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是人史，法律史是法学家写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国家治理方式回归到依法治国的正途，其间虽厉经艰难曲折，但前途光明灿烂。回顾一甲子的法治历程，法学家的期待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那些法学家，曾经历曲折，在访谈中真实回顾中国法制的过往，展望与期待当代法治建设远景。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  法治  法学家

    近日读《中国法学家访谈录》，〔1〕竟不能释手亦不能释怀。不是因为叙述妙趣横生、妙语连珠，而是那一个个浮现在眼前的法学家身影，他们中间有我仰慕很久至今已不再有机会拜见的法学大家，也有30年前在母校法学院大礼堂开设讲座的法学前辈，以及与我同辈但现已是法学殿堂里熠熠生辉的法学栋梁。这一个个身影引我沉思，那一段段实录带我回望，一个甲子：当代中国法治理念的轮回。

    一、从“砖瓦论”到“右派”

    曾几何时，我们的法学家怀揣报效祖国、期盼国家政治昌明的夙愿，以火热之心，赤子之诚投人到新中国事业的建设中，不曾想在20世纪50年代却连遭挫折，然而，他们在严酷的境遇里却更加坚韧，这就是法学家“右派”。

    1949年2月，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指导性文件《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发布。1952年，司法改革，以改造旧法统、改造旧司法机关与人员为主。法律界掀起批判“砖瓦论”（也称“旧法可用论”、“砖瓦可用论，’）的风潮。所谓砖瓦论，即把法律的大厦推倒以后，原来的旧砖瓦还是可以用来建新房。因提出“砖瓦论”遭受牵连的一批人，其中代表人物是贾潜 (1903一1996年）。他毕业于朝阳大学，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曾任审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长。(2)

司法改革后，为了填补司法人员空缺，大批老千部、军人被吸收进司法工作队伍。这些干部不懂法，外行接管司法工作，不知道如何司法，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当然究其原因，除不懂法外，当时确实没有司法依据，真所谓无法司法。改革之后形成一种新型司法体制，各种司法机关，从高到低依次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审判实务出现两个偏差：重刑轻民、重实体轻程序，甚至认为程序是琐碎的，是刁难人民群众的手段，是捆绑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东西，完全否定诉讼法的价值。

    1957年，在反“右派”的运动中，新闻与法律两界是重灾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1894一 1978),①北京司法局局长楼邦彦(1912一1979),②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1900一1990)、复旦大学杨兆龙（1904一1979）都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右派”。新中国法学教育的金招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师不足百人，右派却占了50％以上。上海的知识分子，学法律的基本上都是“右派”。典型的“反右”言论有：依法治国、法律至上，政策不能代替法律。当时党的政策至高无上，法律算什么？有提案说：要罪刑法定，须尽早制定刑法典，被指责为“攻击无产阶级法制”；讲“无罪推定，是为罪犯开脱，为反革命分子服务，’；认为“党对立法工作重视不够”，“立法太迟缓”，因而重提“旧法有的可用”，毕竟“恶法胜于无法”；上课讲“《德国民法典》是当今世界上最完备的民法典”，而因这法典是德国法西斯时期的民法，所以是给德国法西斯招魂。“右派”言论涉及部门法的，首当其冲是刑法，而理论法学，主张法律的普世价值与继承性都是最致命的“右派”话语。在政治与法律孰重孰轻的关系上，提依法治国，进而提出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把法律置于政治之上，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在那个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法律彻底沦为“脾女”！选专业学法律，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舞”。法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继承性是法律普适价值之本，然而60年前，就是那么一句话，却酿就诸多苦楚，不少法学家“右派”没有挨到平反，就郁郁而终！如何看（六法全书》？新中国在治国理念上需要思想统一，做法之一就是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为此，毛主席写了一篇政论文，某些省以经典范文名义编人小学课本。小学课本的教化作用至广、至深，乃至于废除《六法全书》的负面文化影响延及当今。今天，一个甲子过去，国共关系化冻，两岸开始直航，并正在谈判签署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逐步频仍的文化关系里，这一话题也就不解自开。孰不知，废除《六法全书》是为稳定新政权而不得已的权宜之策。当时，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肯定，国民党《六法全书》有些还是有用的，以前有的解放区里也适用过。有法学家回忆：我在复旦读书，上海解放后组织派我到中级法院刑一庭工作，我跟的那个法官是旧法人员，他抽屉里就放一本（六法全书》，常常拿出来看，做处理案件的参考。虽然旧法不用了，但是审案终归要参考法律，新中国初期几乎没有法律，法官有时难免会翻《六法全书》。(3]0可见，《六法全书》的适用价值是客观的，也是不容抹杀的。

    苏联法学如何对待法律继承性问题。1950年下半年，苏联专家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传授马克思主义法学。按照苏联法律理论，法律有一定继承性，不应完全否定。列宁认为：在制定《苏俄民法典》的时候，凡是西欧各国法律中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要加以借鉴采纳。《苏俄民法典》就是参照《德国民法典》制定的，连法典的体系都是德国法的五编制体系。否定法律的继承性，其实已经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再则，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一再提到，法律继承性是法的相对独立性的重要表现。闭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提法律继承性是还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来面目。

    很久以来，凡梳理中国法学发展脉络万万不敢上探清末、民国，学术发展梗阻于两个结点：一是清廷腐朽没落，二是废除（六法全书》。结点所致的负面观念不是一时可以消饵的。伴随法律学术视野与学科领域的不断拓展，两岸的法律学术交流频繁推进，现在有条件系统梳理史料，尤其是对清末、民国留下的法律遗产进行全方位整理，《六法全书》应当与《大清新法令》一样，作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珍贵法律文献，须与新中国法学接续研究，最终回归中国法的现代脚本之列。

    二、蹉跎岁月法学家侧影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法学无独立的学科地位。岁月磋跄，心灵深处那份对法治理念的坚守支撑着法学家们，他们不沉沦而有所为。

    （一）法律实践非常重要

    宪法学家许崇德：1953年夏，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前，搞第一次普选试点工作。按照选举制度，全国人大代表从下面一级一级选上来。所以，首先须进行基层选举。基层选举是普选、直接选举。那时颁布了《选举法》，邓小平同志做《选举法》的起草报告。我参加了宣传《选举法》、贯彻选举政策的工作。当时任务很明确。为实行普选建立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县人大，县人大选举省人大，省人大再选举全国人大。第一次普选中央派一批人组成工作组赴山东泰安、广饶两县试点。那时，百姓文盲多，选举大会是举手选举而不是秘密投票。选举周期较长，普选一期两个月。在登记选民环节，从给妇女起名，到给农民宣讲选举是什么？政策如何？《选举法》的内容是什么？我经历了普选的全过程。

    1954年春，我到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毛泽东是主席，田家英是副秘书长）工作，分到资料组，主要工作是收集国外各国的宪法，编辑宪法专业名词解释供领导人参考。宪法草案出台，交全民讨论，历时三个月，各省人民讨论的材料送交宪法起草委员会。我们先对原始材料进行分类，最后编成了16本讨论意见集。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我转到人大工作。我亲历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感悟到法律实践很重要。[s]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

    法理学家孙国华：新中国成立前，在国统区讲授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法学家有：何思敬（1%一1968)（在中山大学），李达（1890一1966)（在武汉大学）。在“反右”期间，马克思主义法学也不是不发展。八大政治报告后，董老（董必武，前清秀才，留学日本）发言，要求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提出人民民主法制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要做到“依法办事”就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实际上就是要搞“法治”。鉴于此，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自编《国家与法权理论》教材，将董老的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专门提出来，并且又补了一句“违法必究”。所以，“违法必究”在中国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在那个时期最早提出的。可惜那教材没有派上用场，“反右”开始了。(6]

    （三）无声的积累

    环境法学家马骤聪：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成立。幸运的是，它没有遭并撤，一直被保留下来了。当然，“文革”前仅有的独立成果是张有渔所长的《法学基本知识讲话》、《宪法基本知识讲话》。那时写文章限制很多，行文须谨慎，著作的篇幅不能长。60年代初，接受中央主管政法的领导指示，编译《外国法学研究资料》（“文革”时期中断），主要译介苏联、东欧的法学，还翻译了苏联法学名著《国家与法的理论》。1972年从“干校”回来，重新恢复编译外国法资料工作，出版（外国法学动态》（后改为《外国法译丛》），逐步接触到国外环境资源保护的知识信息。这些都成为改革开放后我致力于环境保护法律研究宝贵的资源。

    （四）歪打正着

    法律史学家王召棠：1958年华东政法学院停办后，华

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经济和历史所几部分合并，成立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设法政研究所，我们法制史教师主要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当时按领导指示，为抢救古代法学遗产，聘请古籍专长的唐律专家李良、历代刑法志专家高其迈。我和叶孝信拜其为师，共同完成了《唐律疏议注释》和《历代刑法志注释》，张企泰依据拉丁文翻译《罗马法》，叶孝信主持（中国国家与法权史资料汇编》三卷本，以及（辞海》条目200个。1972年上海社科院合并到复旦大学，我到国际政治系讲授法国政治，编著了《法国政府机构》，1978年后我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是法国政府方向的。(7)

    （五）提议起草民法典

    民法学家王家福：1978年以后，依法治国提升为国策，是否起草民法典？伴随改革开放，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民法地位日益凸现。《中国法学家访谈录》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有同志写信给中央，信中建议不要制定民法典。胡乔木同志将信转交我们法学所讨论，要求我们研究一下信中的意见是否正确？我们立即组织了研讨，一致认为信中的意见不正确，并写信给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制定民法典。该报告被中央采纳，并成立了以杨秀峰（1897一1983）同志③为组长、陶希晋(1908一1992)同志④为副组长的民法起草组（当时孙亚明所长也参加了领导工作），全国优秀学者共同参加民法典第三次起草工作开始。’，〔．〕

    80年代初期，“当时我们已经进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但计划经济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加之我组织翻译的苏联法学家拉普捷夫的《经济法总论》在中国法学界产生的效应，法学界对民法和经济法地位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论战主要涉及传统民商法的地位是否牢固，经济法是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等。"(9)

    这场论战几近白热化，最后由政治家定调。1984年、1985年，民法草案出台第四稿，在讨论时出现大民法典还是小民法典的激辩。民法、经济法两边学者各不相让。有人主张民法就是解决民事关系、婚姻和继承关系的，不包括经济关系。还有人疑惑搞不搞民法典？民法典到底成熟不成熟？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确定了两个基调：第一，要搞一个统一的民法，不搞经济法，民法和经济法不是双轨，不是一边搞民法典，一边搞经济法典；暂时不搞民法典，先搞通则。基调制止了民法、经济法的论争。最后，民法通则起草领导小组选了四位专家，除我和江平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伶柔（1921一1990)，北京大学魏振该。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1o)

   通观《中国法学家访谈录》人选的法学家，分1935年之前出生的、1936至1948年出生的、1949至1960年出生的、1960年以后出生的四类。法学家侧影仅仅是这个群体里个别法学家法律人生的点滴与片段，对于老法学家而言，这样的法律经历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们都曾是磋陀岁月的亲历者。没有法治的年代，尚存法治的信念与无言的

追求，这需要的绝不单是勇气与胆量，而是刻骨铭心的国家大爱与崇尚正义的无限情怀。

    三、期待的法学教育

    访谈录第一卷，采访的法学家均出生于1935年之前，他们在民国时期接受了系统的法学教育，有些毕业于东吴法学院或朝阳法学院。世事沧桑，求学的那段往事成为他们心中的一隅绿地。

    （一）南东吴北朝阳

    1901）年的苏州，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传教士创办了东吴大学，创办伊始并无法科。1915年，政治学教授、美籍律师查尔斯·兰金（Charles W．Rankin）在上海虹口建法学院（The Soochou University Law School），聘请租界的律师和法官义务教授法律，同时又获得美国驻华法院（会审公解）法官、罗马法与比较法学家罗炳吉（CharlesLobingier，1866一1956）的帮助。(u］学院实行“双轨制”，既讲授中国法，又讲授外国法，尤其重视英美法教育。教员除外国法官、律师外，也有中国法律界的名流，如曾任司法部长的王宠惠(1881一1958),董康 (1867一1947）均兼任教授，吴经熊任院长。教学内容偏重比较法，很多课都直接用英文，素有中华比较法律学院之美誉（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

    私立朝阳大学（亦名朝阳法学院）建于民国元年 (1911年）。当年，汪有龄（1876一？）、江庸（1878）等人为落实办学计划奔走各方，黄群（1883－),赛念意（1876一1930)两人赞助，法学会会员亦捐资相助。学院以研究法学为重心，首任校长共推汪有龄，选址于北京朝阳门海运仓，故而得名，并象征着“一代青年如旭日东升的朝气”。(}z)0“南东吴北朝阳”或“无朝不成院”，形象地说明了两所法科大学的地位，它们是旧中国法律家的摇篮，堪称民国法学教育的两盏明灯。

    （二）中国法学教育百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从20世纪50年代模仿苏联法学教育模式，“文革”时期开展政策教育，到改革开放、法治国策确立，至今已有30余年，法律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前后整整一个甲子的历程。可谓洗净铅华、无限清丽。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苏联模式的代表。50年代法学课程有：国家与法权理论、国家与法权历史、国家法（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6个学科，外加刑事政策、民事政策教育。“文革”期间法学教育被政策取代。今天，中国法学教育已推广普及13门主干课，包括法理、宪法、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民法、商法、民诉、中国法制史、经济法、环境法、国际法、国际私法等。虽然，如今法律学科体系基本健全，但是，仍存有法学教育断层带来的隐性问题，法学与文史哲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完善法律学科体系、拓展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法学家翘首期盼的。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始于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教授培养西文翻译的同文馆。从1867年12月，同文馆聘请丁题良（W. A. P. Martin, 1827一1916)开设国际法，到1895年北洋大学法律科，开设法律通论、罗马律例、英国合同法、英国罪犯律、万国公法、商务律例等，(l3〕再到清末“新政”时期（1901一1911)，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伍廷芳（1842一1922)、沈家本（1840－）奏请皇上在京师开设法律学堂，〔”此后各地纷纷建立法律学堂，即便是地处偏远的甘肃，1909年也建立了法政学堂（兰州大学前身）。法律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经济通论、国法学、罗马法、刑法、民法、宪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公法、诉讼实习、行政法、监狱法、大清公司律、国际私法、财经通论、大清破产律。(Is〕清末的法学教育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高潮。

    与清末法学教育相得益彰，国家的立法成绩斐然。按《大清光绪新法令》和《大清宣统新法令》〔’‘〕的统计，截至1911年闰六月，钦定法律法规达200(〕件，涉及宪政、外交、官制、任用、民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旗务、落务、统计报告、官报、会议等类别。这些分门别类的立法把中国古代正统的、律例体系的法，与西方法治理念引进后的近代法截然分开，实现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开中国法治国家之先声。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清王朝已成旧制。民国政权确立伊始，即发布大总统令：除与当今国体不符之法令外，前清法律一律继续有效。〔”〕政权更替之时，民国政权以发布总统令来稳定社会，在国家治理方式上没有突破中华法统而一切重新开始，试图以法律稳定缓和改旗易帜后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仅就法律教育而言，民国与清末一脉相袭，而且民国时期法学教育有大发展。

    如.1927年，教会背景的东吴大学按照南京政府要求华人担任校长的规定，校董事会推举盛振为（1900）担任T第一位华人教务长，吴经熊（ 1899一1986)担任法学院院长，顺利完成了外国人办学的华人化。1922年．以“将外国法的原理介绍给中国，并使外国了解中国法原理”为宗旨，东吴创办了中英双语刊物《法学季刊》(1930年中文刊名为（法学杂志》）。东吴法学院培养了大批法官、律师和法律教师，1946年毕业生达1 200多名。国际法院大法官李浩培（1906一1997)、倪征噢(1906－)早年均就读于东吴法学院，他们都是新中国杰出的国际法大家。

    同样，1923年朝阳法学院同学会也创办了连续刊物（法律评论》（周刊），成为当时著名的法律期刊。1938年，因抗战迁往成都，1941年又到重庆。即便在战争中朝阳法学院坚持办学，学生达200(）人。与东吴法学院不同，朝阳在学术风格上注重大陆法传统，法典教育尤为突出，“当时不少同学熟悉《六法全书》，有的同学甚至能倒背如流”。('e) 19460年，战争结束学院转回北京，1949年新中国改朝阳法学院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又并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朝阳法学院使命告终。

    除法律教育外，民国法律书籍出版繁荣。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法学类）、法政丛书、实用法律丛书、新时代法学丛书等专书。吴经熊作序，东吴毕业生郑兢毅编著的《法律大辞书》（上下及补篇），⑤释义简明，法律分类齐全，兼顾理论法学与部门法学，仅就编篆水准而言，今天的法律工具书也望尘莫及。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创办自己的法律教育，的确是摆在国家领导人面前的难题。1949年5月，国家在朝阳法学院的基础上办了中国政法大学，任命华北人民司法部长谢觉哉(1884一1971）为校长，毛主席为学校题写校牌，开学当天朱德（1886一1976)、董必武（1886一1975）等高级领导人到场讲话。1950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大学法律系均撤销，只保留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和中央政法干校。

    1978年以后，法治国家被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和中国政法大学（1984年前为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等法律院校恢复了勃勃生机。改革开放初期，法学家大胆提出增加涉及西方国家、国外法律的课程，并要求定为选修课。江平回忆：民法专业开设罗马法（在我留苏时，莫斯科大学开罗马法，学拉丁文）和西方国家民商法。这些课由我开，可没有教材，我就从苏联带回的一些书或老书里整理出讲稿。庆幸的是，这时外国法作为知识介绍给学生无须再加上‘批判”二字了。(191学术自由，让学者轻松上阵，干劲倍增。

    改革开放30年，已是今非昔比。今天仍然活跃在法学教育战线上的法学家，如从东吴走出的播汉典、从朝阳走出的孙国华、从莫斯科大学走出的王家福、江平等。他们有民国时（留苏时）法学教育扎实的功底，有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砺，治学严谨、敢于担当，虽逾古稀依然自强不息，言传身教，忙碌于法学教育与法治战略的研究中，他们对当代中国法学有深刻思考。

    （三）反思

    法的和谐价值。过去，我们在法学观上有些简单否定，现在有些简单拿来、简单肯定。法律学术应有总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丢。我主张按照以前苏联专家的意见，搞法理的人既要搞法律基本理论，又要搞一门部门法学作为第二专业。现在西方都在讲“社会本位”，为什么还要重提那些与“个人本位”相应的“权利本位”？应当重视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但也不能把个人权利绝对化而不顾社会利益、社会责任。我认为法律最适合在和平条件下解决矛盾，是调解矛盾的一种手段和方法，鉴于此，我思考和谐社会呼唤“和”的法哲学、法的和谐价值等问题。〔侧通史向部门法律专史转变。对于有的政法院校有意压缩法制史课时，应如何看待法律史学科的未来？“法制史学科存与废，那是无稽之谈，间题是我们现在的中外法制史研究目的、内容、体系的组织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不是一两个专家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有计划地专题讨论”。(410〕要解决通史研究简单宏大而资料不够详实，学科体系30年不变，不讲求及时吸收史学研究，特别是专门史研究的新资料来研究法律史间题；法律专门史空白多，有待拓展研究。要更新学术研究方法，特别要大力倡导实证法，用新史料，用足史料，小心求证，而不是笼统演绎。

    立足本土法学。尽管，法学教育显性繁荣，法学书籍品类繁多，但是，“中国法学受西化影响，有很多文章我读不佳，作者随意创造名词。因为都是从国外的一些书上看来的，中国没有相对应的词，所以，就编造了很多生僻、奇怪的词。op (22)简单化地拿来后患无穷。搞法学万万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加强。

    期待法学总体提升。法学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法学离未来中国政治民主期待的理论基础尚有相当距离，要求精研、强调成果质量。(23)“法律学生也好，法律著作也好，都是过滥、缺乏精品。法律精品，律师中的精品，法学著作精品，法律学者中的精品，在国际上真的拿得出去的应该说相当之少。,,(24)这都是中国法学发展中的问题，也是法学家们优患所在。

   注释：

   1932年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1936年担任“救国会七君子案”首席辩护律师，1944年与黄炎培(1878一1965)创  办（宪政）月刊并任主编，1949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  教授。参与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②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③前教育部长。20世纪50年代法制局局长。

⑤此书由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

参考文献：

(1〕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第一、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3) (4) (5) (6) (7) (8) (9)〔 10) (19) (20) (21) (22) (23) (24〕何勤华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   录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7,   116, 88, 120, 101，34, 49, 49, 113, 112, 103, 36, 124, 125，115.

〔川(12) (13) (14) (15) (19〕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杜，2001: 237   246, 254, 190, 190, 253.

(16〕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篆．何勤华等点校．大清新法令，点校本（1901-1911）(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7〕钱端升等．民国政治史【M)．上海：上海书店，1946: 54.

     作者简介：王兰萍(1963一），女，陕西华县人，法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审。                   

《中国监狱学刊》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