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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研究
从百年沧桑到大国崛起
发布日期:2017-11-12  发布人:匿名  访问人数:1221   收藏(0)

2016年11月18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创办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举办中华大讲堂,邀请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金一南教授主讲“从百年沧桑到大国崛起”。
金一南教授细说中国近百年的苦难与辉煌,探索中国如何摆脱衰败,从东亚病夫走到民族复兴。金教授分析,近代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民的国家意识淡薄,极度不团结、一盘散沙。听者动容,令人深省。
【演讲文字全稿】
今天对我来说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场合,给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作一阐释:《百年沧桑——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
我首先讲的是什么呢?是别人的质疑,真的民族复兴吗?他们真的能成功吗?
首先,我给大家看美国人沈大伟,沈大伟就讲:中国人不行,中国人要崩溃了。沈大伟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去年的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正在到来的中国崩溃),“他们完了”,沈大伟讲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五点理由:
第一,大批经济精英移民海外;
第二,思想自由、言论表达受限;
第三,对执政党的忠诚不真实;
第四,猖獗且难以根除的腐败;
第五,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一切证明完了”、“他们很快就完”,我们访美两次和他会谈,我当时觉得沈大伟是个很聪明的人,当时印象,呦,沈大伟怎么脑子进水了。
我们正在深化体制改革,我们开展前所未有的反腐,你看我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我们军队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军队变革,你说我们完了吗?我们新一轮的腾飞开始(了)。
我觉得今天中国就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讲的一样:“中国使多少人得到了荣誉,中国使多少人丢掉了荣誉”。
你在美国讲中国崩溃,文章也有人看,书也有人买,都有市场。我又想起来,我在2000年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简称RMCS,皇家军事科学院第一次中国军人进入,2000年和2015年中国国力完全不一样,当时,英 国国防部第一次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进入皇家军事科学院,按照英方的规矩,学习期间每一名军官都要讲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宪法、国防,为什么这个社会制度?还要讲为什么,我们班30个军官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的只有我一个啊,人家都不是,你看这个班的题目,主题:民主政体中的防务管理。那中国是个异类,来了,他们喊中国军官来了很有意思,然后,每一位军官都要讲,每人讲20分钟,每周五上午讲,讲的顺序由抽签决定,我抽签我就想,30名军官哪能轮到我啊,南非军官上去抽签,第一张签是爱沙尼亚军官,第二张签是中国军官,全场哄堂大笑,为什么呢?爱沙尼亚非常小,波罗的海弹丸之地,中国非常大,爱沙尼亚刚刚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挣脱出来,中国人还在搞社会主义,所以,全班哄堂大笑,他们觉得反差太大了,我们全笑起来了,当时我坐在那里闷闷不乐,生闷气,我就在想如何对付他们哪?捷克军官罗德维尔上来劝我,站在我傍边那个,捷克是原来社会主义的,他得知我们的难处,他上来悄悄对我说,他们就要听,听听你们为什么相信马克思主义,他说你何必讲这个哪?你讲就上他们当了,,你讲你们中国的历史文化,那么悠久的历史,20分钟时间很快的过去了。我一听他主意不错,我准备按他的主意去做,后来我们班人都走了,我坐在教室里越想越不对劲,,我就想我入伍以来在写的日记,一本一本的导,非得讲自己写的话,自己激励自己,自己勉励自己,我经常写一句话:做难事必有所得。你做一件事情轻车熟路的闭着眼睛都能干,那是重复不是提高,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干自己没干过的,那是挑战,我从来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我就不信我讲不了,我下决心不按罗德维尔的主意,我说我讲,英国人要求做PPT,爱沙尼亚军官图文并茂,他PPT做的非常好,比我好多了,我的PPT最最核心只有两幅,二十分钟就两幅PPT,(在)皇家军事科学院找出来的第一幅,就是这幅1900年的中国,我说今天是2000年,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整整100年前的中国,1900年东亚病夫任人欺凌、任人宰割,跌倒在地上都爬不起来,我说1900年整整100年前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我们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庚子赔款》赔偿13个帝国主义国家四亿五千两白银,我说在座的军官你们的国家当年都参与了这场瓜分,都有你们代表签字,这就是100年前的中国,我说今天能站在这里给大家讲100年前的中国,为什么?因为今天是100年后的中国,100年后的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医疗多项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它再也不是任人欺凌,任人宰割,它自立于世界民族东方之林,我说第一幅PPT100年前,第二幅100年后,连着两幅PPT的横跨着100年的就是一句话:Marxism changed china.(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
我们中国人为何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从来不是为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认识和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和工具,我们用这个主义认识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第二句话:China changed Marxism(中国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我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在台上讲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没有鼓掌的也没有跺脚的,跟爱沙尼亚军官不一样,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讲完了突然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让我猝不及防。
第一个上来想我祝贺的是菲律宾陆军上校加特尔,他说:金,你讲的东西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们菲律宾跟你们国家的命运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像你们一样取得这样的成功。
我们班一个教授泰勒、大班主任、英国著名的防务问题专家,我讲的时候是个阶梯教室,他没有坐在那儿听,他站在后排,我们后面有个木走廊,他抱着两手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在台上讲,我看泰勒在后排来回走,等我讲完了,别人上来祝贺的军官都走了,泰勒上来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今天讲出了你们的合理性。
泰勒完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意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同意的泰勒也算是对我们最高的夸奖了。
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军官斯坦克斯,他叔叔是裴多菲俱乐部成员,1956年匈牙利社会主义改革被镇压,裴多菲俱乐部领导人、匈牙利总理纳吉被枪毙,斯坦克斯叔叔流亡西方,后来他说柏林墙倒塌,他叔叔回来了,看匈牙利今天搞得乱糟糟的样子,他叔叔讲了一句话:我以后死也死在西方,我再也不回来了。那天晚上斯坦克斯跟我在酒吧里我们喝了很长时间的酒,就一杯啤酒我们俩喝了很长时间,斯坦克斯跟我说:我们匈牙利社会主义失败了,衷心希望你们的社会主义能够成功,给天下这个最没有权力、最没有权势的人一点希望。
我们近代的中国历经苦难,我们没有胜过,我们一败再败。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白银。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又失败,对方都很少的兵力。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二十八条,军队一万五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两万五千人,长驱直入北京,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以如此小的兵力侵占于大国首都,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1894甲午战争更是空前的割地赔款,赔款白银两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所以当时的澳门报纸有这么一段评价: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中国的软弱,中国的衰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巴巴罗萨计划,希特勒讲了一句话:苏联就是一个破茅草房子,我一脚就踹倒它。希特勒打算错了,没有踹倒,希特勒腿都踹断了。但,中国当时如同破茅草房子,谁上来都是一脚踹倒,我们用梁柱支起来,再上来一脚又踹倒了,再支起来,再踹倒了。到了八国联军1900年入侵北京的时候,我们达到空前的虚弱,八个国家打我们,我们如何打得过啊?但我说你看八国联军来了多少人?日军最多八千、俄军四千八、英军三千、美军两千一、法军八百、奥地利五十八人、意大利五十三人。八国联军1900年8月3日从天津向北京出发,满打满算18811人,就这么点兵力,还有七千德军在海上来不及赶到,都等不及向北京攻击出发,十天之内攻陷北京,而北京一带有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五六十万,我们挡住了没有,没有挡住啊!
中国近代以来这种衰弱,这种无力达到极致,一个大国衰弱至此,庚子赔款空前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庚子赔款之后我们对美国人印象不错,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把部分赔款返还给我们,我们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协和医院,还有燕京大学的一部分,那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成了我们今天著名的清华大学。
所以我们很多人对西奥多罗斯福印象不错,不管他怎么说,他把中国的赔款返还我们一部分办了医疗、办了教育,但是你看西奥多罗斯福,他极度看不起中国。他说: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
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再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罗斯福提醒美国人,我们一定不能像中国人这样衰败,我们就为了解决这个民族危亡、解决衰败,近代以来有多少先进的中国人就为了克服这一点。我想,我们历经选择,为了摆脱衰亡,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不就是选择。你看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天父天兄其实就是基督教义的中国化,其实就是我们在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洪秀全完成了基督教义的中国化,用这套改革可能成功吗?不可能,所以洪秀全失败了,镇压洪秀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推出洋务运动。
中国的大问题在哪呢?器不如人、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不行,一定要搞上去,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洋务运动30年,最大的成果北洋水师,1894年甲午海战全军覆没,一条舰没留下来,洋务运动失败,日本联合舰队一艘未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来了,君主立宪,就是曾、左、李的器不如人太表浅了。
中国的问题在哪呢,制不如人,制度层面出问题了,梁启超讲,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至甲午一役始也制不如人,体质出问题了要改制,戊戌维新就是改制。孙中山辛亥革命也是改制,建立共和,君主立宪没有成功,戊戌维新失败,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了,共和建立了,后来我们有个片子《走向共和》认为共和成果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给偷窃了,但是我说你如果全面看,袁世凯1916年就死了,袁世凯死后12年,我们还实验了12年共和,结果怎样?北京九易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届总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共和也没搞成。所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经打出旗号了,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讲,器不如人、制不如人都太表浅了。
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思想文化不如人,要彻底抛弃中国思想文化:孔孟之道,我们当年这种思想偏激和极端,认为万事规矩一点,找个替罪羊,只要把它解决就全解决了,我说当年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与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形成多么大的反差啊!我们就今天看来,孔子没有妨碍我们走向现代化,我们出了问题,不是说孔子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只是找替罪羊的方式,当年的不仅孔子找到汉字了,当年五四运动先驱胡适、钱玄同、郭沫若、陈独秀、鲁迅都讲到汉字问题了,罗马字化,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汉字!当年多么激进啊。白话诗,严格的五律五绝七律七绝太繁琐,率先革命,胡适、郭沫若开始白话诗,我至今记得郭沫若的白话诗:伟大的水啊氢二氧一。这是诗吗?化学分子式“氢二氧一”,直接进去,你能流传下来,传不下来,我们今天穿下来的还是古典文学,你看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多么优美的意境啊?比你那“氢二氧一”意境大得多了。
我们今天讲他们,我们没有丝毫否定,他们都是探索者,他们都在探索、寻找一条摆脱灭亡的路径,洪秀全、五四先驱之类的都是这种人,他们都有缺点、都有错误、都有问题,但他们都是探索者,我们后来探索都是再他们基础之上的。
当然我们今天讲中国梦,当时中国社会也有中国梦,北京上海的学者们联合做了一次: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看当年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林语堂回答他的梦想:我的梦想只希望国中有小小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用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浄土。
我们今天很难设想这是什么样的中国?我觉得距离非常遥远了,很遥远吗?七八十年前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他的梦想: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这是最重要的事,这种嗜好延长下去非灭种不可,任凭有极好的政治制度也是无益的。只要吸毒,什么制度都救不了你。
上海大学者施蛰存的梦想: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
你知道,先生,现在是不敢骂的。施蛰存在上海,上海外滩“华人与狗不许入内”,你敢骂谁?你不敢骂。
罗文干的梦想:政府能统一全国,免人说我无组织,内争的勇毅转用来对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妇女理家崇尚勤俭、不学摩登,青年勤俭刻苦、不穿洋服、振兴国货。
当年这些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良心啊。他们的呼吁,他们的梦想集中在一起就是四个字:民族救亡。民族到了危亡的边缘,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大清王朝推翻了,民国建立了,灾难没有停止。
九一八事变,关中军一万九,东北军十九万,三天丢掉奉天,即是今天的沈阳,一周丢掉辽宁,两个多月东三省沦陷,七七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八千四,日本人自己统计五千八,我们统计最高八千四,宋哲元二十九军十万,一个月华北沦陷,我们虚弱,我觉得我们近代以来反复讲一个问题,帝国主义嗜血成性、杀人成性、凶残无度,我们总说我们的对手如何野蛮、如何凶残,我们很少检讨自己为什么这么虚弱。为什么谁都想弄你一下?你谁都无法有效抵抗,我们近代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你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了什么?广东三元里那抗击很个别,大多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粮食,洋人在跟皇帝打仗,与我何干?皇帝打败了,皇帝割地赔款,与我何干?我还得生活。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照片上我们那么多人帮着联合国后勤辎重推小车,画面上洋人就两个,其他都是中国人,帮着联军供应后勤,给钱能雇佣就可以,哪来国家观念、民族观念?
联军攻到了北京,北京城高池厚,联军一万多人攻不进来,北京附近居民向联军提供消息:广渠门下水道未曾设防,联军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联军排队走进来,我们周围那么多民众揣着手站在两边麻木的观看,洋人在跟皇帝打仗,进攻皇宫,多少民众帮着联军填平壕沟、绑梯子、扶梯子。还有民众坐在墙头上帮着联军往里瞭望,孙中山讲的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数量不能提供力量,如果你不凝聚的话,一盘散沙,数量没有意义!我觉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非常松散。联军在北京杀人,联军指定杀谁,中国人捆中国人,中国人砍中国人脑袋,我们置若罔闻,我觉得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非常松散,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我们一盘散沙这个局面被各个帝国主义所窥破。
板垣征四郎,1948年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他是被东京国际法庭判处绞刑的七名战犯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他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关东军即将发动九一八事变,面对十万余东北军,关东军也是人心惶惶,他们没有把握,板垣征四郎给他们做战前动员:没问题,搞得过。
板垣讲: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从一般民众真正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都无碍大局。
不就交税吗,交给满洲国也是交,交给日本人也是交,交给张作霖张大帅也是交,交谁都一样,他们不在乎,所以能搞得过他们。
我们近代的灾难,绝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如何的杀人无度和猖狂。
我们极度的衰弱和分散,不团结一盘散沙,被对方分而治之。
抗战开始不是这样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当时出现的问题不是民众出现问题,是精英层出现问题,出现大问题。党政精英都成了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宏志、王撠唐、齐燮元、庞炳勋,这是国民政府的军政精英啊,庞炳勋刚刚获得台儿庄会战胜利,还立了功,转眼间整个部队哗变,当时中国出现的叫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不是一个两个,是团团伙伙,一团一伙的精英们的沉沦,在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人的风范:共产党人杰出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被打散的、牺牲的,投降的(都有)。
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逼杨靖宇于绝境。程斌不知道杨靖宇跑哪里去了,知道杨靖宇在东北深山老林里的密营,他把密营全部捣毁,东北深山老林冬天零下三十、四十多度,生活非常困难,杨靖宇在深山中有很多秘密的营地,营地小木屋有柴火、粮食,保证饿不死冻不死,日本人把杨靖宇(说的)出神入化,说杨靖宇人高马大,身材很高,东北深山老林雪深末膝,日本人个子矮,雪深到大腿根了,跑也跑不动,雪硬也拔不出来,说杨靖宇跟大鸵鸟一样,两步三步看不见影子。我去年到东北吉安参观杨靖宇活动的地点,吉安杨靖宇纪念馆的解说员纠正我说:金教授,我纠正你一下,杨靖宇不是身高一米八几,杨靖宇身高一米九二,他大个子,两步三步就没有了,日本人抓不着他,把他说的出神入化,但是,程斌把杨靖宇的秘密营地全部捣毁,逼杨靖宇于绝境。
第二个叛徒张秀峰,军部警卫排长,父母双亡的孤儿,被杨靖宇抚养成人,1940年2月携带机密文件、枪支、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杨靖宇的突围路线,他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他知道杨靖宇的行踪,他二月份叛变,杨靖宇三月份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杨靖宇的特等机枪手把自己军长、总司令开枪打死,他们都是什么那?跟谁干都是干,他们一盘散沙,这是被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所窥透的。
最后一个,不能称为叛徒的是老乡赵廷喜,蒙江县保安村村民,杨靖宇跑了好几天,棉鞋跑丢了一只,好几天没有吃饭,碰到了三个村民,告诉赵廷喜,下山给给我买双棉鞋,买几个馒头,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下山就向日本人报告了:杨靖宇在山上。杨靖宇最后壮烈牺牲,日本人说这个匪首,这个大个子,终于给打死了,杨靖宇最后壮烈牺牲,发现情报、提供情报、最后打死杨靖宇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一盘散沙的中国,它不仅是松散的问题,跟着别人干,出卖自己国家民族利益,出卖自己的战友,出卖自己的国家,出卖自己的民族。最后时刻,赵廷喜跟杨靖宇讲了几句话,让赵廷喜买棉鞋买馒头,赵廷喜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只要杨靖宇投降,日本安排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不但不杀他,还让他当大官,利用他的影响摆平东北抗联,杨靖宇最后跟赵廷喜讲了一句话:“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惊天动地,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屈服。一点胜利的希望都没有,那也不屈服。我经常讲,中华民族总在关键时刻有这样的人物成为民族的脊梁,这个脊梁不是大众在支撑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在大家万念俱灰的情况下,成为民族精神的图腾和脊梁,当年一批年轻人,年纪轻轻干大事,年纪轻轻丢性命,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住房,为了自己的工资或者自己的待遇而干的,是为了完成民族救亡。
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有200多个政治团体和党派。中共成立了还是200多个,已经解散了也是200多个,显不出你来。所以当年一伙热血青年在上海的石库门房子时,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谁看得起他们,谁都没想到他们能怎样,他们13个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当年有谁在意?中共刚刚成立,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有更好的前程都走了。
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中共一大13个代表出问题的7个,半数以上出问题了。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当然再加上严重的牺牲。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牺牲的,13个人从头走到尾只有两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只有这两个人从头走到尾,中共的艰难,我们不要说形容词、副词,不要什么妙笔生花、添油加醋、无中生有。
你仅仅看中共一大13个代表各自走向,你就知道这个党何其艰难,前面有什么好事等着你吗?有红地毯吗?有剪彩吗?有鼓掌夹道欢迎吗?
无尽的流血牺牲和叛卖,以及万水千山的阻隔,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中国政治舞台边缘性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政治舞台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今天影响世界格局,改变世界格局,我们讲一句话:毛泽东居功至伟,虽然今天否定他的反对他的比比皆是,但这个人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除非你解散这个政党,打败这个军队,颠覆这个国家,否则你抹不了他,他贡献太大了,就像小平同志讲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在黑暗中摸索
我觉得这是中国革命非常大的变化,中国近代想变革者比比皆是,毛泽东绝不是头一个,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没有一个不想变革,没有一个不想挽救民族命运于危亡,都是变革者,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从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他们基本上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会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败再败,中国近代以来的变革者,包括近代以来我们这些思想者对民众的轻视,没有毛泽东,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共产党胜利最大的根源,民众的支持,毛泽东讲: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不再把民众作为包袱、改造的对象,而作为动力推动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巨大的力量。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有句话讲得很好,毛泽东讲: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说到了中国至弱之源,我们这种无组织状态,导致我们最后的灾难
西方有一句话:直到列强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真正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我们第一次觉醒,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我们可以讲封建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统治阶层一小部分人觉醒,力图建立现代国家,君主立宪,1919年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层的觉醒,1937年全民抗战,民族总体的觉醒。一直到了1937年全民抗战,我们才发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抗战,日本人到中国来侵略不仅是打国民党,不仅打共产党、杀中国人占中国地,是全民族的问题,真正让我们赶到国家民族利益共同体,从三七年全民抗战开始,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他是什么呢?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真正意义上的现在民族国家。
西方现代国家学说的奠基者霍布斯讲,什么叫国家,为什么要有国家?霍布斯说:当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人们便自觉自愿的放弃权力开始缔约,指定一人或多人组成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集体意志,将自己的判断服从与集体判断,在此基础上实现联合,这就是国家。
国家不是个慈善团体,不是个人权机构。
国家一定要形成集体意志、集体判断。
国家让人民自觉自愿的放弃部分权利开始缔约,形成集体意志、集体判断
我们讲,历史证明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绝不是个理论问题,他是个实践问题。新中国刚刚成立面临的朝鲜战争,我们猝不及防,当时部队都在转业,国民经济百废待兴,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压缩在中朝边境三个区域范围内,我们当时面临朝鲜战争的严重的局势,我们反复对美国提出警告,一定不能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是不行的,影响中国安全,美军越过三八线,直攻平壤。10月8日毛泽东下令,著中国人民自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我觉得这场仗过去了多时,你看美国人怎么评价的:从中国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防御能力之中,美国及其盟国再清楚不过的看出,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他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他们得出的结论,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上,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
旧中国一退再退,我们总想退一步海阔天空,最后退到无处可退,美国人明白了,新中国再也不会后退。
美国人亚历山大·温特,美国建构主义鼻祖讲了这句话: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不要以为国家利益就是生存、独立、发展繁荣,还有集体自尊。尊严也是国家利益,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尊严必须靠胜利来捍卫。我觉得这是我们新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第一次带来集体自尊,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既能完成民族救亡,也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我觉得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最大礼品,中国今天的国力和军力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们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当今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超10万亿美元的就两个,美国17万亿,中国10.5万亿;当今世界国防开支超过1000亿美元的只有两个,美国5900亿,中国1500亿;当今世界卫星数量超过140颗的只有两个,美国530颗,数量开始不断减少;中国170颗,数量正在不断增加,我觉得这是我们讲的历史性变化,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红色中国,今天搞了这么大的区别,他最根本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共产党吗,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一直在与西方文明抗争,中华文明节节败退,新中国成立使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摆脱了颓势,跨过鸭绿江,是中华文明在军事上摆脱了败势,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在经济上扭转了劣势,今天崛起的不是一个民族啊,一个文明,全新的经过洗礼的文明。共产党、政权,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全部的合理性、合法性你说建立在哪里?就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救亡、百年复兴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前100年(1840到1949)所有先进的中国人,从林则徐的鸦片禁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曾、左、李的洋务自强,康梁的戊戌维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有先进中国人就为了这三个字“救中国”,挽救民族命运危亡,“救亡”命题不是中共发起的,但是中共了结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宣示“救亡”命题的终结和下一个命题开始,1949至2050发展中国,前100年历经坎坷,后100年我们也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共产党自我更新,共产党的领导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担当,就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过程中的自我担当,这是中国共产党存在于中国政坛最大的合理性、合法性,我说新中国一路走来,就是近平同志的那句话:我们不要拿前30年否定后30年,我们不要拿后30年否定前30年,新中国是个完整的整体,前30年我们奠定了完整的工业基础
所以说一路走来,前人有问题,有缺点,有错误,但前人的肩膀头子很硬,我们踩住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也有缺点、有问题、有错误,我们肩膀头子能不能像前人那么硬,这便是今天我们的考验。
我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今天的,“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的演讲。
第一句: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大国塑造本国安全环境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国力的日渐增强;二是旧国际秩序的逐渐瓦解。
第二句:英国人哈米什.麦克雷特:中国越是不团结,世界就越感到高兴。
第三句:俄罗斯普京:国家越强大,个人越自由。

第四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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