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酷刑的创造上不乏天才，从远古的炮烙到晚近的廷杖，花样翻新的酷刑蔚为大观。窃以为，诸种酷刑中，最血腥者莫过于凌迟。所谓凌迟，民间通称千刀万剐。要言之，就是把受刑人绑在柱头上，由刽子手用锋利的小刀，把受刑人身上的肉一小片一小片地割下来。 

　　有明三百年间，到底多少人死于凌迟，已不可考。不过，最著名的凌迟受刑者有三个，其一是刘瑾，刘瑾乃权倾一时的大太监，祸国害民，凌迟而死，纯属咎由自取。刘瑾被判凌迟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分三天完成。第一天凌迟了三百五十七刀；晚上，刘瑾被押回监舍，这个浑身是血，身上少了三百五十七方指甲大小肉片的家伙，居然还有心思喝两碗粥。其二是袁崇焕，这位晚明时期唯一具有軍事天才的封疆大吏，仅仅因皇太极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笨拙的反间计，就被崇祯处以极刑。在他死后一百多年间，还一直背着汉奸的黑锅。尤为可叹者是，这位民族英雄身上的肉，竟被他所保卫的同胞们买来佐酒。其三则是下文将要说及的郑鄤。 

    郑鄤是江苏武进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天资聪慧，十八岁中举，二十八岁中进士，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当时有名的文化人。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一个十多岁就闻名全国的偶像派作家。文人大抵是容易高看自己的，尤其是那些少年得志的文人，他们一旦得意起来，就容易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郑鄤也未能免俗。他早年在京城做庶吉士时，曾大胆批评魏忠贤，为文坛领袖黄道周和文震孟等人所器重，大概已有把他培养成下一辈文坛领袖的意思了。郑鄤获罪于阉党后，辞官回乡读书写作——如果他一直坚持这种寂寞却清洁的生活方式，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了。不幸的是，文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哪怕只能写点诗词歌赋，也总以为有安邦定国之才。在朋友介绍下，郑鄤到北京晋见首相温体仁，希望温体仁举荐自己出山。然而，温体仁本是一个无能加阴险的官僚，会见时，不知天高地厚的郑鄤慷慨而谈，其结果是，温体仁不但不打算举荐他，反而觉得此人“锋芒如刃”，今后要是做了官，必然与已为敌，不如设法剪除——这大约是历史上最失败的一次求职面试，主考官不用你也罢，竟然惹得他老人家要从肉体上消灭你。 

　　恰好，郑鄤不肯为他继母的哥哥——也就是他舅舅吴宗达——的儿子科考出力，吴舅舅觉得这个名人外侄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免恼羞成怒，就写了一封揭发信寄给温体仁。温体仁瞌睡时遇到了枕头，马上把举报信整理成奏章，向崇祯上书。这封由首相亲自署名的奏章中，温体仁给郑鄤罗列了三条耸人听闻的罪名：杖母、奸媳、奸妹。在以孝悌治国的古代中国，三条罪名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致郑鄤于死地。然而，究其实，这三条罪名虽然不算莫须有，但都是人为的曲解和夸张。 

　　以杖母为例。郑鄤的继母经常殴打奴婢，郑鄤为了让继母痛改前非，利用继母迷信的性格，串通巫婆设坛作法。作法中，巫婆宣称被殴至死的奴婢已到阴间起诉，继母将为此遭受报应。这个迷信的老太太吓得瑟瑟发抖，郑鄤一再向巫婆求情，于是以击杖二十了结。个中原由，原本是郑鄤同情奴婢，想让他那个凶恶的继母有所收敛，所谓击杖二十，也只是轻轻拍打了二十下。但温体仁的奏章就像一切奸滑官僚别有用心的报告一样，只有结果没有原因。至于奸媳和奸妹，则只是与郑鄤不满的士绅们传播的谣言。然而，三人成虎，何况当朝首相的白纸黑字呢？ 

　　崇祯接到奏章极为震怒，下令逮郑鄤下狱，由刑部负责审理。刑部尚书冯英审问之后，认为事情并非如温体仁所言，而且郑鄤本人颇有才名，是个著名作家，因而语气近乎回护。温体仁见冯英不肯按他的意思严办，借故将冯革职，郑鄤则被转移到锦衣卫镇抚司。但即便是以诏狱著称的锦衣卫，也觉得郑鄤当了冤大头，一直不予结案。这样，著名作家郑鄤就不明不白地关在大牢里。不过，他的狱中生活倒也充实：住的是单间，吃的是小灶，还在狱中为仰慕他的士子们搞讲座，收取可观的讲课费。 

　　郑鄤在牢中关了四年后，凌迟噩耗终于来临。崇祯十一年，京师遭遇百年不遇大旱，在相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当局认为这是冤狱所致。但当锦衣卫同知吴孟明把郑鄤当作冤案上报时，却遭到了崇祯出乎意料的过激反应：他不仅不承认郑鄤有冤，反而认为郑鄤死有余辜，下令“将郑鄤脔割处死”。 

　　凌迟郑鄤是在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当时，史学家谈迁亲往刑场观看，并留下了翔实记录。谈迁说，当郑鄤押进场时，看到一根有横丫的木头立在牌坊下，那本是凌迟用的，郑鄤居然好奇地问了一句：这是干啥的？到中午，凌迟结束，天色暗惨。回家途中，谈迁看到许多人购买郑鄤的肉，据说是用来炼制治痔疮的药——一个多年来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竟然一刀一刀地零割了给人作痔疮药材。计六奇感叹说：“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微功，亦大奇矣。” 

　　崇祯之所以要置郑鄤于死地，在于此时的大明已经有如鼎沸：这一年，原本已投降的张献忠和罗汝才揭竿再起，追剿的官军大败而还；虎视关外的清军深入山东，攻陷重镇济南。崇祯无可奈何，他得找一个出气筒。恰好，郑鄤就是最佳人选——在杖母、奸媳和奸妹三桩大罪下，崇祯对郑鄤的处罚越严厉，也就越能表明自己在道德上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优越感。至于日非的国事，似乎也会因这种虚拟的道德优越感而注入一剂强心针。更何况，严惩郑鄤还既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又能诏示圣朝以孝悌治天下的既定方针呢？ 

　　这个故事说明，可怕的政治斗争具有匪夷所思的威力，能够把一个著名作家变成一堆痔疮良药。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