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体不勤”是种特权病（人民论坛）——祛除官场坏习气之一

    随着反“四风”、改作风的深入，从严治党成为政治新常态，一些干部身上的“不适应症”也越来越明显。这如同一面镜子，愈发折射出不良习气、不正之风的危害。

　　比如，机场贵宾厅关闭后，有人就犯了难。河北一名县委书记感叹：虽然坐了无数次飞机，但取消贵宾厅等细致服务后，我比刚进城的农民还懵懂，订票、取票、换登机牌等，不问就不知道，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除了不会办理登机，一些干部去医院不知道怎么挂号、乘公交车不知道如何投币刷卡、参加培训会走错教室……当作风建设的紧箍咒念紧了，超配的秘书“转岗”了、围着转的工作人员没了，一些干部开始“亲自”做事情，结果出了窘态、闹了笑话，工作生活“难以自理”。这种“本领恐慌”，值得深思。

　　毛病是惯出来的，一些干部之所以“难以自理”，症结在于长期四体不勤、高高在上。有的凡事都有人代劳，“端不了杯、提不了包、开不了门”；有的患上秘书依赖症，没有人代拟讲稿、安排事宜，就不会说话、不会写文章，甚至不会思考；还有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让家里人“搭便车”享受各种服务。长此以往，必然能力退化、积弊日深。

　　当年，毛泽东同志用“骄娇二气”来形容某些领导干部的不良作风，以之来观照“四体不勤”，可谓切中要害。骄是娇之源，娇是骄之表。骄气，实质就是一种官气。贪图享受、热衷“官威”，是造成领导干部“四体不勤”的重要原因。一些干部当官做老爷，摆官架子耍威风、追求特权攀比享受；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极力媚权奉承，全方位、无死角地伺候，自以为会“来事”、很“懂事”。正是在这种唯权、唯上的不良生态中，一些领导干部的娇气日益滋长，“四风”问题积重难返。对此，有人一针见血：“四体不勤”其实就是特权病，干部生活能力不足的背后，是权力的无所不能。

　　可能有人会说，拎个包、端个杯等，都是小事，何必如此计较？然而，真是这样吗？“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且不论“四体不勤”让干部自身又娇又弱，试问：一些人长期车马开道、前呼后拥，不接地气，不问疾苦，会真的把群众放心上吗？细节之处见作风，如此“官老爷”做派，在群众那里又是个什么形象？一位基层党员的话令人警醒：一些“四体不勤”的干部浮在空中，何谈执政为民？他们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恶化了干群关系。

　　鲁迅先生曾经自省“皮袍下面藏着的‘小’”，那些“一抖肩膀就有人接大衣”的“官老爷”，更应反省思想上的病变。把自己看重了，把群众看轻了；把权力看大了，把责任看小了，“总开关”就会拧不紧，就会搞不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也充分说明，作风之弊的“病原体”还未根除，抓常、抓细、抓长的“木鱼”还得驰而不息地敲下去。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人民至上，才会像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一代代党的优秀干部那样，放下架子、打掉官气，和群众一块苦、一起过、一块干，干一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业。

“沽名钓誉”扭曲名利观(人民论坛)——祛除官场坏习气之二

 

一段时间以来，“偶遇新闻”频现。有“偶遇”领导干部乘地铁、坐公交的，有“不经意”得知领导干部下乡调研自带方便面的。偶尔一起不足为怪，但“偶遇”成风则令人起疑。

　　一些领导干部制造“偶遇”，无非是想宣扬自己低调、务实、节俭，彰显转作风成效，但“偶遇”太多、刻意做作的本身却泄露了秘密。事实上，从请人给自己代写文章，到频频制造“偶遇”新闻，不论宣扬的手法怎么变，给自己造势的意图没有变，沽名钓誉之心没有减。前些年，有的地方评选“全省职业教育先进个人”、“五一劳动奖章”、杰出青年，竟然局长、处长纷纷占主角，追名逐利可谓无所顾忌。

　　诚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原本无可厚非，关键是如何对待名利。对于普通人来说，名利心重些，无非世俗市侩一些。但对领导干部而言，沉溺于追名逐利，醉心于沽名钓誉，就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盒子，万般恶事多因此而起。不少落马者在追悔时就常常这样写道：“贪图功名利禄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私心杂念太重，名利思想太强，贪婪私欲过度”。领导干部的名利观扭曲，就不仅容易腐化变质，最终身败名裂，还会误事殃民，败坏党和政府形象。

　　有的人把升迁看得比什么都重，不惜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拉关系、找门路，甚至跑官要官买官。有的人把职级待遇放在首位，争名夺利在前，吃苦受累在后，得名获利的事少一点都不行。有的人以名利得失为干事依据，一看现在规矩多、约束多就干脆为官不为。有的人看到自己一个章、一支笔能使别人发财，就心里不平衡，不吃点拿点卡点要点就不舒坦。有的人看到有名有利的事情就积极作为、扎堆作为，反之就视而不见、相互推诿。凡此种种，皆因名利观扭曲，给官场带来不良风气，使名利当道、实干靠边。

　　唐代诗人杜牧写道“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白居易则更直白“劝君少干名，名是锢身锁。劝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极言追名逐利之害。是以，自古而今的君子，多以淡泊名利自居。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上，就曾这样告诫自己：“名利竟如何，岁月蹉跎，几番风雨几晴和，愁雨愁风愁不尽，总是南柯。”今天的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名利上丢人失分、为人所鄙，就在于没有养成共产党人应有的名利观。

　　陈云写“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的条幅以自警，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杨善洲一辈子追求“共产党员”这个光辉之“名”、“实现人民利益”这个崇高之“利”……他们的事迹至今传为佳话，正是因为他们生动彰显了优秀共产党人的名利观。“视个人名利如粪土”“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各级干部应当也必须具有这样的胸襟与情怀。

　　“正确对待名利”，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干部的谆谆告诫。身处社会转型期，面对纷繁扰攘，不为名所缚、不为物所累，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清清白白为官、踏踏实实干事，我们就能得大自在，亦必将以人格魅力和境界修为赢得百姓尊重和信赖。

“逢迎拍马”害了同志关系——祛除官场坏习气之三

“领导没讲我先讲，试试话筒响不响；领导没尝我先尝，看看饭菜凉不凉。”听上去有些夸张，却活灵活现描摹出了逢迎拍马的官场坏习气。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它的周围，总会聚集起一些“忠实”的拥趸，有的是对权力有所求，有的是对权力有敬畏，还有些纯粹是“习惯成自然”。正是诸如此类的溜须，惯出了部分干部的“官场毛病”，也异化了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别人对自己逢迎拍马，甚至有人对此还心存警惕和反感。但是，伸手难打笑脸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浸染，一些干部在不知不觉中放松、放任直至放纵，从心有抵触到见怪不怪，从半推半就到欣然接受，最终，对各种恭维体贴话很是受用，对各种可心周到的特权服务心安理得，对各种巴结奉承习以为常，没有了反倒觉得少了点什么。上有所好，下必趋之投之。一些人瞅准了这一点，仰领导鼻息，看领导脸色，往往领导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甚至只要领导高兴，不惜说违心的话，干昧心的事。在相互需要的情境中，在心照不宣的氛围里，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

　　拍与被拍，一个逆心而为，一个顺意而享，勾连其间的，是权与利的博弈。一些人把逢迎拍马视作“登龙术”，或自轻自贱、卑躬屈膝，或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甚至为了攀龙附凤，不惜出卖人格、任由驱使。一些干部面对逢迎拍马，则像是被灌了“迷魂汤”，尽管囿于身份和场合，不得不正襟危坐、义正辞严，却在晕晕乎、飘飘然之际，自高自大、骄傲自满情绪悄然滋长，惟我独尊、自以为是心态逐步抬头。更有甚者，无视党纪国法，僭越原则底线，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投桃报李，腐化堕落。在这样一种异化了的同志关系中，肝胆相照早成奢谈，忠言诤友不见踪影，久而久之，形形色色的关系网越织越密，方方面面的潜规则越用越灵。本该干干净净的从政环境，变成了利益交换、各取所需的交易市场；本该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沾染了人身依附、相互利用的市侩习气。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古代圣贤早已把逢迎谄媚、花言巧语者归入“损者三友”，至今未绝，可见其顽固。一名腐败官员的忏悔之辞则道出了个中真谛：被哄着捧着的“美好感觉就像鸦片一样，让我上瘾”。可见，不管是拍别人还是被人拍，扭曲的都是人性，戕害的都是党性。

　　小平同志多次严辞告诫：不能把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旧社会君臣父子关系、猫鼠关系、帮派关系；党的十八大更是强调要“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这些要求，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如果在我们党内“逢迎拍马”之风大行其道，以官为贵、唯官是尊观念广为流布，把封建社会“官本位”那一套照单全收，还谈什么党性、原则、纪律？党风政风，在百姓眼里都是“官风”，“官风正则民风淳”。抵制逢迎拍马，拒绝口是心非，无疑是正党风、促政风、带民风的一个突破口。切实做到这一点，有点难，其实也很容易，只需要从“亲自”端茶拎包开车门，彼此真诚叫一声“同志”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