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这是很朴素的道理。做一件好事，不难，难在坚持不懈地做好事；做一时的好人，不难，难在时时处处做好人。领导干部为官施政亦如此，做一任好官容易，做一生好官则要难得多，需要时时刻刻具有拒腐防变的高度警惕，洁身自好，善始慎终。

　　贞观年间，唐太宗多次与大臣探讨善始慎终的问题，贤臣魏徵说：“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后来，魏徵曾给唐太宗上“十渐疏”，以谏言唐太宗所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十个方面。可见，无论明君贤臣，自古而今，慎终一直是摆在为政者面前的一道考题。

　　慎终，实质上是要求领导干部能终其一生坚持一个“德”字。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对为官者有着高于常人的道德品性要求，为官者须有忠君爱国、廉洁奉公、尽职为民等官德，亦要有忠义孝悌、俭约节用、仁义谦让等私德。而今，在选任干部时，“德”的考察依然是重中之重。对干部而言，才是一种能力，德是一种修为，两者相辅相成，在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为政逻辑下，对领导干部德的要求只会更高。领导干部中，不乏善始慎终的典范，从焦裕禄、孔繁森到牛玉儒、杨善洲，他们都用行动诠释着慎终的含义。

　　然而，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善始易、善终难：有的领导干部刚上任时满腔热血，工作久了便疲态尽显，干工作成了混日子；有的领导干部开始时还能克己奉公，但在各种诱惑之下便把持不住，滑入贪污腐化的深渊；有的领导干部没有实权时，尚能清廉自守，可等手握实权就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易滋生诸如“49岁现象”“58岁现象”等“流行病菌”，有的领导干部眼看升迁无望，便催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内心构筑已久的“防火墙”轰然坍塌，以致在利欲熏心下走上歧途。甚至有的领导干部退休后还利用“余威”谋取不法利益……凡此种种，皆不能慎终。

　　60多年前，毛泽东从西柏坡前往北京的路上说，我们党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诸多“考题”，慎终便是其中一道“难题”。做好这道“难题”，领导干部须内心始终绷紧奉公守法这根弦，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反腐决心已通过一个个被打掉的“老虎”“苍蝇”得以充分彰显，也击碎了有些人“退休前捞一把”“退休就算平稳落地”的幻想。与此同时，制度的笼子正在一天天织牢，防微杜渐的机制也正逐步完善，对“带病提拔”等不正之风实行追责；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在企业的兼职行为……这些制度和措施在客观上也倒逼着领导干部慎终如始。

　　自古以来，无论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清正为官者都对自己的言行思想有严格的要求，遵守戒腐、戒贪、戒奢等戒律，力求善始慎终。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也应成为领导干部的追求，领导干部当常怀“赶考”意识，常修为官之德，做到善始慎终，为人也为己，交上一份完满的人生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