天骑马到各中队跑一圈。

　　 邓指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他一见老几就露出一点恼羞成怒的脸色：老几参演了他家的一场好戏。老几跟他谈起自己的离婚计划。邓指狐疑地盯着他。老几是这么解释的：离婚是为了婉喻有个安全清净的晚年。邓指想了一刻，点点头，认为老几是对的。一个不能提供全家吃穿的丈夫，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丈夫。

　　美好离婚

　　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我祖父寄来的离婚协议书时心脏差点停跳。协议书上有劳改农场第九分场邓玉辉副政委的签字，还盖了分场的公章。什么事都给我祖母办妥，只差她的签名。那是上海1965年7月，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她刚从家里走到弄堂口，准备去买自由市场收市之前的便宜蔬菜。去年底退休的婉喻，工资比过去少了一半，她在任何花销上都争取省回一半的钱来。传呼电话间的老头儿已经去世，接替他工作的是他没有考上大学的孙子。小青年冲婉喻叫了一声：“冯家姆妈，××××信箱有信来！”

　　 婉喻从快要拐弯的地方折回，解放脚步伐飞快，她怕小青年再叫出第二声“××××信箱有信！”全弄堂里的人都知道冯家姆妈跟那个神秘的“××××信箱”有着羞于提起的紧密关联。因为这个关联，冯家姆妈几十年走在光天化日下也像走在人家的矮檐下。

　　 婉喻拿着信赶紧往回走，买便宜蔬菜就没那么要紧了。她以最快的速度上楼、开门，为自己找好座位。信的厚度让她猜想它的内容，是不是又寄来了剪报。刚坐下她想起还没有拿拆信的刀，又站起身。她转了一圈也没找到那把陆家祖传的拆信银刀，刀柄包了一层纯金。焉识最后一封信是一年前的一个星期日到达的。那个星期日冯子烨两口子带着孩子们来吃饭，看到父亲的信里夹了一份《自新日报》，上面登了张陆焉识在大群犯人面前演讲的照片。子烨看一眼母亲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他说：“姆妈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我想想；‘四清’运动单位里那么多人的眼睛就盯牢我，不跟老头子来往都讲不清楚，不要说还跟他一封信去一封信来的。这个老头子逃跑的时候只图自己痛快，想到姆妈你吗？想到我们小辈吗？这么自私的人，你还要跟他拎不清！”

　　 婉喻说：“我又没打算回信。”

　　 子烨还想说什么，他老婆给了他一个眼色，下巴向小女儿微妙一歪。子烨把话咽了回去。

　　 当时我五岁。我母亲怀疑我在偷听我父亲冯子烨和我祖母的谈话，因为她观察了好几次，只要这类议论一发生，我就停下一切响动和动作。五岁的我确实觉得这种议论奇怪，爸爸和恩奶之间的长幼关系颠倒了；爸爸对恩奶那种老三老四的口吻让我疑惑和害怕。

　　 那一次婉喻答应了儿子，一定为他的政治前途负责，不再给陆焉识写信。

　　 冯丹珏看了父亲登在报纸上的照片说：“姆妈，爸爸这么老了，卖相还可以哦？你跟爸爸感情老好的吧？”

　　 丹珏这样说时带一点调皮的浪漫，还有羡慕。丹珏注意的是她缺少的东西。她几次断言，父亲一定是为了母亲做逃犯的。他以为新社会还跟旧社会一样，暗藏在一个地方没有警察查户口，没有居委会阿婆的侦探，他可以在暗中跟妻子白头偕老。假如有个为她冯丹珏冒生命危险逃出监狱的男人，她一辈子也算没白活。

　　 此刻婉喻在转弯即撞墙的小空间里转，就是找不到那把拆信的刀，两脚都转酸了。这么多年因陋就简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变她拆信的习惯。尤其拆焉识的信。他到美国读书，每封信的信封上都写着恩娘的名字，有时候恩娘要奖赏一下婉喻，把那把精巧至极的银刀递给婉喻，让她拆开信封。

　　 实在找不到刀了，婉喻回到椅子上。她觉得这把刀的突然失踪是个幽暗的兆头。她摸着信的厚度；它超常的厚度让她破了多年的例，用手把信封的封口撕开。她小心地在角落上撕了个小洞，将小指头伸进去，想让细长的小指起到那把银刀的作用，但信封的纸太劣，纸又干燥，她的小指刚一动，一道裂纹斜着从一个角扯到另一个角。这是个完全黑暗的兆头。

　　 紧接着从信封里落出一张公文纸，不用打开婉喻就看见了洇到纸背面的红色印油。一个公章。

　　 公文是离婚协议书，上面有一个领导的签字，还有陆焉识的签名。唯一的空缺是留给冯婉喻的。随同公文，夹了张信纸，密密麻麻的都是焉识最后一次作为婉喻的丈夫给她的关照。不要太辛苦了，早点退休（他显然不知道婉喻已经退休了），儿子女儿都大了，到了“乌鸟反哺”的时候了。他留下的书都是好书，很多是他祖父那一代收藏的古书，留给孩子们将来是一笔精神和物质财富。抚养和教养孩子们，婉喻付出的比他这个父亲大得多。关于离婚的理由，他一个字都没有提。

　　 婉喻打了电话给子烨。丹珏那天晚上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接到电话说一时回不来。八点钟左右，子烨又下楼去打传呼给丹珏，这次没有遮掩说家里有重要事情等她回来商量，而是直接说了这件重要事情是什么。

　　 “离婚协议书寄来了，姆妈签好字要寄回去，老头子跟阿拉就没关系了。就这桩事情，你要是回不来，就忙你的好了。”

　　 我父亲冯子烨知道，传呼间的小青年明天就会把消息传呼给里弄里的每一家人。至少是来用传呼电话的每一个人。所以明天居委会阿婆、阿姨们都会知道七号三楼的冯婉喻从此跟她们平等，不再是随时听她们传唤的敌属、运动一来就被她们以风凉话教育的女人，而是一个跟她们一样的中国公民。

　　 听到她哥哥这番话，我小孃孃倒立刻放下没做完的实验，叫她学生替她等结果，赶紧骑脚踏车回到家。在黑暗的过道里她气喘吁吁地开始问：“姆妈，到底哪能一桩事体？”

　　 婉喻从读完那封信就一直坐在椅子上。一直以来她是抱着希望的，不管它多渺茫。这一张公文来了，她一签字，希望不再渺茫，因为不再有希望。丹珏进了门，紧张地看母亲的脸，想看她是否哭过。发现母亲没有哭过，她不知该担忧还是该欣慰。

　　 子烨已经跟母亲谈了很久；不是谈，是上课。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无期。他一个人无期，全家人都跟着无期，在单位里做人肠子都不敢伸直。现在是新社会，儿女不图继承父母的财产，至少不该让他们继承政治债务，并且是无期还清的债务。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提出离婚了。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点，在老头子被捉进去就该跟他离婚。

　　 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兄妹俩吵得邻居开始敲墙壁了，婉喻打了个手势，叫他们都安静。

　　 “我现在就签字。”婉喻说。

　　 兄妹俩都不响了。

　　 婉喻拿出笔，笔尖对准给她的名字留下的空当悬着，握笔的手害起恩娘的晚期帕金森来。她只好把笔放下。子烨从坐的地方站起来。一见儿子站起，婉喻往后一缩，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她流眼泪的风格跟恩娘也是一脉相承，到底都姓冯。丹珏让母亲的眼泪感染了，跟着流眼泪。

　　 “好了好了，那就不签名，不离婚！”丹珏哽咽。

　　 哥哥说妹妹，原则有没有？！离婚当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哭哭也是正常的，怎么可以一哭就改变原则呢？

　　 妹妹警告哥哥，他再逼母亲一句，她一辈子不会再认他。

　　 兄妹俩人又要引来邻居敲墙壁了。婉喻就像吞服毒药一样心一硬，一笔而成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手被泪水洗得湿淋淋的，马上花了“婉喻”二字。

　　 那封签了三人名字的协议书被装进信封，又由冯子烨写了地址，当子烨提出明天上班的路上顺便把信投递到邮局时，婉喻谢了他，她明天一早就去寄。子烨怀疑母亲会做手脚，把签好的名字涂掉，或干脆另写一封信，告诉父亲，这个离婚协议她不合作。

　　 我父亲冯子烨知道我祖母冯婉喻属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代女人。但他不知道我祖母对我祖父是什么样的感情，几十年一直对他倾倒，关在监狱里的老无期陆焉识仍被冯婉喻看成宝贝。

　　 那个夜晚婉喻幽灵似的在屋子里散步。很小的空间走了一会就把她转晕了。她哪里都转，就是不挨近八仙桌，因为桌子上摆着那个装进了信封的离婚协议书。她怕惊醒睡在那间被称为卧室的前厨房里的丹珏，幽灵一样无声地拧开门，来到楼梯间。丹珏每天必须把脚踏车从一楼扛上三楼，今天她的皮包都忘了从车上拿下来。婉喻从货架上拿下皮包，皮包底朝上倒出了里面的东西。婉喻看到地上是一个笔记本，几根口香糖，还有一盒烟。她从来不知道丹珏抽烟。丹珏嚼口香糖就是为了不让母亲知道她抽烟。丹珏是因为种种不顺心抽烟的？一定是。就像她喝酒。

　　 我祖母对于我小孃孃冯丹珏的了解往往要靠这种意外发现。几年前她发现一只老鼠逃进丹珏的卧室，就把丹珏单人床下的东西都拖出来，但老鼠没有找到，找到了一只装满酒瓶的纸板箱。都是清一色的“樱桃白兰地”酒瓶，一共有三十五个。丹珏太忙，不然不会积累了那么多瓶子还不去废品收购站卖掉。也许她人前是卓越的生物学者，人后做没出息的酒鬼，这一点让她无法面对，藏起酒瓶就像鸵鸟把脸面扎进沙堆。做母亲的婉喻拿着半盒前门牌香烟，在楼梯间站了好久。

　　 第二天，那只装着离婚协议书的信封被投递了出去。

　　 信封到达我祖父手里时，他拆开一看，除了协议书，还有一张信纸。婉喻在那封信里也写了她最后的关照，但埋藏了一个暗示在平淡的句子里：身体保重好，将来看见的时候不至于太不敢认。

　　二十岁的鱼

　　 我祖父给妻子婉喻和儿女们、孙儿女们的最后一点贡献做完了。他可以放心地接受任何突如其来的一枪了。他随着一个捕鱼中队驻扎到离青海湖三里的地方，每个无眠之夜都给婉喻盲写书信体随笔。既然跟婉喻和孩子们此生相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他的书信体随笔越来越像给妻子的忏悔。把它们润色到完全满意之后，他计划用存下的钱买稿纸，把盲写了几年的文章落实到纸上。他觉得自己和邓指的交情足够让邓指帮他在死后把稿子转交婉喻。

　　 每个白天，老几跟捕鱼队的犯人们一块到湖边，跟渔船出港。冬天就不用船了，在冰上凿开一个洞，湟鱼会跳到冰面上。犯人们难得开怀大笑，而这就是他们大笑的时候。他们边笑边到处扑腾，企图按住滑溜溜的大鱼小鱼。有的鱼可以跳到人头的高度，自己把自己摔个半死。犯人们像一群冰球运动员，你挤开我，我撞倒你，翻腾蹦跳的鱼就是他们拼抢的球，玩得跟鱼一样冻成一根根冰棍。有时湖边站着一群藏人，沉默地看着这群穿黑衣服的汉人玩捉鱼游戏，渐渐都聚到装鱼的大筐子旁边，每人手里都出现了五块或一块的钞票，孩子们肮脏的手心捧着糌粑面。他们拿钱买或拿糌粑换筐子里活着的鱼。一条二斤重的鱼，从一个藏族老头手里换了十元钱。带工的管教干部做主，把那天打的鱼都卖给了藏人，打算以卖鱼的钱去农业中队换粮，到牧业中队换肉，改善改善吃鱼吃倒了的胃口。藏人把几筐鱼抬到冰窟窿边上，低沉的诵经声升起来。随着诵经，一条条鱼渐次被放回水里。

　　 犯人们在五十米以外袖手观望：可惜没人花钱把他们买下放生。

　　 半个小时了，藏人们还是念念有词地围着冰窟窿低吟高唱。

　　 囚犯们相互看看，开始怀疑他们不是在诵经，而是在诅咒；黑鸦鸦地跑到他们地界上来的汉人都是魔鬼，他们真正的罪孽是吃完了高寿的鱼，又来吃年轻少壮的鱼，甚至连幼年童稚的鱼娃子都吃。

　　 这两年冰窟窿越凿越大，却捞不出几条鱼来。于是就用炸药炸。藏人们远远地注视，大鱼小鱼的尸首银白一片。低沉的唱诵和过去不一样，不止诅咒，还有对鱼的超度。

　　 统计员老几不敢看那些藏人。死去的鱼被铁锨铲进筐子，抬到磅秤上过磅。这些一年才一岁、一岁才添一两肉的鱼让人给吃得差不多了，极少碰到跟他的囚龄一样长的二十岁的鱼了。

　　 藏人们低着头慢慢走开了。老几开始统计鱼的产量。他想，鱼们长一两肉，他就会认识一批新来的犯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几年了，年年都有各种称号的犯人出现，有的称号老几熟悉，比如“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有的称号说起来绕嘴饶舌，很长的一串字眼，让老几觉得新鲜，比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林彪路线爪牙”等等。他们来了后，鱼的产量下降得更快。

　　 接下去，犯人的称号越来越长，越来越绕口，到了有种叫做“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犯人来到捕鱼中队的那年，湖面上的冰凿开好几个洞都捞不出多少鱼来了。

　　 邓指气急败坏地来到现场，被凿出巨大裂纹的冰层在他急促的翻毛皮鞋下面咯吱咯吱地响。

　　 邓指三年前升任了这个分场的政委。他还穿着当七大队六中队指导员穿的破旧军装，披着蹭满黑油泥的将校呢大衣，但他成了另一个人，不是沉默就是暴躁。自从邓指差点毙了老几的那个夏天傍晚，老几又去过邓指家几次。在家的邓指也是另一个男人，不再用那种嫌弃在外、疼爱在内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媳妇；现在他看着女人进进出出，就像看着一个人形大疑团，眼睛明明白白告诉别人事情不算完。邓指的脸被青海湖的风和湖面上的太阳晒得越发黑暗，越发像非洲友人，浓厚的头发却突然在头顶秃了一大片。“文革”中来的犯人有一些大知识分子，议论邓指的脱发是神经系统紊乱造成的，而神经系统非常神秘，有时候内心太紧张、太抑郁，都会导致紊乱，所以民间把这种脱发叫成“鬼剃头”。老几觉得，是邓指心里一直没有消解的大疑团剃了他的头。

　　 有一天邓指叫老几到他家去，辅导他小儿子的初级英文，晚上他送老几上马车的时候说，他希望稍微聪明点的小儿子远走高飞，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大城市去，将来到亚非拉国家去。他不愿小儿子长大后跟他的大姐、二姐和哥哥一样，继续留在大草漠上生活。颖花嫁的丈夫还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大儿子眼看也要高中毕业，也会留在劳改农场工作。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以后都跟他们母亲一样，无期地伴随这样或那样的犯人过完一生。小儿子不离开这里，没有好女人会跟他，最终也会跟他爹一样，找个他妈这样的女人。老几不敢插话，不知他这一番顿悟跟他突然脱发有没有关系。

　　 快走到马车跟前了，邓指拍拍老几的肩膀，感叹老几的好心眼，宁愿自己给毙了都不愿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受苦。老几不知该否认还是该承认。邓指心里什么都有数，连他老几不是个结巴，他都清楚。一个健全人伪装残疾，伪装二十年，邓指尊重这样的意志和毅力。他把老几简直看成了小说《红岩》里装疯的华子良，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男人才有的意志和毅力。

　　 “你还记得俺俩说的那些话不？我说女人明着跟你闹比暗着闹好得多？”邓指问道。

　　 老几当然记得。但是他不想搅和邓指的私事。“不记得了。老了。”老几礼貌地说。

　　 “你现在也挺好，没有女人烦心。”邓指说，尝尽苦头的那种玩世不恭。

　　 老几说他给自己的妻子冯婉喻写了一本书信体的书，将来从脑子里誊抄下来，请邓指帮他寄给冯婉喻。邓指愣了一会，说他先看看，如果内容没有大碍，这个忙他是会帮的。老几又说，这一辈子想跟妻子说的话都在那本书里了。邓指意识到老几在进行临终相托。

　　 “操，老东西你想什么呢？！别胡思乱想，好好改造，争取宽大，说不定还有见她的一天。见了她，你自己把书给她呗。”邓指说道，用训斥的口气来给予老几安慰。

　　 正是那次谈话之后，邓指就得了“鬼剃头”。老几听说他中药西药都用了，非但没有止住“鬼”继续给他“剃头”，而且剃得越来越光溜，有时候光溜的地方长出头发来，有头发的地方又光溜了。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是个农村的大队书记，在犯人里常常炫耀他跟女知识青年的亲热经历，炫耀那些女学生有多么嫩、多么细，怎样在头一次“见红”。话不知道怎么传到了邓指耳朵里，他指使捕鱼中队的一个干部把大队书记用纸铐铐了三天。

　　 这天邓指来到结冰的湖上，蹲在冰窟窿边上观察湖水里的动静。他一侧脸，突然发现自己旁边就是那个大队书记。

　　 “一边儿去！”邓指不是对人说话，是呵斥一条狗。

　　 大队书记脸皮够厚，对邓指说：“我是看政委您蹲的这个地方危险，听着冰在你脚底下咯吱咯吱响呢！”

　　 邓指一下子蹿起来。他心里窝了多少不痛快，积存了多少疑团，现在可找到了发泄口。“你跟谁说话呢？！你以为你是个人，能跟我说上话了？……要我是你，冲一个冰窟窿就扎下去！”他一步步逼上去，手伸到腰间。

　　 谁都明白一个干部把手伸到腰间去干什么。

　　 “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给吓坏了，两脚打着滑地跑开，一边跑脸一边扭过来看邓指是不是还在逼近，或者手从腰间是否掏出枪来了。这样他什么都顾上了，就是没顾上脚下。冰层还薄，给凿开的冰窟窿带出的大裂纹在大队书记脚下彻底裂开，所有人眼睁睁看着他掉进了洞里。大队书记发出一声“啊呀”人就不见了。

　　 犯人们转过头来看邓指。邓指却一动不动。过了一分钟，邓指才说：“操，你们发什么呆？还不快捞人！”

　　 犯人们问怎么捞，邓指说打捞了这么多年的鱼了，倒问他怎么捞人？他是政委，主管文件传达，落实文件精神。他挥挥手，叫大家快捞吧、快捞吧，口气随便，似乎在一汤盆面条前谦让，让其他人先捞面条。

　　 老几和另外两个犯人找来一根粗麻绳。绳子上结满冰，非常的滑，几乎握不住。绳子的一头系了一个铁皮桶，被放进冰窟窿。过了四五分钟，桶还是没有被大队书记抓住。有的犯人说，这么冷的水，弄不好已经死个球了。另外一个犯人说，个人体质不一样，这小子跟铁蛋儿似的，经得住冻。第三个犯人说那还是五分钟就冻死比较好，十分钟也是个冻死，多遭罪。

　　 邓指点着烟，一边抽一边看。突然，离人们打捞的那个冰窟窿五十米的一个冰窟窿里蹿出一个脑袋，同时发出呃的一声。大家一看，说没错，这小子确实是个铁蛋儿，且冻一会儿才死得了。人们拿着绳子往那个冰窟窿冲去。大队书记等不及了，一个劲扒着冰窟窿的边沿往外爬。但每一次都失败，扒碎几块冰，又落回冰水里。

　　 犯人们把大队书记打捞上来以后，他基本没有知觉了。湖边离监号还有三公里，邓指说搬回去肯定没得救。大家七手八脚扒了他的衣服，开始给他做人工呼吸。谁也不知道正确的人工呼吸该怎样做，你来按按，我来按按，眼看大队书记的皮肉越来越青，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器具越缩越小，都要缩到他毛茸茸的小腹里去了。

　　 有人说也许他没有喝多少湖水，只是冻着了，暖一暖说不定能过来。几件棉衣裹在他身上。一小时过去，铁蛋儿似的大队书记真的硬成了一大块铁。

　　 号子里那天晚上的话题自然是掉进冰窟窿的大队书记。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送进来的“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分析这将要成为一个案子，因为大队书记的死跟邓政委掏枪有关。老几知道，“盗窃抄家物资”的贼对邓指怀恨在心，因为邓指打趣过他，说犯法也犯得那么没出息，连“反革命”那种王法都不敢犯，去盗窃人家打劫来的东西！另一个犯人是“一打三反”运动的成果，他的分析是邓政委在政治上有靠山，不然不会爬那么快，所以靠山会替他顶住。犯人们都参与了讨论：邓政委没有掏出枪来呀！还用掏出来？谁不知道他在掏枪啊？！那掏出枪来和没掏出来在法律上就不是一回事！……

　　 老几希望邓指确实有一座不可视的大靠山，这样无论他有没有掏枪的意图都不会在法律上跟他算账。否则邓指给撤了职，谁替他老几转交书稿给婉喻呢？

　　忏悔

　　其实我祖父陆焉识想过要把他在美国和在重庆的两段情史告诉妻子。那是他在弟弟陆焉得的启发鼓励下生发的冲动。

　　 1947年恩娘去世后，弟弟陆焉得一家赴上海奔丧结束，要离去的前夕，焉得别有意味地要哥哥珍惜嫂子。他觉察出了焉识对婉喻的忽略和淡泊。弟弟说，假如哥哥有过出轨行为，应该跟婉喻谈开，否则这就会成为他自己的心理障碍而无法全身心地爱婉喻。

　　 “我是心理学博士，”得不到行医执照的弟弟此刻真成了个医生，毫无个人色彩地给予哥哥关怀，“你自己的心理障碍从你有了那个美国女友就开始存在。你不是那种可以跟这类心理障碍共存的人。你了解自己吗？女人也是不同的，有的女人不能接受彻底的诚实，有的女人会感激这种诚实。我认为我们都很幸运，妻子都属于后者。你要有点勇气。”

　　 弟弟回到比利时后，写来的第一封信除了仔细问了儿子皮埃尔的情况，就是问哥哥有没有郑重考虑过他的建议。

　　 焉识非常郑重地考虑了弟弟的诊断和建议。他不是不具备彻底诚实的勇气，而是他不具备这种彻底的诚实。至少在弟弟离去后的那一两年里，他不具备。一次他几乎铆足劲了，到临头还是觉得算了。那次他陪婉喻去做衣服，一块米色的海虎绒是弟媳妇送的，顺便送了一本法国时装画报，让婉喻照着欧洲当年流行的式样做一件大衣。

　　 他们雇了一部差头，座位很小，两人被迫亲密无间。他觉得话可以在这时候开始。这时候开始最漫不经心，因此不会把婉喻吓着。他刚要开口，把话头往那边牵，婉喻却说：“你怎么待我这么好？”焉识吞了一口空气，连同那个开场白。天下真有这么容易知足的女人。婉喻化了淡妆，话比平常多，委婉地暗示他：若不是恩娘去世，焉识不会单独陪她出来做这些女人家的事情。都是恩娘的不是，焉识才跟她一样吃苦，在同一个房顶下做梁山伯、祝英台。婉喻的美好误解使焉识本来就不充足的诚实更加短缺。

　　 一连几天，他都在想，也许弟弟对他的性格诊断是误诊，他足够无耻厚颜，可以和心理障碍共存，在婚姻中蒙混到底。也许这诊断是彻头彻尾的谬误，他压根就没有心理障碍：为了把一场无爱的婚姻混到底，他必须在外浪荡，以此来平衡自己。

　　 弟弟陆焉得带走了焉识的大女儿丹琼，留下大儿子皮埃尔。与丹琼厌恶自己种族的发源地相反，皮埃尔对一切中国的东西都充满眷恋和梦幻。焉得把丹琼带到比利时不久，丹琼考取了牛津大学文学院，而留在上海的皮埃尔考取了同济大学建筑系。一天，焉识跟学校里的高中学生和一些老师参加反饥饿示威游行，看到皮埃尔在另一个游行队伍里，拿着照相机东照西照。他把皮埃尔拉出示威队伍，很火地警告他，假如他留在上海就为了干这个，做大伯的他会立刻送他回比利时。皮埃尔说没关系的，他的父母都知道他同情共产主义；他们家里一切都是公开的，自由的。说完他跟大伯伯扬扬手，跟着队伍跑了。

　　 晚上皮埃尔一脸血地回到家，护送人竟然是大卫·韦。皮埃尔还是乐呵呵的，荒腔走板地跟着大卫唱《国际歌》。婉喻给皮埃尔上药水的时候，大卫指着皮埃尔说：“你有个好侄子！是我们的人！有理想！不像阁下你！”

　　 当天晚上，焉识到邮局给弟弟拍了个电报，告诉弟弟立刻命令皮埃尔回比利时。电报上他不便说理由，只说上海太乱，怕孩子出危险。第二天，弟弟从比利时打电报来，叫皮埃尔立刻搭船或火车——取决于哪个更快——回欧洲去。皮埃尔一看电报就明白是大伯伯出卖了他。他拿出西方青年的腔调，一会儿法文一会儿英文，独立啊自由啊，辩论得焉识插不上嘴。十九岁的他难道不能呆在他想呆的地方，结交他想结交的人，从事他想从事的活动吗？对于皮埃尔，上海正发生的就是他理想的实现。他说如果大伯伯不欢迎他住在家里，他可以搬出去住。焉识问他是不是大卫·韦欢迎他，他给了焉识倔强反叛的一眼，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晨，婉喻发现皮埃尔不见了，陆子烨也不见了。焉识判断表兄弟俩又卷到什么请愿运动里去了。焉识去学校上班的路上，看到昨天警察的消防水龙头喷射的水在一些地势低的马路边沿积存着，上面漂了一些撕碎的纸旗子。血迹倒是都在夜里被清除了，只有很少几处遗漏。晚上子烨回来了，皮埃尔却没有回来。从子烨那里才知道，皮埃尔夜里就走了。

　　 从此皮埃尔再也没有回过陆家。焉识到大卫·韦的大学，质问他把皮埃尔撺掇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卫还是感叹，说焉识有个好侄子，情操高尚，理想宏大，到底生长的地方离马克思恩格斯比较近。从来不光火的焉识这时提高了嗓音，让大卫最好马上把皮埃尔带回陆家，不然他会去警察局告发他。

　　 “你去告好了。提篮桥、龙华监狱里关的都是高尚的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要想与人民为敌，就去告发我。”大卫陶醉在一种壮烈的情绪中。

　　 焉识问，谁给他权利让他代表人民的？人民又是谁？

　　 “啥人给我的权利，你看着好了，很快就会看到了。”大卫的脸上有一种残酷的诗意。

　　 焉识已经跟弟弟焉得打了好几个电报，汇报他寻找皮埃尔的徒劳经过。在夜里他总是被警车的尖啸惊醒。天冷下来，警车夜里出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也许皮埃尔已经被捕。地下共产党的传单上说，龙华那边国民党在抓紧时间枪毙政治犯。焉识在一天的半夜被警车惊醒后对婉喻说：“我对不起焉得。”

　　 1948年2月的傍晚，焉识刚走出教务长办公室，就看见大卫·韦迎面走来，脚步不太稳，脸色在傍晚的幽暗中白里透青。焉识刹住脚步，请他立刻出去。大卫跟他说他需要帮助，刚才在路上走，肚子疼痛得差点昏倒。焉识犹豫了，反身打开办公室的门，让大卫进去。这时他听见老太太校长在跟某人叫嚷：“请你出去！……立刻出去！”

　　 焉识撩开窗帘一看，见老太太双臂伸开，堵在大门口。大门只开了一扇，老太太胖墩墩的把所有空隙堵得严严实实，所以从焉识的角度看不见门外的情景，也看不出老太太面对的是什么。

　　 焉识看着大卫·韦：“他们是来抓你的吗？”

　　 大卫不说话，挪开了他握在长衫中间的手，焉识这才看见他的衣服下藏了一包东西：装在布包袱里油印的《〈新华日报〉摘选》。焉识抱着报纸，在办公室打转。他从来没有发觉自己的办公室这么小，又这么缺乏家具。他掀起沙发垫，将报纸塞进去，又把沙发垫放回，可怎么看沙发垫都不平整。他把一本书放在大卫面前，推开办公室的门，又让弹簧锁轻轻撞上。

　　 焉识刚走到门口，就听见老太太一声呼救；她被一个戴礼帽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的男人推倒在地上。焉识赶紧扶起老太太，对她说，他们要检查就让他们检查好了。看着两个特务往学校里跑，焉识叫道，请不要到楼上，否则会吓着上晚自习的孩子们！两个特务一听，立刻兵分两路，从南、北两边的楼梯包抄上楼去了。焉识松了一口气。

　　 他扶起老太太，还没有考虑好下一步怎么办，大卫·韦却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了。老太太一见他，质问的灰蓝眼睛马上看着焉识。焉识顾不上老太太光火，问大卫怎么可以这时候就跑出来，校门外一定有留守的特务。

　　 大卫两眼发直地向门口跑去。焉识觉得，自己的话大卫根本就没有听见，他太慌张了。焉识把老太太搀扶到校长办公室，她拿出血压计，开始给自己量血压，焉识要帮她，她推开他的手。她的脸恢复了老修女的淡泊和局外，谢谢焉识对她的救护，现在请他立刻离开学校，不然学校会被特务封门的。

　　 焉识觉得没有什么可为自己争辩的，轻轻退出老太太的办公室，一面听着老太太说：“今天是十四号，你工资就算到月底吧。”

　　 老太太拿一句礼貌的话和宽厚的待遇侮辱他。

　　 焉识站在门口想，有时西方人的客气话比骂人还难听。他也同样礼貌地骂回去：“好啊。谢谢。”

　　 出了校门，焉识看见大卫被四个戴礼帽的人扭着，往一辆警车走去。警车大半个车身藏在盟军轰炸后还没整理的烂楼后面，一副特务相。大卫不停地争拗、辩解，终于到碎瓦烂砖后面不见了。

　　 丢了教务长的二十多斤大米——一年半以前还是三十多斤，焉识在报纸广告上找教书差事。弟弟焉得留下了一些法郎，又因为皮埃尔住在哥哥家，按月给他们寄钱算作皮埃尔的食宿费，所以陆家一时还没有发生经济恐慌。婉喻一个礼拜去一次银行，把法郎兑换成现钞。她已经成了个小恩娘，样样东西都可以省了又省，总是叫焉识别急，家里不缺他二十多斤大米的薪水，梅干菜红烧肉吃不起，猪油蒸梅干菜有得吃呢！吃一年两年没问题。一天焉识在一个大学校刊上读到一篇文章，从文章的角度到文笔，都很像大卫·韦的风格。他给那个校刊打了电话，校刊主笔很警惕，请焉识留下电话号码，他会告诉作者。焉识把自己名字告诉了主笔，说他没有电话了，因为工作被敲掉了。

　　 大卫·韦在一个多礼拜后突然出现在陆焉识面前，多日吃不好睡不好的样子。但是已经很有历代的各国革命者的模样，机警，多疑，胸中无小事，目光深邃而抽象。开门的是婉喻，大卫说他不进来了，请焉识出去一下。焉识和他走到上海夜晚的马路上，刚要大发牢骚，大卫·韦突然揪住焉识的围脖。

　　 “是你告发我的！”大卫·韦用英文说。

　　 焉识愣了一下，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不像真实的，像个噩梦。他用曾经打板球、打马球、打篮球的臂膀推开了他，一面用英文说：“我现在就去告发你，否则我白白丢掉一份薪水！”

　　 大卫的眼镜被一个趔趄颠到了腮帮上。大卫总是或多或少地缺一些理性，总在为着什么或狂热或激动或陶醉或愤怒，因此脸上总带一层油汗，无论多么吃不起油荤。焉识觉得为丢掉一份薪水患得患失不够上流，继续用英文说：“你欺瞒我，躲进我们学校，让一个无辜的老太太差一点出生命危险。革命我不反对，但是革命者认为他的命比百姓的命更值钱，碰到性命攸关的时候就拿百姓牺牲，我不能跟这样的革命者来往。”

　　 焉识说着，掉过身往家走。大卫追上他，叫焉识别抵赖。焉识告诉大卫，从现在起，就算他们俩从来不认识，请大卫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他生活里，否则他就真的去报警。

　　 大卫对着焉识离去的背影说，等一等。焉识才不“等一等”。大卫小跑跟上来，启示录一般地用英文说：“不站到革命一边来是会完蛋的。全中国要解放了，国民党就要倒台了！”

　　 “那好啊。国民党倒了台，新的政府至少会少一点特务，多一点理性和法律。”焉识说。

　　 三个月后，南京解放前夕，皮埃尔回来了。焉识是请比利时大使馆去上海各个监狱查询，无论皮埃尔是否活着，总该弄清个去向。被释放的皮埃尔皮包骨头，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厉害、好歹，而这种知悟让他感觉非常败兴。在大伯伯递给他一张船票时，他露出“可熬到头了的”神色。起航在第二天下午，第二天上午，焉识写完一段文章从书房里出来，见皮埃尔的皮箱打理得整整齐齐，人却不见了。婉喻告诉他，皮埃尔到外面去买点东西，作为纪念品送给同学。午饭之前皮埃尔回到家，却两手空空，焉识明白，他早上是打着买纪念品的幌子出去办另一件事的。

　　 午餐等在八仙桌上，丰盛地等着皮埃尔的启程时刻到来。焉识为了侄子四体齐全地回到他父母怀抱喝了一杯婉喻烧菜用的劣等黄酒。

　　 “伯伯，我上午出去，顺便跟韦叔叔告了别。”到底是对自由民主信赖惯了的孩子，选择了不隐瞒。当着婉喻和表兄表妹的面，他用法文跟焉识坦白。

　　 焉识表示可以理解。他赶紧把话题绕开，不想让皮埃尔知道自己对大卫·韦的反感。

　　 “韦叔叔对你，有些成见。你们应该敞开来谈一谈。”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的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而告诉皮埃尔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诚实，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天真信心，已经成形了，而谁又忍心毁掉他的诚实和天真呢？

　　 焉识很高兴自己不必花工夫重塑一个皮埃尔；他马上要离开上海了。就让他去千差万错地理解他的血缘发源地的种种事物和变化吧，就让他给予这些事物和变化千差万错的喜和怒吧。

　　 皮埃尔离去后不久，解放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国军向后跑总是神速，沿途都是被放弃的建筑精良的工事。就像1937年日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从上海一路攻向南京，德国人替国军设计和建筑的一座座钢筋水泥工事都崭新地被遗弃。五月，上海也解放了。在上海解放之前的一个礼拜，焉识曾经任教的大学来了个年轻人，找到焉识家里。年轻人姓张，用一口苏北话告诉焉识，一旦上海解放，学校希望焉识立刻能回去继续当教授。姓张的客人比皮埃尔大不了几岁，最多二十四五岁，他不属于焉识认识的那类人；上海社会里，焉识在自己同胞身上预期的那种犹如体臭般淡淡的无耻，在这年轻人身上不存在。焉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人，成熟，质朴，粗中有细，一身都是新鲜的活力。他说他了解焉识在重庆是怎样失去教职的，又怎样被国民党特务关押了两年。等大校被接管后，一切被国民党迫害过的教师学生学校都会还以公正。

　　 上海解放之后的一个礼拜，米价和食品价格渐渐稳定。戴礼帽的鬼祟便衣们不见了，到处都是光明正大、操步过市的解放军。焉识回到学校，开始准备上课。他的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朝南的房间，打开窗子，呼吸的就是五月的田野气味。除了一切在变得好起来，似乎一切又都没有变。焉识很快又是教授中的明星，一条甬道从校门口进来，他必须忙碌地两面点头回礼。陆教授身边的密斯张、密斯李现在变成了小赵、小孙，列宁装和工装裤代替了旗袍，不是“陆教授请客吃杯咖啡吧！”就是“陆教授赏光来吃杯茶吧!”

　　 焉识渐渐得知，解放以后大卫·韦做了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因为他193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焉识想，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大学以赤色分子嫌疑开除他不完全是冤枉他。大卫·韦到焉识的大学里来过一次，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也叫人民装），波希米亚式的不修边幅对于大卫·韦已成了过时的时尚。他看见焉识似乎有些意外，而焉识仍然尽可能地西服笔挺，不同的是他用一条丝围巾代替了领带。大卫的眼睛在说：真识时务啊，还在做公子哥儿呢？焉识不想和他说话，想从他身边绕过。皮埃尔对于民主自由的信赖似乎也传染了焉识：人应该给自己足够的民主自由选择跟谁交往，并且坦荡地承认一份交往的失败。

　　 大卫却叫住焉识。“你现在怎么看共产主义运动？”他还是用英文说话，把共产主义说得像他家祖业，还暗示这份祖业赏了焉识一碗饭吃。

　　 焉识说他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不马上发言。大卫·韦说焉识不是早发过言了吗？在共产主义分子还在为这个理想流血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她坏话。焉识问他，自己什么时候、在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的坏话。大卫请焉识不要假装失忆，因为作为他的老校友知道陆焉识是一台记忆机器。焉识觉得这样好的初秋，站在校园里跟这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争论是多方面的浪费，便告辞了大卫·韦。大卫·韦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他总会在你打定主意不跟他纠缠的时候，把你进一步纠缠进去。他说刚才他对焉识的指控是否认不掉的，因为这是他的侄子亲口告诉他的。大卫·韦的人品就差劲在此：他会马上把第三个人或者更多的人纠缠进来，作为情报提供者，或者证人，并且也一定会把缺席证人的证词歪曲篡改。

　　 “皮埃尔不会说的。”焉识用英文说。

　　 “他为什么不会说？他和你貌合神离。跟我谈得很深，我们之间达到的真诚程度，跟像你这样的虚伪的布尔乔亚一辈子都达不到。”

　　 “那祝贺你。”

　　 焉识不想再继续给大卫机会挑拨他和皮埃尔的关系，再次告辞。

　　 “所以你对共产主义的不满，我完全清楚。”大卫·韦还纠缠不放。

　　 焉识怕一辈子没打过人的自己熬不过了，会在大卫·韦身上破一次纪录。所以他对大卫说：“行，就算我说了，你想怎么样呢？”

　　 到了夏天，学校考试的季节来了。报上登出一篇文章，自问自答：能不能放手让反感共产主义的教授教育新社会的大学生？不能！文章凶巴巴的口气让焉识马上认出来，写这篇文章的手是谁的。考试后教授都忙着批改考卷，焉识没有时间给报纸写文章答辩，就抽了一个晚上给大卫·韦写了一封信，说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他说他越来越理解仏怡（Foy)，那个被基督教徒杀害的十五岁女孩。她拒绝偶像崇拜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最后一点自由，精神的自由。而后人把她作为圣女膜拜，把她肉身的一部分塑成塑像，使她也成了偶像，放入为她在康奇斯城（Conquese)建造的庙殿里，以膜拜来背叛为了人类最后的自由而牺牲的年轻先贤。

　　 婉喻那天晚上轻轻地进了他的书房，问他是不是又为什么事不开心了。他怕看婉喻担心的脸，更怕她又要蠢里蠢气地去买个什么东西来逗他开心，就简单地把给大卫的信告诉了她。

　　 “让我看侬还是勿要写了。”婉喻说，“上趟他把你的信登在报纸上，多少不作兴！”

　　 原来什么都没有漏过婉喻的知觉。焉识没有听信婉喻的。后来他后悔自己把婉喻这样的知己错过去了。假如他早就认识到，她的本能和智力以及趣味都配得上做自己的知己，或说她原本就是他一生最亲密的一个知己，他会把自己在外面的遭遇讲给她听，平等地和她讨论对策，作为女人，她们看男人的事有时反而更清楚。可他在心里从来不认为自己爱婉喻，他也就从来不把婉喻放在知己的位置上，错失了他原本该得到的忠告。

　　 大卫·韦的做人也是不出乎自己风格的。第三天的报纸就把焉识给大卫的信刊登出来。曾经代表大学去找焉识的张同志，把焉识叫到他的军代表办公室。这回张同志给了焉识一副难看的脸子，叫他立刻写反省书交上来。他问张同志想要他反省什么。张同志把桌子一拍，指着焉识：还不知道反省什么吗？都够得上反革命了！焉识说他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反革命？！

　　 张同志的脸子更难看，说：“你拒不认罪！”

　　 焉识不想再说什么。他想，重新找饭碗的时候又到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重新找饭碗。张同志告诉他，限他在明天晚上之前把反省书交上来。他用不了那么长的限期，他在第二天一早就把辞职书放在了接管办公室门缝里。

　　 以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各种报纸的聘用广告中紧急翻找。婉喻和孩子们又远远地躲开了他，光是他翻报纸的声音就告诉他们，千万别跟他说话；他此刻没任何好听的话。不久焉识翻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词“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词汇从出现就开始听到马路上呜呜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里呜呜叫，白天也叫，然后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门板上就开始贴出满是人脸的告示来。都是“反革命”的脸，被宣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

　　 一天，小女儿丹珏告诉父亲，他们的中学被捉走了两个老师。这些年，跟焉识对话最多的是这个小女儿。焉识从重庆回来的时候丹珏只有九岁，和父亲的隔膜很快就打消了。渐渐的，父亲发现她几乎拥有和他一样的性格，给别人的印象全是随和谦让，内心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并且表面上有多随和谦让，内心就有多倔强，多不肯让步。也是丹珏，在1948年的一个暮夏上午突然老气横秋地问父亲：“爸爸，你的婚姻不幸福，对吧？”

　　 那天父女俩正在院子里做煤饼。那一阵煤气厂的工人常常罢工，煤气时停时续。丹珏蹲在一盆煤粉边上，斜斜地抬起脸来看父亲。她的眼光不是看父亲的，而是看着一件牺牲品的。那天婉喻到街口排队买米，子烨陪着她，准备帮着拼抢，或为母亲挡住那些拼抢的手脚。焉识被女儿的一句话弄得心乱跳，脸也烫了，像被她捉住了舞弊似的。他笑嘻嘻地说丹珏瞎讲，他怎么会不幸福呢？她的姆妈那么好。

　　 “不搭界的。姆妈是好呀，侬不欢喜伊也不是伊不好。”丹珏脸色有一点惨淡，所有知道自己父母其实不相爱的孩子都会有的一种自卑。“我晓得的，是恩奶把姆妈嫁给你的。不是爸爸自己娶的。”

　　 父亲辩解说，他那个时代，父母代孩子择偶是普遍而正常的事，自己择偶反而是稀罕的事。

　　 “所以呀，”丹珏把和了水的煤粉搅开，“像你这样的人，人家硬要你做的事，你做起来怎么会开心？”

　　 大概她也发现了父亲和自己在性格上的相像处，那种外部嘻嘻哈哈、迁就一切而内部猛烈挣扎的特性，因此她把自己的性格特性套用到父亲身上。就像她的父亲反过来用相同的套用了解她一样。

　　 父亲觉得再辩争下去是越描越黑，就不了了之地安静下来。从那以后，父亲就把小女儿当自己的秘密死党，并没发生更深的交谈，但一种暗中的关照始终存在。他也越来越喜欢跟丹珏一块处理一些杂事，有时去法国餐厅买切下的面包头和红肠头、起司的边角，都是些不上台面的便宜货，有时到几个美国教堂去抢购低价的美国军用压缩饼干，反正国民党撤退前人们需要五花八门的办法到处找吃的，在这类差旅中，父女俩就会交谈，父亲总是对女儿各种奇思妙想或胡思乱想做点评。

　　 到了这年警车全城尖叫的时候，丹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乱想又来了，她笑嘻嘻对父亲说：“唉，爸爸，假如把全世界的反革命都肃清，再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国家，不晓得他们到底会做什么。”

　　 直到她自己学校里两个老师也成了反革命，丹珏才停止了此类奇思妙想。那是两个教书教得很好的老师，在学校很受学生们尊重，从此丹珏再也不拿反革命说着玩了。

　　 焉识也是作为被肃清的反革命被捕的。焉识的反革命罪状没有具体到“历史”还是“现行”，大概统统包括。而焉识后来去的地方，就是丹珏奇思妙想想出来的那种“国度”，一车皮一车皮的反革命都被集中到那里。对于此，也不知丹珏会想些什么。

　　 手持羽毛球拍的丹珏目送焉识上了警车。父亲回过头看了这个身材修长、一头卷发的少女一眼，居然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冒上来：小女儿连爱打球这一点都跟父亲那么相像。

　　王子来了

　　我祖父陆焉识的真名随着那个姓邓的政委的离去，被彻底遗忘了。新来的犯人只知道他叫老几。由于邓政委掏枪恐吓犯人，导致犯人掉进冰窟窿，受到了行政处分，降级到分场的牧业中队去放牦牛。牧业中队是分场最艰苦的中队，因为他们必须走牛羊的路，住牛羊的地界，过牛羊的日子。

　　 不过分场犯人的生活待遇依然延续邓指在职时建立的标准。其中包括犯人一个月必须发到一盆热水擦澡，剃一次头。从五月开始，就会有一些参观劳改农场的团体到来。一旦有重要的参观团来，总场就会把他们带到老几所在的分场，会从牧业中队运一批牛羊肉，再让渔业中队挑一批二十多岁的湟鱼，并且从酒厂调一批白酒，几桌席就办开了。参观团必参观的地方有犯人体育馆，犯人露天影院，犯人伙房，犯人工作场地和作坊。老几凭经验知道将要来的参观团是什么级别，假如是外宾参观团，犯人们会提前一个礼拜打扫卫生。

　　 1974年8月2号，犯人们接到打扫卫生的命令。邓指离开了分场，唯一的变化就是老几不再干统计员那份轻松活路，回到大组里跟其他犯人同吃同住，干同样的活。体力的重负他能忍受，但他在当统计员时养成的娇气习惯却改不过来了。第一就是解大手：他干这桩事情所要的条件都没了：私密空间，宽裕的时间。他的大肠不知所措，乱发信号或不发信号，终于他彻底地失去了便感。为此他早点名后，宁可舍去早餐，跑进厕所最靠里一个茅坑，指望这样可以有一点私密感，然后一心一意地开始酝酿便感。早餐时间半小时，假如他半小时之后还不完成作业，队伍就要出发到湖边干活去。出大墙的点名如果没有他，他会被带队干部误认为躲懒旷工。这样老几就开始悄悄地忍受便秘。有时他的努力已卓见成效，像石头一样硬的排泄物终于露了头，但听到出工点名的哨音，他只得站起身，在裤裆里垫上纸，尽量夹着两腿走进队伍，再跟着队伍走五里路到湖边。一路上他觉得自己的中下端很像两片面包夹着一节干硬的香肠。一年之后，这件难以启齿的事成了老几生活中的大事。那个“文革”中进来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发现了老几在暗中受苦，就主动悄悄帮忙。“黑手”说一切都是因为纤维食品和水分的缺乏，可以试着采一些野菜野草来吃。野菜野草吃下去，还是没有太大改进，“黑手”又推荐一种泻药。老几到犯人医生那里申请吃泻药，犯人医生说老几“找死呢？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一泻还不泻死？！”“黑手”便自己去找犯人医生，坚决要求吃泻药，终于替老几把药拿来了。他为自己变成“挑动犯人斗医生的黑手”而骄傲。但吃了一天泻药就证明医生是对的。老几水泻了十多次之后就躺下了。躺了两天，他的肠胃死了一样，随便他吃什么喝什么，肚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一个礼拜都没有任何动静。到第七天，他的肚子实在胀得要破了，捧着肚子来到犯人医生面前。医生给老几灌了肠，并告诉他，严重腹泻造成肠内脱水，接下来必然是严重便秘。矫枉过正，往往适得其反。

　　 这天老几在犯人体育馆重新油漆双杠、单杠，听到午饭哨音。希望又来了。午饭是一个小时，他至少有四十分钟可以蹲茅坑，接着早晨的努力把他的大事情进行到底。老几匆匆吃完午饭，抓了一把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沙子擦干净碗，就直奔厕所。厕所里已蹲着一个人了，姓胡，是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清出来的“漏网反动教会头目”。他跟匆匆进来的老几打了个招呼，见老几选择的茅坑在最里面一格，便蹲着挪到了倒数第二格，老几的隔壁。“这样聊天方便。”他说。老几最怕此刻有谁跟他聊天；他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大肠尾端，才能完成他的大事情。姓胡的“头目”自视甚高，觉得犯人里基本没人能和他说得上话，都是低层次，只有老几是他那个层次上的人。因此在任何场合碰上老几，他总要高谈阔论几句时事或者电影（其实也没有几个电影可供他谈论）。他知道老几的背景，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等等，因此话题往往宏大抽象，不着边际。

　　 老几蹲在那里，全身往下使劲，非常痛苦地吭哧出一两声赞同。他此刻只能赞同，否则还要费口舌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那就更要分散注意力。姓胡的“头目”终于结束了宏论，大概也是腿蹲麻了，离开了厕所。此刻犯人们都吃完了午饭，三三两两地进了厕所。老几心想，他现在对生活没有什么高标准，就是想要个清静的地方解手。

　　 午饭后是政治学习，一般不会太认真清点人数，老几可以晚一点参加学习；他决定这一回一定要蹲到底，蹲出成果。厕所终于又清静了，外面的鸟啼和里面苍蝇的嗡嗡都能听得见。“成果”快要出来了。老几一再集中精力。但“成果”出来一小半，却停止了，怎么挤压，它也不向前进展。老几发现厕所窗下有一截树枝，他蹲着挪下茅坑的台阶，又蹲着往那个窗口挪动。在大饥荒时代，树枝很不好找，它是犯人们解手的重要工具。那时候大家吃油菜秸磨成的粉，从肚子里出来的都是块垒，要靠树枝往外掏。老几捡起那根树枝，又蹲着一步步挪上茅坑的台阶，跨蹲在坑上，大大地喘出一口气。邓指在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多大的恩惠；人总是在恩惠失去时意识到恩惠曾经的眷顾。

　　 自从死了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大队书记，邓指又把老几叫到自己家里。他告诉老几，正因为他听说保卫科的河北保卫干事要报复老几，他才想办法把老几调到自己的分场来的。但是他肯定要受到降级处分，离开这个分场。假如河北干事的报复心还在，老几的危险又会回来。邓指给老几的忠告是：人家用一个人的气力改造，老几要用三个人的气力，争取不给寻求报复的人抓住任何把柄。

　　 老几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又分散了，他马上要自己不去想邓指。

　　 也许政治学习的读报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进行到讨论阶段了。老几急得脊背上爬了一窝蚂蚁似的，刺挠难忍，但他还是让自己尽量不去理睬它，集中精力，把做了一大半的大事情完成。一个人的脚步声踏踏跑来，一面叫喊：“老几！老几！……掉茅坑了？！”

　　 老几只得应了一声。

　　 “中队长问你，是想躲政治学习，还是又想逃跑啊？！”那人的吼叫从窗口传进来。

　　 “我……我就是解、解、解手啊！”老几心想，中队长猜测什么也别往他跑上猜。

　　 “解手解了一小时？！”那人说。

　　 老几心想，错了，是一个多小时。

　　 “刚才大伙儿都看见你吃午饭就跑进厕所了！中队长让你立刻回去！”

　　 老几叫他先回去，自己立刻跟上。他还不想徒劳一场，那种两片面包夹着一根干香肠的感觉实在不是人受的。那人说是中队长派他来捉拿他老几的，不带着老几回去他自己也要挨罚。老几两眼昏黑地慢慢站起。一个多小时集中的精力，耗费的体力，统统白费：还是两片面包夹着一根干香肠。

　　 其实中队长叫老几回去是让他替中队写一版壁报的。每隔两礼拜就要换一次新壁报，这也是邓指建立的分场传统。一般的壁报由犯人自己写，或者各个大组指定犯人写。内容无非是读了“毛选”哪一段，认识到自己多么混蛋不是人。老几是分场壁报的主编、编辑、校对员加印刷工——一篇篇文章最后都是由他用毛笔统一抄写到纸上。一旦重要的参观团来参观，所有稿子几乎要让老几重新写。学习了这么多年的报纸词汇，老几脑子里有一本报纸词典，什么时代讴歌什么，憎恨什么，批判什么，他都不会弄错。一个重要参观团要来了，壁报要彻底更新，犯人们写的文章里不合眼下时尚的词汇都要由老几更换。这一点中队长非常重视，也因为此他对老几在厕所里磨了一个小时的洋工眼开眼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国参观团，中央和省里都派人跟着来的，你给我好好办这期壁报！”渔业中队的李队长把一卷彩色蜡光纸放在老几面前。这些蜡光纸是要剪成图案去装饰壁报边角和文章题头的。

　　 老几问李队长外国参观团什么时候到达。李队长说他不知道。老几只想算算自己要加多少小时的班才能把一个超大壁报全部改写、编辑、誊抄完毕，但李队长却对他保密。据说一个喀麦隆司法系统参观团到某个监狱参观，一个犯人悄悄把一个信封塞在一个团员手里。那信是托参观团帮他到美国找他的哥哥。但这个犯人没有料到喀麦隆司法参观团权衡了利害之后，认为帮此犯人这样的忙意思不大，弄不好还要影响中喀关系，就把那封信交给了中国公检法。

　　 肉食运来了，酒也到达了。这回不是老几发明的用玉米芯做的白酒，而是正宗的新疆葡萄酒。跟着到达的是一筐筐的搪瓷碗和钢筋勺子。这都是从场部食堂借来的，为了看上去干净统一。

　　 中队长几乎一小时就来看一眼老几誊抄的壁报，临走总是一连几个“快点、快点啊！……”

　　 所以老几知道他没有时间去完成他头天早晨在厕所开始的大事情。夹着干香肠的感觉一直伴随他抄完所有壁报。等到老几指挥犯人们爬上梯子，把壁报一张张贴上墙，又把题头、花边贴到位，他被肚子胀出一头虚汗。他知道光靠自己努力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必须借助医学的帮助。老几的羞涩始终妨碍他向医生申请医学的帮助。这次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了，他进了门诊所就向医生要求立刻灌肠。

　　 医生一边在老几身上作业，一边给老几上课，说灌肠会引起依赖性，直肠渐渐失去神经反应和弹力，那才是最可怕的。医生严肃阴沉地告诉老几，一定不要让自己滑到那个不治的阶段。

　　 老几伏在灰色的白床单上点头：一定、一定。

　　 参观团来到前夜，犯人们都换上了新囚服，背后“劳改”二字缩小了尺寸，番号也不太显眼。每一个号子都清扫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个人破烂都藏起来——比如待补的烂袜子，待修的烂鞋子，待捻成线的烂羊毛烂牛毛，都被藏进被子里，而被子都叠得方方正正。每个号子的便桶里都装进一个小布袋，布袋里装着几个樟脑丸，这样刮不下去的厚尿碱就不会糟蹋外宾的嗅觉。

　　 外宾都是柬埔寨人，一个王子作为参观团的团长。他们是犯人们开午饭的时候到达的。犯人们已经被训过话：菜再丰盛也要保持文明吃相。所以当他们看到每人面前放着一碗红焖羊肉，一盘青椒牛肉丝的时候，忍受着唾液在嘴里发洪水，先让自己的口水灌个水饱。

　　 李中队长一声“热烈欢迎柬埔寨外宾！”犯人们一起拍起手来。老几知道此刻所有犯人都是对好饭菜拍手，欢迎的都是这一顿足吃。掌声停下，只有一双手还在拍。那是林彪的一个小死党，脑子出了毛病，到现在还在给党中央写信，说林彪是个好同志。他的大组长说：“你还鼓什么掌？！”

　　 小死党说：“又没有叫停！”

　　 李队长宣布：“现在，大家可以用餐了。”

　　 一听这话，小死党脑子马上聪明了，停下掌声。犯人们文明地开始“用餐”，不咂嘴，不说话，钢筋勺子尽量不碰搪瓷碗。他们心里都只有一个期盼：王子快点率领团员们走吧，他们好敞开来咂嘴，抡圆了勺子，不文明地吃，这么美味的午餐只能用最野蛮的方式享受，才对得住它和自己。但是王子兴趣很大，还让炊事员给他舀来一块牛肉、一块羊肉，吃得那么王子风格，然后高贵地微笑一下，轻柔地说了两句话。

　　 翻译立刻说：“王子认为这里的饭菜非常美味，这里的厨师厨艺很高。”

　　 李队长又带头鼓掌。犯人们只好放下勺子，跟着鼓掌。坐在老几旁边的一个犯人是个学生，做了知识青年之后到处打群架打死了人。他对老几耳语说：“这个王子再不滚蛋，我就拿饭盆往他头上扣了——反正饭和菜都凉了，你看，这牛油都凝固了！”

　　 老几笑了笑。

　　 多年后，老几读了弟弟从国外带回的书，才知道王子兄弟姐妹的遭遇。他一家二十来个公主和王子都被他们国家革命的军队杀害和监禁了。他大概是唯一逃出来的王族第二代。

　　 下午，总场领导和分场领导一块陪王子率领的参观团吃了午餐，喝了葡萄酒，又陪同他们参观了渔业中队的渔船和加工作坊，看犯人们破开鱼腹，拿出鱼内脏，再一条条撒盐，装进麻袋。装进麻袋的鱼立刻由另一批犯人运走，搬上推车，推向地下冷藏室。犯人们都是预先得到过排演和训练的，也积累了接待参观团的经验，因此作业动作都做得很漂亮，连总场的领导都露出红光满面的笑容。参观团走后，总场的副场长大声地以河南话说：“邓玉辉那个狗日的是有点领导才能，啊？要不是出了那么个事，就不是降他的级，该升他的级了！”

　　知青小邢

　　除了那个犯人医生，没人知道温文尔雅的老几身染难以启齿的沉疴。他所有的无眠之夜，除了盲写给婉喻的书信体随笔，又多了一件事，就是担忧他这桩大事情如何解决。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浑身肌肉放松了，反而来了感觉，但号子里面十来个人只有一个便桶，本来就不够大家用的，老几不忍用它解决他在夜里发生的大事情。没人愿意挨着便桶睡觉，因为夜里会被气味和声响弄得睡不好，老几主动提出把自己的铺位铺在便桶旁边。反正他本来也睡不着，再则万一他夜里实在憋不住，就可以就着那个便桶解决大事情。

　　 1974年12月初的这一夜，老几终于忍不住了。他尽量轻手轻脚地起身，拿出早就搓软了的旧报纸——报纸是经过挑选的，上面没有领袖相片，也没有工农兵和八个样板戏英雄人物的照片，并且不是重要社论。他跨骑在便桶上一会儿就腿酸背痛起来，因为便桶是供人小解的，高度非常尴尬，老几的身高腿长跨骑上去，全身悬空，没着没落，等于是在练骑马蹲裆功夫，浑身肌肉绷得铁硬，包括腹肌和肛肠附近的肌肉，刚才在铺位上的里急后重的感觉不一会就消失了。

　　 他只好回到被窝里。躺下不久，肚子里的风暴又开始席卷，比上回来势更猛。他再次爬起来，这回有了经验，将棉袄披在身上，不至于再挨一次冻。他并不马上跨骑到便桶上去，而是等腹腔的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全部蕴集到出口。这次他的姿势也做了调整，不是跨在桶上，而是半坐半蹲，一面劝自己要分清主次，便桶沿有多么恶心就别去在意了；此刻“爱国卫生”是次要的，最主要是不能做1961年死于肠梗阻的徐大亨，疼得顺时针、逆时针地打转……但他风起云涌的下腹不知怎么又恢复了风平浪静。他再次带着悬而未决的大事情回到铺位上。

　　 这一夜他不断起来，又不断躺回去，终于惹恼了躺在他旁边的知识青年小邢。

　　 “我操你奶奶，老几！你折腾一夜，铺草响得吵死人，干什么呢？！”

　　 知识青年的大声斥骂把原先睡得好好的狱友也惊醒了。“一打三反”送来的个贪污犯说：“老几这么一把岁数了，夜里还打飞机呢？”

　　 “到珍宝岛打苏联坦克去吧！”

　　 “参加中国高射炮部队，支援越南去吧，老几！”另一个犯人笑了。

　　 犯人们都笑了。１９６９年后来的犯人带进来一些新词汇，包括新的淫秽词汇，跟国家新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有关。老几听了这类话就像没听见。有时他确实没有听见，脑子里都是自己的事：盲写的某个句子不够完美，换个角度造句；某一段是否需要保存或删除。为了把所有他盲写的文章最后写到纸上，他有时需要背诵那些早就定稿的文章，怕记忆万一出故障。他已经到了该出各种故障的岁数了，出故障是生命最后一个成熟阶段。就像他那一颗颗失落的牙齿，瓜熟蒂落，连血都没有，也没有知觉。不像早先那样，一颗松动的牙齿要疼痛一个多礼拜才落，有时光是疼痛和晃荡，就是不落下来，还得靠别人用渔网线帮他拔出牙根。他的牙疼粉早已用光，从七十年代初期，止牙痛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渔线拔牙。跟老几一块被车皮装到大荒草漠上来的人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五六个像老几一样的无期，都比老几后生，个个没了牙，开口一笑都像初生婴儿一样。

　　 知识青年此刻跟某个犯人相骂起来。老几错过了他们冲突的开头，渐渐听明白他们的冲突是因为自己。知识青年不准对方把淫秽隐喻用在老几身上；他说这号子里的十条命加一块，都不值老几这个伟大的臭老九一条命。因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他父亲也是老几这样伟大的臭老九！

　　 犯人们怪笑，各种脏话对着知识青年来了。

　　 知识青年从被窝里跳起来，从一具具躺着的身体上横跨过去，来到脏话讲得最有水平的那个贪污犯旁边，轻轻踢踢他。

　　 “老子就怕没架打。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我不敢打，就是我爸。我妈1959年就不要我爸了，跟人跑了，所以我连她都打了。起来。”

　　 贪污犯翻一个身，把脊梁朝着知识青年说：“我起来？我起来你就费事了。”

　　 一些犯人叫着：“谁去叫值班警卫？……睡不睡觉了？明天还干活呢！”

　　 老几此时怕知识青年吃亏，舍弃了热被窝，从两排草铺之间穿过，到了贪污犯铺位，劝知识青年别闹了，等值班警卫来了全号子明天都得被扣饭。知识青年说谁敢去叫值班解放军他第一个放倒他。知识青年的脚开始踢贪污犯的肩膀，渐渐往头上移动。

　　 “一摊稀屎，起不来了？”知识青年说。

　　 “告诉你啊，老子起来你可别后悔。”贪污犯就像秘密揣有什么杀手锏似的，慢条斯理，沉着得很。

　　 老几又劝了句，知识青年恶狠狠地冲老几叫喊：“没你事儿！滚回你铺上去！不然我放倒你这把老骨头！”

　　 从对面铺上坐起几个重刑犯。一个过失杀人犯说：“来，先把他这小嫩鸡子放倒！”

　　 老几说：“小、小、小邢，你说过要、要、要学英语的。”

　　 知识青年有一天躺在铺上自言自语，说要是有本英文课本就好了，在高中的时候，英语是他唯一不烦的科目。老几当时告诉他，他可以给他提供英语课本，把课文写在旧报纸边沿上。知识青年已经积攒了一小摞从旧报纸边角上裁下的空白纸条。

　　 听老几这一说，知识青年愣住了。但就在一刹那，他突然抬起脚，朝贪污犯的脖子上跺去。那一脚动作不大，但跺得之有力、之准确，充分体现了一个常年打架的人的素养。贪污犯短促地呃了一声，听上去猛吸了一口气，接着就没动静了。人们都慌了，围上去，又是掐人中，又是抽耳掴子，几分钟之后，吸进去的那口气才哼的一声吐出来，吐得那么微弱垂死。

　　 唯一不害怕的是知识青年。他似乎为自己刚展露的威慑力得意，两个膀子微微空抡，像提着两把铜锤的京剧花脸那样走回了自己铺位，躺下后说：“我躺在这儿等你呢，啊？你不是说你一起来我就费事了吗？我等着费事呢。”

　　 不到一分钟，知识青年就扯起很响的呼噜，也不知是真是假。贪污犯给那一脚跺伤了，第二天还起不来。知识青年的三顿饭被扣了两顿，只有晚上一顿甜菜汤加玉米面大饼有他的份。除此之外，他还被上了纸铐。渔业中队没有加工队，管落实惩罚的是大组组长。大组长用心险恶，选了作废的发票做纸铐，废发票几乎半透明，用糨糊一截截粘接起来，糨糊是大组长用嚼烂的大饼做的，缺乏黏性，稍微动作它就裂开。

　　 知识青年靠老几的帮助吃完了晚饭。饭后他让老几帮他用烟叶卷一根“大炮筒”，再帮他点上。小邢总能接到打架集团小兄弟寄的烟叶或者白纸包烟卷。

　　 老几问他当时想到了什么，给了贪污犯那么狠的一脚。知识青年说那一刻他想得太多了。他想，自己怎么会跟号子里那一摊摊大粪搅和到一起？假如自己的父亲不是臭老九，母亲不是个势利女人，“反右”、“四清”、“文革”、“下放”都没有发生，他应该是个驻外大使或者大翻译家或者大臭老九。可就是老几当时一句提醒，他想到他这一辈子就只能跟大粪搅和在一起了。所以他抬起脚就朝离自己最近的大粪跺下去。

　　 他每抽一口烟，纸铐就发出危险的响声，仔细看看，就能看见半透明的“铐子”上添出一条裂纹。老几见他又艰难地把头低下去，去凑手上拿的烟卷，想帮他一把，他却一扭身，倔头倔脑地拒绝了。他带着一条紫红色人造纤维的围脖，老几听他说过，那是他在打架团伙里的女朋友送给他的。他告诉老几，现在外面时髦的人趁钱的人都不穿棉花羊毛，而是穿腈纶，因为颜色特别鲜艳，还不打褶子，虫也不会蛀。他囚服里套着女朋友给他织的腈纶毛衣和毛裤。熄灯后他的腈纶毛衣毛裤就会噼里啪啦打出火星子。一根烟抽完，老几问他要不要去上厕所，他可以帮忙。他说马上大组长就要来给他解铐了，就不麻烦老几了。老几发现他也可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到了熄灯时间，大组长却没有来。知识青年猴坐在床头，眼睛看着门。对面铺上的过失杀人犯说：“小邢别尿一炕啊。”

　　 其他几个犯人尖声笑了。

　　 知识青年这回不想跟他们一般见识。老几听见他的纸铐刺啦刺啦响，睁眼一看，他正在卷一根“大炮筒”。老几问他要不要帮忙，他说“帮你大娘去”。老几知道他又成了铜锤花脸，所以翻身对着墙壁，随他去了。知识青年咔嗒咔嗒地按打火机，咔嗒了无数声，老几听得紧张得不敢喘气，生怕他点着了纸铐，但也不再提出帮忙。

　　 “咔嗒咔嗒”的声音听上去越来越犟，越来越恼怒。四周响起呼噜声，只有老几在被窝里紧握两只拳头。他怕自己的肚子今夜会再次跟他闹着玩，让他不断起来、躺下，这样会引起知识青年的误解，认为老几在监视他或者死乞白赖要帮他忙。老几越来越发现明哲保身的重要。一声咔嗒似乎比之前更响，同时黑暗被光亮捅出一个洞，洞在老几飞快转身时就扩大了几倍：知识青年已经一声不响地成了个火球。老几喊道：“救火！”同时拎起便桶，将小半桶尿泼到“火球”上。

　　 火球滚到了地上，但铺位上干透了的芨芨草已大火燎原。巨大的火舌毫不费力地舔着了屋顶上的芨芨草把子，那也是干透了的草把子，都是好燃料，沾火就着。大火呼啦作响地烧向夜空。

　　 一屋子的犯人们都跳起来，一些人已经往门外跑去。老几扯下知识青年的棉被，往“火球”上扑打。“火球”在地上蹿跳，在所及之处飞快撒开火种。老几跟着“火球”扑打，耳边响着犯人们和警卫解放军的叫喊：“快出来！……救不了他了！……”老几看着脚边的“火球”，开始还动弹，渐渐成了一堆极旺的篝火，冒着奇怪的气味。“火球”在成为“火球”前惦记着自己的臭老九父亲，老父亲是他铁硬的心里唯一的柔软角落。“火球”白天戴着纸铐时，还露出了他的可爱之处，让老几明白他怀有许多梦想，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梦想。老几看见跑出去的人们又冒着被烧死的危险跑回来，救出自己的棉被、棉袄和细软。老几在浓烟里胡乱抓起自己那包细软，又抓起自己冒火苗的棉衣。等他从燃烧的草门帘里踉跄出去，才发现自己手里抓着的不是棉衣，而是知识青年的半截棉被。

　　 火顺着房顶上的芨芨草把子一路顺畅地往东边烧。所有犯人都出来了，抱着自己可怜的细软，眼睁睁看着火一直烧到最东边一间号子。他们既没有救火的工具也没有消防水龙头。这是缺水的地方，最近的水就是三里外的青海湖。老几披着知识青年的半截棉被，看着呼呼的大火发呆。

　　 天亮之后，火实在没什么可烧了，就熄了下来。人们从老几他们的号子里扒出两个人形焦炭，中队长查查人数，发现两个人形焦炭之一是贪污犯。但是没人能分得清谁是谁，只好都一块卷到草席子里，抬出去埋了。犯人们一面用草席包裹他们一面取乐，这俩人一架没打出分晓，打到阴曹地府去了。

　　 场部临时调来了帐篷，替代一时恢复不起来的号子。帐篷比号子冷多了，同号子所有的狱友冻得怨声载道，并在埋怨的时候横一眼老几。

　　 总场保卫科来了人，调查事故原因。老几那个大组正在冰上作业，装置炸药炸冰捞鱼。犯人们一个个被传唤，交代了打架的过程，十分钟左右回来接着作业。老几渐渐发现，每个回来的犯人都看看他。等到最后一个犯人被传唤，老几肚子突然一阵绞痛。他咬住所剩无几的牙；这时候绝不能去解大手，不能让总场保卫科的认为他想借此躲避交代情况。下一个被传唤的一定是老几了，并且这是一次致命的传唤。他憋得气都短了，眼珠定在一包雷管上。

　　 果然轮上老几了。大组长带着老几往湖边走，老几感到肠子在收缩，在阵痛。他突然体验了婉喻生三个孩子的感觉，他的肠子也似乎要分娩出活物来了。快到湖边的时候，他实在走不了了，站在原地。等大组长回头，他已经躺在了地上。

　　 大组长一看他的样子，以为他得了心脏病或者中风了，这是老几的岁数该得的病。

　　 “老几你怎么了？！”

　　 老几表示没什么，就是要马上去一下厕所。大组长不相信他“没什么”，叫他躺在那儿别动，一动都别动，他这就去叫医生。老几连开口都艰难，只想等阵痛的间隙快到来，他好站起。大组长在冰上一步一溜地跑了。他慢慢撑着地面爬起，解开裤子，还没蹲稳，“分娩”就开始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如此通畅的感觉了，原来他的肠子比他更惧怕传唤。

　　 他提起裤子，向远处几间土棚子走去，那是中队长的临时办公室以及统计室，还有两间堆放破渔网和修船织网的工具。一般总场来视察的干部都呆在中队长办公室里。快到土棚了，老几猜想，总场保卫科来的人会是谁？要是那个河北干事，可算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几山不转水转地又转到他手上，接受命定的报复。他的脚步无意中慢下来，渐渐停住了。他觉得肠子又开始不安生，在他腹内蛟龙一般扭动。刹那间，又是翻云覆雨，疼得他虚空着中段，进退不是。他横着向平房侧面的厕所挪步。终于进了厕所，却发现不过是一场警报演习。这时他听见厕所外面有人说话。

　　 “……诡计多端的老东西，肯定是装病，你去找医生，他趁机跑了！”这是一口河北话。

　　 “不会吧？他脸都紫了！”

　　 “狗改不了吃屎！老狗，更改不了！”

　　 他们的声音渐渐往远处去。老几一边系裤带一边往厕所门外走，扯开嗓子叫喊：“我在这儿呢！”

　　 大组长和河北干事已经走到平房拐弯处了，听到老几的喊声站住，回过头，刹那间老几在河北干事脸上看到一种复杂的表情，似乎是失望：假如老几真像他断言的那样又逃跑了，便给了他一个机会去追捕和干掉他。

　　 “上厕所就上厕所呗，干吗躺到冰上打滚？”大组长说。他也怀疑起老几来了。在老几和总场保卫科干事之间，他当然立刻看出利害，马上选择了新立场。

　　 河北干事说：“老老实实地给我走。”

　　 老几便老老实实顺着一条炭渣小路向平房走去，身后的两个人一声不响，但老几觉得两人的眼睛很忙。

　　 河北干事把老几押到渔具仓库门口，让大组长回去监督干活。大组长一走，河北干事可以叫老几去追兔子或追旱獭或追西北风，只要他命令老几去追，老几不得不追，而只要老几一追，子弹就会追老几。老几看看偏到南边的冬天的太阳，雪亮地照在一幅画着葵花和毛主席像的“最高指示”上。屋檐下一排冰凌在滴水珠。一个窗子的缝隙里冒出蒸汽，那是在给这位总场来的干部准备午饭。老几想好好看看自己的末日。

　　 “进去吧。”河北干事说。他在自己也跟进去之后关上了门，别上了门闩。“怎么又是你惹事，啊？！”

　　 老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七十来岁、老掉了牙的老犯人让人训得跟个捣蛋的小学生似的。

　　 “你给我说说看，那个知识青年是不是你挑唆了去跟杨学勤打架的？”

　　 原来那个贪污犯的名字叫杨学勤，老几刚知道。

　　 老几温婉地否认任何挑唆行为，自己甚至劝说知识青年不要打架；一个读过高中的人，才二十出头，做什么不好要做人渣，跟贪污犯那样的人渣混成一片？不值。留着小命，说不定将来还能做大学生。

　　 “你就是这么说的？”河北人问道。

　　 老几使劲点点头。他才没有这么说。但他不怕了，人家等了十年要报这一箭之仇，就让人家报吧。老几不是十年前的老几了，他已经为婉喻和孩子们做出了最后的壮烈贡献：斩断了与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现在就是把他当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敌人毙了，他也是个光杆敌人，不再有任何“敌属”可牵累。

　　 “说得不错啊。“河北干事说，“那为什么你那个号子里的人都说，就是听了你一句话小邢才用脚去跺杨学勤的呢？”

　　 老几问河北干事，大家有没有说是听了他老几哪句话，小邢抬脚跺人的？

　　 “我怎么知道？！知道我还问你？！他们都说没听清。”河北干事看着面前七十来岁、老掉牙的老冤家。

　　 老几把他劝说知识青年的话复述一遍。河北干事冷笑起来。

　　 “让小邢学外语？小邢听了就抬腿往人家脖子上跺？你听了这话会跺谁一脚吗？”

　　 接下去的时间，河北干事整理笔录而老几等着他整理。整理完了笔录就是他陆焉识生命的终结。河北干事突然大声说：“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干活儿去！”

　　 老几站起来，行尸走肉地走到门口，跟河北人打了个道别的招呼。

　　 河北人还不想马上结果他。为着什么神秘的原因。说不定他把笔录整理出来，做做手脚，使其成为自供状，公开地以挑动犯人斗犯人、导致两人死亡和监狱烧毁的重大事故来结果他。

　　 从此老几就在等那第二只靴子坠落。

　　第二只靴子

　　1976年11月1号，老几正在湖边上修补渔网，一个陌生人来到湖边。老几心虚地偷眼看着他寻寻觅觅地在找谁。他看到了坐在一大片渔网后面的老几，快步走过来。

　　 “陆焉识是吧？”陌生人口气平和地说。

　　 老几想，第二只靴子终于坠落了。这么连名带姓、抑扬顿挫地传唤他，是躲也别想躲的。陌生人的军装还有七分新，拔掉了红领章的两个方块是小小的两片新绿，一张长方脸刮得铁青，两眼平视，神情滴水不漏。

　　 “你跟我来吧。”陌生人说，“哦对了，我姓叶，总场政治部的干事。”

　　 老几提出要跟大组长和值班中队干部说一声。陌生人说他都已经替他说过了。老几提出要回到号子里去拿自己的私人物件，因为那是很私密的物件，他不愿意别人去碰。叶干事没有反对。走到那排平房前，老几看到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叶干事上前一步，替老几拉开门。

　　 老几回到号子里，他还有什么私人物件？什么也没有了。他只为了看一眼自己的铺位。火灾之后，分场给每个犯人补发了救灾的旧军被，因此号子看起来像个军营。昨天夜里，他毫无预感：那就是最后一次躺在这个铺位上。

　　 上车的时候，叶干事问他，被子之类的东西不拿了吗？他说不用了。叶干事说，也好，用不着了。

　　 第二只靴子落地的声音确切无疑。

　　 车子开到总场。总场的场部比十年前大多了，扩建了的礼堂外，贴着大幅新电影广告《金光大道》。英俊的男主角和漂亮的女主角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类；对于老几来说，他们很快就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人了。

　　 场部的医院旁边，新盖了一个四合院式的红砖房，大门像个牌楼，刻在水泥上的“招待所”三个字是初级水平的隶书。老几被带进一个房间，房号“105”。同房间还有三个人，都没有了牙，跟老几的岁数也差不多。大家都非常认生，只坐在自己的床上发呆，不跟其他人说话。大概他们都明白自己的大限到了，没有心情交谈，也觉得剩下的时间不够发展任何人际关系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老几心里琢磨，不知是否有一点时间可以容他把给婉喻盲写的书信体随笔誊抄到纸上。看起来他们会在这里度过一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两夜。有两夜时间，他可以誊抄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叶干事在通知开晚饭的时候，老几向他提出了这个要求。叶干事问他要多少张纸。他算了一下：他放开来写一夜可以写一万字，这样他就需要三十张信纸。叶干事吃了一惊，问他要这么多纸打算写什么。写信给前妻。写这么长？不是一天写的；已经在脑子里写了十多年。在脑子里怎么写？

　　 对于叶干事突发的浓厚兴趣，老几哀愁地笑笑。

　　 “非得要那么多张？”叶干事有点为难，“我抽屉里可能只有十来张。”

　　 “十、十……来张也行。”老几奇怪了。他自从被带到总场场部，就停止伪装结巴了，可自己的语言神经自行其是，张口还是结巴。

　　 “我看啊，你没必要写了。”叶干事说，一个奇怪的微笑伴随他的劝说。

　　 老几心里一沉，那就是说来不及了？今天夜里就要执行？他还有几个小时？……

　　 招待所的食堂里，二十多个像老几这样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老犯人分坐三桌。饭菜不错，四个菜一个汤，还有酒厂做的玉米芯烧酒。干部换了不少，没人还记得烧酒的研制归功于老几。老几发现同坐一桌的老犯人谁也不跟谁说话，但眼珠都在耷拉着的眼皮下灵活游动，观察和判断其他犯人的身份、年龄、罪状。叶干事最后走进来，脚步很急。

　　 “哎，怎么不吃啊？都吃吧，啊？这是场部专门照顾你们安排的饭，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

　　 老几想，你当然不跟着我们吃，因为你不跟着我们吃枪子。他眼睛的余光看着同桌有一双手拿起筷子，朝一盘葱爆羊肝尖伸去。接着五六双筷子都朝那个盘子伸去。老几是最后一个拿筷子的人。时代还是进了一大步，老几边喝酒边想，1954年的刑前晚餐饭可没有这么丰盛。大家都乖乖地吃着自己的饭，没有牙就用牙花咀嚼着很嫩的爆炒肝尖，米粉多于牛肉的粉蒸牛肉，掺了一半馒头渣的四喜丸子。老几渐渐在那些脸上、手上、姿态上辨识出那么一丝一毫秀气和文雅。多年前的文雅和秀气在一层皮肉般的黑色老垢下活了。

　　 回到房间里，老几拉开唯一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居然找到了四页纸。假如正反两面都用，就是八页。那么就不至于什么也不留给婉喻而撒手人寰了。

　　 同屋的犯人在天光还没有完全暗下去就入睡了。他们倒是真想开了，都睡得那么深，那么沉。老几借着窗外进来的光，提起笔，却又放下来。他不知道应该给婉喻留下哪一篇好。坐了一两个小时，他开始在房间里遛弯子，还是决定不了，最后一夜写下脑子里的哪几篇最好，让婉喻回味而不让她伤心。

　　 他听到窗子外有点响动，回过头，见叶干事的面孔一晃而过。他是来看看老囚犯们是否认命服法，安稳地睡生命中的最后一觉。叶干事敲了敲门，然后推开门进来，原来这门没有从外面上锁。还有一点不同从前，就是行刑前夜没有人给他们上脚镣手铐。叶干事就站在门口，不愿意进来的样子，小声问老几，怎么都睡那么早，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他忘了通知，饭后场部礼堂有新电影。老几非常惊讶，这一夜没人铐你，还有电影看，时代真是进步了！但他相信这是外松内紧，你往外跑试试，一定在几秒钟内给你撂倒。

　　 叶干事拉着老几，要他一定去看一场电影。老几拗不过他；直到现在他还是个不愿过分执拗、让别人为难的人。再说，场部礼堂给他留下了那么深的记忆，要告别此生也应该和它告别。

　　 秋天的晚上八点四野通亮，阳光的最后余晖还留在种种景物上，但景物的影子都半融化了，带一点暗红调子。

　　 叶干事不到三十岁，侧面看鼻子直挺，是西北回民的鼻子。他问老几家里还有谁，孩子们都多大了。老几想，你看，来了吧？这就是软性的“验明正身”，时代进步了，干部们风度好了，对敌人表现高姿态呢。老几回答，家里没有一个人了，前妻和孩子们在十多年前就跟自己中断了任何往来，一个字的书信往来也没了。叶干事似乎让老几的这个回答弄得有点不好意思，闷头走了一会路，才又开口。

　　 “‘四人帮’倒台了。”叶干事说。

　　 老几说犯人们都组织了集中学习，明白党内又来了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次斗争以后，就再也不会斗争了。”

　　 老几看着地，两只脚“一二一”地向前迈步。再斗争不会关他老几什么事了。本来也不关他老几任何事。

　　 “当时，你是怎么被捕的？”叶干事问道。

　　 老几告诉他，1954年春天，他就那么在小女儿的目送中被押上了一辆警车，判决书在抓捕他之前就预先填写好了。号子里呆了一个礼拜，他尚不知道自己的案由。同号子的狱友有大胆的，相互交头接耳地打听案由，但所有人都跟他一样，都弄不清自己的具体案由。入狱的第二个星期，他被传唤到了监狱的院子里。院子渐渐给各个监号的犯人填满，站成三列。监狱当局的干部开始照着一张名单点名，最先被点到的名字是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人，一共有169名。接下来被点名的是30个无期徒刑犯人。第三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有期徒刑十五年，一个是二十年。当时听到“陆焉识，有期徒刑十五年”时，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脸上身上，就像他中了一等彩票。当然，后来他的徒刑被加了两次，一直加到死刑，又减成无期。他对叶干事笑笑，意思是，你看，人们在我身上做了那么多加减法。

　　 他们到了礼堂正门口，高大的毛主席塑像挺立了近二十年，身边的空缺是林彪塑像留下的。石头林彪在1971年9月给凿碎搬走，毛主席就孤单单一个人站在那里，但身姿略微侧偏，似乎仍然有个无形的伴侣与他并肩。离礼堂不远，就是发电站，发电机轰轰的声音混在孩子、大人的叫喊嬉笑声里。人们赤红的面孔上不再有一对大黑鼻孔；从七十年代开始，每家每晚可以用两小时的电。

　　 场部礼堂里木椅一排排的，跟过去自带板凳大不相同。因为是卖票的营业电影，场内对号入座，所以并不拥挤。叶干事领着老几坐在十五排正中间，告诉老几他用的是招待票，是政治部宣传科专门招待老几他们二十多个人的，可惜其他人都睡觉了。

　　 他们刚坐下，一个熟悉的面孔从前面一排回过头，瞪了老几一眼。保卫科的河北干事。从那次调查了知识青年的死亡和火灾，就再没见到他。叶干事跟他打了个招呼，称他为“曲科长”。他升任成科长了。曲科长瞪老几，是因为终于要“君子报仇”，就在明天，公案私案都要一并结案。

　　 就在曲科长雪亮的瞪视中，场内灯光暗下来，一个纪录片映上银幕。窗子仍然把西北高原的黄昏透进来，使黑白纪录片不黑不白。

　　 电影结束后，叶干事把老几送回招待所的房间，并祝老几晚安。

　　 根据天色老几判断此刻是十一点左右。他摸出那四张纸来，在第一页上开了头“亲爱的婉喻：”然后就停住了。他脑子里塞着那么多盲写的稿子，每一篇都是完整的文章，他在记忆里翻来翻去，挑花了眼。公鸡都开始打鸣了，他还在犹豫，挑不出一篇最合适的作为跟婉喻的永别留言。焦灼从五脏烧出来，烧到手心脚心，烧得他浑身冒汗。他为了最终徒劳的盲写而恼怒自己，也恼怒叶干事；行刑也该通知得早一点，好让他准备得充分一些。人一生只死一次，草草地就死了，比来到这世上还不由自主……

　　夜审

　　关于我祖父的加刑，我从他的回忆录上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个叫江帆的区公安局长被捕了。具体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军统特务。具体证据也模糊，但模糊证据是“有人”密报。当时叫做“有人”的证人到处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导致了江帆曾经着手办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审。其实不是重审，而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军统特务嫌疑，在1951年的“镇反”1954年的“肃反”的量刑时，必然会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逻辑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绝大部分被加刑，死缓于是成为死刑，无期加成死缓。“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的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假如现在给他加刑的某位首长在将来又涉嫌中统、军统或其他旧政府部门，又要推翻现在改判，那么二十五年就还会加上去，给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监狱当局的干部问陆焉识是不是不服审判，不服是可以上诉的。陆焉识表示自己绝不上诉，因为就他所知，所有上诉的犯人都没再回到监狱来。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犯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这次他没有放弃上诉。上诉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败诉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上诉也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政府为敌”。

　　 陆焉识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为重刑犯押到监狱的底层。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忆录并没有细写环境，担忧婉喻在阅读时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够。所谓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缓犯人。但处死要一批批来，刑场的安排，行刑人员、行刑弹药的调配，刑场安全保卫的策划，以及各单位观刑代表的组织，都需要一些时间统一运筹，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么痛快，机枪一响，割倒一片。死刑犯们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么排的，每个人都可能今天被带到审判大会，然后直接带到刑场。偶尔有一两次，被带到审判大会会场的人又被带回来了几个，似乎是因为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给弄错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个谜。更是偶然的，一些被带回来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

　　 陆焉识和同监号的重刑犯们都准备好一套体面衣服和鞋袜，时刻准备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响。陆焉识为自己准备的是一套深蓝的三件套西装，是弟弟焉得送给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毕，正要出门去参加一个学术方面的酒会。除了西装，外面还套了一件英国呢大衣。他手腕上还戴着婉喻的礼物，那块白金欧米伽；领带和蓝宝石领带夹是韩念痕送的。那张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监时带给他的，框在椭圆形的袖珍玳瑁镜框里，现在被放入了西装胸前的内兜。每天晚饭后，重刑犯人们都卷上自己的铺盖，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卷在被褥里，拖着重镣攀登到顶层五楼。五楼全是机动监号，关押临时犯人，等于是个犯人客栈。如果谁没有随着大伙搬上五楼，他必定在夜里被“验明正身”。

　　 夜深人静，底层的某个监号会摆出长条桌，桌后坐着公安干部，桌面上摊着表格。问答开始了——“什么名字？”“×××。”“年龄？”“××。”每次回答之后，干部就在一栏里打一个勾，证明名字、年龄、籍贯和本人对上了号，生怕明天拉上审判台的人多，加上开大会的上万群众进进出出，乱哄哄的会毙错了谁。表格上的栏目被一个个勾划完毕，公案干部头一摆，狱警就把这人押出去，找个合适地方让他睡最后一觉。

　　 搬到五层楼上的重刑犯们会在第二天早晨听见看守的大声通知：“关上窗子了啊！……还在外面打扫卫生的值日生马上回自己监房了啊！”这类扯开嗓门的通知是被一双快速行走或小跑的腿带来又带走的，听见的人们都觉得它像通知山洪或地震或其他什么灾难。监狱的每个监号都要在早晨起床后打开窗户，排除一夜的污浊空气。

　　 陆焉识总是坐在离窗子最远的地方。似乎这样他就离枪声更远了。从审判大会拉到刑场上的不止一个监狱的犯人，所有监狱的死囚都由卡车一车车地拉到刑场。有一个刑场离关押陆焉识的监狱很近，五楼的几个监号的窗子可以作为包厢观看行刑。假如谁想提前俯瞰一下自己几天后或几星期后所要走的步骤，或对自己的下场有个宏观认识，就可以把那些窗台当观望台。关紧了窗子，重刑犯们都坐在自己的被褥上，听着远处的枪声。自动步枪是一下一下地响，间隔均匀，那是因为当天挨毙的人不太多。步枪毙不过来，他们就会听到轻机枪。嘎嘎嘎的扫射有时会持续到午饭时间。最长的几次，枪声一直响到下午，一场歼灭战似的，从不拿枪的敌人手里又夺回了一次上海。

　　 等重刑犯们排着队搬回底层监号，总是看见铁门对面的墙根下堆放着刚被机枪歼灭的人留下的被褥，里面裹着他们的私人财产和书籍。每个被褥上都别着纸条：“×××刑于×年×月×日。”

　　 重刑犯的人数在上升，原先住三个人的监号住了六七个人。白天动一动要喊“报告”，看守同意后可以换个坐姿。夜里大家肩并肩，腿贴腿地躺着，谁要翻身也必须先喊“报告”。一个人喊“报告”翻身，所有人都利用机会跟着翻一次身，躺得那么紧密，你不翻别人也翻不透彻，如同一个平锅煎锅贴，煎着煎着，所有个体就变成了一体。就这样一夜“报告”声不断，所有人的睡眠被一个个“报告”截断，又被一个个“报告”串起。

　　 九点钟熄灯前，一旦听到那种急匆匆的脚步顺着走廊进来，重刑犯们就会气短、发抖，一身的血都霎时冰凉。这时你别去看他们，他们每一张脸都是丑陋的。假如那脚步走过了自己的监号，走向别的监号，那种丑陋会雾一样慢慢散开。假如脚步停在了自己的监号门前，并且被开锁的声音替代，这个监号里的面孔真叫你不忍目睹。

　　 脚步就这样停在了陆焉识的监号门前。每个重刑犯人都不喘气了。三个人的监号关着六个人，用同样呆滞的目光看着看守的手指伸出去，定住：“你起来吧。”

　　 人们看见他的手指尖下，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叫陆焉识的人。陆焉识请看守稍等片刻。看守不耐烦地站在一边，两手搁在腰上。见陆焉识抖搂出一套深蓝西装，看守说：“你干什么？用不着的!”

　　 陆焉识无法坚持，跟他出去了。就在铁门外，他腿一软，差点跪倒。等他出去，他的狱友小声说，不正常啊，一般会点名字的，也会给你时间换衣服的，怎么就是一个“你起来”呢？

　　 看守见陆焉识的下肢成了漏了锯末的布娃娃的腿，滴溜当啷的，几乎走不了路，便叫他好好走，工厂里还等着他。

　　 陆焉识说：“工厂里？”

　　 看守告诉这个待毙的死刑犯，这所监狱有两个工厂，一个是袜子厂，做的袜子出口呢；另一个是铁器厂，做出的活络扳手也是全中国名牌。

　　 “你上一次到袜子厂去做生活，讲你有什么短命的革新计划。你讲过没有啊？”

　　 陆焉识说他讲过的。那是他第一次被判十五年刑之后。他在袜子厂工作了一个月，发现厂里出产的彩袜浸染工序太多，费时费力。他想了几天，想出了一个革新方案，可以省略一道浸染工序。但因为江帆事件，他被加刑，没有机会来验证他的革新。

　　 到了车间，陆焉识被摘了脚镣手铐，但他一个人就占住一个看守。他从当夜十点左右一直干到第三天中午，实验基本成功了。他回到重监号里，发现少了两个老狱友，添出四个新狱友，夜里翻身喊报告的次数更多了，睡眠和苏醒相互夹杂，不分彼此。

　　 将近新年的夜里，一个狱友半夜站起身，在监号里绕圈子溜达。不久，另外两个人也起来，以一模一样的水底走路的步子，跟着第一个狱友在两排铺位之间的狭长空地上遛弯。再过一会儿，这个梦游人的队伍迅速成长，八个成员加盟进去。他们准确地从铁门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碰壁之前准确地拐弯，谁也不绊在谁的脚镣上。等到■瞌睡的看守听到脚镣的声响，跑到这个监号门口，所有死刑和死缓犯人都走着水底步伐，不疾不徐地行进，似乎在进行一种史前的神秘仪式。

　　 看守吓坏了，对他们喊：“站住！……”

　　 奇怪的是，进行仪式的人很服从地站住了。

　　 “马上回到你们自己的铺位上去！”

　　 这是仪式里没有的规定动作，所以他们不动。

　　 “回去！”

　　 仪式又恢复了，绕着那道神秘的规定轨迹继续行进。

　　 我的祖父也加入了梦游者仪式。他在看守叫喊时其实已经醒了，但他摆脱不了梦魇，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灵魂看着自己的肉体自行其是，无法去控制它。经历了巨大心理恐惧的人以这种方式逃避恐惧。那暂时失去灵魂的肉体是自由的，可以不顾约束和禁锢，连铁镣都失去了重量。所以他估计其他狱友也跟他一样，是半醒的，只是无法控制自己肉体的行为。

　　 看守跑到第46号监房，取出长柄笤帚。（我祖父的记忆力惊人，连哪间号子存放大扫除的清洁工具都记得清清楚楚）。看守将长柄笤帚挥舞成某种原始武器，对着继续梦游的犯人们叫喊：“回去！回去！”

　　 “回去”在没有魂魄的人这里，得到的读解是不同的，他们的服从就是一直走，似乎就是在走回去。场面越来越鬼魅荒诞。看守用扫帚柄敲打着铁簸箕，一面继续叫喊：“回到铺位上去！”

　　 梦游者们的理解力和语言似乎跟看守隔着许多生物代，都不懂他叫喊的是什么，仍然以他们失重的步子走他们的老路。我祖父在回忆录里说，那史前人的示威或送葬的队伍，与看守隔着一层抽象的时空，无法穿越。

　　 梦游队伍自发地解散，就像它被组织起来一样自发。他们一个个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下，接着剩余的睡眠睡去。那一夜剩余的睡眠不多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三个多小时他们睡得很沉，没有人喊“报告”翻身。

　　 第二天在同样的时间，另一个看守看到了同一个场面。如此场面一连发生五天，惊动了监狱领导。领导们派干部调查这件事是谁起的头，但犯人们全部否认自己在夜里发生过任何异常行为。根据干部们的直觉和经验，他们觉得犯人们不像在撒谎。下一天夜里，梦游者们的示威或送葬再次发生。监狱干部便挑选了两个犯人，把他们双臂反剪，两手和监号粗大、位置较高的铁门闩铐在一起，让他们弓腰驼背地被自己的手拎起，脚尖几乎被拎得离开地面，活像一对过油的大虾。接下去每人都做了一回大虾，但“过油”之后仍然想不起聚众梦游这回事。一个礼拜过去，监狱干部布置犯人们就梦游事件反省，要么自首，要么揭发其他狱友。反省了几天，没人反省出结果来，更没有自首者和揭发者。这期间又有两个狱友被拉出去接受公审和枪决。反省的规定不断更新，最后落定在这几条上：反省的死刑犯不参加晚间往五楼的搬迁，只留在底层监号里；反省的坐姿是双盘腿，犹如入定，换腿要请求看守批准；低头垂目，不准东张西望；一般情况下不准说话，除非被指定发言，一旦被指定发言，就必须发言。

　　 一场反省把一个冬天坐过去了。人们的腿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得柔弱黄细，如同病女人，连汗毛都褪落一净。所有的腿因为毫无活动而萎缩退化了，皮松垮下来，耷拉在骨头上，肌肉似乎被腿自己消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反省未果，暂时留在这个号子的死刑犯不毙，还是因为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罪犯必须插队到他们前面，提前毙掉，总之陆焉识这个号子的狱友都活着见到了1955年的新年和春节。

　　 陆焉识比其他犯人幸运的是，他的妻子在一个月一次的探视中从不失约。

　　 终于有个人受够了反省。正月十五那天，在陆焉识被押出号子去见妻子的时候，这个人向看守申请揭发。他揭发夜里的无声抗议活动是陆焉识发起的。陆焉识回到监狱，就有人对他耳语，把刚刚发生的“揭发”告诉了他。

　　 当夜，所有同监号的狱友都搬迁到五楼去了，只留下了陆焉识。先是那个蹲点调查的监狱干部单独提审他，问那天夜里闹示威的领头人物是不是他陆焉识。他回答不是的。那么是谁？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真不知道，梦游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还用草纸和粥做钉子，粘在自己床头挂衣服？”

　　 陆焉识说因为重刑犯的东西都放在监号外的走廊上，监号内的温度上升和下降要靠自己增减衣服，但人住得太挤，没地方放东西，就想出这个点子来。每天粘在碗边上的粥没有用，用草纸擦下来，粘在墙上，每天粘一点，渐渐就像钟乳石一样堆积起很牢固的一块，可以挂一件毛衣。

　　 “点子倒不少！”干部说。

　　 陆焉识想，这也值得狱友揭发。

　　 还有一项揭发：陆焉识用一根很大的鱼刺磨了根缝衣针，所有狱友都跟他学，因此每人都藏有一根可以当自杀武器的鱼骨针。

　　 “这个你承认不承认？”干部问道。

　　 “承认。”

　　 “哪里来的大鱼刺？”

　　 “从大鱼上来的。”

　　 “你跟我废话吗？”干部拍一下桌子，“大鱼哪里来的？！”

　　 陆焉识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那次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参观这所模范监狱，参观了犯人吃饭，所以犯人改善伙食吃鱼，每个犯人分到的鱼肉有四五两，看起来是从几十斤重的大鱼身上切下来的。他磨那根针首先因为毛衣脱线，需要修补。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别人都跟他学着磨针，这不能怪他；他们磨了针去缝衣服还是去刺自己的喉咙，就更加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了。

　　 我祖父在195５年还跟人一口一个“个人选择”。这话到了他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就不见了，他已经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么可笑。195５年那个春天的夜晚，他正毫无选择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湾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

　　 其他狱友搬迁到五楼去之后，留下的就是陆焉识一个人。果然，他在晚上九点钟被押到一间监号。在往走廊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皮箱，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皮箱。明天，枪声响过之后，狱友们从楼上搬迁回来，也会看到这个皮箱，它将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边，并且别着一张纸条：“陆焉识，××××号，刑于195５年3月4日。”

　　 一排长桌上摊着表格。表格上端竖着一个充满自我正义感的戴警帽的头颅，帽檐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灯光，因此眼睛和阴影不分彼此，可以说眼睛有阴影那么大，或者说阴影像眼睛一样会打量人。

　　 表格的一个个栏目都被填满，他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微微鞠了一躬。没办法，这是他的教养给他的习惯，让他尊重任何一种劳动和付出：不管怎样的冤案，人家为你也忙了累了这么久。

　　 195５年3月3日的陆焉识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样，决定把自己最后的夜晚用来给自己的妻子写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来了纸和笔，把纸铺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面上，尽量不让笔尖戳破纸。1976年的陆焉识跟195５年一样，也是要写的太多，反而写不出一个字。不同的是，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生最爱的人就是妻子冯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开端，却是他完美的归宿。195５年3月3日夜里，陆焉识只是打算写一封寻常的别离妻子儿女家园的信，像遗言又像托孤的那种信。但他怎样都写不出来。他害怕极了。死是那么可怕的事啊。何况又是那么一种死法。他恐惧死的程度可以杀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钟被杀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样昏沉沉睡去，守着两张空白的信纸。

　　 他是被脚步声惊醒的。一刹那间他后悔不迭，那封信没有时间写了。等两个警察向他走来时，他看看那两张白纸——他的不辞而别。警车鸣笛开道，他回过头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边站着看热闹的人群。他从来没有看过此类热闹；没有那种胃口和情趣。到了体育场，组织来参加公审会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无虚席，有那么几个缺乏理性的人被押进场时虚张声势地喊口号，声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们无非是觉得太没面子了，体面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样的死法，让上万的人当做斗兽场的牺牲来看。所以他们就喊几声给自己挣回点面子。

　　 五六十个死刑犯从上海的各个监狱集中到这里，秩序很乱。三月天出了个五月的太阳，早早到来并等了一个上午的群众们无法如厕，就在附近的背静处解决；犯人们忍禁不住的粪便顺腿而下，挂在裤子上，随着他们移动；人民和敌人的排泄物一同让太阳蒸发，万人体育馆出来了万人大厕所的气味。

　　 大会往下进行，一个个代表发言，犯人们的身高渐渐缩短，越来越矮，最后比地面高不了多少。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摊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摊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那个1955年3月4日走在陆焉识前面的老者活灵活现地进入了陆焉识的记忆，让他在1976年11月2号的清晨继续激励自己。老者当时一定想，活到自己的岁数，死也算个正当事物了，发生就发生吧。1976年的陆焉识正是这样想的，可以了，不错了，就是寻常人家的老人，活到七十来岁，也不该有什么不甘了。１９５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人脸里不会有婉喻的，她也不具备那种胃口和情趣。

　　 我祖父陆焉识在听到枪声之后——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后被推到一边。推他的人气喘吁吁，问道：“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

　　 陆焉识连看他的兴趣都没了。

　　 “你是叫陆焉识吗？”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队列，“你的减刑批准了。文件在机关给耽搁了。”

　　 老者抬起头，灰色的脸上浮起一个诡异的笑容。似乎是说：你逃过今天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说：我俩还不一定谁更幸运呢。

　　万人大会

　　1976年11月３日，老几和二十多个老囚犯被带到很大一片开阔地，一端搭了个露天舞台，舞台两边各挂一个大喇叭。二十多个老囚们相互看看，都想从别人眼睛里看到谜底，但看到的都是彻底的糊涂。舞台下已经坐满了犯人，新旧不一的囚服上纽扣一律扣到领口，人模人样的。

　　 老囚们蹲成一排，一个人掏出一根烟来，借了警卫战士的火，点着之后，挨个往下传。传的时候顺便说了一下自己的案由，哪一年的案犯。一半是1951年“镇反”的老无期，另一半是1954年“肃反”的老无期。

　　 就在总场许政委让犯人们鼓掌欢迎省劳改局的领导时，天空暗了下来。人们开始以为是云把太阳遮住了，手搭凉棚一看，遮住太阳的不是云，而是一大群个头很大的鸟。没人见过这种鸟，黑背白胸，翅膀像雁。这是新来青海湖鸟岛落户的鸟，现在它们成了最后一批离开青海湖飞往南方的禽类。成千上万只鸟一块掀动翅膀，一块翱翔，一块大叫。就在人们目迎它们近来，听着它们的叫声越来越响亮时，舞台上的宣传科女干事冲着麦克风叫喊：“请大家注意！”一面向刚开始讲话的劳改局领导抱歉地嗲笑。台下没人理她，都觉得目睹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景观。当大鸟们飞到了头顶，风向都变了，零星的羽毛像零星雪花一样扬洒。人们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震慑，连正要发言的劳改局领导、行政十三级的高干都向大鸟们行注目礼。空气里有了一股生命的味道，非腥非臭，暖融融的，接着，暗色的物体从鸟阵里降落，砸在人们的脸上、头上、手背上还是热乎乎的，如同刚降了一场热冰雹。人们不知道鸟把什么降落下来，相互看着，人们终于惊呼：“鸟屎！”

　　 鸟岛的新移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集体如厕，太深奥了，超出了所有人的知识和智力范围。也许它们觉得飞过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时，感受到了粪土的气息。连老几都忘了自己的处境，被壮观的排便现象震蒙了。他在青海湖边生活十几年，鸟岛上的居民族类基本都认识，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奇观。鸟们方便完了，呱呱呱地唱着远去，东北风和劳改局长的报告又回来了。

　　 老几还在看远去的鸟阵——它们现在像一片灰黑的飞翔的巨大房顶，从他们头上掀掉，刹那间已经到了天的那一头。当他还在玩味这象征什么的时候，他渐渐听到其他老犯人的纷纷议论。

 　　 “……今天？”

　　 “今天就释放！”

　　 “那……住哪儿呢？”

　　 “就是啊！谁给我们开饭呢？”

　　 老几的注意力完全回来了。台上的领导在用这些老犯人的例子给所有犯人上课，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关怀，特赦从现在开始，头一批得到赦免的是这二十多个“镇反”和“肃反”进来的老先生。老几想“老先生”是什么社会面目？人民中的成员？好人民还是坏人民？

　　 带队来的叶干事轻声喊着操令，带着老先生们（不再是老犯人了）排两列队伍走上舞台。老几走在第一排中间，“立定”之后他发现自己两侧都是比自己矮的人，他成了金字塔的塔尖。老几感到很不自在，甚至羞辱。劳改农场的场长给每个人发了纪念品，一条新得发硬、带染料气味的花毛巾，一个新的大花脸盆，一套新衣服。据说新衣服是市面上老人家都爱穿但穿不起的涤纶料子做的。老几不由得想到了裹在腈纶衣裤里烧成火球的知青小邢。

　　 老几回到招待所，室友们不是去别的屋串门就是招人到自己屋来串门。他似乎挺碍别人的事，便一个人走到草地上。他要想想该拿自己怎么办。他以为自己是爱自由的，现在才知道自己怕自由。一有了自由，他就要考虑，婉喻还会不会接受自己，凭什么还要接受自己，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而让她和孩子们来接受。

　　 他没有目的地乱走，一会他发现自己走到了自己曾经的病房——那个“暖房”。就是说他走到医院来了。他迎面看到的第一个招牌是牙科。应该让婉喻看到一个有牙的焉识。他走进去，牙医和护士在给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上刑，男孩在牙科的老虎凳上扭作一团，自己的父亲按都按不住，一头汗地说：“谁让你不刷牙？！以后还刷牙不？！”

　　 不管老几是被毙了还是被赦了，这地方的人还是继续受牙病折磨。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等待。一个女牙医过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想装一副假牙。女牙医把他带进另一间屋子，拿出几种样品，要他挑一种。他挑了一种最便宜的，女牙医告诉他，最便宜的货紧俏，场里人都要最便宜的，要的话就得等。等多久？等两三个月。老几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是需要这两三个月的；他需要这段时间来恢复体力，调整心态，矫正结巴，清理虱子，等待牙齿。

　　 “请、请……请问费用……?”

　　 他想自己怎么回事，见个女牙医紧张什么？结巴又严重起来。

　　 女牙医请他明天来医院挂号，再来牙科量尺寸，做模子。

　　 这天晚饭时间，叶干事给每个老释放犯带来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在押期间被扣的工资会补发一部分，这是从那笔补发工资里支出的一小部分，主要考虑到每个人刚释放都会有各种用项，所以提前给他们预支了。

　　 老几很高兴能有这笔钱去付假牙的费用。拿了钱的老释放犯们都在商量如何花销。“你最需要买的是什么？”一个橡皮筋做眼睛腿的老先生以粉红的牙花咬着字眼，把“什么”说成“协么”。

　　 当老几告诉他们是假牙时，另外三个室友都乐了。他们的意思是，都到这岁数了，牙花都磨成牙了，还费那个事？说不定假牙还没有牙花好使呢！牙花嚼不烂的东西，肠胃能嚼烂，吃这么多年的油菜秸、青稞粒、七七芽，肠胃里都长了牙。老几没什么可说的。都这个岁数了，为了一个女人的眼睛不受罪而装假牙，他若把这个理由告诉他们，他们更会乐不可支。

　　 第二天老几换了那身涤纶的新衣服，刚要抚摸一下，手掌就把料子粘起来了。再一抹，料子啪嗒一下打了他的指尖。裤腿在他的脚踝上部飘荡，看上去他像江南的插秧农夫。不管怎样，这身衣服官方地正式地替代了他的囚服。他去了医院牙科，打好模子，走出来，迎面推来的担架车旁跟着的是颖花妈，虽然她围着红白黑三色长毛围巾，但老几很远就把她认了出来。颖花妈看见老几眼圈就红了。老几立刻明白躺着的人是邓指，当然，跟他记忆里的邓指不是一个模样了。老几反身跟着担架车往住院部方向走，一面问安徽女人邓指怎么了。回答说刚刚做了手术，麻醉着呢。什么手术？开膛破肚的手术。女人抽泣起来。老几不再问下去，因为他知道这是个说不出名堂来的女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明白丈夫到底哪里出了毛病。

　　 到了住院部，老几轻声向一个护士打听了邓指的手术，回答又干脆又简短：肝癌。老几又拉住一个中年医生，问邓指的手术成功率多大。医生说死马当活马医。医生护士说完都忙自己的去了，把老几一人留在正午的太阳下。老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应该回到邓指的病房去，回去又能干什么，跟安徽女人似乎都没法交代似的。他走到场部小卖部，买了四瓶糖水菠萝——那是小卖部的贵族食品，送到了邓指的病房，什么也没有说，匆匆告别了。

　　 一个礼拜后，他回到牙科去再次打模子，因为上次打的模子碎了一块。离开时他想起了邓指。他几乎把他作为一个患难之交想起的。这是最后的机会可以见这个患难之交了。作为患难之交，他有义务告诉邓指，自己获释了，要回到妻子婉喻那里去了。

　　 邓指靠在床头，手里拿了本杂志，场部图书馆借来的《人民文学》。他像个瘦黄的孩子，两眼却还是不服输的。一般得绝症的人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病情的，在邓指的案例中，颖花妈可能是倒数第二个知道邓指病情的。所以两口子都为老几的到来、老几的获释、老几的一身可笑的新装欢天喜地。

　　 “操，老陆混上涤纶了？”他伸手上来。

　　 老几正要告诉他这种鬼料子会走火，邓指的手指头已经给火星崩着了，哎哟了一声。于是又是一轮笑。颖花妈给老几倒了一杯开水，放了一勺红糖，催促老几趁热喝。同屋的病人见这边这么热闹，躲到外面晒太阳去了。邓指对颖花妈说，去买个午餐肉罐头来，中午宴请老陆。颖花妈欣然答应，裹上围脖走了。女人一走，邓指问老几，跟老婆通上信没有。老几说还没写信，怕婉喻一接到他的信会催他立刻回去，假牙就来不及装了。

　　 “别跟她说你那些浪荡事，知道不？”邓指说着做了个鬼脸。

　　 老几笑笑。七十多岁的人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他对婉喻的爱一定要从他的浪荡说起。

　　 “给，这个还给你。”邓指把一样东西放在老几手上。

　　 那块欧米伽。老几告诉他，这是他送给他的礼物，退礼物等于打人脸。

　　 “这块表捣蛋。”邓指指着表笑道，“没有它我一辈子都给女人蒙在鼓里。我宁愿一辈子给蒙在鼓里。所以我得把它还给你。就算我借来用了十多年，测量了一下女人的心。你要回你老婆那儿去了，戴着它回去，本来就是老婆给你买的。”

　　 老几没有问，邓指在降级之后，到了牧业中队，是否和牧业中队长对质或决斗了。他没有这种胃口和情趣来打听这种事。

　　 “别搞那么清楚。一个男人一辈子就一个老婆。到了这岁数更明白了，能和你说说话的就是你老婆。我家小三儿出去上大学了，找了个相好，嘿，也是咱这儿出去的，跟他妈一样的女人！你回到上海，跟你老婆好好过。没剩他妈的几天了。”

　　 邓指有点累了，脑袋在枕头上开始往下出溜，老几帮着他躺平。等到颖花妈提着一个装着罐头和苹果的网兜回来，邓指已经昏睡过去。

　　 老几告辞出来，迎着正南边的太阳站了一会；泪水花了他的眼。

　　 两个礼拜后，老几的假牙到货了，婉喻的信还没有来。在牙医的指导下，他把假牙装到嘴里，有一点松，但女牙医说松一点好，舒服，不磨牙肉，好比大一点的鞋子不磨脚一个道理。

　　 这套跟大鞋子一样舒适的假牙使老几马上尊严起来，也漂亮起来。可以算个看得过去的老先生。老几在招待所的食堂搭伙，时常看见邓指的媳妇在那里帮厨。她一见老几就笑得眼睛弯弯的，让老几把新涤纶裤子脱了，她给他放出一个边来，否则他那么冷的天穿着长裤衩似的。老几谢了她的心意，回到招待所找了针线，把裤子改长了。犯人的生活真锻炼人，现在他可以做女人的活，更会做男人的活，七十多岁的人，肌肉还是五十岁的。他一边飞针走线，一边想到邓指媳妇的可怜，当时他一句真话出来，邓指的手枪可能就要了她的命。她一直记着老几的救命之恩呢。

　　 到了大雪封山，通往大荒草漠外的公路交通都断了，邓指的媳妇问老几，为什么还不回家；其他“特赦”的老无期都走了。老几说他在等妻子的来信；妻子一定要做一番安排才能迎接他回去。

　　 邓指在年底的时候病危了。第一次抢救过来之后，他还是很精神。脸色已经不是人的脸色，原本很小的眼睛现在肿成了两条线，露出来的是曾经的邓指那副逼人的目光。

　　 “老陆，家里来信了吗？”

　　 老几摇摇头，笑笑。他一点不担忧，婉喻从不失约。

　　 “你睡觉睡着了吗？”

　　 这两个问题烦了邓指十多年。

　　 老几只是笑笑，没有摇头。他该体谅他，不想让他烦到最后一口气。

　　 他的眼睛从两道线里看了看自己的媳妇，媳妇出去了。他又看看老几，老几上去拉起他干巴了的手，上面可好看了，乌紫一块，青黄一块，还有橡皮膏揭了贴、贴了揭留的黑色印痕。

　　 “你媳妇不会来信了。”邓指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老几还是毫不担心地笑笑。

　　 “你干的浪荡事儿，别以为女人不知道。女人心里明白着呢！”邓指说。

　　 老几叫他别累着，说多了耗人，此刻邓指只能补，不能耗。邓指听进去了，闭上眼睛，但闭了半分钟又睁开，眼睛似乎没那么肿了，曾经的神采通了电一样放射出来。

　　 “老陆，你是个好人。宁可让我枪毙了你，都不肯说出实话来害颖花她妈。你知道那时候要毙了你有多容易？上级对你宽大多少人不服，随便找个由头就把你毙了。你知道吧？”邓指说。

　　 老几不动声色。看看，一直以来他的提心吊胆不是没有根据的。

　　 “邓、邓、邓政委……”虽然邓指的政委早就给撸了，老几还是按他一生中最大的官衔称呼他，“我、我……”他想说颖花她妈真的没有去过五千米海拔的高坡，但邓指打断他。

　　 “行了，”邓指无力地一笑，“你跟我还用装结巴吗？我不是早就知道你伶牙俐齿了吗？”

　　 老几愣了。他并没有存心装结巴；他一急，一激动，一高兴或一不高兴，特别想说话或者特别不想说话，他都是这样，天然自然地口吃，二十多年前那个讲台前用语言征服一颗颗心的陆焉识似乎不在了。

　　 邓指说：“难为你了，好好一个人，把自己活活整成残废。”

　　 老几没有在意邓指的怜惜和同情，他的心思跑远了，跑到婉喻那儿去了。他见到婉喻会不会找回原来那口温雅淡定，有标有点，落到纸上即成文章的话语呢？这时他突然被邓指的话吸引回来。

　　 “颖花她妈是个好女人。我不配人家。我凭啥把人家带到这鬼地方来？再也出不去了。……将来她有啥难处，你帮帮她。就算帮我。”歇一口气，他又说，“你看，你这‘无期’到头了，要走了，我成‘无期’了，哪儿也去不了。”

　　 老几在邓指昏迷的三天里天天去看他。老几从邓指的昏迷感到安慰：永别世界原来是有过渡的，昏迷便是这段过渡。昏迷使你不知不觉撒开了你不舍的一切，在沉入昏迷的前一刻也许还抱着希望，生还的希望，与亲人重逢的希望，甚至康复的希望。邓指在沉入昏迷的刹那，一定希望过，希望这不是最终结局，希望他和颖花她妈能结束他们的“无期”，一块走出这里。

　　 邓指去世很多天之后，他才回顾邓指说的话：假如颖花她妈有什么难处，请代为照顾她。颖花她妈是邓指带不走的心头肉，可邓指为什么要他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照顾她，老几想不明白。

　　 第二年春天，也就是１９７７年的四月底，高原的公路通车了，邮车带来了积存了一冬的信件邮件，其中没有一封信从婉喻那儿来。

　　 老几每天独自到草原上练习说话，他给自己的功课是朗读二十年来盲写的文章。每天两小时的功课做完，他都非常满意，给自己打满分。他残废了的语言会康复的，别急，再多给它一点时间。所以婉喻不来信，老几正好抓紧时间，搞语言康复活动。

　　 邓指的媳妇天天在食堂看见老几。现在她替代邓指为他烦心：“家里有信来没有？”“睡好觉了没有？”她现在当上了食堂的临时工，每次老几打饭，她都多给他半勺菜，眼睛在大口罩上方朝老几一抬，让老几意识到她的偏心，让两人一块在脑子里登记下这份偏心。

　　 老几告诉她，家里来信了，觉也睡好了。她开始很高兴，隔着口罩都能看出她的嘴咧开多大地笑，似乎终于可以告慰邓指地下的亡灵了。到了五月，她问他：“什么时候回家？”老几说再等等。从此，“什么时候回家？”代替了“家里来信没有？”

　　 因此她推断老几不诚实，没有说实话，一直以来都在骗她：他既没收到家里来信也没睡好觉。她停止了提问，无语地看看他，多给他的菜不是半勺而是一勺。

　　 老几自己是不急的。六月的大荒草漠流云飞花，他等的不仅是婉喻的信，还等着自己能养出点膘来。他被释放的时候体重只有一百零七斤，基本上是一副枯骨。他的婉喻怎么可能不来信呢？婉喻从来不失约的。

　　探监

　　我祖父在１９５５年被减刑之后，作为无期犯人转移到了浙江和江西接壤处的一所监狱。这就给我按时探监的祖母增添了难度。首先是路程上的难度，去和回要花费四五天时间，在她当了学校勤杂工之后，一个月请四五天的假是不可能的。在她第一次到浙江监狱探监时，就很不舍地告诉焉识，以后只能是每三个月来看他一次，第一个月的月初。从此，每一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第一天，焉识从来不会空等。等他被看守带到会见室的时候，婉喻总是已经坐在那里，静静地，似乎已经坐了半辈子。她也总是那样安静地一笑，站起身来，半丝旅途的风尘都没有。她的笑也总是带一点羞怯和惊喜，就像她不相信他会来赴约。两个人会不做声地坐一会，之后婉喻会说起孩子们的事情。她总是说孩子们的事情。他们有孩子啊，有那么好的孩子！孩子们身上各有一半她和他。每次见到他，她不能和他皮肉贴皮肉地亲昵，便以谈孩子来提醒她自己也暗示焉识，她与他肉体交合的证据。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能怎样亲呢？他和她在他们共同的孩子身上亲得化到了一处，亲得解都解不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有的秘密只能到如此了：他们的孩子被他俩生命的暗码所控制，那暗码是她和他血统的绝密信号。谈他们的孩子，就好比谈他们最私密的身体部位，他们最私密的那部分生命，那部分谁也掺和不进来的生命。

　　 “丹珏考上清华了！”１９５６年秋天婉喻这样告诉焉识。

　　 记得那次吗？他们被恩娘逼到太湖边？那个湖边的小客栈？他们被雨关在十平米的客房内，肉体似乎从皮囊的禁锢和灵魂的约束中腾跃出来，在蓝白印花帐子里贪玩忘返？

　　 “子烨研究生毕业了，因为是年级的尖子，所以可能留在大学里当老师！”１９５７年春天，婉喻带来这个消息。

　　 怀子烨那段他们糊里糊涂：她还在给大女儿丹琼哺乳，身上总有一股奶味，也许是那股奶味使他躁动。一夜一夜，他呼吸重了，也长了，在黑暗里嗅着那奶味，然后突然就扑向她。子烨是在那些夜晚中的某一夜降落到她腹内的？

　　 “子烨谈了个女朋友，老早就谈了，瞒牢我就是了。是他大学里的同学，家里蛮好的，是南下干部。”１９５７年夏天婉喻见了他就报喜。

　　 子烨的到来让他父亲挨了一棒子似的。大女儿丹琼之后，他和她说过：可以了，一个女儿很好了。她和他之间，什么都是他在做主，而那些精子却又贱又热情地奔向它们自己的追逐对象，众星捧月地围着那颗卵子。卵子终于傲慢地、无奈地在它们几亿个分子中挑剔，最终懒洋洋地接受了它们中的最殷勤勇猛者。

　　 “清华要保送丹珏到苏联留学呢！”１９５７年秋天，婉喻见到他就把小女儿的信铺开来给他看。

　　 小女儿丹珏总使他柔肠似水。他不止一次地想，无论自己爱不爱婉喻，丹珏身上有一半的婉喻。你看她的安静，你看她那突然耀眼的眼神！太湖边上的蓝白花帐子内，婉喻把那样的眼神偷偷输入了小女儿。

　　 于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是以婉喻来探监开始。在她谈孩子们的时候，她的手一样样摊开她带给他的东西。他吃惯的风鸡，腐乳，咸肉，糟鱼……她已经是个小恩娘了，所有恩娘式的食谱，都是恩娘留给她最丰厚的遗产，她都继承下来，做得一点不走味，不走样，让他总是以舌头思乡，以舌头回家，回到他们恩娘还活着的日子里。在没有自由的监号里想曾经的“没自由”，才意识到那“没自由”是多么自由。

　　 婉喻来探监的时候总是穿戴讲究，脸上扑着薄薄的脂粉。大概还是早年买的可迪牌香粉。她比过去略微胖了一点，身体把旧衣服撑满了。他偶尔问到家里的收支，她总说蛮好。有一次她还娇嗔了一下：“好像你对柴米价钱感兴趣一样！”她说现在日子好过多了，又不是金圆券的时候，有钱大家也要做强盗，整天在外面拼抢着买米买面。蛋炒饭不再像解放前了，解放前那叫饭炒蛋。女人洗头发用两个鸡蛋清也用得起！

　　 两人平淡家常地只讲孩子们的事。有一次，讲着讲着，一只肥大的虱子胆大包天地从焉识的领口爬出来，爬到喉咙和胸口相接的一带，婉喻随便一伸手，就像替孩子揩掉鼻涕疙疤似的，食指尖将它一揩，一抠，合在拇指上，再一碾，又在桌肚下一抹。动作流畅得没让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尴尬，也没让嘴里的话断线。于是，不用焉识介绍监狱的环境和卫生，婉喻对什么都有数了。再来探监，她带了两瓶万金油，眼睛看一眼焉识，不好意思地一笑，似乎没有把生白虱这样重要的监狱生活内容考虑到，是她的不周。

　　 婉喻探监的日子，成了焉识四季交替的临界点。春夏之交，婉喻带来笋豆、糟鱼；夏秋更迭，咸鸭蛋、腌鸭肫、烧酒醉虾；秋去冬来，椒盐猪油渣、油浸蟹黄蟹肉；来年开春，腌了一冬的猪后腿、风鸡风鹅、咸黄鱼都让婉喻装在罐子里、瓶子里、盒子里带来了……焉识拎着这些沉甸甸的食物往监号走，心里总是奇怪，来的一路几百公里，婉喻是如何三头六臂把东西搬运过来的？那手提肩扛、拖泥带水的长途征程怎么会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狼狈的痕迹？在会见室一坐，还是那个洁净透亮的婉喻，一脸的识相，对自己微微的寡趣乏味泰然坦荡，自知是改进不了的，但是没关系，你给她多少关注，她就要多少。

　　 1957年秋天，婉喻走了之后，监狱干部通知监狱工厂停工，全天打扫卫生。这场卫生一打扫就打扫了七天，监号里粪桶都刮薄了。每当这样疯狂大扫除，犯人们就知道会有重要人物要来参观监狱。这次不同，大扫除结束，看守和轻刑犯组织了一个清查队，来到每一个监号，把犯人们的私人食品都搜缴了，当做垃圾处理。婉喻亲手剥出的蟹肉蟹黄，也成了垃圾，被他们从罐子里倒出来，倒入两人合抬的大铁皮垃圾桶。婉喻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螫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每一个蟹爪尖，无论怎样难抠挖的犄角旮旯，婉喻都不放过，不舍得浪费一丝一毫的蟹肉……焉识的眼睛跟着垃圾桶往监号门口走。抬垃圾桶的是两个轻刑犯，他们已经走到了监号门口，就要拉开铁门出去。焉识一下子蹿起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那样一蹿。他扑在铁皮桶上，伸出的双手从垃圾桶里捞起一大捧蟹油蟹黄，和着烂苹果烂柿子塞进嘴里。

　　 一个叫张粹生的狱友死死抱住清理“垃圾”的轻刑犯，让他多吃了两口，因为张粹生知道为了剥出这些蟹黄，他妻子会付出多大代价。

　　 １９５８年10月1号，婉喻按时来看望他，似乎知道上一次带来的蟹黄蟹肉都做了垃圾，这次变本加厉，带了更大的一罐。他下意识就去看她的手指甲，它们都秃秃的，在剥蟹剥劈了之后给锉秃了。

　　 接下去，他告诉她，一批犯人很快要转监，但是转到哪里不知道。

　　 “那我到哪里去看你？”婉喻突然伸出两只手，抓住他右手的小臂。

　　 “总会让你来看我的。”他把胳膊往回抽。他不愿意旁边的看守们看戏。看守们今晚把现在看到的戏告诉他们的老婆，两口子哧哧一笑，粗茶淡饭都好吃了。

　　 她两只手不肯撒开。

　　 “到底到哪里去看你？”她手心冰冷。

　　 “总会有个地方的。”

　　 焉识一直想把那块白金欧米伽给她带回家，还有派克金笔、西装和大衣……除了韩念痕送给他的蓝宝石领带夹，他应该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交给她带走，也许家里钱紧的时候还能做点贴补。但他几次都打消了念头。一旦他把这些东西交还婉喻，婉喻一定以为他在交代遗物。他看看看守，看守赶紧把脸转向一边，一面反刍刚才看到的戏剧：敌人也有女人爱呢，敌人的两口子也卿卿我我呢。

　　 “到底是去哪里？”婉喻发抖地问。

　　 “不会的，不要多想……就是这个监狱太小了，装不下那么多人。”他说，保持一个松弛的微笑。

　　 她点点头。“反右”之后，她学校里好几个老师消失了。城市的人口被“反右”反下去一部分，总有其他地方会拥挤起来，比如这个监狱。

　　 他试着把手臂往回抽，给婉喻使了个眼色。这眼色很管用，就像当年回避恩娘那样，她立刻让他抽回了手臂。他这样使眼色让她心颤，因为她把它理解为他碍于看守而不能与她火热，就像当年碍于恩娘，他无法肆无忌惮地火热，他也很苦。得到这样的逻辑，她自认为被压制了的火热更火热，更销魂，她脸颊也烧了起来，垂下了头。几秒钟后，她又抬起头。

　　 “我会找得到的。随便你到哪里。”她的眼睛又是一道流光，柔媚艳情，让他几乎可以推翻她一向安分的心性，他几乎认为，她即便心是安分的，身子也是野的，比他还野。比他总在向往的自由还要自由。

　　 1958年的10月9日，整个监狱突然紧急动员，干部们通知犯人们要在三个小时之内做好上路准备。去哪里？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带吗？带得了的都带上。结果很多东西被认为是带不了的，比如张粹生的拖鞋、睡衣，比如陆焉识的书籍。书籍只允许他带两三本，其他的都扔下，由监狱当局转交给家属。焉识决定带那套民国初年出版的《石头记》。那套书上浸透了父亲藏书的气味，那就是他闻惯了的陆家的气味。

　　 三小时的准备变成了九个多小时。犯人们对于完全未知的转监死磨硬泡，尽最大努力磨洋工，一个团的警备部队荷枪实弹押送，也无法使犯人们动作快起来。到了傍晚，雨来了，从监狱到火车站的路仅有十来公里，犯人们却走了近三个小时。一列闷罐车停在离站台一公里的仓库区，押送人员手里提着马灯领队上车。所有的警备士兵三步一哨沿铁路站开。

　　 焉识爬上火车，一股热烘烘的骡马体臭扑在脸上。这是拉骡马过来的列车。他转过身来，想寻找同监号的张粹生，突然觉得自己瞥见了什么。与其是他瞥见，莫如说是直觉的雷达扫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隔着四五道铁轨，隔着铁丝网，黄黄的路灯下立着个穿农家蓑衣的身影。细雨从天上落下一层纱，让他认为发生了幻视。婉喻不会那么疯的，赶到绝对秘密的启程地来。他惊坏了，立刻忘了寻找张粹生，侧身挤到一个小窗口。

　　 他拉开小窗口的铁窗盖，那个身影似乎算好他会朝小窗方向移动，便也跟着移动了几步。现在他看清了，是婉喻。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又逆着一团乱的人群划拉着，再次来到门口。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想做的事很蠢：他想跳下车。跳下车做什么？去跟婉喻跳脚发火，说她野得没边了，命也不要了？还是跳下车鱼死网破地迎着她跑过去？

　　 他是被一个看守当胸一掌推回来的。看守大张着嘴在对他喊叫什么，嘴张得那么大，把他的眼睛鼻子都挤小了，挤到额头上去了。他随便看守去吼他骂他，心里在想另外一回事：婉喻是怎么知道犯人们转监的出发时间和地点的？……难道她上次探监之后就没有走？一直潜伏在监狱附近？那么她潜伏了八天！她到底在哪里潜伏的？她缩回紧拉他小臂的手，眼睛中流光一闪：“我会找得到的。随便你到哪里。”

　　 焉识的面前，两扇铁门拉拢，铁门闩沉重地插上。铁门闩有婴儿的胳膊粗。那是锁大牲口的门闩。

　　 火车在半夜才开动。他恍恍惚惚地抓着一根铁杆子站在车厢里，站了多久也忘了。等他站不动了，四下看看，想找个地方坐下，已经没有地方了。犯人们全躺下睡着了，大多数人的枕头就是离开监狱前发的五个罗宋面包。他连脚都拔不出来，因为一张脸紧贴他的脚面睡得死沉死沉。一盏马灯晃荡在车厢中央，不久前它的光亮下面是发呆无聊的牲口面孔，现在它一视同仁地照耀着上百张人面，焉识搞不懂为什么一当囚犯就有了一张不干不净、不堂不正的面孔。再过一会儿，牲口气味淡了，人的气味浓上来。陆焉识发现，相比聚集成众的人，牲口气味并不难闻。

　　 火车开了半夜一天才第一次发水。发水的时候车门打开一条缝，犯人们从那条缝里把自己的茶缸或水壶由押车的干警传递下去，装了水再传递回来。焉识挤到门口，从人缝和门缝向外看，看到的是远处近处的深秋稻田，一洼洼的泥水，每一片小小的水面上都映着一片非雨非晴的灰白天空。他一惊，缩回身体。他想看什么？想再次看到那个眼熟的身影？他巴望她一直陪他陪下去？他什么时候巴望过她的陪伴？

　　 有时闷罐车在不知名的地方停下来后，火车头就开走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停下，停多久。焉识便会做孩子的白日梦：列车无期的停顿给婉喻赢得了时间，婉喻可以追上来了。于是停车时间越长，他越兴奋，也越紧张，心在和婉喻一块追赶似的。一旦火车头挂上来，再次拉着闷罐车慢慢开拔，他的心会往下一沉：婉喻又被甩掉了。婉喻是无法追踪这列行迹秘密的火车的，这点他很清楚，但他相信婉喻是有这种妄想的；她的妄想美好而大胆，一直追随装载着他的这列火车。

　　 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他爱婉喻。婉喻自己认识到的那一点寡趣乏味，不碍事啊，无伤大雅，他爱了她这个整体，就什么都是好的了。正因为她的寻常和安静，以及那点寡趣和乏味，她偶然的那些小水妖般的风情流盼才珍奇，才宛若神鬼附体。她其实是摸不着底的。他不知道她究竟可以疯成什么样，野成什么样，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

　　 闷罐车开了三天，焉识靠着车壁，闭着眼睛，睡睡，醒醒。途中已经有人死了；病死的，渴死的，或是死于抑郁悲哀的，所以腾出了一点空间。到了第四天，列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这是甘肃地界了，风冰冷坚硬，每节车皮派两个犯人去车站的机井打水。刚打了两桶水，水就抽不上来了。接下去的路程，全列车的犯人要靠这两桶水活命。焉识是被指派的两个打水人之一。等他拎着空桶，跟在担着两桶水的犯人后面回到站台上的时候，每一节车的门口都挤满茶缸、饭盒、水壶。一个干警叫喊：谁也不准闹，不准乱！每人都会有一口水，轮流来……列车首部和尾部的犯人看见中间几节列车的犯人先得到了水，便大声抗议起来。尾部的一群犯人竟然跳到站台上，向所剩不多的水百米冲刺。列车首部的人看见尾部的人行动在先，便也跳下车来，扑向水桶。十几只哨子同时吹出急促的短音，伴随着劈了的嗓音的叫喊：所有犯人们立刻回到车里去，不然就当逃跑论处！人们都丧失了听觉，干渴是一切后果中最坏的后果，任何下场都比活活渴死要好。干警和士兵们进入了备战，眨眼间就封锁了小车站。列车上的紧急电话也摇通了，距离此地三公里的工兵团正在集合，很快就会赶来增援。

　　 焉识仗着高个头，一眼看出去，站台都黑了，一大片着黑衣的脊梁起伏拱动。真是一个可怕的集体，假如能齐心一致，那些全副武装的解差们是不可能挡住他们的。

　　 工兵团的士兵们乘着卡车到达，黑了的站台开始转黄。哪里都是黄军帽、黄军装，黄河决堤一样淹没了黑色。免不了发生皮肉和金属的冲撞，枪托砸在肉上、骨头上的闷响，正面人物对着反面人物的呵斥叫骂，反面人物朝着正面人物的惨叫求饶……焉识也挨了莫名其妙两枪托。这个时候，什么都讲不清了，想不想造反，先给两下子再说。其实就是为一口水，扑灭一下喉咙里的焦渴，没有一个人的企图超出生物的最初级需求。

　　 一场平叛结束了。年轻的解放军士兵个个是打了胜仗的样子。着黑衣的躯体大部分都瘸了歪了，被扔上列车。人群彻底散开后，显出地上躺着的五六个人，其中四个已经死了，不是抢水就是混战的牺牲。死者之一是张粹生。

　　 焉识此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张先生在车上一直找你。昨天还问我看见你没有。”说话的人叫刘国栋，一脸大胡子。

　　 焉识后悔极了。上车的时候他跟张粹生被人挤散，之后他的脑筋一直被婉喻占据，没顾上去找张粹生。他记得张粹生跟他说过的最后一段话。那是他们转监的中午，他拿出婉喻带来的油浸蟹黄请张粹生吃。张粹生说：“我爹爹最喜欢吃王宝和的螃蟹宴。”他爹爹是上海的一个不小的资本家。“伊就是太想不开，一辈子赚那么多钱，也舍不得放开吃一次螃蟹宴，都是吃请。你的家主婆对你真好。”

　　 他们的闷罐车走了五天，才到达目的地。干警和士兵吆喝犯人们下车时，大家都互相打听到了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人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小声传开了：“西宁城外。”

　　 “你来过此地吗？”有人问。

　　 被问的人茫然地摇摇头。

　　 当天中午，运输部队派来了几百辆嘎斯大卡车，把犯人们装上去。走了一阵，路就没了，车轮下出现了枯得发白的草。往后看，往前看，嘎斯们在草里忽上忽下，如同在草海行船。犯人们恐惧地互相看看：他们被弄到这自古无路的地方到底会干什么？

　　 横来的风带着细小的雪花，落在草的大漠里无声无息。

　　青海来信

　　1976年初冬，我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微带酥油气味的信。这个气味在她的生活中已经断了十一年。信封上的字体她是熟识的，似乎没有记忆里的那么狂狷，圆滑了一些。信是七拐八弯才转到她现在的新家地址。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来的。在此之前，上级把丹珏从“五七”干校招回，要她挂帅完成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项目完成后，冯丹珏就成了生物学界的重要研究员，也就是1990年后人们称呼的“大腕”，大学照顾她，分了她一套很小的单元房。她在学校和报上登广告，用了半年时间，把她那一小套和母亲的一小套换到了一起。老小姐总是和姆妈生活在一起的。现在的两间房的老式公寓，就将是婉喻和丹珏母女永久的生活格局。

　　 婉喻在新里弄里开始的新生活，简直是一次新生。没有人再拿眼角扫她，也没有居委会的传唤。相反，她搬过来的第二个星期，里弄居委会就到家里来探访，送了她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告诉她居委会每星期学习两次，读读报纸、文件，学学“毛选”，欢迎婉喻去参加。婉喻参加后就发现这里就是老年女人的俱乐部，除了读报和读“毛选”，大家讲讲儿媳妇的坏话，再给某个被儿媳妇斗败的老太太出出气，或出出主意。里弄里也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个退休的老女工，旧社会的童工，非常爽快，拉起婉喻的手时，婉喻觉得那是一双男人的手，又大又热乎，手掌粗拉拉的。别人叫她阿敏，婉喻也叫她阿敏。

　　 阿敏带着所有老太太们挨户宣传，让赖在家里不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出不了门；一出门就围攻他（她），告诉他们上海人民不欢迎寄生虫。老太太们的活动很多，每天从早饭后安排到晚饭前：监视某家窗口，观察那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是否又在家里给人看病开方子；不定点地站暗哨，因为弄堂里总有不学好的男孩女孩，躲在角落里做丑事。这些青春男女有时会歪歪斜斜地站在弄堂口，对过往的人评头论足，或者乱打招呼：“小妹妹，上次在徐家姆妈家跟人家香面孔的是侬吗？”或者：“阿哥，不认得我了？”被招呼的人表露出错愕，他们就一哄而笑。老太太们戴上红袖标，不时到弄堂口把他们轰开，并且威胁他们：“我认识你爸爸姆妈的，要我去告诉他们吗？”或者：“我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叫他们来捉小流氓！”

　　 警察们对这些老太太确实买账，好比当年的老八路依靠土八路打胜仗。警察们还真被老太太们调来过几次，有一次捉了个翻窗偷盗的外地流民，另一次捉住了一帮打算偷汽车的“病退”知青。到了工农兵大学生开始进大学的时候，大部分“反动学术权威”已经被“解放”，老太太还负责提供预习功课的服务，把公社推荐回来的好知识青年介绍给前“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仅次于扫盲的补课。

　　 婉喻渐渐觉得生活充实起来。对焉识的惦记、内疚和思念都被转移了。她毕竟做了多年的中学老师，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居委会老太太，气质风度不同，所以当她上门劝说那些不肯下乡的毕业生时，就没有挨臭骂或吃闭门羹。到了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回到里弄里的知青有十来个了，婉喻就拿他们做例子，说服赖在上海的毕业生们：“你们看看，到农村好好种两年田，回来就是大学生；过去考大学哪里有这么便当！”

　　 婉喻自己也要帮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补课。他们几乎都是文盲，许多课程婉喻要从最基本的讲起。好在考试只是走过场，所以一个两个礼拜的补习就足够。婉喻成了几条弄堂里最受欢迎的居委会阿婆，走到哪里都听到：“冯家姆妈侬好！”

　　 1974年春节，居委会给几个军属家庭送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镜框之后，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婉喻和阿敏。阿敏问婉喻有没有想到过申请入党。婉喻羞怯地一笑。她不想告诉任何人她的入党申请书怎样被烧成灰，作为断了此念的偏方被她吞服下去。

　　 “我跟几个支部委员讨论过，觉得你条件蛮好的，要不要写一份申请试试看？”粗拉拉的阿敏此刻显出奇怪的细气。

　　 婉喻递交入党申请是出于对阿敏的报答。自从1954年焉识被投进监狱，谁对她好她都受之有愧似的。她的入党申请居然被认真讨论了，婉喻被认定为最有希望的培养对象。当她收到焉识那封带酥油气味的青海来信时，六十八岁的婉喻已经作为新鲜血液被吸收进了党内。

　　 婉喻在居委会身兼数职：财会、安全员、孩子们的辅导员。谁家来了客人，婉喻都有责任尽快弄清他方方面面的情况，看看是不是被各种运动扫荡到这里来的不良分子，拿这几条弄堂做避风港。

　　 丹珏很晚回家，有时她回到家晚饭都没有做。有一天她嗔怪母亲说：“侬忙来，姆妈！比我还要忙。我这样忙，还有加班加点工资好拿！”

　　 婉喻只是安静地笑笑。她的这种安静是真正的安静。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像我祖母这样安静。她此刻不知道，正是她的这份安静让我祖父每每想到就怦然心动。并且你也不会相信她已经七十岁出头，她的驻颜术就是安静。丹珏比以前话多了，抱怨啊，牢骚啊，一顿饭可以说个不停。在“五七”干校丹珏就把烟抽上了瘾，尽管抽起来还是女人气十足的，可以说是带点妖娆的，但她曾经的那种素净的雅致和美丽不见了。现在的丹珏有一张中年女人的面孔：偶尔会出现极难看的瞬间，不时也会亮出绝美的刹那。再有人讲到对象和婚姻，她就会扬起脸大笑，笑出一大口烟。有时候她脸仰得过于痛快，嘴张得太奔放，你会看见她整齐的牙齿内侧都是暗色的，被烟熏暗了。

　　 丹珏的重要职务给婉喻和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福利，电话就是其中一样。经常打电话来的人是居委会和她哥哥冯子烨。冯子烨几乎每天打个电话来，问问姆妈饭吃过吗，吃的什么，胃口怎样。最近的一天夜里，来了个长途电话。长途话台告诉婉喻，来电是从东德打来。婉玉抱着电话，听着嘶嘶声从听筒深处游来，那是声音在进行长途旅行的声响。突然地，婉喻听到一声“姆妈”，中断联络多年的大女儿丹琼在电话上和母亲重逢了。丹琼没说两句话就哇哇大哭起来，说可找到姆妈了，找了数不清多少年了！每次出了美国，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她都会打许多电话到上海，想方设法地找姆妈。大女儿像个逛城隍庙逛丢了的孩子，委屈而愤怒。当问到父亲时，婉喻说他出差在外地，短时间回不来。大女儿似乎比小女儿要小多了，哭诉着她没有母亲的这么多年，如何从欧洲嫁到美国，如何在寂寞和富足中相夫教子。丹琼哭得婉喻熬不住了，跟着流泪。丹珏被姆妈哭醒了，跑到客厅。她和姐姐说话的姿态和语气都很僵硬。对于姐姐丹琼来说，世上还有值得她如此狂哭狂喜的悲欢离合，丹珏感到有点难为情。丹珏敷衍几句，把发出哭啼的话筒迅速还给母亲。她拿不住这样一个感情的烫山芋。

　　 收到焉识从青海寄来的信，当晚婉喻做好雪菜肉丝面等着丹珏下班回家。等到丹珏上了饭桌，开着玩笑发牢骚，说“四人帮”里有两个半上海人，所以外地不供应上海人肉吃，幸亏姆妈切肉丝的手艺高强。现在大家都想到动物园里去给关在笼子里，因为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吃肉不限量。

　　 “小囡囡，侬爸爸来信了。”婉喻突然说。

　　 丹珏吸面条的嘴停止得颇古怪。她看着母亲，断了的面条又缩回碗里。母亲不做评说地把信放在桌子上。信是被拆开来读过的。丹珏又继续吃，故作平淡地问：“讲了什么？”

　　 “他放出来了。人民政府特赦的。”

　　 “真的？”

　　 丹珏的怀疑让婉喻心里一痛。退休后她似乎生活在孩子的荫庇下，享受的是孩子们给她的福利，她觉得自己该拿出什么来换这份荫庇和福利。

　　 电话响铃了。丹珏接起来，立刻说：“哎，告诉侬噢，老头子放出来了。”

　　 婉喻一看就知道丹珏在跟她哥哥说话。“老头子放出来”像一句警告，而不是一个喜讯。冯子烨在三十分钟之后到达，摘下口罩，露出一张严阵以待的脸。进门就问丹珏：“放出来的还是跑出来的？”

　　 “信上讲放出来的。”

　　 子烨把信拿过去，站在八仙桌旁边阅读。读完了，想一想，又转回去，再锁紧眉头读其中某几个段落。“文革”之后，人人都会读被藏在字下的内容，个个都是侦查员、分析家。

　　 “难讲。上次他跑出来，要是给我们也写这么一封信，谁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子烨说。

　　 三个人面对面坐下，婉喻起身，给丹珏拿来一个洗过的烟灰缸，不然她会把烟灰弹在空饭碗里，这让婉喻觉得不清爽。等她回到八仙桌边，丹珏说这次外面没有贴通缉令，应该是真的吧。子烨认为，说不定公安局存心不贴通缉令呢，追捕逃犯的战术各种各样。婉喻坐下来，好像被讨论的是她自己似的浑身不自在。她准备明天给信封上的地址发一个电报，告诉焉识，请他报告火车班次，这边好接站。子烨却决定先不回信，等一等看，假如是逃跑出来的，他找不到他们也会自我暴露，被警察再捉进去，跟他们也没有关系。

　　 婉喻静静地说：“他到底是你们的爸爸。”

　　 “姆妈，侬勿要糊涂噢！伊上趟回来惹出多少事体？！”子烨光火地说。

　　 婉喻不做声了。1964年初焉识确实没少给孩子们惹麻烦。本来人们已经淡漠了子烨有个险些被毙的反革命父亲，那次陆焉识的逃亡又把人们的记忆激活了。子烨任教的大学里到处都是学生们冷冷的侦查目光:安分的冯讲师居然有个亡命天涯的逃犯父亲！后来学校到浙江乡下筹办分校，子烨赶紧要求去分校教学。他知道自己不要求学校也会派他去，与其被发配不如主动当先驱。“文化大革命”里，已经在乡下的子烨交代了又交代，陆焉识早就变成了母亲的前夫，也就是他的前父亲，早在1965年夏天就断绝了一切关系和消息，但人民群众还是麻烦他，一直麻烦到1976年10月。

　　 “再说伊放出来还是跑出来，跟侬还有啥关系？你们老早离婚了！”

　　 婉喻现在是个听话的母亲，依顺孩子们的做法：等确定了陆焉识现在的身份再给他回信，他的身份无非有两个，一是逃犯，一是劳改释放犯。每天夜里，等丹珏睡下后，婉喻就拿出焉识这么多年写的信。一小箱子。她把信放在鼻子下闻着，那股酥油气味已经遥远了，但还一息尚存。刚来的这封信像活着的身体，散发出浓郁的体臭，把婉喻过去盼信的感觉都唤醒了。

　　 婉喻每天又开始盼信了。从年初盼到春天，那种微微带酥油气味的信没有再来。她很清楚焉识同时也会盼望她的回信。收不到她的回信他不能名正言顺地回到她身边来。

　　 1977年春天四月间，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来自××××信箱的信。她急忙拆开，看到一封公函。公函上的领导把她作为家属接受这份通知：陆焉识先生已于去年十一月获特赦而被正式释放，请家属方面配合政府工作给予接受。陆先生自从获释以来，一直居住在农场招待所，但招待所房间有限，不久新的一批特赦人员就要居住进来，所以请家属抓紧时间安排陆先生的居住。特赦人员中少数无法回原籍的，已经由农场接收为就业人员，但鉴于陆焉识先生的情况，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即便留在农场，场方也无法安排他的晚年生活。

　　 婉喻放下这封公函，一直坐在八仙桌旁边。屋里的光线慢慢退去，夜色渐渐进来，她都毫无感觉。

　　 她站起身，却不知道为什么站起身。不久，她已经下了楼，顺着弄堂往街上走。她也不知道到街上去干什么。当她抬起头时，发现身边是一家酱菜店，她走进去。一个缸里放着紫檀色的块垒，她盯着它们看着。一个营业员上来问她：“阿要买玫瑰大头菜？今早刚来的。”

　　 营业员挑了两块玫瑰大头菜，问她：“够吗？”

　　 婉喻点点头。玫瑰大头菜被装在一个报纸糊成的口袋里。婉喻从身上掏出一张钞票。这张十块钱她总是放在贴身口袋里，万一贼骨头偷走了她的钱包，也算是有备无患。

　　 她走出店门之后，向街道的一头走了一截，发现不对，又转过头，向另一头走，不大确定这个方向是她来的方向。再说她从哪里来？是从学校里下了班来的吗？还是从居委会学习会场上来的？她脑子里只存着几秒钟之前的记忆：路面不平，走路差点绊倒……树叶开始落了，要把厚衣服从箱子里翻出来的……人现在怎么走路都横着走？尤其这种叫做病退知青的人……

　　 她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过头，看见手搁在她肩上的人很面熟，非常面熟，她想，记不得人家名字不好，还是应该笑一笑。

　　 “姆妈！你跑到哪里去了？！急死人了！”

　　 她对着一笑的人原来是女儿。还好女儿没看出自己的尴尬：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可是不能开口叫她女儿啊，总得叫她名字啊，叫不出她名字，她就该不高兴姆妈了，天下姆妈哪里有叫不出女儿名字的？

　　 “我看你不在家，粥倒是还煨在锅里——都煨煳了！我想你总不会走远的吧，就下楼来找你。眼看着你从弄堂口走过去，往那边走，我奇怪死了！姆妈怎么屋里也不认识了！”

　　 可是女儿叫什么名字？一定要想出来，不然人家要笑死了。

　　 女儿问她：“姆妈，你买什么了？”

　　 “没买啥。”她笑笑，为自己想不起女儿的名字而心虚地笑笑。

　　 女儿从她手里夺了一样东西去。原来她是买了东西的。她和正在打开纸包的女儿一样好奇，往纸包里探头探脑，一股好闻的好熟悉的气味让她想到了很多，但一个想法都抓不住。

　　 “哦，你去买玫瑰大头菜了呀！家里酱菜多的是！我这个礼拜天买了那么多！”

　　 “哦，玫瑰大头菜。”她新学了个名字，来称呼这样从童年就开始吃的东西。

　　 “姆妈，你没带皮包怎么就出去买东西了呢？……用的是救急的那十块钱？……找回来的零钱呢？”

　　 婉喻一下子站住了。女儿把她搀到楼上，自己又急急忙忙下楼去了。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婉喻站起身，理了理头发。她听见一个男人轻声说：“小妹，这是姆妈第几趟丢钞票？”

　　 回答是嘻嘻哈哈的：“第三趟了！老了，糊里糊涂的！走过自己家弄堂都不认得了！”

　　 婉喻听见两个人进来了，赶紧往里面房间走。她害怕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们。还有就是，她想多听听他们讲话。她发现他们在她面前讲话和背着她讲话不大一样。这时候她抬头看见书架上一本书，上面写着：冯丹珏著。

　　 对了，女儿不叫“小妹”，人家是有个大号的，叫冯丹珏。和冯丹珏讲话的那个男人叫冯子烨。

　　 “上一趟是因为老头子来信，姆妈就神志乌之了！”陆子烨说。

　　 婉喻走到客厅里，说：“我没有神志乌之。”

　　 子烨一惊，似乎看着一个突然学会回嘴的孩子。但只是一刹那，他就赔起了笑脸。

　　 丹珏把手里一把钞票放到桌上说：“喏，姆妈，你买大头菜的找头。九块六角一。营业员说你跑得太快，刚刚拿着找零转过身，已经没你影子了！”

　　 子烨笑着说：“讲讲而已，其实就是拖着不找钱。看见姆妈这样的老太太，他们心里已经算好要沓便宜了。”

　　 我父亲冯子烨对于人的评价一向不怎么样。他活了好几十岁，碰到别人对他坏，他觉得爽气，大家过招就是；偶然碰到对他好的人，他觉得很烦，首先弄不清对方这份“好”到底有什么图头，要花许多精神去猜度分析，再说，对方对你好，你还得以好还好，一来一去，二来二去……多么麻烦！

　　 丹珏的嘴角叼着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指着那封公函说：“老头子要回来了，姆妈？”

　　 婉喻说：“他是你爸爸。”她的表情很中性，不怒不喜。

　　 丹珏呵呵地笑起来。她说：“叫惯了！”

　　 子烨说：“他回来住在哪里？你们这里是两个女人，不方便的。总不见得这么大岁数再去结婚。”

　　 婉喻不说话。她的意思可以被看做：结婚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可以？

　　 子烨看懂了母亲心里在顶撞他，因为他接下去说：“老也老了，还结什么婚？不难为情吗？”他并不讲清楚是谁难为情，一对老男女呢，还是他们这一对中年儿女。

　　 丹珏看看母亲，调侃说：“姆妈一点都不老，人家都以为她是我大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以调笑逗母亲开心。而母亲今天很不给他们面子，一直是那张宁静得空白的脸，低垂的薄薄的眼皮下，你看不出她的眼珠子有一丝活动。

　　 “总归不能再结婚。不难为情也不行。”子烨说，“政治运动靠得住过两年要来一次，放出来再捉进去的人多的是，中央领导就多的是！过两年又要捉老头子进去，再离一次婚？滑稽死了！”

　　 楼下有人叫喊：“冯家姆妈，有人找！”

　　 那是一楼邻居家的保姆的嗓音。婉喻的眼皮抬起来，她心里一大堆混乱而大胆的盼望就在她眼皮的动作上。很快楼梯上便响起脚步声。这幢老楼的楼梯又深又陡，像个音箱，可以把各家来人、走人的消息通过脚步声传递给邻居们。

　　 进来的是中年女人，热络得要命，一手拿着一把伞，一手端着一碗青豌豆炒虾仁。丹珏认识那把伞是母亲的，但婉喻似乎是第一次见到中年女人，脸上堆起她见陌生人特有的客套微笑。中年女人自顾自坐在了八仙桌边，两句话谈下来，丹珏和子烨弄清了客人姓何，是某知青的母亲，住在两条弄堂后面的楼上。多亏了冯家姆妈的补习，她的知青女儿考上了大学，这次从淮北农村席卷一切地搬回了上海，带了一点当地土产，青豌豆是其中之一。从何姓女人的话里听起来，她跟婉喻是熟识之极的，好多次婉喻上她家补习，都是丢三落四的，这把伞就是两个多月之前丢在她家的。

　　 丹珏看看母亲，对何姓女人抱歉地笑道：“阿拉姆妈越老越小了！”

　　 等到女客人热热闹闹地告别之后，子烨问母亲，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以后她再热情登门，大家总要叫个名堂出来。

　　 “我不认识她呀。”婉喻说。她眼睛睁大了，一脸孩子的诚实，还有一点委屈：明明她没有做过的事，硬要赖到她头上——好事坏事不去管它，代人受禄也不好，不是冯婉喻的品性。

　　 丹珏拿起那把伞：“这是我们家里的伞，姆妈。”

　　 “是……吗？”婉喻问道。

　　 丹珏看着哥哥，要他评理似的：“我们家一共三把伞，我还记不得？”她又是那样笑笑，搂住母亲的肩膀，表情和姿态是纵容的，像是说：你看看，姆妈老了，就成了她晚辈们的孩子了。

　　 婉喻到了厨房，看见锅里果真是煨干了的粥。因为炉子上的火开得很小，所以粥并没有焦煳，只是接近锅底的部位沉积得非常厚，如同湖底淤泥，需要挖泥船才能挖得动。粥还是可以吃的。婉喻用铁勺子奋力挖粥，听见子烨说：“这个老头子，就是晦星！顶好还是要他不回来！你看，姆妈脑筋已经受刺激了！”

　　 婉喻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可怕。她想，子烨说的也许是对的：她脑筋受了刺激。也许焉识不该回来。他回来或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在她心里，他没有走开过。假如她跟子烨、丹珏说：我爱你们的父亲爱得太深，他在不在我身边都没关系，不妨碍我爱他，并且你们的父亲也同样爱我，我在不在他身边，对他也一样——假如你跟他们这样说，一定徒劳，比徒劳还糟，他们在背地里会笑死。很早的时候，丹珏的牙还没有被烟瘾弄黑的时候，她问过婉喻：“姆妈，你欢喜爸爸吗？”婉喻说那当然。当时暗地担心自己要做老小姐的丹珏那样看着婉喻；她原来以为自己样样都优越于母亲的，现在发现在一桩最重要的事情上，母亲竟然比她优越。“那么爸爸对你呢，他也欢喜你吗？”丹珏想了一会又问。“那自然喽。”

　　 丹珏从那以后再也不问这个问题。天下母女都是在无意识中做对手，她们不想竞赛都不行，因为她们之间最有可比性，所以她们事事都会下意识地相互攀比：相貌，才华，丈夫，命运。也是无意当中，丹珏给婉喻击败了。

　　 1989年，当我帮祖父把他所有盲写的书稿誊抄到纸张上，我才知道，就他们之间的爱情来说，我祖父和我祖母是有差异的。陆焉识做囚犯的二十多年对我祖母冯婉喻大大有利，因为二十多年够他不被干扰地认识他对妻子的爱，认识到他曾经判定的“无爱”是他一生最大的误区。

　　 婉喻慢慢地用铁勺当挖泥船挖出板结了的粥，放进一个一品大碗。一个跟焉识共同从中舀紫菜汤、咸菜豆瓣汤的一品大碗。丹珏的脸探进厨房，看看母亲怎么一声不响了那么久。

　　 “姆妈？”

　　 婉喻转过脸：“粥还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加点开水就可以吃了。”小女儿欣然赞同。在这个家里所有关于俭省的倡导都会得到欣然赞同。

　　 因此今晚婉喻几乎用了十块钱买两个玫瑰大头菜在兄妹二人看是个事件，令他俩紧急对视的大事件。婉喻还烧煳了粥，丢失了雨伞，不认识熟人，兄妹俩这天晚上一再地用眼睛相互报警。丹珏把板结的粥兑上开水，用力搅动，终于搅匀了，再把玫瑰大头菜切开，浇了点麻油。他们的晚饭一般来说都欠缺营养。她们都是典型的欠缺营养的上海女人形象。那一碗青豌豆烧河虾仁是今晚的主菜，难得这样营养丰富和奢侈，因此婉喻给子烨也拿了双筷子来分享。

　　 “明天写封信给老头子吧，”做哥哥的说，“让他先在青海找个地方住下来。租个房子应该能租到吧？”

　　 丹珏用筷子挑起一团煳粥，放在嘴里，声音从粥后面出来：“那你写好了。我不写。”

　　 “我写老头子要不高兴的。”

　　“他反正要不高兴的。我们不让他回上海，他高兴什么？并且你要找个道理跟他讲，为什么不让他回来。我找不出这个道理。你写。”

　　 “你就告诉他，他在监狱里不了解外面情况，外面其实紧张得很，政治运动说来就来，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给我们再找麻烦。政府又没有跟我们书面认错，说当时捉他进去是错的，过两天又来运动了，再把我们算成敌属我们找谁去？”子烨说。

　　 “那你就给老头子写呀，把这些道理告诉他呀。”

　　 “我告诉你，是请你来写。”

　　 “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写呢？你这个人滑稽吗？”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来写。”她脸上两片红晕。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会如此羞愤，她的一对儿女马上掉开脸，不敢看她。焉识是她婉喻的一部分，任何人多余焉识，就是多余她。人一老，对于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多余最为敏感，他们整天都在看儿女们甚至孙儿孙女们的脸色，看看自己在他们生活里的定位错了没有，错了就是多余。没有比发现自己多余更凄惨的事，慢说被多余的是比自己性命还要紧的焉识。

　　 “我给你们的爸爸写信，就告诉他，我搬出去了就接他回来。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

　　 母亲这一席话马上让丹珏哭起来。一家子总是这样：你觉得你可憋屈够了，他觉得憋坏了的正是他。这就是女儿和母亲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丹珏现在跟谁都不会掉泪了，除了她觉得受了母亲的委屈。她又是抽泣又是指控，这么多年难道不是她丹珏在陪伴母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也总是这样，这类话一说开，你欠她情，她负你债的意味就暗示出来了。

　　 婉喻看着兄妹俩，明白一直以来她给自己定错了位。原来家里的主人一直不是自己，连每个礼拜天带着老婆孩子来吃一顿不交钱的中餐的冯子烨都比婉喻有资格做这房子里的主人。他们为了父亲牺牲得太多了，为了母亲也牺牲得足够了。当然，每当这样的家庭控诉大会发生，事后大家都会重归于好，就像天下所有的长辈和晚辈一样。

　　 婉喻这次却记了仇。等到第二天，大家以为一切又重归于好了，婉喻悄悄地给焉识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已经很久没有静静地给自己研墨、镇纸，如同一种感官享受那样将狼毫笔若虚若实地落在宣纸上。光是这写的方式已经决定了婉喻的信的特色，它的不可取代的“婉喻性”。光是这样的一点一画、一撇一捺就已经属于她的表白：触觉的、神色的、内心的。她写下这么多年来她的思念之苦，写下她对他从未间断的诉说，还写了东一点西一点的回忆。

　　 我祖母写给我祖父的信非常优美。可惜到了我们再也不会有那样优美的情愫和表达方式了。灭绝了。但是我祖母婉喻在这封信里的回忆很多都是错的，据我祖父说，事情不是那样的，没有那样美好，他不像她写的那么美好。婉喻颠三倒四的走样的记忆一方面由于她的记忆是主观的，因为她一厢情愿地去那样记忆事物；另一方面，因为就在她给我祖父写那封信的时候，她的失忆症已经开始。我不愿意叫它“老年痴呆症”，我觉得她的病和老年没有必然关系，似乎她宁可篡改记忆，最终把记忆变成了童话。谁也不能说满脑袋童话的人是老年痴呆。

　　 婉喻在那封长达六页纸的精美书信上告诉我祖父，她一定会以一个新家来迎接他回来。从此以后，焉识的回信她都藏起来，不再让丹珏和子烨看。焉识在信里让婉喻别急，他会等待的，这么多年都等待了，不急这一会儿。

　　 我小孃孃冯丹珏在那天痛哭控诉之后，不久就恢复了一个科学家的冷静。她知道自己和哥哥的话伤了母亲的心。那之后一个阶段，她对母亲非常温柔体贴。她的小心翼翼让她和母亲陌生起来，因此她便更加小心翼翼。几个月后，她在里弄的墙上发现了一张油印的调房启事：某人愿意以一套两卧室的房子调换两间分开的房间，有没有客厅都无所谓，亭子间也行。下面留的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这个想调房子的人显然是甘愿吃亏的。启事是印在那种桃红色、菲薄的劣等纸张上，似乎“针灸治疗痔疮”、“最新脚气灵批发”，或者“大米换山芋干”的启事都是印在这种纸张上。丹珏去上班，看见公共汽车站也贴了好几张同样的桃红调房启事。汽车站人山人海，丹珏决定走一站路到终点站去乘车。一路步行过去，每一根电线杆上都贴了一张桃红调房启事。此人一定是急疯了要结婚，把自己跟家人分开，宁可去住亭子间。

　　 丹珏在实验室里突然想到母亲那天说的话：“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不得了，无数桃红调房启事后面，那个急疯了要调房结婚的人可能就是冯婉喻！

　　 她给哥哥子烨打了电话，把调房启事的事情告诉了他。子烨看得比妹妹严重：一旦母亲独立门户，给她和陆焉识做主的就是婚姻法，恋爱不分早晚，婚姻自主不分老少，晚辈们就再也干涉不了他们。政治运动一来，说不定人民和政府发现放错了人，再来一场大逮捕把他捉回去，一切都会从头走一遍，陆焉识就成了个法律上的父亲来毁坏他儿女们、孙儿女们的生活。冯子烨自己可是个好父亲，他大半辈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时掌握防人和攻击人的能力；他从不愿给孩子们做个才智学识过人的父亲，而是给他们做一个世俗的大众化的父亲，因为这样的父亲安全，容易让大众认同，他给予儿女们的父爱也才安全，源源不断，不会被某个政治运动截断或剥夺。

　　 丹珏说，母亲想跟父亲结婚，谁也不该拦，谁也拦不住。母亲有为人妻的愿望，她也有这份权利。子烨让妹妹别急，容他想想，多难的事情他这辈子都碰到过，没有他想不出对策的。

　　 在家里，婉喻一如既往地去居委会开会，各个里弄宣传文件、动员学习。她唯一的变化是比过去更加安静。她的安静中添出一种满足，就是那种“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满足。桃红色的启事被雨水冲掉了艳丽，但马上就有新的贴上来。连丹珏大学门口，也出现了同样的桃红纸张。一个急于给自己搭窝、筑洞房的人才会这样干啊。丹珏多次想问婉喻，调房子的启事是你贴出去的吗？但是话到嘴边她又觉得不可能。婉喻像干那种事的人吗？差点把全上海都贴成桃红的了！

　　 有一次丹珏乘着学校的车（她现在已有偶然坐坐学校的旧伏尔加的特权了）去另一所大学讲课，突然看见婉喻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脚上穿的是一双粉红色的绒布拖鞋。这双拖鞋是她专门为孙女准备的，虽然孙女长大后很少来看她，一个学期不过来一两次，做祖母的却一厢情愿地为孙女准备了高档拖鞋和睡衣，还有一套新被褥和洗漱用具。丹珏赶紧让司机靠路边停车。她追上婉喻时，婉喻正站在红绿灯路口东张西望，似乎四个方向都是错的。

　　 丹珏叫了一声便上去一把拉住母亲。婉喻回过头，虽然只是半秒钟的惶惑，丹珏还是看出来了。

　　 “姆妈，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女儿问道。她把不经意相遇的表情做得很真。

　　 “是你啊……”婉喻说。

　　 所以最开始那半秒钟的惶惑不是丹珏的错觉，确实是母亲在辨认女儿。

　　 “你去哪里，我让车子送送。”丹珏看见那辆伏尔加已经开过来了，走走停停，等待丹珏的指示。

　　 婉喻脑子里起风了似的，所有念头想法都被刮得一片弥漫。她要去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这一点是没错的。所以她胸有成竹、目标坚定地对女儿笑了笑：忙你的去吧。

　　 丹珏不想指出她脚上的粉红绒布拖鞋。这双嗲溜溜的小妹妹拖鞋在那双干缩了的解放脚上嫌大，婉喻穿着卡布龙袜子的脚趾从拖鞋前面露出来，大脚趾触到了1978年春天的上海的地面——还没有禁止随地吐痰的上海地面。丹珏不容分说地架着母亲的胳膊，把她拉到伏尔加旁边。司机已经跳下车，拉开了后座的门。丹珏也不管她的演讲是否会迟到，一切都不要紧了。她的手一直留在母亲的胳膊上，让司机把车往自己家开。母亲一直在和她客气：“用不着送我的，我慢慢走好了。”她灰白的鬓角对着丹珏，像孩子一样新奇的眼睛看着车窗外：上海从这个窗口里看出去是个陌生城市，一个美丽的陌生世界。

　　 就在这时，她看见婉喻皮包的拉链是打开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封信。信是寄往青海的。原来婉喻是要去邮局寄这封信。

　　 “姆妈你的皮夹子呢？”

　　 婉喻回过头，看着丹珏两手撑开的空皮包。

　　 “你没有带皮夹子出门？”

　　 婉喻的目光慢慢在空空的皮包里移动。看到那封信，一个猛子醒来了，睫毛和单薄的肩膀都抖了一下。

　　 于是我的小孃孃断定，她的母亲心里熬着巨大的痛苦。熬成什么样子了？心智都要丧失了。那天晚上，丹珏演讲结束后，她把婉喻带到了外面。市面上已经恢复了不少老馆子，凯斯林、红房子、梅陇镇……小孃孃冯丹珏把她母亲带到了红房子，要母亲点两样她年轻时候喜欢的菜。

　　 婉喻看了看菜单，羞怯地说：“那个时候都是你爸爸点菜的。”

　　 丹珏只好当家，为母亲点了一菜一汤一道甜食。她在主菜上来的时候问母亲：“姆妈，你想调房子是吗？”

　　 婉喻看着她，摇摇头，嘴角一道番茄汁。母亲的目光是清澈的，那样清澈，什么谜底你看不出？丹珏为自己和子烨对母亲的怀疑愧怍不安，笑了笑说：“这就好。我们就放心了。”

　　 而那些桃红启事并没有消失，它们在不断更新，变本加厉，贴到了小菜场、南货店、煤气站、银行。丹珏问子烨什么时候拿出他几个月前说的“对策”，子烨在电话里拖长声调哎呀一声，听都听得出他在抓挠他那类似工农子弟兵的发式。丹珏忍不住了，约子烨到一个电话亭去给贴启事的人打电话。他们按照启事上的电话号拨通了电话，那头接电话的人竟然是里弄居委会，两句话一谈，子烨发现接电话的人就是婉喻的入党介绍人阿敏。阿敏没有听出子烨的声音，伶牙俐齿地介绍起情况来。她说要调房的是一位老太太，读书人，教养好，派头也好，就是跟孩子们相处不来，想有个自己的房子，再小的亭子间都没有关系，离开孩子们远一点就行。子烨问老太太姓什么。阿敏立刻警惕地反问：“请问你姓什么？”居委会老太太们跟儿子儿媳们斗争起来总是团结一致。

　　 挂了电话，子烨和丹珏在电话亭里相顾无言。

　　 “大概是姆妈。大概不是。”妹妹说。

　　 “就是她！”哥哥说。他一脸羞恼，似乎自己的女儿在外面惹风流官司，被他捉住。

　　 “姆妈不承认。”

　　 “承认不承认都是她。不承认是她知道难为情！这么老的人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不想那些事了！”

　　 兄妹俩结伴往回走的路上，子烨拿出了对策。

　　 “要不这样，老头子回来，住在我家里。我家比你家大一点。不行的话，我再去跟学校吵吵看，看能不能多吵来一间房。半间也好的。”他顺着自己的思路走了一会儿，然后就想到那封劳改农场来的公函。又说：“我要把公函给领导看！我就这么跟他们吵：噢，我父亲吃饱饭没事做跑到青海去的？！是你们莫名其妙把他送去劳改，二十多年放出来，你们不给我房子，叫我怎么办？！政府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屁股要我们小老百姓来揩啊？！”他似乎正在跟某个不可视的人吵。

　　 冯子烨现在很会吵，吵得非常雄辩，吵出了逻辑和公正，两年前吵到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住房，算全校教师中最宽敞的居室。在1978年的上海，宽敞和豪华是同义词。他到丹珏家拿着公函走了，斗志昂扬。一个家必须有那么个会吵的，陆家兴盛了五代，衰败就衰败在不吵；太看不起吵。他现在要好好吵，重振陆家。他走的时候回过头对妹妹说：“等我的消息！”

　　 两个礼拜后来了消息。冯子烨把劳改农场领导去年来的公函给他学校领导看了，并对他们说，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部分。领导答应等新的家属楼落成后，考虑给冯子烨换一套大些的单元。冯子烨仍然是吵，新楼落成？太遥远，太飘渺了！老人家不能在地老天荒的流放地等着遥遥无期的新楼。最后他吵赢了，领导答应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暂时给他半间小屋，过渡过渡。但那间小屋要到暑假才能腾出来，他只能先吵到这里。

　　 我祖母婉喻听到我父亲冯子烨带来的好消息微微一笑，接下去就神不守舍了。她两只手在八仙桌的小抽屉里摸摸索索的，不知道要找什么；她前一秒钟想到要找的东西，下一秒钟已经忘了那东西是什么。

　　 “姆妈，你找什么？”

　　 “哦，不找什么。”

　　 一年多以来，这是这个家里最经常发生的对话。我的小孃孃丹珏在这种时候总是特别疼爱母亲的，不是搂住她削薄的肩膀，就是挽住她无力的胳膊，撒娇地笑道：“姆妈又糊涂了！”与其说是对母亲撒娇，不如说是娇宠母亲。

　　 房子的事苗头有了，桃红色的启事便开始褪色，被雨水冲走，最后消失。

　　 暑假开始，子烨和丹珏赶紧去看那吵来的半间房子。房子在一幢学生宿舍的顶楼，屋顶斜斜的，进门的地方容得人站立，往里走就只能坐下，走到头就必须平躺。原先堆放的是美术系老师的画具颜料和半途而废的画作，所以房子的最大好处是那股不难闻的调色油气味。

　　 婉喻给焉识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他可以回上海了。

　　回上海

　　我祖父回上海前夕，我祖母的失忆症已经恶化。一次居委会的阿敏堵住下班的丹珏，向她报告，婉喻又交给她一份入党申请书。她对阿敏羞怯地说，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政治上不过硬，现在老伴要回来了，政治上的包袱也就没有了，所以斗胆向组织申请入党。阿敏缩头缩脑地指着楼上冯家的窗口，愁苦地小声笑道：“你看看，她怎么连入党这种天大的事都忘了呢？”

　　 从此后，婉喻再到居委会去，阿敏就把她送回来，要她好好休息。

　　 到了我祖父陆焉识从青海回到上海那天，我祖母连居委会是怎么回事都忘得干干净净。阿敏偶然看见她在阳台上晾晒衣服，便向楼上招手，问她早饭吃了没有，她会客气地回答：“侬好。”婉喻头一次见某个人，就这样跟人家正规地打招呼：“侬好。”所以阿敏以后也不再跟她招手了。

　　 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他先来了一封电报，报告火车班次。那几天小孃孃的演讲太忙，实在没时间接站，我父亲只好带着我一道去火车站。故事就是从这里把我裹进去的。

　　 因此，接下去出场的这个穿着小喇叭裤、正准备考大学的女孩就是我了。像所有十九岁的女孩一样，她要忙的事情太多，光是秘密恋爱和剪裁缝纫时装就快要累死她了。所以她告诉父亲冯子烨，她要温课，没时间跟他去火车站。父亲一脸凶蛮，说他没跟她商量，去车站是“必须”。

　　 火车是从西安开往上海的，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都有一层黄色尘土。站台空旷了，流放归来的老祖父却迟迟不出现。父亲烦躁地说：“回了他电报，叫他别动，别动，还是乱跑。好了，大家肯定错过了！”父亲不愿承认，他已经不记得老头的模样了。他开始以为老头的大个头会让他一眼认出来。女孩子从来没见过她的祖父，他所有照片都被她父亲烧掉了。“文革”中父亲从她祖母那里找出所有她祖父的照片，在马桶间里烧了一夜，瓷砖都熏黑了。她和她哥哥从来不清楚祖父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个大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后来他们明白想弄清祖父的具体罪状是妄想，那个时期的罪状都比较抽象。

　　 渐渐的，整个空站台就把父亲和她晾在正当中。她爸爸骂骂咧咧，都打算带她走了，突然看见车尾巴那站着个人，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并不高大。他疑惑地往他们这边走几步，盯着他们看，是以整个身姿来体现那个谦恭微笑的。他明显地在希望他们先开口问话。

　　 父亲小声跟他自己说：“不是的，不是的，一点影子都没有！”

　　 女孩儿也但愿不是的。这老头样子猥琐，不是那种敢做敢为敢犯王法的模样。

　　 老头唤出了父亲的乳名：“毛头！”（他们三姐弟的乳名为：大囡囡、毛头、小囡囡或小妹。）

　　 此刻父亲把女孩儿往老头的方向使劲一推：“这是你爷爷，叫阿爷！”

　　 原来这是他坚持要带她来的原因：她叫一声“阿爷”就省了他叫“爸爸”了。接下去阿爷的泪水流下来。他脸上皱纹太多太乱，所以眼泪流成横的斜的直的。女孩父亲的眼睛也湿了一下。这场合不流眼泪是不近情理的。从这一刻开始，大家都降低辈分，沿用这个孙女的称谓，叫陆焉识“阿爷”。因为“阿爷”可以用来尊称任何人家的老头，不像“爸爸”，只能称谓血缘定义的那个重要角色。叫了“阿爷”，便可以混过去不叫“爸爸”，以免下一场政治运动再次让他们改口叫老头别的头衔，都难堪，也费事。

　　 阿爷陆焉识的行李很多，儿子子烨在火车站口叫了一辆出租车。路上，阿爷叫女孩“澄纯”。女孩一惊，他还记得那个只用了三年的名字。她在进幼儿园时就改叫“学锋”了。她父母在这方面宁愿放弃品味情趣也要跟时尚。

　　 到了家老阿爷的眼睛就到处看，但只要他发现你在看他，他眼睛马上就老实了，听了“向前看”口令一样直视前方。不久家里所有人都会发现，他的动作在暗中被口令控制着。最初的介绍完成，女主人钱爱月又回到厨房烧菜，男主人冯子烨出去买啤酒，学锋也赶紧逃进她的小屋。学锋的哥哥去北京上大学之后，这里就是她的卧室和书房。他们小时候的上下铺现在做了仓库，两层铺板之间塞满被子、棉絮、书籍。写字台朝窗，坐在桌前就是脊梁对着门。学锋打开台灯，窗外天黑了，窗玻璃忽悠一下，似乎有个人影刚刚映在里面，又退了出去。她马上回过头，正瞥见老阿爷离去的背影——他不做声地来看了看孙女的屋子和孙女？还是想看看其他什么？

　　 他听见学锋起立，便站住了。此刻他站在过道的阴影里，样子真的非常灰暗。他笑笑说：“读、读你的书吧。读吧。”

　　 学锋问他是不是在找什么。他说是在找。到底找什么呢？找冯婉喻。

　　 女孩张了一下嘴，似乎给老阿爷逗乐了。她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一个如此灰暗不堪的老人竟这样坦白，或者说俏皮。他微微口吃，嘴里有话的时候，嘴唇却被摆错形状似的，要重摆几次才把话吐出来。学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冯婉喻两天前让冯丹珏陪她去理发店做了头发，从此后就不肯出门，怕头发的波浪给风吹塌了，给雨淋化了。现在冯丹珏正用学校的伏尔加把冯婉喻往这里送。

　　 菜都端上桌了，冯婉喻还没有来。楼下的传呼电话来叫人了：“冯子烨，听电话！”

　　 子烨听了电话回来，招呼大家先吃饭，因为冯婉喻不太舒服，今天不来了。陆焉识的脊背慢慢地靠到椅背上，彻底放松了，也失望透了。

　　 冯子烨看看父亲，心想，看来要阻止老鸳鸯的第二次新婚，是要费点劲的。而且，让老头一人住在楼顶的半间屋里，老太太说不定会跟进去，那就更看不住他俩了。所以吃完晚饭冯子烨就宣布，老阿爷住学锋的绣房，学锋搬到学生宿舍楼顶上那间斜顶阁楼去。就像所有青春男女一样，学锋巴不得搬到外面住，方便她秘密恋爱，也不用听母亲“洗手了吗？衣服穿这么少？！”的唠叨，更不用看父亲坏脾气的面孔——每当穿喇叭裤，他这副坏脾气面孔就摆出来。当晚她就把被褥和几件衣服打了包，父亲用自行车驮到她的新居去了。

　　 爱月给公公烧了两大锅水，倒进很久不当浴盆用的浴盆。兑上冷水，浴盆里的水涨到半满。老阿爷跟前跟后，道歉一般嘟囔着“自、自己来，自、自己来”，嘟囔一声，人就打个弯，双手朝前一送，可以理解为作揖，亦可以理解为抢夺爱月手里的毛巾、换洗衣服、小板凳——浴盆比较高，爱月担心老阿爷跨不进去（她太不了解家里来的这个老人怎样的身手矫健）。她要老人穿子烨的棉毛衫裤，那是一套洗得极其柔软，膝头和肘部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像大部分上海女人一样，爱月会缝纫，其他各种手艺也都会一点，因为没有比学会各种手艺更省钱了。

　　 老阿爷一看换洗衣服不是他自己的，人又是弯一弯：“我、我自己有的，有衣服的。”

　　 爱月说：“晓得了，你有的。那些衣服给你洗洗再穿。”

　　 老阿爷有点着急了，说：“都、都是洗干净的！”他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年，多么非人的环境都把自己伺候过来了，现在环境这么好，怎么能把自己交给人家去伺候呢？

　　 爱月说：“子烨关照的，要我把你的衣服放在开水里煮一煮，再拿进屋里来。”

　　 他们一家住三楼，往上走半段楼梯，就是一个小水泥露台。爱月在上面养了四只下蛋母鸡，还垒了一口烧木柴的灶，坐了一口铁锅，用来煮鸡食、蒸米粉肉。用煤气蒸米粉肉是用不起的，两三个小时的煤气费，把猪肉都蒸成龙肉了——钱爱月原话。偶尔也在铁锅里染染毛线和衣服。实在想奢侈一下，就用铁锅烧热水泡盆浴，那么这里就成了小型老虎灶（上海人把卖开水的店家叫做老虎灶）。比如此刻为老阿爷烧水。

　　 他们从火车站回来之后，子烨把他从西北带回的行李放在门外，就是怕行李包裹着什么微小活物回来。

　　 老阿爷说：“老……白虱是没有的。都捉干净了。”

　　 爱月笑笑说：“晓得你没有老白虱，阿爷。还是当心点好。你快去洗澡吧，水要冷了！”

　　 老阿爷不再说什么，但他不知怎么又跟着爱月到了大门外，正好看见爱月用一把火钳子在挑那根绑在旅行包上的布带子。旅行包的拉链报废了，他只能用布带子把包捆绑起来。

　　 “让、让我自己来！”他说。

　　 “你快去汰浴！”儿媳说，有点不耐烦了。这家人很少享受浴盆里泡澡的待遇，给他这待遇他还不领情，水都要凉了！

　　 老阿爷不理会她的心情和心意，走过来用黑黑的指甲解着布带子的结，解不开，又用牙。他的假牙不比指甲好用，所以最后还是指甲解开了死结。他从里面拿出四瓶沙棘酒，两瓶菜籽油，一塑料袋煮野鸭蛋。

　　 “野鸭蛋！我自己捡来的！”老头得意地把塑料袋在儿媳眼睛前面晃一晃。

　　 家里人很快发现，只要他不紧张，不在辩解，不在回答你的提问的时候，是不口吃的。

　　 等到老阿爷洗了澡出来，水泥露台上的大铁锅里已经又烧开了一大锅水，子烨和爱月一人拿了一个火钳子，把西北带来的衣服一件件放进锅里烧煮。他们尽量伸长手臂，这样他们的身体就可以远离火钳子上夹的外套、毛衣、内衣内裤、袜子围脖……不去看火钳到底夹的是什么，你一定以为他们从某角落夹出了死猫或死老鼠，要不就是从阴沟里掏出的一团沤久了的糟粕。他们煮的大部分东西都九成新，显然老阿爷在回上海之前狠狠打扮了自己一下。还有一件衬衫和一套涤卡中山装一次没穿过，现在也一视同仁地给一锅烩了。把那套涤卡中山装用火钳子抖开时，夫妻俩对视一眼。这大概是老阿爷陆焉识做新官人的行头吧？

　　 第二天是礼拜天，一般夫妻俩会赖赖床，但子烨听见老阿爷已经起身了。子烨不想起来，在床上翻了个身，听见爱月说：“他一个人摸出摸进要紧吧？”

　　 子烨赶紧爬起来。他不仅是好爸爸也是好丈夫，很疼自己的家主婆。像上海大多数好男人一样，他会干许多女人的活，比如烧饭烧菜洗衣熨衣。爱月跟他过下来不容易，曾经那个他爱疯了的大学女同学就不会跟他把日子过下来。甚至还没开始过，就撤退了。他到客厅的时候，发现父亲已经独自出去了。那个拉链报废的旅行包里，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犯人原来是很整洁的。子烨把旅行包打开一点，看见那套仍然潮湿的中山装叠得见棱见角地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被摆在旅行包最下面，那件崭新的衬衫也折叠得如同百货商店柜台上待售的货品，只是在昨晚被烧煮消毒的时候染了颜色，染得蓝一块黑一块，那几片深红大概是他的毡袜褪的颜色。他重新打包是要出发去哪里？去跟冯婉喻私奔？也许是他不愿意自己的东西给煮得繁花似锦。也许他压根就不愿意他们碰他的东西。犯人原来这么护窝，这是狗或狐狸的本能。

　　 这时楼下传呼电话叫人了：“三十号，冯子烨听电话！”

　　 电话是妹妹丹珏打来的，说还没起床就接到老头子的电话。只剩兄妹俩的时候，他们就叫陆焉识老头子。这样叫还是最顺口，也最能体现两兄妹“哀莫大于心死”的玩世不恭。丹珏说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到她家电话号码的。子烨的猜测是这样：老头子今早起得早，坐在沙发上没事做，研究起茶几的玻璃板下压的几个电话号码来。他猜想有一个一定是丹珏家的，于是就到公共电话亭里一个个试打，终于打到丹珏那里去了。丹珏告诉哥哥，老头子约他们的母亲出去用早餐。子烨嘎嘎地笑起来，一对老活宝已经开始约会了呢！丹珏告诉哥哥，母亲冯婉喻现在已经梳妆打扮停当，要她到弄堂口去叫一部出租车差头。

　　 兄妹两人决定赴父母的约会，冠冕堂皇的借口很好找：怎能让老阿爷大老远回到上海掏腰包呢？一对老人自己在外吃饭做儿女的不放心……丹珏向父亲建议这样意义重大的早餐应当到锦江饭店去吃。

　　 子烨骑车带着学锋，爱月骑着自己那辆打扮得珠光宝气的红色小轮盘自行车，一家人直奔锦江饭店餐厅。冯婉喻和丹珏还没有到。五分钟后，一个身影晃进来，子烨抬头一看，是陆焉识。陆焉识简直是摇身一变。昨天晚上的灰暗脸色完全蜕掉，两颊微红，眉毛又浓又黑。最让子烨一家惊奇的是他的一头卷发，昨天稀疏无力地贴在头皮上，勉强盖住他大大的头颅，现在却浓黑卷曲，梳理成一种年轻的样式，可以想象他还能倾倒一群贼心没死的老妇人。看来老阿爷一早出门，找到了一家理发店，把自己的头脸好好收拾了一番。他看见子烨一家脚步一顿；他没有料到在这里会遇到伏击。

　　 婉喻和丹珏相依而至。婉喻银灰的头发做成了宁静海面上的波涛，额头上轻轻拱起一个弯度，十分的曼妙。身上穿着豆绿色外套，焉识不知道这种外套叫春秋衫。她看了焉识一眼，又回过脸去看丹珏，脸上两片浅红。这么个岁数还如此娇羞，子烨和丹珏小臂上刷啦一层鸡皮疙瘩。焉识眼睛忙不过来，一会看婉喻，一会又转向丹珏。丹珏感觉到这种气氛中必有的可怕压力，喘气都急促了。她索性扬起嗓门对焉识说：“你离开家的时候，我还在高中！现在你在马路上碰见我，还会认识吧？”

　　 焉识看不出丹珏在活跃气氛，排减压力，被她这句话弄得动感情了，眼泪汪上来，一面认真地点点头。

　　 “我……我后来也看过你的。” 

　　 丹珏率性地哈哈一笑：“那不算，那是银幕上的人！”

　　 婉喻跟不上了，此刻插话：“谁在银幕上？”

　　 丹珏说：“那部片子很多地方都没有放映，你们那里倒是放映了！”

　　 焉识说：“我们那里很多片子都比你们这里先放呢！”

　　 他甚至有点炫耀，好像他去大西北逛了二十多年，而不是九死一生地服了二十多年的刑。

　　 “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多岁！跟我现在是两个人了！”颇长的烟龄酒龄熏陶了丹珏的嗓音，那是一种粗粗的、沙拉拉的嗓音，可以给你的听觉抓痒痒，因此你一听就爽。

　　 焉识的嘴唇又动了两下，似乎嘴唇又摆错了形状而没有说成话。遇到这时候，丹珏和子烨会飞快对一眼：他们的父亲是个能说会道、开口成章的人，现在嘴巴多迟钝？就在谁都在说话、谁都没听别人说了什么的热闹中，子烨把婉喻安排在上座，中间隔着丹珏，又请焉识坐在丹珏旁边。

　　 丹珏点了几样点心，生煎馒头，蟹粉小笼包，萝卜丝饼，豆浆。锦江的点心贵就贵在每样点心都比别家小一半，丹珏嘻哈着评价。早点端上来，每人的筷子都在为别人夹点心，都在和别人推让，有时被夹到别人盘子里的点心又被夹回去，于是筷子在桌上横穿纵跨，充满盛情而缺乏效率。任何外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很少在这个档次的餐馆消费的人家，都很紧张，每个人都怕自己比别人吃得多，谁吃得最少谁就赢了似的。

　　 焉识把一只蟹粉小笼包隔着丹珏搛到婉喻盘子里。婉喻轻轻说了声谢谢。

　　 焉识向前探身，这样可以隔着丹珏对婉喻说话：“还记得那年的蟹粉吗？你送来的？”

　　 婉喻也微微把身体向前探，也是为了隔着丹珏可以看见焉识。丹珏一动，她无法看清焉识了，便靠回椅背上，朝焉识这边侧着脸，微微一笑。焉识也跟着她靠到椅背上，假牙文雅地合拢在桂圆那么小的包子上。现在丹珏和嫂子爱月热烈地说起话来，不停地打手势，身体重心不停地移动。丹珏每次移动身体重心，焉识和婉喻就得跟着移动，这样才能隔着丹珏相互对视。现在丹珏两个胳膊搭在桌上，他们俩上身便向后靠，争取错过丹珏的脊梁形成的隔断，继续他们有一搭无一搭的谈话。丹珏和嫂子爱月谈着学锋考大学的事，这一门功课强、那一门功课弱，考不上怎么办，等等。丹珏每换一次坐姿，移动一下身体重心，坐在她两旁的一对老年男女便前俯后仰地找着对方的面孔、眼睛，继续他们无关紧要的谈话。

　　 后来我知道那些听上去无关紧要的话其实是意味深长的。我的祖父说的几乎都是双关语，比如：“这点蟹黄剥起来也要剥半天了。”或者：“欧米伽还蛮好，一看它就想到那时候了。”

　　 两个人前俯后仰地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从餐桌边站起时，婉喻对焉识说：“来白相哦。”

　　 焉识愣住了。这时丹珏看见他在愣怔，挤挤眼睛，调笑道：“姆妈约你去玩呢！你答应她呀！”

　　 焉识愣住是因为他以为婉喻会带他回家，从此他就和婉喻继续他们中断了二十多年的日子。

　　 焉识正要对婉喻说什么，婉喻已经跟着孙女学锋走到前面去了。

　　 丹珏跟上去搀起婉喻柔弱纤细的手臂，往电车站走去。子烨推着自行车过来，看见父亲还站在饭店大门口郑重目送，叫道：“回去了！”

　　 焉识刚要走，婉喻向他回过头，一个年轻的微笑浮起来。

　　“伊是啥人？”

　　我祖母冯婉喻回过头，朝着焉识而生发的微笑还没有消失，就问丹珏：“伊是啥人？”

　　 听了母亲的这句话，丹珏脸上出现了一连串表情，让我来试着排列它们：她首先下唇一垮，露出半截略带烟垢的门齿，接下来眉毛挑起，一刹那后，眉头又迅速凑紧，同时鼻翼张开。应该说这是我小孃孃比较难看的一些瞬间，最后她眼睛从母亲脸上移回来，完成了自认为的耳误，再是错愕，然后微怒，最后悲哀同时感到好笑。她知道母亲有多么爱父亲。婉喻等待苦盼焉识的几十年她不想参与也参与了。

　　 “姆妈，陆焉识是啥人啊？”丹珏温婉地问道。

　　 “是你爸爸呀！”婉喻毫不犹豫地回答，同时出来一种怨怪：难道连这个还要问吗？

　　 “我爸爸长得什么样子？”丹珏又问。

　　 “什么样子？！”婉喻看着丹珏，没说出的话是：亏你问得出？！女儿这是没有记性呢还是没有良心？

　　 “姆妈，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人，就是陆焉识。”丹珏生怕吓着母亲似的，声音平板单调。

　　 婉喻看着女儿。她还是给吓着了。

　　 “那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婉喻小声地说，摇摇头，“焉识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不是一直在等焉识吗？”过一会她忽然笑了，也是小声地说：“你们两个就跟我打棚好了！这么大的人，一天到晚跟姆妈寻开心！”她指的两个人是她的儿子和女儿。

　　 丹珏想说服母亲，他们没有和她寻开心，是她的失忆症在寻她开心。但婉喻又开口了：“那个小妹妹蛮好白相，是那个女人的女儿？”

　　 丹珏慌了：母亲不认识离别已久的丈夫还有情可原，连自己的儿媳、孙女都不认识了！也就是两个月前，爱月和学锋娘俩才来过，还吃了婉喻做的八宝鸭。丹珏发现婉喻大致明白自己的记性出了毛病，因此是有些自卑的，话也不敢多说。有时她甚至猜出来，该告诉李四的事情，她却讲给张三听了。两个月前那次，她也许就没有认出爱月和学锋，只是跟大家打了个圆场，装得热乎乎的，就钻进厨房做菜去了。假如失忆症以这个速度发展，要不了多久，婉喻也会把丹珏当陌生人。

　　 丹珏给子烨打了个电话。子烨是在传呼电话室接的电话，因此说话非常自由痛快，一口一个老头子，“老头子幸福死了，说姆妈一点都没变！”

　　 “她没认出老头来。”丹珏小声地说，眼睛盯着母亲卧室的门，拨电话之前她悄悄把那扇门掩上了。

　　 “不会的吧？”子烨说，“她待他那么亲！”

　　 “大概心里蛮欢喜老头子的；只不过是拿他当另一个老头子欢喜！”丹珏几乎是快乐的，世界上有这么好玩的事情她不可以快乐吗？

　　 “瞎讲！”子烨不愿意妹妹往母亲身上用这种不三不四的推理。

　　 丹珏大笑起来。世上的儿子都这样，母亲生出他们之后最好入庵为尼，连自己父亲都碰不得她们；父亲碰碰都要碰脏她们的。

　　 “伊不记得老头子不要紧，连你老婆你女儿都不记得！问我那个小妹妹是谁。”丹珏还是忍不住地笑。

　　 后来一次，丹琼打来一个越洋电话，一切就更清楚了。婉喻客气地敷衍着大女儿，回答丹琼所有的提问都是：“蛮好。”“身体怎样？”“蛮好。”“胃口好吧？”“蛮好。”接下去，睡眠、上海的天气、孙女孙子，一切都是“蛮好”。电话挂断，她问丹珏：“这个女的是啥人？客气来！”丹珏告诉母亲，那个女的就是丹琼啊。婉喻慢慢垂下眼睛，研究自己一双手。好一阵她抬起头来说：“丹琼是啥人？”丹珏告诉她，丹琼是她婉喻嫡亲的大女儿，每两个月打个越洋电话来。婉喻微微一笑说：“那倒蛮好。”丹珏不知道她是说越洋电话蛮好，还是不期然得到个额外的女儿蛮好。

　　 锦江饭店的大团圆之后，陆焉识第二天就如约来了。婉喻在厨房里择菜，丹珏正要上班去，见老头子来了便打算在家里耽搁一会儿再走。丹珏了解自己。她表面的嘻嘻哈哈、大大咧咧恰是因为自己的心太软，心太软的人快乐是不容易的，别人伤害她或她伤害别人都让她在心里病一场。多年前她在电话里对父亲用英文说的那番话，让父亲“顾念”一些，那番话成了她内心的慢性病，一回想起来就发病。她宁可上班迟到，也要在老头子和老太太之间和和稀泥，尽量替帮母亲遮掩一下她的病态忘却。她怕母亲的失忆症不仅会伤害父亲，也会伤害母亲自己——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连最亲的人都记不得，会很伤痛的。

　　 丹珏大大咧咧地为父亲倒茶，用鼓励孩子的语言，鼓励婉喻跟焉识讲话，鼓励她告诉焉识，她很高兴他来看她。丹珏提升了研究室主任，上班下班时间上不必那么死板。她到自己卧室去，给研究室打了个电话，请一个下属代她布置当天的工作。她放下电话，见父亲站在门口，食指搁在门上，姿态那么怯生生的，似乎在担心，敲开这个门后果是什么。

　　 丹珏刚要以她假象的大大咧咧请他进来，他却飞快把那根敲门的食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丹珏不能不把老头子的一系列动作和“鬼祟”这个词联想起来。他走进来，尽量用最不起眼的动作把丹珏的房间布置尽收眼底。

　　 “你、你……姆妈不认识我。”他说。语气、表情都很中性，猜不出他是否为此感到受伤。

　　 丹珏笑笑：“有时候她会这样的。没关系，你跟她讲讲过去的事情，拿出两件过去的东西给她看看，她会想起来的。”她安慰父亲，很像在两位小朋友之间做调解。

　　 “你猜她刚才跟我说什么？”

　　 “说什么？”

　　 陆焉识叹了口气，把婉喻刚才跟他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婉喻把一堆青菜搬到八仙桌上择，跟焉识谈起入党申请书来。她建议他也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虽然条件暂时不够，但是可以让组织早点观察考验。焉识不知如何作答，婉喻接着劝他，一个人应该有理想，有理想的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应该让组织知道你在为理想努力。

　　 丹珏也无话可说了。她接近焉识是想让他做伴，一块递交申请书，免得她胆怯。入党这样神圣高尚的事让婉喻非常羞怯，她很想有个伴儿壮壮胆。

　　 “而、而且，她也不记得，礼拜天跟她一块吃饭的就是我。她、她以为我、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的眼睛里出现一丝好玩的笑容。

　　 “她让你跟她一块交入党申请书，那你呢？你怎么回答的？”此刻丹珏的角色仍然是个幼儿园老师。

　　 “我、我只好笑笑点头啦。我能怎么办？”他咧开嘴，笑起来，上半个脸很愁苦，很不甘心。

　　 “没关系。你天天来看她，陪她，时间一长，她一定会记起你是谁。”丹珏给老头子出点子。

　　 陆焉识从那以后果然天天去看婉喻。他一早就离开子烨的家，在路上买几副大饼油条，或者两客生煎馒头，或者四五个糯米糕团。他到达的时候总是婉喻从菜市场买了菜出来的时候。菜贩子们现在跟婉喻很熟了，只要婉喻丢了东西在他们菜摊子上，他们一定会在晚上收市前送到家来，告诉丹珏：“冯家姆妈又糊里糊涂了！”过了一阵，焉识索性直接到菜市场去接婉喻，帮婉喻提提竹篮或网线袋，下雨时帮她撑撑伞。两人一道走进弄堂，一道上楼，回到冯家的厨房时，丹珏一般还在马桶间里。马桶间跟厨房只隔一片薄墙，上面还开了个高高的小窗。丹珏常常存心在马桶间磨蹭，听两个老年男女都谈些什么。

　　 这天她听见婉喻说：“你提的意见很对，我再改一改。”

　　 陆焉识说：“不用改了，涂掉几个字就行了。”

　　 婉喻说：“不行的。入党申请书的字一定要写得最漂亮。涂了就不漂亮了。对吗？”

　　 丹珏心里羡慕母亲，把那个“对吗”说得那样甜，那样嗲，那样天真无邪。

　　 陆焉识就着婉喻的嗲劲说：“对的。”

　　 婉喻又说：“人是不可以没有理想的。对吗？”

　　 陆焉识说：“写字也要有理想。你看现在那些年轻人，干什么都没什么理想了。”

　　 “年轻人嘛。”婉喻劝慰焉识也劝慰自己地轻轻长叹。

　　 又一次陆焉识说：“婉喻，大卫·韦死了，你晓得吧？”焉识一定是试探她的记忆，看看她是不是还想得起个把故人来。

　　 “死了？”婉喻说，口气中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也一定是不想让焉识看出，她根本不知道大卫·韦是谁。“怎么死的？”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打成了内伤，脑子里淤积了血块，做了手术好多年了，一直蛮好，前两天突然死的。”

　　 “真的？倒是爽气的。”

　　 丹珏想，原来陆焉识回到上海还是走访了一些人，得到了不少消息。有一位姓凌的知名民主人士，在1959年被送到新疆劳改，1971年在新疆去世的事情，他也是回上海不久就知道了。

　　 有一次丹珏在马桶间听到陆焉识跟冯婉喻说：“你孙女的字是你教的吗？写得不错。”

　　 婉喻没有说话。她现在很谨慎，怕露馅儿，让别人看出来她根本记不得有那么个孙女。

　　 1979年中秋节过后，丹珏接到丹琼的电话，说他们一家准备到中国来过春节。这个时候，冯婉喻和陆焉识已经很熟。因为陆焉识每天造访的缘故。

　　 冯婉喻的容貌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化是渐渐的，似乎随着她记忆中事物人物的淡去，她的脸干净光洁起来。也有些时候，丹珏在一夜醒来之后，发现婉喻的面容突然年轻了十来岁。她坐在靠着小阳台的椅子上，膝盖上放一个竹笸箩，豆子一颗一颗被她满是心事又漫不经意的手指剥出，落进笸箩，剥豆的动作本身就是回忆和梦想。她的安静和优美在霞光里真的可以入画；她脸上的皮肤是那种膏脂的白皙，皮下灌满琼浆似的。那样的一个冯婉喻也是等待本身，除了永久地无期地等待远方回归的焉识，也等待每天来看望她、似乎陪她等待焉识的那个男子。你无法使她相信，陪她等待的这个人，就是她等待的那个人。有时丹珏也发现陆焉识看婉喻看呆了，他也想不通这个女人的生命怎么会倒流，这种倒流如其怪诞，却是一种很妙的怪诞。

　　 丹珏通过偷听，也通过向父亲直接打听，摸清了他和婉喻半年来的关系进展。婉喻不时会拿出个漆器小箱子，表情和动作带着膜拜意味地把箱盖打开。箱子里整齐摆放着一札一札的书信，用紫色、深蓝、酒红的缎带捆扎。每一捆上面放着一个小纸笺，上面标有袖珍毛笔字：“1928—1933，焉识书自美国华盛顿”，或者：“1954—1956，焉识书自上海，提篮桥”……对于婉喻来说，“书自美国”和“书自提篮桥”没什么大区别，都是意味着遥远和隔绝，只能靠两人的文字相互走动，并心交谈。

　　 婉喻告诉焉识：“喏，这都是他来的信。”她的表情是骄傲的，满足的。

　　 她不断地把这些信拿出来给他看，丹珏猜想她的动机可能是这两种：第一，她不记得前两天刚刚把这些信炫耀给他；第二，她意识到这个常常出现在她家的男人对她有爱慕之心，因此她得一再告诉他，自己是名花有主。有时候，陆焉识问冯婉喻可不可以打开那些信，让他读一读里面的内容。她立刻把漆器箱子往自己怀里一收，意思是：你怎么会有这么无礼的要求？

　　 终于有一天，她主动打开了一封信，铺平在八仙桌上。焉识看见自己的墨迹深一块浅一块，好多字都化成毛茸茸的了。她是怎样一面流泪一面读他的信？并且，每封信她读了多少遍？每读一遍都流泪？

　　 陆焉识对小女儿说：“你姆妈真不容易。”

　　 有时候陆焉识和冯婉喻会一同出去散步，天气好的话，还会到公园野餐。婉喻跟焉识说：“一定要靠近组织。组织常常到公园里开小组会。”假如焉识问她：“小组会你参加过吗？”她会说：“参加过呀！党支部的领导常常邀请非党员参加小组会。”但过了一阵，她又忘了事情的前后顺序，对焉识说：“他们没有批准我入党，我让我自己入党了。”

　　 “你怎么能让你自己入的呢？”焉识是这样问的。

　　 “我把入党申请书烧掉了，把灰冲了开水喝进去了。”婉喻庄严地说，“怎样入党不要紧的，理想最要紧，对吧？”

　　 陆焉识是从婉喻这里认识了共产主义。婉喻的共产主义。这主义非常美丽，诗一样，画一样。也非常单纯，甚至单调，像所有劝你善、教你好的教条一样单调。那美丽理想的教条使所有人变得干净、漂亮，都穿着洁白衬衫和海蓝裤子，戴着鲜红的领巾，双目中有着两团太阳，头发里过着好风，嘴唇上都是诗和歌，并且都有着大山大海的胸怀，什么都容得下就是容不下自己。这个主义里的人为了许多目的做好事，就是不为自己的目的。他看到这么多年来，婉喻在这理想面前修了怎样的苦行，姿态那样低，那样的自卑。这就使他更加疼爱她；为她的自卑而疼她。婉喻一生都那么自卑，一个优美的、优秀如婉喻的女子，自卑了一生，这是令人心疼的。一切压迫了她的人和事物，甚至理想和主义，都应该对她这自卑负责。他陆焉识也是该负责的人之一，还有恩娘，还有他不认识的婉喻的领导、组织、同事，甚至她的学生们。

　　 最令焉识心疼的是，婉喻从来没有意识到人们和事物们对于她的不公，因此她没有被不公变成怨妇。也许一切的不公都始于他陆焉识：那个独守空帐的新婚夜，十八岁的婉喻就接受了焉识对她的不公，比起那份不公，世上便不再有不公了。罪魁祸首不是他焉识又是谁呢？……

　　 焉识了解了婉喻，透彻地了解了：她实际上早就不再需要他，在没有他的那些年里，她的伴侣是理想。尽管这伴侣对她也不怎么样，不比陆焉识好到哪里去。

　　 他伸出手，搂住了婉喻单薄的肩膀。那肩膀没有变过，跟四十多年前一样单薄，但似乎更知寒暖，更懂呼应，因此更美好。难道一定要经过二十多年的分离，经过陪绑沙场、饥荒和人吃人，才能领略它们的曼妙？

　　老佣

　　不久我的祖父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父亲陆子烨是第一个抓他差的人：让祖父替他到某图书馆还书、借书，给他买烟、退啤酒瓶。渐渐的，我母亲钱爱月常把脏衣服泡在浴缸里，就像忘了它们似的。一大盆脏衣服一天两天地浸泡在那里，肥皂水开始是灰白色，渐渐变成灰黑色，再过两天，就是灰中带绿，看上去稠腻得可以去肥田。祖父当然看不过去上好的浴盆里泡着上好的衣服，他担心最后不是衣服泡坏了盆就是盆泡坏了衣服。他把两个搓衣板钉在一块，使这长得出奇的搓衣板可以抵住颇深的浴缸底部，然后坐在加长了腿的凳子上，把搓衣板抵住他干瘪的腹部，一上一下地搓洗。我们常常看见他机械屈伸的侧影，动作有力，节奏铿锵，成了我们家一部人形洗衣机。后来我和毕业回来的哥哥也学会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拿挂号信。也派他去中药房抓药——哥哥得了胃气痛这个老年病症，只能吃中药。抓回来的中药煎熬也是阿爷的本职工作。只要他从我小孃孃冯丹珏家看望我祖母回来，我们家就会见缝插针地把他的工作安排得有条有理，一分钟也不让他浪费。

　　 于是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是这样的：某日冯子烨在客厅里叫喊：“报纸怎么都没人拿呀？！……冯学雷！”

　　 学雷在他和老阿爷合住的卧室里喊回来：“什么？”

　　 “我叫个人都叫不动？！”冯子烨在原地嚷道，“爱月，叫你儿子！”

　　“学雷！”钱爱月的声音出动了，人却仍在自己的卧室。

　　 学雷不出声，母亲的声音又朝女儿出动：“学锋！学锋啊，你去一趟传呼电话室，拿今天的《新民晚报》！”

　　学锋一动不动，眼一闭以同样的腔调和音量喊：“外头热死了！阿哥，你去拿今天的《新民晚报》！”

　　 冯学雷有响动了，他走到厨房门口，用脚趾把门撩个缝，喊道：“阿爷！你去一趟传呼电话室，把今天的《新民晚报》拿回来！”

　　 老阿爷从书本上抬起眼睛，目光又从老花镜上面举到孙子的脸上。

　　“阿爷，爸爸派你去拿晚报！”学雷说。

　　阿爷慢慢搁下手里的书，从凳子上站起，从门后挂钩上取下出门穿的衬衫。哪怕去的是传呼室，对于老阿爷也是一场重要的登门访问。

　　 这个家里的一个正常现象就是，谁都差不动的时候，老阿爷总是可以差动。

　　 往往是钱爱月烧菜烧到半路，会突然想到缺少一把葱或一块姜，此时就得派老阿爷急差，去楼下邻居家借。子烨在暑假期间总是到对面弄堂去和邻居下棋，到了开晚饭的时间，爱月就会说：“阿爷，子烨白相起来像个小孩，不会饿的！你去叫他回来吃饭！”她会忘掉，前一分钟刚刚派老头子切生姜丝、择香葱。爱月是个很贤良的女人，虽然不断给老阿爷安排工作，但在餐桌上她总不会亏待老头子的肠胃，会在大家一开始吃就给他搛菜：“你吃，哦！多吃点，哦！”自从阿爷回到上海，住到家里，她烧菜的分量越来越足，但无论她怎样把分量增长上去，每天晚餐桌上所有盘子都会精光。大家都看得出老头子嘴上说：“够、够了，不要给我搛菜了！吃、吃不落了！”他的眼睛却非常饿。

　　 钱爱月便玩笑着跟丈夫说，“其实你都给他吃他也吃得落！还好是假牙，要是真牙齿，老家底都要给他吃空了。”

　　 “吃福倒好哦，”冯子烨也玩笑地说，“这么穷凶极恶地吃，血压也吃不高，人也吃得瘦骨嶙峋，清清秀秀。我不敢像他那样吃还高血压、大肚皮呢！”他拍了拍凸在衬衫里的好生活的坏结果。

　　 钱爱月有时候问冯子烨：“你听到老头子夜里打呼噜吗？天花板上的电灯线都在发抖！”

　　 “你看得出吗？他年轻的时候是个花花少年！留美的时候好像还花过美国女人！他那时候要这样打呼噜……”冯子烨摇摇头，皱眉苦脸地笑了——对于父亲这方面的事情，想象力失败最好。

　　 不仅冯家的男女主人在背地议论陆焉识，两个孙儿辈的也开始在背后对老阿爷产生了不敬的探讨。

　　 “真受不了阿爷的假牙！一吃饭就听见他嘴里忙来！”学雷说。

　　 那是因为假牙的牙托大出许多，没有真正扣牢在真牙床上，因此每一个咬合，再松开时，假牙托就被带起来，再落回牙床，发出一声“跨拉嗒”。咬合连续起来，就是“跨拉嗒、跨拉嗒、跨拉嗒……”

　　 “那种声音像什么？”学锋比划着，“像木拖板打在脚板上，走一步，打一下。喏，跨拉嗒、跨拉嗒。”

　　 在北京上了四年学的学雷听了妹妹的形容哈哈大笑，用北京话说：“所以阿爷一嚼东西就是满嘴跑木拖板儿！”

　　 有一次兄妹俩谈到阿爷的口吃。

　　 “我发现他不结巴，是装的！我每次问他劳改的事情，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口齿来得个好！”妹妹说。

　　 “训人也不结巴。”哥哥学雷说。他被老阿爷训过话，所以口气耿耿于怀的，“肯定是在里面被打怕了，装结巴。他现在倒蛮神气，到处训人！”

　　 学锋反驳哥哥，阿爷没有到处训人，只不过听到学雷在餐桌上炫耀自己在单位考英文的时候如何作弊才训他的。学雷的单位是宾馆管理局，要求外语本科生的水平。老头子一听到考官可以被买通就讲起“阿拉老早考试……”学雷嬉皮笑脸顶他：“你不要老是‘阿拉老早’，那是旧社会！”老头子更没完没了，从他父亲办学校的理想，讲到他自己十六岁考取大学……学锋油头滑脑地点头称是，但心里一直不以为然。只要阿爷一纠正兄妹俩的英文语法和发音，他们就嘟哝：“就是因为有阿爷侬一个语言大师在家里，我们谁也不要想学外语了！”

　　 不久学锋也发现了老阿爷训话的喜好。这天老头子走到弄堂口，打算去看婉喻，看见几个中学生扛着扫帚去上学，便上去问：“学校里是教你们扫大马路，还是教你们编扫帚？”中学生回答，学校里每个月都有“学雷锋日”。于是训话开始了：“扫扫地就是‘学雷锋’了？扫地还用到学校去学吗？怪不得现在学生一问三不知，国语外文都一塌糊涂！……”中学生们老早跑了，听他训完话的是几个买菜回家的保姆和老太太。两个老太太飞快交换老花或白内障的眼色——她们都是居委会多年教育培养出来的老骨干，读的报纸和文件不比国家干部们少，报纸和文件给她们制定了语言，因此什么语言属于什么时代，她们一点都不会弄错。在她们听来，这个老头子的语言不仅不属于她们的时代，也不属于她们的群体。就是被叫做“人民”的大群体。冯学锋刚从自家门里出来，正好看到两个老太太警惕地用浑浊的目光互通无线电。

　　 学锋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哥哥学雷听。学雷又去告诉父亲。冯子烨一听脸色就变了。他是一只政治的猫，靠闻来生存，能闻得出哪怕一丝不正确的气味。这么多年来，他头上压着一个无期徒刑的父亲，带领全家，以嗅觉开路，平安避开了多少灾难？

　　 这天下了一场暴雨，天气凉快下来。陆焉识带着冯婉喻一道回到了冯子烨家。婉喻一身做客的打扮，米色和紫色小格子绉绸衬衫，浅驼色涤卡长裤，浅咖啡色皮鞋（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套新装是陆焉识用他特赦后发的一笔补助金给婉喻买的）。

　　 冯子烨正在阳台上抽烟、喝茶，看见一对老情侣依依恋恋走进弄堂，马上掐灭了烟，猛地拉开阳台的门，走进来，再砰然关上。阳台的门是铁的，此刻听上去远比人更愤怒。所以正在看电视的学锋被愤怒的铁门惊动了，噌地从沙发上站起。冯子烨走过去关上电视，走回长沙发，坐下，等他的父母上楼来。等了几秒钟，他又起身，去打开电视。谁都能看出他的目光穿透了屏幕上新闻播报员的脸。或者把那张脸看成他的听众，听他那无声的声讨排练。他心里这番愤怒发言早就在酝酿了。陆焉识住到他家来近一年，有许多次，老头子的行为或话语引起他此刻这样的愤怒，但他都压住了。

　　 子烨听见两人已经上到三楼，陆焉识轻声轻气地跟婉喻说：“上三层楼蛮吃力的，是吧？”然后又听他为她找拖鞋替换，更加温柔地说：“新皮鞋不舒服的，哦？”

　　 子烨对自己说：准备好——预备——

　　 现在陆焉识和冯婉喻进了客厅的门，子烨却仍然瞪着眼睛看着电视。

　　 “没、没去下棋？”陆焉识主动跟儿子打招呼。

　　 子烨知道老头子满怀热望想给他来一场训话：一个大学讲师，整天不想着学术上的进步，就知道鬼混，不是下棋就是打牌，要么就是跟楼下邻居扯扯黄鱼涨价，鱼贩子在鱼鳃上涂红颜料，冒充新鲜。但子烨太清楚老头子不敢训他。老头子明白自己有多坑人，儿子错过了出息的年龄就是被他坑的。

　　 “我还有心思下棋？！”子烨大声说，声音把他自己额上厚厚的头发都震得发抖。

　　 老头子定住了。两脚迅速站成了立正，双眼向前看，那种老犯人的身姿和神色马上再现。

　　 婉喻看看儿子，有些害怕地一笑，安静地找了个椅子坐下来，把两个饭盒放在桌上。她烧了好吃的菜总是给儿子留一些。

　　 “你在外面瞎三话四，群众都有反映了！”

　　 子烨所指的群众之一——学锋此刻在父母卧室里试穿自己改制的裙子，此刻跑出来，看看她爸爸在吵什么。

　　 “我、我……瞎三话四什么了？”大概老阿爷悟到自己并不是立正在管教干部面前，姿势和神态都变了一点，脸上出现一个长辈不计较晚辈的微笑。不止是不计较，还有些讨好。

　　 子烨的指控开始了：阿爷家里外面都是老三老四地训话，看来二十多年的牢是白坐了。无期徒刑都不能让一个人学乖，此人就没救了。难道还不懂政治运动今年不来明年就会来吗？就算明年、后年太平，大后年一定在劫难逃。毛主席讲得再明白不过了：看来三五年就要来一次。政府特赦你也没跟你道歉，没有跟你承认错误，承认当初捉你进去是捉错了人，谁知道明年或者后年会不会又请你进去。

　　 婉喻看着儿子，看呆了：儿子原来有这样一头好头发，发怒时会这样抖颤，她从来没见过。

　　 陆焉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子烨说的都是对的，统统正确：为父的坐牢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全家都跟着坐无形的牢狱；在那牢狱里你是被你的领导、组织、同事、邻居看守。那牢狱里限制你走入人民大众和组织这类正面人物的群落，也限制你得到平等，被人民和政府信赖的平等。人民和政府不信赖你，你爱的人，你爱的人的家人都不信赖你。子烨的愤怒嗓音毛躁了，愤怒也软化了，一种可怜人的悲哀让他有了一点女人模样。

　　 这是下午三点半，暑假中的孩子们在弄堂里嬉笑尖叫。离爱月下班的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离学雷回家的时间可能还有四五个小时，可能还有七八个小时——二十来岁的社会里天天有新生活。因此这是一个安全时段，可以让子烨从容地把他第一次婚恋摊开来，作为陆焉识危害他一生的证据。不一会，物证也有了：一张多年前的照片被出示出来；看吧，冯子烨是怎样和幸福擦肩而过的。照片上那个二十二岁的冯子烨和那个二十岁的长辫子姑娘胸前别着同一所大学的校徽。照相馆把一对青春男女摆弄得错落有致、高低呼应，如同完美的盆景。那是子烨和第一个女友偷偷照的私订终身照。

　　 叫苏咪咪的女孩是一个南下干部的千金。子烨和她恋上时，她只有十八岁，是个智力不高但非常漂亮的女孩（冯子烨的理想女孩）。子烨一手帮她补课，选择大学和学科，最终考上了子烨就读的那所大学。整整两年，他们约在区图书馆见面，子烨布置功课，咪咪认真完成，她的智力、学习成绩、个头都在这两年中大大增长，按照子烨的理想，从一个璞玉浑金的微带蒜味呼吸的咪咪长成了一个小布尔乔亚的咪咪。

　　 第一次去见咪咪的南下干部父母时，咪咪替子烨打圆场，把“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个提问遮掩过去了。第二次又出现了这个提问，比第一次显得急迫。不能再打圆场，女孩子只好轻声地替子烨回答：“他父亲不在……”声音轻到不容别人听清；她当然是希望自己父母听不清，因此等两人的关系木已成舟之后，她和子烨会有较大的狡辩余地。第三次与长辈们的会面是在老城隍庙的绿波廊，冯子烨一家做东。一对南下干部被冯婉喻的优雅气质打动了：这样的一个知书达理的母亲是不会养出差劲的儿子的。绿波廊成了两家非正式认亲家的地方。

　　 南下干部并没有彻底放心那个“不在了”的冯家父亲。“不在了”不说明问题；说明问题的是他在的时候社会定位是什么，做过什么，什么政治面貌，又是为什么不在了。他们是爽快的人，打过仗，不喜欢神秘，不喜欢似是而非的任何人任何事。他们便一次一次地向咪咪打听，未来女婿的父亲到底怎么“不在了”。糊里糊涂跟个一问三不知的人做亲家公，哪怕是个“鬼亲家公”，也不行。咪咪一次次在子烨跟前哭，要他务必想出一个说法来给她的父母。冯子烨是咪咪的情人，也是老大哥、智慧库、百科大全书，在咪咪心目中，世界上没有冯子烨对付不了的难题。冯子烨却一句话也没有。他能帮咪咪从几何不及格到名列年级前五名，但他此刻比咪咪还白痴，还胆怯。

　　 在咪咪终于考上大学的那年秋天，子烨认为摊牌的时候到了。苏咪咪有今天那心血是谁抛洒的？这大把心血总该作为他子烨取得女婿地位的筹码吧？他和咪咪到照相馆照了海誓山盟的相片，子烨感到有了点底气。他向咪咪的父母坦白了自己父亲如何“不在了”，他的辩解是：“我们都当他不在了。因为我们早就不跟他来往，跟他划清界限了。”

　　咪咪的父亲听了这个辩解后，沉重地说：“来往不来往并不重要。”

　　 接下去的谈话变得非常吃力。子烨的话越说越多，咪咪的父母越听越无话，脸容越来越像一对男女领导。

　　 当子烨说到“年级的团支部正在考虑吸收我入团”的时候，咪咪的父亲发出一声笑来。接下去他告诉子烨，团支部接受团员和父母接受女婿不一样，完全两码事儿！

　　 “对呀，”咪咪的母亲说，“我们不像团组织，可以几十几百地接受团员，接受错了还能开除。”

　　 咪咪这时候又哭了，哭着对母亲叫喊：“你们不接受我就让团组织当家长，反正我要跟子烨结婚！”

　　 “你敢！”苏家父亲以胶东腔大吼。

　　 咪咪的逻辑是：“团组织能接受的人，你们怎么就不能接受？！团组织是挑好人，挑青年先进分子接受的！……”

　　 南下干部握枪杆子的手指朝缩坐在一边的冯子烨一划拉，他的逻辑是：“他父亲是无期徒刑犯，是老反革命，他能是个啥好人？！”

　　 咪咪父亲这句话砸在子烨脸上，比一口唾沫还臭，比一块砖头还重。一贯以学识和教养吸引女孩的冯子烨觉得自己头破血流地站起身。他嘟哝一句：“伯父，伯母，再见……”就从咪咪家出来了。他走得很慢，一身病似的。他后来分析，走得那么病态是希望苏咪咪跟上来，怜悯心碎肠断病恹恹的他。但她没跟上来。没人怜悯他。他加快了脚步，疯了一样快，逐渐进入一种休克行走。他不知道在马路上走了多久脑子里才开始有了活动。咪咪是他生命中唯一的温情，咪咪是唯一的一个人让他感到他那么男子汉，出身背景的灰暗都不影响他顶天立地的自我感觉。正是咪咪对他的需要和依恋使他更需要她和依恋她。他爱咪咪还因为咪咪永远不会彻底自立。而正因为咪咪的不自立而结束了他们的缘分。虽然咪咪今天疯狂地顶撞父母，但她最终是走不出那个门，跟上他的。这一点子烨在逐渐恢复思维之后就认定了。他深知咪咪身上让他着魔的一切正是咪咪的父母可以利用的；咪咪是个容易掌控的人，水一样的透明无形，谁都可以浸染，可以用不同形状的花瓶、水晶杯、玉钵、烂泥坛给她塑形。

　　 果然，咪咪不再出现了。出现的是她的一封信，一看就是在母亲的教唆下写的。那是一封推开你八丈远、会优越地仰视你的信，也是客气道谢、道歉的信。总之他不再有原先的苏咪咪了，有的就是两张薄纸的苏咪咪，掷下的个个字迹都是微型原子弹，把子烨杀死了无数次。此后的许多年，它们仍然持续那巨大的冲击波和光辐射。

　　 我父亲无法把失去咪咪的痛苦完全讲给我祖父听。对于这段痛苦的了解，我祖父是慢慢咂摸出来的。老阿爷把他咂摸出来的儿子的痛苦又写进他的回忆录，我读了之后才明白他对我爸爸这段痛苦的理解远超过我爸爸自己。

　　 当时的冯子烨痛苦到了什么程度？到了一周内见两个对象的程度。在子烨的概念里，对象和女朋友是不同的，对象是“旁观者清”的人们为他子烨着想，为了他子烨的利益而推荐给他的。他痛苦到了随便从对象中找一个就开始进电影院、轧马路。痛苦并不缓解，因此再换一个去看电影、轧马路。这样换了十多个，就换到了钱爱月。他跟她轧了几个月马路，在她身上发现了一种世俗的活力。等到他习惯性地把星期天交给她去安排时，他才意识到她的名字是那么不讨自己喜欢：钱如何能够爱月？爱钱的会爱月？！……矛盾吧？荒诞吧？

　　 子烨在跟爱月结婚之后，每天都在心里列出一份清单，上面一次排出爱月的长处：1.不难看；2.牙齿整齐洁白；3.个头合适；4.能干；5.贤惠；6.烧菜的手艺不错；7.穷家女的低调；8.朴实……但偶然他会突然对着心里这份“长处清单”玩世不恭地一笑（他此刻已经相当玩世不恭了），朴实是个什么东西呢？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抽象褒义词，抽象优点缺点，以及罪行？……

　　 此刻冯子烨对陆焉识说：“你害我们还没有害够吗？！”

　　 在一边安静坐着的婉喻看了看被儿子斥骂的老爷子，似乎失去了一些安静，在椅子上扭动几下，又扭动几下。

　　 我躲在马桶间，听着父亲的失败姻缘。原来如此。原来父亲在家里称王称霸是有原因的：他认为他屈尊娶了我母亲。假如他前一段姻缘不失败，我和哥哥就会有一对老干部的外祖父母。那样的长辈是我们在1960—1970年代内心暗暗渴望的。

　　 这时我爸爸叫道：“学锋！要听就出来听，不要缩在马桶间鬼头鬼脑地偷听！”

　　 冯学锋只好老一老脸皮，从马桶间出来了。她把自己安置在沙发正中央，面对电视，假装对正在发生的事毫无知晓，看看阿爷，看看爸爸，再看看阿爷。

　　 陆焉识听着冯子烨的控诉，一点反驳的意思都没有。他那张皱纹纵横的脸非常入神，感动在冯子烨的恋爱悲剧里，看着一个活下来的罗密欧是什么样子。他的脸上如果还不至于空白的话，那就是一丝催促：往下讲，再往下讲啊。冯子烨应该早一点控诉，控诉得再详细一点，从控诉里他可以和儿子一块重温亲人们的生活。也许老头脸上的催促被子烨领会了，也可能子烨回头的时候瞥见了母亲——得了失忆症的婉喻，他从自己的悲剧上转开。

　　 “你害姆妈吃了多少苦，你晓得吧？！”冯子烨说。清算已经开始，索性圆满结束它。

　　 老阿爷转过脸，看看自己的前妻，点点头。老阿爷点头的样子差点让学锋笑出来：那一定是被监狱干部捉住了什么短处，无可逃遁只得殷切认错的样子。殷切得有些弱智，呆傻，缺自尊。

　　 冯子烨前胸一圈汗渍，脸容由于出了太多的汗而油乎乎的，更消失了一些棱角。他想到多年前可怜的母亲一个月才挣四十元代课老师的工资，但一买就买十几斤螃蟹，刚上市的大闸蟹那么贵，她把半个月的工资都得花出去，买来的螃蟹才够剥出一罐子蟹黄蟹油。深夜，冯家成了个螃蟹加工作坊，婉喻躲在厨房里，就着十瓦的灯光蒸蟹剥蟹。她不愿意当着孩子们开螃蟹作坊，怕自己一不忍心就把螃蟹给孩子们吃了，哪怕吃掉一部分也不行。但那馋人的腥香还是关不住，出了厨房，进了子烨和丹珏的房门，进了他们的睡梦。总是在两三个夜晚之后，他们会看见一个眼睛熬红的婉喻和沉甸甸一大罐蟹黄。罐子里是母亲半个月的工资，是他们该添而未添置的冬衣，是他们最想看而始终舍不得看的话剧和电影，是他们最需要买却一直靠借的书本。那一大罐蟹黄之后，全家人以婉喻剩下的半个月工资吃大头菜炒黄豆、萝卜干炒黄豆、雪里蕻炒黄豆，最大口福是两角钱的肉末炒黄豆。婉喻再穷，她的孩子也不会缺黄豆，有了黄豆就有了健康。

　　“一直吃到我现在看到黄豆就像看到狗屎！”冯子烨说。

　　 老阿爷猛一眨眼，头也微微一动，似乎要躲开冯子烨的用词和语气。

　　 “1958年的夏天，姆妈你记得吗？”子烨转向婉喻。婉喻的样子已经很不适了，简直如坐针毡。“我姆妈不记得了。”子烨再转回来，不看陆焉识；受不了看见这个老祸害。子烨的清算还没完呢。姆妈不记得了，于是他必须记得，他必须替姆妈记忆到永远：1958年的春天，母亲买了五斤鸭蛋，从学校里一个老师那里要来一种能腌出“红太阳蛋黄”的红泥，把五斤鸭蛋腌了一个春天，但突然收到陆焉识的狱中书，叫母亲不要去探监。鸭蛋一个个被红泥孵着，孵出了蛆来。子烨总是看到母亲在转不开屁股的小阳台上，守着那一缸鸭蛋半缸蛆，细心地用筷子把一条条肥白的蛆虫挑拣出来，放进脚边一盆兑了大量敌敌畏的水里。一旦发现子烨或丹珏在注意她，她总是心虚地笑笑，告诉儿女：“他在里面没的吃，人瘦得来！……”她心虚自己像个晚娘，生了蛆的鸭蛋也不给孩子们吃，一个都舍不得，全都供奉给那个被政府判了无期徒刑的人。

　　 陆焉识开口了：“我、我当时不晓得……你、你们在外头那么苦……”

　　 子烨给他迎头回击：“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苦？！你一个人冤枉？！你冤枉是自作自受！我们才是真正冤枉！”

　　 “阿爷，你们监狱里伙食特别差？比我们学校还差？”学锋突然插嘴，“所以阿爷看上去营养不良，爸爸看上去营养过剩。”

　　 “闭嘴！”子烨，“油腔滑调！”

　　 学锋站起来，两手插在西装短裤的口袋里，脸容和姿态明显地跟父亲唱反调：“好的，闭嘴。”她用哈欠声音说。

　　 “你有什么话好好讲!”

　　 “你叫我闭嘴的呀！”

　　 “混蛋！”

　　 “阿爷，你儿子骂人哦。”学锋看着阿爷，指指父亲。

　　 子烨不知怎样就抓起沙发边一个搁脚的小凳，朝学锋使劲扔过去。学锋一跳，轻松地躲过。

　　 “这么胖，还要动手。”学锋说着，一边捡起凳子，走回去，放在沙发前，“风度有吗？你看看阿爷多少有风度？你讲了那么多，阿爷一句话都没讲。”

　　 “他当然没话好讲！他害我们害苦了！那次从监狱里逃出来，弄得我在单位里像过街老鼠!‘文革’让我挂坏分子牌子，斗争我半年！这不都是这个老头子害的？！”

　　 陆焉识这是第一次听儿子叫他老头子，眼睛又是猛地一眨，也是要躲闪这坚硬粗糙的称谓。

　　“姆妈给单位里的人一趟一趟传讯、警告，怀疑你跟她接上了关系，她在窝藏你，姆妈冤枉吗？她们学校差点就要开除她！居委会几个老阿太都什么时候想训姆妈什么时候就上门！训弄堂里那个从良妓女也没有那么厉害！姆妈待你那么好，你不老老实实在里面呆着，好好改造，逃跑出来害姆妈！”

　　 冯子烨的手指头像是枪口，而老阿爷就是靶子。枪口不断举起、放下，每举一次，坐在一边的婉喻就增添一分不安。听到“……这个老头子害的”，她的目光从被瞄准的老头子移开，眼睛里出现一片混乱，是电视屏幕将出现未出现图像的那种混乱。婉喻的心智在多个记忆频道之间搜索，眼前这个老头子的图像就要和她昏暗的记忆中的另一个图像重叠了，但又在将重叠未重叠的当口停顿了。

　　 冯婉喻站起来，走到陆焉识的面前，拉起老阿爷的手说：“立起来。”

　　 焉识尚未反应就从椅子上立了起来。

　　 “我们走，不要睬他。”婉喻说。

　　 焉识愣住了。子烨换不过情绪来，脸变得很怪。

　　 婉喻的另一只手也上来，把焉识的手攥紧，这样他的左小臂就被她夹在了右胳膊肘下，紧紧的。以那姿势她几乎在挟持陆焉识，左右了他的行动方向。

　　 焉识微笑着问：“到哪里去？”

　　 婉喻说：“到我那里去。”

　　 子烨缓过神来。母亲如此地公开地“拉郎配”，如此地受失忆症折磨，不也该包括在总清算中吗？

　　 “你看看姆妈！都是你害的！六三年底到六四年初你做逃犯，她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吓死了！后来我和妹妹就发觉她有点不对了，常常神不守舍。要是不受那么大的刺激，她会变成现在这种木之木故的样子吗？不都是你害的？！”

　　 婉喻突然扭头对子烨说：“放你的屁！放你的咸菜屁！啥人害我？你心里老清爽！”

　　 子烨给母亲的性格突变吓了一跳。婉喻一生的词典中没有那种粗鄙词汇。这不是冯婉喻，冯婉喻被什么附体了。几秒钟之后，子烨又拿出平时逗母亲乐的样子说：“啥人害你？姆妈？不是这个陆焉识？！”

　　 婉喻白净了一辈子的脸色涨得紫红。她脑子里忙得不得了，哗啦啦地洗牌：她在无数张记忆卡片里寻找，那个害了许多人的人叫什么名字；许多人里包括陆焉识和她冯婉喻。她冷笑一下，冯子烨拿这个来考她？

　　 婉喻说：“你当然晓得啥人害了我！”

　　 子烨还要逗失忆的母亲玩下去，也笑了一下：“姆妈更加晓得，对吗？啥人害你的啊？”他用很戏剧化的眼色朝陆焉识瞟一眼，嘴巴也朝同一个方向一歪。他知道这样跟母亲玩等于夺下瘸子的拐杖逗瘸子玩，揭掉秃子的帽子逗秃子玩一样低级趣味，不失残忍；但他早就不在乎趣味，也受惯了残忍了。再则，他愿意丢失他曾经的趣味和忍受别人对他的残忍吗？这不也是父亲陆焉识造下的孽，也该清算？子烨更加笑嘻嘻的——大人不见小人怪的那种笑，自我厌恶的那种笑。“姆妈，不是这个人害了你吗？”他干脆伸手指着陆焉识，博物馆里的讲解员手势明确，耐心尽责。

　　 婉喻的两手将焉识的手臂捉得更紧，抬头看看身边这个内秀、儒雅的老先生，从她的目光中谁都看得出他多么令她中意。假如她不是一心一意等着远方的爱人归来，她完全可以开始一场新的恋爱。也许一场新恋爱已经默默开始，只是她不愿意承认。

　　 子烨说：“就是这个人害你的呀！”

　　 婉喻宁静了一辈子的脸容凶恶起来。她恶狠狠地说：“小畜生！要不是看你是我跟焉识生的，你身上有一半焉识的骨血，我现在就去报馆登报，跟你个小畜生断绝关系！”

　　 假如她不怕丢失她捉住的这条胳膊，她一定会腾出手来给儿子一巴掌。一辈子没打过人的婉喻被一个大耳光弄得手心发痒。“小畜生，你爹爹的血到了你身上怎么会坏掉的？啊？！讲不定你姆妈生你被医院的护士抱错了！恨不得一记耳光把你打回你娘肚皮里去！”

　　 子烨当然不会跟母亲计较。母亲容易吗？母亲是冯家的功臣，是两兄妹的圣母。母亲脑筋不做主，她也没办法。

　　 “不要睬这个小畜生，阿拉走！”婉喻带路，把焉识往冯家大门拉。

　　 “姆妈，你们刚刚回来不久。”子烨替母亲记忆。

　　 婉喻说：“我晓得！你不要以为你姆妈憨！”

　　 子烨对女儿学锋说：“拦住他们！不要让他们这样子下楼，走到弄堂里去，现世！”

　　 婉喻和焉识已经走到门口，她回过头说：“我就要去现世！你爷娘作孽现世，才养出你个小畜生！”

　　 冯学锋振奋地看着眼前这幕戏剧。倒不是她赞同祖母对父亲行使语言暴力，而是她太渴望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她天天都处在一种焦渴的等待中。到了这个年龄，她每天都在等着某件事情发生。等成绩报告单，等男朋友的信或电话，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等着自己的谎言被父母接受或拆穿，这些已经够她等了，但她似乎等待的不止这些。她冥冥中等待的似乎比那些都重要，重要得多，可她却一点也不知道等的是什么。就像1979年所有她这个年龄的人一样，等来的每一件事都让他们暗自叹口气：嗨，不过如此。大学正式招生了，邓小平复职了，中美建交了，叫邓丽君的台湾女人的歌声在大陆登堂入室了，福建广东人走私的立体声录音机进入上海了，私人舞会、音乐会开始举办了，外滩出现公开拥抱接吻的情侣了，第一批留学美国和欧洲的学生出国了，在美国的大姑母陆丹琼把冯学雷留学的I-20寄来了……这些都是她和他们曾经等待过的，等来了，又总会来一声暗自叹息：不过如此。至少对于冯学锋来说，那些都是她曾经冥冥中等待过的东西，但等来之后，又觉得等的似乎不是它们……因此，她更加躁动和焦渴。但她还是不屈不挠地等待，哪怕等的是和昨天不一样的今天。今天的祖母臭骂了父亲，似乎使一锅温乎乎的、老也不开的水突然到达沸点。这似乎是值得学锋等待的。

　　 学锋看着突然蜕变的祖母，兴奋在上涨。这蜕变是她冥冥中等待过的吗？她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她每天都闷得慌，兴奋总是好的。

　　 “你爷娘作了什么孽，养出你这种东西，嗯？！”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婉喻已经不认子烨了，或者她已经忘了子烨是谁了。突然的精神刺激，过分绷紧的记忆神经，以及这六十平米空间的大气层中的压力使她摆脱了记忆最后的约束。只隔着两三分钟，她又登上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不，她获得了一个新人格。这个新的人格使她挣脱了典雅、宁静、优美，给了她无限自由，想说什么说什么，爱干什么干什么。多么自由啊！和自由相比，修养是多么次要的美德。

　　 冯婉喻就是这样拉住陆焉识在目瞪口呆的冯子烨眼前走出了冯家的门。他们走出去不久，钱爱月匆匆上楼来，手里拎着一包她在厂里洗澡后换下的衣服。她跟冯子烨和冯学锋一样目瞪口呆。

　　“姆妈怎么了？跟着阿爷这样勾肩搭背的，”她凑到子烨旁边，紧贴上去，让丈夫和自己扮演老头子老太太，“要死了——满弄堂的人都像看西洋镜一样看他们！”爱月好笑又好气地说。

　　 “让他们看好了！那种人，西洋镜看得太少了。”学锋说。她到了只要父母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年龄。她近来跟老阿爷的突然靠拢，正是因为父母不跟老阿爷靠拢。

　　 “你又要话多了，是吗？”子烨用那种很低的嗓音对女儿说。那种嗓音告诉你：我现在对于你是很危险的。老虎或狮子在有什么大动作前，发出的声音就是这样，预示着你的危险来了。

　　 冯学锋站起身，懒洋洋地走向门口。避开危险是必要的，但要表现得漫不经意一些，否则没面子，也没风度。她父亲最让她没面子的就是没风度。

　　 “你没有跟姆妈讲话？”子烨转向妻子。

　　 “她看我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爱月说，“我走上去问他们去哪里，告诉他们我昨天晚上烧了个蹄髈，热一热就可以吃晚饭了。老头子倒是对我点点头，姆妈根本就像不认识我，从我身边绕过去了！”

　　 “那么你去追呀！”丈夫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追？！”老婆说。

　　 这是冯学锋走到楼梯上听到父母说的话。

　　 学锋跑到电车站的时候，阿爷和阿奶还站在等车的人群里，手臂挽着手臂，一对绅士和仕女。每一辆电车靠站，人群就像一个千手千腿的生物，朝电车冲去。陆焉识和冯婉喻不是这个千手千腿生物的一部分，总是落在后面。从学锋的角度看，这一对老人由于自甘落伍而显得矫矫不群。

　　 他们一直等到下班的人潮彻底退下，逛街的人潮尚未卷来的空当才挤上一辆公共汽车。

　　 我的祖父和祖母一直没有发现我跟在他们后面。我就像共和国从建立以来就开始存在的那种人物，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老是让自己置于暗处，把别人放在明处，把别人的举止言行放在自己目光的瞄准仪中，使被观察的目标的正常举止也显出叵测意味来。那天晚上我就是那样一台人形监视仪，监视着我的祖父和祖母如何相亲相爱。他们的相亲相爱很古典：眉目传情，两心相悦，心里有，口中无。

　　 冯婉喻和陆焉识从前门下车，冯学锋从中间的门下车。现在女孩儿离老人只有五六步的距离。老阿爷回过头，向后面看了一眼。大概因为冯婉喻拽得他太紧，他来不及证实是否被人盯了梢就又往前走了。仅仅走了三四步，他拉着婉喻停下来，转过身。做囚犯小半辈子，他几乎能直觉到某个秘密视野把自己框入其中；他浑身都是直觉的雷达。好了，现在都证实了，他确实是一个秘密监视仪的目标。不过是他孙女的监视仪。

　　 “爸爸不放心你们，叫我跟着你们的。”学锋说。

　　 老阿爷微微笑着，胸有成竹。他不在意，反正人们不是出于善意的不放心就是出于恶意的不放心，总是要盯他梢的。他等学锋赶上来。现在是祖孙三人一块往前走。路过一个小小的点心店，焉识请婉喻和学锋的客吃冰淇淋。他每月四十七元养老金，二十元交给钱爱月，算自己在冯家入伙，剩下的归他自己零花。他们每人拿着一杯冰淇淋，从几张杯盏狼藉的桌子中挑了一张相对干净的，在发黏的圆凳子上坐下来，三双裸露的小臂刚刚放在发黏的圆桌面上，又都缩回来。

　　 学锋问道：“阿爷，你们里面有电影看吗？”

　　 “有、有的。”阿爷回答，“你小孃孃的那个防治血吸虫的电影，也、也……在我们那儿放了呗。你、你小孃孃说，你们这里倒没有几家电影院放映。”

　　 学锋发现，老阿爷很少控诉什么。他做无期徒刑犯人的二十多年，同伴饿死一多半这个事实，他从来不提。问到了，他就用平淡无奇的口气说：“饿、饿死的人不少呗。每天都有人死呗。”他的话夹杂的西北口音很地道。“一死了人，干部们就把牛车赶来，把死人拉到干河滩上，埋在沙里。人死得多了，拉车的牦牛不用车把式驾车，装上尸首，你还没给它们甩鞭子呢，牦牛自己都认识路，自己拉着尸体就往干河滩上走。”还有一次他说：“死的人多了，来不及好好挖坑，把沙盖上就行了。来一场大风，沙就给刮跑了，尸首一排一排的都露天睡着，太阳一晒，味道十几里外都闻得着。”

　　 婉喻听着一老一小的对话，很快判断出他们的对话和她无关，便一心一意地用小木勺挖她的冰淇淋。她当然不会听出，老的和小的对某个特定称呼都是小心的，小的管它叫“你们里面”，老的管它叫“我们那里”——这是他们近一年来形成的暗语，或说专门用语。一方是避免揭短，另一方是粉饰羞辱。

　　 “那你们里面还有什么？”

　　 “有天鹅、大雁、狼、黄羊、野驴。”

　　 “还有呢？”

　　 “还有狼毒花，好看得很。长在草地上，就像插在花瓶里一样，喏，这样一束一束的。”他用那双似乎永远洗不干净的手比划。

　　 “你们里面有没有医院？”

　　 “有，医生有好几十个呢。你们外头有的，我们那里都有。”

　　 学锋发现阿爷的话里，越来越缺乏她希望听到的愤怒、哀怨。不到一年，他甚至不怎么讲“那里面”的坏话了。她觉得他想给人一个感觉，他这二十多年的无期徒刑生活过得没有太不如人。最近钱爱月上了鱼贩子的当，买来一条肚皮上涂了黄色颜料冒充新鲜的黄鱼，阿爷在饭桌上就怀念起青海湖的鱼来：“那些鱼的肚杂都比这里的鱼肉还鲜！”冯子烨回他：“恐怕你们在那里面只有鱼肚杂吃。鱼肉从来都轮不到你们吃。”对于这类揭露性的语言，阿爷可以是个聋子。

　　“我们那里的外科医生还给调到西宁去做手术，因为他是北京大医院的医生，打成右派了，所以下放到我们那里，给我们动手术。我的领导，姓邓，人可好了。得了癌症，西宁的医生都不敢给他动手术了，把他送回来，结果是我们那个北京大夫给他动了手术。”

　　 阿爷的口气中甚至还有几分炫耀。学锋觉得他的炫示欲有点过分，需要打击一下。“你们里面那么好，呆在里面好了，为什么还要回上海来？”

　　 老头愣住了。他没有料到孙女会这么不留情面。学锋在多年后，尤其在阿爷去世后，会一次次为自己当时的无情不寒而栗。她看见自己那句话在老头那里引起的效果。一记耳光的效果。

　　 “假如不是为了她，我就不回来了。”他看看身边的婉喻。

　　 学锋倒是有了一点被刺伤的感觉。阿爷这句话似乎在以牙还牙：我又不是冲着你回来的，你们和我早就各管各了！学锋觉得自己对老阿爷和父亲母亲有区别，和哥哥也有区别。尤其最近，尤其今天，她那么向着老头，而老头居然公开叫板，他就是为了祖母一个人回到上海的！其他人对他，统统无所谓！

　　 “反正阿奶又不认识你了，你为她回来她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呆在上海？”学锋也不饶他。

　　 “她会认识我的。”陆焉识又看看冯婉喻。

　　 婉喻也看他一眼。她已经吃完了自己的冰淇淋，掏出洗得半透明、印花已经模糊的手绢，擦了擦嘴，又擦了擦手指，然后把手绢递给焉识。

　　 “阿爷，你真的只为阿奶一个人回来的？”

　　 “嗯。”

　　 “那小孃孃呢？你不是顶欢喜小孃孃吗？”

　　 陆焉识不说话了。他被戳着了痛处。学锋用牙齿撕咬那个吃冰淇淋的扁平小木勺，齿尖将木头扯成丝，再吐到地面上。这么脏的地面不配她为之遵守爱国卫生条例。干净的地面她也不喜欢，因为太干净就是拘束。她正在这个讨厌的年龄，破坏点什么，小小的犯罪都是游戏。刺伤一个人也可以平息她心里莫名的躁动。东捅一下，西戳一下，看看能戳出什么效果来。未知和意想不到的东西，都是她所等待的。

　　 “你、你的小孃孃在你这个岁数，跟你一样的，心里喜欢哪个人，同情哪个人，嘴上一定要刺刺他的。”老阿爷笑眯眯地看着学锋。

　　 但学锋知道他看的不是自己，是少女时代的丹珏。

　　 这句话出乎学锋的意料。你以为老头子木呆呆的，在荒草地上呆久了，话也讲不好了，也不太通人性了，其实不然。学锋这时候发现，他刚才对于她的总结是预言式的。超验的。他对于学锋的懂得早于学锋自己。早了许多年。学锋需要许多年，需要透彻的人格成熟才会承认老阿爷是根据同一基因提供“内部参考”懂得她的，因此才懂得那么精辟。

　　相认

　　到了我祖母冯婉喻连她的小女儿丹珏都不认识的那天，我和祖父陆焉识的关系已经是死党级了，虽然我表面上不让他看出来，我其实特拿他当回事。他开始给我推荐书籍阅读，介绍古典音乐曲目给我，那是他的挑唆方式，他不动声色地挑唆，把我和正在流行的迪斯科、邓丽君离间开来。阅读海明威和福克纳也是这样，他并不讲翻译家的坏话，一个贬低的词都没有；他只是从中译本上转开目光，再把两束浑浊的目光放远，有点拿腔拿调地背诵着原文。这样，他也就成功地离间了我对于翻译家的信任，开始写信请求大姑母陆丹琼替我在美国买原著，再海运到上海。

　　 我祖母冯婉喻把冯丹珏认成陌生人是她失忆症的又一个飞跃。

　　 1980年夏天，丹珏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两周，回到家婉喻对着她就来了一句：“侬好。”丹珏浑身的血都凉了。接下去的几天，丹珏不屈不挠地一次次和婉喻进行母女相认，一次次向母亲自我介绍，摆出证据，证明她确实是那个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从小姑娘生活成老姑娘的冯丹珏。并且，冯丹珏还要和母亲向着未来生活下去，母亲最好接受她，尽快地熟识她，以便她们在一个屋顶下把日子往下过。丹珏从美国回到家那天，陆焉识也耐心地一遍遍地替丹珏作证：这个拖着大旅行箱进门的中年女子不是不速之客，用不着忙着泡茶、切水果地款待。婉喻似乎更信任陆焉识，他在丹珏脱下美国的姐姐送的裙子式长风衣、又拿出几块衣料时说：“喏，你看，这个不是小囡囡是谁？两礼拜前她出国的时候，你不是叫她帮你买美国衣料吗？”

　　 婉喻终于恍然大悟地一扬眉毛（谁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恍然大悟），脸上肌肉渐渐舒展开。

　　 “你也认得她的，对吗？”婉喻指着丹珏问焉识。

　　 知道焉识也认识丹珏，婉喻点点头，心里似乎有底了。焉识已经是她离不开的伴儿，每天早晨天刚亮她就会在阳台上等他，下雨刮风都不例外。焉识也是风雨无阻地按时到来，陪婉喻玩玩两人的牌戏——同一种玩法他必须天天教她一遍。然后他读书或读报，她便静静地在一边陪着，或打打瞌睡。他们隔一天就会出去逛公园，吃饭。婉喻越吃越少，但坐在一个环境不错的餐馆里，她心里似乎出现了什么故事，那些故事她无法理出头绪，再把它们讲出来，但谁都能看出她的记忆活跃起来。陆焉识从这年的五月开始得到民政部的补发工资，每月有一百二十六元，除了他贴补儿子一家的六十元，剩余的钱够自己和婉喻坐几次雅致的餐馆。这里说“坐餐馆”比说“吃餐馆”要来得贴切，因为他们吃得太少，只点一个菜，或者一客点心。他们吃得那么少，服务员白眼来白眼去，话也很难听。焉识不去理睬他们；他在白眼和难听话里生活太多年了，好听话和正眼看他倒让他觉得可疑。

　　 这天他们坐在国际饭店的中餐厅里，焉识对婉喻说：“昨天夜里你又搬家了？”

　　 婉喻笑而不答。

　　 最近婉喻有了个新本事，过三天五天就能把客厅的家具和陈设重新搬一次。她总是在夜里完成这类搬家。再重的家具都难不住她，她有很多妙招可以使红木八仙桌移位：她在四个桌腿下各塞进光滑的杂志封面，推着桌子滑动一小截距离，滑出那四张封面，再重新将封面插到桌腿下，如此重复，最后能把桌子移到房间对角。常常在第二天一早，从卧室出来的丹珏会看见一个完全变样的居家格局。你从来问不出，她为什么要这样搬个没完没了。她心里似乎有个布局图样，她一直在依照心里那个图样布置现实的空间。但她似乎一直无法把现实的空间摆置得和心里那个图样吻合，因此她总是搬家不止。丹珏疲惫而无奈地笑着，向焉识告婉喻的状，说她如何吵得楼下邻居半夜睡不着。每当此刻，焉识就特别渴望看透婉喻心里的那个家居布局是怎样的。

　　“你告诉我，昨天夜里你是不是又搬了家？”

　　 婉喻看看他。她的目光是孩子的，那么多的信任在里面，谁也不会欺骗拥有这副目光的人。她转过脸，眼睛落在桌布上。她视野里只有一朵镂空绣花，比恩娘当年的手工粗糙得太多了。他们点的鳝糊还没有上来，他们面前却砰、砰地砸下两碗米饭。国际饭店也是造过反的。

　　“我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家里是怎样摆的。”她说，“我现在记性不灵了。”

　　 这是婉喻第一次把她持续搬家的秘密目的告诉焉识。原来她心里那张图样是好几十年前的。焉识想告诉她，她和焉识的家留下一张红木八仙桌和四张椅子，一张高几，并且原先的陆家房子至少大于现在十倍，照着那张图样搬家布局，愚公也办不到。

　　 焉识注意到，婉喻没有说“和焉识的那个家”。她现在已经不提焉识了。一次丹珏带了个男同事到家里来做客，正好焉识和婉喻挽着臂膀走到楼梯口。丹珏指着焉识介绍：“这是我父亲陆焉识。”婉喻丢下焉识，一转身就回到自己卧室去了。丹珏和焉识赶紧追进婉喻卧室，婉喻一脸通红，对丹珏跺着解放脚：“你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跟客人说他是你爹爹？！人家就是来陪陪我的，怎么好这样跟客人瞎介绍！不作兴的！”丹珏哈哈大笑——她现在常常这样张嘴见喉咙地大笑，同时指着焉识说：“他就是我爹爹陆焉识啊！姆妈你再好好看看他，再好好想想，就记得了！”婉喻转开身，拉开一个个抽屉。问她找什么，她不搭腔。最后她找出一张全家福，三十多岁的婉喻身边那个人被剪出去了。她的手指尖摸着空洞，看看焉识，又看看丹珏。焉识所有的照片都被剪了、烧了，她没有一点证据提供给他们，证明天天来陪她的这个男人不是陆焉识，尽管她对他的殷勤他的暗恋洞察并默认。丹珏趁机把焉识拉到自己身边说：“姆妈，你看，我们两个人长得多像！他是卷头发，我也是卷头发；他的手指甲是方的，我的也是，十个磨秃的锅铲子！你看看呀！……”她把自己被烟熏黄的手和焉识的手并在一起，放在婉喻面前。婉喻的眼睛从两只手上，移到两张脸上，云里雾里地愣着。过了一会，她无力地坐到床沿上，对丹珏轻声说：“你不可以这样跟我打棚的。我晓得的，你想要把我介绍给他，不过也不可以这样跟我打棚的。这是不可以的……”说着，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丹珏还要进一步说什么，被焉识拉住了。那天我祖母冯婉喻哭得好可怜，哭自己受了捉弄，要么就是女儿捉弄她，要么就是她自己的记忆捉弄她。丹珏没有让她姆妈信服，至少开始动摇她姆妈的执信。就从那天，她一提到陆焉识这个名字就心惊肉跳地看看焉识的脸。焉识知道，她在试探他，希望他给予肯定或否定。但他怕一旦肯定地告诉她，自己正是她等待的陆焉识，她反而也会失去对他的信赖。

　　 1982年，我哥哥冯学雷去美国西部留学。我的大姑母陆丹琼回国探亲。冯学雷属于在国内到处愤怒、一出国就特别爱国的那类人。他几乎成了个统战干部，在电话里一再向他的大姑母介绍祖国大好形势，向她担保，以后再也不会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国发展出几亿政治运动员。学雷跟他的参议员大姑父一再辟谣，说世界上的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解全都是丑化和歪曲。他在电话里替他的中国死爱面子，也替他的社会主义人民拍胸脯，担保大姑母回国绝不会遭到监视、监听、跟踪、绑架。至于那种全世界著名的叫做红卫兵的坏人，早就被送到农村去，让几亿农民修理得老老实实了。冯学雷的统战工作非常成功，在1983年春节，陆丹琼带着她的两个女儿三个孙子孙女和七个箱子回到了上海。

　　 陆家的大女儿陆丹琼在上海的最初几天是哭过去的。我对她的最初印象就是她一手拿着一个小塑料盒，不停地从里面抽出浅粉色、鹅黄色、淡蓝色的棉纸，往脸上擦。她的两只眼睛是两个黑团子，因为她在早晨涂眼睫毛油的时候老也记不住，这一天她的眼泪会被多少未知的情景触动下来。让她流泪的事太多了：母亲婉喻记不得她，做了小半辈子囚犯的父亲焉识一张口就口吃，妹妹丹珏打光棍，弟弟子烨不是怒气冲冲就是玩世不恭，没有一句话能跟他讲得投机，陆家的房子失去了而现在母亲和妹妹住贫民窟……她到街上被人挤着了，踩了脚，找不着干净的厕所，种种由头，都是要让她流泪的——她过去的老家上海没有了，她再也回不去老家了。

　　 最让丹琼伤心的是父亲和母亲的分居。子烨向她解释，丹珏家和他自己家都挤不出一间像样的房子，大得能放进一张双人床。丹琼暗示子烨在胡扯：他家里一共三个房间，怎么都能把二老塞进去，为什么还要让这样一对被拆散了半辈子的老夫妻天天幽会。丹琼是恩娘的宝贝，现在上了岁数就是恩娘第二，做主当家，受到抵制就流泪，连她的两个女儿都让着她。丹琼性格热络，自称是喜聚不喜散的贾宝玉，因此她回来后的第二天，就从她下榻的锦江宾馆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爷叔陆焉得，请他也带全家来上海大聚会。这么多年陆家只有陆丹琼有条件有精力跟爷叔一家保持热线联络。

　　 丹琼回国的时候，婉喻在她的失忆轨迹上已经滑出去很远，基本上不说话了，似乎怕她自己一张口会泄露内心那个核心秘密。你偶然瞥见她，会发现她像一张旧日留下的画，一副早就进入永恒的眼神，两个嘴角微微收紧，那种“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的”浅笑。她仍然在夜里搬家，有几次把丹珏弄醒了，上去劝阻她，拉她，她却力大如牛，把丹珏摔在地上，半个屁股都摔紫了。有一次邻居们也上楼来，婉喻看着一群穿蓝白条条、红白碎花睡衣的邻居，一边搬东西一边说：“用不着来帮忙的！我不吃力的，谢谢！”邻居们跟丹珏发脾气：“这样下去我们还有办法过日子吗？！你要是不送她进医院我们就要叫警察了！”听到警察二字，婉喻停了一下，使劲地想这个听上去耳熟的东西是什么？丹珏又是送礼又是道歉，还给邻居全家每个人送了一副射击耳塞，请他们多多包涵自己的母亲，她实在不是存心的。有一次婉喻搬家的响动穿透了邻居们的射击耳塞，邻居女主人知道婉喻曾与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阿敏要好，便连夜把阿敏找来了。阿敏跟在推土机一样推家具的婉喻后面，耐心地重新向婉喻介绍自己，想帮她自己和婉喻恢复过去的友爱。阿敏提出一个个细节，希望它们有助于婉喻恢复记忆。“喏，还记得吗？阿拉一道出去贴调房启事，贴到电线杆上，贴到电车站汽车站，贴到小菜场、药房、银行，贴得来一天一地，都是粉红的！”可婉喻对阿敏还是一点记忆也没有。阿敏说：“你入党的时候，你还织了一条腈纶围巾送给我，一道红一道黑！”婉喻突然大声说：“滚你的蛋！滚你的五香茶叶蛋！”在众人的惊愕中，她撅着屁股把红木八仙桌一口气推到了门口，来不及后退的人被桌子和婉喻顺路推过去，然后所有人都被堵在了门外，包括丹珏。人们被这个会骂人并力大无穷的婉喻镇住了。第二天丹珏把她从国外给婉喻带回来的漂亮衣料全都送给了楼下的女邻居和阿敏。

　　 因此听到妹妹丹珏把姆妈这些故事当笑话讲，姐姐丹琼听了就流泪。她也是个泪美人，哭起来比笑美。她跟恩娘一样，不会哭得肿眼皮泡，再哭出个小丑的红鼻头。她一声不响，泪珠不是一对一对地掉，而是一落一把。作为我这个多少有点阴暗心理的晚辈，看着大姑母哭的时候，心里就会暗暗地掐时间，看她一个抽泣和下一个抽泣之间相隔多久。她替所有受苦受难的陆家人冯家人哭，因此所有人都没的可哭了。

　　 从比利时回来的焉得跟焉识连一丝相像之处都没有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法，老得各有不同，对于陆焉得来说，苍老就是他相貌的改变；他变得一点也不像陆家的人，而酷似他妻子家的人。原先不好看的妻子，让丈夫分走了一部分不好看，现在竟有了个不难看的模样。焉得对哥哥的遭遇同情得失语哑然，一脸愧疚，好像他过的几十年好日子是造成焉识坏日子的部分原因，他的锦衣玉食多少要对焉识几乎饿毙负责，焉识惊人的胃口和饿痨的眼神都让他想到自己占有了哥哥的福分，因此他为自己额外的幸运和哥哥欠缺的幸运而内疚。焉得在回到上海的第二周开始跟焉识重新熟识了，话也多起来。

　　 “阿哥，我小的时候在你面前自卑得不得了！我觉得有那样一个神童阿哥，阿弟真难做人，所有老师、长辈都说：‘看看你阿哥！’我一直想，阿哥从小就那么天才，天底下的顶好房子就应当给他住，顶好的汽车就要给他开，顶好的吃的穿的要给他吃给他穿，才公平。”

　　 焉识对弟弟微微一笑，非常领情。弟弟焉得对哥哥同情和安慰以及崇拜的表达方式就是“顶好的房子、汽车、吃的、穿的”。前半辈子做公子哥的陆焉识现在觉得，弟弟和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焉得认为有天才的哥哥和福气应成正比，“福气”是由房子、汽车、吃的、穿的拼装的。太有趣了。假如焉识现在告诉焉得，他的福气不小：饥饿一场，遭罪一场，生死一场，结果领略了真的福气是什么。福气是他知道自己是个有福之人，因为他有冯婉喻这样的女人爱他。为他生养了三个孩子，并让他亲自见证了她怎样苦等他。冯婉喻对他焉识的情分，就是他的福气。

　　 陆焉得和太太回上海的第二天晚上，冯丹琼做东给爷叔接风，在梅陇镇晚宴，宴席上她正式提出要让母亲和父亲搬到一处去住。丹琼婚后从来没有跟丈夫分床而眠，因此在她看来分不分床是重大事物，值得所有中外亲人老少三代郑重讨论。晚宴的冷盘撤下时，丹琼说她已决定买一张全上海最贵的席梦思床送给父母。第一个反对的是冯子烨。

　　 “这像什么话？两个未婚老龄男女睡到一张床上去？我们不管居委会还要管呢！”

　　 “谁叫‘居委会’？”丹琼问道。在天真程度上，她现在仅次于她姆妈冯婉喻。

　　 “居委会就是一帮子解放脚老太太，吃饱饭没事情做，多管闲事，老鼠见了她们都来不及逃……”

　　 学锋还没发挥完就被她爸爸叫了“住嘴！”丹琼的两个女儿和三个孙儿孙女听到这么一声粗鲁的吼叫，都怔了，但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是什么，用英文悄声相互讨论了一番，又去小声问丹琼。丹琼告诉她们就是“Shut up”的意思，一直觉得上海没劲的两个美国女孩顿时振作，一块瞪眼看着舅舅子烨。这是大事情：舅舅当着远方来客如此不留情面地呵斥自己女儿。她们再回过头来看表妹学锋，替无动于衷的学锋难为情和忍受伤害。

　　 陆焉得觉得事情非常简单，阿哥阿嫂明后天就去办一个复婚手续，举行一场仪式，把“居委会”请来吃吃喝喝，热热闹闹，谁还会再管？他为自己的设想兴奋起来，开始发愁哪里还能订到好蛋糕，哪里可以摆冷餐会，然后他又跟太太小声讨论送老新郎老新娘什么礼物，是否到和平饭店租房给老伉俪做“蜜月套间”。

　　 “姆妈会不会答应还是个问题呢。”丹珏说。

　　 “为什么不答应？”丹琼质问。

　　 “她在等人。”

　　 “等谁？”丹琼追问。

　　 丹珏给了一个“懒得说”的笑容。

　　 “那我现在来问问姆妈。”丹琼说，一面起身，右手扯扯屁股上紧绷绷的裙子。

　　 “你不要问。”丹珏阻止姐姐，“要问等没人的时候再问。”

　　 “我们大家都是她的亲人，即使她认不得也感觉得到！”丹琼说，“趁着我们都在，问问她有什么不好？喏，你看，谁说话她都会朝爸爸看，就像要爸爸给她解释！”说着她扯平了裙子，凑到了母亲身边。

　　 “你等一会儿！”丹珏嗓音高了。人们刹那间看到了她在实验室里的权威科学家面孔。

　　 冯丹珏认为，婉喻和焉识微妙复杂的关系别人是不懂的。不懂得而同情比什么都可怕。她已经受不了大姐的操控欲了。一个成功的女光棍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另一个女人控制。

　　 丹琼走到父亲和母亲之间，一条胳膊搭在父亲肩上，一条胳膊搭在母亲肩上。就要开始给他们扯皮条了。

　　 “姆妈。”丹琼叫道，化得很好的妆使她看上去比妹妹丹珏年轻了一代。

　　 丹珏把手里的烟头使劲按在烟灰缸里，音量又上去一度：“不要胡来！”

　　 冯子烨紧跟着说：“小囡囡比较了解姆妈，阿姐你听她的！”

　　 不过已经晚了，丹琼已经把话说出来了。

　　 “……你跟爸爸复婚好吗？”丹琼笑眯眯地看着婉喻，同时把陆焉识往婉喻身边推了推。

　　 钱爱月坐在餐桌对面，此刻笑眯眯地起哄：“姆妈，阿拉一定要来闹洞房讨喜糖！”话未落音，她笑容就没了——在桌子下挨了丈夫一脚。

　　 丹琼又说：“姆妈，我这趟回国，一定要看到你跟爸爸复婚哦！”她现在用她的臂弯把一对老年男女的头钩住，使劲往一块合拢：被理发师傅做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发型如同两顶圆而脆弱的灰白“发盔”，此时一侧被挤扁了。

　　 “爸爸，你跟姆妈讲呀！你要求婚的呀！”丹琼格格地笑起来。

　　 学锋起了一脊梁鸡皮疙瘩。

　　 丹珏紧张地看着婉喻的脸。那洁净如凝脂的脸先红后白，然后再红，鼻梁上薄如纸张的皮肤被一根蓝色血管顶起。婉喻把这样的脸转向焉识，看了一会，低下头。

　　 “姆妈答应了！”丹琼叫道。

　　 “恭喜、恭喜！”焉得两口子说。

　　 焉识的直觉有些异样。绝没有这么简单的。假如这么简单就不会有他陆焉识陪伴冯婉喻等待陆焉识的四年了。他比所有人都紧张，手指头攥得发冷。这时焉得给他倒了一杯花雕，满脸祝福地推到他面前。

　　 “姆妈你看，爸爸开心死了，吃下去一大杯酒呢！”丹琼欢欣鼓舞地搂住母亲，把母亲的脑袋当一个婴儿摇晃拍哄。一个钱堆出来的女人，一个蜜泡出来的女人，走到哪里都要创造喜剧高潮和欢乐结局。

　　 婉喻突然往前一挣，两只胳膊同时抡了半个圈。学锋冥冥中等待的意外事物终于被等来了：婉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挣脱了大女儿丹琼，并将她摔倒在地。

　　 我假如没有在场，一定不会相信我柔弱苗条的祖母有那么大的爆发力。两年来的深夜搬家使她暗中操练筋骨肌肉，在柔弱的外貌下练出了块头。她低下头的时候，我和其他人都以为她羞怯或动情了，原来她是在运力，为了给丹琼致命的一下。她大概从丹琼把她的头发挤扁那一刻就开始运力了。也许更早，她内心的反抗是从丹琼说“姆妈答应了”那句话开始的。很可能是我妈妈钱爱月说“姆妈，阿拉一定要来闹洞房讨喜糖”的时候，我的祖母就恶心坏了。我妈妈讲这句话有一丝女工间不登大雅的流气，也许是这点流气触犯了我的祖母婉喻。在她心目中，哪怕就是在记忆已经褪色成为白板子的心目中，陆焉识和她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回事。

　　 还没有等到丹琼从地上爬起来，婉喻将餐桌向前一推——推惯了红木八仙桌，推这个桌子太不算什么了，就算桌面上摆满杯盘碗盏也算不了什么，反正她一发力桌子就向她的对面顺当移去。坐在我祖母对面的人有我父亲冯子烨，我母亲钱爱月，还有我那个从大西洋彼岸来的不多言不多语的婶奶奶，他们在桌子卷土而来时来不及起身，更谈不上后退，变成了婉喻这台推土机的牺牲品，被碾到了桌子和杯盘碗盏下面。

　　 丹琼的两个女儿三个孙儿孙女吓坏了，上去抱起丹琼。丹珏赶紧上去阻拦婉喻，但这已经是个不可阻拦的婉喻了，她一扬大臂，丹珏又在地上了。冯子烨一身汤汁，大声吼叫：“用力气呀！”

　　 丹珏一面爬起一面吼回去：“姆妈力气老大的！”

　　 “爸爸，你怎么不动手拉牢姆妈！”子烨已经从桌子下面站起。

　　 这是我祖父出狱以来第一次听到冯子烨叫他“爸爸”，他苍老的脸上升起一个苍凉的笑，似乎比儿子不叫他“爸爸”还伤心。

　　 “我为什么要拉住她？”陆焉识说。

　　 婉喻喘着气，摸着自己垮塌了的头发——那是两小时前丹琼带她和焉识到宾馆的理发店做出的发式。丹琼请客的范围很大，包括父亲母亲就餐的发式和着装，都是从头到脚一新。她做了一切准备要在这天晚上给父母包办婚姻。

　　 原来婉喻在反抗包办婚姻时可以如此的英勇不屈。比起陆焉识曾经的曲线反抗，可是要英勇多了。婉喻才不来理会一屋子的惊恐面孔，还有从惊恐下面渐渐透出来的痛心。尤其是丹琼，亮晶晶的眼泪把她的眼睛变成两颗黑色水晶，她却不让它们落下，就那么忍辱负重地一笑。没有比那笑容更能说明她痛心欲绝了。她的两个女儿以木偶的表情看看外祖母冯婉喻，又看看母亲陆丹琼。世上的母女都是冤家，她们和自己母亲之间的冤家情结放在这个场面里是太不足道了。

 

 　　婉喻的炮楼

　　我祖母在我小孃孃护驾之下，乘上我叔祖父陆焉得包的宾馆轿车先一步告辞。此后她再也不肯见任何人，除了她的小女儿冯丹珏。她和丹珏的公寓就是她的炮楼，她在里面抵抗任何给她包办婚姻的人。

　　 这样的母女告别令我的大姑陆丹琼好不凄凉。她提前结束了故国重游，带着女儿们和孙儿孙女们回美国了。离去之前，她总是用一句话安慰她自己：“我会把姆妈接到美国去的。”她把这句话重复了很多遍，一想到她将会忍受怎样的思念之苦，就把这句话拿出来念叨。她内心分裂出两个人来，一个年长一个年幼，幼者一伤心闹腾，长者便拿好话来哄，不必考虑兑现，只要哄出暂时的宁静就好。

　　 我的叔祖父陆焉得两口子在那场晚宴之后也变得无心无绪，自我敷衍地把上海逛了一遍，“不逛说不过去”的那种逛法。对他们来说，玉佛寺、城隍庙、国际饭店、大世界……一切都大不如从前，脏了，破旧了，留着无产者们的不敬和冒犯，唯物论信徒们对物质的毁灭欲让他们寒心地摇头。最伤他们心的是，软语漫笑的上海人没了；无论朝哪个方向扭过你的脸，你都和冷漠或牢骚或仇恨照面。每个人都是牢里牢骚地行走或说话，他们的牢骚似乎都是你引发的。因此焉得两口子不跟上海人计较了，在陆丹琼祖孙三代离开上海的第二天，也回比利时去了。

　　 他们行前都没有跟我祖母告别。因为我小孃孃怕进一步刺激她母亲，引出又一个病情飞跃，劝阻了他们。

　　 我祖父陆焉识一直沉默。沉默得奇怪。他的沉默也是一座炮楼，替他守卫着他思维的持续性，让他完成他回忆录和书信集的最后章节。他的沉默一直持续到1984年冬天。那个冬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祖父不知怎样被重新发掘，将领导一本汉英大词典的编辑工作。我在他屋里（曾经是我的卧室）看到了那封聘书以及跟聘书一块寄来的便笺。便笺说：“……朱教授一再请我代问您好。他因为类风湿暂时不能回国……”我是这样推演的：这位身在美国的朱教授热烈推荐了我祖父。他是我祖父的学弟，深知陆焉识的学识，也了解他揣着那样的学识在大荒草漠上种青稞、打鱼，蹉跎二十多年。我接下去的推演是：出版社在决定编辑这本大辞典时首先是请美国著名汉学家朱教授来挂帅的，但朱教授像所有海外游子一样，听了太多的几乎千篇一律的陆焉识式的故事，怕自己一旦回国也会像陆焉识一样去种青稞、打鱼，所以干脆举荐陆焉识，好在陆焉识是过来人。我无法得知朱教授如何举荐我祖父的，但仅仅从这一举荐导致我祖父登上主编位置，就可以断定朱教授一定摆出条条例证，也足以看出朱教授有多么重大的话语权。

　　 我不知道自那之后我祖父和出版社有过怎样的讨价还价，出版社居然答应出面，把陆家房产的一小部分讨要回来。那幢三层小楼的一层在1954年被我祖母抵押出去，变换成厚礼，分送给一个个可能让政府改主意，把我祖父从死囚名单上划掉的人。我祖父活着走下刑场之后，我祖母为了念政府和人民的好，把剩下的两层楼捐给了政府和人民。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证明了我祖母冯婉喻有着先知的英明：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假如能使那房产幸免，到了“文革”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的。终究要失去的东西，不如主动失去。能够主动地丢失便是施者。怎么办呢？不这样施舍，弱者怎样表达对于压迫他们的强者的宽容大度呢？

　　 也许捐出房产只是冯婉喻表达的感恩；对政府和人民由衷的感恩。她感谢他们给了自己深爱的男人活下去的机会。活下去的机会是一切机会的纲，纲举目张，然后才能让政府和人民宽恕他，特赦他，他才能和全家重逢，才能出任主编……

　　 没有活下去的机会，陆焉识怎么能有二十多年的充裕时间，渐渐认识到婉喻的美丽可爱，认识到是什么埋没了她的美丽可爱。没有那生不如死的二十多年，他肯定没有机会，好好在记忆里消受那份美丽可爱。

　　 我祖父陆焉识的请求被恩准了。陆家的三层小楼在1985年年底是这样的格局：一楼的门厅客厅隔成三间房，住着一个六口之家和一个单身汉。二楼住了两对中年夫妇，各有两个孩子。三层原先是恩娘的卧室，现在最为热闹，三对小夫妇在楼梯口摆了三个碗橱，三套炊具，海陆空立体地利用空间。煤气从一楼接到二楼，二楼再接到三楼，管道赤裸裸地从地板缝钻出钻进，上下通行无阻。

　　 至于陆焉识怎样过了一层层关卡，怎样得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跟三对小夫妇打硬仗打软仗，最终光复了陆家第三层楼，我们都不清楚。陆焉识经过很多难缠的事物和人物，他自己也成了个难缠的人。那些年轻男女在这个“死都不怕还怕你们”的老囚面前远不是对手。老囚受尽屈辱，丢尽尊严，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伤害他的了。他挺过磨难的后果是特会磨别人。磨是个战无不胜的功夫，陆焉识在1986年的初夏，把三对小夫妇全磨出去了。达到目的后，他告诉出版社领导，他心脏突然跳得快快慢慢的，胜任不了大辞典的主编。出版社发现陆焉识原来是个老狐狸，把出版社利用了，现在他房产到了手，什么承诺都可以毁了。

　　 祖父对我的解释是：“碰上跟文字打交道的事情，能不做就不做。到头来都是吃力不讨好。”

　　 我认为当主编是荣誉。

　　 祖父说：“你想想看，我还要荣誉做什么？”

　　 这个时候我祖母已经进入一种空茫世界。她不再反对你去看望她，因为你看望她和一只狗或一只猫看望她没什么两样。邻居家养了只猫，时常跑上楼来偷嘴，扑两个蟑螂，顺便就来看望婉喻。婉喻在桌上玩又黄又脏的骨牌（当然是不按游戏规则玩的），猫在牌桌中间的横档卧着，玩牌的手带动了桌布，猫自作多情，以为是婉喻在逗它，便伸出爪子撩一撩桌布的一角，跟婉喻有呼有应。婉喻此刻会跟猫说上几句话：“你吃过饭了？吃蟑螂吃饱了？”她现在说话口齿含混了，几乎奶声奶气。她一说话，猫就认真听着。就像我们跟婉喻说话时她听得极其认真一样。婉喻成了个老婴儿，认真地看着你说话时的眼神和手势，眼睛里全是求知欲，你笑了，她也跟着笑，婴儿的笑都像她一样无动机非功利。那是多么单纯洁净的退化！

　　 婉喻偶然还会在夜里搬家。但那是极偶然的事了。这就是我们偶然察觉到她空茫茫的世界空得还不纯粹，还有一个人在打扰她。打扰她的那个人是不是陆焉识，她是否因为陆焉识搬家，我们很快就要知道了。

　　 我祖父把陆家的第三层楼打扫干净，粉刷油漆，趁着丹珏带婉喻出门看医生，到小菜场叫了几个和婉喻熟识的菜贩子，用他们的黄鱼脚踏车火速把红木八仙桌红木椅子红木高几，以及婉喻的红木梳妆台全部搬了过去。他回到丹珏的房子里，准备搬婉喻的衣服被子，以及婉喻的一些私人物品，包括焉识二十多年给她写的信。就在他的环境掉包计圆满完成之前，丹珏搀着婉喻从医生那里回来了。婉喻站在门口，看着八仙桌和高几在墙壁上留的印痕，老婴儿的眼睛瞪得溜圆：她最后的记忆坐标也消失了。丹珏意识到了不祥，这个老婴儿彻底迷途了，解放脚相互磕绊，十几米的空间没有了东南西北。

　　 焉识也意识到可能做错了什么。他把那个装着老旧信件的漆器箱子捧到她面前，对她说：“你、你看，都在这里……没有动过你的……”他希望她能从一箱子的信札联想到他，重新认识他，即便认不出他是陆焉识，把他认成陪她等待焉识的那个友人；那个无怨无悔地追求了她四年多，不招她讨厌的男人，也足矣了。但婉喻婴儿般的眼神是完全陌生的。她垂下目光，渐渐看清了他手上捧的是什么，一把将漆器箱子夺回去。

　　 她的眼神惊恐而决绝：一个陌生人居然碰了她最最私房的物什。丹珏用眼睛给父亲打紧急无线电，要他立刻回避。

　　 “阿妮头，是我呀！”焉识偏偏不识风云气色。

 　　 婉喻的眼睛毫无偏颇地仲裁着什么。就像天下所有孩子，在他们天赐的灵性泯灭之前，在他们被语言灌输成见之前，那样睁着天下大同的眼睛。一丝熟识的迹象都没有。丹珏还是用眼色催促焉识快离开。焉识太不甘心了。几十年前，婉喻到处求情，求来了他从法场生还的机会，可现在就是不给他弥补过失还她情分的机会。

　　 “你是啥人？”婉喻以孩提的含糊口齿反问。

　　 “我是焉识啊！”

　　 “……焉识……是啥人？”

　　 “是……这个人。”焉识指指漆器箱子。他像教班级里最愚钝的学生那样，替对方使劲地偏着脸，皱着眉。

　　 房间里好静。婉喻的嘴唇吧嗒一声打开都能听见。她露出两颗仍然洁白的上门齿，就那样看着焉识。丹珏还在用眼睛发无线电，更加紧急，要父亲赶紧走，但父亲拒不接受。

　　 婉喻突然一伸手，狠狠给了焉识一个耳光。准确地说，她给了企图盗窃那些信札版权的无耻之徒一个耳光。丹珏上来抱住一辈子没有打过人的母亲，攥住她柔细的手腕子，对父亲说：“我叫你走的呀！”

　　 “阿妮头，我是焉识呀！”

　　 婉喻的眼神似乎说：打的就是焉识。

　　 “快点走！”丹珏说。

　　 焉识还没挨够似的，往婉喻跟前凑。他什么都准备好了，房子、家具、床上用品，跟婉喻的小日子眼看要过起来了，就是没有准备婉喻的彻底反目。

　　 丹珏把母亲拉到自己卧室，剩了焉识一人在搬空的客厅里。他慢慢走出门，下了楼，走进1986年的五月的黄昏，怎么看都是被他所追求的女人扫地出门的男人。

　　 从此婉喻就不再说话了。从此她就跟丹珏住一间屋，睡一张床。她的炮楼缩小了，就是丹珏的卧室。我父母都是到这间卧室来看望她，给她买的水果把丹珏六平米的小屋弄得一股水果店气味。我祖父在吃了婉喻一记耳光的那个周末就跟着儿子儿媳来看望婉喻了。婉喻根本不记得自己几天前的暴力，对所有来客都一视同仁地接受。她坐在床上，嘴唇轻微动着，在跟一个谁也看不见的对象低语。真该看看她的眼睛！虽然眼皮子松弛了，内眼角有一点老人的分泌物，但它们绝对是婴儿的，进入她视野的脸都被她看成绒毛玩具或拨浪鼓或彩色气球，我们这一群男女老幼都被她看得简单，童趣十足。

　　 那天我祖父在我们告辞后留了下来。他什么也不说，只是以读书或沉思跟婉喻做伴儿。婉喻最熟悉的陆焉识，就是读书沉思的陆焉识。他这样陪伴婉喻陪了两个礼拜左右，某天傍晚他起身离开时，婉喻跟他走出了丹珏的卧室。到了第三个礼拜，婉喻跟着焉识走到了楼梯口。焉识还是什么也不说，只向她挥手告别。他确信在那个刹那看到婉喻脸上一阵微妙的痉挛，似乎处在破梦而出的节骨眼上……但什么都没发生，婉喻退入了梦境。第四个礼拜，丹珏架着二郎腿，衔着烟笑父亲：“要是有人这么追求我，我就甜蜜死了！”那天丹珏上班后，焉识从包里拿出一本书，就着窗外来光，很快沉入阅读。偶然间一抬头，他发现婉喻在看他。他趁机站起身，慢慢向门外走去。当他走到楼下，婉喻远远地跟上来，一只脚穿鞋一只脚穿玻璃丝袜。他想回去替婉喻把另一只鞋拿来，又怕错失良机，就在弄堂口叫了一辆出租车（上海在这一年已经是出租车满街跑了），自己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婉喻跟着上了车，坐在后座上。

　　 车子开到离陆家老宅还有一里路的路段，街道因为路面维修而堵住了车辆通行，焉识和婉喻只好在这里下车。他脱下自己四十四码的松紧布鞋，替婉喻套在脚上，两人四只脚三只鞋，你扶我搀患难与共地往前走。走了十来步，婉喻突然站住，前后看看，远近看看，再看看地面，最后抬起头，目光穿过梧桐枝叶去看天空，似乎被梧桐切割成各种不规则几何形状的天空都是路标和记忆依据。突然，她一把甩开焉识，朝陆家老宅跑去，一只三十五码的皮鞋和一只四十四码的布鞋丝毫不耽误她的步速。焉识跟在后面，一只鞋一只袜，受够了上海路面的失修，还是没有追上婉喻。等他追到陆家老宅的楼下，婉喻已经进了门。门口坐着一楼的好婆，膝盖上放个竹笸箩在剥豌豆，对着婉喻的脊梁吼叫：“你寻啥人？！…… ”婉喻哪里会理会她，一径跑到了楼梯口。焉识是在这里追上她的。追上婉喻时，焉识已经是一脚鞋一脚血。

　　 焉识从婉喻身旁擦过，意味深长地回头看看她，便自顾自往楼上走。楼梯上的油漆剥落光了，于是他一路上去，裸露的木台阶上一阶一个血脚印。婉喻跟着那些四十四码的血脚印轻盈地登楼。

　　 好了，他们现在在三楼那间屋的门口了。焉识掏出钥匙，打开了锁。门咿呀一声开了。让我来形容一下这间屋的陈设：对着门是那张红木八仙桌，四周四把红木椅。红木被核桃仁打了两遍油，通体发出低沉而雍容的光泽。这是恩娘伺候红木家具的办法，自己舍不得吃核桃也要给家具吃。核桃油的香气也是沉着的，蔫蔫地殷实，殷实地肥腻。地板漆得一新，也是紫檀色，红木高几上放着兰草。陆焉识有赖于他那照相机般的记忆，所有物件都一丝不苟地回归原位。这就是恩娘曾经的那个客厅了。空间缩小了，有一些物件缺失了，但气韵比什么都重要。气韵如同阴魂，萦绕在这个从来都缺少一点阳光的房间里。

　　 婉喻走到八仙桌旁边，在红木椅子上慢慢坐下，她的脸又出现了那种微妙的痉挛。记忆的电流击中了她，一截一截、一片一片的情节和细节连不成故事，差差错错的一堆，就在她的眼睛后面。眼前这个男人是不是她一直等的人，她等的人叫不叫陆焉识，陆焉识和她自己以及和眼前的男人是什么关系，统统对接不上，都是似似乎乎。但这不要紧，她婴儿般的知觉中，这就是她的归属。这个宛若前世相约的男人就是她的归属。她坐了一会，又站起来，朝那间被板壁隔出的里屋走去。那是一间八平米的卧室。她怯生生地推开门，向里张望一下，进去了。床头挂着一个相框，框着一张全家福。那是战后焉识从重庆回来，第二年春节恩娘号召全家去照的。婉喻坐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勾下腰，伸手往床下够了两把。她一向不用眼睛看，就能准确地把那个漆器小箱子够出来。现在，她的手碰着了旧箱子温润的表皮。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她和这地方共有的宿命吗？

　　 我祖父和我祖母决定在1986年的6月30日登记复婚。我大姑母丹琼得知了这个决定，泪水都要顺着海底电缆流过来了。其实她已经哭笑不分，太感慨了。她在6月28日赶到上海，孤身来庆贺父母这桩大事。她的两个女儿就像焉得的儿子彼得一样，来上海一次就像吃足了上海所有苦头似的，再也不愿来了。登记是焉识和婉喻两人自己完成的，任何仪式都没有，不敢热闹，不敢惊动那个把餐桌当推土机的婉喻。婉喻现在是最自由的一个人，没有城府，百无禁忌，她不愿意的事，才不会给你留情面，她会用最直接最猛烈的方式告诉你。

　　 我祖母跟我祖父复婚之后的第二周，一天下午，卧室天窗的竹帘被拉开，进来一缕阳光。婉喻站在这缕阳光里，成千上万的尘粒如同飞蠓扑光，如同追求卵子的精子那样活泼踊跃。婉喻撩着撩着，缩回手，三两把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眨眼间已经是天体一具。我祖父十八岁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听说她在学校修的是体操，差点喷笑。现在他信了，婉喻少女时代练的那点体操居然还在身上，四肢仍然浑圆柔韧，腰和胯尚保持着不错的弧度。她那两个天生就小的乳房此刻就有了它们的优越性，不像性感的丰满乳房那样随着岁数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而下垂变形；它们的青春不骄傲，现在也不自卑，基本保持了原先的分量和形状，只是乳头耷拉了下来。婉喻的失忆症进入了晚期，她肉体的记忆也失去了，一贯含胸的姿态被忘了，动作行走洒脱自若。焉识看着她赤身露体地在屋里行走，身体一派天真。似乎羞处仅仅因为人的知羞而不得见人。现在婉喻从羞耻的概念中获释，因此很大方地展臂伸腿。年轻的婉喻给过焉识热辣辣的目光，那些目光宛如别人的，原来那些目光就发源于这个婉喻。一次又一次，当年轻含蓄的婉喻不期然向他送来那种风情目光时，他暗自期望她是个野女人，但只是他一个人的野女人。现在她真的是野了，为他一个人野了。

 　　 焉识悲哀地笑着，眼里渐渐聚起泪水。1963年他逃出草漠时，一个念头反复鞭策他：快回到婉喻身边，否则就要玩不动了。他走上前，抱住滑溜溜的婉喻。玩不动也这么好。

　　 我祖母冯婉喻从此再也不肯穿衣服。我父亲冯子烨认为这是一桩天大的丑事，一个五十来岁的儿子居然有个终日赤身裸体的母亲。他找来绳索，打算先捆上婉喻，再把衣服给她强穿上去。但我祖父坚决不答应。他不准任何绳索之类的东西靠近自己的妻子。他把妻子抱进里屋，把门轻轻关上，所有要制止丑事的晚辈们都被他关在门外。

　　中秋

　　我祖母不仅有了一双解放脚，也有了一具从衣服和羞耻观中解放出来的肉体。天气渐渐凉了，她宁可受凉也不让肉体再受奴役，谁也说服不了她穿上衣服，只有我祖父可以边哄边给她披上一条毛巾毯。中秋那天的夜里，我祖父从沉睡中醒来，窗外的月亮很圆很大，卧室里都是月光。台灯也开着。台灯上面，是婉喻的脸。婉喻已经这样看了他一阵了。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居然睡得那么沉。失眠多年的陆焉识居然恢复了酣畅的睡眠，就在台灯和妻子目光的照耀下恢复的。婉喻这么长久地看他，即便他是个生人，也被看熟了。婉喻是否看出来，他就是五十多年前被越洋轮船载回、三十年前被一副手铐带走的焉识，他无法得知。西方的月圆之夜是神秘的，许多不可思议的鬼怪现象都发生在月亮圆满的那一时分。他躺在她身边，头向她的腰胯之间靠拢，拉起她的手。这手又是柔顺的了。再抬起头来看婉喻，她已经不再看他，也许她得出了结论，得出他究竟是谁的结论。现在她的脸朝着天窗泻入的月光。看着她的样子，你深信她在思考。也许是回忆。绝不会是一张白板子的内心。

　　 我祖母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想到了1958年10月1日，探监的时候，焉识告诉她，所有犯人很快要转监，但谁也不知道将来的监狱在什么地方。她在离监狱十多里的镇上给她学校的校长打了个电话，请他批准她两个星期的假期。当时婉喻是代课老师，一星期上四节英文课。除了学校的课，她还给区少年宫上两节书法课。少年宫的钢琴老师曾经是个少奶奶，英文非常好，教钢琴是为了解闷。少奶奶和婉喻平时很要好，所以婉喻跟校长担保，她的英文课会有人代上。婉喻又打了电话去求那个少奶奶，把实情告诉了她，少奶奶心软，并且自认为跟婉喻同病相怜，都是这个社会上的失意女人，便答应替婉喻代课。第三个电话，婉喻是打给小女儿丹珏的。她要丹珏来见见父亲，因为三个孩子里，父亲心里只有丹珏。但是丹珏没有按她们约定的时间到达。

　　 婉喻那时候才醒悟，孩子们已经不再相信母亲了。母亲讲述的他们的父亲，跟人民政府定义的那个无期囚徒是两回事。只可能有一方在撒谎，他们不认为撒谎的是人民政府。那是一个惨痛的醒悟。她不怪孩子们。正如孩子们也不怪她。但孩子们对她的迁就只能到此。正如她也只能谅解他们，相信政府总不是坏事。她下榻的旅馆离火车站只有三百米，在监狱和车站的必经之路上。上千个犯人被押解到火车站，不可能不惊动她。万一犯人们不乘火车呢？或者万一他们绕开大路，去很远的地方乘火车呢？这类“万一”从来没有进入过婉喻的脑子。什么都可能发生，她的最后送行很可能失败，那又怎么样？对于我可怜的祖母，在那个时候，百分之一的胜算可能性就够了。她还有更侥幸的念头：也许能从那列火车的行驶方向发现新监狱的地点，然后那种大墙内、大墙外的夫妻生活就续上了。婉喻和焉识从结婚开始，就总有什么隔在他们之间，太平洋、恩娘、战争……因此隔一堵监狱大墙她也习惯了。

　　 焉识和其他犯人转监的准确时间，婉喻是无意中得知的。镇上来了一个卡车车队，其中一个司机在镇上买烟，说车上拉的都是罗宋面包，是给监狱拉的。镇子上很多人家靠监狱吃饭，养猪养鸡压挂面磨豆腐生豆芽都是卖给监狱的。人们好生奇怪：突然就来了这些外地面包跟他们抢生意。婉喻听到这段对话之后推断：面包一定是犯人们的旅途食品。

　　 那几天一直下小雨。小雨粉粉细，没有方向地下，无论你把伞撑向哪边，衣服和裤子都会被打湿。她向旅店借了一件蓑衣，从上午就在火车站附近等待。一直等到入夜，一辆闷罐火车开过来，只在站上慢了一下，便又加速朝站外开去。

　　 犯人的队伍过来的时候，她站在一堆摞起来的水泥管道后面。从一个个圆形的管道看出去，焉识走在犯人队伍的中间，别人迈两步，他的长腿迈一步，因此他总是显得有点懒。焉识走过去了，她无法跟随，现在看见的是他的背影了。他那三十年前就让她疼爱的卷发剃光了，只在脑后留了一撮。一撮毛使焉识和其他犯人终于有了个大致统一的后脑勺。火车噗哧噗哧地排气，夹在哨音和呵斥声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犯人们是这样被呵斥的。她的眼泪涌上来。焉识竟然是这样被呵斥，农夫呵斥驾车的驴也比这温情得多……此时她慌了：她的视线丢掉了焉识，主要怪她自己，那一声声的呵斥让她哭起来，没有声息地大哭，哭丢了焉识。

　　 她顾不得什么掩体了，从那些水泥管道里出来，把脖子拉到最长，朝马灯中晃动的一堆堆人影张望。这时一个人叫喊：“老陆！……”叫的人瘦长微驼，从一节车皮跑到另一节车皮，再跑回来。呵斥驴的嗓门又出来：“张粹生，乱跑什么乱跑？！上车！……”叫张粹生的瘦子很快安静了。而婉喻却看到了焉识。焉识也许是听到张粹生的叫喊跑到车门口的。她赶紧站到路灯杆子下，这样焉识就容易看见她。她听见焉识也被恶狠狠地呵斥一句，回到了车内。没法知道他是否看见了自己。晃动的马灯在车厢的一扇小铁窗上一晃，小窗只有一本笔记本的尺寸。她向小窗口移动几步，把蓑衣脱下来：假如刚才焉识没认出她的话，都是蓑衣的过错。火车咣当一下，所有车轮在铁轨上重重地一滚，再一滚……火车轮子的运动原来是这样，你牵我拽，似乎同时向前和向后。婉喻跟着这些牵牵拽拽加速的火车轮加快了脚步。

　　 我祖母在那个中秋夜想了很多很多，我确信这一点。她还想到了什么呢？一定想到了那一刻，她和我祖父突然听到弄堂口进来一辆捕人的卡车。婉喻是在镜子里看见他神色的，这是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神色，可怜极了，生气瞬间全走光了。他的手还停在领带上，领带的结刚刚打好，刚刚完成一个出门会客的形象。此刻楼下客厅的门很重地开了。是被人撞开的。千篇一律的、毫无必要的下马威。接下去，陆焉识这个名字被一个嗓门叫响，叫得像个异邦字眼，耳生得婉喻不敢相认。焉识对她说，他去去就来。其实她知道他不会就来的；他这一去会需要剃须刀，香肥皂，换洗的短裤背心，以及衬衫外衣袜子。她拉开五斗橱的抽屉，各样抓了两件，用一件衬衫的袖子扎成个包袱，塞在他怀里。报纸上常常宣告这类逮捕的成果，邻居的朋友亲戚也有做了这类“成果”的。我祖父在下楼之前，严厉地对我祖母说：“你别下来。”我祖母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夜想起了这句话。我祖父不知等在楼下的是什么青面獠牙的牛头马面，他绝不要我祖母看见。婉喻很乖，听了焉识的话，没有下去。她站在那里吞咽了好几大口唾沫，突然看见床边那双羊皮拖鞋。这是我祖父最爱穿的一双鞋，是我叔祖父焉得送他的，他穿了近十年，他的得意和舒适都留在那上面，底和帮脱了线还不舍得扔。婉喻觉得只要有这双旧拖鞋，起码焉识的一双脚可以时不时回家，那双脚不至于会太受思亲之苦。她撵到楼下。不，是跌到了楼下；她的解放脚头一次显示出劣势，在她刚下了两三级楼梯就失去了灵便和力量，剩下的五个木台阶她是乘着自己的大腿和臀部以及脊梁溜下去的。好在接下去还有一组楼梯，让她重整姿态，恢复体面，走到那些逮人的人面前时，又是一个娴雅的书香门第女主人。她知道焉识绝不会让她送行，送他出大门，送到警车上。她就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站着，听着脚步远去。焉识的脚步声被她的心从七上八下的众脚步声中分出来，渐渐地她就听不见其他脚步了，听见的就只有焉识那一双脚：提起、放下……脚步的合奏成了独奏。警车开走后，她听到的就只有弄堂里的寂静：一下午的羽毛球拍击球的声响静下来了。小女儿丹珏提着球拍走进门时，她已经哭湿了毛衣前襟。

 　　 中秋夜我祖母想到了她从不去想的那件事。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她得知陆焉识上了死刑榜之后，提着礼物一家家地敲门。凌博士只让一张毛边纸字条会见她，她都不死心，接着去找凌博士的秘书。秘书答应她，一定为她争取到凌博士的帮助，她于是把一句敷衍当承诺来听。她连陆焉识的学生们都不放过，只要知道地址她就上门。那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美人儿，是陆教授的学生们的父亲让她意识到这一点的。有个姓戴的男学生借了陆教授一本书，还回来的书里夹了一张市委的公函便签，上面记了几句从书中抄录的警句格言之类。婉喻由便签顺藤摸瓜，摸到市委，找一位“戴同志”。戴同志结果给了她个惊喜：他就是管司法的市委常委。婉喻不太懂戴同志的陕北话，但她对戴同志的体恤是懂得的。戴同志从没见过冯婉喻这样的中年林黛玉，一招一式都把他看迷了。他询问陆焉识的案情时，不断地插入旁白：“可苦了你了！”“苦了你和娃了！”“几个娃？……三个？不像，不像，还像个大闺女！”婉喻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大闺女”，知道的话也许她能重新审度自己的处境。不过即便她重新审度，彻底明白自己猎物的处境，她也不会回头。她是找到猎人门上的猎物。一个女人拿出什么去营救自己爱人的性命都不为过。一个母亲使出什么手段来保护自己孩子的父亲都无罪。当然，婉喻当时来不及分析这些。后来她也不愿分析，因为她一分析难免会觉得自己下贱，再也配不上焉识。现在故事走入了陈词滥调：一个女子赤手空拳劫持法场，只有肉体做炸弹。她在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就做了戴同志的情妇。她做戴同志的情妇的时间加在一块是六个小时多一点：每次戴同志爱她都不超过半小时。她做戴同志的情妇是要他出高价的：背叛组织原则，把她死到临头的爱人陆焉识救下断头台。她一点也不难为情地提醒压在她身上的戴同志：“陆焉识的事情你要快点想办法。”有几次他调情地跟她抬杠：“就不想办法！”她不吭声，是那种阴沉威逼的沉默。戴同志半真半假地说：“让他死去，死了你就是我的了！”婉喻此生连鸡都没杀过，这时候真想杀了戴同志：被他劈开的两条腿正好是绞索，套在戴同志的脖子上，把她这么多年长出的力气全部投入，锁死绞索，再那么一拧。戴同志还是个好同志，起码从事情的表象看他没有白白糟蹋她婉喻。不久她得到监狱方面的消息，陆焉识的徒刑降级了，降成了死缓。

　　 冯婉喻在得知陆焉识减刑喜讯的那天夜里，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就像她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那样，想着自己是作的哪种孽。她可以跟自己做交代了，但还是不能跟焉识做交代。好就好在焉识全都蒙在鼓里。不然他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险当逃犯，只为了看看她婉喻？他以为他把胡子留成一个绵羊尾巴就能掩人耳目了，他再乔装打扮也不会掩过她婉喻的耳目。她从那张通缉令一贴出来就浑身是耳目，分分秒秒都在捕捉他的气息。他以为他的隐身术高明，在电车上，在食品商场里，在小吃店外，在她们弄堂对过的阳春面摊子上都隐蔽过去了？她没有一刻不感觉到他的在场。但她只能把他当陌生人来和他相会，孩子们的处境好艰难，她不愿意他们更难。只要她远远地感知到他就足矣。远远地，她也能嗅到焉识的气味，那被囚犯污浊气味压住的陆焉识特有的男子气味。婉喻有时惊异地想到：一个人到了连另一个人的体臭都认得出、都着迷的程度，那就爱得无以复加了，爱得成了畜，成了兽。她十七岁第一次见到焉识时，就感到了那股好闻的男性气味。焉识送她出门，她和恩娘走在前，焉识走在一步之外。恩娘手里的折扇掉在了地上，焉识替恩娘捡起。那一刹那，他高大的身躯几乎突然凑近，那股健康男孩的气味呼的一下扑面而来。十七岁的婉喻脸红了，为自己内心那只小母兽的发情而脸红。

　　 我祖父听到我祖母胸腔深部发出异样的声音，他觉得他听到了痛苦。他伏在她胸口又细细听了一会，认为婉喻的肺部出了问题。异样声响越来越大，越来越粗，像是有只兽困在她胸腔里，痛苦而怨愤地吼叫。

　　 焉识叫着她，轻轻晃动她：“婉喻！……婉喻,你怎么了？”

　　 婉喻平静地看看焉识，一个老天使。这个老天使婉喻跟她胸腔里吼叫的兽毫无关系。

　　 我父亲子烨听到传呼电话来叫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睡，正在马桶间泡脚。我父亲近来中年发奋，夜夜悬梁刺股，准备竞争教授位置。他不是竞争教授的业务水平，而是竞争教授那份工资和待遇。听说电话从华山医院急诊室打来，子烨直接从脚盆里冲到楼梯口，赤脚踩进皮鞋，一步三阶下了楼。子烨口中牢骚冲天，但是毫不妨碍他内心做个孝子。

　　 电话是我祖父打的。我祖父告诉子烨，婉喻由于肺炎而病危。子烨来不及拔上皮鞋后跟就拦住一辆出租车赶到了华山医院。他踏进急诊室的时候，我小孃孃丹珏也刚刚冲锋而来。

　　 急诊室医生向冯婉喻的所有亲属讲解她的病案：这种肺炎很奇怪，大多数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没有太多症状，等到症状出现，一些老人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医生奉劝大家做好最坏的准备。

　　 天快亮的时候，我和我妈妈也从家里赶到医院。我目睹了祖母宁静告别人间的场面。医疗器械一件一件地从她身上卸下，她从所有横着斜着的橡皮管下面松了绑，包括那件裹住她的毛巾毯也滑落了，把她洁白无瑕的身体解放出来。她睁着无动机、非功利的眼睛，看着她周围的一张张脸。真的是一双老天使的眼睛。

　　 这时候她嘴唇动了动。丹珏把耳朵凑上去，听了一会，抬起脸来，摇了摇头。陆焉识看见婉喻脸上出现了焦灼，赶紧把耳朵贴到她嘴唇上。他听着听着，点起头来，再转过脸，把嘴巴对准婉喻的耳朵。所有人看着这一对老恋人说悄悄话。几个回合的悄语过后，焉识慢慢直起腰。婉喻已经抿住了嘴，闭上了眼。该说的说了，该打听的打听着了，脸上一派满足。

　　 没人问焉识和婉喻这辈子最后几句窃窃私语是什么。只有他们的孙女不太懂事，不太识相地追问：“恩奶最后说了什么？”

　　 焉识神秘地一笑。

　　 冯学锋后来是从陆焉识的回忆录中得知了老伉俪最后的情话——

　　 妻子悄悄问：“他回来了吗？”

　　 丈夫于是明白了，她打听的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人，虽然她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叫陆焉识。

　　 “回来了。”丈夫悄悄地回答她。

　　 “还来得及吗？”妻子又问。

　　 “来得及的。他已经在路上了。”

　　 “哦。路很远的。”

　　 婉喻最后这句话是袒护她的焉识：就是焉识来不及赶到也不是他的错，是路太远。

　　浪子

　　我祖母去世后，我的小孃孃丹珏跟我祖父说，不如把陆家三楼上那间屋跟她自己的小单元合并，换成一套大些的公寓，把父亲搬到她自己身边，这样方便她照顾父亲。也方便父亲照顾她，她马上就调皮捣蛋地戳穿自己，一面乜斜着眼睛朝父亲笑。

　　 丹珏只有在这样笑的时候，才给焉识看到少年丹珏的影子。他的心头肉的影子。丹珏不容易，独当好几面，又是教书，又是领导，又要做科普杂志的作者和编委，还要研究高端科目。

　　 这样调换房子总是以吃亏为先决条件的。拿两套房换到的一套房在淮海路上，二楼是一间大屋，有三十平米，隔成了两间不小的屋子，还有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在一、二楼之间。这套房子的厨房比较宽敞，可以兼作餐厅。大屋对着三八妇女商店，从阳台上能看到人行道上的人流稠浊得流不动。

　　 空间大了，丹珏才能把男友带到家里来。男友叫刘亮，比丹珏小五岁，是个漂亮男人。丹珏告诉父亲，这么多年来，无数人给她介绍老少光棍或老少鳏夫，电工刘亮是她真心想嫁的男人。丹珏喜欢漂亮男人，这是跟婉喻一样的弱点。刘亮和他老婆孩子一直住在他的父母家，老婆三年前在一次跟婆婆打嘴仗之后，发了心脏病。因此应该说刘亮丧妻后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刘亮的三个孩子倒不让人操心，一个中学生两个小学生都是七十分的中流水平。上海男人都勤快能干，刘亮是上海男人里的上海男人。即便丹珏忙工作不回家，刘亮也会来替她照顾焉识。刘亮会自己做钥匙，所以做了一把钥匙给他自己用，每次不用打招呼，不用按门铃，直接用钥匙打开门，把预先做好的两饭盒菜一饭盒饭摆在未来的岳父面前。丹珏当着父亲的面就会摸摸刘亮的脸，或撸撸刘亮的头发，甜蜜蜜地说：“阿拉刘亮胸无大志。”刘亮也会甜蜜蜜地笑笑，那笑容的意思是：没错，我就是胸无大志。

 

 　　 胸无大志的人才会幸福，所以丹珏是想从刘亮那里沾点幸福的光。丹珏有时还要加一句：“一个家里都是胸有大志的人谁吃得消？”刘亮更加受到了夸奖，心满意足地看看未来的岳父，意思是：家里有丹珏这样一个胸有大志的人就够受了！

　　 刘亮和丹珏在决定结婚之后，常常把三个孩子带来。每当孩子要来之前，丹珏就会通知父亲搞卫生。其实自从焉识搬过来和丹珏住，丹珏这里是非常卫生的，他拿出监狱里的大扫除精神，住到哪里把哪里扫除得如同外宾参观前的号子，有时他也会在马桶边挂一个装着樟脑丸的小布袋。刘亮的孩子造访之前，丹珏会到菜市场买一把鲜花，插在恩娘留下的一个水晶花瓶里，搁在红木高几上。丹珏在孩子们面前是温柔慈爱的，烟也不大抽，仰天大笑也收起来了。她几乎是讨好这三个孩子的。她希望中外童话故事里所有的坏晚娘形象都能经过她的苦心和努力被纠正过来。三个孩子倒是规矩孩子，不问不答，有问必答，喜欢做大人的帮手，并且个个漂亮干净，有一种智力平平的人常有的随和与健康心态。

　　 即便这样，在刘亮一家离开后，丹珏也会很知己地告诉父亲：“总算走了！吃力死了！”

　　 在婉喻去世的一年里，焉识和丹珏之间变得非常默契和亲密。他们是通过婉喻亲密起来的。是通过回忆叙述婉喻，跟对方谈得无比投机的。也是通过爱婉喻，他们重新爱起对方来。父亲和女儿记忆里，都藏有婉喻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对于对方是全新的。就在刘亮离去后的那些深夜里，丹珏会突然说：“可惜爸爸你不能陪我到老。我老起来总得有人陪吧？”她这是要父亲原谅她跟刘亮的结合，以及刘亮一家对于陆家的殖民。随着刘亮三个孩子的常来常往，刘家的祖父祖母也出现了。那是一对走到哪里吵到哪里的老夫妻，随时吵随时好，好了之后就会就地摆开扑克牌相互赌烟卷或小馄饨。他们跟邻居们马上就熟，远比丹珏和焉识要熟。也是这老两口推广宣传了陆焉识：“我们亲家公会六国外国话哦！八国联军再来他一个人可以跟他们喊话！……人家二十几岁就当教授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未来的亲家公当了二十多年无期徒刑犯，在监狱的绰号叫老几。

　　 弄堂里的阿婆阿太们由于刘亮姆妈的推广宣传而对焉识投来爱慕眼光，马屁哄哄地叫他“陆教授”。她们当然也不知道，陆教授在家是个洗衣匠，儿子媳妇一个礼拜送一大包衣服来让他洗和熨烫。她们也不会知道，陆教授也是儿子女儿家的邮差，帮他们寄邮件，取邮件，有时候还帮着誊抄文件。她们更不知道，陆教授是儿子女儿家的大力士，搬家具抬煤饼都是他的活儿。陆教授还会腌咸菜，腌火腿，做腐乳，从他回到上海，儿子和女儿家的此类食品都是由他包圆，对此阿婆阿太们就更加一无所知，她们眼里的陆教授：“文雅来！洋派来！多少有派头！”

　　 刘亮姆妈推广的成效越来越大。焉识在弄堂里过往，阿太阿婆们常常拎着孙子的耳朵到焉识面前：“跟陆教授学，人家十八岁就考上奖学金出国留学了！”

　　 “十、十九岁。”焉识总是笑眯眯地纠正她们。

　　 阿婆阿太们背地里说：“陆教授有点吊子轮子（上海话：结巴嘴）。”

　　 但是肯定会有一位对焉识了解深一点的阿婆或阿太站出来，为焉识雪耻：“人家讲起英文、法文来一点也不吊子轮子！”

　　 阿太阿婆们真的把自己的外孙和孙子交给了焉识做学生，学英语、法语、德语。那些孩子们的父母们都是在学校里只教毛主席语录和诗词的时候上的学，后来在江西、云南、淮北插队落户回来，连毛主席语录给他们打下的那点语文基础都丢了。他们在心里常对孩子们说：你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别做你爹娘这样的人。于是他们拿出自己站柜台、做车工铆工焊工的工资，付给焉识，作为他们孩子学外语的学费。焉识的十平米小屋就此成了教室。

　　 由于刘亮父母的热情，子烨和爱月反而经常来妹妹家做客。子烨加上爱月，凑起来打一桌牌或一桌麻将，其乐融融，输了牌的人就到楼下馄饨摊子上买小馄饨回来请客。在焉识的小屋听起来，楼上充满世俗的温暖和欢乐。

　　 这天一个学生对陆教授解释的一个英文词汇提出了疑问，说字典上不是那么解释的。那个词是“Laziness”，学生指着汉英字典上的解释：“不劳而获的人的特性。比如地主，资本家……”下面紧接着的一个词是：“lazybones”，其中一条解释为：“比如，地主周扒皮污蔑长工为lazybones……”

　　 焉识把那本崭新的字典刷的一下扔了出去。然后他指着砸在地板上的字典对那个学生说：“不准用它，它要误人子弟的。”

　　 学生们说学校的英文老师都用这个字典。

　　 焉识告诉他们：“那些老师就是被这种乱七八糟的概念误了的子弟！现在他们会什么？会的就是误人子弟！”

　　 不久另一个学生碰到另一个词：Revolution。焉识看到字典上拿毛主席语录来定义：“……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革命怎么就不能文质彬彬呢？绣花也可以革命啊！”焉识跟学生们吵架一样，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那本字典。这本字典跟上回那个学生的一模一样，也是一样地崭新。他想起来了，出版这本字典的出版社就是聘请他当主编的那家，并且让他编的就是这本字典。看来把这份荣誉谦让给他的美国老学弟够奸猾的，预见到在编此类字典时会碰上这样的定义争端。

　　 他说：“革命就非要暴力？”

　　 当时的三个学生都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呀。

　　 “毛主席又不是英文专家！”焉识说。

　　 这个岁数的孩子对毛主席是隔代认识，隔代感情，所以陆教授这么吼叫他们也无所谓。但他儿子冯子烨吓坏了。子烨那天正好来做客，跟爱月拎着老大房的腐乳排骨准备参加刘亮父母举办的家宴。他们上楼到妹妹丹珏的房间必然要经过焉识的小屋，正好碰上焉识在跟小学生发大教授脾气，说毛主席不是专家。夫妻俩立刻对了个恐惧的眼神，都侧耳偏脸地站在那扇虚掩的门边窃听。两人越听越恐惧，这个前无期徒刑犯的父亲居然说：“要学英文，就按英国人美国人的学法来，英国美国又没有毛主席!”

　　 那天的家宴子烨和爱月都没有吃好。等到刘亮和三个孩子以及刘家老两口告辞之后，子烨来到父亲的小屋，一进门就说：“时候又要到了。”

　　 焉识不明白儿子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

　　 “把你捉去的时候又要到了。”儿子说。他并不恼怒，口气里有一种先哲的沉稳，“要我们陪你倒霉的时候又要到了。”

　　 焉识还是不明白儿子在指什么。儿子便告诉父亲，偷听的幸亏是他，要是刘亮的父母，人家肯定不敢娶冯丹珏做儿媳，任凭冯丹珏是多了不起的冯教授、冯主任、冯编委。

　　 父亲便问儿子究竟偷听到什么了。

　　 “你疯了？！怎么敢说那么反动的话？！毛主席是可以随便评头论足的吗？英国美国没有毛主席，什么意思？英国美国没有毛主席，所以发达，赚钞票容易，上海人现在都想去，人家听起来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焉识否认他那句话有那么深广的意义，不过是就事论事。

　　 “中国就没有就事论事的事情！目不识丁的淘粪的人，都晓得一句话不在表面上说什么，要看字面之下说的是什么。连烟纸店营业员都晓得看报纸要看词下之意、弦外之音，看几行字就晓得中央又把谁弄下去了，又把谁要弄上来了。我以为你劳改几十年，起码长了这点学问，现在看看，你是白白劳改了！”

　　 子烨这样大声地“子教三娘”，把丹珏和学锋惊动了，都从楼上跑下来。

　　 “你疯了？！这样跟你爹说话，淮海路上的人都听见了！”丹珏说。

　　“他才是真的发疯了，跟小孩子胡说八道，说毛主席不是英文专家……”子烨说。

 　　 “本来毛主席就不是英文专家嘛。”学锋说。不过学锋只敢用英文说这句话。

　　 学锋的父亲没有听懂这句英文，所以没有像惯常那样请她闭嘴。子烨跟丹珏重复焉识对孩子们说的话，并且加上自己对那些话的潜台词的注释。丹珏阴沉沉地听着，既不赞同哥哥，也不袒护父亲。

　　 “你讲这种话的时候，最好结巴一点！一个句子结巴几次，看看苗头，该不该把这句话讲完，也好给你自己留点余地。”子烨接着对父亲说，“你呢？讲得流利得要命！想打断你都打断不了！平时你为什么常常口吃呢？搞不清你什么时候是真，什么时候是假！”

　　 焉识看着儿子。他一点也不怪罪子烨。几十年前他陆焉识以流利的口舌为自己辩护，申斥政府随便给他加刑，并让政府的代表人在加刑后的宣判书上签名，确保以后不得再次加刑。就是这样逻辑而雄辩的口舌招致了他的死刑。死刑导致婉喻东典西当地为他求情，终于求到无期，而无期却招致了子烨的致命失恋——咪咪的离去在他心上留了个永远填不上的大洞。无期还招致了丹珏的女光棍命运，人到中年，还得沾刘亮胸无大志的光享点民间幸福。

　　 焉识说子烨说的都是道理，他不过是一时光火，忘乎所以了。自此之后，一定会吃一堑长一智。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下午都有两批学生来上课。焉识打扫了房间，拖了地板，洗完浴缸里泡的衣服和床单，在桌上放了一本旧货店买来的民国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出的英汉大字典，然后坐在窗子前面，等着学生们的到来。他虽然严厉，这些九岁十岁的学生们还是买他账的。这些孩子跟子烨那一辈人不一样，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变换过了，像陆老教授这样十九岁考上博士奖学金出国留学、会四种外语的人比较接近他们的偶像标准。

　　 焉识看看表，过了开课时间已经半小时。学生们全都逃课了。等到十一点钟，第二批学生也该来了，但也都没有来。此刻他听见二楼的房间里传来电视机声响：丹珏起来了。礼拜天上午冯丹珏是专门用来睡懒觉的，谁都不可以打搅她，连刘亮都不敢打搅。刘亮会在午饭前出现，总是非常周到地先来敲焉识的门，问未来的老泰山一声安好，扯两句闲篇，再上楼到丹珏房里去。因为刘亮的周到，焉识就要搜肠刮肚地跟他闲扯。“黄鱼又涨价了。”“真、真的呀？”“天天卖野味的那家商店来了熊肉！”“那、那倒是稀有的！”……

　　 焉识决定避开今天的闲扯。这样的闲扯似乎使他结巴加重，有时候两个肩胛骨都会酸痛难耐。紧张是心理现象，但严重了就会转化为生理现象。现在焉识的紧张只剩下生理现象了，因为他心理没有觉得紧张，只是他的结巴舌头和肩胛骨告诉他，他在紧张。自从婉喻去世后，他的失眠越来越彻底，脱衣上床闭眼只是尊重人类这个习性而已。也是为了对他自己有个交代：睡不睡是态度问题，能否睡得着是水平问题。

　　 他走到弄堂里，一个阿婆问他：“陆教授好点了？”

　　 他不明白她的意思。一般不明白的事情微微一笑总是没错的。

　　 阿婆接着说：“你儿子昨晚上说你身体不好，以后外文课不能教了。”

　　 焉识愣住了。但他不能当着外人戳穿自己儿子，不能让别家人看到自家人闹不和，就又来了个微微一笑。

　　 紧接着他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每个孩子交的五元钱学费，不就被他贪污了吗？他一生中污点是有的，但这种污点从不曾沾染。

　　 “明、明后天，病、病好点就上课。”他说。那些五块钱学费让他的老脸没处搁。

　　 “你儿子都替你把学费退给我们了呀！说你从此以后不会再教了呀！”

　　 焉识想，子烨容易的吗？为了父亲的政治安全，大大地破费了呢！真是一片苦心。他对阿婆又是微微一笑，表示遗憾或表示“以后再说”。反正碰到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以后再说”。国家，社会，家庭，以后再说解决了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他陆焉识的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他听到的都是笑眯眯的以后再说。他坐了二十多年的牢，究竟是谁的错，也是以后再说。丹珏跟刘亮要结婚，孩子们从郊区学校转市区学校的问题，也是以后再说。丹珏一共那么两间房，刘亮的大儿子已经十四岁，怎么个住法，只能过起日子以后再说。有天焉识问丹珏，什么时候把他做无期徒刑犯的事告诉刘亮，丹珏眉头一皱，说：“以后再说吧。”很可能这就是焉识见了刘亮紧张的原因。那段无期徒刑就像埋在这家里的地雷，总有一天会被踏响。

　　 没有了学生，焉识干家务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可以用来誊写他用记忆带出大荒草漠的书稿。也就是这个时候，他的视力退化了。诊断似是而非：神经性失明。好在这种失明是慢性的，他将一点点地从光明走入黑暗。进入彻底的黑暗也许需要两年，但如果他能很俭省地用眼的话，也许他还有五六年的视力。

　　 焉识对医生笑笑说：“没关系，看起来是我先死，然后再失明。”

　　 是学锋陪他去看眼科医生的。大学毕业后学锋被分配到一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不用按时上下班，笼络好几个作者就行。并且，读那些知名作者的作品大长了她的志气，大增了她自己当作者的信心。她把这个抱负憋在心里，根本不跟父母说。父母催她以哥哥为榜样，出国读硕士、博士，她就用“以后再说”打发他们。

　　 看了眼科医生出来，学锋很久不说话。她为祖父操心他的书稿。

　　 “怎么不响呢？”祖父注意到了沉默许久的孙女。

　　 “我来帮你抄稿子吧。”学锋说。

　　 她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来这么一句。

　　 祖父也没有想到孙女对他怀有这么多同情，对他的书稿如此心重。

　　“这些稿子肯定不会在你们的杂志上发表的。”祖父说。

　　 “我晓得。”孙女说。

　　 “那你说，我写它们做什么？”

　　 “写给我的呀。”

　　 “还有呢？”

　　 祖父和孙女的年龄差距很大，导致他拿那种跟幼儿园小朋友的方式跟她讲话。

　　 “是写给恩奶的。”

　　 焉识笑了。小朋友真是善解人意啊。

　　 从这天起，学锋每天都来帮祖父抄写书稿。祖父背诵他储存在记忆中的文字，学锋把它们如实写到纸上，标点都不改动。“感叹号。……等一下，还是句号吧，句号更好。”祖父会这样说。

　　 时不时的，学锋会为祖父的叙述流下眼泪。也有一些时候，学锋被故事逗得格格直乐。

　　 就在祖孙俩忙着誊写稿子的同时，二楼的大房里日新月异，搬进了新买的双人床，又搬进一套刘亮自制的“罗马尼亚式”家具。丹珏已经开始稀疏的卷发被染得乌黑，牙齿却被洗得煞白。冯主任也好，冯教授也好，最终还是做了刘太太。三个孩子中两个小的已经住过来了，暂时跟刘亮挤在丹珏隔壁的十五平方里。这天刘亮在晚饭前问丹珏说：“子烨不是说过，还是请爹爹跟他们去住吗？”他停止称呼焉识为“伯父”，改口为“爹爹”了。

　　 丹珏眉头皱起说：“以后再说吧。”

　　 刘亮还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丹珏用眼光制止了他：当着老头的面，就谈重新安置他的问题，太穷凶极恶了吧？

　　 这是丹珏和刘亮去登记处领取结婚证的头天晚上。领了结婚证，他们要去到桂林度蜜月，这样可以躲过请客送礼闹洞房那一关。丹珏虽然分享了一些刘亮一家的通俗幸福，但闹洞房她还是玩命抵制。刘亮的父母当晚来了，带了几饭盒菜和两位表亲。焉识照本宣科地做了一个佛跳墙，子烨买了两个菜一瓶酒，这样就凑成了一个盛大家宴。学锋是最后一个赴宴者，看看八仙桌接纳不了她，便和刘家的三个孩子以及祖父一起到厨房另开一桌。丹珏问了子烨几次，钱爱月怎么还不来，子烨回答得含含糊糊。

　　 “到底出了什么事？”丹珏把哥哥拉到厨房门口小声问道。

　　 “没啥事。”

　　 “要离婚啊？”丹珏笑嘻嘻的。她知道只要这样一激，哥哥的实话就会脱口而出。

 　　 “瞎讲！今天我不想带她来！”

　　 “为什么？”

　　 “我就是……我碰到咪咪了。”

　　 丹珏不说话了。这个哥哥浑身老茧就是心上那一小块地方没长茧，为咪咪保持着鲜嫩滴血。丹珏很了解哥哥。她哥哥太爱咪咪了，那样多的爱就是给一百个女人也受用不完。跟咪咪的偶遇，往他心里的创面上撒了一大把咸盐加辣椒。咪咪的不变样不走形让他自惭形秽。咪咪迎面走来，旁边一个年轻姑娘一定是她的女儿。但咪咪更加漂亮动人。见了咪咪之后，他无法马上跟爱月相处，所以今天他要做一晚上独身者。子烨悲哀地跟丹珏感叹，自己走样走到什么程度了？连咪咪都认不得他了。而他愿意这样变吗？他变成这样不能怪他。要怪就怪他们这位父亲。

　　 丹珏对他使眼色，叫他捏着点喉咙，父亲和刘亮的孩子都在厨房里吃饭。

　　“这有什么？我又不是背着他讲这样的话！我当面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子烨说。

　　 丹珏不再理他，回到客厅招呼刘亮家的长辈去了。子烨稍微等了一下，想等情绪好转再进去，但他马上发现一个人站在两个门之间情绪越来越坏，也就跟着丹珏走进去。刘亮见子烨进来，一杯白酒砰地蹾在他面前的桌面上。刘亮一喝起白酒就喝出工人阶级的本色来了，喝得豪放挥洒，吵吵闹闹，每喝一杯酒都跟对手斤斤计较：“你的不满！不算！……我干了，你没干！……你赖皮！喝半杯漏半杯！”

　　 喝到大家都大度，都自顾自敞开来喝了，刘亮突然说：“子烨，你上次说要把我老泰山接过去住的是吧？”

　　 这时候丹珏恰好离席，到厨房去看看父亲和孩子们吃得如何。

　　 刘家姆妈和阿爸都停下筷子，一声不吱，满嘴的菜原地搁置。

　　 “怎么了？”子烨说。

　　 “没怎么。就是丹珏不相信你答应过要请老太爷到你们家住。我跟她说，是你主动说的。”

　　 “我是主动说的。”

　　 “所以你跟你妹妹讲讲清楚。我没有赶老太爷的意思哦。”

　　 刘家二老嘴里的菜还是原封不动地搁置在牙齿和牙齿或者上膛和舌头之间。

　　 子烨的脸由红而紫，而黑。假如此刻是学锋兄妹在场，看见黑了脸的父亲一定撒腿就跑。这是父亲在打哑雷，紧接着拳头或斥骂就会如暴雨一样下来。子烨碍着两个七十岁的老人在场，也顾及到明天是妹妹的喜日——她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嫁人，第一次摘掉老小姐的帽子，所以他忍了。又喝了两口闷酒，子烨还是子烨，还击开始了，只不过变个方式。

　　 “我妹妹跟老太爷的感情好得很，我带老太爷走她是舍不得的。”他一张脸笑得稀里糊涂。

　　“你们家比我们家大呀！我们这么多孩子，老大都十四了，不能总跟两个妹妹住一间房间！”刘亮说。

　　 丹珏刚刚从厨房进来。她是听到了他们刚才的话才赶过来的。她早就知道在刘亮眼里她的住房条件给她的脸减去了几根皱纹，但她没有料到，在刘亮看来房子比自己漂亮那么多。她喜欢刘亮，但憎恶刘亮的市侩内心。她但愿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份喜欢能战胜憎恶。

　　 “小囡囡，你是不舍得老太爷住到我家去的。”子烨说。

　　 子烨这种替人说话的腔调让刘亮火了。

　　 刘亮说：“住到你们家，也省得你们把脏床单脏衣服拎来拎去，不嫌重吗？”

　　 “刘亮！”丹珏小声但厉声地呵斥。

　　 子烨到底是陆家骨血，在这种场合还是要体面的。他对妹妹笑笑，表示刘亮不会得罪他，他和她几十年的患难兄妹，什么都有数，什么也离间不了。

　　 子烨说：“我倒是想请老太爷帮忙照管一下家务。但是我们那个居委会不喜欢我们家老太爷。”

　　 刘亮姆妈问：“为什么？”

　　 子烨说：“整天盯着老太爷，连小孩子都汇报他。”

　　 刘亮阿爸问：“为什么呢？”

　　 子烨说：“有一次老太爷跟几个学生说，光学雷锋是学不到真学问的。居委会就到处调查老太爷的背景。你们都知道那些居委会神通有多广大。”

　　 刘亮母亲说：“对呀，居委会是一级组织嘛，就像当年妇救会！”她自己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刘亮问：“居委会调查出什么来了？”

　　 子烨说：“那你们最好去问她们。反正她们调查过后就不喜欢我们老太爷了。”

　　 刘家的几个人一声不吭。

　　 子烨说：“我们陆家原来是有房产的。我们老爷子为了我母亲把那套房产要回来一部分，调换到这里。所以千万不要搞错，冯丹珏这套房里有一部分是老爷子自己带来的陆家祖产。”

　　 这句话说完，子烨就跟上完一节大课似的，大而化之地跟屋里所有人挥挥手，走了。楼梯上马上就是一串醉酒的脚步，轻轻重重地远去。

　　 等到刘亮和丹珏结束了五天的蜜月，从桂林回到上海，刘亮的三个孩子也就成了丹珏的三个孩子，所以乘着一辆三轮货车搬着所有衣服被褥到了丹珏家。

　　 这期间焉识和学锋关在小屋里，誊写回忆录和书信集。

　　 焉识在大荒草漠上盲写那些稿子时，润色已经基本完成，所以他口述起来特别酣畅淋漓，就像话剧演员朗诵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三部书稿的整个誊写工作进行到１９８7年的７月中旬圆满收尾，一共才用了七个月时间。学锋从杂志社偷运回来十几本稿纸，现在那些细小的空格里填满了字迹，摞在桌上有两尺多高。当天晚上学锋给阿爷和自己来了个庆功会，买了一袋进口巧克力和人头马威士忌。学锋举杯时说：“阿爷，祝这三本书早日出版。”

　　 阿爷问她有这可能没有。

　　 “当然可能！”学锋说，“迟早。这个世纪不行，下个世纪一定能出版。”

　　 阿爷那双视力正在减弱的眼睛转向一大摞稿纸。他不属于下个世纪。

　　 “阿爷侬不相信？”

　　 “我相信。就是等起来很讨厌，对吧？”

　　 学锋想，阿爷等够了。等待某件事发生是难熬的，耗人的，等待把祖母婉喻也关在一个牢里。对于好事坏事的等待都是牢，都会剥夺你的自由。

　　 这时楼梯上传来三个孩子的脚步声。他们到外面乘凉回来了。刚来时三个孩子跟父亲亲密抱团，后来就只是他们三人亲密抱团了。焉识心情好，打开门对孩子们说：“来，给你们好东西吃！”

　　 三个孩子却不进来，一声不响地站在楼梯上。焉识便以他的大手抓了一大把巧克力，走出门，把巧克力放到男孩的两只手上，要他给两个妹妹公平分配去。

　　 学锋告辞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她走到弄堂里，见刘亮的三个孩子在紧张地交谈。

　　 “你们没看见他的手？看上去老龌龊！”大妹妹说。

　　 学锋想，老阿爷的手因为高原日晒和几十年生冻疮确实很脏相的。这点不怪孩子们。

　　 “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他是老罪犯！老罪犯都有一双大脏手！”哥哥说。

　　 “我们不要吃他的糖！”小妹妹口不由心地说。

　　 显然刘亮的父母已经去了子烨家邻里的居委会，搞清了他们亲家公的底细，并跟三个孩子交了底。孩子们认为不管囚犯老爷爷是什么囚犯，让他们联想到的总是鬼魅阴暗，从这样一只鬼魅阴暗的手上接过的巧克力难免鬼魅。

　　 学锋走过去，一脸的质问：“你们在瞎讲什么？”

　　 三个孩子都看着她，脸上没有表情。背着他们的长辈，他们跟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表姐”就做起完全的陌生人来了。两个妹妹都去看哥哥，让哥哥为她们当家。哥哥到底圆滑一些，过了一会儿便腼腆地笑了，话题马上切换。他跟学锋说了一声：“阿姐走啦？”两个妹妹跟着说了声：“阿姐再会！”他们知道学锋是老阿爷的人，正如他们的继母丹珏也是老阿爷的人，说老阿爷坏话被学锋听到等于被丹珏听到。哥哥知道他们兄妹是父亲拖来的三个拖油瓶，在继母的领地切不可真实地做孩子，要做父亲的耳目爪牙，处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使冯家天下顺利转换为刘家天下。他们甚至已经看出，尽管他们的继母顶戴这头衔那荣誉，人情处世上是个“没用场的人”。

 　　 我想这就是我太祖母冯仪芳说的“没用场”。一般此类“没用场的人”都有一身本事，误以为本事可以让他们凌驾于人，让人们有求于他们的本事，在榨取他们本事的同时，至少可以容他们清高，容他们独立自由地过完一生。但是他们从来不懂，他们的本事孤立起来很少派得上用场，本事被榨干也没人会饶过他们，不知如何自身已陷入一堆卑琐，已经参与了勾结和纷争，失去了他们最看重的独立自由。

　　 我的太祖母冯仪芳说陆焉识“没用场”，正因为此。

　　 学锋看见三个孩子回到楼里去了。她远没有想到刘亮的大儿子比她想的要圆滑得多。不止是圆滑，他已经看懂了他们这个新家庭的政治：架空冯丹珏是完成刘家当家的一个重要步骤。也许他不是有心看到这种政治的；家庭矛盾中幸存的孩子都非常早熟，养出一种畸形直觉，他那样做是直觉使然。

　　 他领着两个妹妹上楼之后，把那些巧克力放在继外公陆焉识的门口。

　　 让我来想象一下我祖父看到这些被退还回来的巧克力的感觉。他不相信世界上有不喜欢巧克力的孩子。孩子对他的嫌弃使他在打开的门口站了很久。楼梯上的灯泡本来瓦数就低，又蒙上了厚厚的尘垢，照在七八块包着锡箔纸的半圆形巧克力上，在他视力衰退的视野中晦暗地闪光。假如它们没有那一点光泽的话，他就一脚踏上去了。踏上去可能会摔倒。孩子们并没有把这种危险考虑到，他这样猜想着。他弯下腰，脊椎骨和膝盖又噼里啪啦地炸着小鞭炮，替刘亮搬运家具都没有这样响。他把捡起的巧克力放在桌上，发现它们还是软的，带着潮湿的温暖，形状也变了，孩子们手心上的不舍都留在上面。

　　 这个时候我父母和刘家老少成了死敌，我祖父在两条阵线之间。两条阵线不是争夺他而是推脱他。倒不完全为了房子居住，双方都怕老阿爷那不太漂亮的政治面貌经不住邻居的横看斜瞅。

　　 1990年初春，一个年轻汉子找到我家来，说是要找陆焉识老师。年轻汉子有两个紫红的颧骨，跟老阿爷刚回到上海时一样。我母亲打电话过去，告诉老阿爷有个姓邓的人找过他，留了一个在上海的地址。老阿爷按照那个招待所的地址找到了姓邓的汉子，两人在外面吃了饭。晚上阿爷来到我家，跟父母谈了一会，主要是让他们想开些，别为了陆家房产跟刘家老少计较。我父亲马上说：“我才不会跟你一样没用场！我一定要跟他们搞搞清楚的！”

　　 陆焉识站起身，不再跟儿子理论。陆家到了子烨，总算出了个有用场的人。陆焉识在他孙女我的陪同下下了楼，走到弄堂里他说：“今天来的那个人是邓指的小儿子，叫邓三钢。我教他学英文，后来他考上了西北大学。这次他来上海出差。”

　　 我说我已经猜到他是谁了。

　　 阿爷说：“小三子现在又调回劳改农场里去了。做宣传科长呢。他爸爸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这个小儿子离开那里，离开得越远越好。他上大学的时候，找的爱人还是农场出去的。最近两人都调回农场了。小三子告诉我，他不会跟城里机关的人打交道。他只能像他爸爸那样生活，才舒服。”

　　

　　 那个大草漠上来的邓三钢离开上海一个礼拜之后，我祖父陆焉识失踪了。

　　 他失踪在一个柳枝泛青的早晨。

　　 头天晚上，他的小女儿丹珏和丈夫刘亮吵了一架。为什么吵，谁也不清楚。一般来说，丹珏在做出一步退让时总会抗争一下，吵两句，但刘亮明白她最终自会听话。也许陆焉识是听见了这段争吵走开的，也许他早就蓄谋走开。清晨丹珏从房里出来上马桶间，发现父亲的房门开着，就走进去。一封信留在桌上，是给我的。信非常简单，告诉我他走了，要我转告我父母和丹珏孃孃，他怕告辞太麻烦，所以没有告辞。以后万一在美国的丹琼孃孃问到他，替他解释一句。随便怎样解释都行。我猜想是邓指的小儿子给了他启发，让他意识到，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

　　 他把他的衣服带走了，还带走了我祖母冯婉喻的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