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有可能以人类社会迈向后资本主义的一个转折点而载入史册。然而，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既不是人们对后资本主义产生了清醒的认识，更不是推动后资本主义力量的成熟壮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难以为继，和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逐渐清晰。后者为前两者的最终出现创造了条件。

尽管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类而受到排挤，中国在2023年面对的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楼市和股市的泡沫；政府债台高筑、财力不足；由持久“量化宽松”引发的通货膨胀——但在中国，拜文化传统中的节俭和高储蓄率之赐，还有可能像日本那样面临通缩；工厂倒闭或外迁、大规模失业；只增不减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身心交瘁和对前途普遍的悲观情绪；充满社会的不满和戾气等。

在这些现象下面，中西方都面临同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经济在产能上完全可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却又在大批人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不得不大规模去产能，让更多人生活没着落。简言之：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中的持续贫困。这种贫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还在扩大；如果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中国迟早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这些都是老问题，也是资本主义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马克思之后的历史表明，在普通人的苦难挣扎中，资本主义也许可以永远持续下去，不仅不至于引发无产阶级革命，而且社会的总体物质生活水平还会不断提高。但以ChatGPT引发的创新潮为标志，新生产力的轮廓在2023年也日渐清晰，引出了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

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催动一个新的产业革命和催生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这个“新”字体现在许多方面。旧的工业革命是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和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而新技术革命在不断替代人的创造性劳动的同时，还在重新塑造人本身，将人变成传统意义上的神。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有可能成为超越人类的新主宰，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新技术革命从根本上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它使劳动不再是价值的主要来源，因为新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都不需要大量的劳动者。这对劳工是个致命打击——在与资本的谈判中，它丧失的不仅是筹码而且是资格。其次，当民众大批沦为“无用阶级”时，资本主义也会丧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不得不寻求后资本主义解决方案。再次，生产不断朝极少数知识精英集中，带动财富也朝他们集中，这样的财富分配格局，使得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在大众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朝后资本主义分配形式过渡。

此外，新技术的正面外溢效应普遍很强，外溢有可能替代利润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导致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过时和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建立。最后，工作是人的基本需求；但满足这种需求的工作的内涵和外延都会发生巨变，大大超出市场的范畴，导致一个新社会形态的诞生。

后资本主义看起来不可避免，但探索它的实现形式是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对于中共和其他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来说，至少可以先烧出这么几个脑洞来破局。

市场退位但不退出

在占人类历史99%以上的原始族群小社会中，成员之间的互惠交换是自然产生的。这种交换本能在大猩猩和其它社会动物中也能观察到。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自然经济补充的市场交换，发生在更大群体甚至是陌生人之间，这也顺应人的天性。但资本主义将市场法则强化后，推广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传统社会、社区、部落、家族和家庭解体，将每个人流放到市场的大潮中去漂泊挣扎，这就有违人的天性了。克服这种异化并回归人的本性，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性原理。

市场从本质上来讲，是个信息处理器，是台计算机。它将每个个体和集体产生的需求的数量、种类、式样和偏好，以及他们的生产能力、种类、式样和特色等，用价格符号和数学公式表达出来，来指导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新古典和计量经济学建立起各种数学模型，来表达和预测这些市场主体分散决定的综合效果。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冠，不是因为它更加成功地描述了现实或预测了未来，而是因为它大量地运用了数学，因而看上去更“科学”。它之所以能够大量运用数学，主要是因为它用市场价格大大简化甚至歪曲了人类行为，并创造了“经济人”这个新物种。新兴的行为经济学试图还原一些被数学模式牺牲掉的人性和文化的特点，使经济学更接近现实。

但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使人们不再依靠市场这台粗糙的计算机来组织经济活动，使人的经济行为重回直观和人性化的场景。这对社会主义是个利好的消息，因为这会改变市场是唯一价值认定者的地位，重新使价值认定多元化，从而消除异化的一个主要来源。中共认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因为实践证明，市场比以往任何资源配置的方式都更有效。但人工智能有可能创造出比市场更优越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仍然会是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但会从“起决定作用”的宝座上退位。随之贬值的，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和与之伴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算实物账

实体经济同金融经济脱节，是当代资本主义广被诟病的特征。后者的疯狂导致前者的衰退，过一段时间一定会再次发生，这已经成了规律而进入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值。债务问题是金融经济运行的结果，同实物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家家户户在算现金账时都感到捉襟见肘，但社会总产能又大大超过总需求——不仅仅是市场需求，以至大批企业不得不关门倒闭，大量农田撂荒——许多发达国家甚至用大笔的补贴来让农户少生产甚至不生产。人们算金融账时一片哀鸿，但算实物账时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以当代生产力的水平，消灭绝对贫困不是什么奇迹，更多是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打破金融经济对实物经济的桎捁是社会主义的要旨，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试金石。

全新的动力系统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悖论是人力资源的失配。看一看周边，有多少人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兴趣，或觉得压力太大、为它卖命不值得，想过另一种生活、干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但却又为生活和家庭拖累，无法脱身，只好咬着牙挺下去。这就是人力资源的浪费，是人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捆绑的结果。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争，困难点在于做蛋糕同分蛋糕是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做蛋糕者自然拥有所做的蛋糕，不让拥有就不再会去做蛋糕了。改革开放前的公有制企图将两者分开，国有企业生产的东西，国家全部拿走做统一分配，结果是生产积极性没有了，生产力上不去，大家就扎堆拼抢仅有的那个小蛋糕，当权者自然有优势，吃得脑满肠肥，而广大群众则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

于是人们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是绕不开的铁律。但在人工智能时代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当多数人都面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时，他们会争抢没有任何物质报酬的义工，因为工作使他们的生活充实和有意义。也就是说，后资本主义社会依靠的可能是个全新的动力体系，使人不再是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零件。

全民基本收入

但前提是全民基本收入。与社会救济不同，“全民基本收入”主要是为有才华，有抱负的人们设计的——既包含了受过良好教育却又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也包括那些已经有了工作甚至收入很好的工作，社会地位也很高的人们——无论在什么年龄段。在基本收入的安全保障下，他们就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钟情的事业中去，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物资和精神财富。在人工智能加力下的生产力，完全有能力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供一份收入，使他们在从事自己爱好的事业时，能够过着体面的生活。

这方面中国有巨大的优势：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剩余产能来出口。然而，政府习惯算资金账而不是实物账；算资本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账。钱是经济的血液，资金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如果资金的流动没法将生活必需品送到需要它们的人手中，就须要想别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定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条件和手段。

社会的社会主义

白人殖民北美大陆之初，不时有白人逃入或被掳到印第安部落去，他们发现那里的生活是纯天然的，很符合人性，就不愿意回到更“文明”的白人社会去。相反，极少有印第安人加入白人社会，即使他们被掳去，并被强迫接受“文明化”教育，变得西装革履，吃饭使用刀叉，细嚼慢咽，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逃回印第安部落，因为那里没有市场，没有金钱，没有官僚机构和繁琐的法律制度，而且人人都清楚知道自己在部落中的地位和角色，而不用在市场竞争中孤独奋战，使自己永远处于不安定的状况。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其实就是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回归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正在给人类带来这种可能性。

（作者郭良平：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