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时候，乡下都开满了油菜花。满目的金黄色，被紧紧包围在群山之中，偶尔随风扭动几下，也是笨拙可爱的。没人会去多想，过不了多久，这片美景就会被制作成食用油，跳进各地家庭的餐盘里。

　　清明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如果不是上坟，我大概早已忘记了老家油菜花的模样，或者本也没有这样的记忆。上一次来上坟，还是大四。那次，舅公还在。而这次回来，舅公已经不在了，我们只能去坟上看看他。在墓碑上，我第一次知道舅公的名字，在他生前，对我来讲，他就叫“舅公”。

　　在这个关系疏离的年代，舅公大概算得上是我最亲的远房亲戚：他是奶奶的亲哥哥。这一点，光从舅公的白皮肤上就可以辨认出来。白皮肤在农村人里总是很不一样，奶奶的皮肤也很白，而我也继承着这一肤白的基因；这份基因大概也是联系我和舅公最紧密的纽带。除此之外，我几乎想不起来任何和他的交集：除了在大人的指导下硬生生又羞涩地喊一句“舅公”，我们之间没有谈话，尽管我们都继承着老金家血统里基因的秘密。

　　所以，当我得知舅公去世的消息时，那种忧伤也令自己有些吃惊。大概就是前年，我还在美国念书，妈妈照例打电话给我，闲聊一些生活琐事，有意无意间向我透露了这一消息。“哪一个舅公？”我好像还这么问了一句。老家的亲戚多，老人也多，老人去世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闻。“就是那个舅公啊，水库庙的那个舅公啊。”我脑海里是他白净的脸，但确实也记不起什么细节来。对于我来讲，在异国得知远在老家有老人去世，的确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虽然很难道出这其中的缘由，但我的确难受。死亡终究是一件令人不开心的事，舅公的离去，让我感觉自己离老家，似乎更远了。

　　不过我很快就忘记了这种难受，远在桐庐乡下的舅公去世了，而我也不是他的亲孙女，我在华盛顿，上课，实习，搞party。直到毕业回国，今年春节，跟着家人去老家给长辈拜年，看到舅婆一个人在水库庙的家门口焦急地迎接我们，让我又意识到，舅公的确是走了。舅婆又正好在前一个礼拜摔断了一只胳膊，看着她老人家左手缠着绑带，身上还系着围裙，一脸愁容地看着我们停好车。我忽然间就难过起来，下了车，硬生生地叫了声“舅婆”。

　　水库庙的舅婆家是两层楼的农村老房子，一进门是一个大堂，正中是一张大餐桌，每年来拜年我们一家都是在这里吃中饭。左边是一张暗色沙发，地上通常都有一个烧炭的火盆。沙发对面的墙上贴着两张艺术照，一张是凡凡的，我的表妹，她在里面显得有些成熟；另一张是一个表弟的，照片里的他头发竖着，有些城镇小青年特有的酷。这两张大海报式的艺术照有些旧了，而我对它们也有印象，至少舅公还在的时候就有了。另一边餐桌正对着的墙上，除了大挂历，还添了一幅舅公的黑白画像——这肯定是我第一次看到。我想仔细多看几眼，的确是记忆中舅公的样子，又怕舅婆看到会令她伤心，只好默默地转移了视线。

　　舅婆是在一天早上去猪栏喂猪时摔的一大跤。我想象着，一个独身老人早上起来喂猪，在她干了几十年活的地方摔的跤，肯定难受。而现在，她的左手绑着，干不了活，烧不了饭给我们吃，连吃块苹果都要媳妇喂，一定懊恼得很。舅婆也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懊恼。我实在也憋不出什么安慰话来。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和她在这张旧沙发上坐着，然后时不时喝上手里一次性杯子里的热茶。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对于一些人来说，许多不好的事情会凑在一起，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日子还是得要一天天地过下去。

　　小时候的夏天，爷爷奶奶会带着我回到桐庐老家，回到水库庙舅公舅婆的家，过上一段时间，直到夏天结束，学校开学。门前就是一条溪，我和其他小孩子们就一起在水里玩憋气，乱抓鱼，在吵吵闹闹中耗尽孩童的所有体力。这条溪水通向水库，那也是水库庙的由来。这次过年回去的时候，却见不着水了，那条溪水早干了。大概也因为是冬天，看不到村里的阿姨奶奶们在那里洗衣服了，只有零零散散的石头裸露着，这些石头，或许就是二十年前我在水里憋气时努力睁开眼看到的那些石头。只是如今，我们再也认不出彼此了。

　　我长大了，走过了很多离溪水，离水库庙，离桐庐很远很远的地方，舅公舅婆一辈子大概都不曾想象过的地方。那条溪也去了它的地方。我记得回老家，那条溪却回不来了。

　　《 人民日报 》（ 2014年08月30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