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北部的燕山东麓昌平区小汤山附近，西面靠着重叠的群山，北、东、南面则是一望平野。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曾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将军、四人帮、成克杰等高级别的囚犯。秦城监狱，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产物之一，由苏联专家设计的，有四幢带审讯室的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间监室有200平方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还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重犯囚室内的墙壁是特制的，可严防囚犯撞墙自杀。

秦城监狱前身是民国时代的功德林监狱，位于德胜门外功德林庙街1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

1955年勘测新址，位于北京市北部的燕山东麓，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小汤山附近）建设新狱。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建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秘密项目，对外不公开，所以外人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秦城监狱由苏联专家设计，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是工程负责人之一。冯基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投入这座他亲自主持修建的监狱，而且是同批犯人中最迟一个被释放者。

1960年建成，并将功德林监狱犯人转移到此。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秦城监狱加盖了6栋楼阁、6座监狱大院，王力、关锋、戚本禹曾先后入狱。

燕城监狱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是司法部直属监狱。2000年8月，监狱开始建设，截至2009年，一期工程已全部竣工投入使用，具备了关押和改造罪犯的能力。燕城监狱将主要关押中央及省部级职务犯罪的重要罪犯和外籍犯人，以及具有研究价值的普通罪犯（通过其研究各项改造手段的内在规律）。燕城监狱全面投入使用后，取代公安部秦城监狱。秦城监狱会退出历史舞台变更为看守所。

建筑特点：

秦城监狱有四幢带审讯室的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间监室有20平方公尺，内有单独的洗手间，还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重犯囚室内的墙壁是特制的，可严防囚犯撞墙自杀。房内的常置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写“交待材料”时，才会由管理人员送进一张小学生式的单人课桌供使用。但也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凳子是永远没有的，床铺就是犯人平日坐的地方。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了棱角，被打磨成圆形。铁丝、碎玻璃片、绳索甚至布条，以及易燃易爆物品，总之，一切可能被用来行凶、自杀、越狱的工具都在这里绝迹。

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房门上方与厕所马桶齐腰部有“窥孔”，供哨兵对犯人24小时监视之用。一般牢房内有一扇窗户，约有一平方米大，底层开在比一人加一只伸出的手还略高的墙面上，上层开在视线以上的位置。窗台向上倾斜，窗户向上向外开启，玻璃上涂有白色涂料。窗户共有三层：纱窗、铁栅和玻璃窗。通过向外开启的窗户，犯人看不到楼下院子里的情况，也看不到周围楼房的情况。但在有的地方可以望见远山和夕阳；大部分人可以看到一小块天空，在阴天的时候，那天空就***一块有长方形井口的深井。但在高级囚室里，这样的窗户有两扇，且是磨砂玻璃。

在大约有3.5米的高高的天花板上，直接安有一个十五瓦的灯泡。按照前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回忆，那模样就象一个“倒挂的小人头”，它的外面不仅罩着磨砂灯罩，罩外还有铁丝网罩，散发着暗淡的光。电灯的开关却在门外，由看守控制。

1967年，秦城监狱仿照苏联工程师的设计，加盖了六幢监舍。排号顺延为戊、己、庚、辛、壬、癸。与五十年代所盖的四幢加在一起，正好凑足“十天干”。

新建的牢房为钢筋水泥结构，监室五至十平米不等，盥洗台和便池同处一室。便池是蹲式的，需自己用水冲洗。牢门为双层：外面的一层为铁门，里面的一层为木门。门上除安装了监视的窥孔外，下方还有一个四方形的活动小门，用以送水送饭。其余设置，规格与高级监舍大抵相同。

秦城监狱设有专门的医务室，配备保健医生和护士。他们只是负责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内容有询问身体一般情况、量血压、抽取血样检查各种指标等。此外，还特别设立一个小小的牙科诊所。据称，秦城监狱的医生对医治因长期单独囚禁导致的“单身牢房综合症”最有经验：只要把这名犯人放入人群中，病很快就会好起来。

秦城监狱犯人专用医院——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集中在一幢建筑的二楼，病区内有看守把守，每间病房都装有铁门，有监视，也实行放风制度，放风地点在医院大楼的楼顶上。病房约有十平方米，内有一张至两张病床、一个自来水龙头、一个马桶。窗户的玻璃不透明，窗外装着铁栏杆。

关押类型：

犯人的代号由数码组成。数码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数字标志该人的入狱年份，以公元纪年表示。后面的数字表示该年份入狱的序号。如“6901”，前两位数代表1969年，后两位数代表收监的顺序是该年度的第一人。犯人按“级别”不同有单独和集体囚禁两种，“级别”划分一般是根据犯人在入狱前的官职，或渉案的程度而定。犯人每月的主食定量为16公斤，一日三餐（周日和节假日只有两餐）由管理员统一送到各监室门前。不过，在伙食标准上，又根据犯人的年龄、入狱前的地位，或是案情的不同进展程度等，分为高低两种。高级囚犯20世纪70年代每月的伙食费为60元，到90年代随着物价的上涨，有所提高。高级囚犯伙食待遇较好，一般对那里的伙食比较满意。低级囚犯正餐为“一菜一汤”。主食一般是米、面、杂粮搭配，菜是最廉价的蔬菜，少有油水；早饭是玉米面窝窝头和一块拇指大的咸菜。特殊犯人或即将出狱的高级犯人则有更好的待遇。

在高级监区，狱方备有统一的饭盒，不使用窗口，而是打开牢门将饭菜送入。菜有两素一荤，有“真正的汤”。每周一次配送牛奶、水果；特殊犯人或即将出狱的高级犯人则有更好的待遇。低级监区的犯人需自己保管餐具，开饭时，食物通过一个离地面约一尺高的送饭窗口递入。

犯人在监狱里多有劳动，如做火柴盒、编织草帽。秦城监狱设有医务室，有保健医生和护士。

文革时的关押待遇

文革中折磨犯人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最简单的有罚站，不给犯人喝水，坐“喷汽式飞机”，打骂也是家常便饭。受惩罚的犯人还会被戴上镣铐，最严酷的是背铐。秦城监狱的建设者，原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冯基平，在文革中就被戴上过这种镣铐。许多人在那段时间内致疯、致残、致死。1972年初，毛泽东下了一道指示，对监狱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

著名犯人：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力、关锋、戚本禹曾先后入狱。

秦城监狱还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战俘（如：沈醉、王陵基、曾扩情、徐远举、廖宗泽、王靖宇、孔庆桂等人）、四人帮、班禅喇嘛、陈希同、张东荪（1968年）、金敬迈、魏京生、成克杰、陈良宇等“高级别”的囚犯，特别是政治犯。

在我国，对普通犯人执行刑罚，无论其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是死缓，一般是就近执行，即在哪里判决，就在哪里执行。而对于省部级贪腐官员（含副省部级），不论他（她）在哪里被判决，大多会被集中到秦城监狱来服刑。谁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被送进秦城监狱的贪腐高官，外界无从考证。但统计资料显示，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无期徒刑者占8%，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占21%，有期徒刑10年及10年以下者占15%。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等。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746万余元，最终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位居副部级高位，张春江是中国电信行业“落马”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2011年8月1日是张春江10天上诉期期满之日，张春江的辩护律师周新广表示，张春江目前已放弃上诉。据悉，张春江目前羁押在秦城监狱。

相关报道：

社会上曾广泛流传：一些犯法的文艺界知名人物也进过秦城监狱，如央视前文艺部主任赵安、知名词作家张俊以和著名演员刘晓庆等人。但据记者调查，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进过秦城监狱。

2002年，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因监舍改造，将一批重要犯罪嫌疑人转往秦城监狱下属的第一看守所内，其中就包括当时因涉嫌偷税漏税在押的刘晓庆。张俊以等人在出狱后还声称“在监狱放风时曾见过刘晓庆”，这说明他也不是被关在秦城监狱。至于刘晓庆后来自己说“在秦城监狱如何如何”，一位专家说：“那不过是借秦城监狱之名抬高身价罢了，秦城监狱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