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A)《狱中札记》，[意]安·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 ,张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B)《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毛韵泽著，求实出版社，1987年。

     (C)《葛兰西传》，朱赛佩·费奥里著，吴高  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

   

监狱是个特殊的地方，鱼龙混杂，既有不理智的头脑，也有人类最为明智的大脑。尤其对那些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人来说，监狱是个多功能场所:与世隔绝，清心寡欲，有更多的时间可在“孤独”这个思想的子宫里自由思考;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对其体格与意志既是一种摧残也是一种磨炼;同时，监狱也是检验自己信念的坚韧程度的试金石。如果一种思想不能够给人以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去占胜世俗的视监狱为藏污纳垢之所的屈辱观点，那么这种思想无论是对其阐发者还是接受者来说，都是极其可疑的。自由的丧失，人格的受辱，这使得监狱成为人性的展览室，各种标木都趋向使自己成为人类的极致。肉体的伤害往往足以撕

破“高尚者”的假而，使其露出脆弱与卑劣的原形。所以，监狱在社会文化的历史中扮演着刽子手与接生婆的角色，但二者的代价太大，往往是成千上万人的血才够一个这种新生儿诞生所需的乳汁。

    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比较一下这几木监狱生活的书:

    王尔德:《狱中记》

    妃格念尔:《狱中二十年》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葛兰西:《狱中杞记》

    其中也许会有一些大相径庭的感受:有的人忙十记载自己的痛苦并以此炫耀，有的人在忙着继续学习与革命，有的人怀着必胜的信念在暗中收集时代的毒瘤并将给予致命的一剂，但有的人却把监狱变成了思想研究所和文化的摇篮、新的观念革命的发源地。

葛兰西基本上把自己的狱中生活分为两个部份:研究笔记(2848页的32个笔记本，即《狱中札记》)和书信(给亲友的500多封信，后收入《狱中书信》)，前者是纯粹的文化、思想、历史与革命的研究，后者主要讲述自己狱中的日常生活状况以及研究构想。两种写作力一式的互渗并不平等，后者几乎很少渗入前者，即在家书中有他的理论研究的行踪，但在《狱中杞记》里他绝少提及私人身体状况。很明显，他有意这样区分，也就是在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思想者的意识，文学家的自怜自伤被他放到了家书这种更为亲切而私人化的表达中。

当初，葛兰西只是决定在二个主要问题上做札记:(1) 19世纪的意大利历史，特别是关十知识分子集团的形成和发展;（2）历史理论和编年史学;C3)美国主义和福特制(B109)。但后来他的研究已远远突破了最初的设想，扩及政治、历史、文化、语言、教育、宗教、国家、政党等等领域，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奇迹。在有限的资料与绝少的交流中，他只有两种武器:惊人的记忆力和犀利的分析。这此札记或长或短，但都表现出坚定的自信与机敏的剖析，检察官在宣判时说:“我们必须使这个脑袋停止工作二十年!”但这个脑袋却在狱中超负荷地工作，而其成就也远远超过了许多个人加在一起的二十年。

葛兰西的特殊工作力一式使我突然产生这样一个幻想:把当代中国搞学术的人全部关到监狱里，只给少量的书籍，禁止交流——看看他们能写出些什么?在目前这种“假大空抄”的学术氛围里，没有什么原生质和生命力的思想，还不如让监狱帮他们学会思考。也许只有在那时，他们才会醒悟自己一生所学所讲的东西中到底什么才是最恒久的，是可以作为一生的生活信念与道德支柱来思考、发展和信奉的。这个时候，就不再是电脑式的考据与引注的时代，而是灵性与思想的舞台了。

其实，扩展来说，人生天地间，也是在一所大监狱里，在生与死、时间与空间、天与地、“我”与他者的监狱—各种受限的关系网络中。针对这个时代的学术弊病一一写得太多而没有思考——“葛兰西”这个名字以及“监狱”这个场所或许会是一剂有效的猛药。

葛兰西的思考卞要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的:(1)为什么意大利在近代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人民国家?(2)当代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囚是什么?(亦即为什么失败?)——这两个为什么都是而对失败而引发的追问，一次失败是资产阶级的，另一次则是无产阶级的。两次失败的各自核心关系——知识分子与其民众的关系——都出了问题，所以他尤其注重探讨了知识分子集团的起源、利益代表与对革命领导权和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知识分子脱离了人民，导致革命的失败。由此，问题进一步变为:如何才能使二者融合在一起?葛兰西于是提出了“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A2）即随着新兴阶级一起成长并主动代表了木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功能是把本阶级的要求与呼声合法化，并力图使木阶级成为统治集团，而他们自己则成为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A7)。他们与“传统的知识分子”所不同的就是这种阶级利益特别突出，囚而似乎没有后者那么超脱。在现代社会中，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最典型形式就是政党组织。这是理解葛兰西的关键，也是他的社会学说中最吸引人的地方。

在葛兰西看来:“一个政党所有的成员都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A11)，即政党要担负起“它在领导和组织方面的职能，即教育和智识的作用”（同上）。他特别看重对民众观念的改变，因为他与列宁的看法不同，列宁认为革命成功后才能一揽子解决所有的文化问题，而他则认为必须先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观，使道德和知识都有了深刻的变化，即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治权力之前应先成为文化上的领导者，成为新文化、新生活的缔造者。无疑，葛兰西突出了对上层建筑的能动性的理解。到底谁的观点更合理呢?其实，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列宁还是葛兰西都失败了。苏联模式证明了列宁的错误，他忽视了文化的习惯传承性，忽视了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所具有的有机性、完整性与能动性。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以文化多元性的丧失为代价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灿烂文化成为了活化石。而葛兰西则显然高估了文化的社会生活意义，他没有看到随着利一技经济的发展导致意识形态的弱化与替代，而这点成为后来的法兰克福研究所的重点课题。葛兰西只是提出了一种美好的设想，具体的文化斗争中并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还有文化本身的形式问题、人类心理中的某些水恒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现代卞义作品比无产阶级作品有趣也更有意义得多的原因。

毕竟，葛兰西的析学基础和社会分析的基础还是“启蒙英雄”式的，这来自十他所信奉的马克思卞义唯物史观，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真理的掌握者，而无产阶级的政党则是历史真理的代言人，有资格去启蒙大众起来为真理而奋斗，为历史的改变而斗争，为人性的解放而战斗。这是人文知识分子常有的野心，但历史实践的后果并不乐观。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知识界已对此种“启蒙英雄”提出了严厉批判并严加防范;的确，由阶级压迫而产生的“奴隶的优越感”只是一种抛头换面的独裁与压迫形式而己。我不敢想象革命成功后的大权在握、随时对别人训以真理的葛兰西会是什么样，是否还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所以，监狱尽管是革命家葛兰西的磨难地，但也确实是思想家葛兰西的福地。

对政党的强调使葛兰西对马基雅弗里也作了“翻案”的理解。他认为，马氏的学说是为了使意大利形成统一民族的国家，因而具有重大的正而意义，而不是如以往人们所说的那么阴险、恶毒。他创造性地把马氏的《君主论》用于现实斗争，认为政党就是“现代君主”(A111)“政党的作用便是在市民社会行使与国家同样的职能……换句话说，政党所负的责任是把某一集团(居统治地位的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A10)。或许，在这里他与他的偏爱者一样，只是揭示了政党的实质作用，而我们也不应该把坏消息归罪于报告的信使。葛兰西把上层建筑阶层分为两个，一个是“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A7)。因此，一个社会集团的的霸权地位表现在“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和“统治”两个方而(A38)，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标举的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说。他认为在市民社会较为发达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斗争重点，首先是要夺取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地位，因此是一种阵地战（A185-185)。也正是因为他对文化的关注，尤其是对文化霸权的剖析，才使葛兰西在后现代之后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又死灰复燃，被当代在全球化浪潮中关注文化身份认同与文化中的隐性权力意识的人们当作“先知”。

 革命是历史性的，而文化却是水恒的问题，当革命的浪潮退去，文化的问题依然耸立，葛兰西的生命力也正在十此。他信奉马克思主义(札记中委婉但即有意识地称为“实践哲学”)，坚信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品质:创造性和实践性。这种哲学观使他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向文化问题更靠近了一步，更注重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阶层关系，也因而比福柯早了三十来年就提出这样一个明确的观点:“知识就是权力”(A265)。他认为每种哲学都在试图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A234），而这一追问也就意味着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追问，是人对社会关系与环境条件的追问，因为人的本质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这一追问就转为为“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A263)由此便又得出“人是他的活动的过程”这一结论（A263）。葛兰西的思路是很清晰明确的，既然如此看重哲学的实践品质，因此就很自然地推衍出“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观点（A232），每个人都在尝试着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以支配自己的命运并造就自己，进而严格地说，“真正的析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A265)。这一问题仍然是与他的“文化领导权”相呼应的，他对此的追问形式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文化霸权也是这个问题，他的思考己经就是初步的探索，但他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具体研究一下使意识形态世界在一个特定国家的运动中得以维持的文化组织的形式，并考查一下它们在实践中怎样发挥作用，应该是件有趣的事情”(A253)。当然，限于各种条件，他无法探究也不可能得到一个令人感到满意的结果。但他把哲学等同于政治的观点倒是为意识形态的研究守住了一块阵地，当今的文化研究正是在做这件“有趣的事情。”

在了解了葛兰西的基木思想后，还有一些必要的题外话。

一个受难者人格上的灵光对他思想的接受影响有多大?在目前对葛兰西的各种赞誉中是否有这种光环?关键的问题是得细细考察他到底对马克思卞义的哪些力一而有所突破以及对今天的文化批评研究有何意义?从以上的评述可以看到，他对“文化霸权”和“有机知识分子”的探讨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还是太局限十对阶级斗争的执著。其实，文化中的权力意识/意识形态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文化对人的“正面效果”也不能因此而被忽视。葛兰西对“文化”的研究既是太实用的也是太幻想的，他只提出了一个大略的研究纲要，而缺少具体的细节论证，并且囚为与外界隔离太远，他也不太可能意识到把弗洛伊德、尼采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会有可观的收获。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所以他说:“思想的较大敏捷性的获得往往是以牺牲坚实性为代价的”(A297)。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监狱这种特殊的写作力一式到底对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从他的札记中能够寻到什么样的线索来使他的名字脱魅?一个思想者的生命力到底在哪里?他的写作力一式对后人的写作会有什么样的启示?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绝对是一次文化奇迹，但世纪末的人们再提起他则可能仅是一次文化寓言，囚为人们得而对的强大压力恰恰是来自他的信念所实践的后果，而他却又告诉我们:“不要模仿统治阶级的手段，否则很容易陷入埋伏”(A188)。这是一个悖论，我们只能用葛兰西来反对葛兰西。与其把他视为一个“伟大”、“杰出”的思想家或“知识英雄”，我倒更宁愿把他看作一个在痛苦中坚强挣扎的普通人，一个在亲情与事业的信念中艰难作出选择的个人，这是最令人心碎的葛兰西，仅凭这些使人肝肠欲断的话(葛兰西于1928年5月10日——开庭审判前夕——给母亲的信，贝朱塞佩·费奥里著《葛兰西传》最后一页)，即使没有那些札记，他也仍然会是我心目中最有力的人:

“不管判我什么刑，为了使我心情平静，我希望你不要过于害怕和担忧。我希望你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对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关押和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命，而不仅仅是坐牢。因此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紧紧地拥抱你，以便使你感到我是多么地爱你，多么想安慰你，因为我给你带来不幸，但我只能这样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

 

欧阳淳(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注:文中引言出处注释方法简化为在原文后用小括号标注，如“A23”即表明出自第一本书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