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绵延（诗词里的文脉(一)）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听到诸如“中华两千年文脉断绝”之类的感慨。若说这种论调是“久已有之”，倒不如说是“古已有之”更为妥帖：诸如“崖山之后无华夏”之言，确实是每个时代都未曾断绝。文脉究竟是什么，此问大矣，我自认不敢作答。然而这一番言论，却引起我一番感慨。

前阵子去河南鹤壁，听闻当地一条河流号称“中国诗河”。乍一听，心里一动，想以中国之大，敢以“中国诗河”冠名，口气可谓不小，而我本就很少听闻鹤壁，更别说鹤壁还有一条“中国诗河”。惊奇之下，便去看个究竟，没想到竟然是诗经中“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的那条淇河。“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这条美丽的河水竟然自太古蜿蜒而来，以诗为媒接通了悠悠几千年的历史，这超乎任何诗人想象力的奇缘绝景，让我一度怀疑这淇河身份的真假，然而诸般考证齐备，更有无数文人墨客在此处的抒怀之作互相印证，诗歌的线索环环相扣，验明着淇河的正身。而这条从历史中走来的河流，却没有成为故纸堆中的文物，它依然奔流，依然充满活力，水鸟穿行，市民戏水，河滩上满是嬉戏玩耍的笑声，鹤壁市崛起的高楼大厦也掩映在河景之中。这样的一条河流，将诗词经典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串联起来，使这听起来虚无缥缈的千年文韵，有了一个具体可感的载体。

且不说“文脉”是否断绝，这承载着文章诗歌的河流，倒是确然没有断绝呢。

当然，河流虽未断绝，也并非一成不变，淇河也好，甚至作为民族文化象征与精神图腾的长江黄河，在历史上，其径流也几度变更，或于此时此处多绕出一道河湾，或于彼时彼处多分出一条支流。尽管如此，也没有哪位水文专家，会因此说黄河不是当年的黄河、长江也不是当年的长江。在这一点上，诗歌与河流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在中国诗文的发展史上，从《诗经》到楚辞汉赋，从歌行古风到律诗绝句，从诗到词到曲，诗歌的形态如同河流的形态，始终在变化着，在每一次大的变化发生之际，也总是不乏惊呼声议论声辩驳声。然而时光荏苒，漫长的岁月之后，我们还是将那些曾经争得你死我活的文体，都纳入“古典诗歌”这个和而不同的大概念，汇聚出一条一以贯之的气数和流向。

兼容并包，温故知新，古为今用，正是这样的智慧，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一条浩荡江河，一条不会干涸的活水。每思及此，便会对未来生出许多希冀。滔滔的文明之水，纵然几番起落百转千回，仍然可以听到它奔流的律动。前路之上，横亘的更多艰险崎岖，以及更多“断绝”的判词，也是可以预见的，然而安有千里坦途事？中华文脉终究不废江河万古流。诗歌之河源远流长，几经辗转蜿蜒，几多旁支合流，到今日，仍然浩浩荡荡，一往无前；而这诗歌之河汇入的、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更伟大洪流，又何尝不是如此。诸子百家，秦汉峥嵘，魏晋风骨，唐宋气象，共同汇聚成了一个更加宏大而浑融的“中华”概念，我们至今多讲“中华文化”而非“秦文化”“宋文化”，正是绝好的注脚；土生土长的道家，历经变迁的儒家，本为“舶来品”的佛门释家，本有各自个性鲜明的思想，却共同成就了中国文化“儒释道”厚重的精神内质。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行发展，并不是外来文化挤占了中华文化或者打败了中华文化，而是逐渐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甚至和而不同—泾渭之水尚且合流，何况文化这条大河？

最是诗中家国情:(诗词里的文脉（二）)

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锦官城的一个四月春夜，或许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被免去参议官的陆游在所寄居的城西南浣花溪畔，奋笔写下了这样一首《病起书怀》：“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一场病一晃就是二十多天，病后初愈的陆游，挑灯夜读《出师表》。他一定不是第一次读了，但这一次不禁又读出几分“通古今之变”的意味。

　　两朝老臣诸葛亮，心系社稷，一片忠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宋代大诗人陆游，尽管距离京城千里之外，为一介寒素之士，却同样自警自励，“位卑未敢忘忧国”。由此，让人不由得想起同为宋代人的政治家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那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论身处何时何地，一以贯之的，依然是忧心苍生社稷的家国情怀。

　　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向来极其看重“家国”二字。有意思的是，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样一种情感与情怀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恰是由诗文的形式传扬和传承着，并穿透时空，呈现在今天的人们面前。

　　最是诗中家国情。

　　家国情怀，在古诗文中有着最广泛的体现。再说回到陆游。曾有人做过研究，陆游是古代写诗留存最多的诗人，一生留下近万首诗作，其中有一半抒写家国情怀。其实何止陆游，中国历史上这样的诗人、诗文不胜枚举。还是在锦官城，还是在浣花溪畔，在陆游之前四百多年的唐代，一位诗人在他所栖身的草堂里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位诗人就是一代“诗圣”杜甫。那个八月的深秋之夜，怒号的狂风卷走了草堂屋顶上的茅草，诗人禁不住感叹身世漂泊、世道艰辛，然而，他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不幸，更为天下所有读书人呼喊：如何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庇护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开颜欢笑？诗人最后甚至说道：“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广阔、伟大的胸怀。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家”与“国”从来是一体，不可分割。明代的顾宪成撰写过一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当时天下读书人关心家国大事、树立家国情怀的座右铭。从《礼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负大任，从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舍生赴死，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到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念念不忘，从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义气……展开古诗文的浩瀚长卷，我们读到的满是家与国的一体，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构共振。

　　“不学诗，无以言。”当我们回望历史时发现，古诗文这种形式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滋养，对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特别是青年一代家国情怀的形成，影响不可谓不深远。这在以“救亡与启蒙”为时代主题的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处在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的那一代人，儿时启蒙多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必是从小浸淫在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中，读着、听着文天祥、岳飞等英雄的故事长大，因此，当国家和民族遭遇灾难时，他们像祖先们一样，如同那些诗文中所抒发的，大义凛然地写下慷慨诀别的《与妻书》，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豪言……

　　时光流转，家国情怀不仅是永恒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基因。在今天的时代里，再读一点这些经典的古诗文吧，惟愿那份绵长的家国情怀永远赓续，在一代又一代的心中生根发芽，传承恒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