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位于德国汉堡的布洛赫姆沃斯造船厂（Blohm Voss shipyard）旗帜招展，这里即将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祝贺训练舰霍斯特·威塞尔号（Horst Wessel）下水。 

这艘船是为了纪念六年前被暗杀的纳粹活动家而命名的。在戈培尔的精心策划下，这位23岁的纳粹冲锋队员被包装成德意志民族的英雄。 

“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亲自莅临下水仪式。巨大的轮船斜侧进入水中的那一刹，全场响起纳粹党歌《旗帜高扬》（Die Fahne Hoch）的旋律——这首在二战后被全世界禁止播放歌曲的词作者，正是霍斯特·威塞尔。 

与此同时，码头边上千号工人和士兵，齐刷刷地高抬右臂45度，手指并拢向前，同时高呼“元首万岁”（Heil, mein Führer!）。这是一个标准的德意志礼（der Deutscher Grueszlig），表示对纳粹党党魁的无限崇拜、绝对服从。 

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在那片整齐举起的右臂丛林中，居然有一个人，双手抱胸。脸上充满不屑。如果不仔细看，你或许不会注意这个太过特立独行的人，但是，一旦你发现了他，就会震惊：敢于在希特勒的注视下不举起手臂，需要怎样的勇气？

 

02 

希特勒的随行记者在拍摄了这张照片后，它就被塞入档案袋中。照片中那个不曾敬礼的男人的命运，跟他的名字一道，也渐渐被历史的尘埃覆盖。 

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1991年，一位二战史学者无意中在档案里发现了这张照片里的细节。他震惊于这个男人的“壮举”，把照片投给了《时代周报》（Die Zeit）。 

很快的，消息传来，54岁的艾琳·埃克勒（Irene Eckler）认出了照片中的男人，正是自己的父亲奥古斯特·兰德梅塞（August Landmesser，1910-1944），一位前纳粹党员。 

在艾琳的描述下，兰德梅塞的一生，在历史的迷雾中渐渐清晰起来。

 1931年，兰德梅塞就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纳粹。在过去几年里，这个德国小资产阶级青年，目睹了席卷全世界的大萧条和一战以后的制裁带给德国中下层民众的灾难，他加入纳粹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贴补家用。

 两年以后，兰德梅塞发现，他所在的这个组织，已经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和唯一执政党。几乎与此同时，他的命运开始发生不可改变的转折。

03

 就在这一年，在遇到了比他大一岁的姑娘欧玛·埃克勒（Irma Eckler）后，兰德梅塞不可救药地陷入了爱河。

 不幸的是，这个姑娘是犹太人。

 从1933年开始，伴随着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步加剧。因为与犹太女子订婚，兰德梅塞被从纳粹党员的名册中剔除。

 在爱情和“前途”之间，兰德梅塞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前者，他无视开除出党的惩罚，义无反顾的和欧玛前往汉堡申请结婚。

 厄运之神再次降临这对年轻人的身上：就在12天之前，纳粹德国当局颁布了“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Code），严禁有德国血统者与犹太人结婚或发生性行为。

 之后，时间之流就到了文章开头那个历史性的一天——1936年6月13日。兰德梅塞选择用“不敬礼”的方式，无声表达着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最大抗议。

 

04 

一年以后，忍无可忍的兰德梅塞，筹划和家人一起从纳粹德国逃到丹麦。就在快要到达边境的时候，党卫军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因为“玷污日耳曼种族”，兰德梅塞被投入监狱。 

一年后，当局释放了兰德梅塞，同时警告他不许跟欧玛再有任何联系。已经怀孕的欧玛则被秘密警察送去了奥拉宁堡（Oranienburg）集中营，在那里生下了女儿艾琳。 

从没想过放弃家人的兰德梅塞，在1938年的一次营救行动中被逮捕，随后被送往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的集中营。 

这一年11月，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授意下，柏林发生针对犹太民族的“砸玻璃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德奥地区的反犹形势急剧恶化。再次被捕之后，兰德梅塞再也没有能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旺湖会议”（Wannsee Konferenz）在柏林西南部的一间幽静的别墅里召开，彻底灭绝犹太人的行动基调由此确定。几个月后，欧玛被送进贝恩堡（Bernburg）集中营，在那里，和她一起被毒气杀害的，还有其他14000名“集中营废物”。 

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兰德梅塞也被编入了由反纳粹分子、民事犯、叛逃者以及失去公民权的人士所组成的炮灰部队，在机枪和大炮的威逼下走上了战场。 

1944年2月9日，兰德梅塞在克罗地亚战死，具体原因和地点不详。

 

05

 兰德梅塞只活了34岁，终其一生，他没有任何“英勇事迹”，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产——除了那张“不敬礼”的照片。

 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动作，究竟有多了不起？

 在兰德梅塞去世前整整五十年，法国贵族勒庞（Gustave Le Bon）震惊于大革命期间法国人的以“革命”为名的暴虐、嗜血，写下了社会心理学史上不朽的著作《乌合之众》。 

在勒庞看来，陷入人群中的个体，从庞大的群体中，感觉到某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往往会完全丧失平常具有的理性的心态、平和的人格，屈从那个操纵者一切的暗示和权威，像被催眠了一样成为凶暴而无脑的怪兽。

 由于群体是匿名的，每个人都无需承担责任，内心或许仅有的那一点责任感，在庞大的人群中，也消失的无影无踪——当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该有责任。

 

06 

1934年，第三帝国最著名的的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电影《意志的胜利》中，用镜头记录了纽伦堡帝国会议期间盛大的阅兵仪式。

 当你听到希特勒极富煽动性的讲演：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阿道夫.希特勒，也会像本杰明.马丁那样，举着属于我们德意志的大旗冲在最前方！哪怕是战死，我也会微笑着进入天堂！我会见到那些德意志的荣耀的祖先们，我可以昂着头颅走到伟大的腓特烈大帝跟前，我可以骄傲地对他说：我，你的子孙，没有给你丢脸，我为伟大的德意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你想象着自己身处游行的人群中：整齐的队伍，“团结的力量”，“钢铁的意志”，对领袖“绝对崇拜”与“无限忠诚”时；

 当你知道，直到半个世纪后，加州大学的电影学教授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理由是：“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我的学生如果把片子看完，会变成真正的纳粹”时；

 你就会明白，在如此巨大的群体压力与政治逼害之下，兰德梅塞一个不敬礼的小小动作，包含着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内心力量。这一张普通的照片，证明了人性永恒的光辉。