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贾生》诗，是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名作，也是古今咏史诗中的极品。在中国诗词史上，此类诗大多“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借古喻今，托古寄慨，表达咏古讽今、怀古伤今的情怀。 

　　同样题材，同样情怀，古之文人骚客，多有诗文阐发，而唐代诗人最为盛行。他们往往以贾谊被贬长沙作比，或为自己贬官作诗自慰，或为朋友被贬作诗相慰。如李白在《巴陵赠贾舍人》中写有“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诗句；杜甫在《发潭州》中写有“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诗句；白居易在《偶然二首》诗中写有“汉文名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诗句，等等，无不表达了对文帝薄恩或贾谊不遇的感叹。 

　　其实，历史上的汉文帝、贾谊及其君臣关系，并非如李商隐们所描述的那样。史载，汉文帝刘恒即任之年，非常赏识贾谊的文韬武略，提拔20岁出头的贾谊为博士。此后，不到一年又破格提拔贾谊为太中大夫，且对贾谊的策议多加采纳，但就在拟破格提拔贾谊为只有开国元勋才能担任的公卿时，却遭到了周勃、灌婴等老臣和权臣的嫉妒反对。或许是为稳定朝政，或许是为保护贾谊，文帝暂让贾谊任长沙王太傅。从此，贾谊精神失落，作《吊屈原赋》，后因梁怀王坠马身亡之事而忧伤过度，以至英年早逝。因此，睿智豁达的苏轼认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不懂韬晦，不能自用其才，得出“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的结论。而历经宦海沉浮的王安石则比苏轼更为洞明，在《贾生》诗中提出了自用其才的标准。他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意在表明，君王待臣厚薄，臣子是否自用其才，评价的标准不在于官爵高低，关键要看臣子的谋议是否得到采纳和施行。这是很有见地的经验之谈，显然，政治家们要比诗人们眼光更为深邃，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人才学研究认为，人才的成长是以创造性实践为桥梁，内外因素综合效应的结果，其中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自用其才就是人才非常重要的内因。有才而不能自用，终难成才或成为大才。透视贾谊的人生际遇和李商隐、王安石等人的诗作情怀，青年官兵亦可从中受到启迪，那就是要学会自用其才，方能成才。 

　　刘禹锡在《学阮公体》诗中曾言：“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可谓一语道破了古代有才华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即贾谊们的痼疾。他们往往多愁善感，情绪多变。遇有顺境，就激情满怀，意气风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遇到逆境，就心怀愤懑，自感怀才不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有的甚至意气用事，自暴自弃，于事无补，于己有害。今天我们虽生正逢时，然而人生绝非鲜花坦途，也有阴晴圆缺，崎岖坎坷。但即便如此，也应以积极的心态干事，以灵活的方法处事，哪怕是身处逆境，也要以“入世”情怀，自用其才，尤其是缺少历练的高学历官兵，更应记取。因为古人早就告诉我们：“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