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似乎是知道我手头的写作恰好告一段落似的，那天刚在稿子尾部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扔在书房外的手机就接连响了起来。

　　先是离别了三十多年的车间老同事，转弯抹角打听到我的手机号找我，问我愿不愿参加周六早晨老同事的聚会。电话刚搁，又接到小学同学的电话，约我周日中午同学聚会。正求彻底放松的我，立即爽快地答应了两桩约会。

　　冷雨淅沥，平日熙熙攘攘的古镇显得有些寂寥。先去参加周六早晨同事聚会的我，打着伞，在湿漉漉的石板路来回走了几趟，才找到僻静老房子深处的茶室。

　　一进门就面临考试。同事们让我对着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一一报出同事的名字。结果，我不仅报出了他们的姓名，还说出了他们各自的逸事。谁当年下班路上被车撞倒，是同事们七手八脚送她进的医院；谁胃出血需要输血，同车间的兄弟姐妹们捋起袖子争着献血。又问当年我调离厂时，谁与谁正在恋爱，后来是否成为夫妻呢？同事们就哈哈地笑，夸我记性好，说到底是靠脑子吃饭的，又为我还能记得他们而欣欣然。

　　同事们都很纯朴，企业转制后，工厂效益并不好，工人们的收入菲薄得让我不敢相信。但要不是我问及，他们没一人主动谈到收入，没人为他们的收入愤愤不平。岁月之刀，剜去了他们的青春光泽。

　　当年的同事，都成了祖父祖母级的老人。他们有的中风，有的带着一身的病痛。有一位因眼疾失明的同事，让丈夫搀扶着前来参加聚会，她坐在一旁，默听着同事们说笑，平静地微笑着。聚在一起，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他们各自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及第三代以及他们关心的对方病痛。他们为子女骄傲，对生活满足。他们关切的目光，不仅只是聚焦在他们自家身上，还关注着别人。有同事对我说，自你去了报社，我一直在读报，看报纸上有没有你的名字。

　　聚会按惯例是AA制，每个到场的人都自觉先到召集人处交十五元钱，十元钱是茶钱，五元是买瓜子、水果等零食的。召集人收了钱，认认真真地一笔一笔记录在案。我见了，要同样交钱，他们却如事先约定了似的，异口同声说不收我的。追问后才知，我徒弟已有了交代，并已代付。

　　我到的时候，徒弟还没到。可同事们都在议论着我徒弟。闻听得终于找到失去联系几十年的我时，徒弟非常高兴，连着打了几个电话，嘱咐今天能早到的同事：凡我师傅的费用都由她支付，不能让他付一个子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理念深植她心。才知道，徒弟的丈夫很早就因病去世，她独自拉扯大儿子。为儿子的婚事攒钱，她在为一家公司当厨师做饭，每月有一千多元的收入。今天她要为那公司做完中饭后才能赶来。

　　中午用餐，在琳琅满目的菜单中，同事们每人只给自己选了一碗最便宜的什锦面。我提议，加几个菜吧！

　　他们都说，少吃多滋味，多吃是浪费，一碗面恰好。

　　我按人之常情抢在他们之前去账台结了账，这就触犯了众怒。

　　他们说，你不能坏了我们的规矩，各自付费。几个人一拥而上，如逮住贼一般地使劲按住我的胳膊，不让我动弹，不让我去阻止召集人收取各人的餐费。

　　召集人瞪着眼睛愤怒地对我说，我们也是有退休金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在说到退休金这三个字时，口气里充满了骄傲。

　　退休金是他们一辈子奉献社会的回馈，是他们的价值符号。我才明白，我的善意无意中伤害了他们的尊严。他们凑齐了一张张各人交出的零票，如数将一叠钱交到我手中，非要我收下。我无言以对，只觉得羞惭。

　　这么一来，先前我掏给账台的薄薄几张百元大钞，最后成了一叠由五元十元二十元聚集起来的零钱，带着每个人的体温，却比原来更厚实，更有分量了。

　　我握着这叠零钱，感觉到他们尊严的厚度与重量。这厚厚的一叠零票，原封不动在我皮夹里放了很久，我一直舍不得打开，就让每张零票按原来叠放的次序排列着，定格一种精神记忆。

　　无独有偶。第二天星期天中午，我如约去参加小学同学会。在上次聚会时，有当企业主、经济富裕的同学表示下次由他做东，当即遭同学们的强烈反对。为下次聚会能提前以AA制形式固定下来，同学们当场各自出一百元，交给一位当过会计的同学，由她当众记录好每笔费用。这天中午聚会，才动用了这笔钱。

　　虽然小学同学大都是企业的职工，经济并不宽裕；虽然他们有人行动开始迟缓，目光初显滞涩，但对于尊严，他们的神经特别敏感。在结束这次聚会时，好几位同学们说，吃自己的，开心，不欠任何人的，心理没负担。有个女同学更是快人快语：因为AA制，我才来。如果是哪位成功人士请客，对不起，我就不来了。

 

马 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