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风大。

　　童年记忆里的风，有时在耳际嘶鸣，双眼便旋即做出眯起的样子，像是担心那风里的尘沙，还会吹进我的眼里。我知道这是瞬间的幻觉。

　　最初，我对风的色彩的识别是黄色。其实，风不该有颜色，即使有，也是人的赋予，比如，风从海洋上吹过，说风是蓝色；从森林吹过，就是绿色；从雪山上吹过，就变成了白色。而家乡的风，与其他地方的风明显不同——它个性十足，生猛异常。那时，还没听过“沙尘暴”这个词，只知道“刮黄天儿”，风刮起，天空一片昏黄。

　　故乡的风之所以气势恢宏，是其中的沙尘充当了风的武器。那时的风与沙尘，像是从未分开过。风力助推沙尘漫天席卷，掀翻了街口摆着糖果的摊板，刮跑了老爷爷头上的帽子。偶尔看见骑自行车的人，在风里歪扭一阵之后，不得不屈尊下驾，吃力地推车前行。有时在教室里正聚精会神地听讲，风猛然用力，让玻璃飞出窗框，在书桌上和地上“哗”地破碎。

　　我和同伴们对风的防御，最早使用的是风镜。顾名思义，风镜就是防风的眼镜。玻璃镜片镶在细细的钢丝框上，四周有密织的布罩，两端用皮筋连接，套在头上拉至眼部，风便吹不着眼睛了。每副风镜五分钱，后来有了塑料的镜片，价格要高出很多。戴风镜并不完全是为了防风，重点是防风里的沙子。

　　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戴风镜了。与书包一样，风镜是每个学生的“标配”。走进教室，摘下风镜，两眼周围湿湿的，时间久了，眼部泛出两个浅白的圈圈。在风大的季节，走在上下学的路上，自然躲不过风的袭扰。风从对面来，尘沙吹打在风镜上，会有“沙沙”的声响，眼前的路变得模糊不清。不知道何为“能见度”，只觉得路不在脚下。当我习惯地背过身去，风会把衣襟高高掀起，裤子突然变得异常肥大。沙粒打在后背上，能听见密密的“啪啪”声，仿佛是一阵暴雨的吹打。

　　城南的小凌河岸，是放风筝的去处。小凌河在明朝开始有了好听的名字，称之为“凌川”“锦水”。童年时听老人说，锦州有“八景”，其一便是“锦水回纹”。我没看过有回纹的锦水，只看过它在雨季里咆哮，而雨季一过却干涸得滴水皆无。河的南岸几乎没有人烟，无水的河道与河岸连在一起，放风筝则视野开阔。我仅放过一次风筝，地点就在那里。记得那只风筝是用牛皮纸糊成的很大的“鹰”，父亲为之花费了多半天的时间。放风筝前，我找来好几个伙伴，想在他们面前炫耀一番。乘着晚秋的偏北风，“鹰”很快飞起来了，飞到河道的上空，颇有搏击长空的英姿，伙伴们开始欢呼。

　　年少不懂气象知识，也不知道其他地方，风是否也是这样的刮法。故乡在渤海湾处，气候本该沾个湿润才是，但在记忆中，却是年年风干、风大、风多。冬天刮大北风，能把厚厚的棉衣打透。好不容易盼来春天，万物复苏之时，却正是大风恣肆之日。夏季虽闷热，但风小，算是快乐时节。秋天一来，风比春天更甚。那时，没读过清代学者孙星衍的“莫放春秋佳日过”，要是读过并懂其意，定会说他胡言乱语。长大后，读“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便从心底仰羡江南，忽然觉得自己“生不逢地”。

　　原以为，故乡风的大小怕是不易改变了。但故乡人却不甘心，坚持数年植树造林。上小学时，老师带学生植树，边植树边说，树多了，长高了，风就跑了。

　　一种向往久了，便会跑进梦里。我多少次做过江南的梦，虽然是文字里的江南，但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还有茂林修竹、碧水微风，着实让我兴奋一阵。当然，故乡是变不了江南的。故乡的人也许和我一样，少不了做江南的梦。

　　梦做着做着，故乡竟然有了梦里的轮廓，大概是经过了四十年的光景，那轮廓渐渐清晰，渐渐现出了树，现出大片大片的密密的林，覆盖在城的周围，漫过山峦，漫过村庄，一直漫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数不清的风筝，还在空中飘飞。河岸，确切地说是河的两岸，已被装点出缤纷的色彩。弯曲的小路，顺着河流蜿蜒伸展，间或有大片的绿草和好多种树。河水很是平静，像是过去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波光微微泛动，明亮而安谧，倒映的绿荫加重了几层水色。看得出来，流水不再是河道上的匆匆过客。鳞次栉比的高大楼宇，被纵横交错的黑色路面，分割成鲜亮的组群。

　　梦里有的，连连飞来眼底；梦里没见过的天鹅，竟也成群飞来，栖落在城区偏北一座新建水库的上游。因此，那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天鹅湖。灰鹰、苍鹭、鸥鸟、秋沙鸭、赤麻鸭……追逐着从水库里流淌出的小凌河的浪花。

　　故乡的风，依然在四季里行走，从未停歇，但它已失去身披黄色的凶猛。穿过绿树荫荫，送来阵阵洁净的清爽，露出透明的形态。记忆中和现实中，故乡的风究竟形态如何，又会带来怎样的回味和感受，也许，只有故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