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58年5月8日下午
地点：中南海怀仁堂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

×××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

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就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指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就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官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西厢记里的红娘），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过，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他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创造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作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用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这时候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儒。我们镇反，杀掉了很多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我曾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的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